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充分发挥图书馆的宣传阵地作用，围绕党的二十大举办展览、讲座等系列活动，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热潮，以坚定的文化自信自强推进文化强市、文化强国建设。

2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续加强政治理论学习，不断提高政治站位；推动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促进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打造党建品牌，加强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推进“一支部一品牌”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3持续推进广州市“图书馆之城”建设。完善《条例》相关配套制度，贯彻落实《广州市“图书馆之城”建设五年行动计划（2022—2026）》《广州市关于推进现代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分工方案》，梳理图书馆工作任务清单，推进计划有序实施。

4依据“智慧图书馆之城”建设目标，开展智慧图书馆建设方案专项调研与编制工作，建设智慧服务体验场景。

5推进新时代古籍保护工作和人文湾区建设紧密结合，推进古籍保护工作专题研究，促进湾区传统文化合作、传承与发展，重点推进地方家谱普查与“粤世家”等文献整理研究，拓展粤剧文献等专题服务，推进“广州记忆”专题知识服务。

6配合“读懂广州”等重点工作，持续推进交流服务顶层设计，持续强化阅读推广、引领全民阅读。各对外服务部门将阅读推广与基本服务紧密结合,全面梳理服务对象、主题，系统开展品牌建设和形象塑造。

7持续推进主题馆建设和服务主题化。推动东山书苑、家谱中心、文学馆、易读空间等新平台和任仲夷王玄伉俪、叶健强跑街等新专藏对外开放服务。

8围绕新馆全面开放10周年等时间节点，配合发展规划安排，组织专题研究、学术研讨、文集出版、社会宣传等系列活动，推动业务专业化发展。

9持续推进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工作，修改完善章程，深化志愿者、读者委员会等社会合作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交流活动，支持、引导社会资源参与公共图书馆事业建设。

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

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形成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思想观念、精神面貌、文明风尚、行为规范。

建立健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和长效机制，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持续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

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加强革命文化研究阐释和宣传教育，弘扬党和人民在各个历史时期奋斗中形成的伟大精神。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强化重要文化和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加强文物科技创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和考古中国工程，开展中华文化资源普查，加强文物和古籍保护研究利用。

推进革命文物和红色遗址保护，完善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制度。建设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加强世界文化遗产、文物保护单位、考古遗址公园、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系，加强各民族优秀传统手工艺保护和传承。

　　古籍整理作品的著作权是古籍出版者十分关心的一个问题，正在进行的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再度引起业内人士对此问题的关注和讨论。业内人士围绕与古籍整理作品相关的修改草案第13条进行讨论，该条规定，“以改编、翻译、注释、整理等方式利用已有作品而产生的新作品为演绎作品，其著作权由演绎者享有。使用演绎作品应当取得演绎作品的著作权人和原作品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业内人士认为，应当明确古籍整理作品的著作权，加大古籍整理作品著作权的保护力度，建议在《著作权法》修改草案条款中增加注释权、整理权。那么，古籍整理是一种什么作品，是否应当赋予古籍整理者“注释权”“整理权”，如何加强对古籍整理作品的著作权保护笔者就此阐述一些个人观点。

古籍整理作品的性质与著作权

在著作权法中，古籍整理作品属于演绎作品。整理作品一般是指对内容零散、层次不清，或者缺失格式要求的作品进行条理化、系统化加工而形成的新的作品。古籍整理作品是整理者通过注释、修改、审定、校勘等方式对古籍进行加工整理，而形成的便于现代人学习、欣赏或研究的新的作品。一方面，古籍整理作品围绕着古籍内容展开，无法脱离古籍内容而孤立存在，例如，整理加工应保留原作的思想、文字表达应体现原作的风格，因而古籍整理作品是对原作品的利用；另一方面，古籍整理作品是运用专业知识，花费大量时间物力，投入智力创造而产生的结果，整理所产生的新的作品是在已有作品基础上，进行再创作而产生的不同于原作的作品，即使是对同一部作品进行注释、整理，不同人的整理结果会有差异，整理者会因为各自的独创性而形成自己的作品，因而古籍作品具有独创性。

由此可见，演绎是一种在原作的基础上进行的二次创作活动，改编、翻译、注释、整理等都是演绎创作的不同方式，各种演绎活动的结果都是产生一个独立于原作之外的新的作品，统称为演绎作品。所不同的是各种演绎方式适用对象有所区别，改编适用于任何类型作品，翻译适用于语言文字作品，注释、整理主要适用于进入公有领域的古代作品，也可适用于受著作权保护的现代作品。

演绎作品既然是作品类型的一种，其著作权必然体现“著作权属于作者”的基本原则，古籍整理作品的著作权属于古籍整理者，这是独立于原作者的著作权人，整理人对古籍整理作品的著作权与其他作品的著作权没有什么不同，包括在作品上署名、保护作品完整等著作人身权，复制、发行、改编等著作财产权。著作权的实质是著作人控制对作品进行使用的权利，以改编权为例，此权利是著作权人控制他人“改变作品，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的权利”，倘若有人要把古籍整理作品改编成漫画、通俗读物出版发行，就受到改编权的控制，改编者应当经过古籍整理作品整理者的许可后方能从事上述行为。

演绎作品既依附于原作品，又独立于原作品的特性，使得著作权法对它的保护一分为二：演绎作品的著作权归演绎者享有，但演绎者演绎他人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时，应当尊重原作者的著作权，《著作权法》第12条：“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其著作权由改编、翻译、注释、整理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权利”，即是这一原理的立法体现。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13条规定，在坚持这一原则的前提下，以“演绎作品”统称之，使得此类作品的著作权地位更加清晰。一般演绎作品由于存在双重著作权，因此演绎者出版、发行、改编其演绎作品时还应当获得原作者的许可。但是，古籍均超过了著作权保护期而进入了公有领域。这就使得整理者可以不再受“原作者”的控制，自由地对古籍进行注释、整理和对古籍整理作品进行使用。古籍整理者因此比一般演绎作品的作者享有了更为完全的著作权。

古籍整理者“注释权”“整理权”是否必要

如上述，古籍整理者对古籍整理作品享有完整的著作权，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还有必要规定古籍整理者的“整理权”“注释权”呢

注释权、整理权同注释作品、整理作品和演绎权与演绎作品一样，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演绎权是原作者享有的自己演绎或授权他人演绎作品的权利，它体现的是对原作者的维护；演绎作品是演绎者在已有作品基础上创作的新的作品，体现对演绎者的维护。就古籍而言，注释、整理是使用作品的特定方式，而注释权、整理权是著作权人控制他人以此种方式使用其作品的权利，这里的“著作权人”即古籍的作者。不言而喻，古籍的作者早已作古，而古籍也已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遗产。因此，为古籍作品设立“注释权”“整理权”，无异于让早已作古的先人来控制他们的作品“被注释”“被整理”，这样的权利实无必要，也是没有用途的。这也正是《著作权法》未明确列举注释权、整理权的主要原因。

对古籍工作者来说，增加注释权和整理权也不能使他们拥有某部古籍的专有权利去限制他人对该古籍的注释、整理行为。原因同样是，古籍已经进入了公有领域，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遗产，任何人都可以对古籍进行注释、整理。即便为古籍整理者设立注释权、整理权，也只能适用于一种情况：古籍整理者禁止其古籍整理作品被再注释、再整理。然而，这种情况不是绝无仅有也是非常少见的，试想：经过注释、整理已形成古籍整理作品的再注释、再整理，意义何在，有什么价值呢现代人对古籍整理作品的使用，主要用于教学研究、改编、翻译，这些使用方式受复制权、改编权、翻译权的控制，或者构成合理使用而不受著作权控制。因此对古籍整理作品的保护，将其规定为演绎作品而享有完整的著作权已经足够，无需再增设注释权、整理权。

当然，注释作品、整理作品不仅仅是针对古籍的，现代作品也有注释、整理的情况。但是现代作品需要注释、整理才可理解和阅读的情况实属罕见。也正因为如此，《著作权法》在著作财产权中为列举注释权、整理权，而在有关条款如第35条、第37条等提到注释、整理，其意义就在于，如果使用的作品是注释、整理有著作权作品而产生的，使用人应当取得注释、整理作品和原作品著作权的双重许可。

古籍整理作品著作权保护的着眼点

古籍整理作品是整理者投入了大量的创造性劳动的智慧结晶，对于学习、研究古代文化经典具有重要意义。保护古籍整理作品的著作权，使得整理者的劳动得到尊重，利益得到保护是著作权法司法和行政执法所面临的问题之一。笔者认为，目前古籍整理作品保护应着眼于以下几方面。

第一，加强司法保护。司法上对构成演绎作品的古籍整理作品，应切实维护整理者享有的著作人身权和著作财产权，制止抄袭古籍整理作品行为，惩治复制盗版古籍整理作品的行为。古籍的校点、补遗等不产生演绎作品的，应当根据版式设计权保护出版者的利益，使非法盗版行为得到应有制裁。

第二，加大古籍整理作品盗版者的法律责任。古籍整理作品的创作过程周期长、投入大，而购买群体特定、受众小。有组织的盗版活动，特别是近年来出来的数字化盗版对于正版古籍整理作品的出版和销售造成了很大的消极影响，对此，应根据古籍整理作品的特殊性，适用法定赔偿来加大民事赔偿力度，并运用行政处罚震慑多次从事古籍整理盗版活动的组织和个人。

结论

古籍整理作品是一种演绎作品，整理者对其享有完整的著作权。古籍的“注释权”“演绎权”属于早已作古的先人。古籍整理的著作权保护是鼓励整理者创作出不同的古籍整理作品，繁荣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著作权法》修改草案进一步明确了注释作品、整理作品属于演绎作品，从而为古籍整理作品提供了充分的立法保障。当前，保护古籍整理作品的重点在于行政执法和司法。古籍整理形成演绎作品的，整理者对该演绎作品享有完整的著作权，有权控制他人对其作品的使用。古籍的校点、补遗不产生演绎作品的，按照版式设计权保护出版者的利益。

(作者单位系中国政法大学)

应当健全法律体系，加强逐层落实，完善监管机制。

从社会发展层面看，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为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基本素材，继往开来，为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实现民族复兴提供有力支撑；从经济层面看，良好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在扩大对外交流、发展文化旅游等方面发挥着促进作用。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文物古籍保护、研究、利用，强化重要文化和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未来，聚焦制度建设，健全法律体系，加强逐层落实，完善监管机制，重视平衡发展，丰富利用形式，加大投入力度，才能更好地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以其为载体讲好中国故事，为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做出应有贡献。

扩展资料：

弘扬保护传统书法碑刻的相关要求规定：

1、建议政府划拨专项经费，支持企业用实际行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对已经实际投资弘扬和推动传统文化发展的企业进行补助，同时鼓励和提倡民营资本参与其中。

2、注重提升文化内涵，发扬其中蕴含的传统美德。积极扶持民间组织和单位参与传统文化教育的弘扬和宣传，鼓励和支持企业和民间资本投入到传统文化中。

人民网-人民日报人民时评：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