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智慧的古书排名中国十大旷世古书
最有智慧的古书排名
《周易》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是我国最古老、最有权威、最著名的一部经典,是中华民族聪明智慧的结晶一名《易》,又称《易经》,包括经和传两部分经本是占筮
《菜根谭》、《幽梦影》、《小窗幽记》、《围炉夜话》《颜氏家训》、《朱氏家训》,到后来的《曾国藩家书》、《左宗棠家书》,再到解放前鲁迅许广平的《两地书》、《闻一多家书》;解放后的《傅雷家书》、《沈从文家书》等 国外的如英国培根《人生论》,
NO10 锏 锏,(铁)鞭类,长而无刃,有四棱,长为四尺(宋制四尺为一米二), 后来才有了杨家枪和杨家将的故事NO3 矛 有古书上也说矛=枪, 但从一些小说和文
中国最神秘的一部古书
很多,例如:《黄帝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两大部分,各有文章81篇,内容非常广泛《黄帝外经》37卷,据说内容也很丰富,可惜失传了 《连山》、《归藏》 周易的分支 《明心宝鉴》大约成书于元末明初,辑录者或整理者是范立本国家图书馆普通古籍阅览室收藏有1368年刊印的《校正删补明心宝鉴》,其善本室则藏有1553年刊印的《重刊明心宝鉴》(二卷)和1621年刊刻的标明“范立本集”《新刻音释明心宝鉴正文》(二卷),普通古籍室还收藏有《新镌校正明心宝鉴正文》,扉页上题“官板正字明心宝鉴”,“桥村庄三圣堂行”国家图书馆同时收藏有明万历皇帝《御制重辑明心宝鉴》二卷(根据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影印),成书于1585年
《山海经》是中国一部记述古代志怪的古籍,内容包括一些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和一些远古神话和传说
十三经 《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 、《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中国十大旷世古书
按古籍影响 周易、论语、诗经、史记、资治通鉴、本草纲目、伤寒论、四库全书、六艺十三经、孙子兵法 以下是按古籍年代 唐咸通九年刻本《金刚经》唐成都府BIAN家刻本《陀罗尼经咒》宋杭州猫儿桥刻本《文选五臣注》宋刻本《昌黎先生集》,《河东先生集》宋黄善夫家塾刻本《史记集解索引正义》金刻本《刘知远诸宫调》元至正五年刻本《金史》元大德三年《稼轩长短句》按古籍类别:经学、子学、玄学、佛学、理学、 总之门类繁多,不可细数
很多,例如:《黄帝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两大部分,各有文章81篇,内容非常广泛《黄帝外经》37卷,据说内容也很丰富,可惜失传了 《连山》、《归藏》 周易的分支 《明心宝鉴》大约成书于元末明初,辑录者或整理者是范立本国家图书馆普通古籍阅览室收藏有1368年刊印的《校正删补明心宝鉴》,其善本室则藏有1553年刊印的《重刊明心宝鉴》(二卷)和1621年刊刻的标明“范立本集”《新刻音释明心宝鉴正文》(二卷),普通古籍室还收藏有《新镌校正明心宝鉴正文》,扉页上题“官板正字明心宝鉴”,“桥村庄三圣堂行”国家图书馆同时收藏有明万历皇帝《御制重辑明心宝鉴》二卷(根据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影印),成书于1585年
中国古书:《三字经》、《黄帝内经》、《山海经》、《资治通鉴》、《道德经》、《奇门遁甲》、《孙子兵法》《易经》、《增广贤文》、《论语》、《史记》、《汉书
中国人十大必读古书
1、中国先秦时期的百科全书 《诗经》 孔子 2、兵家韬略之首 《孙子兵法》 孔武 3、垂范千古的儒家经典 《论语》 孔子及其弟子 4、中国道家学说的开山之作 《老子》 老子5、最爱中国人推崇的英雄传奇 《水浒》 施耐庵 6、包含处世权谋与人生智慧的杰作 《三国演义》 罗贯中 7、东方世界的《堂吉诃德》 《西游记》 吴承恩 8、成就人生事业的大学问 《菜根谭》 洪应明9、不会做诗也会吟 《唐诗三百首》 孙洙,徐兰英 10、中国最伟大的文学作品 《红楼梦》 曹雪芹,高鹗
如下:《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史记》,《论语》,《孟子》,《孙子兵法》,《道德经》,《诗经》
《太平广记》 全书按题材分为92类,又分150余细目神怪故事所占比重最大,如 明代拟话本有的据古书记载敷演成篇,如《王安石三难苏学士》中,咏菊花事,出自《
中国十大经典古籍
1、《论语》:《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写而 是中国古代儒家经典之一,原是《礼记》第三十一篇,相传为战国时期子思所作其
如下:《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史记》,《论语》,《孟子》,《孙子兵法》,《道德经》,《诗经》
我国古籍目录数量多、种类多,内容极其丰富如果从目录编制的体例看,大致可分如下三种:第一种,部类前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解题又叫叙录或提要它的作
一、诗经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公元前十一世纪)至春秋中叶(公元前六世纪)约五百余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最初称《诗》,因为汉代儒家学者把它奉为经典,于是叫做《诗经》。《诗经》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风”包括了十五个地方的民歌,叫“十五国风”,有160篇,是《诗经》中的核心内容。“风”的意思是土风、风谣。“雅”是正声雅乐,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其中大雅31篇,小雅74篇。“颂”是祭祀乐歌,分“周颂”、“鲁颂”、“商颂”,有诗40篇。是“五经”之一。诗经距今已有2500年的历史。《诗经》表现手法上分为赋、比、兴,与风、雅、颂合称“六义”。
二、先秦散文
我国古代散文的发端,可以追溯到殷商时代,商朝的甲骨卜辞中,已经出现不少完整的句子。西周青铜器上的铭文,有的长达三、五百字,记录贵族事功、诉讼原委或赏赐情由等等,记叙的内容已经相当丰富。这些可以看作是古代散文的雏形。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散文蓬勃发展的阶段,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散文著作,这就是文学史上的先秦散文。先秦散文分为两种,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前者包括《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著作;后者是儒、墨、道、法等学派的文章,其中如《论语》《墨子》《孟子》等,是孔丘、墨翟、孟轲的弟子对其师言行的记录,《庄子》《荀子》《韩非子》等则为本人的著作。先秦诸子散文风格多样,或气势磅礴,或雄辩锐利,或浪漫奇幻。诸子散文对我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楚辞
楚辞,其本义是指楚地的歌辞,后来逐渐固定为两种含义:一是诗歌的体裁,一是诗歌总集的名称(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楚国文学)。楚辞的创作手法是浪漫主义的,它感情奔放,想象奇特,且具有浓郁的楚国地方特色和神话色彩。与《诗经》古朴的四言体诗相比,楚辞的句式较活泼,句中有时使用楚国方言,在节奏和韵律上独具特色,更适合表现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
从诗歌体裁来说,它是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在楚国民歌基础上开创的一种新诗体。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
四、汉赋
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叙,是古典文学中影响深远的体裁。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在两汉400年间,一般文人多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因而盛极一时,后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汉代文学的代表。汉赋分为大赋和小赋。大赋又叫散体大赋,规模巨大,结构恢宏,气势磅礴,语汇华丽,往往是成千上万言的长篇巨制。西汉时的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杨雄,东汉时的班固、张衡等,都是大赋的行家小赋扬弃了大赋篇幅冗长、辞藻堆砌、舍本逐末、缺乏情感的缺陷,在保留汉赋基本文采的基础上,创造出篇幅较小、文采清丽、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赵壹、蔡邕、祢衡等都是小赋的高手。
五、南北朝民歌
由于南北朝长期处于对峙的局面,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风尚、自然环境等方面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而南北朝民歌也呈现出不同的情调与风格。南朝民歌清丽缠绵,更多地反映了人民真挚纯洁的爱情生活;北朝民歌粗犷豪放,广泛地反映了北方动乱不安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生活风习。南朝民歌中的抒情长诗《西洲曲》和北朝民歌中的叙事长诗《木兰诗》,分别代表着南北朝民歌的最高成就。 南北朝时代,也像汉代一样,设有专门的乐府机关,采集诗歌,配合音乐演唱。这些乐府诗中有民间歌谣,也有贵族文人的作品;其中民歌部分更为新鲜活泼和艺术的魅惑力量。
六、唐诗
唐代(公元618-907年)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唐诗是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之一,也是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尽管离现在已有一千多年了,但许多诗篇还是为我们所广为流传。
唐代的诗人特别多。李白、杜甫、白居易是世界闻名的伟大诗人,除他们之外,还有其他无数的诗人,象满天的星斗一般。这些诗人,今天知名的就还有二千三百多人。他们的作品,保存在《全唐诗》中的也还有四万八千九百多首。唐诗的题材非常广泛,从自然现象、政治动态、劳动生活、社会风习,直到个人感受,都逃不过诗人敏锐的目光,成为他们写作的题材。在创作方法上,既有现实主义的流派,也有浪漫主义的流派,而许多伟大的作品,则又是这两种创作方法相结合的典范,形成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
唐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唐代的古体诗,基本上有五言和七言两种。近体诗也有两种,一种叫做绝句,一种叫做律诗。绝句和律诗又各有五言和七言之不同。所以唐诗的基本形式基本上有这样六种:五言古体诗,七言古体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古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宽:一首之中,句数可多可少,篇章可长可短,韵脚可以转换。近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严:一首诗的句数有限定,即绝句四句,律诗八句,每句诗中用字的平仄声,有一定的规律,韵脚不能转换;律诗还要求中间四句成为对仗。古体诗的风格是前代流传下来的,所以又叫古风。近体诗有严整的格律,所以有人又称它为格律诗。
唐诗的形式和风格是丰富多彩、推陈出新的。它不仅继承了汉魏民歌、乐府传统,并且大大发展了歌行体的样式;不仅继承了前代的五、七言古诗,并且发展为叙事言情的长篇巨制;不仅扩展了五言、七言形式的运用,还创造了风格特别优美整齐的近体诗。近体诗是当时的新体诗,它的创造和成熟,是唐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把我国古曲诗歌的音节和谐、文字精炼的艺术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古代抒情诗找到一个最典型的形式,至今还特别为人民所喜闻乐见。
七、宋词
词,诗歌的一种。因是合乐的歌词,故又称曲子词、乐府、乐章、长短句、诗余、琴趣等。始于唐,定型于五代,盛于宋。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光辉夺目的一颗巨钻,在古代文学的阆苑里,她是一座芬芳绚丽的园圃。她以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风神,与唐诗争奇,与元曲斗艳,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都代表一代文学之盛。
词最早起源于民间,后来,文人依照乐谱声律节拍而写新词,叫做“填词”或“依声”。从此,词与音乐分离,形成一种句子长短不齐的格律诗。五、七言诗句匀称对偶,表现出整齐美;而词以长短句为主,呈现出参差美。词有词牌,即曲调。有的词调又因字数或句式的不同有不同的“体”。比较常用的词牌约100个。词的结构分片或阕,不分片的为单调,分二片的为双调,分三片的称三叠。按音乐又有令、引、近、慢之别。“令”一般比较短,早期的文人词多填小令。“引”和 “近”一般比较长,而“慢”又较“引”和“近”更长,盛行于北宋中叶以后,有柳永“始衍慢词”的说法。依其字数的多少,又有“小令”、“中调”、“长调”之分。
宋词的派别基本分为:婉约派、豪放派两大类。婉约派的代表人物:柳永、李清照、秦观、晏殊、晏几道、周邦彦、姜夔等。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辛弃疾、苏轼、岳飞、陈亮等。婉约派的特点,主要是内容侧重儿女风情。结构深细缜密,重视音律谐婉,语言圆润,清新绮丽,具有一种柔婉之美。内容比较窄狭。由于长期以来词多趋于宛转柔美,人们便形成了以婉约为正宗的观念。就以李后主、柳永、周邦彦等词家为“词之正宗”,正代表了这种看法。婉约词风长期支配词坛,直到南宋姜夔、吴文英、张炎等大批词家,无不从不同的方面承受其影响。豪放派的特点,大体是创作视野较为广阔,气象恢弘雄放,喜用诗文的手法、句法和字法写词,语词宏博,用事较多,不拘守音律,北宋黄庭坚、晁补之、贺铸等人都有这类风格的作品。南渡以后,由于时代巨变,悲壮慷慨的高亢之调,应运发展,蔚然成风,辛弃疾更成为创作豪放词的一代巨擘和领袖。豪放词派不但屹然别立一宗,震烁宋代词坛,而且广泛地沾溉词林后学,从宋、金直到清代,历来都有标举豪放旗帜,大力学习苏、辛的词人。
八、元曲
继唐诗、宋词之后蔚为一文学之盛的元曲有着它独特的魅力:一方面,元曲继承了诗词的清丽婉转;一方面,元代社会使读书人位于“八娼九儒十丐”的地位,政治专权,社会黑暗,因而使元曲放射出极为夺目的战斗的光彩,透出反抗的情绪;锋芒直指社会弊端,直斥“不读书最高,不识字最好,不晓事倒有人夸俏”的社会,直指“人皆嫌命窘,谁不见钱亲”的世风。元曲中描写爱情的作品也比历代诗词来得泼辣,大胆。这些均足以使元曲永葆其艺术魅力。元代是元曲的鼎盛时期。一般来说,元杂剧和散曲合称为元曲,是元代文学主体。不过,元杂剧的成就和影响远远超过散曲,因此也有人以“元曲”单指杂剧,元曲也即“元代戏曲”。元曲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葩,它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上都体现了独有的特色,和唐诗宋词鼎足并举,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三座重要的里程碑。
元曲的兴起对于我国民族诗歌的发展、文化的繁荣有着深远的影响和卓越的贡献,元曲一出现就同其他艺术之花一样,立即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它不仅是文人咏志抒怀得心应手的工具,而且为反映元代社会生活提供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崭新的艺术形式。元曲的兴起与发展,有着复杂的原因。首先,先代的社会现实是元曲兴起的基础,元朝疆域辽阔,城市经济繁荣,宏大的剧场,活跃的书会和日夜不绝的观众,为元曲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其次,元代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化,促进元曲的形成;再次,元曲是诗歌本身的内在规律及文学传统继承、发展的必然结果。
元曲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初期:元朝立国到灭南宋。这一时期元曲刚从民间的通俗俚语进入诗坛,有鲜明的通俗化口语化的特点和犷放爽朗、质朴自然的情致。作者多为北方人,其中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王小军、白朴等人的成就最高,比如关汉卿的杂剧写态摹世,曲尽其妙,风格多变,小令活泼深切,晶莹婉丽,套数豪辣灏烂,痛快淋漓。马致远创作题材宽广,意境高远,形象鲜明,语言优美,音韵和谐,被誉为元散曲中的第一大家“曲状元”和“秋思之祖”。中期:从元世祖至元年间到元顺帝后至元年间。这一时期的元曲创作开始向文化人、专业化全面过渡,散曲成为诗坛的主要体裁。重要作家有郑光祖、睢景臣、乔吉、张可久等。末期:元成宗至正年间到元末。此时的散曲作家以弄曲为专业,他们讲究格律词藻,艺术上刻意求工,崇尚婉约细腻、典雅秀丽,代表作家有张养浩、徐再思等。总之,元曲作为“一代之文学”,题材丰富多样,创作视野阔大宽广,反映生活鲜明生动,人物形象丰满感人,语言通俗易懂,是我国古代文化宝库中不可缺少的宝贵遗产。元曲四大家:一说法是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另一说法则是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白朴。
九、明清小说
在魏晋志怪小说、唐代传奇小说的基础上,中国古典小说开始进入成熟阶段。小说伴随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发展起来。宋代前後﹐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带来了都市的繁荣﹐为民间说唱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场所和观众﹐不断扩大的市民阶层对文化娱乐的需求又大大地刺激了这种发展﹐从而产生出新的文学样式──话本。话本已初具小说规模﹐在以后的流传过程中又不断加入新的创作﹐逐渐成熟。明代经济的发展和印刷业的发达﹐为小说脱离民间口头创作进入文人书面创作﹐提供了物质条件。明代中叶﹐白话小说作为成熟的文学样式正式登上文坛。
明清是中国小说史上的繁荣时期。从明代始﹐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充分显示出其社会作用和文学价值﹐打破了正统诗文的垄断﹐在文学史上﹐取得与唐诗﹑宋词﹑元曲并列的地位。清代则是中国古典小说盛极而衰并向近现代小说转变的时期。
明代文人创作的小说主要有白话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两大类。明代的白话短篇小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收集白话短篇作品较多而且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是明末天启年间冯梦龙编辑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其后,凌蒙初模仿“三言”创作了《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二拍”。“三言”、“二拍”是明代白话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品。明代白话短篇小说比长篇小说更直接更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其中爱情婚姻题材作品占很大的分量,这类作品反映了市民阶层的进步的爱情婚姻观念,批判了封建礼教的不合理性,歌颂了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主和幸福生活的斗争。明代小说的代表性作品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
清代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斗争﹐给小说创作以深刻影响。清初至乾隆时期是清小说发展的全盛时期﹐数量和质量﹑内容和形式﹑风格和流派与前代相比都有较大发展。清代小说基本是文人的创作﹐虽有历史﹑传说等素材的借鉴﹐但作品多取材於现实生活﹐较充分地体现了作者个人的意愿﹐在结构﹑叙述和描写人物各方面也多臻於成熟的境界。乾隆年间产生的《聊斋志异》和《红楼梦》﹐分别把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的创作推向顶峰。文言小说自唐传奇以後虽历代续有新作﹐但多叙事简单﹐文采不足﹐至《聊斋志异》则如异峰突起。作者蒲松龄用文言如白话﹐颇有传神之笔﹐小说主人公多为狐鬼﹐但形像可爱﹐富於人间情趣。它代表了文言小说的最高成绩。
中国古代的叙事文学,到了明清时期步入了成熟期。就文学理念、文学体式和文学表现手段而言,明清小说以其完备和丰富将叙事文学推向了极致。从明清小说所表现的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丰硕的艺术创作成果和丰富的社会政治理想而言,明清小说无疑铸就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最后的辉煌。
1 学习古文的三本经典古书
谈自学古文字 李学勤 李学勤先生,北京人,生于1933年,是我国著名的古文字研究专家,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西北大学 教授。
主要著作有《殷代地理简论》、《中国青铜器的奥秘》(英文版)等。 案头这封长信,是远方一位青年教师寄来的。
信中谈到他在十年浩劫期间失去了读书机会,但由于爱好篆刻,经常接触古文字,逐渐对古文字学发生兴趣,连同古文字产生的历史时代,也想深入研究。他迫切希望能根据业余自学的特点,告诉他怎样着手学古文字学,拟定一个系统学习的计划。
这样的信,近年我陆续收到过好多。写信的青年朋友,有文物考古界、艺术界的新同志,也有文史学科的教师或学生。
每当我披读信里充满热情的文句,总是思绪萦回,沉浸于回忆之中。 我学习古文字,就是自学出身的。
曾有人传说我得力于家学,这与事实不符。我的家庭是知识分子,却与古文字这一行无关,我在清华念书也没有学过与此有联系的课目。
作为被古文字的“神秘感”牢牢吸引的年轻学生,我所仰赖的只有北京图书馆。巍峨的馆门,存衣处,目录箱,等候取书的长椅,阅览厅的净案明窗,至今追想,犹历历如新。
不分寒暑,晨昏,奔走于文津街上的生涯,直到1952年,我去考古研究所参加编《殷虚文字缀合》,才告结束。这样一段经历,使我对有志自学古文字的青年朋友倍觉亲切。
中国的古文字学有悠久的历史渊源,然而出于种种原因,又是一门罕人问津的冷僻学科,过去甚至被称为“绝学”。建国以来,随着考古工作的繁荣开展,新发现古文字材料层出不穷,古文字学的实用价值日益显著。
但是这门学科的研究力量仍很薄弱,同摆在面前的繁重任务很不相称。这种形势,限制了古文字学本身的发展,也不利于考古学和整个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
能看到不少年轻同志愿意学这个冷门,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 根据亲身经历的甘苦,我觉得有义务告诉大家,自学古文字学实在是很难的。
今天的古文字学,已非历史上的小学、金石学可比,它介乎考古学、古代史、语言学、文献学之间,和这几门学问都有密切联系。因此,学古文字学,需要相当广博的基础知识。
这是困难之—。古文字学的研究对象大都是珍贵文物,分散各地,有些不易见到。
就连著录,一般也是印数甚少,价格昂贵,在图书馆列于善本。有关论著多较专门,缺乏有新水平并用现代语言编写的概论性书籍。
这是困难之二。所以,有些自学者虽然努力,或不得门径,或缺乏必需的条件,成效不多,徒费精神,实在令人惋惜。
这么讲,意思绝不是要泼冷水。难学,不等于不能学,而是需要更大的决心和毅力。
荀子有云:“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自学,自然比不上有导师可随时请益,不过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即便学有良师,功夫还得自己去做。
导师的可贵,最要紧的是指点治学的方向方法,避免弯路错路。我们自学,更必须注重学习的方法和途径。
不妨通过前辈古文字学家的论著,仔细体会他们所运用的方法,所走的路数,吸取其中的丰富经验。假如走的路子错了,再想改正,便得用许多时间和气力,这种教训,我们见过得也有不少。
那位教师问我怎样系统学古文字,依我看,可以有两种学法,因人而异。 对于以古文字研究为终身职志的人,我建议最好从《说文》入手,先学秦汉文字,如秦简、秦刻石、汉简、汉碑,以后再上溯两周金文,最后学甲骨文等商代文字。
记得二十多年前,陈梦家先生讲过这样的学习法,我当时颇不以为然,事经多年,才认识到这样学能对古文字源流演变,文字形音义及其所以然,均有透彻了解,奠定古文学知识的深厚基础。表面看似乎迂缓,实则事半功倍。
《说文》一书,现在看来固然有很多时代局限,但仍不失为研究古文字的出发点。汉儒所见古籍,所闻师说,不少是后人无法直接接触的。
许慎号称“五经无双”,《说文》集汉代文字学知识大成,清人注解《说文》更有重要成果。开始学古文字,不可不读《说文》,但不要单看大徐本本文(如最近影印的一字一行本),应当兼读注释。
大家喜欢读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这是对的。如果觉得段注卷帙浩繁,一时读不完,建议先读王筠的《说文句读》,比较简明。
此外,徐灏的《说文解字注笺》,对读段注很有帮助。至于丁福保编纂的《说文解字诂林》,汇集众书,便于检索,不能作为阅读之用。
上 面说的自下而上,循序渐进的学习法,需时较多,只适用于专门研究这一学科的同志。如果出于工作要求,或本人兴趣,一开始就学甲骨文或金文,也无不可。
比如,先读郭老《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容庚《商周彝器通考》,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和《西周铜器断代》(《考古学报》1955—1956年连载),及《金文编》、正续《甲骨文编》等,都是很好的。我起初就是先学甲骨和战国文字的,到六十年代不得不补学青铜器,说明不管先学什么,想要在古文字学范围内有所建树,还得认识古文字发展的全过程。
借用武术家一句话说,叫做“及其至,则一也”。 有些自学者担心古文字难记,以致把精力全用在摹写《说文》篆字或《。
1、先学习王力《古代汉语》。熟读文选,熟记常用词,掌握常识部分。三方面不可偏废,而以文选为主。反复学习,做一些练习,与此书配套的练习较易找到。
2、再选一种自己感兴趣的先秦典籍,如:《论语》《孟子》《孙子》《左传》《国语》《战国策》《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找较权威的普及版注译本,细读一种,推荐从杨伯峻《论语译注》《孟子译注》开始。
3、常用词的学习至关重要。要与文选学习相结合。想深入学习可读王力《古汉语常用字字典》,此书是在《古代汉语》常用词基础上扩编而成,既可作为工具书,又可作为读本学习。
4、读一两种先秦诸子则后世议论性文章就不难了。读过《左传》《战国策》则读《史记》就不难了。而读了《史记》则后世记叙性散文就不难了。至此唐宋八大家可随意读。
5、继续学习,可读古人的注疏本了。能借助古注就可读通一切古文。
6、深入学习,从《六朝文絜》《汉魏六朝赋选》等开始,学习骈文。继而读《文心雕龙》。骈赋的学习可以极大扩充词汇量,进一步提高古文阅读力。
7、学习典籍的同时,可以穿插学习一些小学类书籍,如注析本的《说文解字》《尔雅疏证》等,当代人充分利用金甲简牍之学而又上继乾嘉朴学,在说文方面已经超越古人,不一定非要去读清代四大家。
8、进一步可以学习王力《汉语史稿》,读一两种古代汉语词汇学、语法学、修辞学方面的书。读讲古代文化史、文学史的书。少读诗词,多读散文。为什么?因为,散文的文法结构比诗词更正规,不像诗词那样多倒装、省略等现象,从打基础的角度讲,多读散文对培养古文阅读能力效果更好些。具体来说,先读一些比较浅近的作品,像唐宋传奇、《聊斋志异》等,再进一步,就可以看《古文观止》、《史记》、《汉书》、《春秋左传》等了。一般说来,如果能够读懂以上所举这部书了,古汉语阅读能力,可说是基本解决了。〔当然,研究上古的文献还不行,这个高深些。〕
如对诗词感兴趣,还须读读诗律词律曲律以及音韵学的书。
这时,古文阅读力一定很强了吧。但还须继续多读原著。
本月认真读完的第一本书是梁启超先生的《读书指南》。这本书是真正每行每句的读完,而不是看小说那般一目十行的读。有些地方还需要翻到前面对比着读,边思考边读,因此颇是花了一些时间和功夫。精彩的言论和表述太多,以至于超过kindle允许导出的笔记数量,分成几次才算是把笔记完整导出。
这本书是梁启超先生写给清华大学的学生关于国学学习和读书的指导。我国古代著作浩如烟海,全部都读是不可能的,哪些一定需要读甚至背诵?哪些最好读一读?哪些不必读?这些著作的内容有深有浅,如何由浅入深的循序渐进的学习?对于经典著作,有哪些读书和学习的好方法?这些在书中均有答案。
在这本书中,针对没有或者很少国学基础、而想得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给出了“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一共二十四种。作者认为,这些书无论对于学什么专业的人来说,“皆须一读,否则不能认为是中国学人。”
此外,按照不同的分类,作者分别给出不同的建议书目,比如修养和思想史类,建议的是《论语》《孟子》《老子》《墨子》《荀子》《吕氏春秋》《近思录》《传习录》等以儒家为主的经典著作;对于政治及文献类,作者建议的是《尚书》《战国策》《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等;对于韵文书类,建议《诗经》《楚辞》《乐府诗集》《唐百家诗选》《宋诗钞》等……还有小学书及文法书类,以及随意涉览书类等。
这无疑是给了广大国学爱好者一个读书的方向。虽说我国的古代著作是一个巨大的宝库,但其中依然有一些品质不高、良莠不齐的作品。跟着作者的书目去阅读,读到的均为经典之作,并且作者也考虑到逐步深入的学习顺序,先给出难度相对小一些的书目。
本书的附录中有一篇《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的文章。胡适给青年人提供了一份国学书目,但梁启超非常不赞同,于是有了这篇文章和现在的这本书。
梁启超提出:“我的主张,很是平淡无奇。 我认定史部书为国学最主要部分,除先秦几部经书几部子书之外,最要紧的便是读正史、《通鉴》、宋元明《纪事本末》和九通中之一部分,以及关系史学之笔记文集等,算是国学常识,凡属中国读书人都要读的。 有了这种常识之人不自满足,想进一步做专门学者时,你若想做哲学史家、文学史家,你就请教胡君这张书目;你若想做别一项专门家,还有许多门,我也可以勉强照胡君样子,替你另开一张书目哩。”
梁启超这篇文章写得颇为不客气,也颇为有趣,一扫现代文人之间相互吹捧之风。
说到读书方法,不得不提《怎样阅读一本书》。这本书提供了不少阅读指导,比如说读正文前先看目录,了解全书的框架结构;学习一个领域时,可以进行主题阅读等。这本是比较经典的阅读指导书,上面提供的这些阅读方法到现在也是一样通用的。《读书指导》这本书的不同之处在于:
1)针对的主要是国学著作
国学著作有它的特殊性,文言文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依然是晦涩难懂。没法抱怨我们的基础教育,毕竟对于国家来说,培养实用的数理化人才对于现代化的建设更有用;文言文,只要有个了解也就可以了。
在普遍古文基础不佳的情况下,梁启超由浅入深的给出了读书的顺序和指导意见:有些简单的可以直接读,有些难度大一些的可以读完相关的其他著作再读。
2)不同的读书方法
对于不同的国学著作,作者建议有不同的阅读方法;而读者的读书目的不同,阅读方法也相应不同。比方说对于《论语》,如果是为了知识研究,那么可以采取以下的读法:
“第一,先注意将后人窜乱之部分剔出,以别种眼光视之,免使朦混真相。 第二,略依前条所分类,将全书纂钞一过,为部分的研究。 第三,或作别种分类,以教义要点——如论“仁”、论“学”、论“君子”等为标准,逐条钞出,比较研究。 第四,读此书时,即立意自作一篇孔子传或孔子学案,一面读便一面思量组织法且整理资料,到读毕时自然能极彻底极正确的了解孔子。 第五,读此书时,先要略知孔子之时代背景。《左传》《国语》,实主要之参考书。 第六,此书文义并不艰深,专读白文自行绎其义最妙。遇有不解时,乃翻阅次条所举各注。”
很多人读《论语》,并非是为了做研究,而是为了修养人格。如果是为了这样的目的,那么“决非徒恃记诵或考证,最要是身体力行,使古人所教变成我所自得。既已如此,则不必贪多务广,果能切实受持一两语,便可以终身受用。至某一两语最合我受用,则全在各人之自行领会,非别人所能参预。别人参预,则已非自得矣。要之,学者苟能将《论语》反复熟读若干次,则必能睾然有见于孔子之全人格,以作自己祈向之准鹄;而其间亦必有若干语句,恰与自己个性相针对,读之别有会心,可以作终身受持之用也。《论语》文并不繁,熟读并不费力,吾深望青年勿蔑弃此家宝也。”
梁启超对于重点书籍,如《四书》,《史记》,《荀子》,《韩非子》,《左传/国语》,《诗经》,《楚辞》和《礼记》,不但详细分析了编撰及篇目,介绍了作者及其经历,相应的注释书及其读法,还严谨的考证了其中篇目的真伪、编撰者、删定者、原料以及时代等,分析了其价值。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针对上述重点书籍,每一本梁启超给出的读书方法都不同,非常有针对性。比方说《左传》:
“吾侪今日治《左传》,最好以社会学者的眼光治之,不斤斤于一国一事件之兴亡得失,而多注意于当时全社会共同现象。例如,当时贵族阶级如何受教育法;所受者为何种教育;当时贵族政治之合议组织如何;其政权授受程序如何;当时地方行政状况如何;当时国际交涉之法例如何;当时财产所有权及其承袭与后来之异同奚若;当时婚姻制度与后来之异同奚若;当时人对于自然界灾变作何等观念;当时可称为宗教者有多少种类,其性质何如……如此之类,随时特拈出所欲研究之问题,通全书以搜索资料;资料略集,乃比次而论断之。所研究积数十题,则一时代之社会遗影,略可睹矣。
吾侪研究史料,往往有须于无文字中求之者。例如:(一)春秋时代是否已行用金属货币?(二)春秋时代是否有井田?(三)春秋时代是否用铁器?(四)春秋时代曾否有不行贵族政治之国家?……诸如此类,留心研索,亦可以拈出若干题。若其可作反证之资料甚缺乏乃至绝无,则否定之断案或遂可成立。此亦治古史之一妙用也。 “
按照梁启超的上述建议去读《左传》,相信对书中内容、春秋时代状况等的认识及收获会大为不同。
指导如何读书的书不少,提供书单的更多。《读书指南》这本书,有它的特殊之处。
1)考古辨伪
梁启超用了大量篇幅辨别这些重要书籍的真伪,比如说,《史记》一书,他认为当中有几篇明显不是司马迁写的,而是后人加入的,如《孝景本纪》、《孝武本季》、《三王世家》等;而司马迁的原著中,有十篇已经轶失了。之所以会出现假冒的文章掺杂其中,有各种原因:古人用竹简,书写不便,没有笔记本,因此往往直接把自己的注解和体会写在原著的竹简的空白处。后人无法分辨,有些就被加入到原著中,成为原著的一部分。
也有故意篡改的,比如王莽篡位时,就修改了大量书籍的记录;也有个人行为,比如有一些文人把自己写的文章夹杂在名人名篇之中,鱼目混珠;还有一些学者,因为原文缺失,就自己写了续,补上。以上各种情况造成了这些古籍中鱼龙混杂,故梁启超的头一条建议便是“先注意将后人窜乱之部分剔出,以别种眼光视之,免使朦混真相”。
既往拿到一本古籍,便以为它生来如此,从未想过手上的这个版本往往经历了上千年、不知多少人的修改。现在才理解我们国家这些古籍能流传至今,有多么的不易。
2)“异文”现象
本书中梁启超并未重点写这个问题,不过既然谈到古籍,就不得不说异文现象。一个例子是崔颢的《黄鹤楼》。我们熟悉的版本是“昔人已乘黄鹤去”,但唐人诗选中,这一句均为“昔人已乘白云去”,只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从元朝开始,变成了“黄鹤”,并为大家所接受,毕竟这首诗是写黄鹤楼的。此外,“芳草萋萋鹦鹉洲”,敦煌本中是“春草青青鹦鹉洲”;“烟波江上使人愁”,敦煌本中为“烟花江上使人愁”。
另一个例子是《道德经》。在我的印象中,此书五千余字,分为《道经》和《德经》,共八十一章。事实上,《道德经》有很多个版本,字数也不一样,有不到五千字的,也有超过五千字的。只是由于王弼注解的这个版本最盛行,因此,现在流传的普遍是这个版本。
我们无需了解这些考证的具体内容,只是不能把手头拿到的版本视为理所当然,更要对不同的版本存有学习和接纳之心。
3)不同学派的不同观点
这部分梁启超提到了不同学者的不同观点,其中最惊讶的莫过于他对《毛诗序》的评价,认为“故欲治《诗经》者,非先将《毛序》拉杂摧烧之”。举一个例子,我们常说“四诗风雅颂”,然而“风雅颂”只有三者,为什么是“四诗”?一直以来的解释是,“雅”可以分为“大雅”和“小雅”,因此加起来是“四诗”。
梁启超的观点是“盖三百篇本以类从,分为四体,曰南、曰风、曰雅、曰颂。自《毛诗序》不得“南”之解,将周、召二《南》侪于《邶》《鄘》以下之诸风名为“十五国风”,于是四诗余其三,而析小、大雅为二以足之,诗体紊矣。”也就是说,“四诗”应该是“南风雅颂”,但《毛诗序》不理解“南”是什么,就把这部分归到了“风”下面,再把“雅”拆分成“大雅”和“小雅”,凑成“四诗”,于是打乱了原来的诗体。
“综合此种资料以推测,“南”似为一种合唱的音乐,于乐终时歌之,歌者不限于乐工,故曰“其乱洋洋盈耳”矣。”这是梁启超对于“南”的解释。
这段时间同时在看钱穆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谈到《诗经》之时,钱穆依然引用《毛诗序》的解释,也依然赞同“风雅颂”的分类。因此,对于我们来说,了解有不同的争议和观点即可;凭我们目前的学识和认知,恐怕也无力判断到底哪种观点更符合《诗经》。
4)注释之书
由于本书中提到的都是古籍,而古籍流传至今,已经有无数古人阅读并且留下注释;这些注释,往往也是珍贵的资料,帮助我们今天能更好的理解古籍的原意。这也是为什么《毛诗序》会引起这么多的争议。
有些注释是很重要的,因为写注释的人在年代上更接近古籍,更能看到全貌,也比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更能理解书的原意。比方说韩非子注释过《道德经》,成为后人研读时的重要参考;而王弼注释的《道德经》,现在几乎成为官方版本。《道德经》中有一句“治大国若烹小鲜”,这句话可以有多种理解;但如果看到前人有注释“勿扰民”,理解起来就容易多了。
梁启超在重要的古籍的分析及阅读指导之后,均有一栏是对从古到今各个注释版本的比较和评价,并给出建议,读者最好参考哪几个版本的注释书。
这本书是梁启超先生用半文言写成的,对于读惯了白话文的人来说,可能略有不适应。不过总体来说,比真正的文言文容易阅读得多,理解上应当不存在困难。如果真的有志于阅读更多的古籍,这本书当为不错的入门及指南。最后,引用梁启超先生的两段话作为结尾:
”好文学是涵养情趣的工具,做一个民族的分子,总须对于本民族的好文学十分领略。能熟读成诵,才在我们的“下意识”里头,得着根柢,不知不觉会“发酵”。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久已在我们全社会上形成共同意识,我既做这社会的分子,总要彻底了解他,才不至和共同意识生隔阂。“
”诸君勿因初读中国书,勤劳大而结果少,便生退悔, 因为我们读书,并不是想专向现时所读这一本书里讨现钱现货的得多少报酬,最要紧的是涵养成好读书的习惯,和磨炼出善读书的脑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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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2023-10-14 08:21:24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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