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4月24日媒体报导：我国首次发现西汉时期敦煌地区发生沙尘暴的汉简。我国史书也有沙尘暴气候的记载：《诗经·邶风·终风》有"终风且霾"句，《后汉书·郎岂页传》有"时气错逆，霾雾蔽日"。"霾"，《辞海》解释为："大气混浊态的一种天气现象"。即夹着沙尘飞扬的沙尘暴。古籍中把沙尘暴写成"黄雾"、"飞沙走石"、"黑气"、"黑雾"等认为是一种不祥之兆。《晋书·天文志》说："凡天地四方昏氵蒙若下尘，十日、五日已上，或一日或一时，雨不沾衣而身有土，名霾，故曰天地霾，君臣乖"。《晋书》记载：从公元249年，即三国魏齐王曹芳嘉平元年；到公元402年即东晋安帝元兴元年，153年中记录了15次严重灾害性沙尘暴，其中有一年两次的。录之如下：�

魏齐王嘉平元年(公元249年)正月壬辰，西北大风，发屋拆树木，昏尘蔽天。�

孙休永安元年(公元258年)十一月甲午，风四转五复，蒙雾连日。十二月丁卯夜有大风发木扬沙。�

西晋怀帝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十二月，黑气四塞。�

西晋愍帝建兴二年(公元315年)正月己已朔黑雾，着人如墨，连夜五日乃止。�

东晋元帝大兴四年(公元321年)八月，雾埃氛蔽日。�

东晋元帝永昌元年(公元322年)十月，京师大雾，黑气蔽天，日月无光。�

东晋明帝太宁元年(公元323年)正月癸已，黄雾四塞。二月又黄雾四塞。�

东晋穆帝永和七年(公元351年)三月，凉州大风拔木，黄雾下尘。�东晋孝武帝宁康三年(公元376年)三月，朔，暴风迅起，飞沙扬砾。

�东晋孝武帝太元四年(公元379年)八月乙未，暴风扬沙石。�

东晋孝武帝太元八年(公元383年)癸未，黄雾四塞。�

东晋安帝元兴元年(公元402年)十月酉申，朔黄雾混浊不雨。�

就以上不完全资料统计：3世纪3次；4世纪9次，其中311-315年2次，321-323年3次，351-383年4次；5世纪1次；总计13个年度15次。非常清楚表明：4世纪属于"沙尘暴百年多发期"，一个世纪中有两个多发高峰，第一峰期出现在20-30年代，第二峰期出现在50-80年代。这与文字记载的"诸民远离国境"，"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完全吻合。

虽然古代中国对于沙尘暴的直接记载并不多见，但我们仍可从古诗文的描绘中发现它的蛛丝马迹：唐代岑参的《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也许可视为一次真实的沙尘暴记录，原文写道：”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再如陈子昂的“黄沙幕南起，白日隐西隅。”——这些形容黄沙飞扬、疾风肆虐的场景正是沙尘暴的典型特征。

国南方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余姚市罗江乡河姆渡村东北，面积约4万平方米，1973年开始发掘。河姆渡遗址位于距宁波市区约20公里的余姚市河姆渡镇，是我国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之一。

河姆渡遗址发现于1973年，遗址总面积达4万平方米，叠压着四个文化层。经测定，最下层的年代为7000年前。通过1973年和1977年两次科学发掘，出土了骨器、陶器、玉器、木器等各类质料组成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装饰工艺品以及人工栽培稻遗物、干栏式建筑构件，动植物遗骸等文物近7000件，全面反映了我国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期的繁荣景象。河姆渡遗址的发掘为研究当时的农业、建筑、纺织、艺术等东方文明，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佐证，是我国建国以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文物曾多次出国展览，深深地震撼着整个世界。

河姆渡遗址是世界闻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遗址总面积约四万平方米，堆积厚度四米左右，上下叠压着四个文化层，其中，第四文化层的时代，距今约七千年，是我国现已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地层之一。第三、四文化层保存了大量的植物遗存，动物遗骸，木构建筑遗迹和构件，以及数以千计的陶器、骨器、石器、木器等。

中国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在浙江省余姚县的河姆渡遗址首先发现，故于1976年命名。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的宁（波）绍（兴）平原，并越海东达舟山岛。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公元前6000年。河姆渡文化的发现与确立，扩大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领域，说明在长江流域同样存在着灿烂和古老的新石器文化。

该文化目前唯一经过较大规模发掘的是河姆渡遗址，在1973～1974年和1977～1978年，由浙江省文管会、浙江省博物馆主持，进行了两期发掘。1982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外，在浙江鄞县辰蛟，宁波八字桥，舟山白泉、大巨等地，都发现有河姆渡文化的晚期遗存。

河姆渡遗址位于河姆渡镇金吾庙村（原罗江乡浪墅桥村）。它是1973年夏天当地农民建造排涝站时发现的，总面积约4万平方米，自下而上叠压着4个文化层，根据北京大学碳14实验室测定，第四文化层距今约7000－6500年，第三文化层距今约6500－6000年，第二文化层距今约6000－5500年，第一文化层距今约5500－5000年。该遗址于1973年和1977年冬进行过两次考古发掘，合计面积2630平方米，出土生产工具、生活器具、原始艺术品等文物6700余件，还发现丰富的栽培稻谷和大面积的木建筑遗迹、捕猎的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的骨骸、采集的植物果实及少量的墓葬等遗存。所有这些，为研究我国远古时代的农业、建筑、制陶、纺织、艺术和东方文明的起源以及古地理、古气候、古水文的演变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河姆渡遗址第一、二文化层的出土文物与省内湖州邱城遗址下层及嘉兴市郊马家滨遗址的器物相似，第三、四文化层的出土文物，在我省是新发现，而且它已拥有较为发达的耜耕农业、采用榫卯技术的干栏式建筑，在国内同时代的遗址中它的生产、生活水平处于领先地位，因此是一支全新的考古学文化，暂时命名为河姆渡文化。河姆渡遗址发现后，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为尽快把它公诸于世，1976年4月，国家文物局、浙江省文化局在杭州召开“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工作座谈会”（实际是一次研讨会），来自北京、上海、陕西、广东、福建、安徽、浙江的专家学者和余姚县、罗江乡的代表共60多人参加了这次座谈会。与会专家学者认为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证明在7000年前长江流域同样有着繁荣的原始文化，与黄河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发祥地，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一致同意了对河姆渡文化的命名。1980－1981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相关市县文管会在宁绍平原作了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普查，近年来在基本建设中又陆续发现了一些，至今共发现河姆渡文化类型遗址47处，分布于钱塘江以南的沿海地区和舟山群岛，其中以姚江平原最密集，计有25处，因此可以说，余姚是河姆渡文化的故乡。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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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器主要是夹炭黑陶和夹砂红陶、红灰陶。除素面陶外，盛行在釜类腹底交错拍印绳纹，陶器的宽边口沿上常刻划平行条纹、波浪、圆圈、叶形、谷穗状等几何图样，偶见白地深褐色纹的彩陶。以平底器和圜底器为大宗。代表性器物有釜、罐、带把钵、宽沿浅盘、垂囊式□、支脚等。与支脚配合使用的陶釜，始终是河姆渡文化的主要炊器。骨制生产工具丰富，尤其在早期，骨器数量远超过石、木、陶质各种工具的总和，就目前所知，为中国新石器文化中所独有。木器较精巧多样。梯形不对称刃石斧、拱背厚体石锛、骨耜、斜铤骨镞、管状骨针、骨哨、木矛、木刀等，都是具有特色的器物。大批榫卯木构件及干栏式建筑的遗迹，显示了河姆渡文化的住房特点。

河姆渡遗址的第4、3层和第2、1层,分别代表河姆渡文化的早、晚两期。①早期：约前5000～前4000年。陶系简单，夹炭黑陶占绝对优势。除磨平素面外，绳纹较多，刻划的几何图案花纹和动植物图案突出。主要器形有敛口或敞口肩脊釜、直口筒式釜、颈部双耳大口罐、宽沿浅盘、斜腹盆、环形单把钵、大圈足豆、盆形甑、块状体支脚等。石器种类少，一般磨制不精，斧、锛较厚硕，主要石器工具中未见穿孔者。②晚期：约前4000～前3300年。夹砂红陶、红灰陶数量最多。前段的泥质红陶外壁红内壁黑，常施红陶衣；后段的泥质红陶表里色泽一致,很少施陶衣。沿用绳纹,出现镂孔纹饰。新出现鼎、落地式把两足异形□、垂囊式□。其他主要器形还有敞口鸡冠耳釜、敞口扁腹釜、牛鼻耳罐、折沿罐、镂孔豆、空腹倾斜体支脚。石器多通体磨光，出现了扁平长条石锛，穿孔石斧、长方形双孔石刀和石纺轮。

河姆渡遗址发掘发现的文物遗存具有数量巨大、种类丰富的特点，为研究距今七八千年前氏族公社繁荣时期人们的生产、生活情况提供了比较全面的材料。如两次发掘出土的陶片达40万片之多，用同样的发掘面积作比较，是其它新石器时代遗址所不及。又如出土的纺织工具有纺轮、绕纱棒、分径木、经轴、机刀、梭形器、骨针近10种，根据这些部件，可以复原当时的织机，其它的遗址就没有这么具体。它的文化特色主要还在稻作农业、干栏式建筑、纺织和水上交通方面。

（1）耜耕农业：河姆渡遗址两次考古发掘的大多数探坑中都发现20－50厘米厚的稻谷、谷壳、稻叶、茎杆和木屑、苇编交互混杂的堆积层，最厚处达80厘米。稻谷出土时色泽金黄、颖脉清晰、芒刺挺直，经专家鉴定属栽培水稻的原始粳、籼混合种，以籼稻为主（占60%以上）。伴随稻谷一起出土的还有大量农具、主要是骨耜，有170件，其中2件骨耜柄部还留着残木柄和捆绑的藤条。骨耜的功能类似后世的铲，是翻土农具，说明河姆渡原始稻作农业已进入“耜耕阶段”。当时的稻田分布在发掘区的北面和东面，面积约6公顷，最高总产为181吨。

农业起源表明人类社会从单一的攫取式经济开始向生产式经济发展，这一转变拓展了食物来源，为人类发展奠定物质基础，所以在人类发展史上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河姆渡原始稻作农业的发现纠正了中国栽培水稻的粳稻从印度传入、籼稻从日本传入的传统说法，在学术界树立了中国栽培水稻是从本土起源的观点，而且起源地不会只有1个的多元观点，从而极大地拓宽了农业起源的研究领域。河姆渡遗址人工栽培稻谷的发现说明农业不是哪个圣人发明的，而是人类自身进步的结果，从而有利人们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史观和群众观念。

（2）干栏式建筑：河姆渡遗址两次发掘范围内发现大量干栏式建筑遗迹，特别是在第四文化层底部，分布面积最大，数量最多，远远望去，密密麻麻，蔚为壮观。建筑专家根据桩木排列、走向推算，第四文化层时至少有6幢建筑，其中有幢建筑长23米以上，进深64米，檐下还有13米宽的走廊。这种长屋里面可能分隔成若干小房间，供一个大家庭住宿。清理出来的构件主要有木桩、地板、柱、梁、枋等，有些构件上带有榫头和卯口，约有几百件，说明当时建房时垂直相交的接点较多地采用了榫卯技术。河姆渡遗址的建筑是以大小木桩为基础，其上架设大小梁，铺上地板，做成高于地面的基座，然后立柱架梁、构建人字坡屋顶，完成屋架部分的建筑，最后用苇席或树皮做成围护设施。其中立柱的方法也可能从地面开始，通过与桩木绑扎的办法树立的。这种底下架空，带长廊的长屋建筑古人称为干栏式建筑，它适应南方地区潮湿多雨的地理环境，因此被后世所继承，今天在我国西南地区和东南亚国家的农村还可以见到此类建筑。建造庞大的干栏式建筑远比同时期黄河流域居民的半地穴式建筑要复杂，数量巨大的木材需要有专人策划，计算后进行分类加工，建筑时需要有人现场指挥，否则七高八低，弯弯曲曲的房子是不牢固的。建筑技术说明河姆渡人已具有现代人一样较高的智商。

（3）纺织、交通工具和髹漆技术的出现：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纺织工具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富为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所罕见。数量最多的是纺轮，有300多件，质地以陶为主，还有石质和木质，形状以扁圆形最常见，另有少量剖面呈梯形状。织的方面有经轴、分经木、绕纱棒、齿状器、机刀、梭形器等，纺织专家认为这是原始踞织机的部件。缝纫用的是骨针，有90多件，最小的骨针长仅9厘米，径大02厘米，针孔大01厘米，与今天大号钢针差不多。从出土的苇编和器物上精致的图案看，当时织品为经纬线数量相同的人字纹和菱纹。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木桨共8支，系用原木制作，形似后世的木桨，只是形体略小一些。有桨一定有船，推测河姆渡人已划着独木舟在湖泊之中捕鱼采菱，也可能用于氏族间交流时的交通工具。河姆渡遗址发现的漆器有20多件，早期单纯用天然漆漆于木器表面，稍后在天然漆中掺和了红色矿物质，使器物色彩更加鲜亮，第三文化层中出土的木胎漆碗是其中的代表作品。

（4）发现以象牙雕刻为代表的原始艺术品：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原始艺术品可分为独立存在的纯艺术品和施刻于器表之上集实用和观赏于一体的装饰艺术两大类，而以后一类数量居多，充分表现了河姆渡人的审美兴趣和文明程度。艺术品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双鸟朝阳”纹象牙雕刻件，该器长16厘米、宽59厘米、厚约1厘米，形似鸟窝。器物正中阴刻5个同心圆，外圆上部刻火焰纹，两侧各有一只圆目利喙的鸷鸟向对而视。画面布局严谨，线条虚实结合，图画寓意深刻，有人说它象征太阳，另有人认为是鸟在孵蛋，象征对生命、生殖的崇拜。说明该器物具有强烈的宗教意义，原始先民已有复杂的精神生活。

地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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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姆渡南面的四明山，北面姚江平原中部的慈南山地和东面南北走向的乌石山、羊角尖山、云山等低山丘陵三组山系构成硕大的工字，这种地貌尤如今天围海造田工程上抛筑的丁坝和顺坝，具有很大的促淤成陆功能。距今1万年前开始的全新世初大规模海侵时，四明山北麓成为一片浅海，从长江口顺潮而下的泥砂搬运到这里后，受工字形地貌的阻挡而沉积下来，使河姆渡一带的淤积快于其两翼，当海退开始后，河姆渡一带自然最先出露成陆。根据低塘镇西村地下31米处发现的贝壳层的年代8020年，推测海退发生在距今7500年左右，所以距今7000年前河姆渡确实是四明山前的一块高地。研究过程中委托南京大学所作的河姆渡遗址地质土样古代微生物、孢粉、土壤粒度和含盐量的检测结果印证了课题组的研究结论。

根据河姆渡遗址孢粉资料和考古发掘材料分析，7000年前河姆渡的气候比现在温暖湿热，平均气温比现在高3－4℃，年降雨量比现在多500毫米左右，与现在的广东、广西南部和海南岛相似。在地理方面最大的差别就是遗址南面还没有姚江阻隔，只有芝岭溪水在遗址的西南流过。遗址的东面是一片平原，西面、北面濒临河姆渡——丈亭——二六市大湖，河姆渡处于湖泊沼泽、平原、草地、丘陵、山冈多种地貌的复杂环境，所以这里的动植物资源特别丰富，非常有利河姆渡先民的生产、生活。值得一提的是，当河姆渡成陆时，“工字形”地貌两翼，即现在的余姚城区以西、宁波市西郊以东地区尚处于浅海之中，海水涨落有规律地推动湖水升、降，为河姆渡人的稻田创造了自灌条件，使河姆渡人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多的稻谷。因此河姆渡人可以腾出更多时间、更多劳力去建造庞大的干栏式建筑，有时间去发展纺织、漆木器生产。良好的自然环境是河姆渡文化繁荣的关键因素，而河姆渡人对自然万物的认识和利用则是决定因素。

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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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业和家畜饲养：河姆渡第 4层较大面积范围内，普遍发现稻谷遗存，有的地方稻谷、稻壳、茎叶等交互混杂,形成 02～05米厚的堆积层,最厚处超过1米。稻类遗存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都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罕见的。经鉴定，主要属于栽培稻籼亚种晚稻型水稻。它与马家浜文化桐乡罗家角遗址出土的稻谷，年代都在前5000年，是迄今中国最早的两例稻谷实物，也是世界上目前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稻。这对于探讨中国水稻栽培的起源及其在世界稻作农业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河姆渡文化代表性的农具有骨耜，仅河姆渡一处就出土上百件。采用鹿、水牛的肩胛骨加工制成，肩臼处一般穿凿横銎，骨质较薄者则无銎而将肩臼部分修磨成半月形，在耜冠正面中部刻挖竖槽并在其两侧各凿一孔。还发现了安装在骨耜上的木柄,下端嵌入槽内,横銎里穿绕多圈藤条以缚紧，顶端作成丁字形或透雕三角形捉手孔。此外，还有很少的木耜、穿孔石斧，双孔石刀和长近1米的舂米木杵等。

家畜主要有猪、狗。破碎的猪骨和牙齿到处可见，并发现体态肥胖的陶猪和方口陶钵上刻的猪纹。有一件陶盆上刻划着稻穗猪纹图像，大体是家畜饲养依附于农业的一种反映。此外，还出土较多的水牛骨头，可能牛也已被驯养。

（2）渔猎：河姆渡出土大量野生动物遗骨，计有哺乳类、鸟类、爬行类、鱼类和软体动物共40多种。绝大多数是梅花鹿、水鹿、四不象（麋鹿）、麂、獐等鹿科动物，仅鹿角即有 400多件。鸟、鱼、龟、鳖遗骨数量也不少。还发现有极少的亚洲象、苏门犀、红面猴等温热地带动物的遗骸。骨镞达千余件之多，以铤部不对称的长锋或短锋斜铤镞较富特色，另有窄长锋柳叶形镞、钝尖或锐尖的锥形带铤镞等形制。未见网坠之类渔具，而存在大量鱼骨，有些骨镞当兼用于射鱼。其他渔猎工具还有木矛、骨鱼镖等。柄叶连体木桨的发现，说明已有舟楫之便，除用于交通外，可能也在渔捞活动中乘用。利用禽类骨管雕孔制成的骨哨，既是一种乐器，狩猎时也可吹音用以诱捕动物。

（3）原始手工业：陶器以夹炭黑陶最富特点。尤其在早期，无论炊器和饮食容器,都属这种陶质。胎泥纯净,含铁量仅为15%左右。以大量的稻壳及稻的茎、叶碎末为羼和料。工艺技术上比较原始，器物均为手制，不甚规整；据测试，烧成温度为800～900℃，在缺氧的还原焰中烧制而成。胎质比较粗厚疏松，重量较轻，吸水性强。晚期阶段，基本上仍用手制，但有的经慢轮修整。出现了三足器、袋足器等较复杂的器形，有的陶器烧成温度提高到1000℃左右。

关于编结纺织，在河姆渡发现有芦苇席残片，采用二经二纬的编织法。质轻的木纺轮，连同大小轻重不一的陶、石纺轮。可供抽纱捻线之用。还发现了据认为可能属于原始腰机部件的木质打纬刀、梳理经纱的长条木齿状器、两端削有缺口的卷布轴等。

河姆渡文化的骨器制作比较发达，有耜、镞、鱼镖、哨、锥、针、管状针、匕、有柄匕、梭形器、锯形器、凿、匙等各种器物，广泛使用于生产和生活领域。有笄、管、坠、珠等装饰品。还有蝶形器（原料有木、石、骨、象牙4种)、靴形器等暂不明用途的器物。磨制普遍精细，少数有柄骨匕、骨笄上，雕刻图案花纹或双头连体鸟纹，堪称精美的实用工艺品。另有20余件象牙制品，其中刻有双鸟朝阳图像的蝶形器、凤鸟形匕状器、雕刻编织纹和似蚕纹的小盅等，显示了当时的精湛技艺。

考古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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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凤鸟形象牙匕状器：河姆渡人木作工艺十分突出。除木耜、小铲、杵、矛、桨、槌、纺轮、木刀等工具外，还发现了不少安装骨耜、石斧、石锛等工具的把柄。用分叉的树枝和鹿角加工成的曲尺形器柄，叉头下部砍削出榫状的捆扎面，石斧当是捆绑在左侧，石锛则捆扎在前侧。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许多建筑木构件上凿卯带榫，尤其是发明使用了燕尾榫、带销钉孔的榫和企口板，标志着当时木作技术的突出成就。在河姆渡第3层出土一件瓜棱状敛口圈足木碗,外表有薄层的朱红色涂料，剥落较甚，微显光泽，经鉴定是生漆，这是中国迄今最早的漆器。

（2）房屋和水井：河姆渡文化盛行一种栽桩架板高于地面的干栏式建筑。在河姆渡遗址各文化层，都发现了与这种建筑遗迹有关的圆桩、方桩、板桩、梁、柱、木板等木构件，共达数千件。第4层的一座干栏式长屋,桩木和相紧靠的长圆木残存220余根,较规则地排列成4行,互相平行，作西北—东南走向。现存最长一行桩木长23米，由西南到东北的第 1、2、3行之间的距离大体相等，合计宽约7米，推知室内面积在160平方米以上。第3、4行的间距13米,这是设在面向东北一边的前廊过道。建筑遗迹范围内，出土有芦席残片，许多陶片以及人们食后丢弃的大量植物皮壳、动物碎骨等。这座大型干栏式建筑当属公共住宅，室内很可能隔成若干小房间。干栏式建筑是中国长江以南地区新石器时代以来的重要建筑形式之一，目前以河姆渡发现的为最早。除干栏式建筑外，早期稍后，还出现一种立柱式地面建筑，在柱洞底部垫放木板作为基础，有的则是填塞红烧土块、粘土和碎陶片等，填实加固形成臼状柱础，中间立木柱。

（3）榫卯木构件和企口板：在河姆渡遗址第 2层发现一眼木构浅水井遗迹。这是中国目前所知最早的水井遗迹，也是迄今发现的采用竖井支护结构的最古老遗存。水井位于一处浅圆坑内，井口方形,边长约2米，井深约135米。井内紧靠四壁栽立几十根排桩，内侧用一个榫卯套接而成的水平方框支顶，以防倾倒。排桩上端平放长圆木，构成井口的框架。水井外围是一圈直径约6米呈圆形分布的28根栅栏桩,另在井内发现有平面略呈辐射状的小长圆木和苇席残片等，可见井上还当盖有井亭。

（4）墓葬：在河姆渡第4层的居住区,发现以陶釜、陶罐为葬具的婴儿瓮棺葬2座。第1至3层有20多座墓,均不见墓坑和葬具,仅有1座以木板垫底。成人和婴儿多为单人葬。有3座是两人合葬墓，其中1座是两个儿童。第2和3层内的墓流行单人侧身屈肢葬,个别的是俯身葬,头向东或东北,大多数无随葬品。第1层内的墓流行单人仰身直肢葬，也有个别仰身屈肢葬，头向不一，以西北的居多，普遍有随葬品但并不丰富，最多的两座墓各有6件,一般放置釜、豆，少见生产工具。总的看，不同时期的葬式、头向和随葬品是有所变化的。

文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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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河姆渡遗址第 4层为代表的河姆渡文化早期遗存,与以罗家角遗址第4层为代表的马家浜文化罗家角类型，年代相当，陶器中的六角形口沿的盘盆类和弧敛口双耳钵等形制接近，表明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

河姆渡文化晚期的前、后阶段，分别与马家浜文化马家浜类型和崧泽文化（见崧泽遗址大体同时。马家浜类型发达的素面腰沿釜（或称宽檐釜），在河姆渡文化晚期前一阶段偶有所见,反之,河姆渡文化晚期数量虽少但富有特征的垂囊式□，在马家浜类型中也有个别发现。河姆渡文化晚期后一阶段，长条石锛、突棱镂孔豆、花瓣形圈足、凿形鼎足等，均与崧泽文化的风格相同。河姆渡文化晚期可能受到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的强烈影响。也有人认为，河姆渡遗址第4层、第3层是新发现的河姆渡文化，第2层、第1层则应分属于马家浜文化马家浜类型和崧泽类型（或单独命名为崧泽文化），并进而提出由河姆渡文化发展为马家浜文化的意见。

河姆渡文化的早、晚期衔接关系及发展去向，有待于在发现更多的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深入分析；对其晚期遗存的性质和归属，需再作进一步的研讨。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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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的定义：（1）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2）考古学用语，指同一个历史时期的不依分布地点为转移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同样的工具、用具，同样的制造技术等，是同一种文化的特征，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3）指运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识：学习文化、文化水平。

（2）稻作起源问题： 1973河姆渡遗址发现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稻谷的消息通过媒体，迅速传遍全世界。因为还有大批农具、加工工具和炊用器共同出土，所以随即掀起一股水稻起源研究热。与媒体的热情相反，少数顶级考古和农业专家认为河姆渡文化的稻作农业已经比较成熟，在它的以前还应有较长的发展阶段。1995～2000年考古工作者通过对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连续发掘后，发现上下叠压的距12000年前的几粒野生稻谷和距今10000年前的人工栽培稻谷。接着又在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的土样标本中检测到人工栽培稻谷的孢粉，从而找到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稻谷和它从野生稻驯化而来的科学依据。玉蟾岩古稻的发现，说明亚洲东部的人工栽培稻、粟和西亚两河流域的大小麦、南美洲的玉米都是差不多时候出现的，农业的发明是人类共同进步的结果。

（3）河姆渡文化在宁绍平原消失的问题：（1）环境说 全新世初大规模海侵在距今6000年前左右结束，大沽塘古海岸线形成（今329国道南侧），并在海潮作用下不断淤高。这样四明山北麓的雨水北排渐渐困难直至堵塞，河姆渡高地的优势逐渐丧失。姚江平原西部的曹娥江口北伸后，排泄流程增加，导致部分洪水东泄，加重了姚江腹地的内涝，河姆渡终于成为水涝灾害频发地区，当遭遇风、暴、潮结合的天文大潮时，河姆渡难免遭受没顶之灾，从而形成河姆渡遗址四个文化层。我们可以从河姆渡遗址四个文化层主要器物数量对比上发现环境恶化严重地影响氏族的生存。距今5000年前，全球范围又一次发生严重的水涝灾害，这就是古籍《尚书·尧典》记载的“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西方的《圣经》上也有诺亚方舟拯救人类的类似传说。从考古上，河姆渡遗址第一文化层之上覆盖着厚厚的一层淤泥层，北面最厚处达25米。这次特大洪水最后浸蚀了河姆渡——大隐之间的平地，姚江改道东流，河姆渡出露，海水上溯，从四明山下来的河姆渡人不得不退出这个地区，向南迁徙。

（2）外来文化入侵说 河姆渡遗址第一、二层文化与杭嘉湖平原的崧泽文化，马家浜文化有较多的共性，三、四层文化相对比较独立，所以学术界对河姆渡文化的分期存在1－4层都是河姆度文化和3－4层是河姆渡文化，1－2层是马家浜文化的两种看法。后者认为距今6000年前太湖流域曾遭遇特大水灾，马家浜文化举族迁向宁绍平原，与当地文化融合后形成以马家浜文化为主、两种文化因素共存的新文化。

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11－ 6世纪《诗经》中对陕西岐山大地震（公元前780年）的记述：

烨烨震电，不宁不令。

百川沸腾，山冢崒崩。

高岸为谷，深谷为陵。

烨烨震电，即地震的电光耀眼、劈啪闪烁；不宁不令，大地不停地震动，竟连一点预先的通告都没有。国外对地光的最早记录，出现在一世纪的古罗马人塔西托斯（Tacitus）对公元17年小亚西亚地震的记述和9世纪日本的《三代录实》对公元869年一次日本地震的记载中。

然而，将地震的发光现象纳入科学研究的轨道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直到1705年英国人斯图克雷，1910年加里总结了欧洲的148例，1930年武者金吉给出日本的1583例，1967年栗林亨拍摄到的地震前发光照片，以及各国科学家在现场目睹了大量的地震发光现象并做了详细记录后，这种前兆现象的轮廓才渐渐清晰。特别是我国的震例中还出现了地光灼伤人体肌肤、致人晕倒、烧焦植物以及在地面留下走火痕迹等等物证，这个现象的存在终于不容置疑了：7级以上大震前几小时至几天的极震区多有地光出现，呈现片状或团状的低空朦胧的闪光，除个别伴有燃气外，均为低空大气的放电。表现形式上，山区为多、平原为少；震时最多、震后较少；蓝白为主、**为辅等等。

电荷的来历

早在16世纪人类就已经发现静电在放电的过程中会发光，磨擦放电最为典型：磨擦化纤衣服和毛衣、触摸金属门柄、用塑料梳子梳头等，都会在黑暗中看到淡蓝色的微光和听到噼叭作响的放电，同“烨烨震电”异曲同工。测量表明，这时的电场强度居然可达300万伏／米，竟同雨天的大气放电在同一量级上，只是由于电量过小而不危险罢了。当1752年美国的富兰克林得到雷雨带电性质的实验证据之后，人们已经明确：当电荷密度达到每平方米0．1微库仑时，就能看到发光现象。所以随着孕震过程中应力的加大，在某些岩石上就可能会以某种类似磨擦起电和电子发射的方式造成电荷的积累，电荷密度未必很高，仍能导致放电和发光。

　　灾害zāihài（disaster）

　　一切对自然生态环境、人类社会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人们的生命财产等造成危害的天然事件和社会事件，如地震、火山爆发、风灾、火灾、水灾、旱灾、空难、海难、雹灾、雪灾、泥石流、疫病等。

　　灾害的成因有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两类。①自然因素包括与人类关系最密切的生物链的破坏或远离平衡的发展，大气和水圈在演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大区域或局部远离平衡的运动，岩石圈在运动过程中出现大规模的突然断裂等，这些会给人类带来虫灾、旱灾、水灾、地震等自然灾害。②社会因素包括：人类对森林、植被和草原的过度砍伐和破坏等造成土地荒漠，人类活动对地球表面环境的污染，物种灭绝，人口暴长等等。

　　社会后果有：①造成人口的大量死亡。长期以来，人类经常受到各种灾害的严重危害。据美国海外灾害救援局统计，20世纪60～70年代，全世界人口死亡数增加了6倍。据联合国统计，近70年来，全世界死于各种灾害的人口约458万人。地震造成的人口死亡尤甚，已发生过4次造成20万人以上死亡的大地震。②给社会经济造成破坏。20世纪70年代有人估计，人类社会每年创造的财富，约有5％被各种灾害所吞噬。③造成社会不稳定。灾害迫使灾民迁移，给社会管理带来困难，造成社会秩序的不稳定。

　　人类在抵抗灾害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防灾和救灾经验。主要有开展对灾害的预报工作，实施防灾对策；防灾和救灾立法；实施灾害保险；宣传和普及防灾、救灾知识，进行防灾、救灾演习训练等。

　　附：中国近40年最大的灾害一览表

　　根据近40年来，对我国自然灾害的分析，大致可以排 出十大灾害如下：

　　1950年7月，淮河大水。由于泥沙淤积，河床高 涨，加上国民党军队在淮海战役时对沿淮堤坝的大肆破坏， 这年汛期，淮河流域全面告急，河南、皖北许多地方一片汪 洋，水灾淹没土地3400余万亩，灾民1300万。淮北地区受 灾惨重，为百年所罕见。

　　1954年7月，长江、淮河大水。长江中下游、淮河 流域降水量普遍比常年同期偏多一倍以上，致使江河水位猛 涨，汉口长江水位高达29．73米，较历史最高水位的1931 年高出145米。虽然沿江人民做出了极大努力保卫荆江大 堤，从而保证了武汉市和南京市的安全，但却淹没农田 4755万亩， 1888万人受灾，财产损失在100亿元以上。由 于农产品减少，也影响了人民的生活和1955年的工业生 产。

　　1959一1961年，三年经济困难。 1959年全国干旱范 围广，旱情严重；1960年干旱范围广，持续时间长，早情 重，春季又出现倒春寒；1961年旱情较重，冬小麦遭受“卡 脖旱”，北方冬麦区还遭受较重的于热风危害。所以农业生 产大幅度下降，连续二年没有完成国民经济计划，市场供应 十分紧张，人民生活相当困难，加上长期劳动紧张和疾病流 行，人口非正常死亡增加，仅1960年统计，全国总人口净 减少1000万人。经济困难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自然灾害 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1963年8月，海河大水。8月上旬河北省连续7天 下了5场暴雨，其中内丘县樟狐公社过程降水量2050毫 米，暴雨面积大，过程总雨量在1000毫米以上的面积达 5560平方公里，淹没104个县市7294多万亩耕地，水库崩 塌，桥梁被毁，京广线中断，天津告急， 2200余万人受 灾，直接经济损失达60亿元。

　　1966年3月8日，邢台地震。死亡8182人，受伤 51395人，倒塌房屋508万间。

　　1970年1月5日，通海地震。死亡15621人，受伤 26783人，倒塌房屋338456间。

　　1975年8月，河南大水。 7503号台风在福建登陆， 经江西南部、湖北，5至7日在河南省伏牛山麓停滞和徘徊 20多个小时，最大降水量1605毫米，使汝河、沙颖河、唐 白河三大水系各于支流河水猛涨，漫溢决堤，板桥、石漫滩 水库垮坝失事，造成特大洪水，毁房断路，人畜溺毙，灾情 极为严重，直接经济损失100亿元。

　　1976年7月28日，唐山地震。死亡24．2万人，重 伤164万人，倒塌房屋530万间，直接经济损失100亿元 以上。由于“文化大革命”四人帮干扰和唐山地震的严重破 坏， 1976年我国国民经济收入比上年下降27％，使国民经 济濒于崩溃的边缘。

　　1978一1983年，北方连续大旱。 1978年，全国出现 大范围干旱，受灾6．03亿亩，成灾2．69亿亩；1979年秋、 冬干旱范围大；1980年夏季华北、东北大部和西北部分地 区出现了较严重的伏旱，全国受旱392亿亩，成灾187亿 亩；1981年春季北方冬小麦区雨水少5-7成，缺水人数达 2297万人，秋季雨水少4-9成，全国受旱385亿亩，成灾 182亿亩；1982年全国受旱311亿亩，成灾15亿亩； 1983年全国受旱241亿亩，成灾144亿亩。不少地区出现 干旱时间长、，范围广、灾情严重，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罕见 的大旱。缺水也成为北方的一大难题，己严重影响人民正常 生活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

　　1985年8月，辽河大水。 8507、8508、 8509号台 风袭击东北地区，连降大雨，加上河道年久失修，洪水宣泄 不畅，辽河原有河道行洪能力为5000秒立方米，实际上洪 水仅2000秒立方米，但却造成该省中小河流决口4000多 处，致使60多个市、县， 1200多万人， 6000多万亩农田和 大批工矿企业遭受特大洪水袭击，死230人，直接经济损失 47亿元，东北三省减产粮食100亿斤。 综上所述，近40年来我国的大灾害中，洪涝灾害排在 首位，共有5次，地震为3次，旱灾为2次。

渤海，旧称勃海、北海，它是西太平洋的一部分，也是中国的内海。渤海三面环陆，在辽宁、河北、山东、天津三省一市之间，辽东半岛南端老铁山角与山东半岛北岸蓬莱遥相对峙，像一双巨臂把渤海环抱起来，海岸线所围的形态好似一个葫芦 

根据史料记载，在西周时期，中国海还不存在具体海区的名称，凡是能见到的海，一律都称为"海"。

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的增加、渔业的兴起以及沿海一带海洋灾害的不时发生，人们开始把海域加以命名区分。

据古籍记载，渤海曾被称之为勃海，苏秦曾说：齐北有勃海，田肯曾说：齐西有浊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

而在《韩非子》中记载：齐景公游于少海，故渤海又曾被称之为少海。

在《山海经大荒东经》中发现，渤海以东竟存在一个无底深渊，书中记载到：“东海之外有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儒帝颛顼，弃其琴瑟。有甘山者，生甘渊，甘水出焉。”

《山海经》中提到了这个无底深渊有一个少昊之国，相传少昊的母亲是皇娥，她在苍茫大海上遇到了白帝之子，他们泛于海上，游漾忘归，十分惬意，后来他们生了少昊。

《列子汤问》中对于这个无底深渊有更详细也更富有原始神话的记载，其中说到：“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帷无底之谷，其下无底，名为归墟。八弦九野之术，天汉之流，莫不注之，而无增而减焉。”

这句话是说，在渤海的东边不知几亿万里的地方有一个很深很大的沟壑，这个大壑又叫归墟，是一个无底深渊。而天地间的水都流向这里，但是奇怪的是这里的水既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

由此可见，渤海之东的确存在一个神秘的无底深渊，那里离渤海有很远的距离。翻看地图发现，在渤海以东很远的地方，有一个世界上最深的海沟，名为马里亚纳海沟。

这里深达一万多米，是地球的最深点，据勘测研究发现这条海沟的形成已有六千余万年

。

在这世间最深的“无底深渊”，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呢？据探查发现，在八千余米的深海，存在着一种神秘的鱼类，这是一种被称之为“狮子鱼”的生物，它浑身成白色，形状和常见的鱼类相差极大。

试想一下，如果不是在探查的过程中发现这么奇怪的鱼类，谁会想到还有这种生命体存在，说出去都会被认为是天方夜谭。

至于那万米之下的“深渊”中隐藏着什么，目前还尚未探明，相信终有一天人们会有所发现。

我们不平静的星球

地球有利于生命生存吗？

最早记载的自然灾害是哪一次？

哪类自然灾害造成的后果最为严重？

自然灾害一直在加剧吗？

来自宇宙的威胁

地球上发生过陨石撞击吗？

今天我们还面临来自宇宙的威胁吗？

摇晃的大地

1755年的里斯本发生了什么？

地球为什么会震动？

地震大都发生在哪里？

德国也受到地震威胁吗？

人们怎样监测地震？

地震可以预测吗？

地震时我们要怎样保护自己？为什么高楼更抗震？

洛杉矶危机处理中心是做什么的？

海啸

海底地震有多危险？

海啸是怎么形成的？

海啸可以预测吗？

哪些海岸易受到海啸的威胁？

海啸预警中心是怎样工作的？

熔岩流和火山灰

历史上最严重的火山爆发是哪次？

地球内部发生了什么？

火山是怎么爆发的？

熔岩流和火山灰云有哪些危害？

火山大都分布在哪里？

所有的火山都有同样的危害吗？

哪次火山爆发的后果最为严重？

欧洲也有危险的火山吗？

现在还有大规模的火山爆发吗？

怎样预报火山爆发？

飓风

“米奇”是谁？

热带气旋是怎么形成的？

为什么飓风的危害这么大？

加尔维斯敦灾难之后发生了什么？飓风可以提前预知吗？

热带气旋在哪里？

什么是龙卷风？

德国也有龙卷风吗？

暴风雨是怎么形成的？

风暴发生越来越频繁吗？

什么是厄尔尼诺现象？

洪灾、旱灾、火灾

在“大洪水”之后最严重的洪灾是哪次？

为什么中国如此频繁地发生洪涝灾害？

什么是风暴潮？

可以挡住洪水吗？

不下雨时怎么办？

哪里还有严重的旱灾？

火灾危害有多大？

森林消防员是怎么工作的？

雪灾

1999年的加尔图尔镇发生了什么？

雪崩是怎么发生的？

什么是粉雪崩？

雪崩专家都研究什么？

怎样保护有雪崩危险的地区？

怎样寻找被掩埋者？

怎样使用雪崩气囊？

术语表

名词索引

大家好，这是边肖。今天，我将告诉你关于古老的瘟疫。欢迎关注。

因为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情况，最近很多人都在关注，社会上也有很多情况。相信大家都有一定的了解。然而实际上，如此大规模的传染病在人类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在古代就有发生。有一个词大家都很熟悉：“瘟疫”。我们经常在电视剧里看到，瘟疫发生的时候，人们都非常害怕。那么古代的瘟疫是怎么发生的，最严重的又是怎么治愈的呢？

1古代的瘟疫是什么？

从古至今，人类遭受了无数次瘟疫，有些瘟疫特别严重，对人类后代的影响也很大：非典、鼠疫、天花、流感、霍乱等。一般来说，鼠疫是由一些高致病性微生物引起的传染病，如细菌、病毒等。通常是自然灾害后环境卫生差造成的。

:“瘟疫，是所有人都有的，也被称为疫情。”其发病迅速，综合征凶险。如果疖子和流行性病毒出现在源头，开始时，人们可以看到恶寒和强烈的热量，但立即热不冷，头痛和身体疼痛，白苔如粉，绛舌，脉数等。主要用于治疏泄，用大元阴、三消阴。若热毒，邪在胃或热灼血，则可见高热烦躁、头痛欲裂、腹痛腹泻，或鼻衄、发斑、神志不清、舌苔灼热等。治瘟解毒，宜用清瘟败毒汤、白虎河犀角升麻汤等。见疫、日、时、温病、斑等。

2古代瘟疫是怎么发生的？

在中国的古装剧中，经常会出现令人闻风丧胆的——“瘟疫”的存在。所谓鼠疫，按照今天的理解，是一种容易传播的急性传染病，有点类似于西方的黑死病。在中国古代，每当发生瘟疫，往往会死大量的人，人民苦不堪言。瘟疫究竟为什么会发生？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讨论。

第一个方面是瘟疫的产生和传播。原因可以分为两个因素。一是自然因素，即我们熟悉的四大自然灾害：水灾、旱灾、蝗灾和地震。这四种灾害的发生往往难以预测，有时甚至相互伴随，造成严重后果。洪水和地震的直接后果是大量的人和牲畜死亡。大量人畜尸体如果不及时处理，很容易形成传染源。干旱和蝗灾造成农作物歉收，粮食短缺，进而导致人畜死亡，形成传染源。第二，社会因素，包括战争和饥荒。战争在古代并不少见，比如朝代之间的战争，民族之间的争斗，以及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战争结束后，必然会尸横遍野，死伤无数。如果处理不当，很容易形成疫情。至于饥荒，它的结果和前面的例子很像，这里就不赘述了。

当这些天灾人祸发生时，人们会为了躲避而迁徙，迁徙使得疫情在人与人之间广泛传播。即使没有迁徙，人们生活在一起，接触频繁，也容易导致流行性疾病的传播。所以如果一个人生病，整个家庭甚至整个村庄都可能遭殃。

第二个方面是应对不当。显然，古人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面对瘟疫，人们往往很难有效应对。就社会背景而言，在瘟疫到来之前，各种天灾人祸已经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人们没有足够的物质条件来及时实施保护和治疗，即使有，效果也相对有限。但由于时空的距离，中央很难及时到达地方。个人认为，恶劣的生活环境使得人们的营养状况非常不理想。人体营养缺乏或多或少会导致人的免疫力下降，从而更容易发生和传播鼠疫。

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有一部分是人类不断与各种疾病作斗争。因此，社会的进步还体现在越来越多的疾病得到预防和治愈，人们的健康得到有效和永久的保障。时至今日，仍有人为医疗事业的发展不懈努力。我们生而为人，所以我们要更加努力去维持生命的意义。

3古代发生过哪些瘟疫？

先秦时期

瘟疫在中国史料中早有记载。比如《丹溪心法瘟疫五》记载：“包治百病的病，任何时候都有慢性病。”记载：“当季春处于夏季时，人们会遭受许多疾病和流行病。”当时对鼠疫的认识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认为鼠疫一年四季都有可能发生。其中一个原因是时令之气失常，这是由“不合时令之气”引起的。

还记载了现存最早的中医古籍《周礼天官冢宰》。比如《吕氏春秋季春纪》指出：“五疫到来时，不论大小，都容易被感染，症状也差不多正气存在于内，邪不可为，避其毒气。”:“厥阴不退位，即大风早起，雨不下，湿天气不使其变，民病温疫，有缺陷。风，人的病是关节痛，头痛，发热心烦，咽干，饮酒。”指出温病具有传染性、流行性、临床表现相似等特点，其发病与气候有关，认为只要“正气存内”，就能“避其毒气”。

东汉

东汉张仲景在其《黄帝内经》一书的序言中说：“宗族众多，有二百余家。从建安年开始，还没有十年。三人中有两人死亡，伤寒排名第七。感受着过去的失落，很难挽回伤害，但也很难寻求古训，学习他人。”本文中的“伤寒”不仅指外感热病，还包括当时烈性传染病，可见当时瘟疫横行。

三国

曹植《素问刺法论》记载“建安二十二年，疖子盛行，家家受僵尸之苦，家家有哀号。要么关门等死，要么失去家人。或者认为：瘟疫，鬼神。我知道我是布朗的儿子，并且在荆的房间里支起了耳朵！如果夫堂是在石鼎的家里，貂累的门口，那就新鲜了。这就是阴阳失和。寒热不对，就是疫情的诱因，愚民死抱着不放，真是可笑。”描述了疫疖的惨状，并明确指出“疫疖”并非鬼神所致，而是“阴阳错位，寒热错时”所致。

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灿也在《素问本能病》年记载：“出门的时候什么都看不见，但是骨头遮住了平原。路上有个饥饿的女人，抱着孩子，弃草而走。顾浩哭啊，哭啊，哭啊。如果不知道自己死在哪里，又怎么能和对方终成眷属？马被赶跑了，我不忍心听到这些。”是当时凄凉景象的真实写照。据史料记载，从汉高祖刘智到汉高祖刘勰，70多年间记载的疫情有17次。疫情已持续多年，百姓苦不堪言，连士大夫也未能幸免。比如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杨颖、柳甄也死了一段时间。其恐怖可见一斑。

金朝

晋代葛洪《伤寒杂病论》年也讨论过瘟疫，说“伤寒、温病、温病是三个同类。晚年咳嗽，鬼毒，名曰热病。”此外，还专设“治疟、疫疖、毒”一章，记载了治疗和预防温病的方剂，如甘散、老君参明散、杜雪散、痹温病散等。

隋朝

隋代方《说疫气》认为疫病“类似于时令之气、温、热等疾病，

基于唐代王冰之后的《七哀诗》著述，认为温病与五运六气的异常变化有关，故称之为金疫、木疫、水疫、火疫、土疫的“五疫”和“五疮”。说明古人已经认识到温病的致病原因不同于一般的六*，而是一种疫毒。

宋朝

宋代医家张从正，《肘后备急方》:“再如二三月，人人气高，瘟疫来袭，必先头痛或关节痛，与伤寒、时令气、暑、风湿、适量饮酒者相似。注意不要用巴豆毒治疗。丈夫的瘟疫上不了台面，就像巴豆的药丸。”作者对鼠疫的临床表现和治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元朝

元代医生朱丹溪:“瘟疫是一种常见的疾病，也被称为天疫。治疗方法有三：宜补宜散宜降。”总结了鼠疫的治疗方法。

明天

明代医家吴目睹了当时疫病的惨状，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对疫病作了深入细致的观察和论述。他的书《千金要方卷九伤寒》是我国的温病专著，对温病有详细的论述。认为“温病是一种病，既不风也不冷也不热也不湿，只是天地之间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指出温病的致病因素为“邪气”，又称疫气、疖气、戾气等。这是对温病病因的独到见解。

吴认为愤怒是物质的，可以通过药物来抑制。戾气虽然是“看不见，看不见，无声无臭，怎么能看得见，闻得见”，但它是一种客观物质，进一步指出“事物能使人因毒品而生气。”

愤怒通过鼻子和嘴巴侵入身体。认为“邪从口鼻入”，感染戾气。“如果你患了它，你就会被感染。虽然感觉不一样，但都会患一种病”。

但人体感受到戾气后，是否患病，取决于人体的量、毒力和抵抗力。指出“感之深，感之浅者，不可克服，不能一下子成”；“无论强弱，正气稍衰，一触即病”；“此气满，邪不入。此气恰逢亏虚，呼吸之间，外邪乘虚而入”。

由rage引起的流行性疾病有疫情和散发的不同表现。然而，致病性rage存在地域和时间差异。另外，由于戾气的类型不同，引起的疾病也不同，涉及的器官也不同。我认为“人的疾病和动物的疾病是由不同的戾气引起的。

《素问》年，吴有科还创制了许多独特有效的治疗疫疾的方剂。是我国医学文献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急性传染病著作。至今仍可用于指导临床实践，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清朝

清代余写《儒门事亲卷一立诸时气解利禁忌式三》。在吴有科《丹溪心法卷一温疫五》的基础上，认为疫疹的病因是疖子，并指出“一人得病，传染一家，轻者十有八九生，重者十有八九救。在环境中，这一比率很高。”根据暑疫的证候特点，建立了以石膏为主的“清瘟败毒汤”方剂，为温病的辨证论治开创了新局面。

综上所述，中医在与温病的长期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一套完整的理论和临床治疗方法。我们应该充分发挥中医药在治疗急性传染病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