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古人的对疾病的认识有限，因此往往对瘟疫的具体类型分辨不清。根据古人的解释，所谓疫，就是指“民皆疾也”，意即凡能传染的病都通称为“疫”。至于“瘟”， 则是指烈性传染病，可以在禽畜动物与人之间相互感染。基于此，古代中国把传染病、流行病通称为“瘟疫”。据几千年来古人留下的文献记载，有许多种类的瘟疫，如天花、鼠疫、白喉、猩红热、霍乱、斑疹伤寒、伤寒、肺病、麻疯、疟疾、吸血虫病等。

面对时下的疫情，全民采取了隔离的方法，即减少外出，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以切断传染病的传播。我国古代中医把传染性疾病统称为“瘟疫”，认为瘟疫发生时隔离病人，可控制传染源，因而自古以来就有隔离瘟疫的方法。

如先秦医学典籍《黄帝内经》载有“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汉书·平帝纪》记载元始二年，民众如果得了传染病，就需要被隔离到单独的房屋里进行治疗；《晋书》记载晋朝时若官员家里有传染病人时，官员本人虽然没有病，但百日内不允许进宫；《南朝齐会要·民政》记载，萧齐时太子长懋等曾设立了可以收隔病患的医疗机构——六疾馆，以隔离收治患者；北宋医学著作《太平圣惠方》记载当瘟疫进入百姓家庭时，需要开窗通风，这样不会传染等。

清朝是我国天花流行最猖獗的时期。天花又名痘疹、痘疮，是最古老的疾病之一，传染性很强，病死率也很高，它同鼠疫、霍乱、伤寒一样曾严重威胁着古人的健康与生命。当时的紫禁城里的统治者也采取了一系列的防治措施，其中主要措施之一就是隔离，即通过避痘、查痘、在热河（承德）建造避暑山庄、设立围班制度等方法，来达到防治天花的效果。

避痘是清初帝王隔离天花的主要方法。据清代史料笔记《北游录》记载，1644年清入关后，由于京城天花流行，摄政王多尔衮下令凡是有天花病人的地方，周围八十步都要用绳子围起来，其他人不得入内。据史料《东华录》记载，顺治二年（1645）曾规定对天花患者进行隔离，要求在京城外四十里东西南北处各指定一村，作为京城里出痘者隔离的集中地，以防疫情蔓延。

顺治帝本人则采取停止大规模朝会或出宫暂停留宿的避痘方法。如《清世祖实录》记载，顺治帝某次寿辰时，由于京城天花流行，因而下令免去了朝贺礼；又如《北游录》记载，顺治十二年十一月，顺治帝的第二位皇后即孝惠后出痘，顺治帝便急往南海子“避痘”，并下令宫中每天去送碳的人，无论男女，只要没出过痘的，都应该在五十丈外止步。

康熙帝刚出生时，正值天花大流行，不得不由乳母孙氏抱出紫禁城，进入北长街北口的福佑寺隔离。偏偏两岁那年，他仍然没有躲过天花的侵害，在多方的悉心照料下，所幸保住了性命。康熙帝搬回了紫禁城后，天花的阴影仍时时笼罩在他的周围。据清代官书《国朝宫史》记载，康熙十三年他曾下令，宫中太监及宫中行走等人，如果家中有患天花的病人，治好的在家待一个月，尚在治疗的须在家住百天，然后才能进宫。避痘法虽然简单，但效果良好。

为有效隔离天花，清代宫廷设立了查痘官员职位，即查痘章京。当时天花病人几乎每年都有，宫廷规定的查痘的对象从八旗军民扩及京城住民、出洋贸易者，以及来京外藩。查痘章京一旦发现症状，即进行隔离，要求患痘民众远离都城，或谕令未出痘外藩不能来京；对于隐瞒不报的，还将从严惩处。据清代史料《癸巳存稿》卷九记载，查痘章京专职负责八旗及京城居民的天花检查，凡是发现得天花的病人，一律要求迁移单独的场所；在皇城外对宗室王公、公主郡主之家采取隔离性保护措施，即上述住宅一定范围内不允许天花病人进入；负责管理蒙古王公的进京事项，只有出过痘（得过天花且产生了抗体）的官员才能进京。

位于承德地区的避暑山庄（热河行宫）是清代皇家园林，但是其建造的初衷却是与隔离天花有关。康熙帝于十六年在热河巡查时，突然发现这里不仅是连接京城和蒙古高原的咽喉之地，而且有利于隔离天花病毒，自然气候条件还适合于避暑、休憩，因而下令建造一座行宫，这就是避暑山庄的由来。清代皇帝每年5月来到山庄，10月前后返回京城，在这里围猎、召见群臣、批阅奏章、接见未出过痘的蒙、回、维等少数民族上层贵族及开展其他政治活动，驻跸近半年之久。

康熙帝在热河除了建造避暑山庄，还采取了相应的围班制度，以利于未出痘的蒙古各旗首领参与其主持的政治活动。所谓“围班”，就是皇帝每年秋天在热河举行围猎时，边区蒙古及西北民族部落首领分批觐见皇帝，并参与皇帝主持的围猎、宴席等活动。

位于热河的西北部的木兰地区，面积近万平方公里，这里林深菁密，水草茂盛，是极好的狩猎之地。围班制度是年班制度的补充形式。根据清朝制度，蒙古各旗王公每年年末都要进京觐见皇帝，在京城停留40余天，称为年班。期间，他们向皇帝献上贡品，皇帝也会回赏礼物，设宴招待他们，举办各种欢庆活动，并了解各旗政务，以加强对蒙古各旗的管理。

清初京城天花流行之时，为避免天花传染，皇帝下令凡是没有出痘的蒙古王公不得年底来京朝勤，但可以七月到热河，九月随皇帝木兰围猎，皇帝也可借此机会接见他们，并给与各种赏赐及娱乐性招待。此时热河秋高气爽，地广人稀，可以较为有效地避免天花传染。

限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条件，清代宫廷采取的上述隔离天花病毒的措施有着不完善的方面，但是对于防止瘟疫的蔓延、正常开展各项活动仍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可以认为，上述隔离法是我国传统中医防疫理念的应用方式之一，亦能体现我国古人的智慧。（周乾 作者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从古至今，瘟疫都是人类的最大威胁之一，尤其是医疗水平远不如今天的古代，瘟疫所造成的死伤都是非常巨大的，且古代瘟疫爆发的频率也远比今天要高得多，纵观我国历代史书的记载不难发现这一点。

而每一次瘟疫的发生，都是对当朝者的一次考验，如果朝廷对瘟疫处理不当，会引发统治危机甚至有颠覆政权的危险，所以，面对瘟疫，朝廷往往都会竭尽全力去阻止瘟疫的蔓延。

那么面对瘟疫，古代通常都是如何应对的呢？下面笔者将以宋朝防治瘟疫为例，来与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古代人对瘟疫的治理。因为宋朝是历代王朝当中防治瘟疫非常成功的一个朝代，宋朝对瘟疫的防治可以说是非常系统全面的，想要了解古代如何防治瘟疫，宋朝最值得研究。

其实，古代的医疗水平虽然不发达，但古人对瘟疫的了解程度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浅，甚至他们对瘟疫的防治理念也并不落后于今人，像《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肘后备急方》等医学古籍都有对“瘟疫”的详细介绍以及治疗办法，甚至很多文学作品中也都有所体现，明朝著名医家吴有性曾长期致力于对瘟疫的研究，并创作了《温疫论》一书，系统介绍了瘟疫的发病，症状与医治方法。

事实上，我们现在很多治疗瘟疫的方法也是取自《温疫论》等古人总结研究而成的医书。

所以，古人防治瘟疫的理念与今天人们防治瘟疫大同小异，具体步骤如下：

一，发现疫情上报朝廷

瘟疫一旦发生，仅凭地方是完全没有能力应对的，必须上报朝廷，由朝廷下令集全国之力进行防治，宋朝从立国之初便要求各地官员发现疫情必须及时上报。宋仁宗皇祐年间，全国瘟疫频发，但各地上报非常少，皇帝对此产生疑惑，因此而下诏令“比日上封言事者少，岂非言路壅塞所致乎”？而后皇帝下令整顿中央与地方官府机构，保证从地方到中央政令顺达畅通。

二，朝廷得到关于瘟疫的奏报后即派医官前去医治，并动用国库征收各地药材发往疫区

瘟疫发生后，朝廷会立即向疫区派遣翰林医官院和太医局的太医，令他们前去巡诊并与地方医者共同研究有效的防治措施，并向疫区散发汤药。例如宋太宗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开封发生疫情，朝廷即派十位医术最高的太医前去诊治，另外还拨款令太医们随时调用。

三，对病人进行隔离治疗，阻止进一步的传染。

其实我们现在防治瘟疫扩散的主要措施就是隔离，而“隔离”也是取自古人治理瘟疫的理念。

例如宋神宗熙宁年间，吴越一带发生瘟疫，“死者殆半”，非常严重，当时的越州知州赵抃即设立“病坊”，用以收留病患，隔离治疗。

宋哲宗元祐年间，杭州发生瘟疫，时任杭州知州的苏轼也曾设立“病坊”对病人进行隔离治疗。

事实上，瘟疫发生后，对病人进行隔离治疗并不仅仅是宋朝所专属的，汉朝，唐朝，明朝，清朝等历代王朝都有类似的隔离措施。

四，官府出资掩埋尸体。

从一开始的救治病患到后期对尸体的掩埋都是由官府出资的，病人一旦不治而亡，则由官府施赠棺木并集中掩埋死者。而朝廷这么做的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点是在官府的监督下妥善处理尸体，防止病毒扩散，第二点则是稳定和收买民心，防止百姓趁机作乱。

五，保护水源，改善饮用水的环境。

这一点在笔者看来非常超前，宋朝意识到水源对疫情发生及扩散所起到的作用始自南宋，很多史籍都有官员治理水源防止疫情发生及扩散的记载。

比如宋孝宗乾道年间，隆兴府知府吴芾看到豫章沟岁久湮塞，他认为“沟洫不通，气郁不泄，疫疠所由生也”，而后带领地方疏通了豫章沟。

其实，古代面对疫情，朝廷以及地方所能做的大抵也就以上这些了，尽人事，听天命。瘟疫的发生固然有很多客观的自然因素掺杂其中，但更多的是人祸，人类只有爱护自然，敬畏自然，才能得到大自然的回馈而不是报复。

　　总的来说，瘟疫是由于一些强烈致病性微生物，如细菌、病毒引起的传染病。 一般是自然灾害后，环境卫生不好引起的。应该是一些急性传染病

　　瘟疫在中国史料中早有记载。如《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吕氏春秋•季春纪》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说明当时对温疫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认为温疫一年四季皆可发生，原因之一是由于时令之气的不正常，是由“非时之气”造成的。

　　现存最早的中医古籍《黄帝内经》也有记载。如《素问•刺法论》指出：“五疫之至，皆向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素问•本能病》篇：“厥阴不退位，即大风早举，时雨不降，湿令不化，民病温疫，疵废。风生，民病皆肢节痛、头目痛，伏热内烦，咽喉干引饮。”指出温疫具有传染性、流行性、临床表现相似、发病与气候有关等特点，并认为只要“正气存内”，就能“避其毒气”。

　　东汉时期的张仲景在其著作《伤寒杂病论》的序言中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公元196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文中的“伤寒”，除了指外感热病外，还包括了当时的烈性传染病，可见当时温疫流行之猖獗。

　　曹植《说疫气》记载“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描绘了当疫病流行的惨状，并明确指出：“疠气流行”，并非“鬼神所作”，而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所致。

　　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七哀诗》中也记载：“……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是当时凄凉情景的真实写照。据史料记载，从汉桓帝刘志，至汉献帝刘协的七十余年中，记载有疫病流行17次。疫情连年，民不聊生，即使是士大夫们也未能幸免。如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也一时俱逝。其惨状可见一斑。

　　晋朝葛洪《肘后备急方》对温疫也有论述，认为“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其年岁中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并立“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一章，记载了辟瘟疫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辟温病散等治疗、预防温疫的方剂。

　　隋朝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疫疠病诸候》认为疫疠病“其病与时气、温、热等病相类，皆有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风疾雨，雾露不散，则民多疾疫。病无长少，率皆相似，如有鬼厉之气，故云疫疠病。”并认为岭南地区的青草瘴、黄芒瘴等瘴气也属疫疠病范围。并进一步指出：“此病皆因岁时不和，温凉失节，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故须预服药及为法术以防之。”

　　唐朝孙思邈《千金要方•卷九•伤寒》立“辟温”一章，记载治疗温疫的方剂。

　　出于唐朝王冰以后的《素问》遗篇，认为温疫与五运六气变化异常有一定的关系，故有金疫、木疫、水疫、火疫、土疫“五疫”及“五疠”之称。说明古人已经意识到温疫的致病原因不同于一般的六*外邪，而是一种疫毒之气。

　　金代医家张从正《儒门事亲•卷一•立诸时气解利禁忌式三》：指出“又如正二三月，人气在上，瘟疫大作，必先头痛或骨节疼，与伤寒、时气、冒暑、风湿及中酒之人其状皆相类。慎勿便用巴豆大毒之药治之。……夫瘟疫在表不可下，况巴豆之丸乎。”对瘟疫的临床表现、治疗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元代医家朱丹溪《丹溪心法•卷一•温疫五》：“瘟疫众一般病者是，又谓天行时疫。治有三法：宜补，宜散，宜降。”总结了温疫的治疗方法。

　　明朝医家吴又可目睹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在前人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对温疫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探讨。其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论述温疫的专著，对温疫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认为“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指出温疫的致病因子是“异气”，又称“疫气”、“疠气”“戾气”等，是对温疫病因的创见。

　　吴氏认为戾气是物质性的，可采用药物制服。虽然戾气“无形可求，无象可见，况无声复无臭，何能得睹得闻”，但它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又进一步指出“物之可以制气者药物也。”

　　戾气是通过口鼻侵犯体内的。认为“邪从口鼻而入”，又感染戾气的方式，“有天受，有传染，所感虽殊，其病则一”。

　　而人体感受戾气之后，是否致病则决定于戾气的量、毒力与人体的抵抗力。指出“其感之深者，中而即发，感之浅者，而不胜正，未能顿发”；“其年气来之厉，不论强弱，正气稍衰者，触之即病”；“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

　　戾气引起的疫病，有大流行性与散发性的不同表现。而戾气致病又有地区性与时间性的不同情况。此外，由于戾气的种类不同，所引起的疾病也不同，侵犯的脏器部位也不一。认为“……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并且还指出人类的疫病和禽兽的瘟疫是由不同的戾气所引起的。

　　吴又可在《温疫论》中，还创制了不少独特的、行之有效的治疫方剂。《温疫论》是我国医学文献中论述急性传染病的一部划时代著作，至今仍可用来指导临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清朝余师愚，著有《疫疹一得》。其在吴又可《温疫论》的基础上，认为疫疹的病因是疠气，指出“一人得病，传染一家，轻者十生八九，重者十存一二，合境之内，大率如斯。”并根据暑热疫的病证特点，创立“清瘟败毒饮”一方，以重用石膏为主，为温疫病的辨证论治开拓了新的境地。

　　综上所述，中医药学在与温疫长期的斗争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与临床治疗方法。应该充分发挥中医药治疗急性传染病的作用。

1、从古至今，人类遭遇了无数的瘟疫，其中有些瘟疫特别严重，对人类后代的影响巨大的有：非典、鼠疫、天花、流感、霍乱等。总的来说，瘟疫是由于一些强烈致病性微生物，如细菌、病毒引起的传染病。一般是自然灾害后，环境卫生不好引起的。

2、《丹溪心法·瘟疫五》：“瘟疫，众人一般病者是，又谓之天行时疫。”其发病急剧，证情险恶。若疠气疫毒伏于募原者，初起可见憎寒壮热，旋即但热不寒，头痛身疼，苔白如积粉，舌质红绛，脉数等。治以疏利透达为主，用达原饮、三消饮等方。若暑热疫毒，邪伏于胃或热灼营血者，可见壮热烦躁，头痛如劈，腹痛泄泻，或见衄血、发斑、神志皆乱、舌绛苔焦等。治宜清瘟解毒，用清瘟败毒饮、白虎合犀角升麻汤等方。参见疫、天行、时行、温疫发斑等条。

自人类诞生以来，便一直受到瘟疫的威胁，而且一旦瘟疫爆发，将给人类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比如欧洲中世纪的“黑死病（ 鼠疫）”，总计夺走了超过2500万人的性命；再比如让璀璨的玛雅文明毁于一旦的“天花”。总之，各种各样的瘟疫名目有很多，且都让人类蒙受了巨大损失。

而中国，也是没能逃过瘟疫的魔爪，不过聪明勤劳的中国人，从没有屈服过这个“魔鬼”，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有人剖析过瘟疫发生的原因和对抗的方法，详细记载于《吕氏春秋·季春纪》、《黄帝内经》、《素问·本能病》等著作中，但当时的记载都比较简略，而在之后的时间里，又有无数的医生学者们不断为研究怎么治疗瘟疫而努力，这里主要盘点其中的六位名医，看看都有谁吧。

TOP、6 吴瑭

吴瑭是清末淮阴人士，天资聪颖的他，本来应该是考科举进官场的，但由于父亲和侄子的先后病逝，让吴瑭转而开始学医，经过数年的努力，他终于探索出一些规律和医治方法，并于1798年著成《温病条辨》一书，他的这部书，是祖国治疗温热病较有系统的一部温病学著作，对后世影响很大。

他还著有《吴鞠通医案》等著作，使温病学更加完整和系统化；后世在划分中医“四大经典”的时候，有一种划法，就是将吴氏的《温病条辨》与汉代的《黄帝内经》、《伤寒论》和《神农本草经》并列为中医必读的“四大经典”。他所推荐的治疗瘟疫后期症状的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现在仍然在临床使用，称为治疗瘟疫的三宝。

TOP、5 叶桂

叶桂字天士，所以又叫叶天士，他不仅是清代著名医学家，而且还是古代四大温病学家之一；他出生于医药世家，十二岁时随父亲学医，在父亲去世后，为了生计开始行医应诊，因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叶桂虚心好学，从十二岁到十八岁，他先后拜过师的名医就有十七人，其中包括周扬俊、王子接等著名医家，无怪后人称其“师门深广”。

叶桂医术高超，尤其以治疗瘟疫见长，这也难怪，因为当时乃至现在，瘟疫都是人类医学史上最难最危险的关卡，如果能从根本上解决瘟疫问题，将是造福全人类的大功德；他所著的《温热论》，为我国温病学说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和辨证的基础；而且还首先提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的论点，概括了温病的发展和传变的途径，成为认识外感温病的总纲。

TOP、4 李时珍

李时珍出生于明代的医药世家，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当时的名医；李时珍33岁时，因治好了富顺王朱厚焜儿子的病而医名大显，后被推荐到太医院工作，授“太医院判”职务；三年后，又被推荐上京任太医院判，但任职一年后，李时珍便辞职回乡。这段时间对李时珍的成长极为重要，因为他有资格翻阅珍藏宫中的大量医学典籍，极大的开拓了眼界。

但也因此，李时珍发现了古人记载的不少错误，于是毅然辞去了官职，致力于对药物的考察研究，着手开始编写《本草纲目》，以《证类本草》为蓝本，参考了800多部书籍，足迹遍及湖广、江西、直隶许多名山大川，弄清了许多疑难问题。而瘟疫这个医学界的大难题，自然也在李时珍着重研究的范畴之内，其中有很多治疗瘟疫的方法，就不一一列述了。

TOP、3 葛洪

葛洪是三国方士葛玄之侄孙，世称小仙翁，曾受封为关内侯，后隐居罗浮山炼丹。众所周知，古代的方士不是那么好当的，基本是天文地理医药化学物理等等都要精通才行，尤其是化学和医药，这两项最为关键，所以这个葛洪自然也是如此了，他不仅是东晋时期有名的医生，而且还是预防医学的介导者。

著有《肘后方》，书中最早记载一些传染病如天花、恙虫病症侯及诊治，书中认为“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其年岁中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并立“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一章，记载了辟瘟疫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辟温病散等治疗、预防温疫的方剂。其中“天行发斑疮”是全世界最早有关天花的记载。

TOP、2 华佗

华佗是东汉末年著名的医学家，与董奉、张仲景并称为“建安三神医”。少时曾在外游学，行医足迹遍及安徽、河南、山东、江苏等地，钻研医术而不求仕途。他医术全面，尤其擅长外科，精于手术。并精通内、妇、儿、针灸各科。被后人称为“外科圣手”、“外科鼻祖”。

虽然华佗在外科方面最为有名，但并不代表华佗其他的方面就很薄弱；东汉末年时，天灾人祸不断，所以瘟疫横行，这种情况下，华佗自然对瘟疫也是极有研究，华佗发现用青嫩茵陈蒿草治疗流行性“黄胆病”的疗法。现代研究从新鲜青蒿中分离出青蒿素，成为一个治疗疟疾的新药。

TOP、1 张仲景

张仲景是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被后人尊称为医圣；虽然张仲景与华佗是同一时期的人物，但两人着重研究的方向截然不同，如果说华佗是实战派，那张仲景就是理论派，他广泛收集医方，写出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伤寒杂病论》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

在方剂学方面，《伤寒杂病论》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创造了很多剂型，记载了大量有效的方剂。其所确立的六经辨证的治疗原则，受到历代医学家的推崇。这是中国第一部从理论到实践、确立辨证论治法则的医学专著，是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是后学者研习中医必备的经典著作，广泛受到医学生和临床大夫的重视。日本汉方医的经方派至今还用张仲景的原方治疗病毒性肝炎等传染病。

当然，并不是说中国历史上只有这六位名医有研究如何治疗瘟疫，其实中医历史源远流长，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炎帝、黄帝时期，因为炎帝又被称作“神农氏”；在这数千年间，中医传承一直未曾中断，每朝每代都有天资卓绝的医学天才出现，他们研究的终极课题都是如何从根本上防治瘟疫，而且取得了极大的成果，相信迟早有一天，人类能真正完全战胜瘟疫。

1、总的来说，瘟疫是由于一些强烈致病性微生物，如细菌、病毒引起的传染病。一般是自然灾害后，环境卫生不好引起的。应该是一些急性传染病

2、瘟疫在中国史料中早有记载。如《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吕氏春秋季春纪》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说明当时对温疫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认为温疫一年四季皆可发生，原因之一是由于时令之气的不正常，是由“非时之气”造成的。

3、现存最早的中医古籍《黄帝内经》也有记载。如《素问刺法论》指出：“五疫之至，皆向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素问本能病》篇：“厥阴不退位，即大风早举，时雨不降，湿令不化，民病温疫，疵废。风生，民病皆肢节痛、头目痛，伏热内烦，咽喉干引饮。”指出温疫具有传染性、流行性、临床表现相似、发病与气候有关等特点，并认为只要“正气存内”，就能“避其毒气”。

4、东汉时期的张仲景在其著作《伤寒杂病论》的序言中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公元196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文中的“伤寒”，除了指外感热病外，还包括了当时的烈性传染病，可见当时温疫流行之猖獗。

5、曹植《说疫气》记载“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描绘了当疫病流行的惨状，并明确指出：“疠气流行”，并非“鬼神所作”，而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所致。

6、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七哀诗》中也记载：“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是当时凄凉情景的真实写照。据史料记载，从汉桓帝刘志，至汉献帝刘协的七十余年中，记载有疫病流行17次。疫情连年，民不聊生，即使是士大夫们也未能幸免。如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_、刘桢也一时俱逝。其惨状可见一斑。

7、晋朝葛洪《肘后备急方》对温疫也有论述，认为“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其年岁中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并立“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一章，记载了辟瘟疫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辟温病散等治疗、预防温疫的方剂。

8、隋朝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疫疠病诸候》认为疫疠病“其病与时气、温、热等病相类，皆有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风疾雨，雾露不散，则民多疾疫。病无长少，率皆相似，如有鬼厉之气，故云疫疠病。”并认为岭南地区的青草瘴、黄芒瘴等瘴气也属疫疠病范围。并进一步指出：“此病皆因岁时不和，温凉失节，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故须预服药及为法术以防之。”

9、唐朝孙思邈《千金要方卷九伤寒》立“辟温”一章，记载治疗温疫的方剂。

10、出于唐朝王冰以后的《素问》遗篇，认为温疫与五运六气变化异常有一定的关系，故有金疫、木疫、水疫、火疫、土疫“五疫”及“五疠”之称。说明古人已经意识到温疫的致病原因不同于一般的六*外邪，而是一种疫毒之气。

11、金代医家张从正《儒门事亲卷一立诸时气解利禁忌式三》：指出“又如正二三月，人气在上，瘟疫大作，必先头痛或骨节疼，与伤寒、时气、冒暑、风湿及中酒之人其状皆相类。慎勿便用巴豆大毒之药治之。夫瘟疫在表不可下，况巴豆之丸乎。”对瘟疫的临床表现、治疗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12、元代医家朱丹溪《丹溪心法卷一温疫五》：“瘟疫众一般病者是，又谓天行时疫。治有三法：宜补，宜散，宜降。”总结了温疫的治疗方法。

13、明朝医家吴又可目睹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在前人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对温疫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探讨。其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论述温疫的专著，对温疫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认为“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指出温疫的致病因子是“异气”，又称“疫气”、“疠气”“戾气”等，是对温疫病因的创见。

14、吴氏认为戾气是物质性的，可采用药物制服。虽然戾气“无形可求，无象可见，况无声复无臭，何能得睹得闻”，但它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又进一步指出“物之可以制气者药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