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尧舜禹三人的禅让，历史上一直都是众说风云，因为我们一直所说的华夏民族的传统美德的起源其实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这种通过非血统世袭的方式选择有才能的人作为一国的君主，也是当今文明社会选举国家***的重要方式。在中国数千年以前拥有这样的事情，实际上是值得我们这个民族所自豪的，因为禅让实际上就是一种文明的象征。

尧舜禹

美国在脱离英国殖民地统治之后，手握重兵的乔治·华盛顿并没有独享美国的胜利成果实行家天下的制度，也让美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拥有民主自治的国家，同时华盛顿也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总统，在接连两次的选举中，华盛顿都是以全票获得美国总统的位置，学者们将他和林肯并列称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曾经的禅让制和这件事情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着很多相似之处的，但是我们也知道，禅让制被家天下取代了。

华盛顿

“尧舜之事，吾知之矣”

我国的历史是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里面也有很多跌宕起伏的故事。一直以来人们都是对禅让制的事情表示怀疑，直到公元220年曹丕代汉称帝，建立魏朝。在曹丕逼汉献帝禅让的时候说了一句令世人五味杂陈的话——“尧舜之事，吾知之矣”。在当时的封建思想统治下，说出这样的话甚至会引发一场道德危机，同时也会为自己抹黑。这也让许多后来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开始了关于禅让的争论。

魏晋文学上的开明确实也出现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文章，同时也因为这样，史学家门也是直言不讳开始谈论尧舜禅让的事情，开始将这样的言论扩散到伊尹、周公的身上，从而便有了一些政治阴谋的谣传，有趣的是人类的大脑似乎更加喜欢这样的政治阴谋。

尧舜禅让

西晋故技重施，颠覆当时传统官方历史

汉末到魏晋的时候，也是连续发生这种类似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后来司马炎也是毫不客气地篡了魏朝地政权。因此有人这样总结三国地那段历史：诸葛家地神机妙算，抵不过司马家地洪福齐天！为什么要说西晋呢？因为西晋出现了一本非常颠覆当时传统官方历史的史书——《竹书纪年》。

说是在西晋的时候，有人盗了战国时期魏襄王的墓，从里面挖出了一本古籍，是当时魏国的史书，也是迄今为止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也就是比《左传》要早一点，当然前提时它的是真的！中国古代是没有什么考古学之说的，东汉的盗墓事件也是非常多，也就是在考古没有出现在中国的时候，很多东西是被盗墓贼给挖出来的。

《竹书纪年》中不合理之处

我们重点说一下这个《竹书纪年》，这本书和别的史书不同的就在于对尧舜禅让制、周公摄政、商元圣代政。这三件事可都是历来为天下人所歌颂的。但是，《竹书纪年》偏偏就颠覆了这三件事。

第一件事：“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说尧帝的德行坏了，然后舜帝就把他囚禁起来，自己做了君王，所以后代夺取政权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了软禁，能不血腥基本上还是要文邹邹的来，李世民对李渊就是这么做的，当然玄武门之变还是很血腥的。第二件事：“伊尹流放太甲而称王”，历来被人们称颂的第一宰相商元圣也躺枪了，说是商元圣贪图权力，把商朝的君主太甲流放了，然后商元圣自己称王了。后来太甲发奋图强，杀了商元圣，并且不计前嫌重用了他的后代。但是在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中，在整个商时代，伊尹的评价都是相当高的，话句话说，就是全民偶像，甚至是没做过总统。第三件事：“共和执政”，说是周厉王被周公旦给赶出去了，然后周公和召公两个人一起打理周朝的政务，所以又叫共和执政。

有人说《竹书纪年》毁三观，因为它确实颠覆了传统的一些历史事件，那么它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

禅让制的真假

在中国历史上，除了尧舜还有禅让的行为么？答案是肯定的，当然不是我们上面所说的那种“禅让”。

《左传》中有提到，宋殇公的父亲宋宣公，没有把自己的位子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是给了他的弟弟宋穆公，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让贤，尽管还是有血缘关系的，但是宋穆公听谥号都知道，是个有作为的明君，后来他也是感激自己的哥哥把君位还到宋宣公的儿子手中。从这里其实我们就能看出，在当时，他们对关于禅让的事情的理解或者说认可是和传统的正规历史是一样的。

春秋时期的人是怎么看的？

宋宣公在位的时间是公元前747年到公元前729年，也就是说，在公元前747年之前差不多二三十年的时间里，将近在烽火戏诸侯的时候，主流观点下“禅让制”应该是公认的没有问题的，由于春秋的历史和周是有很好的衔接的，尽管部分记载并不详细，但是这个生活在在西周刚刚结束不久的宋宣公并没有另一种如《竹书纪年》关于禅让的观念所影响，并且他的想法和我们传统的关于禅让的理解是一样的。所以可以说，禅让的问题如果不是《竹书纪年》的失误，一定是西晋有人刻意改动过的。

晋国的政治需要，重启“禅让制”

我们在之前用很大的篇幅讲了关于《竹书纪年》出现的时期，曹丕篡汉在传统的历史观念是错误的、不义的！但是如果改动《竹书纪年》上的事情，司马炎篡位就显得不是那么恶劣，同时曹丕在代汉地时候不是说过“尧舜之事，吾知之矣”么，也就是为什么同样的手法，曹操成了窃国贼，司马炎得了天下却很少有人骂。同时曹操也是经常以周公自拟，这样司马氏只需把脏水泼到曹氏，自己坐享其成。

1,相传尧帝为部落联盟的首领时，四岳推举舜为继承人，尧对舜进行三年考核后，使帮助办事。尧死后，舜继位，用同样推举方式，经过治水考验，以禹为继承人。禹继位后，又举皋陶为继承人，皋陶早死，又以伯益为继承人。这种古代部落联盟推选领袖的制度，史称“禅让”。

2 王位世袭制

从禹的儿子启开始，禅让制的惯例被破坏，从此王位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王位世袭制的确立，是一次重大的历史变革，它标志着原始社会的“天下为公”为奴隶社会的“家天下”所取代。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它是历史的进步，其根源在于生产力的发展。

3 察举制

秦朝以后，封建的选官制度有了发展。汉武帝时建立和发展了一整套选官制度用来选拔人才，其内容包括地方察举和皇帝征召等，其中自下而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是两汉选官的最主要途径之一。各方面人才的涌现是汉武帝时期出现鼎盛局面的重要原因。

东汉时期继续实行察举制，但前后有所变化。初期主要依据人才在地方上的声望，称为“乡举里选”。中期以后，豪强地主势力开始恶性膨胀，门第族望成为选举的主要依据。在选官制度日趋腐朽的情况下，出现了一批世代为官、把持中央或地方政权的豪门大族，累世公卿的世家地主因此形成并发展起来。后期，宦官把持用人大权，选官制度更加腐朽，出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的腐朽居面。

4 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要选官制度。三国时开始实行，隋唐时被废除。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打破了原有的统治秩序，使汉代的察举制度无法继续实行下去。曹操为发展自己的势力，采用“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曹丕当政时创立了九品中正制。具体做法是：中央选择“贤有识鉴”的官员兼任本州的中正官，察访士人，评列九品，作为官吏除授的依据；中正评定士人，家世、才能并重。曹魏后期，尤其到了晋朝，九品中正制发生了变化，不再是选拔人才的途径。由于中正官一职为世家大族所垄断，选官任人唯看门第家世，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等级森严的局面。九品中正制是东汉以来世家大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它加速了魏晋以来士族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5 科举制

第一，隋唐科举制的创立和完善。<1>隋朝兴起：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使用分科考试的方法选拔官吏；隋炀帝时开始设立进誓愫闷，科举制形成。<2>唐朝完善：唐太宗时，增加了考试科目，以进士、明经两科为主；武则天时，大量增加科举取士人数，还首创了武举和殿试；唐玄宗时任用高官主持考试，提高了科举考试的地位。

科举制与九品中正制的明显区别是选拔官吏不再以家族名望而是以考试成绩为依据，选官的权力不在地方而是收归中央。科举制的创立是封建选官制的一大进步：它抑制了门阀世族势力，扩大了官吏来源，实质上反映了隋唐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有利于政治的清明；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局的稳定。需要指出的是，科举制虽然扩大了官吏的来源，但它仍然是地主阶级的选官制度，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

第二，宋朝科举制的发展。宋代科举制比唐代有了进一步发展，而且具有自己的特色，这主要表现在殿试成为定制和“糊名法”的实行，采取的名额也比唐朝大大增加了。科举制的发展为地主阶级各阶层进入仕途开辟了道路，也进一步扩大了北宋的统治基础，还起到了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

第三，明清时期科举制度的变化。明清时期实行八股取士，以四书五经的文句命题，解释以朱熹的集注为依据，文章格式为八股文，不能随意发挥。八股取士的实质是一种文化专制制度，它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严重地阻碍了文化科学的发展，是造成近代中国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的重要原因。清末戊戌变法曾改革科举制，废八股，改试策论。科举制在中国古代选官史上存在了近一千三百年，直到1905年才被废除。

第二阶段从隋唐至明清，选任方式以科举为主，以“考试”为标准，用人权完全收归中央。从选拔上看：隋唐实行开科取士，隋炀帝以科举制取代了九品中正制，成为选拔各级官员的主要方式。全国各地的士子不用通过荐举，直接报名考试，经过公开的逐级考试，由官府择优录取。士子在通过逐级政府和中央的笔试之后，要由吏部再进行面试，内容是考察“身、言、书、判”即身体容貌、言语应对、书法笔迹和判词书写。科举考试的内容以儒学为主，兼及见识才能。大致说来，科举考试由礼部考才学，吏部考能力。明朝中期出现八股文，这是一种严格的排偶分股的应考文体，考生易于掌握格式，评卷标准也较为客观。科举制度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有过立废之争，朱元璋就曾一度下诏停止科举，但始终未能找到一种超过科举的有效选官方式，所以，不得不在停科举九年后再次恢复。科举制度以相对公正、公平、公开的形式选拔和收揽人才，为整个政治机体输送新鲜血液，在政治发展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从任用上看：地方主官仍然由中央统一任用，这一点一直未变。变化的是，取消了地方主官自辟僚属的权力，地方官不能再自行任命属下官员，所有进入流品的地方官员都由中央政府任用，《文献通考》中记载，隋朝时“海内一命之官并出于朝廷，州郡无复辟署之事”。从隋朝起，地方主官的用人权被中央收回。

古代地方官员选任制度对政治的影响

地方官的选任，不仅仅是一项文官管理制度，它关涉到整个政治的兴亡存废。从秦始皇废除封建，建立郡县后，中国的政治问题，从结构上说，就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其中地方官的选任事关政治结构稳定与否的大问题。用好的用人方法用好人，则政治稳定，国家强盛；反之，则陷入分裂与争战，这是被漫长的历史发展无数次证明了的，可以说，地方官的选任制度是政治发展的生命线。

首先，大一统既是传统治理的前提也是目的，地方主官由中央选任，是实现大一统国家的客观要求。

从秦到清两千多年的吏治发展中，地方官员的选任制度不断演变，但有一点始终未变，那就是地方主官一律由中央任免。秦始皇结束封建割据的局面，海内一统，地方设置为郡、县两级，郡、县主印官郡守和县令都由中央任免，成为定制，以后历代尽管行政区划不断调整，地方官权力也时有伸缩，但地方主官一直由中央任命。之所以有这样的制度安排，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其一，大一统政权的建立必须有一个稳固的中央，有一套由中央统一安排的人事组织体系。中国的特点是民族众多，地域辽阔，区域间的差别较大，给大一统的实现带来挑战；但如果不实现大一统，四方割据，各自为政，就会使整个国家陷入杀伐争夺、混乱黑暗的灾难之中。要想保证大一统的政治体制稳定，关键问题，是要有一个稳固的中央政权体系，在用人上，要由中央统筹安排，特别是作为执政根基的地方政权，其人事任免要由中央掌握。

其二，大一统的维护，要由中央的权威宏观调控，避免陷入地方性。从汉代起就有地方官员任职回避的限制，就是说本郡县的人不能在本地为官，一方面是防止本族本亲的地方势力坐大，利用国家政权合法施暴；另一方面也为了避免各地方之间相互隔绝，不能很好的融合，陷入狭隘的地方性。为了增强不同区域间的融合、交流和发展，保证大一统的局面得以维持，就要推行全国范围内选才，异地为官的制度，而这一制度只有在中央的宏观调控下才能得以实现。

其三，大一统政权的存在，要求国家权力能有效制约地方势力。地方官是国家权力的代表，是政令下达和民情上达的关键环节，必须脱离地方豪强势力，并对其进行制约。中国古代的基层组织往往是在血缘和地缘结合的情况下建立的，人们依靠土地为生，很少迁徙，乡里组织从结构上讲一般比较稳定，地方豪强容易坐大。如汉代就有“宁负二千石（郡守），无负豪大家”之说。乡间豪族势力如不加控制，往往猖狂：兼并土地、荫庇人口、收养私从，当社会发生动荡时就会由患而生乱，与国家利益发生直接的冲突。所以，古代治理中十分强调慎选临民官，一方面是考虑到要对民众进行善治，另一方面就是要加大对地方豪族势力的控制。

其次，中央权威的树立是社会稳定的保证，中央掌握人事权，收回地方自辟僚属的权力，统一官制。

秦汉地方长官可以自辟僚属，实际上是将地方的部分用人权交给了地方主官。地方主官可以在所管辖的区域内选官，虽然还要经过考试，达到一定的标准，但由于是“自辟”，权力大，很容易使地方主官用自己的亲信组成官府体系，当地方割据时，就成为脱离于中央的职能机构。汉代的削藩、魏晋南北朝的战乱，都是因为地方权力太大，关键是地方有用人权，所用都是自己的人，中央是天高皇帝远的虚制，地方则是现用现管的实利，中央权威受到威胁。

从文官管理制度的角度讲，秦汉地方可以自辟僚属，选用之官虽然属于中央官制系列，但与地方官有更强的依附关系，出现管理的“双轨制”，政行两端，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减弱。隋朝时，中央收回地方自辟僚属的权力，统一了官制。可以说在地方官的选任上，古代社会至隋朝才开始走上中央集权的道路。隋朝推行了两项制度，使中央集权得到彻底加强。一是，科举制取代九品中正制，中央用制度化的标准选拔人才，地方大族不能再操纵选举；二是，取消州郡地方官自辟僚属权，由中央在选官后统一任命，升迁黜免依凭于中央统一考核。

用科举制度在全国范围内选官，继以铨选制度量能授官，再以考核制度评定政绩以供进退黜免，完善了统一的文官管理，既保障了中央的权威，又稳定了地方的秩序。

再次，制度化的选官标准，为实现长治久安的政治理想，提供了高素质的地方官队伍。从历史上看，地方官员的选拔，如果没有具体的、可执行的标准，就会被人为的好恶亲疏所左右，所以，传统治理的经验是选官标准明确化和制度化。凭借个人情感的选择往往是非理性的，容易出错和不稳定的；而制度化的标准则是理性的、公正的和稳定的。

如果人事选举不能公开进行，就会形成集团利益，进而使人事权不归于公门，而落入私家之手，必然会导致徇私舞弊，弄虚作假的人事混乱。隋唐发展起来的科举制度，则以统一的、客观的、制度化的标准，开放了政权，广泛吸收了人才。统一的测试标准为天下所有读书人提供了一个博取功名、进入仕途的机会，也为国家最大限度的制度化吸收人才搭建起一个平台。此外，全国集中考试，降低了政府在人才选拔上的成本。通过集中考试，以制度化的形式使社会精英在同一时间内以最大的可能聚集在一起，以供拔擢，实现最有效的制度化选才。唐太宗李世民在玄武门上看到士人成群结队地进入考场，兴奋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公开选拔，广用贤能，也是旷古盛世之所以能在唐朝出现的关键。

鬼才相信什么尧舜禅让的说法。

人类对于权力的争夺的激烈程度是不可想象的。在高度文明的现代社会，政治上都能斗到你死我活的地步，比如说美国五年一次的总统大选；比如说韩国的历届总统就没有善终的，或被枪杀，或自杀，或沦为阶下囚。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相信在相当原始的部落时代，人们能高尚、开明、民主到禅让的地步。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禅让的说法呢。我觉得这不过是知识分子一种理想的寄托。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公天下一直是儒家的理想。但是呢，从夏开始，已经是家天下的时代了。于是，古代学者们再网上追溯，发现上古的部落首领尧舜禹不是父子、兄弟的关系，于是给他们戴上了禅让的帽子。反正，有文字记载的最早历史出现在商朝，夏已经几乎是传说的时代了，没人知道在早期的部落时代是怎么传承首领之位的，自然就是这些春秋战国时期的学者说什么就是什么了。

其实除了尧舜禹禅让的说法之外，还有的古籍记载尧被舜流放，而舜被禹流放，所以才有了娥皇女性到苍梧追随舜，发现舜已经死了，于是投湘江自尽的故事。既然有周伐商，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部落时期的首领更替肯定更为惨烈，不可能和平过渡。当然，部落时代首领传承并非世袭，这可能与当时的家族无力控制整个部落有关，但这并不表明那时的首领选举是文绉绉的、心平气和的禅让方式，而应该同样是腥风血雨的权力争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