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7]6号）的颁布，拉开了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序幕。2007年2月28日，文化部在京召开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会议，全面启动古籍保护工作，国务委员陈至立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8月3日，文化部在京召开全国古籍保护试点工作会议，选定57家（后增至59家）古籍收藏单位，开展为期一年的古籍保护试点工作，印发了《古籍普查方案》等文件，宣布成立了由66人组成的专家委员会。

自9月底开始，文化部组织开展了名录的申报工作。申报工作受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各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全国文化、文博、教育、民族、宗教等系统的200余家单位及个人参加申报，截止12月中旬，申报数量总计超过5000部，古籍类型除大量的汉文古籍外，还有丰富的民族文字古籍、金石碑拓、敦煌文献、舆图、竹木简等。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的入选标准十分严格。名录的主要收录范围是1912年以前书写或印刷的，以中国古典装帧形式存在，具有重要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的珍贵古籍。少数民族文字古籍视具体情况适当放宽。国家珍贵古籍的评选标准，原则上与《古籍定级标准》（WH/T20-2006）所规定的一、二级古籍的评定标准相同，即国家珍贵古籍原则上从一、二级古籍内选定。属以下两种情况的古籍暂不入选：一是专家审定时对版本存疑的，暂不入选；二是申报的版本残缺超过50%以上，其他收藏单位有同一版本全本的，暂不入选。11月初，文化部成立评审委员会，聘请简帛、碑帖、敦煌文献、佛经、汉文古籍、民族语文古籍、古籍保护等各学科专家，开始进行名录的初审工作。经评审委员会反复研究、审议，于12月中旬初步确定了名录的推荐名单。2008年1月7日，文化部办公厅向全国古籍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及各省（区、市）文化厅局发函，就名录推荐名单征求意见。根据各方的反馈意见，评审委员会研究后对推荐名单作了相应调整，于1月23日至29日在《中国文化报》及中国古籍保护网上向全社会进行了为期7天的公示。根据公示意见，经评审委员会再次研究，将名录推荐名单调整确定为2392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于2008年3月1日批准颁布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2392种及“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51家。这2392种《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有汉文古籍2282部，包括简帛117种、敦煌文书72件、古籍2020部、碑帖73部；少数民族文字古籍110部，包括焉耆—龟兹文、于阗文、藏文、回鹘文、西夏文、白文、蒙古文、察合台文、彝文、满文、东巴文、傣文、水文、古壮字等14种文字。

国内出土的4大逆天文物，酷似现代手机、玻璃杯、游标卡尺、路由器，每件都像是“穿越”。

文物一：远古石铲

在国内考古挖掘的历史中，其中极为重要的部分要数史前遗址了，而通过发现的史前古墓遗址，考古专家可以研究出古人类的生活习惯，以及历史上的一些未解之谜。而在国内出土的史前遗址的文物里，一件距今13万年的“石铲”文物，可以说是相当的珍贵了，现存于国家博物馆中，被列为一级文物。

很多人在看这件文物的时候，心中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疑问，这分明就像是现代的智能手机啊，真的有一万多年的历史了吗？实际上，这件酷似手机的文物，在古人的眼里只是一把石铲而已，是他们的劳动工具，石铲上面的2个孔是用来衔接木棍的。这就证明了，早在一万多年前，国内区域的古人就已经开始改造自然了。

文物二：战国水晶杯

这件文物看起来非常神奇，因为其外形和现在常见的玻璃杯别无二致，但实际上，这是一件战国时期的水晶杯，而且由于其重要性和研究价值，被国家列为了禁止出境展览的名单。很多人看到这件文物之后，还调侃是不是项少龙穿越了带去战国的。

文物三：青铜卡尺

王莽在历史上有着很大的争议。王莽是西汉外戚王氏家族的重要成员，在朝野素有威名。后世的很多人觉得他虽然礼贤下士，谦恭俭让，但实际上是沽名钓誉之辈。西汉末年，在汉哀帝早亡、皇权旁落的状况之下，王莽乘机夺取大权，而他创立的新朝仅仅存在了15年，成为了我国历史上短命的朝代之一。

王莽在位期间，他推崇的改革制度和现代极为接近，因此有人怀疑他是现代人穿越到了古代，搞起了惊天的改革。王莽留下的文物众多，现代考古也在其中发现了一件很逆天的文物，就是“王莽卡尺”，因为这把青铜制成的卡尺和现代的游标卡尺非常相似，所以后人称王莽为游标卡尺的始祖。

文物四：云纹五柱器穿越路由器

1959年，安徽省屯溪市的西郊在修建飞机场时，施工队无意间挖出一些青铜器。考古专家赶到后发现，这里有两座来自西周末期的古墓。在墓中，考古队挖掘出一个造型非常现代的青铜器，根据专业的碳14检测，至少已经存在了2700多年了，被学者称为“云纹五柱器”。比较独特的一点是，这件青铜器造型非常像是现代的路由器，下面是一个方形的凸台，上面有五根相互平行的棍子，就像是路由器的天线一样。对于用途，有人认为是古代用来祭祀的，那五根天线相当于焚香了；也有人认为一种管弦乐器，上面那几根棍子是用来吹奏音乐的管子。然而，这件文物当时具体到底是做什么用的，我们至今还不得而知。

我国正规的古董鉴定机构，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此外国家文物局批准7家文博单位开展民间收藏文物鉴定试点工作，具体介绍如下：

1、天津市文物开发咨询服务中心

鉴定文物门类包括：陶瓷器、玉石器、书画、杂项（古籍、古钱币、古生物化石及外国文物等除外）。

2、黑龙江省龙博文物司法鉴定所

鉴定文物门类包括：陶瓷器、玉石器、金属器、中国书画、杂项。

3、西泠印社艺术品鉴定评估中心

鉴定文物门类包括：陶瓷器、玉石器、中国书画、杂项。

4、厦门市文物鉴定中心

鉴定文物门类包括：陶瓷器、玉石器、金属器、杂项。

5、湖南省文物鉴定中心

鉴定文物门类包括：陶瓷器、玉石器、金属器、书画、杂项。

6、广东省文物鉴定站

鉴定文物门类包括：陶瓷器、玉石器、金属器、书画、杂项。开放时间外鉴定需电话预约。

7、云南文博文物评估鉴定有限公司

鉴定文物门类包括：陶瓷器、玉石器、金属器、书画、杂项。同时开展鉴定咨询。

文物产生于一定的历史环境，在自然和历史的发展变迁中，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给人们认识它的年代与价值造成很大困难。一些人出于盈利等不同的目的，采取各种手段制造假古董，鱼目混珠，使人对文物真假难辨。通过鉴定辨识文物真假，就成为鉴定文物的首要任务。

扩展资料

文物”鉴定一直是一个比较火热的话题，中国的历史悠久，古董文玩市场一直都是非常火爆的，但是这其中，被心怀不轨者看出了有利可图。于是大量的真伪难辨的仿制品出现在古玩市场当中，辨别古董的真伪，就成了许多人关注的重点。

真伪的辨别，主要是看“文物”是否为现代通过高科技仿制，或者是古代的人进行的仿制。如果是现代的人仿制出来的赝品，没有一丁点的收藏价值和研究价值。

按照规定，根据“文物”价值的高低，把馆藏“文物”和民间“文物”划分珍贵“文物”和一般“文物”，其中又分为一、二、三级。确定好等级之后，鉴定“文物”的过程基本就完成了。而且国家要求凡是出土“文物”都归国家所有，并且国家一级“文物”的转让也只能在国内进行。

国家文物局-7家文博单位开展民间收藏文物鉴定试点工作

-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

-文物鉴定

点评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刘绪望京楼是迄今为止除二里头遗址之外、唯一一处出土二里头时期青铜容器地点明确的遗址，其在学术上的重要地位可想而知。二里头和二里岗两个时期的城址同见于一地，此为首例，也是目前仅见。此外，望京楼是黄河流域发现的第4座二里头时期城址，面积仅次于大师姑城址。

二里岗时期城址发掘出“凹”字形城门目前仅在偃师商城发现过，主城墙内侧的“护墙墩”更是前所未见。城内发现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大路上，有同时期双轮车车辙，再次证明中国在夏代确有双轮车。城内发现多种遗迹，包括大型和中小型建筑、灰坑、墓葬等，有的灰坑内埋有多个人头。集中大量埋葬人头的现象，以前仅在殷墟和郑州商城发现过。

以上种种发现，均不可多得，甚至填补了空白，充分显示了望京楼遗址在夏商时期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也为夏商文化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点评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它崛起于商代前期的大扩张浪潮，像一颗钉子楔入东夷文化广袤的板块。此后，随着王朝都城由郑洛地区迁至豫北冀南，商文化在南、西、西北等多个方向取守势甚至大范围收缩。唯独向东，几乎一直保持着进取的势头。显然，这与大辛庄这处一直屹立至晚商的重镇是分不开的。这样的战略与历史位置，也就使得大辛庄想不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都难。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它的每一次发现都那样地牵动人心：30万平方米的聚落规模，商都以外首次出土的甲骨卜辞，成片的墓地和随葬铜、玉礼器的贵族墓……

就大辛庄而言，新的发现让考古人勾画商人东渐历史图景的底气更足了：通高50多厘米的大铜鼎、高近30厘米的大铜钺，使得不少学者推测其墓主人应当就是或至少是接近东征最高军事指挥官了；加上带有回廊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以及铜器铭文上所展现的更为丰富的历史地理信息，让人有理由相信大辛庄应当就是商王朝经略东方的统治中心。 点评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刘绪在西周至春秋早期墓地中，该墓地规模之大、保存之好、时间之长、规格之高在全国罕见，从多方面提供了周代埋葬制度的重要信息。今后大凡研究周代埋葬制度，大河口墓地的材料是必不可少的。

该墓地出土青铜器甚多，铜器铭文显示，这是一处名为“霸伯”的宗族墓地。“霸伯”史料不载，可补史缺。

此外，该墓地有诸多特殊现象值得关注，如墓口四角有斜洞、多见腰坑与殉狗等。三处墓地分别属“霸伯”“倗伯”和包括晋侯在内的晋国宗族墓地，三者可谓彼此相邻，这对探讨周代分封与族群关系至为重要。丰富的各类随葬品为探讨周代墓葬器用制度的方方面面提供了难得的资料。有的发现珍贵而罕见，如1米多高的漆木人俑时代最早，且为西周仅见；铸有“燕侯旨”铭文的燕国铜器为第一次发掘出土；记述霸伯与王室重臣芮公、井叔关系的长篇铭文等都是前所未见的。 点评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重峰新疆吐峪沟石窟，既是吐鲁番地区开凿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佛教石窟群，也是古代丝绸之路沿线一处重要的佛教地点，更是联系南疆地区与内地佛教遗迹的重要纽带。不过，吐峪沟石窟保存状况不佳，窟前建筑早成残垣断壁，窟体大多坍塌或为沙土掩埋，洞窟外观及内涵大多不清。而2010年的发掘揭露出的寺院遗迹十分丰富，出土的遗物种类及数量庞大，是中国佛教考古的一次重大发现。

这些新发现，既对深入探讨吐峪沟石窟的创建年代、原始外观、洞窟组合、题材布局、造像特征以及塑绘技法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为进一步研究古代佛教艺术从南向北、自西而东的传播，尤其是高昌石窟寺与龟兹石窟寺和内地石窟寺之关系等，提供了重要的物化资料；此外，它们对重新认识吐鲁番地区的历史、文化以及各民族、各宗教和谐共存的社会背景等，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点评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化成有关汉代家族墓地的考古发现尽管已经比较多见，但大多数由于被盗严重或是发掘不完全、墓主身份难以确定、墓葬等级较低等原因，致使我们对汉代家族墓地的认识还十分有限，而陕西西安凤栖原西汉家族墓地的全面挖掘，终于使我们看到一个等级较高、墓主可考、规划有序、时代延续较长的西汉家族墓地，从而为研究汉文化乃至汉代社会结构提供了极为难得的资料。

该墓地已连续发掘3年，清理了可能为西汉富平侯卫将军张安世的大型主墓以及从葬坑6座、中小型附葬墓11座；揭露出完整的墓园、高规格祠堂建筑、壕沟、道路、排水道等各类遗迹。在墓葬和从葬坑内出土了大量文物，包括金银饰件、青铜器、铁器、陶器、原始瓷器、陶俑、玉器、封泥、印章等各种遗物3000余件(套)，具有很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其中，6座甲士俑从葬坑，不仅兵俑数量多，兵器配置齐全，还出土了数量可观的军职印章，对军事史研究有重大价值。此外，编号为M1的附葬墓未被盗扰，保存完好，随葬品甚为丰富，现正在清理过程中，我们期待着有更重要的发现。 点评专家：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宋建吴越历史舞台的中心在哪里，多年以来一直是学者与公众共同关注的焦点。尽管古籍文献对此有所记载，但是多语焉不详，有的虽言之凿凿却只是演义。

建于春秋晚期木渎城址的确认，为上述一系列发现找到归宿。考古学家以钻探、发掘等方式，发现了木渎城址的城墙、城壕、石板道和水路等，一座大型城址已经显露。这座规模宏大、堪称都邑的城址面积达24平方公里，依托自然而建，山水环绕，充分展现吴人因地制宜的建城思想。城址之外的更大范围内分布众多不同规模的聚落、各等级的墓葬，构成以都邑为中心的聚落群体。

木渎春秋古城的发现是吴文化研究的重大突破，为吴文化课题的深入提供了新材料，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意义。以城址为中心的聚落群在寸土寸金的苏南地区将被完整保存，通过考古学家的田野工作，公众将会从考古遗存中探寻更加形象生动的吴越历史。 点评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杭侃土司制度在保持区域稳定，维护国家统一方面，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湖南永顺老司城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使我们对于土司制度的研究，终于有了一个考古学实证的案例。

老司城为彭氏统治溪州晚期建造。城址主要功能区的分布情况比较清楚，砖石构造的城墙、道路、排水设施等建筑遗迹丰富。城内出土的瓷器题款明确，表明许多瓷器都是土司在景德镇专门订制的；出土的大量动物骨骼等也为研究当地居民的食物构成、生态环境提供了翔实的基础资料。发掘的土司墓中包括了在抗倭战斗中立下了东南第一功的彭翼南夫妻合葬墓，墓园的整体格局清楚。对于溪州土司治下三州六洞的调查，显示了在历史时期的考古研究中，越来越注意到区域调查的重要性。

彭氏统治溪州地区时间长达800多年，老司城的主体建筑修建于明代，可以说对于彭氏和溪州土司，对于土司与土家族等民族的关系、当地土司与中央王朝的联系等问题的研究，还刚刚起步。 点评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裕群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考古界首次对大型寺院遗址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古发掘，是目前经过考古发掘揭露面积最大的寺院遗址。

在塔基中，发现了始建于北宋大中祥符年间的长干寺地宫，出土了以佛顶真骨为核心、以七宝阿育王塔为代表的一大批佛教珍贵文物，引起轰动。长干寺地宫是目前所见国内最深的竖穴式地宫，出土的石函、铁函，七宝阿育王塔也是体量最大的。这些重大发现，对于研究宋代佛塔地宫的建造、舍利瘗藏制度，中西佛教的传播与交流等方面均具有重要意义。塔基外围的3圏明代柱坑，不仅证明明代在宋代塔基原址上重建了新塔，而且是国内首次在塔基周围发现搭建“鹰架”的线索，揭示了明代宝塔的建筑方法，对于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点评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陕西蓝田五里头北宋吕氏家族墓地，是近年来发掘的北宋时期重要高等级士大夫家族墓地之一。经过4年持续发掘，不仅清理了4代人的29座墓葬，而且发掘了具有享殿功能和坟寺功能的家庙、神道和兆沟，揭示出了一个墓地的完整布局和结构，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吕氏家族墓地的布局与宋代流行的五音墓地有较大差别。从司马光《书仪》等文献记载看，当时的文人士大夫对举世若狂的风水堪舆观念是持批评态度的。吕氏家族墓地大部分墓主的身份清楚，墓穴安排清晰，其采用土洞墓室的做法似与文献记载相合，并与文献记载的司马光墓相似。由于墓地保存较好，发掘中出土了丰富的随葬品，这些随葬品的种类和出土位置，墓葬结构所表现的藏尸观念等，都将极大地促进对宋代丧葬习俗的研究。 点评专家：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员孙健“南澳Ⅰ号”是我国沿海经过正式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明代沉船，它为解决中国海外贸易、航海、制瓷等诸多学术课题提供了翔实可靠的实证材料，为研究明代中国经济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和线索。

南澳沉船是目前我国较深的水下沉船遗址，地靠台湾海峡南端，洋流较急。发现后文物工作者及时介入，随即展开了有效调查并迅速制定实施了有效的保护及水下考古工作，从2007年开始至今，基本确保了在进行考古工作的同时，水下遗址未受到盗捞等破坏。考古队通过周密设计、细致工作，克服了种种不利因素，成功地实施了科学的水下考古发掘，从组织、发掘、保护各方面都是我国的水下考古学科建设与实践的成功尝试。本次发掘是我国首次在28米的水下开展大规模考古发掘工作，总结出一套包括水下遗址定位、扰层清理、信息留存、文物提取、出水文物保护与整理在内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操作程序和方法。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有《大司徒噶玛丹贝尼吉编年传》（藏文）、《劝诫亲友书注释》（藏文）、《御制表忠录》（满文）等。

《大司徒噶玛丹贝尼吉编年传》由八邦寺噶玛才旺更却阿顿丹培整理完成于1774年6月14日，传记二十岁前部分由大司徒亲自撰写，1724—1734年间事实，根据司徒本人日记与采访事关人员进行编写。1734至1774年，又抄自大司徒的日记。为了文字结构一致，全传忠实原记录，可信度很高。

《劝诫亲友书》由大乘佛教中观学派之创始人龙树著，已有藏、汉译本。龙树一生中撰写了数目惊人的阐释三藏四续密意之论典，包括以理证之道宣说趋入佛法圆满精华大乘道之圆满菩提道次第等。

《御制表忠录》，满文本，清世祖（福临）辑，顺治十三年（1656）内府刻。该书所辑为明嘉靖年间杨继盛《请罢马市疏》、《请诛贼臣疏》两篇著名奏疏的全文，劝勉官员学做忠谏之臣。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是中国为建立完备的珍贵古籍档案，确保珍贵古籍的安全，推动古籍保护工作，提高公民的古籍保护意识，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和合作。而由文化部拟定，经批准后公布的一份名录，主要收录范围是1912年以前书写或印刷的，以中国古典装帧形式存在，具有重要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的珍贵古籍，以及少数民族文字古籍。

迄今中国共有11375部国家珍贵古籍，分别于2008年3月1日、2009年6月9日、2010年6月11日和2013年3月8日公布。2023年2月8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知识库在国家图书馆正式发布上线。综合应用了数字人文的多项技术，将珍贵古籍名录书目数据重构为知识库，以多维度知识图谱等多种可视化形式展示，以数字手段实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