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是中国第一个大诗人屈原在楚民歌的基础上加工创造而成的。《九歌》是最接近楚民歌的作品，的确带有更多 民歌情调和手法，也注入许多祭神乐歌的宗教色彩。楚歌最显著的特点是多用“兮”字，但这一点并非楚歌所特有。《诗经》就有不少用“兮”字的诗句，但都用在句末。当时南方流行的诗歌则把“兮”用在句中。如《孟子·离娄》里记载的《孺子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屈原的作品本来并没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只有《橘颂》题中有“颂”字，说明它属于颂休。《九歌》此名可能早有，因为《离骚》里也有“启九辨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夏代就有的乐章，所以屈原用来作为一组祭歌的总名。到了汉代才有楚辞的名称，专指屈原《离骚》、《九章》之类的文体。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汉书·朱买臣传》等文献记载，开始是靠近楚地的诸侯王欣赏楚辞，召致了一些会写辞的宾客。随后汉武帝亦赏识。以后汉宣帝又征召一位能诵读楚辞的九江被公（见《汉书·王褒传》）。由于帝王的提倡，楚辞兴盛一时，后又发展成赋，后人把这类作品统称赋，如《汉书·艺文志》就把屈原作品归入赋类。宋代人黄伯思在《东观余论》卷下《校定楚辞序》中曾作解释：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词。只解释了“楚”字，无解释“辞”字。其实楚辞中介一种过渡形式，体制还没有完全固定。即使屈原一个人的作品，也有很多类型，很难说哪一种是标准的楚辞。只是说《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以屈原作品为例来说：一是以四言为主的作品有《天问》、《招魂》、《九章·橘颂》。橘颂中偶句句末用“兮”字，其前一个字为韵脚。四句换一韵。这与《召南·x有梅约略相似。与《诗经》作品从这方面相比，体制没多大差别，但屈原的富于个性，善于变化，不再是分章叠句。二是以六言、七言为主的是《九歌》。其中杂有部分五言，“兮”字放在句中。如《礼魂》以六言为主的如《湘君》，全篇七言的是《山鬼》和《国殇》。《九歌》里的诗都是“兮”字位句中，隔句用韵或每句用韵。五言是上二下二，六言是上三下二，七言是上三下三，中间加上一个“兮”字，应该说是标准的楚歌格式。三是《离骚》和《九章》中的大部分作品是所谓骚体的标准格式。但楚辞句式变化很多，“兮”字是不是一个断句的凭藉，不能一概而论，只能说明它的体制还没固定，正处在发展阶段。 几点意见：一传承，楚辞体制灵活，发展过程没完全明白。像《橘颂》那样的四言句大概和《诗经》的风诗有一定联系，而《离骚》这样的长诗则是后来汉赋的先声。二是从楚歌的源流看，《九歌》最接近民歌形式。三是楚歌中出现大量的七言句，为七言诗的成立奠定了基础。“兮”字从句末移到句尾，是诗体的一大变化。三字节奏（《少司命》上三下三，中间一“兮”，）的出现，就为七言诗准备了条件。楚歌体中的“字”是一个灵活的因素，可以算一个字，也可不算，并无实义，省略也不妨。至于后来“兮”字发展成为轻声，渐渐略读的趋势。 楚歌对后世诗体发展的贡献，自先就是三字尾节奏的确立，至汉代的赋，则是它的变化，楚辞是介于五言到赋的过渡形态。 赋是诗歌的一种变体，班固说：“赋者，古诗之流也。”（《两都赋·序》），刘勰说：“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文心雕龙·诠赋》）。《汉书·艺文志》中把赋分为四类：一是屈原等二十家，二是陆贾等二十一家，三是孙卿等十家，四是杂赋等十二家。我们从现存赋的作品看，大致可分为：一骚体 以屈原《离骚》为代表，并有贾谊的《惜誓》《吊屈原赋》《鹏鸟赋》淮南小山的《招隐士》。二骈体 汉代大赋走向骈偶化，发展成骈赋，后人亦称俳赋。班固《两都赋》张衡《两京赋》司马相如《子虚赋》三散文体 后世称之为文赋。约起源于屈原所作《卜居》、《渔父》，宋玉的《风赋》为代表，又有扬雄《长杨赋》《解嘲》枚乘《七发》东方朔《答客难》有的富有故事性，魏晋演变为通俗的叙事赋，曹植《鹞雀赋》敦煌出土的《晏子赋》，宋代欧阳修《秋声赋》苏轼，赤壁赋》四杂赋 见于《汉书·艺文志》，出及德颂赋和杂禽兽六畜虫赋等，似乎与题材有关。例有荀子的《成相赋》 为什么赋不算诗而算文呢？根据诗体发展过程考察，大致原因：一是赋中散文赋占大部分，散文化显然不是诗歌发展的正轨。二是从楚辞发展为赋，已经远离的民歌的传统。《汉书·艺文志》说“不歌而诵谓之赋”。三是汉魏五七言诗逐步成熟，取得了诗歌的主体地位。四是从内容上看，赋逐步变为歌颂京都宫室、夸耀园林田猎的贵族文学，已经失去了“言志”和“吟咏性情”的特征，离开的诗歌发展的传统。林庚先生在《诗化和赋化》一文（《烟台大学学报》1988年第一期）中把诗化和赋化看作是寒士文学与贵族文学的分野，对我们很有启发。从而，赋在中国文学史上“与诗画境”（《文心雕龙·诠赋》）而不能并驾齐驱，是有其内在原因的。

　　经：经书，指儒家经典著作；史：史书，即正史；子：先秦百家著作，宗教；集：文集，即诗词汇编。泛指我国古代典籍。出处：《新唐书·艺文志一》：“两都各聚书四部，以甲乙丙丁为次，列经史子集四库。”示例：就从妹子说一句书，无论～，大家都顶针续麻依次接下去。 清·李汝珍《镜花缘》第七十八回

　　“经史子集”是中国古籍按内容区分的四大部类。一些大型的古籍丛书往往囊括四部，并用以命名，如《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等，可见四部分类对古籍的重要意义。

　　《楚辞》属于集。

　　楚辞是屈原创作的一种新诗体，并且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楚辞”的名称，西汉初期已有之，至刘向乃编辑成集。东汉王逸作章句。原收战国楚人屈原、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辞赋共十六篇。后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各篇也是承袭屈赋的形式。以其运用楚地（注：即今湖南、湖北一带）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和风土物产等，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故名《楚辞》，对后世诗歌产生深远影响。

《诗经》和《楚辞》都是我国先秦时代最重要的诗歌著作。它们一个代表现实主义，一个代表浪漫主义，对我国后世诗歌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它们虽然都因同出于华夏文化之源而有许多共同点，但也由于各自产生时代、地域等的不同以及作者身份、地位和阅历等的差异，彼此间又在创作精神、思想内容、语言形式、传统道德观念以及艺术风格等方面存在着重大差别。分析和比较这些异同和差别，这对于更好地认识、了解这两部作品的性质和特点是不无意义的。

中国传统的诗歌创作，广而言之，中国传统的文学创作，都离不开两种风格样式，即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而这两种所谓主义的源头，前者为《诗经》，后者当推《楚辞》。

　《诗经》成书于春秋时期，它收录了殷商至春秋中叶大约600多年的305篇诗歌作品。这305篇又大致分为风、雅、颂三大部，其中占绝大多数的风，即“十五国风”共计160篇，因为这160篇“风”多为诗官采诗于民间，因此，《诗经》可以大致认为是“平民文学”，即不是某个特定的文人卿士（或者说职业诗人）的作品。《楚辞》则不同，《楚辞》所收录的作品，均为一些有名有姓的专职作家所作，诸如屈原、宋玉、景差、唐勒等，都为一代诗赋大家，且在文留名。楚辞形成较晚，以屈原为宗，也应到战国后期。就地域来说，诗经以北方为主的广大地区，而楚辞仅限于南方楚地，它的产生与发展与楚地的地域特色——诸如语言、风俗等密不可分，与现在的粤语音乐一样，纯属一种地区文化。

　另外，从内容上，《诗经》涉猎面很广，有男嗔女怨的婚恋诗，以《南风•关雎》为代表；有写奴隶辛劳的怨刺诗，如《魏风•伐檀》和《魏风•硕鼠》姊妹篇；又有幽怨反侧的思妇诗，如名篇《王风•于役》；又有表达士大夫爱国意识的忧患诗，诸如《王风•黍离》、《小雅•节南山》和《小雅•雨无正》等等，几乎各个方面都有涉及。概括的说来，《诗经》所反映的是各阶层的人，特别是平民（包括奴隶、服役者这样的下层劳动者）真实的生活和情感。与之不同的是《楚辞》，《楚辞》为文人士大夫所作，表达的多为士大夫阶层对现实的情感流露，多为抒情言志，如屈原的《离骚》，如司马迁所说“离骚者，犹离忧也”，即屈原遭逐之后，苦闷之情的表述；又如《天问》，简直就是作者“忧心愁悴，彷徨山泽，……仰天叹息，……呵而问之”（王逸语）。需要说明的是，即便如此，楚辞中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操与诗经是一脉相承的，在中国文学，也如一条红线贯穿始终。

　前面说到，《诗经》可看作是“平民文学”，因此，《诗经》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平淡、自然与“写实”。上升到一个高度，便是所谓的诗歌现实主义传统。《楚辞》是文人之作，这就理所当然牵扯到文采。楚辞，无论是屈原的《离骚》还是宋玉的《九辩》，都是意境开阔、尽显文采，且想象丰富、纵横驰骋，还有一大特点就是欲言此而先言它，善用比喻。像《离骚》开篇，谈作者的显赫身世就用了整整一大段：“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这是何等的大气！文中作者思绪驰骋：“折琼枝以为羞兮，精琼靡以为粮。为余驾飞龙兮，亲瑶象以为车。”让飞龙为自己驾车，以象牙美玉作车，想象是何等的开阔与大胆！刘熙载在《艺概•赋概》中说：“东一句，西一句，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极开阖抑扬之变”，用以概括楚辞的艺术特点，是极其恰当的。作一个比较，《诗经》无论记事、写物、抒情，都是确确实实、言之有物的。楚辞看似言而无物，但无形为有形，其意蕴深远，极尽腾挪之能事。《诗经•卫风•硕人》写美人用了这样一段话：“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蝍，齿如槬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可谓美极，写实的手法也用的淋漓尽致。通过对具体物象手、肤、颈、齿、眉、目等的描写，勾勒出卫庄公夫人庄姜之美。我们再看看楚辞中对湘夫人的描写：“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屈原《九歌•湘夫人》），完全凸现了一个“虚”，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这只是一个例子，但《诗经》与《楚辞》在艺术风格上得差异便可见一斑。

　此外，在表现手法上，楚辞继承了诗经得赋比兴，但在此基础上做了重大开拓，也把发挥应用达到极致。辞家们往往寄情于物，托物寓情，使主观之情与客观之物融为一体，创造出许多富于象征意味的艺术形象。在《离骚》中，屈原笔下描绘的善鸟香草、恶禽臭物、灵修美人、宓妃佚女、虬龙鸾凤、飘风云霓、高冠奇服、玉鸾琼佩……，它们或配忠贞，或比谗佞，或媲君主，或譬贤臣，或托君子，或喻小人，或示超俗，或表追求，这些都已不再是作为喻体或借以起兴之物的客体，而是融合了主体情感、品格和理想的象征，而成为蕴含艺术趣味的意象了。这突破了《诗经》以借物抒情为主要特征的比兴手法的局限。这是一种突破、一种创新、一种新的尝试。在中国传统诗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综观以上各点，诗经与楚辞在艺术手法上是迥异的，但这种差别又不是互相游离的。楚辞之于诗经，可以说是一次开拓、一次诗歌革命，它在诗经的基础上创新，诗经是中国传统诗歌的源流。

中国传统的诗歌创作，广而言之，中国传统的文学创作，都离不开两种分风格，即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而这两种所谓之一的源，前者为《诗经》，后者当推《楚辞》。《诗经》和《楚辞》在修辞上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一．总述《诗经》和《楚辞》的主要内容上的差别

1、《诗经》涉猎面很广，思想内容广阔，涉及民族的史诗，赞颂，怨刺，婚恋，农事和征役等题材丰富多彩。比如有表现男嗔女怨的婚恋诗，以《南风关雎》为代表；写奴隶辛劳的怨刺诗，如《魏风伐檀》和《魏风硕鼠》；表达幽怨反侧的思妇诗，如《王风于役》；表达士大夫爱国意识的忧患诗，如《小雅节南山》、《小雅雨无正》等等；几乎涉及了各个方面。总的来说，《诗经》所要反映的是各阶层的人，尤其是平民真实的生活和情感。然而《楚辞》与此不同，《楚辞》是由文人士大夫所作，因而它所表达的多是士大夫阶层对现实的情感流露，其中较多的是抒情言志，如屈原的《离骚》，如司马迁所说的“离骚者，犹离忧也”即屈原遭逐之后，苦闷之情的表述。此外，《楚辞》作品中贯穿着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主要着力于表现作者的主体感受和他们在社会以及自然现象激发下喷涌出来的情感，他们不再专注于真实细致地描绘现实世界，而是利用天才的想象力去创造五彩斑斓的幻想世界，让不屈的灵魂在狂热的斗争中寻找出路，奔向光明。《楚辞》作品中还弥漫着浓郁的悲剧色彩，《诗经》中固然有许多哀怨的诗，可都有一种“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意味。《楚辞》则继承楚歌中那种与生俱来的悲剧情调，以粗重的笔调渲染出一种悲怆激昂的画面。宗教巫术作为《楚辞》的主要题材，作品中容纳了大量的神话传说和巫术礼仪，并通过对他们的描绘抒发作者的内心感情尽管《诗经》和《楚辞》在内容上不同，但也有其相似的部分，就是《楚辞》中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操与《诗经》是一脉相承的，在中国的文学史上，也如一条红线贯穿始终。   

2、《诗经》作为“平民文学”，既不是某个特定的文人卿士，（或者说职业诗人）的作品，而它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平淡、自然和写实。上升到一个高度，就是所谓的诗歌现实主义传统；而《楚辞》作为文人之作，它所收录的作品，均为一些有名有姓的专职作家所作，诸如屈原、宋玉、景差、唐勒等，都为一代诗赋大家，且在文史上留名。《楚辞》中，无论是屈原的《离骚》，还是宋玉的《九辨》，都是意境开阔，尽显文采，且想象丰富，纵横驰骋。此外，它还有一大特点，就是欲言此而言它，如《离骚》的开篇，谈屈原的身世显赫就用了整整一大段：“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揽揆余初度兮，肇赐余与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子余曰灵均，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显现了整体的大气之风!    因而，总的概括而言，《诗经》无论记事、写物还是抒情，都是确确实实的，言之有物的，而《楚辞》看似言而无物，但无形为有形，其意蕴深远，极尽腾挪之能事。 

1，如果说《诗经》是先秦时期北方中原文化的代表,标志着黄河流域文学最高成就的话,那么,以屈原为首创作的《楚辞》,则是先秦时期南方楚文化的代表,标志着江淮流域文学的最高成就。

2，《诗经》与《楚辞》犹如闪耀于古老文学夜空的明星,南北辉映,彪炳千秋。在数千年中国文学史上开创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代表文学传统,沾溉后世,厥功大矣。虽然《诗经》和《楚辞》是代表着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风格的面貌各异的文学样式,但它们之间却有着外在的、内在的、表面的、本质的多方面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1，《诗经》中的作品只有少部分有作者的提及，大部分篇目的作者无从考据，《诗经》主要献自公卿列士，部分采自民间，再经周王朝各代王官，乐师加工修订，流传既旧，经手亦多，具有集体创作的性质。

2《楚辞》的作者均为一些有名有姓的专职作家，诸如屈原、宋玉、景差、唐勒等。

1修辞手法

1）《诗经》句式以四言为主，篇幅较小，用词凝练且多用单音字词，兴的手法运用等使其呈现出简洁精练的修辞特点；《楚辞》句式以六言为主，篇幅较长，多状貌语，运用虚字等使其呈现出铺引渲染的修辞特点。    

2）《诗经》运用词头词尾。叠音词等凑足音节，使节奏平稳凝重，呈现出和谐中正的修辞特点;《楚辞》运用楚地方言，取材奇花异草，气势恢宏的长句和短句交错，平稳中求变化的节奏使其呈现出恢宏奇丽的修辞特点。    

3）《诗经》取材生活化，语言朴素平实以及为文的不事雕琢，使其呈现出平实自然的修辞特点；《楚辞》感情真挚热烈却不乱章法，以“兮”字作语气的缓冲且恪守语法规则，使其呈现出激愤沉郁的修辞特点。 

2《诗经》和《楚辞》的艺术表现形式及表现手法：    

1)《诗经》中的诗歌大多为短篇小品，以凝练精辟见长，恢宏广大不足，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对后代诗歌的影响很大，树立了一种朴素而优美的风格，不事雕琢，而是选择准确、生动的语言刻画各种事物，尤其是通过具体的形象寄托复杂的感情的比兴手法

2)《楚辞》则渐多鸿篇巨制，具有更大的容量，更强的表现力，呈现出崭新的气象，《楚辞》继承勒《诗经》的传统的比兴手法并予以极大的发展，创造了一系列的意象。艺术手法已超出对个别事物的比喻，而是在整体上采取象征手法，把生活本相几乎全都隐去。因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一系列斑斓陆离，而又完整和谐的象征性的艺术群像。”    

3)《诗经》中比喻一般是单列的，而《楚辞》中的比喻则丰富多彩，复杂多变。在句式上《楚辞》打破了《诗经》四言体的樊笼，代之以参差错落，灵活多变的句式，形成自由、奔放的诗歌语言。    

4)《楚辞》继承了《诗经》的赋、比、兴，但在此基础上做了重大开拓，也把发挥应用达到极致。在《离骚》中，屈原笔下描绘的善鸟香草，恶禽夏物，灵修美人，宓妃佚女，虬龙鸾凤，飘凤云霓······，这些都已不再作为喻体或借以起兴之物的客体，而是融合了主体情感、品味和理想的象征，而成为蕴含艺术趣味的意象了。突破了《诗经》以借物抒情为主要特征的比兴手法的局限，是一种突破，一种创新，一种新的尝试，在中国传统诗歌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5)《楚辞》运用丰富离奇的神话传说以驰骋的想象，把现实和神话境界，神话人物融为一体，构成变化多彩的情节和诡异的意境，具有浓厚的浪漫色彩，火样的激情，奇幻的意境，飞腾的想象，瑰丽的文采，这在诗歌中上下求索，四方神游的描写中表现的尤为突出。这就标志着以《诗经》为主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突破和发展，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完美体现。

《诗经》和《楚辞》作为我国诗歌史上的两部开山之作，呈现了其不同之处。古朴的春秋时代氛围和温婉的北方风土人情给予了《诗经》众多平民作者淳朴的思想意识，他们用最简洁最通俗易懂的语言创作出最和谐最自然的诗歌；纵横风潮洋溢的战国时代氛围和奇异的楚国风俗地貌给予了屈原丰富的想象力，他怀着对国与君的诸多情感写下了《楚辞》。 

《诗经》和《楚辞》两部经典之作屹立于汉民族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园林之中。

1、是以《楚辞》中作品为模拟范式。

2、是“兮”的大量运用。

《楚辞》运用楚地的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各篇也都承袭屈赋的形式，感情奔放，想象奇特。

与《诗经》古朴的四言体诗相比，楚辞的句式较活泼，句中有时使用楚国方言，在节奏和韵律上独具特色，更适合表现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

成就

《楚辞》是我国最早的浪漫主义诗歌总集，在诗坛开创了一种文学传统，即今人视为“浪漫主义”诗风的一派都无一例外受其启发，从中汲取精神与艺术的滋养。

《楚辞》也是中国第一部有作者的诗集。由屈原及后学所作，至汉代刘向编辑成书。屈原正直，忠贞不屈，不为故俗所囿的品格都使他成为后世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和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