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流传至今的史书大多被视为中华文化的瑰宝，而被视为中华文明源头的河洛两幅图。他们的影响渗透到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但是河洛的两幅图的来历和意义争论了很多年，至今仍是一个谜~ ~河洛书在古籍中也有记载。直到考古学家找到证据，他们才能最终揭开他们的神秘面纱。

河图和洛书是中国古代流传多年的两种神秘图案，是阴阳五行的源头。这两幅图最早见于《尚书》，后见于《易传》，后来百家争鸣中也有不少河洛图的记载。不知道有多少智人和哲学家一直在试图探索河洛两幅图的奥秘，但为了图上的一系列黑白点，花了不少时间。研究书籍和手稿有几千万字。但问题不外乎以下几点:

1河图罗书的产生日期，地点，发明者？

2它的本义和它与宇宙起源的关系？

3它和八卦的关系，阴阳五行，谁先谁后？

4它和天地的关系？

5它与人的关系，对人的影响？

6其“象、数、理”的关系及应用。

在“河图”和“洛书”流传之前，除了神话传说之外，任何文献中都没有关于河图洛书的具体说明。尚书。《顾名篇》记载:周康王即位，从周成王继承八件国宝:“于越吴陈冲宝:赤刀、大荀、洪弼、万艳在西序；玉、余一、天球、河图在东序。”这里第一次提到“河图”。尚书。侯说:“元贵负写与《洛书》有关。”《插曲传》说:“一河出一图，一书出罗，一圣人出”。把孔子的河图和罗的书并排放在一起。在古代文献中，上至伏羲、黄帝、尧、舜、禹，下至商汤、周公、，都与河图、洛书有关。但是没人说河图洛是什么样的。然而，经过不断的迷信渲染和演绎，《河图洛书》成了一个荒诞的神话故事。

《河图》、《洛书》、《太极图》在宋代的流传，不仅未能消除围绕《河图洛书》的迷雾，还引起了彝学界关于《河图》、《洛书》真伪的争议。后来形成的“书”派，尽管有各种解释，却始终没有解开这个永恒的谜。

这个书的名字是《推背图》，它预言我们国家在2031年将会实现统一。那个时候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更加强大，在国际上的地位也会得到显著提升，不管这个说法是不是真的那么准，但是我们也祝愿这个预言是真的，希望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好。

《推背图》这部书籍大家不是很熟悉。但是懂点风水文化的人就知道了。这本书的作者是袁天罡和李淳风二人，这两个人可不是普通人，他们两位是我国古代著名的风水大师，上知天文，下通地理，可以说得上是神仙般的人物了，在唐朝的时候，这两位大师还受到了皇帝李世民的款待，并且帮助李世民推算唐朝的未来走势，可见这两位是有真实水平的，可不是半罐水叮当响的那种人，所以《推背图》中的预言让我们也很重视，毕竟它的作者是相当厉害的呀，这本书上的内容非常深奥，常人难以理解，因此也被成为奇书了。

除了内容晦涩难懂之外。还有特别神奇的地方就是这本书预言的很多东西在当时都是被证实了的，现实生活中人们也感受到了，对于这么神奇的预言，大家都非常好奇。由于这本书精准的预言，对国家的统治造成了一定威胁，因此这本书很少被人看见，因为在当时这本书是被统治者列为禁书的。

到了近代，才逐渐流传出来，并且我们国家的史学家还对书本上的内容有很大的争论，毕竟这本书写的东西太神奇了，让我们的这些专家们都不知道怎么判断。

造成很多古籍变成孤本的原因有很多，并不是多抄录几本就可以避免的。至于究竟有哪些原因造成了很多的古籍变成了孤本，下面就来简单的分析一下其中的原因吧。

首先来说，原本很多古籍当年确实是抄录了很多本，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很多本古籍都损坏了，极少数得以幸存下来的古籍于是就变成了孤本。由于一些古籍在当年就有很高的阅读价值，所以曾经也是爆火的畅销货，也被很多人抄录过。只是由于古代时期竹简、纸张的使用年限不是太长，一些人学到了古籍中的知识后便疏于保存，最终都因为各种原因而损坏了。可能只有极少数的古籍被后人精心的保护者，成为了孤本。

其次就是，一些具有很高技术含量的古籍受众范围很有限，在当时也是不允许多抄录几本的，所以最终能够流传下来的也就成为了孤本。其实相对于四书五经那些受众范围很广的书籍来说，一些特殊行业的受众范围就非常的小，流传范围非常的有限，自然也就成为了孤本。比如在古代的医生、工匠、武术等行业，都是讲究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的，很多都是师傅与徒弟之间秘密传授的，为了避免同行窥探自己的秘密，又怎么可能多抄录几本呢。

最后就是，为了维护皇权的统治，古代出现过官方对其他思想、行为进行打压的情况，也造成了很多孤本的出现。在古代，很多君王为了维护正统的思想，都曾对其他思想进行过打压，比如焚书坑儒、三武灭佛等历史事件。原本流传度很高，受众范围很广的古籍可能因为这种官方行为而一下就变得人人自危，很多古籍因此而遭到了损毁，万幸保存下来的也就成为了孤本。

古籍，是中国古代书籍的简称，主要指书写或印刷于1912年以前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式的书籍。

一、古籍书页版式

古籍版式指古籍版刻的样式。包括版面、大小题名、版框（亦称边栏）、界行、天头、地脚、版心、行款、字数、鱼尾、象鼻、书耳、书牌、条记、句读、插图等等。版式的概念出现在雕版印刷行世之后，但明显保留了雕版印刷之前的简策、手写帛书等装帧形式的特点。

古籍版式图

1。版框：也称为边栏，指每版内围框文字的四周边线，上方叫“上栏”，下方叫“下栏”，两旁叫“左右栏”。单线的叫“单边”或“单栏”，双线的叫“双边”或“双栏”。一般比较粗黑，给人稳定感。四周只印一道粗黑的边线，称为四周单边。四周粗黑线内侧再刻一细黑线，称四周双边。如果仅左右粗黑线内侧有细黑线，称为左右双边。不仅有规范、整齐版面的作用，而且保留了简策、帛书的遗风。

2。界行：也称界格。指在版面内分割行字的直线。两道隔线间的条格叫界格，是竹木简书籍的流风余韵。在鉴定和著录时，人们习惯以半叶计算，叫做“半叶× 行×字”，有的径称“×行×字”，若每一行中有两排字（通常为大字的注解），叫做“小字双行每行×字”。若双行字数与单行正文相同，就不再注出。这种著录和说明方式，称为行格，又称行款。

3。天头：版框外空白纸的上方叫天头。

4。地脚：版框外空白纸的下方叫地脚。

5。版心：也称“叶心”，或简称“心”， 指古籍书叶两半叶之间、没有正文的一行。为折装整齐，版心多刻有鱼尾、口线等，为便检索，也常记有书名、卷数、页码、每卷小题、刻工姓名等文字。因为这一行居于两版的中心，故称版心。 版心通常有用作对折准绳的黑线和鱼尾形图案。

6。书口：又称版口，或简称口。指书籍装订成册后开合一侧的端面，有白口、黑口等款式。就书版而言它是版心。对于以包背装或线装的方式装订起来的书籍而言，这一部分为书可以翻阅的开口，故称书口。

7。鱼尾：版心中间的图形︻，因其酷似鱼尾，故名。刻于距版心上边大约四分之一之处。有时版心上下方都有鱼尾。一个鱼尾为单鱼尾，两个鱼尾称双鱼尾，个别有三鱼尾。鱼尾刻印出花样的称花鱼尾。鱼尾的作用是用作标示中缝线，作为折叶的标准。

8。象鼻：鱼尾上下到版框有一条线，叫做象鼻。象鼻为一条细黑线的叫细黑口或小黑口，象鼻为一条粗黑线的称为粗黑口或大黑口，无象鼻者为白口。

9。书耳：版框外左上角的空格，里面刻有简单的篇名，因为形状象耳朵，所以称书耳。书耳中的题名叫耳题、耳记。

10。墨钉：又称墨等。指版面上常有文字般大小的黑墨块，形状似钉帽。出现的原因是文稿雕版时未定的文字，等待校勘后写上去再印。

11。书牌：又称牌记，与现在的版权页类似，常常镌有书名、作者、镌版人、藏版人、刊刻年代、刊版地点等。明清时期的书牌作用多为表示特色和所有权，明清以前则更多是刻书题记，讲刻书缘起，选用底本，校本，甚至多少具有广告宣传作用。

12。大题：指一种书的题名。

13。小题：指一种书内各篇卷的题名。

14。行款：又称“行格”，指正文之行数与字数。通常以半叶计算。同一种书，不同时期有不同刻本，行款也往往不同。故行款为鉴别版本依据之一。

15。朱丝栏 乌丝栏：行格界栏以红色印的称为朱丝栏，以黑色印的称为乌丝栏。主要见于唐以前写本。明清时期，专有印刷各种颜色笺格的作坊，用不同颜色界栏笺纸抄写的古籍，通常直接著录为红格、黑格、蓝格、绿格等等。

二、古籍装订版式

单叶装订成册，就成为一部古籍。现存古籍以线装居多。古籍的结构是指一部具体古籍外在形式和内容的各个组成部分，在流传的过程中，逐渐有其特定的名称。

古籍结构图

1。书签：用作题写书名的长方形纸条，一般贴在古籍封皮左上角。有时还有册次和题写人姓名。

2。书衣：为保护书在书的前后加的封衣，也称封皮，一般选用较硬的纸作为书衣的材料，并在书衣上题写书名。

3。书名叶：在封皮之后，题有书名的一叶，又称封面、封、面叶、内封面。书名叶的后面一般加上一张空白纸，叫护叶或扉叶。

4。书脑：装订时，锥眼订线的地方叫书脑。

5。书脊：也称书背，一书装订处的侧面，如同书的脊背，称为书脊。

6。书首：书脊的最上端，称为书首，又称为书头。

7。书脚：书脚是书的底部，有些藏书家自己为方便翻检、阅读或者保存而将书名写上去。

8。书根：书脚中简单记载卷册的部~

本月认真读完的第一本书是梁启超先生的《读书指南》。这本书是真正每行每句的读完，而不是看小说那般一目十行的读。有些地方还需要翻到前面对比着读，边思考边读，因此颇是花了一些时间和功夫。精彩的言论和表述太多，以至于超过kindle允许导出的笔记数量，分成几次才算是把笔记完整导出。

这本书是梁启超先生写给清华大学的学生关于国学学习和读书的指导。我国古代著作浩如烟海，全部都读是不可能的，哪些一定需要读甚至背诵？哪些最好读一读？哪些不必读？这些著作的内容有深有浅，如何由浅入深的循序渐进的学习？对于经典著作，有哪些读书和学习的好方法？这些在书中均有答案。

在这本书中，针对没有或者很少国学基础、而想得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给出了“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一共二十四种。作者认为，这些书无论对于学什么专业的人来说，“皆须一读，否则不能认为是中国学人。”

此外，按照不同的分类，作者分别给出不同的建议书目，比如修养和思想史类，建议的是《论语》《孟子》《老子》《墨子》《荀子》《吕氏春秋》《近思录》《传习录》等以儒家为主的经典著作；对于政治及文献类，作者建议的是《尚书》《战国策》《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等；对于韵文书类，建议《诗经》《楚辞》《乐府诗集》《唐百家诗选》《宋诗钞》等……还有小学书及文法书类，以及随意涉览书类等。

这无疑是给了广大国学爱好者一个读书的方向。虽说我国的古代著作是一个巨大的宝库，但其中依然有一些品质不高、良莠不齐的作品。跟着作者的书目去阅读，读到的均为经典之作，并且作者也考虑到逐步深入的学习顺序，先给出难度相对小一些的书目。

本书的附录中有一篇《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的文章。胡适给青年人提供了一份国学书目，但梁启超非常不赞同，于是有了这篇文章和现在的这本书。

梁启超提出：“我的主张，很是平淡无奇。 我认定史部书为国学最主要部分，除先秦几部经书几部子书之外，最要紧的便是读正史、《通鉴》、宋元明《纪事本末》和九通中之一部分，以及关系史学之笔记文集等，算是国学常识，凡属中国读书人都要读的。 有了这种常识之人不自满足，想进一步做专门学者时，你若想做哲学史家、文学史家，你就请教胡君这张书目；你若想做别一项专门家，还有许多门，我也可以勉强照胡君样子，替你另开一张书目哩。”

梁启超这篇文章写得颇为不客气，也颇为有趣，一扫现代文人之间相互吹捧之风。

说到读书方法，不得不提《怎样阅读一本书》。这本书提供了不少阅读指导，比如说读正文前先看目录，了解全书的框架结构；学习一个领域时，可以进行主题阅读等。这本是比较经典的阅读指导书，上面提供的这些阅读方法到现在也是一样通用的。《读书指导》这本书的不同之处在于：

1）针对的主要是国学著作

国学著作有它的特殊性，文言文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依然是晦涩难懂。没法抱怨我们的基础教育，毕竟对于国家来说，培养实用的数理化人才对于现代化的建设更有用；文言文，只要有个了解也就可以了。

在普遍古文基础不佳的情况下，梁启超由浅入深的给出了读书的顺序和指导意见：有些简单的可以直接读，有些难度大一些的可以读完相关的其他著作再读。

2）不同的读书方法

对于不同的国学著作，作者建议有不同的阅读方法；而读者的读书目的不同，阅读方法也相应不同。比方说对于《论语》，如果是为了知识研究，那么可以采取以下的读法：

“第一，先注意将后人窜乱之部分剔出，以别种眼光视之，免使朦混真相。 第二，略依前条所分类，将全书纂钞一过，为部分的研究。 第三，或作别种分类，以教义要点——如论“仁”、论“学”、论“君子”等为标准，逐条钞出，比较研究。 第四，读此书时，即立意自作一篇孔子传或孔子学案，一面读便一面思量组织法且整理资料，到读毕时自然能极彻底极正确的了解孔子。 第五，读此书时，先要略知孔子之时代背景。《左传》《国语》，实主要之参考书。 第六，此书文义并不艰深，专读白文自行绎其义最妙。遇有不解时，乃翻阅次条所举各注。”

很多人读《论语》，并非是为了做研究，而是为了修养人格。如果是为了这样的目的，那么“决非徒恃记诵或考证，最要是身体力行，使古人所教变成我所自得。既已如此，则不必贪多务广，果能切实受持一两语，便可以终身受用。至某一两语最合我受用，则全在各人之自行领会，非别人所能参预。别人参预，则已非自得矣。要之，学者苟能将《论语》反复熟读若干次，则必能睾然有见于孔子之全人格，以作自己祈向之准鹄；而其间亦必有若干语句，恰与自己个性相针对，读之别有会心，可以作终身受持之用也。《论语》文并不繁，熟读并不费力，吾深望青年勿蔑弃此家宝也。”

梁启超对于重点书籍，如《四书》，《史记》，《荀子》，《韩非子》，《左传/国语》，《诗经》，《楚辞》和《礼记》，不但详细分析了编撰及篇目，介绍了作者及其经历，相应的注释书及其读法，还严谨的考证了其中篇目的真伪、编撰者、删定者、原料以及时代等，分析了其价值。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针对上述重点书籍，每一本梁启超给出的读书方法都不同，非常有针对性。比方说《左传》：

“吾侪今日治《左传》，最好以社会学者的眼光治之，不斤斤于一国一事件之兴亡得失，而多注意于当时全社会共同现象。例如，当时贵族阶级如何受教育法；所受者为何种教育；当时贵族政治之合议组织如何；其政权授受程序如何；当时地方行政状况如何；当时国际交涉之法例如何；当时财产所有权及其承袭与后来之异同奚若；当时婚姻制度与后来之异同奚若；当时人对于自然界灾变作何等观念；当时可称为宗教者有多少种类，其性质何如……如此之类，随时特拈出所欲研究之问题，通全书以搜索资料；资料略集，乃比次而论断之。所研究积数十题，则一时代之社会遗影，略可睹矣。

吾侪研究史料，往往有须于无文字中求之者。例如：(一)春秋时代是否已行用金属货币？(二)春秋时代是否有井田？(三)春秋时代是否用铁器？(四)春秋时代曾否有不行贵族政治之国家？……诸如此类，留心研索，亦可以拈出若干题。若其可作反证之资料甚缺乏乃至绝无，则否定之断案或遂可成立。此亦治古史之一妙用也。 “

按照梁启超的上述建议去读《左传》，相信对书中内容、春秋时代状况等的认识及收获会大为不同。

指导如何读书的书不少，提供书单的更多。《读书指南》这本书，有它的特殊之处。

1）考古辨伪

梁启超用了大量篇幅辨别这些重要书籍的真伪，比如说，《史记》一书，他认为当中有几篇明显不是司马迁写的，而是后人加入的，如《孝景本纪》、《孝武本季》、《三王世家》等；而司马迁的原著中，有十篇已经轶失了。之所以会出现假冒的文章掺杂其中，有各种原因：古人用竹简，书写不便，没有笔记本，因此往往直接把自己的注解和体会写在原著的竹简的空白处。后人无法分辨，有些就被加入到原著中，成为原著的一部分。

也有故意篡改的，比如王莽篡位时，就修改了大量书籍的记录；也有个人行为，比如有一些文人把自己写的文章夹杂在名人名篇之中，鱼目混珠；还有一些学者，因为原文缺失，就自己写了续，补上。以上各种情况造成了这些古籍中鱼龙混杂，故梁启超的头一条建议便是“先注意将后人窜乱之部分剔出，以别种眼光视之，免使朦混真相”。

既往拿到一本古籍，便以为它生来如此，从未想过手上的这个版本往往经历了上千年、不知多少人的修改。现在才理解我们国家这些古籍能流传至今，有多么的不易。

2）“异文”现象

本书中梁启超并未重点写这个问题，不过既然谈到古籍，就不得不说异文现象。一个例子是崔颢的《黄鹤楼》。我们熟悉的版本是“昔人已乘黄鹤去”，但唐人诗选中，这一句均为“昔人已乘白云去”，只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从元朝开始，变成了“黄鹤”，并为大家所接受，毕竟这首诗是写黄鹤楼的。此外，“芳草萋萋鹦鹉洲”，敦煌本中是“春草青青鹦鹉洲”；“烟波江上使人愁”，敦煌本中为“烟花江上使人愁”。

另一个例子是《道德经》。在我的印象中，此书五千余字，分为《道经》和《德经》，共八十一章。事实上，《道德经》有很多个版本，字数也不一样，有不到五千字的，也有超过五千字的。只是由于王弼注解的这个版本最盛行，因此，现在流传的普遍是这个版本。

我们无需了解这些考证的具体内容，只是不能把手头拿到的版本视为理所当然，更要对不同的版本存有学习和接纳之心。

3）不同学派的不同观点

这部分梁启超提到了不同学者的不同观点，其中最惊讶的莫过于他对《毛诗序》的评价，认为“故欲治《诗经》者，非先将《毛序》拉杂摧烧之”。举一个例子，我们常说“四诗风雅颂”，然而“风雅颂”只有三者，为什么是“四诗”？一直以来的解释是，“雅”可以分为“大雅”和“小雅”，因此加起来是“四诗”。

梁启超的观点是“盖三百篇本以类从，分为四体，曰南、曰风、曰雅、曰颂。自《毛诗序》不得“南”之解，将周、召二《南》侪于《邶》《鄘》以下之诸风名为“十五国风”，于是四诗余其三，而析小、大雅为二以足之，诗体紊矣。”也就是说，“四诗”应该是“南风雅颂”，但《毛诗序》不理解“南”是什么，就把这部分归到了“风”下面，再把“雅”拆分成“大雅”和“小雅”，凑成“四诗”，于是打乱了原来的诗体。

“综合此种资料以推测，“南”似为一种合唱的音乐，于乐终时歌之，歌者不限于乐工，故曰“其乱洋洋盈耳”矣。”这是梁启超对于“南”的解释。

这段时间同时在看钱穆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谈到《诗经》之时，钱穆依然引用《毛诗序》的解释，也依然赞同“风雅颂”的分类。因此，对于我们来说，了解有不同的争议和观点即可；凭我们目前的学识和认知，恐怕也无力判断到底哪种观点更符合《诗经》。

4）注释之书

由于本书中提到的都是古籍，而古籍流传至今，已经有无数古人阅读并且留下注释；这些注释，往往也是珍贵的资料，帮助我们今天能更好的理解古籍的原意。这也是为什么《毛诗序》会引起这么多的争议。

有些注释是很重要的，因为写注释的人在年代上更接近古籍，更能看到全貌，也比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更能理解书的原意。比方说韩非子注释过《道德经》，成为后人研读时的重要参考；而王弼注释的《道德经》，现在几乎成为官方版本。《道德经》中有一句“治大国若烹小鲜”，这句话可以有多种理解；但如果看到前人有注释“勿扰民”，理解起来就容易多了。

梁启超在重要的古籍的分析及阅读指导之后，均有一栏是对从古到今各个注释版本的比较和评价，并给出建议，读者最好参考哪几个版本的注释书。

这本书是梁启超先生用半文言写成的，对于读惯了白话文的人来说，可能略有不适应。不过总体来说，比真正的文言文容易阅读得多，理解上应当不存在困难。如果真的有志于阅读更多的古籍，这本书当为不错的入门及指南。最后，引用梁启超先生的两段话作为结尾：

”好文学是涵养情趣的工具，做一个民族的分子，总须对于本民族的好文学十分领略。能熟读成诵，才在我们的“下意识”里头，得着根柢，不知不觉会“发酵”。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久已在我们全社会上形成共同意识，我既做这社会的分子，总要彻底了解他，才不至和共同意识生隔阂。“

”诸君勿因初读中国书，勤劳大而结果少，便生退悔， 因为我们读书，并不是想专向现时所读这一本书里讨现钱现货的得多少报酬，最要紧的是涵养成好读书的习惯，和磨炼出善读书的脑力。 “

中国典籍浩如烟海，源远流长。《汉书·艺文志序》说：“《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书》所起远矣。”汉朝人认为，伏羲时有龙马出于黄河，身有纹路，伏羲照样描画下来而成八卦。夏禹时有神龟出于洛水，背有文字，大禹据此演为《洪范》，所以《洪范》也称《洛书》。以“河图”、“洛书”来解说典籍的起源，只是古人的一种传说。

关于我国最早的典籍，还有三皇五帝时代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说。《左传·昭公十二年》曰：“楚子狩于州来，左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段文字记载楚王夸奖倚相，说他是个有学问的史官，能读懂三坟等远古的典籍。西汉孔安国《尚书序》曾解释说，《三坟》是伏羲、神农、黄帝三皇的典籍，“言大道也”；《五典》是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五帝的典籍，“言常道也”；《八索》是八卦书；《九丘》是九州志书。但孔安国并未说他见过这几种书，记录西汉时典籍的《汉书·艺文志》中也无这些典籍的记载。流传至今的古籍中，虽然也有名为《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的典籍，但早已被考定为伪造之书。至于我国远古的“三皇五帝”时代，目前文献考证及考古发掘还不能证明其真实存在，“三皇五帝”时代只是关于我国原始社会军事部落制度的传说。因此，以《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作为我国典籍之始也是不可信的。这种传说只不过反映了我国典籍产生的久远而已。

我国典籍的产生是古代社会文明发展的产物。典籍并非某位圣贤的独创，更不是天赐神书，而是古代先民在长期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它的产生是一个过程。由于远古文明初创，记载缺乏，这一过程的具体史实尚不清晰，因此，探寻我国典籍产生的轨迹，还有待于对各种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的深入研究。

关于古籍结构的演变，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做过形象的比喻，“战国秦汉的古书像气体，种类和卷篇构成同后世差距很大；隋唐古书好像液体，虽然还不太稳定，但种类和构成渐趋统一；宋以后的古书则是固体，一切定型，变化多属誊写或翻刻之误”。 熊铁基在《刘向校书详析》说：后世流传乃至我们今日看到的西汉及其以前的古书，其篇章、文字甚至某些书名都是刘向他们校定的。当时几乎所有的图书都经过了他们的理解、认定乃至改造，当然免不了打上时代的烙印。但是长期以来这一点未得到充分认识，以为后世乃至今日所读的先秦古籍就是原来的样子，这就难免产生这样那样的误解，得出与历史真实不符的结论。历代学者中有不少人发现了一些问题，于是产生疑、辨，因而有指伪之作。从现存的《书录》及有关记载看，有的书完全是新编定的。如《列子书录》……可见刘向完全新编了一部《列子》书。

黄爱平在《中国历史文献学》第八章《先秦至两汉：历史文献学的起源及奠基时期〈百家争鸣与诸子文献〉》中说：

先秦诸子据《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的记载有“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而经过历史发展，尤其是秦汉以后，随着儒家学说主导地位的确立，诸子思想被视为异端，其著作也大多湮没不传。流传至今的只有 20 余种，如《孟子》《老子》《庄子》《墨子》《管子》《文子》《列子》《尹文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

先秦诸子之书，初时多以篇行，如《韩非子》原有《孤愤》、《五蠹》等篇，后来才被集结成书，并以韩非的名字命名。并且，诸子之书的成书过程一般较为复杂，其著者一般习称自撰而成，但从其内容来考察，实际上有的是收集本派主要言论而成书，更多的是在师门传承过程中，由其后世弟子编辑而成。总之有可能是众手修成或者经过长时间的编纂、增补。正因为如此，诸子之书多传闻异辞、流传异本，有的还掺杂有他人的言论。这些都反映了早期文献的特点。

在中国学术史上，先秦是诸子百家争鸣、学术发展繁荣的黄金时代。各家代表人物以及诸多学人士子，或著书立说，或聚徒讲学，或质疑辩难，既给后世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也给后人留下了广阔的发挥余地和想象空间。后人应该更好的保护与继承。

1、《中庸》

《中庸》是中国古代论述人生修养境界的一部道德哲学专著，是儒家经典之一，原是《礼记》第三十一篇，相传为战国时期子思所作。

其内容肯定“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把“诚”看成是世界的本体，认为“至诚”则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并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

宋代从《礼记》中抽出，与《大学》《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宋元以后，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古代教育和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其主要注本有程颢《中庸义》、程颐《中庸解义》、朱熹《中庸章句》、李塨《中庸传注》、戴震《中庸补注》、康有为《中庸注》、马其昶《中庸谊诂》和胡怀琛《中庸浅说》等。

2、《春秋》

《春秋》，即《春秋经》，又称《麟经》或《麟史》，中国古代儒家典籍“六经”之一。也是周朝时期鲁国的国史，现存版本由孔子修订而成。

《春秋》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共三十五卷，是儒家经典之一且为十三经中篇幅最长的，在四库全书中列为经部。记述范围从公元前722（鲁隐公元年）至公元前479年（鲁哀公十六年）。

《春秋》用于记事的语言极为简练，然而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褒贬之意，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微言大义”。

后来出现了很多对《春秋》所记载的历史进行补充、解释、阐发的书，被称为“传”。代表作品是称为“春秋三传”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2019年2月报道，从海昏侯墓出土简牍5200余枚，专家释读后发现包括《春秋》在内的儒家经典及其训传。

3、《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常简作《通鉴》），由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完成。

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

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

4、《史记》

《史记》最初称为《太史公》或《太史公记》、《太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该著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比《淮南子》多三十九万五千余字，比《吕氏春秋》多二十八万八千余字。《史记》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

《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

5、《诗经》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

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诗经》的作者佚名，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诗经》在先秦时期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

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诗经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

《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

至汉武帝时，《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及《五经》之一。

《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古代文史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