专家估算了一下,目前在47个国家的2000多个博物馆中,中国流失的文物大约有167万件。在全球,中国至少有数百万件文物流落异域。有的是战争时期掠夺来的,有的是外国探险家以科学考察的名义窃取的,有的是盗墓贼或文物贩子走私出去的。

　　中国文物流失是在鸦片战争后随着列强侵略的魔爪伸向中国后开始的。1860年10月18日,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是中国文物史上最大的劫难。圆明园自康熙以来历代帝王庋藏的纯金、镀银、玉雕、铜铸佛像达10万尊以上。法国文豪雨果说过:“即使把我国所有圣母院的全部宝物加在一起,也不能同这个规模宏大而富丽堂皇的东方博物馆媲美。”但是,这座艺术宝库被彻底洗劫一空,大量稀世之宝,包括《永乐大典》和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最早募本等都散失殆尽。

　　目前,在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中国文物总数多达23万余件,珍品如山。其中我国古画有数百件之多。被八国联军从圆明园掠走的《永乐大典》、《女史箴图》、中国波罗蜜佛经最早版本和“考察队”窃取的敦煌画卷就收藏于此。这里的中国馆是1990年香港商人何鸿卿爵士捐助200万英镑(约2700多万人民币)改建的,改建的目的是便于对文物进行保护和展览。大英博物馆一向被认作是在中国之外藏有最多最好的中国文物的博物馆。事实上,大英博物馆某些类别的收藏还要优于中国,例如敦煌画卷与经卷(经卷现已随大英图书馆一起搬出)。

　　大英博物馆的文物除少数为爱好者捐赠外,绝大部分为大英帝国全盛时期大肆掠夺而来。近年许多国家纷纷向英国政府交涉,希望能够取回属于他们的展品。希腊为争取古代巴特农神庙埃尔金大理石雕的归还,至今仍在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流失到日本的中国文物数量也非常大,且品种丰富。日本1000多座公私博物馆几乎都收藏有中国文物,数量大概在数十万件。法国枫丹白露宫中的中国馆收藏了中国历代名画、金玉首饰、瓷器、香炉、编钟、宝石和金银器等3万多件。巴黎卢浮宫国立博物馆分馆——吉美博物馆藏品的一半以上都是中国文物,达3万多件。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是以收藏中国文物为主的博物馆。其中陶瓷部有2000多件,始于新石器时代,迄于清。玉器部有1200多件,为世界上收藏中国玉器最丰富的博物馆。青铜器部约有800件。

　　就地方志和古籍而言,美国最多,美国国会图书馆就有4000多种地方志;全美有古籍善本3000多种,家谱2000多种。就甲骨片而言,日本是收藏最多的国家,在我国流失海外的近3万片甲骨片中,日本有近13万片。就敦煌宝藏而言,而今敦煌遗书在我国国内仅存2万件,仅占3成,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有6000件;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亚洲民族研究所12万件。

　　面对如此多的中国古代艺术瑰宝,我们在为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杰出创造力感到自豪的同时,也为如此众多的无价之宝流落海外而感到痛惜和惭愧。

　　文物走私猖獗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非法文物交易价格不断攀升,仅次于毒品和军火走私的巨额利润,导致全球性文物犯罪活动日益猖獗。据国家文物局提供的资料,河南、山西、陕西等文物大省,群众性的盗墓挖坟以及贩卖文物之风屡禁不绝,甚至在一些地方形成行业。青海某地在短短几个月时间被毁古墓1000余座,5000多件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珍品被哄抢一空。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发生在全国各地的盗挖古墓案有10万余起,被毁古墓20余万座。在英国倒卖中国文物的犯罪嫌疑人住宅里,挂着一张中国地图,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地点被标注出来,形同“作战地图”。这些唯利是图的文物贩子们是中国文物流离失所的源头,也是屡禁不止的文物犯罪的祸首。据海关总署统计,1991～2000年,全国海关缉获走私文物10多万件。1997年5月,天津海关查获一起用集装箱偷运文物案,集装箱内共有文物5000余件。2003年8月,深圳海关对外宣布,该关成功破获一起走私国家珍贵古生物化石的走私团伙,截获国家一级文物等国家限制出口文物共计2165件。这一案件是建国以来海关系统查获的最大一宗古生物走私案件。这批走私化石数量之多,级别之高,品种之全,国内罕见。

　　因管理不善或监守自盗而造成的文物流失,已成为中国文物走私市场仅次于古墓盗掘的第二大来源。2003年6月18日,在因坐拥避暑山庄而久负盛名的河北承德,共有158件文物被从门禁森严的文物仓库中盗出,其中数件为堪称中国国宝的国家一级保护文物,其余为国家二级或三级保护文物。案件所涉文物数量多,品级高,业内人士认为,这很可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博界第一大案。2003年10月9日,江西省景德镇陶瓷历史博物馆管理文物的办公室副主任陈迪宽,因涉嫌贪污文物被当地检察机关逮捕,之后又有两名工作人员被刑事拘留。这个馆5000多件文物不翼而飞,也没有报案,主管部门也未作深究。2003年11月27日晚,央视《焦点访谈》“访谈”了江西省景德镇陶瓷历史博物馆,一个经营了近20年的博物馆连一个完整的账目都拿不出来,出现文物大量流失的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此之前,也报道过故宫字号文物被盗流失的事,流失的原因也是难敌“家贼”。

　　长期以来,资金和人手不足是中国文物博物馆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中国客流量最大的上海博物馆,每年2000万元的门票收入仍不足以使其自足。有的博物馆则因为新文物的出土,不得不在既无人员补充又无资金注入的情况下,背上看守墓葬的沉重负担。近几年来,全国诸如周口店遗址这样的国宝级文化遗产,由于缺乏维护、保护资金,都纷纷陷入了困境。文物保护经费的巨大缺口在全国已是一个普遍现象。目前国内许多开放的文物保护单位都多少有些收入,有的单位如秦俑博物馆等的门票收入都过亿元。这些收入大部分上缴当地政府,上缴的部分返还给文物部门很困难,实际上很难做到专款专用。

　　海底“沉宝”“守业”难

　　2004年3月1日,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市的佳士得公司拍卖大厅,有1700余件精美的中国瓷器被同时拍卖。这些产自明朝万历年间的漳州瓷器是越南渔民几年前在南海的一艘中国古沉船上发现的。如此大量的中国海底文物在境外被批量拍卖已经不是头一遭。中国南海的古沉船应该超过2000艘。由于船的装载量大,因此在文物市场上形成了“一艘船十个墓”的说法。通常一艘普通中型商船就能装载10万件以上的瓷器。

　　关于海底沉宝的归属问题,根据国家文物局制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对于遗存于中国领海内以及依照中国法律由中国管辖的其他海域内的文物,无论其起源于中国或起源于外国,均属中国所有。为了获得中国文物并逃过法律制裁,海上盗宝者们使出了各种招数。比如探宝者在获得菲律宾国家博物馆的许可证后就可进行海底打捞工作,只须按协议与其共同分享打捞上来的宝物即可。但是有些探宝者利用这些国家的许可证作幌子秘密在中国海域进行打捞。外国盗宝者们将其打捞沉船的经纬度作为最高机密,从不对外公布,使外界无法找到其违法的证据。国际公约中有“无人认领的沉船允许拍卖”的规定,于是他们钻国际法的空子,将从中国海域打捞上来的文物藏匿一段时间,等过了法律规定的确认期限,再将其堂而皇之地送往拍卖行拍卖。

　　由于受到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制约,中国目前还无法对南海海域的中国沉船进行保护性打捞。尽管沉船数量很多,但是由于分布在浩瀚的大洋中,水下打捞无异于一场巨额赌博。打捞一艘比较深的沉船动辄需要几千万元。中国曾经组织过一次对一艘日本近代沉船“阿波丸”的大规模打捞工程,结果前期开支预算就高达1�2亿元。

　　海底沉船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其装载的文物值钱与否,人文价值才是最重要的。近年来,中国海底文物严重流失的现象已经引起了中国有关部门的注意,目前中国正在着手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以采取更有效的措施遏制这一现象。

　　文物回归不惜血本

　　我国的综合实力与日俱增,人民生活开始步入小康,许多流失海外的珍贵文物陆续回归。这原本是自己的东西,拿回来却花了大量血本。2003年9月,香港信德集团董事局主席何鸿斥资700万元,以物业发展项目名义,购入圆明园乾隆御制錾花铜猪首并将其赠送保利艺术博物馆。2003年4月,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的书法国宝《淳化阁帖》最善本四卷被上海博物馆以450万美元从美国收藏家手中购回。据说这还是占了大便宜,此前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比利时的博物馆、日本的藏家以及中国的一些拍卖行等都想要这一阁帖,出价均不低于这个数,日本人开的价是1100万美元。这四卷《淳化阁帖》在上个世纪40年代曾经在上海出现过,后来就流出国门。20世纪80年代,在香港的一次艺术品拍卖会上,为美籍犹太人安思远以30万美元拍下。

　　2002年12月6日,散轶多年的北宋大书法家米芾的行书《研山铭》被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从海外征集回国。国家文物局依据文物保护法有关规定,指定《研山铭》采取定向拍卖方式,在12月6日拍卖会上,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依法参加竞买,最终以2999万元购回《研山铭》,并由该中心代接代管,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存放保护。这是国家设立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后收购的第一件珍品。故宫近几年在文物拍卖市场已经展示好几次大手笔了:1800万元收购张先《十咏图》、400多万元收购清石涛《高呼与可图卷》、600余万元收购沈周的《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2200万元收购《出师颂》。

　　近年来,国内各大拍卖公司的拍品中有30%左右为海外回流品。看到国人为购回国宝而奔忙不止,并且时有所获,我们在庆幸之余,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如果按照这些价格,数以千万计的大量流失文物,今后又将如何收回。一件件以巨款赎购根本就不现实。正因为经费短缺问题,不少国宝我们眼睁睁看着让人家买走,我们出不起那么大的价钱。2003年7月12日,康熙御用传世玉玺被海外神秘人士以600万元拍去。华辰公司在征集2003年春拍物品时,从一位海外收藏家手中征集到了这件国宝。这枚玉玺被称为“康熙御笔之宝”,仅印面就有9�5厘米见方,是康熙年号玉玺中尺寸、体积最大的一枚,在当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遗失海外。康熙共有120方印章,大部分在这次国难中流失。玉玺这种文物本身所具有的综合收藏价值不同于一般文物,它拥有较高的历史价值、政治价值、学术价值以及艺术价值。

　　从2002年开始,国家财政第一次设立了“国家文物征集专项经费”,一般安排5000万元。只能有所选择,“买回一件算一件”,以“填补文物空白”为要。大部分只能眼睁睁看着被人家买走。乾隆的《大阅图》有三件,第一件在故宫。前些时候第二件拿出来拍卖,故宫曾想以500万元收购,但人家的底价已是800万元,最后拍到了2000多万元。《康熙南巡图》一共12卷,故宫有几卷,卖方的开价高也没有买。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故宫的心理价位是1000万元,当叫到2300万元的时候,都不敢举手了,只好看着国外买家拿下了,后来进了美国的博物馆,估计永远不会再出来了。

　　立法保护有待加强

　　对非法出境的文物,世界各国少有重金赎回的先例。普遍的做法是依据法律和道义的原则,锲而不舍地竭力追索。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甚至不惜采用强硬的外交手段。2003年6月17日,美国向中国归还了6件走私文物,这是中国通过法律程序追索文物取得的一项成果。2000年3月,我国墓葬文物武士浮雕像出现在纽约克里斯蒂拍卖行,在中美两国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成功阻止拍卖,最终得以按照司法程序将这件文物没收为国家财产,并无偿归还给中国政府。武士浮雕像的胜利追索,开创了中美两国政府共同合作,打击非法出口文化财产,返还被盗文物的先河。追寻文物还有一个重要途径就是依靠国际刑警组织,协助各国追回被盗文物。我们现在追寻文物的主要法理依据是《国际流失文物返还公约》。但有一个问题存在,返还文物至公约生效以后实行,不溯及以往。当然,国际公约也没有肯定以前的非法流失文物的合法性。

　　被帝国主义列强掠夺的文物无偿返回祖国,是中国政府面临的艰巨任务,也是中国人民的殷切企盼。国宝回归的前提是必须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按照国际公约,于情于理,无可辩驳的是属于中国人民的财富。若“不惜重金”赎回,确有损于中国人民的颜面和自尊,有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格。但2002年12月9日,大英博物馆、巴黎卢浮宫博物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18家欧美博物馆联合发表《关于环球博物馆的重要性和价值的声明》,表示反对将艺术品,包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中依靠掠夺等非正当手段获取的文物艺术品归还给原属国。这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相抵触。按照规定,任何因战争原因而被掠夺或丢失的文物都应该归还,没有任何时间限制。这里所说的“没有任何时间限制”,就是不论战争何时发生,可以在任何时候提出归还要求。中国政府多次声明,决不放弃追索被盗和非法出口的文物。

　　为了打击文物走私,中国对文物出境实行许可证制度。这是国际上普遍实行的一种文物出境管理制度,未经我国文物出境鉴定机构审核许可,以任何方式携运文物出境都是非法的,是走私文物出境,都要受到法律追究。我国在禁止非法发掘、禁止文物的非法交易和严厉打击文物走私方面也作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规定。这些规定如果能得到严格执行,文化遗产受破坏的情况就会有很大的改变。针对国际文物走私猖獗的现象,亚欧一些文化官员呼吁制订一部国际公约,打击文物走私,防止文化遗产流失。目前许多国家都有针对文物走私而制订的相关法律规定,但国际社会需要一部更为详尽可行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以确保人们不会掠夺其他国家的文化遗产,同时保证被掠夺的文化遗产能返还给其原属国。

第一次流失 《永乐大典》正本去向成谜 “大家都很沉痛，不知道如何解释眼前的情况，宫中的珍宝秘籍，怎么会被盗？ ” “后来，我仔细阅读了有关档案，认真梳理了整个事情的经过，原来这样令人吃惊的场面，在50多年前就曾经发生过。这是八国联军所为，根据有关档案的记载，有18箱《甘珠尔经》被割断锦缎，侵略者们盗去了护经板里的镀金佛光和七珍珠宝。” 那以后，向斯希望，能够结合他20多年来在故宫的研究发现，写一本关于宫廷书籍流失情况的书籍，让人们了解这些皇宫国宝和珍籍的流失情况。3年后，他向故宫博物院申请了这个研究课题。 “我把清宫珍籍流传宫外的情况作了系统的研究后，大致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次宫廷国宝、秘籍流失主要包括《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的流失。” 向斯说：“明朝《永乐大典》的修编可以说是一件空前绝后的文化盛事。”据有关史料记载，有约3000人参与纂修，前后历时三年，全书共22000多卷，修成后明成祖非常满意，亲自作序并赐名。 然而，自《永乐大典》问世以后，直到明朝末期，《永乐大典》正本的去向一直成为史学界和文化界的一个谜案。有专家认为，早在明朝末期《永乐大典》就不在人世了，有人说毁于大火，有人说随葬于帝陵，还有人干脆就认为是去向不明。向斯推测说，很有可能是在明朝亡时毁于战火。 另外，清朝末年，皇宫秘阁内的书籍管理松散，一些不良的儒臣起了贪婪之心，费尽心机偷窃宫中的秘本《永乐大典》。根据清末史料记载，翰林大臣文廷式等人，每天早晨进翰林院时特地让随从背个包袱，装自己的棉袄，晚上离开时把棉袄穿在身上，将秘阁内的《永乐大典》打成同样大的书籍带回自己家。后来一些不良的儒臣发现偷盗出来后居然无人过问，还开始公然倒卖。早就眼馋皇宫秘籍的洋人到处打听宫中流出的《永乐大典》，就这样大量《永乐大典》秘本流入洋人手中，带出中国。 第二次流失 八国联军抢劫文物无数 咸丰1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洗劫圆明园，也拿走了大量宫廷珍藏的《永乐大典》。40年后，八国联军再次入侵北京，储存在翰林院的《永乐大典》惨遭不测，几乎被毁，大部分秘籍葬身火海幸免于难的书籍则散落一地，有些士兵觉得这些书籍体积大，比较结实，干脆拿这些书籍当砖头，有的用作马槽，还有的用于工事或铺路。 根据有关记载，日本收藏中国皇宫秘本《永乐大典》多达55册，仅次于日本的是美国45册，英国38册，中国方面一直在全力收购这批流失宫外的皇宫秘籍，目前，中国共有《永乐大典》226册。 “在流出宫外的珍宝中，有相当一部分源于外国列强对中国的掠夺。其中，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对于中国文物的掠夺和毁损是最为严重的。” 1859年，英法共同研究对华作战计划，确定组建了两国联军2万人远征。在瓜分堆积如山的财宝时，英法联军最高统帅决定成立联合委员会，将所有战利品由双方军队瓜分。然而，行动开始后，一切都变样了，许多珍贵的物品不翼而飞。 于是，眼睛血红的官兵们开始变得野蛮而疯狂，一拨又一拨的抢劫者们眼睛放射着绿光，涌进富丽堂皇的宫殿，疯狂抢劫、纵火烧毁那些带不走的器物、字画和秘籍。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故宫再遭浩劫。圆明园究竟有多少国宝被抢劫而流失，至今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据统计，中国国宝级珍贵文物流失海外的，大约有160万余件，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被全世界的200多家博物馆作为最为珍贵的文物，甚至是镇馆之宝郑重收藏；分散在五湖四海私人手中的中国珍贵文物数量，实在无法统计，估计应该在1000万件以上；大约有数十万件的皇宫国宝流失宫外。” 向斯说，流失海外的中国古代名画，就有大约2万余件，中国古代最为珍贵的古画《女史箴图》就是其中之一。 “另外一次最为惨痛的流失是溥仪**国宝秘籍，这一次，几乎全都是由宫里选出的最精品的文物和书籍。”向斯十分痛心地说。清宣统三年，也就是1911年，末代皇帝溥仪在隆裕皇太后的监护下退位，按照民国政府给的清皇室《清室优待条件》，继续生活在紫禁城北部的后廷中，并沿用宣统年号，称为小朝廷，前后13年。但是退位后的溥仪不甘心失去江山社稷，一心想复兴大清帝国，重登皇帝宝座。 为了筹措经费，他以赏赐溥杰为名，把宫里最值钱的字画和古籍运出宫外，存到天津英租界的房子里。“走到东北，他和朝臣们没有吃的，就拿价值连城的字画和古董和当地农民换馒头和包子。” 向斯研究认为，溥仪认为古书是最为珍贵的宝物，他盗窃宫中古物珍宝的半年时间里，前40多天，盗窃的全部都是难以携带的书籍！然后通过赏赐溥杰的办法将这些国宝珍籍**出宫，他先后41次赏赐溥杰的昭仁殿珍本古玩210部，几乎全是宋本精品，大部分是无价之宝 第三次流失 溥仪盗古籍珍本出宫 “溥仪盗运古书出宫后，昭仁殿中绝大部分珍贵的宋元珍本都已流失宫外，留存在殿中的，仅有10部宋版书，15部元版书，这些秘籍也都是版本精良、书品较好的本子，但是比起被盗运出宫的那些珍本书籍，却又略逊一筹了。” 向斯介绍说，这些古书出宫后，都交给了溥仪的父亲前清摄政王载沣，他转交载涛，再秘密运到天津静园，变卖了几十件，最后全部运往东北，入藏伪满洲国皇宫藏书楼。日本投降后，就不知下文了。 “溥仪偷盗出宫的古玩珍宝秘籍到达东北后，藏于伪满洲国皇宫藏书楼，国民党占领长春后，接收了十三箱宋版书，并交给了国立长春大学图书馆，现在存于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其余的珍贵古书和珍品文物，一部分收回、收购、一部分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其他则流失各处。” 有中华第一神品之称的《清明上河图》，被溥仪皇帝带到东北后，也入藏伪满皇宫。1945年8月，溥仪被苏联红军俘虏，随身携带的字画珠宝也被收缴，其中就包括这幅《清明上河图》。但是，由于情况混乱，当时人们并没有在意这幅作品，只是随意扔在了机场，后来作为战利品上交，并陆续发现了两幅摹本。 1950年，这三件《清明上河图》拨交东北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1950年底，文化部组织专家清理东北遗留下的文化遗产，文化部研究院杨仁恺奉命清点、整理东北地区的战利品，在堆积如山的藏品中，欣喜若狂地发现了这幅《清明上河图》。 除了列强武力掠抢和宫内自盗外，还有一些珍籍国宝，由于战时被迫转移、内部的调整划拨和与国外的礼物交流而外流。 20世纪30年代，日寇入侵北京，故宫博物院被迫将大量精品文物装箱南迁。“从1932年秋天开始，故宫文物开始装箱。事实证明这是明智之举。”向斯说，这为后来的突发事件赢得了宝贵时间。 文物装箱可是一门专业的学问，一方面是文物古董、宝贝书籍如何装；另一方面是哪些国宝秘籍应该装。国宝文物的装箱有两大秘诀，一是紧，二是隔，当时，故宫三大馆都选派了有关方面的专家前来挑选国宝秘籍，他们的想法是，北京有可能沦为战场，应当尽量装最好的文物，尽量装满，增加件数而减少箱数。以至于吴玉璋先生装的铜器箱，后来在上海开箱检查把铜器搬出来核对后，怎么也装不下了。大家抱怨当时装箱人何必装这么多，却不知道这是装箱人的一片好心。 第四次流失 非常岁月国宝南迁 故宫博物院的国宝藏品中，凡是留存宫中的书画精品，都精选装箱，几乎网罗一空。宋元明历朝的精品瓷器共7000多件，也全部装箱，再加上宫中秘籍文献、珍玩精品，共计13000多箱文物全部南迁。 “由于当时北京人坚决反对国宝文物的南迁，起运日期确定为1933年2月5日深夜，皇城戒严，在中午就已装车的国宝文物，一车接一车，告别了他们从未离开的深宫，踏上南迁之路。辗转数千里，历时十余年，除了由于天气潮湿，受潮情况严重外，几乎所有的文物完好无损。有2972箱文物运往台湾，其中珍贵书籍近16万册，并于1965年建立台湾故宫博物院。1950年和1953年，大批故宫国宝秘籍又两次大规模从南京北迁。” 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说，部分外流国宝作为昔日的礼物交流，成了文化交流的见证。例如，美国国会图书馆就在1869年收到当时清廷书籍，这是应美国政府要求回赠的书籍，10种933册；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均曾获得过清政府的赠书。

人口减少是明朝灭亡的原因之一，但不是根本原因。

在明朝晚期，发生了一系列导致人口减少的事件，包括战争、自然灾害、瘟疫等。这些事件导致了明朝的经济萎靡、社会动荡，以及人口的大量流失。

然而，这些事件只是导致人口减少的外部因素，真正导致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政治制度的腐败和失效。明朝晚期，朝政腐败、官员贪污，导致了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社会动荡和民族矛盾的加剧。此外，还存在着内忧外患、经济萎靡、文化退步等问题，这些都是导致明朝灭亡的深层原因。

因此，人口减少只是明朝灭亡的表象之一，真正的原因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的问题。

在各种关于宋朝的影视剧中，对于宋朝关于的形象应该都不会陌生。宋朝统治时期，宋朝官员的脖子上都会佩戴白色的圆圈，让很多人很不理解。其实，这一物件叫做方心曲领。这也并不是宋朝原创的，早在隋唐时期，已经出现了方心曲领的原型。方心曲领一直使用到了明朝统治中期，直到嘉靖皇帝在位时期，才逐步废除。那么，方心曲领到底是如何形成的，明朝又为何会全面废除呢？今天，我们就聊聊方心曲领的故事。

首先，我们需要聊聊方心曲领出现的原因。认真的说，方心曲领是我国汉服文化的一部分，随着我国服饰的不断发展，服饰的样式也在进行细微的变化。在西汉中期开始，随着朝廷制度逐步完善，为了使官服更加平整，汉朝官服的衣领上，出现了一个圆形的护领，这就是曲领。也就是方心曲领的老祖宗，不过二者的差异还是非常大的。

按照汉朝《释衣服》的记载：“曲领在内，所以禁中衣领上横壅颈，其状曲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出现了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对峙的复杂情况，北方游牧文化开始融入中原体系，中原王朝的服饰出现了比较大的改变。例如隋唐时期的服饰风格，与秦汉时期的风格，存在明显的差异。到了隋唐时期，曲领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因为在这一时期，服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隋唐时期的服饰，开始出现圆领袍、U领衣等服饰，如何装饰颈部，显得更加庄严是很大的问题。

在隋唐时期的历史文献中，屡屡出现曲领的记载。按照《隋书》的记载：“百官朝服公服，皆执手板……朝服，冠、帻各一，绛纱单衣，白纱中单，皁领袖，皁襈，革带，曲领，方心，蔽膝，白笔、舄、袜，两绶，剑佩，簪导，钩灊，为具服。”在《新唐书》中，也有类似的记载：“玉、犀簪导，绛纱袍，朱裏红罗裳，……绛纱蔽膝，白罗方心曲领，白蔑，黑舄。”由此可见，隋唐时期已经出现方心曲领和方心的说法。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使用呢？其实，隋唐时期的方心曲领与宋朝的方心曲领完全是两回事。隋唐时期的方心曲领其实是在中衣的上边，叠加出半圆形的内衬，有点类似于现在的衬衫领。在唐朝统治的末期，出现了军阀混战和农民起义。各地区的藩镇相互进攻，出现了五代十国的复杂局面。由于战争才是主流，各地区的军阀们都没有精力太在乎服饰文化。公元960年，宋朝建立，并且在10多年的时间里，逐步统一了南方各国。

宋朝统一全国以后，开始恢复各方面的制度。在朝服礼仪上，出现了问题。因为按照唐朝遗留下来的典籍，七品以上官员上朝的时候，需要佩戴方心曲领，七品以下官员则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但是方心曲领究竟是什么样子，已经找不到现成的样式。在这样的情况下，宋朝根据文献的描述，加上自己的猜测，推出了宋朝版的方心曲领。宋朝的方心曲领在影视剧非常常见，一个白色的圈子戴在脖子上，白圈的下部则是四方形，真是货真价实的方心曲领。

其实，方心曲领并不是直接戴在脖子上的，方心曲领有两根绳子，系在官员的后颈。按照宋朝的规定，官员穿朝服和礼服、祭服的时候，必须佩戴方心曲领。穿常服、公服、吉服的时候，则可以不用佩戴。因此，在宋朝遗留下来的画像中，无论是宋朝皇帝还是各级官员，脖子上都有方心曲领。在唐宋时期，日本对中原王朝还非常敬仰。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的服饰中也出现了方心曲领。

万历皇帝执政后的38年，是明代持久繁荣的黄金时期。

在这38年中，虽然万历皇帝大部分时间都在“捉迷藏”的政策中度过，但部长们也结成集团，并被严厉扼杀，法院里有一篮子荒唐的东西，但毕竟他继承了张居正的改革。国民经济仍在快速发展。从繁荣的商品经济到“万历三大征战”的霸道武术，甚至是科技的蓬勃发展，一堆又一堆的东西支撑着子孙后代的骄傲。“万里中兴”时代就像明代武术大师金庸的“血腥麻烦”一样，他令人信服地称赞：“（万历年间）中国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富有的国家”。

但是，这就是让人感到不舒服的原因：为什么拥有“万里中兴”这样灿烂的明朝，却拥有如此“先进，富裕而强大”的家族企业，为什么它遵循了第48年的“萨尔浒战役”？万历战争的惨烈失败，国家突然跌落，各种自然和人为灾难受到打击，而明朝在此之前仍然是“中兴”，被彻底“粉碎”到了深渊。从繁荣到衰落，为什么“逆转”如此之快？

也许在《万历中兴》时代以下荒诞的现象可以给这个问题一些发人深省的答案，这些荒诞的现象在《黄煌年鉴》中没有得到很多记载。

奇怪的现象1：外贸发达，国库空了

在“万历中兴”年，万历皇帝总是“哭泣”。但是，如果到明朝的“外国商人”听到贫穷的呼声，他们一定会感到困惑：您的对外贸易如此发达，您怎么能还缺钱吗？

“万里中兴”的外贸财富有多惊人？根据西班牙的历史记录，菲律宾马尼拉向明朝进口了两百万比索的银币。加拿大经济学家弗兰克（Frank）估计，在万历时期，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白银被流失了。当时，欧洲商人也发出了令人羡慕的抱怨：“中国皇帝（万历）可以用白银建造宫殿。”

我得让万里听到。我不知道我的想法：我不需要钱来建造宫殿，所以你要我用银建造宫殿吗？

但是，这一幕很奇怪：不要看明朝的外贸赚了世界所有的钱，但是“万历中兴”年的明朝法院收不到多少钱。海港每年只有三万四万两白银。一方面，白银正在涌入，另一方面，大明的国库空无一物，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事情？政策体系的原因很多，但一个直接的原因是真实的：走私猖ramp。

与“嘉靖大乱”时期的走私活动相比，“万里中兴”时期的走私活动是“和平”的例行公事：官商勾结。《汇编》和《林经续注》，在当时外贸蓬勃发展的广州，诚实纳税的商人都被政府剥削。相反，那些走私船可以在“合法的”旗帜下赚钱。只要他们向政府支付足够的“保护费”即可。一艘走私的船至少赚取了两万两白银。所有其他款项均分配给各级官员。

在“万里中兴”后期，广州等黄金港口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合作与默契”腐败体系，为走私集团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护。齐平县直马县长也可以“从中获利”。“这简直就是躺下来数钱。明代广东和广西历任省长都赚了很多钱。仅在万历年间，广东和广西的省长何士金就通过这种“合作”行动在四年内赚了三四十万两千白银。无论朝代有多么富裕，它都无法忍受这种混蛋像这样！

但是这些飞蛾，不是“万里政局松懈”的结果吗？

奇怪现象：2：“精彩纪念馆”泛滥

在“万里缺政”最严重的年代，失踪的官员没有填补，因此六本书失踪了三本，六名仆人失踪了十个，县长和官吏失踪了九十四个，省酋长检察官有66名官员，各级几乎没有官员，现任官员由一个人担任几个职位很普遍，他们都忙吗？

自明太祖朱元hang时代以来，纪念馆的撰写就受到高度重视。明代官员撰写了纪念馆。最初对格式和样式有严格的要求，只能用几句话来说几句话，而且不要胡说八道。明初，一位素素太高的著名官员被殴打致死如果说朱元z在“万历中兴”时期看到明朝官员的纪念馆，恐怕他会在路上扛着几米长的剑：“这是另一件奇怪的事情”。万历中兴”时期是这个每天聚会的“精彩纪念馆”。

它多么“奇妙”，第一个著名的问题是它的气味又长又臭。在明代太祖皇帝统治期间，汝大苏的“赵大”纪念馆只有17,000个字，而且只有在“万里中兴”统治时期的儿科中。即使是微不足道的事情，成千上万的单词也是司空见惯的。稍大的事情，纪念馆更像是打开闸门。例如，在平定battle州战役之后，李华龙教练写道一口气60,000个单词。

它比冗长的字数还差，但内容并不重要。在“万历中兴”时期，明朝的大臣们写下了纪念馆，一场比赛，一场才艺，雄伟的划船手法派上了用场，各种这些经典著作的典故甚至更有说服力，其他人喜欢用不常见的词语，并且不会使读者昏迷不已（万里），但是这个纪念馆的主题是什么？例如，在侯宪春的《二十四论》中万历十九年的安边，几乎每一段都是双重或平行的。“写作技巧”已经相当成熟。云山雾没有很多可靠的方法。

这种风格是“万里中兴”时期“精彩纪念馆”的缩影。它的荒谬风格就像是同时发生的吐口水：“如果双臂说话并做好准备，您将徒手使用，言语和事物会变得陈词滥调”，这简直就是不可靠。

人们为什么这么费力又不可靠的事情在当时的官员中如此流行？人们是聪明的算盘：万历皇帝政治松懈，官员们的尸体也有素食，但必须时刻准备。据记载，这是一张“辛勤工作”的无花果叶，上面散布的云雾迷雾笼罩了几段，可以使自己享有声誉，这相当于合理和合法的懒惰。王朝的上梁不直，下梁弯曲，可以想象行政效率。

这种陷阱状态的影响与现代学者徐同新的打击一样强烈：“过去历代文学和官僚主义的不法行为，而这个国家受到士大夫的伤害，绝非智者。”确实，懒惰的政府以冠冕堂皇的名义，其后果往往与腐败有关。腐烂同样可怕。

怪现象三：城市繁华，无人能救

万里中兴”的亮点之一就是繁荣的城市经济。外国传教士所描述的苏州，广州，福州，杭州等明代城市引起了欧洲国家的关注。申星还叹了口气：在北京卖油，盐，酱和醋的小贩经常有数百万的身家，而且比他的“老头子”还富有。难道万历时期大明的所有地方都如此繁荣吗？万历四十四年，山东省诸城市县举人陈其友揭示了令人震惊的事实。

顺序如下：

1、朱元璋诛杀廖永忠。

简单来说，就是投靠自己时间越短的，就会越早被杀。朱元璋第一个杀掉的是廖永忠，理由是“僭用龙凤等违法之事”。

不过，这或许只是其中一部分，廖永忠曾经“窥探朕意”，在小明王韩林儿的事情上，廖永忠让朱元璋背了黑锅，所有人都以为是朱元璋指示廖永忠干掉小明王的，因此，这应该也是朱元璋处死廖永忠的一个原因。

2、胡惟庸案和蓝玉案。

之后就比较有名了，胡惟庸案以及蓝玉案。胡惟庸案中，宰相胡惟庸专政擅权，很多事情没有请示朱元璋，直接就办了，在朱元璋得知胡惟庸隐瞒不报占城来贡之后，勃然大怒，涉事官员相互推诿，更是让朱元璋恼火，下令彻查胡惟庸等人的罪行。

这件事情并没有因为胡惟庸的死而结束，前后延续数年，涉案被杀的人也越来越多，其中还有一直存在争议，究竟是否与胡惟庸有勾结的李善长。

蓝玉案。蓝玉军功赫赫，风头强劲，这让朱元璋很是不爽，而蓝玉也的确仗着自己的威望做了一些事情，朱元璋终于动了杀心，诛杀蓝玉，族诛三族，平时与蓝玉有些来往的人也都遭遇抄家的下场，前后因此而死的人竟有一万五千人之多。朱元璋借着这件事，将军权牢牢握在自己手里，彻底铲除了将权对皇权的潜在威胁。

3、韩国公李善长。

定远人，早年间加入朱元璋义军，“为参谋，预机画，主馈饷”。1370年李善长被封为韩国公，左丞相，位居功臣第一，朱元璋在制词将他比作萧何。之后李善长一度与刘伯温在朝中博弈，后推举胡惟庸任丞相。1390年朱元璋以“知逆谋不发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将77岁的李善长以及一家七十余人全部处死。

4、吉安侯陆仲亨

濠州人，17岁就加入了朱元璋义军。1370年陆仲亨被封为吉安侯。曾因事被降为指挥使，负责抓捕盗贼，但不久恢复爵位。朱元璋经常对人说“此(陆仲亨)我初起时腹心股肱也”。但1390年朱元璋惩治胡惟庸党时，陆仲亨的家奴举报他与唐胜宗、费聚、赵庸同谋，因而被处死。

5、延安侯唐胜宗

濠州人，18岁时就加入朱元璋的义军。1370年唐胜宗被封为延安侯，曾因“擅驰驿骑”，被夺爵，但不久又恢复。此后他又镇守辽东、巡视陕西，1390年坐胡惟庸党被处死。

6、宋国公冯胜。

定远人，初名国胜。早年间与兄长冯国用结寨自保，后归顺朱元璋。1370年冯胜被封为宋国公。朱元璋在诰词中称冯“胜兄弟亲同骨肉”。1393年蓝玉被杀当月，冯胜被召回京。两年之后(1395年)，冯胜被赐死。文献记载，“上召胜饮之，酒归而暴卒”。

7、颖国公傅友德。

砀山人，元未加入红巾军。傅友德先后在明玉珍、陈友谅麾下，但无所知名，后归顺朱元璋，遂得重用。1370年傅友德被封为颍川侯，此后他大放异彩，平巴蜀、征西塞、伐云南，功勋第一。1384年晋封为颍国公。1394年傅友德被赐死，据说他是在朱元璋面前当众自尽的。

之后有很多记载甚少的不做列举。

朱元璋是怎样的人：

看了上面这些，你是否认为，朱元璋实在是心狠手辣震惊历史的明初四大案中，胡惟庸与蓝玉案件是朱元璋大杀开国功臣的政治案件，“空印案”应是整顿吏治的案件，“郭桓案”则偏向于经济案件，而当时因这些案件而死的人，不下十五万。如果单看这些数据，似乎朱元璋实在是一个恶魔似的皇帝。

我们可以联想一下秦始皇，他在历史上的“罪名”，很多都是后世添油加醋上去的，就比如“焚书坑儒”，焚书是有，但是先秦时期还不是有很多古籍保留了下来至于坑儒更是太过夸张，只是杀了一些嚼舌根的方士，却被说成了坑儒。

朱元璋也大抵是这种情况，看清人给他的画像就知道了，能怎么丑化就怎么丑化，以至于后人真的以为他长了一张鞋拔子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