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晋以前书法批评史中有一个十分特殊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特例，这就是赵壹的《非草书》。我们要专门来讨论它，以期把握整个书法批评史的重要脉络。

赵壹的《非草书》在书法理论史上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是反对当时张芝、罗晖、赵袭等人对草书如痴如醉的追求。赵壹认为这些草书家没有去研究圣人之道和治国之道，而来研究一个 “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非圣人所造”的 “小技”——草书，这一举动有悖圣人的教训。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赵壹的 《非草书》都可以被看成是一篇反书法的文章，可是历代众多的书法论文选本都把这篇反书法的文章摆在第一。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赵壹的文章不反文字，只反书法，虽然对文字与书法的界限，赵壹没说，但他对一心只追求书法 “小道”表示非常不理解。像这样一篇反书法的文章，从书法发展角度看，是与历史进程完全背道而驰的，本来我们完全可以置之不理，但我想对它置之不理对于研究书法批评史来说并不是个好现象。原因就在于如前所述，我们研究书法批评史一般强调两个目标，一个是研究批评内容，另一个就是研究批评方法。从研究批评内容来看，赵壹反书法的现象从总体上说当然不可取；可是如果研究他的批评方法，《非草书》却给我们留下了非常珍贵的、难得的范例。

首先，从汉赋演化而来的众多的书赋，给我们留下的是纯粹欣赏的印象。这种印象对于一个研究书法观念形态的学者来说，他会感到很高兴，因为这表明古人开始把对书法的艺术欣赏用文字表达出来，形成文献。可是对于真正从事书法创作的艺术家来说，这种欣赏却是一种形象化的、拟人拟物化的比喻，对书法创作没有直接意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特别是从书法本身的角度来看，拟物拟人化的比喻实际上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完全根据欣赏者个人的看法偏好，其欣赏的意见可能完全相异。比如对一根线条，你认为它像万岁枯藤，我可以认为它像两蛇相交。你可以认为一个点像一只蹲熊，我也可以认为像块石头……。对同一个对象，不同的人，根据自己不同的生活经验，对事物的不同熟悉程度，可以作出完全不同的具象结论，而这些结论又分别具有不同的解释。这使得欣赏可以多样化，而研究却因差异太多而显得无法把握与确定，这一点为后来的书法发展证明在实际上是并不可取的。这是当时众多书赋给我们留下的基本印象。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于是，真正的书法理论的崛起，应该需要这么一个过程：首先是对抽象的书法作品作很具体的观照，但是，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一步。如果只停留在此，很可能导致书法的具象化、绘画化这样一种险境。所以，书法理论在走向描绘性欣赏的同时，又亟待有一些很实在的真正的批评理论的出现，以期提高自身的研究素质。赵壹的 《非草书》恰恰就是这种批评理 论的最理想的模式。这里有个矛盾，作为批评内容来说，赵壹的 《非草书》非常令人失望；但作为批评方法来说，它又恰恰是当时的书法理论迫切需要的、“千呼万唤始出来”的一个较理想的批评方式。我们可以把这三种关系整理一下，如下式：

　六书理论　 《非草书》 书赋

　文　　字　 —— 批评内容错误 —— 过于具象的观照

（实用的） 批评方式正确 态度（审美的）

《非草书》的批评内容错了 （反书法），它的批评方法却具有进步意义。批评方法的进步是相对于书赋、书势过于具象的观照态度来说的。《非草书》和书赋相比，从批评方法来看哪一个更具有积极意义？可以肯定，《非草书》是一种判断、评价；而 “书赋”之类只是一种泛泛的个人感受。故相比之下，《非草书》的方法显得进步，而 “书赋”显得落后。再从批评的内容来看，它们之间又恰好相反，赵壹的批评内容是反对书法的艺术性，他认为书法艺术对治国之道无用，所以他主张文字是应用性。相比之下，书赋的内容又显得进步。这两大类文章，所牵涉到的批评内容与批评方式之间，恰好构成了一组矛盾：两者各有落后的一面，也都有先进的一面。赵壹并不取审美立场，而是取文字应用的立场。而这应用的立场却自有其丰富的历史含义。

《非草书》、“书赋”，还有当时的六书文字理论之间

《非草书》、“书赋”，还有当时的六书文字理论之间，由于立场、方法、内容的不同，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关系。过去我曾为大家画过一个关系图 （实用——审美），一根欣赏的轴线，一根应用文字的轴线。在六书文字理论与书赋之间，出现了 《非草书》。它选择批评内容的立场靠近实用的文字理论，而批评的方法却靠近书法艺术理论迫切希望的思辨立场。我们之所以说 《非草书》是一个里程碑，其意义也正在此。它的批评内容与批评方法之间有个非常奇怪的绞合，而这种绞合在一起的现象，我们在当时找不到第二个例子。作为一个研究家来说，历史现象越统一，表面逻辑的承启关系越鲜明，对他来说越无意义。相反，矛盾越多，里面所透出来的信息也就越多，据以猜测或推断古代人是怎么想的，在当时是个什么样的观念形态的机会也就越多。所以，越矛盾的现象，对后代人进行研究来说，其价值就越高。

我们来具体分析赵壹的 《非草书》。他认为草书的本来目的是为了 “易而速”，而今反 “难而迟”，所以他认为 “失旨多矣”。他说，草书技能 “盖技艺之细耳”，认为草书在雕虫小技中也是最不足挂齿的，“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征聘不问此艺，考绩不课此字，善既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过去从地方至中央选拔人才，确实注重书写能力，但均与草书无关，草书写得好坏，对于政绩、对于治理国家也无关紧要。这一组排比所用的方式是一种非常有逻辑性的排列。

关于赵壹 《非草书》文章的逻辑结构，我们可以大概划为三段：

第一部分：阐明草书不足学的观点。

第二部分：说当时学的人也不配学，没能耐学好。

第三部分：阐明学了也没有用的理由。

我们用以上三句话可以概述 《非草书》的基本观点。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 “书赋”。“书赋”用了很多排比、形容，但能否如赵壹一样构成一个环环相扣的逻辑 “链”？“书赋”对书法的欣赏实际上都是平面的。而 《非草书》有一个前后的逻辑：草书不足学——学的人不配学——学了也无用。因此，我们可以将 《非草书》与汉晋的 “书赋”在研究方法及思辨性特征方面拉开距离，并与当时一般的书法理论拉开距离。如果说书法理论的标准是以具有思辨意义为前提的话，那么可以说赵壹的 《非草书》是第一篇符合这个标准的论文。所谓思辨性即有论证过程，有趣的是这第一篇有关书法理论的正规论文，目标居然是反书法的。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但可以肯定，这第一篇文章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对 《非草书》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总结一下：

第一，它的方法特征是专论式的批评方法。请注意，是论而不是叙述、描绘。汉晋 “书赋”基本上是描述性的，描述与专论应区别开来。描述的方法就是我只告诉你它是什么，现在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事情的经过如何，这叫描述。而专论，是我证明给你看，它为什么是这样，它的原因与结果。前者和后者的区别就在于后者需要非常严密的逻辑思维的支撑。专论式批评文字的出现，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在书法批评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它将决定今后书法理论发展的基本方向。

第二，《非草书》反映了当时的理论走向实践的一种趋向。我把它归结为具有实践意义，因为在这篇文章里，赵壹非常具体地谈到了当时人写草书的状况。如对张芝、崔瑗、杜操等辈写草书，有如下记载：

夫杜、崔、张子，皆有超俗绝世之才，博学余暇，游手

于斯，后世慕焉。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

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

虽处众座，不遑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

爪摧折，见鳃出血，犹不休缀。

这样一种对草书的狂热之情,对于我们后人来说，实际上勾画出草书刚刚兴起时

这样一种对草书的狂热之情，对于我们后人来说，实际上勾画出草书刚刚兴起时，一大批艺术家对它的狂热心态。在汉晋书赋之中，所有对书法的欣赏只是限于个人的感受。如认为它是蹲熊、狡兔、飞鸟走兽，主观随意性极大。而赵壹的《非草书》却开始反映当时学习书法的真实的史实，尽管他持反对态度，但至少这篇文章因保留了这些珍贵的史料而具有实践意义。如果没有这篇文章，我们也许还根本不知道当时人是如何写草书的。后世有人说，张芝写字时 “池水尽墨”。可我们根本不知道在当时，居然张芝、崔瑗、杜操等人对书法也有如此狂热的追求。正因为 《非草书》详细提供了当时这些艺术家写草书时的痴情狂态，所以我们说这篇文章具有实践的意义。考察一下年代，赵壹与张芝是一同时期的人，赵壹既是在叙述同辈人的做法，也许我们有理由推测他曾亲眼目睹过，不然何以写出如此生动的戏剧性场面，又何以会有如此大的愤愤不平？光看汉晋书赋无法窥知当时写字人的情态，而赵壹却形象地告诉我们了，这个功劳了不起。

第三，当时发生这些现象背后的观念、背景，也是较为重要的研究题目。赵壹之所以认为 “草本易而速，今反难而迟”，就因为当时刚刚出现了 “草书”与 “草稿书”的区别，草书在最早的时候不是纯艺术的，是作为一种实用的草稿书的形式而出现的。比如，张芝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匆匆不暇草书”。这句话的标点不一样，含义也就截然相反：第一种标点是 “匆匆，不暇草书”，太匆忙，没有时间写草书，意味着草书应该写得慢；第二种标点是 “匆匆不暇，草书”，是说很匆忙而无时间，所以写草书，意味着写草书应快。两种标点，带来两种截然相反的意思，这是古籍不加标点给后人带来的麻烦。到底写草书是快还是慢呢？实际上我们今天谁也猜不出来，因为古代没有作出标点。而这种快与慢，恰好反映了两种不同的草书观点。如果是 “草稿书”，应该是 “匆匆不暇，草书”，它与正统的草书艺术相对，如同我们今天的潦草字；如果是 “匆匆，不暇草书”，那显然草书是作为一种艺术而存在，而不是潦草快速。由于我们不懂古人当时在什么情况、场合下讲这番话的，因此无法判断究竟是哪种标点对。同样，后代有许多人在作总结时，由于不了解草书艺术与草稿书 （潦草书）两者之间的区别，就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解释。这两种书体在当时处于并列状况 （同时存在），因此极易产生混淆，这种情况对我们今天的研究很有意义。张芝等人写字时 “领袖如皂，唇齿常黑”，他取的是 “草书艺术”。而赵壹对张芝的批评是立于哪个立场？“草本易而速，今反难而迟”，显然可以看出，赵是站在 “潦草字”即 “草稿书”的立场反对“草书艺术”的，那么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即赵壹是在用 “匆匆不暇，草书”来反对 “匆匆，不暇草书”？

第四，在当时的批评方法中还产生一种观念的规定，赵壹写 《非草书》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很可能与当时的文化背景有关。在文学史上就有这么一种现象：即文学的趋向到底是 “尚美”的还是 “尚用”的？汉赋是尚美的，因为汉赋是采用一种雕凿的、排比精当的、对偶成句的形式来表现作者的文字技巧。汉赋在东汉后期逐渐走向鼎盛期，但就在这同时，有相当一部分的艺术家或文学家看到了它即将走向衰落与僵化，开始发出呼吁，强调文学的 “尚用”功能：抒情达意，诗言志。比如扬雄有句话常被后代所引用，叫做 “雕虫小技，壮夫不为”。实际上扬雄这句话在当时并非指篆刻，指的就是汉赋的形式美被过分强调。把汉赋的精巧形式斥为雕虫小技，志在青云的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是不屑一顾的。扬雄有此看法，而到赵壹时，实际上是将这种看法用文学的形式给表达出来。赵壹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他是个著名文学家，传世赋作很多。他有一篇 “赋”文，叫 《刺世疾邪赋》，在文学史上也很有名。大家想一想，“赋”这种文体本来是用以歌功颂德的，可是一篇文字精巧的赋居然是被用来 “刺世”、“疾邪”，具不具有一种批评的意识？有没有抨击时事的目的？显然，赵壹是在用赋 （文学）来干预时事。《非草书》的出现以反对骈文体对偶文字作为目的，从批评史的立场看，他所使用的文体实际上是非常进步的文体，摆脱汉赋的对仗、排比、炼字技巧，走向平直叙述。所以 “尚用”相对于 “尚美”来说，在文学史上本来应该是一种反文学现象，而这种现象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对于文学本身来说，却是寻找到了健康发展的轨道。赵壹的 《非草书》，如果放在文学批评史的大背景下来看，实际上是采用了一种非常进步的文体，他用非常进步的文体来作反对书法艺术这样一种特殊工作，虽然我们可以说它在文学史上是进步的，但在书法史上却是倒退的。再进而论之，这种进步与倒退其存在的逻辑关系是不是吻合？是否可以说，因为他是在用尚用的文体宣扬尚用的艺术观，因此在内在逻辑上是吻合的。

文学史与书法史产生了某种错位

文学史与书法史产生了某种错位。文学追求精巧然后又返回尚用，而书法呢？反对书法艺术化的草稿书有没有尚精巧的艺术前提？从诗经、楚辞开始的中国文学发展到了汉赋，可以说是文学史第一次完全强调文学形式的独立，让文字施展其才能，然后又走向尚用，这是文学史的发展轨迹。那么书法史呢？有没有一个尚精巧的艺术发展作为前提？尽管赵壹此时也强调尚用，表面上看起来，在文学与书法上两个目标相同，但书法在 “尚用”之前并无文学那样的精巧形式出现过，没有前期的审美准备和弊病。因而在此时提出尚用，实际上是落后的。那么我们可以说：文学的尚用是积极的，而书法的尚用在当时则是消极的，当时的书法恰恰需要尚美。如果不考虑书法本身的需要，孤立地看这两者，觉得它们之间很吻合，很正常：同一年代，同一社会，同一文化背景，同取 “尚用”态度。但如果考虑到书法的存在除了社会性之外，还有一个书法本身的要求，就会发现其间的结论刚好相反。所以，每一门艺术的发展可能有一种社会的规律制约，也有艺术本身 “自律”的要求，如果不尊重 “自律”要求，书法史就很可能是非常简单而概念化的。比如我们过去所看到的很多书法史著作，无非是两种：一种是根本没有史观，只有一些原始材料；另一种是有一定的史观，可这种史观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社会前进艺术就前进，社会倒退艺术也倒退。这非常可笑，你怎么知道社会倒退了艺术就一定倒退了呢？说不定艺术在前进也未可知，怎么能如此简单幼稚地对待这完全不同性质的研究对象？关于赵壹，我们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去讨论其价值，希望大家尽量做到对 《非草书》文章的内容比较熟悉。因为它是了解整个有形的中国书法批评史的一把钥匙。无形的批评是散见于各种各样的史料和零星记载中，而有形的，是见诸文字且形成文献的单篇文章。如果赵壹跟着书法潮流走，也强调尚美，可能就很难成为一把典型的钥匙，对于我们来说意义也就不大。正因为他反书法，就给我们提供了许多进一步探究、推测、判断、整理的可能性。我们可以考虑为什么他反对书法？也可以考虑他反书法的背景，比如书法本身的背景，书法与社会背景的关系等等。这就是我们对赵壹 《非草书》作为批评史上最重要文献的一个认识和价值把握。

古籍，是中国古代书籍的简称，主要指书写或印刷于1912年以前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式的书籍。

一、古籍书页版式

古籍版式指古籍版刻的样式。包括版面、大小题名、版框（亦称边栏）、界行、天头、地脚、版心、行款、字数、鱼尾、象鼻、书耳、书牌、条记、句读、插图等等。版式的概念出现在雕版印刷行世之后，但明显保留了雕版印刷之前的简策、手写帛书等装帧形式的特点。

古籍版式图

1。版框：也称为边栏，指每版内围框文字的四周边线，上方叫“上栏”，下方叫“下栏”，两旁叫“左右栏”。单线的叫“单边”或“单栏”，双线的叫“双边”或“双栏”。一般比较粗黑，给人稳定感。四周只印一道粗黑的边线，称为四周单边。四周粗黑线内侧再刻一细黑线，称四周双边。如果仅左右粗黑线内侧有细黑线，称为左右双边。不仅有规范、整齐版面的作用，而且保留了简策、帛书的遗风。

2。界行：也称界格。指在版面内分割行字的直线。两道隔线间的条格叫界格，是竹木简书籍的流风余韵。在鉴定和著录时，人们习惯以半叶计算，叫做“半叶× 行×字”，有的径称“×行×字”，若每一行中有两排字（通常为大字的注解），叫做“小字双行每行×字”。若双行字数与单行正文相同，就不再注出。这种著录和说明方式，称为行格，又称行款。

3。天头：版框外空白纸的上方叫天头。

4。地脚：版框外空白纸的下方叫地脚。

5。版心：也称“叶心”，或简称“心”， 指古籍书叶两半叶之间、没有正文的一行。为折装整齐，版心多刻有鱼尾、口线等，为便检索，也常记有书名、卷数、页码、每卷小题、刻工姓名等文字。因为这一行居于两版的中心，故称版心。 版心通常有用作对折准绳的黑线和鱼尾形图案。

6。书口：又称版口，或简称口。指书籍装订成册后开合一侧的端面，有白口、黑口等款式。就书版而言它是版心。对于以包背装或线装的方式装订起来的书籍而言，这一部分为书可以翻阅的开口，故称书口。

7。鱼尾：版心中间的图形︻，因其酷似鱼尾，故名。刻于距版心上边大约四分之一之处。有时版心上下方都有鱼尾。一个鱼尾为单鱼尾，两个鱼尾称双鱼尾，个别有三鱼尾。鱼尾刻印出花样的称花鱼尾。鱼尾的作用是用作标示中缝线，作为折叶的标准。

8。象鼻：鱼尾上下到版框有一条线，叫做象鼻。象鼻为一条细黑线的叫细黑口或小黑口，象鼻为一条粗黑线的称为粗黑口或大黑口，无象鼻者为白口。

9。书耳：版框外左上角的空格，里面刻有简单的篇名，因为形状象耳朵，所以称书耳。书耳中的题名叫耳题、耳记。

10。墨钉：又称墨等。指版面上常有文字般大小的黑墨块，形状似钉帽。出现的原因是文稿雕版时未定的文字，等待校勘后写上去再印。

11。书牌：又称牌记，与现在的版权页类似，常常镌有书名、作者、镌版人、藏版人、刊刻年代、刊版地点等。明清时期的书牌作用多为表示特色和所有权，明清以前则更多是刻书题记，讲刻书缘起，选用底本，校本，甚至多少具有广告宣传作用。

12。大题：指一种书的题名。

13。小题：指一种书内各篇卷的题名。

14。行款：又称“行格”，指正文之行数与字数。通常以半叶计算。同一种书，不同时期有不同刻本，行款也往往不同。故行款为鉴别版本依据之一。

15。朱丝栏 乌丝栏：行格界栏以红色印的称为朱丝栏，以黑色印的称为乌丝栏。主要见于唐以前写本。明清时期，专有印刷各种颜色笺格的作坊，用不同颜色界栏笺纸抄写的古籍，通常直接著录为红格、黑格、蓝格、绿格等等。

二、古籍装订版式

单叶装订成册，就成为一部古籍。现存古籍以线装居多。古籍的结构是指一部具体古籍外在形式和内容的各个组成部分，在流传的过程中，逐渐有其特定的名称。

古籍结构图

1。书签：用作题写书名的长方形纸条，一般贴在古籍封皮左上角。有时还有册次和题写人姓名。

2。书衣：为保护书在书的前后加的封衣，也称封皮，一般选用较硬的纸作为书衣的材料，并在书衣上题写书名。

3。书名叶：在封皮之后，题有书名的一叶，又称封面、封、面叶、内封面。书名叶的后面一般加上一张空白纸，叫护叶或扉叶。

4。书脑：装订时，锥眼订线的地方叫书脑。

5。书脊：也称书背，一书装订处的侧面，如同书的脊背，称为书脊。

6。书首：书脊的最上端，称为书首，又称为书头。

7。书脚：书脚是书的底部，有些藏书家自己为方便翻检、阅读或者保存而将书名写上去。

8。书根：书脚中简单记载卷册的部~

古籍，是指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图书在古代称作典籍，也叫文献，兼有文书、档案、书籍三重意义。随着时间的进展，将记事类文件加以编排，供人阅读，并达到传播知识经验的目的，便形成了一部图书，图书的内容日益增多，载体趋向多元，制作技术不断改进，为了方便阅读，产生了"简册"、"卷轴"、"册页"、"线装书"等不同的装帧样式。

古籍定义，"今"而来的，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皆可称之为古籍。当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文字刻写在特定形式的材料上，借以记录知识、传播思想，图书才开始出现。在《中国古籍编撰史》中提出图书必须具备以下六个构件:知识信息;著作方式;文字;物质载体;文字制作技术;装订形式。以这六条标准来衡量诸多图书起源的几种说法:"陶器说"过分强调陶文的作用，但陶文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河图洛书"只是出自荒古的神话传说，不足为凭;甲骨、青铜、石刻均不能称之为图书。

先解释"古籍"的"籍"。"籍"在这里就是书，"古籍"是古书的雅称。什么样的东西才算书，殷商时龟腹甲、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只是占卜后刻上去的卜辞，并未构成书。商周时青铜器上的铭文即所谓"金文"是王公贵族们对铸器缘起的记述，尽管有时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勋，文字很长，但其性质仍和后世纪功颂德的碑刻相近似，也不能算书。中国殷商时已开始在竹木简上写文字，《尚书》的《多士》篇里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

“古”是相对于“今”而来的，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皆可称之为古籍。 当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文字刻写在特定形式的材料上，借以记录知识、传播思想，图书才开始出现。在《中国古籍编撰史》中提出图书必须具备以下六个构件：

（1）知识信息； （2）著作方式；

（3）文字；

（4）物质载体；

（5）文字制作技术；

（6）装订形式。

以这六条标准来衡量诸多图书起源的几种说法：“陶器说”过分强调陶文的作用，但陶文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河图洛书”只是出自荒古的神话传说，不足为凭；甲骨、青铜、石刻均不能称之为图书。

著名书史学家钱存训指出：书籍的起源，当追溯到竹简木牍，编以书绳，聚简成篇，如同今日的书籍册页一般。

先解释“古籍”的“籍”。“籍”在这里就是书，“古籍”是古书的雅称。什么样的东西才算书，殷商时龟腹甲、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只是占卜后刻上去的卜辞，并未构成书。商周时青铜器上的铭文即所谓“金文”是王公贵族们对铸器缘起的记述，尽管有时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勋，文字很长，但其性质仍和后世纪功颂德的碑刻相近似，也不能算书。中国殷商时已开始在竹木简上写文字，《尚书》的《多士》篇里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的古文字就像两根带子缚了一排竹木简，“典”则像以手持册或将册放在几案上面。但这种典册在殷商时仍不是书，而只是诏令之类的文字，保存起来犹如后世之所谓档案。到西周、春秋时，档案留下来的就更多了。西周、春秋时人做了不少四言诗，草拟了贵族间各种礼仪的节目单或细则；还有周人用蓍草占卦的卦辞、爻辞；春秋时诸侯国按年月日写下来的大事记即“春秋”或“史记”。这些，都归祝、史们掌管。其中除大事记是后来史书的雏形外，其余所有的仍都没有编成书，只能算档案，或称之为文献。到春秋末战国初，学术文化从祝、史手里解放出来，孔子以及战国时的学者才把积累的档案文献编成《诗》、《书》、《礼》、《易》、《春秋》等教材，作哲理化的讲解。这些教材叫做“经”，讲解经的记录编写后叫做“传”或“说”，经、传、说以外的记载叫做“记”。同时，战国各个学派即后人所谓先秦诸子也有不少论著，并出现了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专著。这些经、传、说、记和先秦诸子论著、科技专著才是中国最早的书，最早的古籍。《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最早的书也就是这一批古籍。以后收入列朝公私书目属于经、史、子、集的各种著作，在今天也被公认为古籍。 学术观点：中国有6000年的文明史，图书作为重要的标志文明的牌记，与中国古老的文明社会并驾齐驱发展着。从壁石、钟鼎、竹简、尺牍、缣帛到纸张，无一不向社会传播文明，传递知识。但久经改朝换代、天灾人祸，能保留下的古书少之又少。所以，古书收藏爱好者认清古籍中孤本、善本、珍本的界定是非常有必要的。孤本的概念比较清晰。凡国内藏书只此一部的，未见各家收藏、著录的，一概称为国内孤本。珍本与善本的界定，历来为版本鉴定学者所争论。宋效先老师曾在1987年发表论文指出：“珍本是比较稀见或比较珍贵之本，善本是凡内容有用，流传稀少，校刻精良，具有文物、学术或艺术价值之本。”而在李致忠老师的观点中认为：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和词汇中，“善本”就是珍贵的、值钱的、罕见的传本，这实际上是以“珍本”概念替代了“善本”的含义。时代久远，传世孤罕的书籍，自然珍贵。甚至虽有明显的文字讹脱，反被视为珍贵版本，这在古今中外都有实例可举。本来“珍”并不等于“善”，罕见的东西并不一定真好，可是谁也不会把珍贵的东西视若粪土。这就在实际上把“珍”、“善”合流了。彭令先生认为，从广义的角度说，凡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的古籍精品，都应视为珍本；珍本与善本的核心价值都是文献价值，文物价值为基础，文物价值主要是在确定古籍的真赝、年代、版本的基础上得出的，艺术价值对于古籍来说是形式。文物价值、文献价值与艺术价值都高的古籍，无疑是善本；有时候，对于某种价值特别突出的古籍，也应视为善本。 中国古籍传统的分类法采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四部下再细分为四十四类：

经部，以儒家经典及其释作为主，例如《御笔诗经图》，也收录古乐、文字方面的书籍。

史部，主要收录各种体裁的史书，另纳入地理、政书及目录类图书。

子部的范围比较广，诸子百家、算术、天文、生物、医学、军事、艺术、宗教、占卜、堪舆、命算、笔记、小说、类书等，皆入子部。 集部，则录诗文集、文学评论及词曲方面的著作；个人著作称“别集”，集体创作称“总集”（例如：《六家文选》）。 中国印刷术的演变：

雕版印刷发端于唐代，宋代以后成为传统中国图书制作生产重要方式。较早的雕版，一次只能印出一种颜色，称为“单印”；若将规格完全一样的几块版面，分别在不同的部位着上不同的颜色，重复迭印，就可产生二色、三色、四色，甚至五色的效果，称为“套印”；以套印技巧印制的书，就称为“套印本”，是中国古代最具特色的彩色印刷术。活字印刷术是用铜铸或木造成一个个独立的字体，再拼成版面印刷（图4《御制数理精蕴》），乾隆皇帝将宫中以木活字印刷的书称为“聚珍版”。石板印刷是西洋技术，在清末传入中国，因有快速、价廉的优点，很快地通行起来。 古籍的结构是指一部具体古籍外在形式和内容的各个组成部分，在流传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特定的名称。

1．书衣：俗称书皮，也称封皮。（修复技术规范228）是为保护书而在书的前后加的封皮，一般选用较硬的纸作为书衣的材料，并在书衣上题写书名。

2．书签：用作题写书名的长方形纸条，一般贴在古籍封皮左上角。有时还有册次和题写人姓名。（修复技术规范229）

3．书叶：按文稿顺序排列的书写、印制的单张纸叶。（修复技术规范29）

4．封面：位于护叶之后、所有书叶之前。常镌刻书名、作者、刊刻时间及地点等项内容。（修复技术规范218）

5．护叶：也称副叶，用以保护书芯或连接书衣。（修复技术规范219）一般是一张空白纸。在书名叶或前或后。

6．书芯：指书衣以内或未上书皮以前已订在一起的书册。（修复技术规范220）

7．书脑：书芯订捻、缝线以右的部分。（修复技术规范224）即装订时，锥眼订线的地方。

8．书背：又称书脊，与书口相对，上下封皮相隔或连接的部分，相当于书籍的厚薄度。（修复技术规范225）即一书装订处的侧面，如同书的脊背，所以称书脊。

9．书头：书籍上端切口处。修复技术规范221）又称为书首。

10．书根：（修复技术规范222用的术语叫“书脚”，解释为：书籍下端切口处，亦称书根。）有些古籍在书根上有书名、卷数、册数，但书根上这些题名不一定准确，有些是刻板时印上，有些是藏书者自己为方便翻检、阅读或者保护而写上去的，多半是简名。 11．书角：天头和地脚右端。（修复技术规范227）

2008年， 古字画装裱修复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919 Ⅷ-136 项。

中国书画之所以成为艺术品能一代接一代地流传下来，一个关键问题就在于装裱和修复。古旧字画在传世的过程中，由于收藏保管不善造成受潮发霉、污迹满目、虫蛀鼠咬，以及绫绢和纸的自然老化都会使书画产生破洞、糟朽断裂等等，如果不及时修复，就会影响古旧书画的寿命和艺术价值，会朽烂而毁之一旦，然而一般收藏家们买了古旧字画，不了解修复古旧字画的重要性，要知古旧字画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艺术品，如果修复的不好，就会大打折扣，甚至会对旧字画造成更加严重损毁，危及古字画的寿命，也削弱了古字画应有的艺术价值。我们今天在博物馆、美术馆、拍卖会及民间收藏家中能看到几十年、几百年前的古旧书画都是经过修复人员修复装裱好的杰作。

古籍修复工艺亦称古籍装订修补技术，它的历史与书籍发展史息息相关。修补破损古旧图书是一项特殊技艺，从事装订修补工作不但要熟悉各个朝代书籍的形式和版本，还要了解各朝纸张、书皮及装订风格，更要有娴熟的技艺。修补一本古书往往要经过十几道工序，一招一式极为考究，对从事装订修补人员的要求更是近乎苛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