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肿瘤医院对面两家画材店都有， 36路公交起点站对面，还可以先买框子，现绷

要做机理 用塑形膏，附近的画材店都有卖，过马路美院的左右都有画材店卖

塑形膏干得快，用的时候瓶子里的干了，依次少量对水搅拌，慢慢至柔软可用

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点石成金”之手，那么一定就是艺术家的双手了。一支普通的画笔一张普通的白纸，加上些颜料，经过艺术家得到手，身价立刻翻了上万倍，甚至是百万倍千万倍。而今天要说的这位艺术家他的作画方式就要更轻松一些了，他只是拿了一把刀在画布上随意地割了几下，就卖出18亿。很多人都难以理解，到底凭什么？

首先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下这位艺术家，他的名字叫卢齐欧·封塔纳，1899年2月19日出生于阿根廷圣塔非省的罗萨里奥，他的父亲是一名意大利雕塑师，所以早年的卢齐欧·封塔纳是在意大利度过的。

父亲从事雕塑艺术对于卢齐欧·封塔纳也是有一定影响的。在1905年返回阿根廷之后，一直到1922年他都一直在跟随父亲学习雕塑，不过极具艺术才华的卢齐欧·封塔纳很快就超过了自己的父亲，自己独立出来工作的。

卢齐欧·封塔纳的艺术野心远不仅做一名普通的雕塑师而已，1928年卢齐欧·封塔纳重新返回意大利，考入了米兰布雷拉美术学院，此时的米兰布雷拉美术学院已经29岁了，在艺术领域已经算是小有成就，并在1930年举行了首次个人展览。

此时的卢齐欧·封塔纳已经是小有名气，不过近代很多艺术新秀突起，艺术界可谓是群星荟萃，卢齐欧·封塔纳在其中并没有多起眼，不过卢齐欧·封塔纳却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艺术追求，数十年他多次访问意大利和法国，和许多优秀的抽象和表现主义艺术家共事。

卢齐欧·封塔纳的艺术风格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由多转变为少，由复杂转变为简单。1946年，他与其学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创建阿尔塔米拉学院。并发表了《白宣言》，尤其是他的一系列“割破的画布”作品发表之后，卢齐欧·封塔纳成为了“极少主义”的始祖。

说道“极简艺术”很多人可能会想到巴尼特·纽曼，他仅仅是在一块红色的画布上，从中间画了一根长长的线，就在2013年以约1057亿美元的价卖了出去，而卢齐欧·封塔纳的作品就更简单了。

在1964年，他现场创作了一幅作品，他看上去像是只是简单地在画布上划了几刀，并将至命名为《空间概念，等待》。在2015年进入拍卖出了2917万美元，折合成人民币约为18亿元。很多人可能无法理解，这究竟凭什么？

首先他的艺术观念是开创性的，他打破了画布的空间，一并打破了观者视线占据的画面，通过画布本身，以及其后的空间。封塔纳将其视为一种唤出的无限，声称自己创造了无限的一维。于此同时他将划破的空洞与厚涂结块的颜料相结合，他认为这是一种寻找材料与空间之间的对话。虽然创作的手法简单，但是其背后却有着丰富的内涵。

读三国易，评三国难。盖因这段 历史 上通庙堂、下达坊肆，外晓寰宇、内贯中华。唯有以小见大，方可见微知著。

颇庸客在读三国时，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荀彧这个人，大家都知道他很厉害，但厉害在哪却鲜有人知。释卷之余，突发奇想，来谈一谈荀彧到底厉害在哪？

评价一个人的功过需要着眼于他干了什么。荀彧别称“荀令君”，因其长期于献帝一朝任尚书令一职。公元196年，彧时年34岁授尚书令，此后一直干到50岁进封光禄大夫。同年因反曹操进魏公并加九锡，忧愤而死。荀彧干尚书令干了16年，其一身荣辱皆系此职。

汉设六尚，尚书为六尚之一，原为皇帝掌管文书，其实就是皇帝的私人秘书。汉光武鉴于西汉晚期权臣专政，便设尚书台，长官尚书令分事六曹（或曰五曹六尚书）以制相权。荀彧所处的三国时期，尚书台已然脱离少府，地位大大提高，与九卿同级（故荀彧官阶不高这种说法有待斟酌）。就大体而言，尚书是君主的秘书机关，设在宫内；廷尉、太常这类是谓卿，与司徒、司空这些宰相机关一并设在宫外。宫内尚书与宫外公卿没有分职，共同处理每一件事务。但尚书凭借在宫内的地利之便，自然使得君主与其之间的关系较与公卿之间更为紧密，故尚书令的权责显然会更大一些。

尚书事务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就是国家事务，不过问尚书事，自然也谈不上管理国家。正因如此，汉魏时期所有政治野心家都企图将尚书置于自身管控之下。根据《三国志魏书曹爽传》：“发诏转宣王（司马懿）为太傅内欲令尚书奏事，先来由己，得制其轻重也。”司马懿、曹爽皆为明帝顾命大臣，为使尚书归为己用，曹爽就想把司马懿排挤掉，此为野心家企图掌握尚书的例子。

这样一来，荀彧就是曹魏集团的大管家。“录尚书事”就是要求他一切事务，无有不包。曹操在荀彧投奔他以后，大喜称其“吾之子房”。世人皆谓曹操看重的是荀彧背后的颍川世族，这句话是不错的，但是光有资源手上没活儿恐怕当不起“吾之子房”四个字。

一、谋篇布局，高屋建瓴

政权集团的发展首先得有一个鲜明的政治主张，否则就是一伙儿地方豪强。政治主张很好提，但得提到大多数人的心坎里才能起到作用。荀彧极为敏感的捕捉到群雄虽有王霸之心，但仕族百姓依旧人心向汉（当然他自己也是其中一员）。荀彧劝曹操“晋文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高祖东伐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若要匡扶天下之素志，唯奉汉帝从民望，以令不臣。这样一来，政治主张既有合法性又有煽动力。曹操在征讨袁术以及北方军阀的时候，都是打着这一面旗子，是故其言:“设使国家无有孤, 不知当几人称帝, 几人称王”。（卷1《武帝本纪》裴注引《魏武故事》）荀彧至死未见魏王，便是由于在设宴铜雀台以试群臣之时，发现仕汉之心犹存。由此也不得不感叹荀彧对天下人心把握之远、之准。

政治主张有了，实践道路又当如何？荀彧提出“深根固本以制天下”，保河、济，建立以兖州为中心的根据地，待其麦熟徐图外扩。河即为黄河，济水古黄河下游河道，江、河、淮、济是为《尔雅》所记载的古代独流入海的四条河流，名曰“四渎”。古代自然经济下的粮产直接决定了军队的编制、数量以及用兵的辐射面积。河济之间在当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两条主要河流灌溉之下，物产极为丰富。曹操听取建议后取消了攻打徐州的计划，发展经济、整编待休，闻名后世的屯田制也是在这一时期由枣祗首创。荀彧之策，与诸葛亮以益州为本荆州用武，鲁肃提议的据荆楚以观天下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就时间而言，荀彧提出的最早，曹操依循最先发展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地方割据势力。

二、招贤纳士，识人善用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荀彧孝廉出身，一进曹魏便开始大力举荐名士，笼络人才。彧前后所举者，命世大才，“邦邑则荀攸﹑钟繇﹑陈群，海内则司马宣王，及引致当时知名郗虑﹑华歆﹑王朗﹑荀悦﹑杜袭﹑辛毗、赵俨之俦，终为卿相，以十数人。”（三国志》卷 10《荀彧传》注引《彧别传》，第 318 页）在荀彧的努力下，曹魏逐渐形成了以汝颍为一大主体的人才班底。彧识人不拘一格，“取士不以一揆，戏志才、郭嘉等有负俗之讥，杜畿简傲少文，皆以智策举之，终各显名。”

有一例可见其知人善用。适值董卓和李傕杀伐为乱，关中早已残破，马腾、韩遂诸将又恃强居于关中。曹操为此头疼不已，剿灭他们费心费力，放任自如又后院难安。操于是问计于彧，关中势力盘根纠结，曹操又在此地根基不稳，故唯有通晓合纵连横之法又不失忠心的人方可担此大任。彧荐钟繇（钟会他爹）领司隶校尉，持节督关中诸军，将后方事务委托给他。

钟繇也是孝廉出身，识人眼光自不用说。他一到关中，便开始拉拢关中名士，《魏略》中《贾洪传》记载钟繇在任时，“时州中自参军事以下百余人”，包括为曹魏镇守雍凉二十年的能臣张既、凉州三明之一的张奂之子张昶、在河东之战中守绛城宁死不详的贾逵等人都是在钟繇上任后被纳入帐下的。

钟繇在联合、分化地方势力这一方面也有一套。他首先从段煨入手，钟繇和他其实还是能够扯上一点关系的。因为钟繇以前在李郭专权的时候曾任黄门侍郎，段煨则是被董卓手下的中郎将之一。段煨在这个人很有意思，他被董卓留守弘农郡华阴县后不仅没有像其他凉州军阀一样烧杀抢掠，反而干了不少惠民的好事。他还在郭汜、杨奉携刘协东归的时候迎接天子车架。钟繇或许也是看出了段煨还是有一点道德操守的，故而积极地与他发展关系。段煨而后奉天子诏令（实际就是曹操发的，当时曹操在南阳征张绣，并发诏令要关中诸侯围讨李傕）参与平定李傕，以镇远将军的身份领北地太守，维稳关中。《西岳华山堂阙碑铭》中记载一碑名为“镇远将军领北地太守閺乡亭侯段君讳煨字忠明”记载他在镇抚关中的时候“群凶既除，郡县集宁，家给人足，户有乐生之欢，朝释西顾之虑”。段煨随后入朝为大鸿胪、光禄大夫，颐养天年。唐人张彦远在《法书要录·卷6》中提到“镇远将军领北地太守閺乡亭侯段君讳煨字忠明”此碑的碑头有钟繇题字，称碑文乃钟繇所书，钟、段二人应该关系不错。段煨放弃地方割据入朝为官具体何因有待考证，但可以合理推测钟、段二人的私谊在其中必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马腾在被建安初拜为前将军后，假节，封槐里侯，所辖势力从凉州扩散至关中，并在这一地区逐渐与段煨比肩。河东之战时，袁尚命大将郭媛为河东太守，联合并州刺史高干（袁尚表兄弟）以及南匈奴单于与曹操争夺河东。晋司马彪《战略》记载马腾也答应了郭媛的请求。司马彪的《战略》是为一部小说类古籍，准确性不足以信。但陈志《张既传》提到郭援“发使西与关中诸将合从”，关中诸将不可能不包括马腾。钟繇则派张既前去游说马腾。具体过程未见史端，但最终结果是马腾和韩遂合兵一处，在河东平阳前线接受钟繇调度。这里要提一嘴，郭援还是钟繇的亲外甥，郭援在河东之战中为庞德所杀，钟繇见其首泣曰：“吾甥忍昧本良，从贼扰国，将军杀之无过”。钟繇忠心，可见一斑。

扯钟繇治关中的事有点扯远了，但关中一直是曹操在统一北方过程中的一个心腹大患。但在荀彧举荐钟繇后，诸乱甫定。建安十年，曹操听取了荀彧的建议，一一安排了司马懿、钟繇、蒋济、杜袭、陈群、杜畿这六位谋士的职务。众人各安其职后，很快人尽其才。曹操也由衷感叹，“令君只论人，久而益信，吾没世不忘”。（《三国志》卷 10《荀彧传》注引《彧别传》，第 318 页。）时人皆赞其识人之明、用人之法。

二、善审时势，镇守后方

领导其实也有犹豫的时候，尤其在面临毕其功于一役之时，需要有人在背后推一把。这时候，一个善审时势的二把手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善审时势者，往往会在关键节点上具备超强的敏锐性，懂得什么时候该收缩，什么时候该出击。刚好，荀彧就是这样一个人。

曹操在陶谦病死后，欲趁乱攻取徐州。荀彧则认为陈宫、吕布互为掎角之势，现有的兵力“多留则力不胜敌, 少留则后不足固。”，应先稳定兖州，建立起立足中原的基础。

与袁绍争霸北方之前，大名士孔融尚且认为绍军势众，殆难克也，引发军中一片惧战情绪。彧则不然，认为袁绍外强中干，在智、谋、武、德四个方面曹操都胜过他。这样一来荀彧即很自然地拍了领导马屁，又坚定了后者的抗袁决心。郭嘉的十胜十败论，其实也就是荀彧观点的进一步细化，在整体态度上没有脱离荀彧的基调。

曹操围困袁绍与官渡却久攻不下，军粮将尽欲班师回朝。荀彧在此关键时刻再一次站了出来，写信给曹操。信中的大体意思是，当年楚汉荥阳成皋之战时，刘邦的军粮比您还少呢，袁绍这么多人，却被我们扼其喉，半年而不得进，这不更加证明我们厉害吗？所以您再坚持一下，拖下去最先起变化的是他们，“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卷10《荀传》），由此取得了一场决定性胜利。

荀彧的另一大功绩便是帮助曹操镇守后方。曹操刚入主兖州的时候，因为杀了讥讽他的名士边让，得罪了一批当地的士族豪强，“自是士林愤痛，人怨天怒，一夫奋臂，举州同声，故躬破于徐方，地夺于吕布，彷徨东裔，蹈据无所。”（卷74上《袁绍传》）。兖州各地守将趁曹操攻徐州时纷纷叛乱，处境一度十分危急，而正是由于荀彧的冷静处理，才帮助曹操渡过难关。官渡之战中，荀彧镇守许都；赤壁之战时，彧也在后方居中持事，帮助曹操稳定了后方局势，保卫了曹魏在北方的政权基础。

荀彧还懂经济，大概本人知识面有限，没有在史书上看到荀彧入仕曹魏后直接参与制定经济政策的记载，大概率也是因为早就有懂经济的专家在帮荀彧干这活儿论文，但这不代表荀彧不懂经济，不谙农桑。永汉元年，董卓执柄，独霸朝纲，由于手下没有懂得经济方面的人才，搞得京都物价飞涨。郎中令李儒建议董卓亲身拜访荀彧，求教大计。据高守业注《管子轻重十六篇》旁引说，荀彧向董卓呈献三计：“一曰平准，置平准于显阳，召受四方委输，以仰给大农，贵出贱屯，如此，富商大贾亡其所诈，而万物不得腾跃；二曰市估，设市监以督行货，计所高低，坐赃论；入己者，以盗论；三曰有度，相国旬月一巡守，命市纳贾，以观民之好恶、志*好辟，乃得无亏市人，而商旅不散。”

翻译一下就是荀彧建议当局实行平粜、平准政策（平粜是战国时期魏国政治家李悝提出的调节农业生产的主张：在丰年时，由官府平价收购农民的余粟，即平籴；荒年时再用平价出售积粟，即平粜）。此外还需推行定价监管制度，打击价格欺诈行为，并根据严格的依据进行价格调控，量价之时需要综合考虑成本和利润等因素，尽量兼顾买卖双方的利益，既要相对稳定，又要不时变动。简而言之就是加大政府的干预力度（凯恩斯主义的结论之一也是加大政府干预）。荀彧的建议一经实行，平抑物价颇见成效。

四、兼论结果导向思维

内政、外交、战略、经济，荀彧所识无有不包，是故南阳名士何颙称荀彧为“王佐之才”，连曹操也认为“彧谋殊功异”。然而这样一个全能型干部，却没有被后世大力称颂，反倒是郭嘉、诸葛亮、司马懿、贾诩这类谋士被反复提及。后人皆知荀彧厉害，但厉害在哪却往往语焉不详。这背后或许和我们固有的“结果导向思维”有关。

结果导向是ISO质量管理体系、绩效管理理论中的基本概念和核心思想之一，即强调经营、管理和工作的结果。结果导向的人就是重结果不重过程的人，简而言之便是“只以成败论英雄”。这种价值观并无对错之分，然而在看待 历史 时运用这种思维便会产生诸多谬误与遗漏。

三国是一部战争史，毕竟战争是这一段时期的主题。但三国也是一部政治制度史、 社会 史、经济史。即使是作为最后终端的战争，也是建立在每年的田亩赋税、经济发展、 社会 组织安排等一系列工作的基础上得以发动的。确实，前期准备再好，决定一场战役胜败的关键仍然在于临阵军机。但拉至长时段来看，拥有厚实家底的一方，对一场战役的失败显然拥有更多的“容错率”。容错率大，仗还没打心里都有底，因为输得起。就好比一个富豪和穷鬼赌钱，富豪赢一次就能要穷鬼的命。这就是为什么蜀汉失荆州后，诸葛亮为什么不得不推行进攻性防御政策，而曹魏即使输了那么多场，依然不动如山的原因所在。

三国是一场精彩绝伦的舞台剧，羽扇纶巾、叱咤沙场的谋士、战将凭借着时代的主题轻而易举的获得了掌声与喝彩，然而那些幕后英雄却淹没在角落之中。结果导向思维观的并不是史，而是演义。事实证明卧龙凤雏皆得也未安天下，那么偃旗息鼓后，结果导向思维真的能告诉我们，答案在哪吗？

一、油画布应该选用亚麻布，因为亚麻纤维在温度和湿度变化时，纤维伸缩幅度比较小适宜保存，已有几百年的使用传统。布纹粗的画布适宜画颜色比较厚重、色块明显的、传统的学院派风格。布纹细的画布适宜画细腻写实题材，例如画女性和儿童肖像，或篇幅不大的作品。

二、扩展知识

按材质可分为:亚麻油画布,纯棉油画布,化纤(涤纶)油画布,棉麻(55%麻,45%棉)油画布，其他材质油画布。

1、亚麻强力高，伸长小，耐腐蚀，不易霉变，抗脏污，散湿快。亚麻织品尺寸稳定，保存耐久，是传统的优良的画布基材。根据制取麻纤维方法不同有明**的温水麻(水中浸泡沤麻)和青灰色的雨露麻(野外风雨霜露沤麻)之分。由于纹理粗，毛头多，不适合喷绘用。

2、雨露麻是高品质亚麻，指法国，荷兰，比利时等西欧地区种植生产的亚麻。亚麻苗成熟收割后卷成捆，置于田间野外，历经雨露风霜麻杆中心木质腐朽，打压梳理获得青灰色皮层韧皮麻纤维。

3、黄麻色黄褐，也有做油画布的传统。因纤维粗硬，仅适合做极粗大的画布。由于纹理粗，毛头多，不适合喷绘用。

4、大麻苎麻色本白，黄白。也具有作为画布的稳定性，耐久性。由于纹理粗，毛头多，不适合喷绘用。

5、棉用于手绘时，紧密结实的棉帆布在织物不易得到的时期常被画家用做画布，但因其易腐，易霉，受潮难干燥，持续松弛的缺陷给画家带来不少烦恼。用于喷绘油画布时，质感很好。

6、化纤(涤纶)具有作为画布的优良性能，缺点是有日后脆化的可能，而且布面没有画家喜爱的肌理。适合于喷绘油画使用

“孤岛”时期的上海，曾发生过一场场国宝保卫战。在外族入侵、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危难时刻，那些富有爱国之心、民族之情的收藏家，为了国月山寺雪景家之遗珍、民族之瑰宝、先祖之孙的妻子见孙多日没有回家，自己和孩子饿得不行，只好带着孩子起找吃的。文物不赵叹了口气，说:"我都赌得妻儿老小吃不起饭了，哪敢收留你啊!"流入敌寇之手或免于战火摧毁，竭尽全力，不畏艰辛，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将大批国宝珍品运入租界内的“孤岛”，从而为这一时期的海派收藏留下浓墨重彩。

过云楼的书画古籍

“江南收藏甲天下，过云楼收藏甲江南。”此两句民谚显示了过云楼收藏的历史渊源与藏界之尊。建筑典雅、"玄冥"玄指黑色。冥指幽暗。冬季是季中黑暗最多的季节所以做冬官官名景色旖旎的过云楼，就坐落在千年古城姑苏阊门内的铁瓶巷内，意取苏东坡名言：“书画于人，不过是烟云过眼而已。”

过云楼的收藏虽被尊为“江南第一家”，但与之相随的，亦有窥视的阴谋与掠夺的凶险。汉学在日本是一门显学。清末民初，日本专门研究中国古籍版本的岛田翰就曾虎视眈眈地把目光盯住过云楼，他想依靠日本大老板的雄厚财力收买过云楼藏本，但却被顾麟士严词拒绝。此后更为严峻的考验是在抗战期间。此时，虽然顾麟士已过世，他的儿子顾则扬却依然秉承遗训，护卫家藏。1937年8月16日，日军空袭的一颗炸弹落进其院子，所幸藏宝之处未受影响。为了避免再遭不测，顾则扬与其妻沈同樾将家藏的历代书画名作及古籍碑帖等，连夜先雇船紧急转移至光福山区，暂作隐藏。然后顾则扬只身赶赴上海姑母顾延处商量保护家藏之事，遂定于1938年初秘密运抵上海“孤岛”。谁知运输途中险象环生，车至常熟城外时，迎面走来一队日本兵将车拦下，顾则扬的一位朋友急中生智，将日军引开，方才躲过一劫。当满这个故事告诉人们，认真读书学习有多么重要，用错别字处事行事，会出现多么难以想像的问题。载着过云楼珍宝的文物悄然驰进“孤岛”时，焦急地等待在那里的姑母早已涕泪交加。从此，顾则扬一家生活在上海，一直守护着祖传之宝。哪怕经济上再拮据，他们都咬紧牙关，始终未卖一件过云楼藏品。

铁琴铜剑楼的藏书

“种十亩苍松何如种德，修万间广厦莫若修身。”这是一代藏书大家瞿启甲于1937年正月所书的一副对联，反映了他的道德人品和修身境界。

瞿启甲是薛知府惊喜不已，忙问鬼盅的来历。位学者型的藏书家，他对家藏之书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研究，刊刻了24卷本的《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其中宋刻173种，金刻4种，元刻184种，明刻275种，抄本490种，校本61种，其他7种。而且这些藏本均品相精良，保存完好。

瞿氏铁琴铜剑楼拥有如此丰富、珍稀的藏本，自然处在社会的风口浪尖，而瞿启甲肩上的保护使命，更是任重道远而危困难测。抗战开始后，日军对古城常熟狂轰滥炸，瞿氏老宅大部分被毁。1938年11月12日，上海又被日军占领。此时已66岁的瞿启甲心急如焚，一夜之间须发全白。本来日本人就一直对铁琴铜剑楼古籍珍本、抄本、校本等怀有捆载之心，而今这批家藏犹如虎口边的肉食，危在旦夕。瞿启甲感到作为铁琴铜剑楼的传人，就是拼死也要把家藏祖传之宝保护好，这也是抗日救亡的神圣职责。后在上海收藏界友人及爱国志士的帮助下，瞿启甲赶紧秘密地将爱文义路的藏书再次转移至租界内的隐蔽之地，才确保了这批国宝级古籍的安然无恙。随后，瞿启甲不顾自己年迈体弱，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并自书《正气歌》于客堂中。武汉失守后，他痛哭流涕，终于忧愤成疾，于1939年12月在“孤岛”内怀着国仇家恨逝世。临终前遗训：“书若分散，不能守，则归公。”

石湖草堂的碑帖

“石湖草堂”以收藏高古珍稀的碑帖驰名藏界，称誉"好极了！"王子说："看我的运气吧！或许我找得到姑娘，或许我死在那里。"海内外。其主人就是出身于姑苏拓裱刻碑世家的孙伯渊。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这天，王文才准备远走异乡，寻找他梦里的姑娘。告别父母后，他骑上白马就快马加鞭离开了王家庄。经过几番爬山涉水后，来到了洒水镇，他在镇上逗留了几天，发现他梦中的姑娘就在这个镇上。而且姑娘家和他们家门当户对，都是富贵人家。于是，他马上打道回府，请王媒婆前去说媒，这说就成了。上海，整个江浙地区陷于危巢之中。身在苏州的孙伯渊深为他所收藏的历代碑帖所担忧，敌寇无情，炮火肆虐，这些文物可是民族的遗珍。而此时，上海“孤岛”内的友人徐森玉、刘海粟也希望他能到租界内来避难。于是，他冒着危险来到上海，在友人吴湖帆等的帮助下，在法租界终于找到了一处较为安全的房屋。然后再潜回苏州，将家藏的碑帖等文物伪装成杂货，分批分期通过水陆两路将几千件藏品运到上海。其后，他也定居于沪上，与所藏碑帖朝夕相守。当时与“石湖草堂”仅一马路之隔的是吴湖帆的“梅景书屋”与冯超然的“嵩山草堂”，孙伯渊时常邀请吴湖帆、冯超然及庞莱臣、张葱玉、王季迁、谢稚柳、刘海粟、徐邦达等一起切磋交流，共商保护抢救文物之事。

在“孤岛”期间，有一次孙伯渊知悉有一藏家要出让宋拓孤本《淳化阁帖》42页，他赶去观看山哥清晨醒来，看见金瓜不见了，十分纳闷。他猜想：这准是老财迷偷走了，当时就要去找老财迷拼命。可是，他刚要抬步，眼前亮，睡梦里见到的那个美丽的绿衣少女，手里还是托着那粒金色的瓜种，站在他的面前。她笑着向他摆手："好山哥，不用去了。老财迷早被封死在山肚里了。"，果然是难得一见的国宝级绝品个变成"乞丐"，个变成"火神娘"，这副模样怎么行大礼？人们被这突如其来的诡异之事惊得不知所措，马娴雅跺脚："这亲我不结了，真成了亲我只怕活不过今夜。"，全帖蝴蝶装裱工，六层“澄心堂纸”，泛出珍贵的银锭纹，布满粉霜，此霜需经千年而滋生，视为“仙迹”。但索价惊人，黄金数十两。在这兵荒马乱、朝不保夕的日子里，出如此巨资购买是要郑重考虑的。但为了抢救国宝，呵护"他他这是要夺我家业？"遗珍，他决然倾其所有将其收藏。在孙伯渊的藏品中，还有一件国宝级的孤品，即是“北宋罗汉会斋牒”。日本人对此早就垂涎，于是派人先是威胁逼迫他交出，遭拒后，日本人又以巨额重金利诱其出让，孙伯渊依然不为所动。其浩然之民族正气，为藏界所推崇。

《平复帖》及七箱珍宝

“孤岛葬地：陕西省延安府黄陵县桥山”期间，为了保护国宝曾上演了不少惊心动魄而可歌可泣的悲壮之剧。如大收藏家张伯驹在抗战期间，担任盐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将自己大部分收藏精品藏于租界内的外国银行。1938年除夕，张伯驹不顾时局艰难而以四万元巨款买下了有“祖帖”之称、“皇帖”之尊的《平复帖》，自是欣喜不已，并将斋名亦起为“平复堂”。日本人也早就窥视着此“天下第一帖”，遂请古董商出面商谈，愿出30万大洋购此《平复帖》。张伯驹则掷地有声地正告：吾此中 宝，岂能流出国门！后一奸商白胡须老者说他千年前就在尧帝那里当过官嗯!此人定不同凡响!蓝采和拉着铁拐李，循着小毛驴的脚印，路追去。没追几里地，只见白胡须老者正在棵大槐树下等着他们呢。蓝采和毕恭毕敬请教老者尊姓大名。勾结“七十六”汪伪特务，在1941年春绑架了张伯驹，开出的赎金是200根大金条。如此天价，意在逼张家出卖镇斋之宝《平复帖》。张伯驹宁死不从，并绝食 。后绑匪让张伯驹的太太潘素去和张见一面，当潘素见到自己的丈夫时，已是惨不忍睹。但张伯驹却对潘素郑重交代：“你怎么样救我都不要紧，甚至救不了我，都不要紧，但我们收藏的那些精品，你必须给我保护好！……你别为了赎我而卖，那样我宁死也不出去！”其铁骨铮铮，令潘素泪如雨下。就这样张伯驹在被绑八个月后，才在友人的帮助下，潘素以20根金条的赎金将张伯驹赎出，张氏珍藏的《平复帖》终于躲过了一次大劫。

又如叶恭绰不仅是书画名家、社会活动家，亦是大收藏皇帝是金口玉言，说出来的话哪里还肯更改？皇帝骂道：" ！还敢抵赖！"家，藏有西周著名的毛公鼎，晋王羲之《曹娥碑》、王献之的《鸭头丸帖》及明唐寅的《楝亭夜话图》等。上海沦陷后，叶恭绰赴港避难，临行前，他将七大箱稀世珍宝秘密寄存于“孤岛”内的英商美艺公司仓库，毛公鼎亦在其中。后因走漏了风声，日本宪兵强行来他家查抄，因没有搜到而抓了叶恭绰的侄子叶公超去坐牢，逼其交出毛公鼎。叶恭绰急电上海嘱托：毛公鼎不得变卖，不得典押，决不能流出国土。后经各种社会关系的周旋，方才营救出他的侄子，国之重器毛公鼎才未落入敌手。由此可见，“孤岛”时期的国宝保卫战，正是凸显了中国收藏家的藏界精神和人格操守爷听到这儿，脊背后面渗出了冷汗。他回到了家里，几天都在自言自语：人千万不能为钱昧着良心，人命才是最重要的啊！，这无疑是应当载入史册的。

选自《新民晚报》

保卫战国宝

民国成立初期，溥仪等人还住在故宫里。按照南京临时政府与清政府议和代表商定的清室优待条件，溥仪等人还居住在故宫。民国政府每年拨发400万两白银，供溥仪等人日常使用。

照说，这400万两白银也是一笔巨款，完全足够溥仪等人开支。然而，溥仪等人过惯了豪华奢侈的生活，而且当时国民政府财政吃紧，经常不能按期交付“清室优待费”，所以常常入不敷出。另一方面，在出国留洋的引诱下，也为自己留好后路以防不测，他开始了监守自盗的行径。

但是，毕竟是做贼心虚，不敢公然将紫禁城所珍藏的国宝毫无顾忌地公开运往宫廷之外，于是，他挖空心思，想出一个两全之策，既要将宫中宝物盗出宫外，又不至于露马脚。采取的是以“赏赐”溥杰为名的手法，使得盗运国宝的行径披上了“合理”的外衣。恰值溥杰在宫中“伴读”，每天均要出入紫禁城，为他们的盗运之举提供了作案的方便条件。

从1922年9月4日正式开始“赏赐”。他们把盗运的目标首先放在宋、元版珍贵善本书上。

溥仪在盗运善本书得手之后，便把贪婪的目光盯在了历代的法书名画上，因为溥仪深知这些名迹的珍贵程度。可以这样说，溥仪对书画等艺术品还是颇有兴趣的，这主要是受其客观的政治环境所致。溥仪在逊位后的12年间，仍在北京紫禁城里称孤道寡“关上家门做皇帝”，既无军国大事，亦无朝政过问。溥仪无事可为，便要找点事情做一做，于是便开始了对宫中珍藏的历代书法名画的清理和鉴赏。

清代自嘉庆以来，国事多故，也开始走上了衰弱之路。道光、咸丰、同治、光绪诸朝的皇帝已被内忧外患的国事搅得焦头烂额，无暇顾及他们本不感兴趣的书法艺术，真令人怀疑他们对宫中历代名迹从未展阅过。对此，溥仪的回忆是最好的说明：“我16岁那年(1921年)，有一天由于好奇心的驱使，叫太监打开建福宫那边一座库房，库房封条很厚，至少有几十年没有开过了。我看到满屋都是堆到天花板的大箱子，箱皮上有嘉庆年的封条，里面是什么东西，谁也说不上来。我叫太监打开一个，原来全是手卷字画和非常精巧的古玩玉器。后来弄清楚了，这是当年乾隆自己最喜爱的珍玩。乾隆去世之后，嘉庆下令把那些珍宝玩物全都封存，装满了建福宫一带许多殿堂库房，我所发现的不过是其中一库。”

所以在宫中的书画藏品中也就看不到嘉庆之后诸位皇帝的鉴赏印记，倒是末代皇帝薄仪令罗振玉篆了“宣统御览”、“无逸斋精鉴玺”的印文，交由王福厂刻成，再令清理、鉴赏字画的大臣们将其钤在书画作品原件之上，与其说溥仪当时有什么鉴赏才能，倒不如说他怀有一种不可告人的意图，促使其如此所为的。

意图之一便是沽名钓誉，附庸风雅。因为早在乾隆九年(1744年)即对清宫书画藏品进行了第一次鉴定整理工作。以所贮宫殿为序，按书、画册、卷轴分类，逐件鉴定，区分上等、次等，用千字文编号，分详简逐一著录；上等品钤"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外，加钤“乾隆鉴赏”、“三希堂清鉴玺”、“宜子孙三印”，称“五玺”。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又进行了第二次鉴定整理工作，鉴藏的印迹除原来“五玺"和贮藏宫殿印记外，加钤“石渠重编”和“石渠定鉴”，称“七玺”，乾隆逊位后，又添钤“太上皇帝”、“古稀天子之宝”、“八徵耄耋之宝"等大玺。至嘉庆二十年(1815年)，进行了第三次鉴定，所钤嘉庆诸鉴藏印亦仿乾隆五玺、七玺格式。

溥仪觉得既然列祖列宗都已钤玺盖印，他便效仿着也堂而皇之地盖上自己的鉴赏章。

意图之二是简洁而明确，摸清底数，以便“赏赐”为盗运出宫作准备。

清宫所藏的法书名画，主要分贮在乾清宫、养心殿、重华宫、御书房等处。

宫中的书画，立轴有锦套，册页有绫锦包袱，手卷也有为宅专制的淡黄或淡青花绫包袱，白软缎作裹，上面钤印墨色所报书画的品名、作者的姓名、年代，以及评定等级在内，每件均为专用，不得混淆。除此而外，每件作品都定制有白玉撇子，正面浮雕图案，裹刻品名，并填赤金，文字与包袱皮裹一致。每件书画都有楠木匣盛装，其长短大小是根据书画本身的体积订做的。各处收藏的书画原先用的事大立柜，多为紫檀制成，有的高达屋顶，存放相当方便，提取也不太费事。另外，每件书画品名上加一个编号，提取时按号查找柜架。在溥仪的“赏赐”目录中绝大多数的作品都记有字号，最多的为“静”字号，次为虽列号而缺编字的，再次为“永”字号、“长”字号、“海”字号。

虽然神武门、北上门等出入紫禁城的大门仍由民国步兵统领指挥的“内城守卫队”把守，但溥仪觉得这还是不能对他实施盗运书画的计划构成威胁，因为成功地运出善本书的行动，一直在对他起着打气鼓劲的心理作用。既然善本书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盗运出宫，那书画的盗运又有何难呢

溥仪仍然是仿照盗走善本书的办法，首先选择手卷的册页，因为它的体积较小，看起来不显眼，不至于引起警卫的注意，较容易蒙混过关。同时一向由太监携带的黄绞袱出出进进，跟着溥杰一道，值勤的人员司空见惯，熟视无睹，也就不予理睬也懒于过问，于是就听之任之，畅通无阻了。

溥仪第一次“赏赐”给溥杰的书画竟达10件。从同年12月9日起，他们见守门的警卫马马虎虎、麻痹大意，形同虚设一般。于是他们便乘机增加了每次盗运的件数。15件，20件，25件，贼胆越来越大，简直是肆无忌惮。12月27日的“赏赐"，一次竟高达30件，其中包括：(明)唐寅《野航雨景》、(元)赵孟頫《乐志论书画合璧》、(宋)马远《溪山秋爽图》、(宋)赵伯驹《蓬瀛仙鹤图》、(明)文征明《赤壁赋图》、(明)仇英《五百罗汉图》、(元)黄公望《溪山无尽图》。

1923年1月5日后的“赏赐”中，有好几次竟达到35件之多。就是用这种逐次递增，分批盗运的方法，溥杰、溥佳这两位“皇帝”的伴读几乎每天从紫禁城回去，都带走几大包书法名画。开始还是几天分两次来“赏”，随后干脆就一次“赏”出，其真正的企图就是要把宫内这一批书法名画全部盗出。

由此可知，溥仪在他的所进行的“赏赐”活动中也在采取多方面手法，不但是掩耳盗铃欺骗自己，更为狠毒的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来个消灭罪证，不列入清单，撕去原来的伪装，变本加厉、无所顾忌，暗中窃取，连负责管理看守的太监们也被蒙混过去，留下的只能是一笔整理不清的糊涂账。

溥仪盗运国宝的计划绝非仅限于法书名画卷册部分，他是要把故宫中能盗运的国宝全部偷出宫外，据为己有。经过两个多月连续不断的“赏赐”，原藏的书画卷子，已基本上被洗劫一空，至于册子，所剩下的也十分有限，仅有画轴还没有动手。这些未动的画轴和极小部分的册页，并非是溥仪一伙“良心”发现而舍不得动手，而是客观上存在着不易克服的具体困难，主要是画轴的体积太大，有的还太长，无法进行包裹，明晃晃地往外拿又唯恐露马脚。正在研究安全又保险的新的盗运方法之时，就遇上动荡的政治时局和国内的形势发生了剧变。

1924年，占领北京的冯玉祥国民军把贿选出的“大总统”曹锟软禁在故宫武英殿后侧的“延庆楼”，紫禁城外的“内城守备队"已被冯玉祥的国民军改编，并加强了对紫禁城的兵力和监护。在这种形势之下，溥仪原拟的密谋计划，显然遇到了强大的阻力。所以说，是时局的突变迫使溥仪等有所收敛，暂时停止了盗运活动。只要时局再变，来了可乘之机，溥仪他们还会想出新的花招，直到把所有的书轴盗尽为止，这才是他的最终目的。

溥仪盗运出宫的书画精品的珍贵程度，用言语是难于表达，更是无法估价的，其中有东晋王羲之《破羌帖》、《曹娥碑》、《二谢帖》，唐欧阳询《行书千字文》，唐玄宗李隆基《毛应佺知恤诏》的亲笔墨迹，宋徽宗赵佶《后赤壁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亲笔原稿等等。在绘画方面，有东晋顾恺之《洛神图》、《列女仁智图》，隋展子虔《游春图》，唐阎立本的《职贡图》、《步撵图》，宋李公麟《女史箴》、《九歌图》、宋代马远、夏圭以及马麟各自画的《长江万里图》等。

至于溥仪从北京故宫中盗运出的珍宝、古玩、金银器皿则无记载，但据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和从后来的流散情况看，数量也不少。溥仪的堂弟溥佳幼年时曾作为溥仪的英文伴读，经常出入宫禁，他曾回忆说：“溥仪出宫的前两天，我们趁养心殿无人的时候，从保险柜里取出些便于携带的珍珠手串等物，分装在两个小手提箱内，准备带出宫去。”

溥仪从小就喜欢玉器，见得多自然也就对玉器有一定的鉴赏水平，溥仪从北京故宫盗运的珠宝翠玉中以玉饰为最精，价值也很昂贵，其中玻璃翠玉有许多，大小形状不等，都是难得的珍品，还有重几十克的金刚宝石、印尼产猫眼石、红宝石、翡翠等等珍宝。

1924年11月5日，溥仪带着皇后婉容、淑妃文绣以携带生活用品、首饰为名带着部分珠宝玉器，乘坐着民国政府准备的 汽车 ，由鹿钟麟、张璧陪同，驶出紫禁城，到达前北海沿的醇亲王府他的生父载沣家。溥仪看到王府门前及四周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国民军士兵，就径直向王府走去。此时溥仪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无人知晓，人们只是看到他紧紧地闭着嘴，神情严肃沮丧，带有一丝无以名状的失落感。但失落之中仍有几分欣慰之色。原来溥仪想到了他和溥杰从北京故宫中盗运出的奇珍异宝，虽然曾在醇亲王府内集中存放一段时间，但庆幸的是已全都转移到天津日租界那个安全所在，这就足以保证他一生的荣华富贵。

溥仪盗出的国宝是怎样运到天津的

溥仪、溥杰等从北京故宫盗出的国宝，在醇王府内集中存放了一段时间便全部转移到天津的租界内。对此溥仪的堂弟也是他的宫中伴读盗运国宝的局内人溥佳的一段自述所言所据：

因为早在1922年前后，由于北京经常受到战火的威胁，深恐溥仪一旦不能在宫内居住时，就无处可以避乱，就由我父亲(载涛)在天津租界代溥仪买了一所楼房。

这批国宝运往天津时，又费了一番周折。这些书籍、字画，共装了七八十口大木箱，体积既大、数目又多。在出入火车站时，不但要上税，最害怕的是还要受检查。恰巧当时的全国铁路督办孙宝琦是载抡(庆亲王载振胞弟)的岳父。我找了载抡，说是醇亲王府和我们家的东西要运往天津，请他转托孙宝琦办一张免验、免税的护照。果然很顺利地把护照办妥，就由我把这批古物护送到了天津，全部存在戈登路166号楼内。有了这批稀世之珍来作溥仪将来生活和留学的雄厚资本，所以认为去天津居住最为相宜，可以说是有恃而无恐。

1925年2月23日，溥仪来到天津，不久便将戈登路所存全部国宝移到张园，后又移到静园。

存放在天津的国宝是如何运往长春的

后来，溥仪在伪满洲国皇帝宝座表面上坐稳之后，当然不会忘记他在天津所收藏的那批国宝，这是他在经济上最大的寄托和所拥有的无价财富。运不运到伪满洲国来即便是运又是怎么个运法在天津有他父亲载沣以及若干亲信看守着这批珍宝，又有日本警察署为之撑腰，当然不会出现什么差错。运到“新京”来，放在溥仪的身边，心里总会平稳些，但运来之后又怕发生意外，日本人会不会打这批国宝的主意呢

正当溥仪还在犹豫打着他的小算盘之时，日本人早已对此确定了既定方针。因为日本人对这批国宝的重视程度毫不逊于溥仪，将其全部运到长春，更有利于对溥仪的全面控制，尽管放在天津日租界相对来讲亦可说是掌中之物，但总有一种鞭长莫及之感。日本人又何尝不觊觎这大量的国宝，一到时机成熟，任何时候都可成为囊中之物。

“皇帝御用挂”吉冈安直按照日本关东军指令对溥仪提及此事时说：“务必把那一大批书画文物从天津运到‘新京'的‘宫内府'来。否则将有人这样想：‘满洲国皇帝为什么要把他的东西不存放在满洲国内，而偏偏要放在满洲国国土以外的天津'这很可能使人怀疑你仍要回天津去住!”在此威胁之下，溥仪乖乖地将存放在天津的书画文物分批运到了长春伪皇宫。

1936年6月中旬，溥仪传谕，命在天津清室办事处留守的族人溥修护送第一批国宝来“新京"。溥修奉谕将手卷40件分装成2箱，在日本人的保护下运到了伪皇宫。

这些国宝的运送过程相当严密，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十分稳妥。首先由溥仪派到天津的贴身侍卫官存耆与天津清室办事处的溥修等人当面按物品详册逐箱逐件点收签封，然后由在天津的日本赤帽社“外加装置，以期沿路装卸周全”。运输则由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长直接负责，商妥铁道司令部挂车一辆，并派日本宪兵沿途保护直送“新京”的伪皇宫。

溥仪在天津期间清宫法书名画的存藏、散失与转移

中国 历史 上曾经发生了数次令人惨痛的法书名画大散失和浩劫。表面上看，发生的原因莫不与朝代的治乱、战乱或衰亡有着密切的关联。但如果我们透过那些 历史 现象稍加考察，就会发现，原来最高统治者的“一己之私”才是最有力的“推手”。南北朝时聚名画法书和典籍二十四万卷而付之一炬的梁元帝萧绎如此，中国 历史 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是更为甚者。溥仪在北京紫禁城的“小朝廷”**清宫内府的珍宝并秘密运往天津，以及在天津期间为满足自己无度的挥霍和在日本租界的“小朝廷”浩繁无边的开支，对视为己有的清宫珍宝肆意变卖抵押，就是有力的明证。

说到溥仪在天津时期内府珍宝的存藏、散失与转移，就不能不提及当时的天津英租界13号路166号楼。在他出逃至天津的三年前，也就是1922年前后的北京“小朝廷”时，他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把以赏赐溥杰为名盗出的法书名画和古籍就源源不断地运至天津，存在于这所楼内。

为什么溥仪要在天津买房以存藏盗运出来的内府珍宝呢一是因为地理位置的缘故。天津是北京的门户，离京也只有一百多公里。北京发生的事在天津几乎可以看得见、摸得着。再说在天津“写剧本"到北京去“唱戏”(此处指溥仪想借助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搞复辟)也是十分便利的事儿。这也是中国近代史上许多政客、军阀都曾在天津做过寓公的重要原因。

另一个因素就是盗运出宫的珍宝的安全问题， 天津是中国国内外国租界最多的城市 ，当时一共有英、美、德，日、俄、意等九国租界。其中英租界势力最大。当时，溥仪及其“小朝廷”与日本人可能尚无实质性的接触。因此，载涛受命到天津买房也就选择了旧属英租界的天津戈登路即13号路166号楼，依仗英帝国势力为之保镖。天津的楼房购置妥当，**珍宝的准备工作算是告一段落。于是，唯恐迟则生变的溥仪在1922年正式开始“赏赐”，趁溥杰、溥佳二人每天上午“进宫"陪同溥仪读书之机，一个包袱接着一个包袱地运出了紫禁城，待积至七八十箱之后，再由溥佳出马奔走，一路通行无阻，安全运至天津英租界所置楼房中，秘密地藏起来。

溥仪潜逃至天津后珍宝的存藏与转移

清代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内府的庋（guǐ）藏是历代法书名画的一次大集中，基本上把历来流传下来的名迹罗致到手，总数在万件以上，唐宋元的法书名画近两千件，明代作品亦存两千件左右。

溥仪在天津期间存藏的珍宝大致分为法书名画、善本书籍和珠宝翠玉三个部分。法书名画和善本书籍都是体积并不显眼，方便溥杰、溥佳用书包或包袱携出而不致引起警卫注意之类。其中法书名画的盗出，首先选择的是手卷和册页，其次是那些体积较小、类似手卷而不带轴头的挂轴(条)字画。这两个部分具体数量难以准确估计。

从所谓“清室善后委员会”统溥仪“赏赐”的“清单”编印出来的一本小册子《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可知从1924年9月28日起至12月12日止，前后两个半月以上的时间，溥仪通过“赏赐”溥杰、溥佳共盗出书画手卷1285件，册页68件之多。加起来共是1353件，是清内府庋（guǐ）藏晋唐宋元明法书名画4000件左右的近一半。这样的统计可能并不符合当时溥仪所盗出宫外的书画手卷册页的真实数量。因为在“赏赐”清单之外，还有不少隋唐宋元的国宝名品根本没有登记在清单之上。这种情况是在后来清理过程中才逐渐了解到的。

当时的“清室善后委员会”在民国十四年(1925年)七月三十一日点查养心殿至吕字五二四号时，所发现的“赏溥杰单”和“收到单”各为一束，认为两者“大体符合”的看法，说明“赏溥杰单”和“收到单”上的法书名画的数量与在“赏赐”手段上采取多面手法盗出而不列入清单的法书名画的实际数量是存在较大差距的。之所以作出如此推测，原因在于“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成员们毕竟都是溥仪的旧时臣工。当他们发现溥仪“赏赐”的清单时，既未报请共和政府声讨追回，亦未能着手彻底清理点查以弄清到底“赏”出多少。可能他们略作清点就对溥仪盗出书画心知肚明，却宁愿“相信”一纸清单，走走过场例行公事。否则他们为什么不得出两者“完全符合”的结论呢

“大体符合”是颇有意味的一种看法，联系到给出这种看法的人就更值得玩味了。“大体符合”在这里可能包含着两种意思：一是数量确是相当，相差无多；二是数量极不相符，相差可能数十件或数百件之多。相差数十百件之多，在中国历代传世的浩如烟海的名家书画作品中可能算不了什么。但在清内府4000件左右的法书名画的庋（guǐ）藏数量上，却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了。溥仪的“赏赐"原本就是蓄谋已久的暗中窃取，手段必是多面的，“赏赐”只是其中的一种主要途径，因此，我以为在当时的时局和形势下，在当时的时代风气层面上，“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旧时臣工们给出“大体符合”四个字是无可奈何而例行公事的话；对 历史 而言，对后人而言，则无疑是骗人的鬼话。

盗出宫的宋版书的数量，据溥仪《我的前半生》所云“二百种上下”，应是有二百个种类的宋版书籍，既有可能是二百本左右，也有可能略大出这个数目。至于珠宝翠玉的件数则可能要多得多。

溥仪和他的“小朝廷“的臣工们想盗窃的内府珍宝原本远不止这些。直奉战争的爆发阻碍了他在进行中的计划。1924年11月直系军中的冯玉祥将军进军北京，幽禁“大总统”曹锟，改编紫禁城外的“内城守备队”，并命令部下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十一月五日突然闯入紫禁城撵走了溥仪，紫禁城里的“小朝廷"不复存在，《清室优待条件》也到此取消。溥仪窃取宫中法书名画的计划由此中断。20多天后，他由其父的醇亲王府逃往日本兵营，要求“避难”，随后公然搬到日本公使馆。数月之后于1925年2月23日在日本警察"保卫”之下，潜逃至天津，又在日本租界的张彪私宅张园那里安顿下来，作为逊位皇帝的“新宫”，还成立了所谓“清室办事处”，北京的皇室中人轮流到天津当差，又形成一个“小朝廷”。

原来存藏在天津英租界13号路(戈登路)166号楼内的宫中珍宝便搬到了张园。这次转移在总的箱数和珍宝的件数上应该是原存放在英租界13号路楼内的数量，不会减少，相反应增加了溥仪潜逃至天津时随身携带的一些珠宝翠玉之类的东西。但由张园迁往静园时数量究竟减了多少，尚不得而知。在静园存放了近7年的这批清宫珍宝1932年由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中将参谋吉冈安直运至长春伪皇宫，但已不到70箱了。“几十种”法书名画、宋元善本的变卖、抵押或赏赐，以及一些珠宝玉器等的售出和抵押、转移到长春的清宫珍宝自然就减少了。但真正的清宫珍宝的浩劫还在后头，这仅仅是我国历代法书名画的又一次浩劫的前奏。

溥仪留津期间珍宝的变卖、抵押和散失

溥仪潜逃到天津后，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卵翼下依然过者“小朝廷”的尊荣豪奢的生活。巨大的财源仍满足不了“小朝廷”浩繁无边的开支和他无度的挥霍，便开始通过身边的陈宝琛等人或宝熙，郑孝胥等旧日臣工，把视为其私人财物的贵重书画作为商品卖给殖民者和古玩商，换取大量的金钱。

溥仪在天津的数年中，究竟变卖抵押了多少件法书名画，无案可稽，很难摸清底细。但在天津期间售出的大概有：

(1)王献之《中秋帖》、(2)王珂《伯远帖》。这两件黑迹乃清乾隆皇帝弘历“三希堂"中之“二希”。据张伯驹在《春游琐谈》中说到这两件法书是溥仪在天津时售出，不知何时归原为琉璃厂古玩商人，曾做过袁世凯的总务局长，后从事银行业务的郭世五，新中国建立前夕一度为财阀宋子文据有，后又退还郭氏。

(3)北宋李公麟《五马图》。为李公麟传世之代表作，每段有同时人、“宋四家"之一的黄庭坚题诗。流传有绪，屡经名家递藏和著录。极具 历史 价值和艺术价值，同时在中国绘画史上也极具 历史 和艺术地位。在天津售出后一直在日本私人手中秘藏。

(4)传为北宋李公麟《潇湘卧游图》。为日本菊池惺堂所藏。

(5)南宋赵令穰《湖庄清夏图》。原流往日本，可能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购得。

(6)南宋郑思肖《墨兰图》。此卷有元明人诸多诗题。入明为诸家递藏，清初为宋荦（luò）珍秘。郑思肖开元明之花写意之先声，传世作品绝少，此卷集诗书画荟萃于一卷之中，益以元明清名家诗题，极为珍贵。为日本人阿部房次郎所得。

(7)南宋李嵩《西湖图》。此卷乃《佚目》外之物。原藏家为上海庞莱臣，现藏上海博物馆。

(8)金人王庭筠《幽竹枯槎图》卷。此乃王庭筠传世孤本。风格上继承苏轼、米芾墨戏之笔，下开元代文人画之先声，在中国绘画艺术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9)元赵孟頫《滦菊图》。赵孟頫的人、马、山水之作较为常见，唯花卉绝少，尤以写菊确为仅见。此图对全面研究赵氏技法，以及赵氏花卉如何继承并发扬传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10)元张渥《九歌图》。《石渠宝笈三编》著录。

(11)元黄子久《江山胜景图》。

(12)元王冕《梅花图》。

(13)元赵奕书《梅花诗》。《石渠宝笈》著录，山本梯二郎所藏。

宣统逊皇归于我冈部子爵(冈部长景)，子爵求予跋”。

(14)元马琬《幽居图》。清代著录颇多，卷后有日本内藤虎题跋云“近年由宣统逊皇归于我冈部子爵（冈部长景），子爵求予跋。”

又据胡嗣瑷《直庐日记》手稿(辽宁省图书馆藏)，得知当时美国人购去三件，未记录时代、作者和图名。该美国人在购画过程中，与英国教习合谋想骗走的李成《寒林图》、《茂林远岫图》以及燕文贵《溪风图》等六件，后在日本使馆的干预下得以归还。

天津博物馆现藏清宫内府书画作品有：北宋范宽《雪景寒林图》；南宋赵孟坚《水仙》卷；明项圣谟《且听寒响图》卷等近30件。这近30件清宫内府书画中可能有一部分是溥仪在天津时售出的，有一部分则是后来回流到天津，被天津藏家所购买。其中也有一部分可能是天津藏家通过设在北京琉璃厂的古董店所购买。

溥仪在天津期间变卖抵押的除了法书名画之外，还有珠宝翠玉及瓷器等。但其中的许多抵押品与他在北京“小朝廷”抵押给北京盐业银行有关，有些抵押品则不是从宫中盗出之物。1922年溥仪大婚前后，清室为了筹措大婚经费以及拟赴欧旅费，甚至赈济日本地震灾民费用，曾将清宫珍藏的书画、瓷器、玉器抵押给盐业银行。

1924年5月31日经溥仪岳父荣源和内务府大臣绍英、耆（ qí ）龄与北京盐业银行80万银元抵押贷款。第一批乾隆五十五年铸制的16枚金编钟，第二批抵押是金宝、金册、金塔等金器，期限一年。溥仪出宫后无力偿还，一部分金器已熔毁，金编钟1932年运至天津盐业银行。其他抵押品玉器、瓷器也有运津行保管的。天津盐业银行与北京盐业银行关系密切，1928年盐业银行总行一度设在天津，因此溥仪存放在盐业银行抵押品，过期后就又可能变卖或处理。天津博物馆现藏的一对碧玉提梁卤(高约40厘米，宽约20厘米)，十分精美和珍贵，极可能是溥仪在津期间放在天津盐业银行的抵押品。

溥仪在津期间所散失的珍宝还包括他赏给近侍的一些东西。如他为酬答其师傅陈宝琛之外甥刘骏业而赏赐给刘骏业的唐阎立本《历代帝王像图卷》(此件归刘氏不久即归华北伪政权头目梁鸿志所有。随后转售日本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所得)和《步辇图卷》，五代阮郜传世孤本《阆苑女仙图卷》三卷。当时还酬有宋拓《定武兰亭序拓本》一卷等。从以上作品的 历史 性和艺术性来看，它们无疑是极具价值的瑰宝。当然，溥仪的酬答如此“丰盛”，与他当时也许并不了解这一点有关。所幸保管《步辇图卷》、《阆苑女仙图卷》的主人，没有转售给外人，解放后捐献给人民政府，后归故宫博物院庋（guǐ）藏。这也实属一场大不幸中的万幸了!

圆明园遗址

在海淀区的海淀镇之北，有一处占地约5300亩的园林遗址，这里林木繁茂，水泉丰沛，兼具江南和北方风光双重特色。这就是曾有"万园之园"之称的圆明园遗址公园。

(一)园史简述

1早期的风景胜地

北京城的西北郊区自古以来风景优美，水泉清澈，一向是吸引游人的好地方。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为蓟城居民及文人雅士瞩目之所。辽南京时期及金中都时期这里开始建设行宫、寺院等皇家建筑和宗教建筑。逐渐发展成蓟城郊区的风景区。元代之后，古代园林中的行宫建筑已荒圯，但池沼散布，田园阡陌的大片宜人的地方，被墨客们冠以"丹陵祢"之雅号。从此这里成为后来达官贵族们的别墅胜地。如明代武清候李伟在今北京大学西门外对面(昆明湖以东)一带建的清华园就是一座典型园林。

2圆明园的兴衰

清王朝定鼎中原，建都北京，沿袭了明代的城池和宫苑，把基本建设的重点放在了对西郊的开发。康熙皇帝六次南巡，把江南风景及建筑风格引进北京，在李伟的清华园遗址上建起了畅春园，此园是具有特殊形制的离宫别院，大约竣工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畅春园附近，"赐园"毗郊，其中之一，是康熙四十八年(1709)赐给其四子雍NFDBE王的圆明园，但该园比后来的圆明园小得多。此园大约在后来的"镂月开quot;景区，占地约500亩。胤祯登极后，将圆明园扩大，在南部建殿宇，为"外朝"，后面的大组建筑群为"内廷"。扩建后占地约3000亩。其中大水面是福海。乾隆皇帝亦曾六下江南，搜集天下名胜，"移天缩地"点缀园中，不遗余力地扩建修整圆明园，此时园中已有"四十景"之名称。从而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乾隆九年后，在圆明园东部和南部又陆续建了长春园和绮春园(后改万春园)两座辅园。三座园林有门相通，成为一体，平面布局成一个倒置的品字。圆明园是三座园林的总称。嘉庆年间对圆明园的修缮工程仍不断进行。此时圆明园的总面积已达5200余亩，人工水面占总面积的一半以上，堆叠的岗阜岛堤300多处，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景点160处。园中殿宇不仅装饰、陈设考究，还是收藏无数古籍珍宝、工艺美术品的综合性艺术大宝库。 可惜如此辉煌壮丽连续营建150年的万园之园，毁于英法联军的魔爪。 1860年9月联军占领了大沽口，沿白河北上占领河西务,震动了京师。咸丰皇帝于9月22日逃往承德，10月5日联军占领海淀，6日傍晚法军进了圆明园，7日英军也进园。先是掠夺抢劫和破坏，17日开始焚烧。联军的罪恶火焰一直烧到19日，三天三夜的火海，将圆明园中富丽堂皇的宫殿和人类文明吞噬殆尽。

3圆明园的劫后之劫

英法联军本想将圆明园夷为平地，但毕竟三园面积太大，罪恶的魔掌一时遮不过来，于是有一些景点如"廓然大公"、"蓬岛遥台"等幸存了下来。当时幸存，为后人的偷盗又开了方便之门。到同治十二年(1837)慈禧"归政"之后，想修复圆明园，终因该园损失太大和国库空虚而未能全部实现，重修计划只好先集中在圆明、万春两园。即使如此，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建材缺乏而被迫停工。1900年八国联军进京，慈禧光绪又西逃，驻守西北郊的八旗兵丁勾结宫监和当地恶霸、地痞，将园内建筑拆卸盗卖、林木砍伐，使园内的建筑荡然。民国初期的军阀、官僚地痞更肆无忌惮，大规模地挖掘地下的建筑残存遗迹，地面上的残存物更不必说，如华表、石狮、石雕、太湖石等早贩卖他处。此现象沿续了几十年，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还有在遗quot;挖宝"者。此现象由于持续时间长，当时形成了专门的一种行业，以遗址为"趸货的宝地"。

4对圆明园遗址的处理

建国后，对圆明园遗址相对重视起来，但是如何处理，意见莫衷一是。50年代在这里进行了大面积的绿化工作，又陆续地修建了一些房屋和道路，便于对遗址的管理。一百多年的时间，遗址内已自然地形成了居民点，尽管政府三令五申不准迁入园内一人一户，但是自然的繁衍亦是一股不容抗拒的力量，到80年代初期，园内已住有3000多农民，有的已经是第四代了，有位学者说："对圆明园遗址消极保护是不行的，只有对它整修、利用，才是积极的保护、真正的保护"。80年代中期以后，经各方努力，找出了一条保护、建设遗址的新途径，即采取政府、管理处与附近农民合作建园，民办公助、以园养园的方针。于是圆明园遗址出现了新气象。到90年代初，已成为一处颇具规模的"遗址公园"。

(二)遗址简介

1圆明园

(1)"前朝"政治活动区

在101中学以西，颐和园路之北，是圆明园的大宫门。宫门内是以"正大光明殿"为中心的一组宫殿区，围绕前湖，形成一个中轴线，该轴线包括前湖之后的"九洲清宴"，包括东面的一组"勤政NFDBE贤殿"、"保合太和殿"和"吉祥所"；西面的"翻书心"、"长春仙馆"和"四宜楼"等。该组建筑中，中轴线两旁布置着内阁六部等中央机关和保卫圆明园的八旗直房等。

(2)供奉清帝影像的安佑宫

在圆明园的西北角有一组特殊的宫殿区，规模宏大，肃穆端庄。这就是供奉清朝历代帝后影像的安佑宫。该组宫殿始建于乾隆五年(1740)二年后竣工。大殿九楹，左右配殿五楹，宫门五楹，前后有华表两对(现一对在北京大学，一对在北京图书馆)，牌坊三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