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氏传》，为鲁史官左丘明所修纂。中国史官传统，源远流长，自《尚书》《春秋》以下，无论“欲往事不忘”之记注，或“欲来者兴起”之撰述，多以经世资鉴为依归。《左传》以历史叙事解说《春秋》，治乱盛衰之启示、成败兴亡之殷鉴，触处皆是，自不例外。要之，《左传》之比事与属辞，提供经世致用独多。清魏禧《左传经世钞·自叙》所谓：《左传》为史之大宗，“古今御天下之变，备于《左传》”。

天下之变，莫大于侵、伐、战、役，《春秋》多征存之。《左传》成公十三年所谓：“国之大事，惟祀与戎。”战争为涉外之大事，与国内大事之祭祀，等量齐观，皆备受重视，《春秋》多据事直书之。《左传》工于叙事，尤长于叙次战争，千古无出其右。春秋时代之战役，见于《左传》叙记，以晋楚城濮之战（僖公二十八年）、晋楚邲之战（宣公十二年）、晋齐鞌之战（成公二年）、晋楚鄢陵之战（成公十六年）、吴越笠泽之战（哀公十七年），最为知名。其他大小战役，《左传》亦多因事命篇，体圆用神，“皆精心结撰而为之，声势采色，无不曲尽其妙。”（吴闿生《左传微》卷四）

为因应经世资鉴之历史使命，《左传》叙次战争，稽考成败得失，最所用心与致力。诚如《汉书·艺文志》所云“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因此，影响战事成败得失之所以然，依序为兵法谋略之高下，将领才性之美恶，军心士气之升降，武器装备之良窳，军队人数之多寡。《左传》叙战，多有具体而微之体现。譬如晋楚城濮之战，笔者已发表《〈左传〉叙战与〈春秋〉笔削——论晋楚城濮之战的叙事义法（上下）》一文，载《古典文学知识》2018年第4期、6期，可以互参。

中国叙事传统，滥觞于《春秋》，大备于《左传》，形成于《史记》（张高评《〈春秋〉〈左传〉〈史记〉与叙事传统》，《国文天地》2017年第33卷第5期）。今以《左传》叙秦晋韩之战为例（僖公十五年，645），持属辞比事之《春秋》教，探论《左传》之叙战书法。《春秋》之笔削，如何转化为详略、重轻、显晦、曲直之书法？属辞比事之《春秋》教，如何运化为历史叙事、叙事之义法？多可以从中窥见一斑。《左传》叙次战争，叙事传人之焦点场景，与后世之史传小说不同，大抵以经世资鉴为依归，观秦晋韩之战，有具体而微之体现。

一、 《春秋》属辞比事与《左传》之历史叙事

“原始要终，本末悉昭”，为古春秋记事之成法。《春秋》《左传》虽为编年体史书，然孔子作《春秋》，左丘明著《左传》，皆薪传此一本末叙事之书法。编年体之失，为相关事迹，星罗棋布，不相贯串。然“原始要终，本末悉昭”之历史叙事，适足以救济编年体之局限，令来龙去脉洞然，终始本末晓然。《礼记·经解》所谓：“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灵活运用，可以助长历史叙事之阅读兴味与接受效益。

始、微、积、渐，为历史发展之脉络与通则。春秋侯国间之军事冲突，自有其远因、近因、导火线，《左传》以史传经，将事件之终始本末，交代清楚，记载明白，此固史官之天职。至于原始要终，叙事见本末，能令千载之下如见如闻，笔墨近化工，尤其难能而可贵。如秦晋韩之战，发生于僖公十五年。然《左传》关注远因，于僖公十三年，叙“晋荐饥，秦输粟于晋”;十四年，叙“秦饥，乞籴于晋，而晋人弗与”。此《左传》叙事，“先经以始事”之例，即所谓“本末悉昭”之史笔。僖公十五年，叙秦晋韩之战原委，开宗明义，再提“晋饥，秦输之粟，秦饥，晋闭之籴”。外加晋侯许赂中大夫，既而不与。于是，秦伯伐晋，乃师出有名。《左传》叙事传人，为救济编年体之缺失，往往运用提叙法，以提纲挈领总括散分，而凸显得失功过，是非成败。韩简视师，所谓“出因其资，入用其宠，饥食其粟，三施而不报”，亦借由拟言代言作提叙。

就秦晋韩战之终始本末而言，近因在晋闭秦籴，远因则为惠公背赂失信。临阵，又闭谏违卜，于是秦获晋侯。总之，韩之战，其曲在晋。《左传》详叙晋惠公无道，韩战之必败可知。清王源《左传评》称：“此文序晋惠公之丧败，全是自作之孽。而前序其获，后序其归。序其获，固见其孽由己作;序其归，更见其孽由己作。”清高士奇《春秋大事表·读春秋偶笔》释韩愈《赠卢仝》诗，称“究终始”三字最妙，此即比事属辞之法。《左传》之历史叙事，探究本末终始，即是古春秋记事成法之演化。

清方苞《左传义法举要》称：“此篇大旨，在著惠公为人之所弃，以见文公为天之所启。”盖以宏观之视野，系统之思维鸟瞰全书，眼光未留滞于韩之战，亦未执着于晋惠公，已观照到重耳之兴晋，晋文公之称霸诸侯。且看《左传》叙“晋侯归，杀庆郑而后入”，知晋惠虽遭困辱，无能改其忌刻恶行，所以为外内所弃。“晋饥，秦又饩之粟”一段，《左传》借箕子代言曰：“姑树德焉，以待能者。”吴闿生《左传微》指出：“惠公事才了，又透文公消息。”清王源《左传评》较早指出：“序晋不亡，即伏文公之兴;秦不取晋，即伏穆公之伯。”犹东海霞起，总射天台，此《左传》历史叙事“究终始”之书法。

二、 《春秋》比事见义与《左传》之叙事艺术

《史记·太史公自序》引董仲舒《春秋繁露·俞序》，述孔子作《春秋》云：“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比次史事，可以体现《春秋》之义;故古人作史，往往于叙事中寓论断（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左传》《史记》多优为之，此之谓比事见义（张高评《〈春秋〉书法与“义”在言外比事见义与〈春秋〉学史研究》，《文与哲》2014年第25期）。

《左传》叙秦晋韩之战，重心焦点不在战事，而在晋惠公之败德无道，可作后世殷鉴。观其比次史事，或作类比，或作对比，而出以反对映衬法为多，此《左氏》叙事之艺术，亦历史编纂学之可取法者。以类比史事言，《左传》开篇叙晋惠公招怨、背赂、食言、失信，三施而无报。临战，再写其闭谏、违卜，秦遂获晋侯以归。晋大夫反首拔舍以从之，秦穆姬偕子女登台履薪以救之，晋阴饴甥会秦伯于王城以说秦，终于“改馆晋侯，馈七牢焉”。迨晋惠归国，乃“杀庆郑而后入”。《左传》叙晋惠公“忌刻以敛怨，多怨以取败，能合其众以释怨而复国”，然不能释庆郑不孙之恨，器量之偏执狭隘，不能成大事。因此，秦穆公只能期待另一位“能者”重耳了。

类比叙事，犹修辞学的正衬;对比叙事，犹辞章学之反衬、对称。论修辞成效，正衬不如反衬。尤其在忌讳叙事方面，对比成讽，无劳词费。就叙事传人而言，对叙亦远胜类叙。方苞《左传义法举要》曾举韩之战对比叙事之妙：

（反首拔舍）以上，叙晋侯无一事一言之在于德，见其自取败亡。以下，叙晋群臣凛凛有生气，所以能归其君。……穆姬本怨晋侯，及被获，又以死免之。著穆姬之知义，正与晋侯之败德反对。……晋人凛凛有生气。未战之前，人皆知君之败;既败之后，人皆欲君之归。又与前反对。

晋惠无德，与晋群臣之有生气对叙;穆姬知义，与晋侯败德对叙;晋群臣于战前，知君必败;败后，信君必归，皆作前后相反相对之叙事，比事以见义，贬斥讥讽自在言外。再就《左传》叙战之常法言，往往敌我对叙，如韩之战，晋惠骄矜，秦穆恭逊，不待两军交锋，胜负成败即可预知。又如韩战之中，庆郑陷君于败;战后，不敢逃死;庆郑将死，其言顺，与战时谏君之语犯，相反相对。“秦伯树德，与晋侯敛怨反对;箕子之言，与史佚之言相映”，皆是其例。

方苞《左传义法举要》所谓“叙事之文，最苦散漫无检拘。惟《左氏》于通篇大义贯穿外，微事亦两两相对”，晋楚城濮之战妙用对叙，秦晋韩之战之对叙亦颇采之。

三、 《左传》之拟言代言与属辞约文以显义

唐刘知几《史通·叙事》，说叙事之体有四：直纪其才行，唯书其事迹二者，前所论《左传》韩之战类叙、对叙诸比事见义法近似之。其三曰因言语而可知，其四曰假赞论而自见，《左传》历史叙事多采行之。（《史通通释》卷六《叙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史通·载言》称《左传》：“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记事之中，时出记言之体，变化多姿，可以引人入胜。由《史通》观之，记言固叙事之一体，世称为言叙，或语叙。对话之于叙事，作用有四：或刻划性格，或推进情节，或展示场景，或交代枝节，（张高评《左传之文学价值》之《说话艺术之指南》，五南图书公司2019（增订重版））《左传》叙事传人多有之;《左传》叙战之法，亦言事相兼，未尝例外。

钱锺书《管锥编》，高度推崇《左传》之记言，以为“实乃拟言、代言。谓是后世小说，院本中对话、宾白之推轮草创，未遽过也。”今看《左传》叙秦晋韩之战，可悟“言事相兼，烦省合理”叙事法之一斑。清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有如下之赞赏：

写秦伯语，又如骄奢，又如戏谑，又如真恳，妙！写晋群臣语，满口哀求，又并不曾一字吐实，妙！写穆姬语，无限慌迫，却只说得一片瓜葛何至于此，并不是悍妇要求，妙！

《左传》利用对话叙事传人，既刻划人物性格，又推动叙事情节，如金圣叹揭示秦伯语、群臣语、穆姬语，即是其例。对话之作用，有绘声绘影，展示场景者，如庆郑预叙乘小驷之败，所谓“乱气狡愤，阴血周作;张脉偾兴，外彊中干。进退不可，周旋不能”云云，出以对话，所谓借言记事，自是《左传》叙事之大宗。《左传》叙韩原之战，正面叙写战事无多。晋惠公所以见获，诸多可恼可怜之处，多出于他人之品评，运用侧笔见态表出，《史通·叙事》所谓“假赞论而自见”者。清冯李骅《左绣》称：“尤妙在卜右一段，句句说小驷，却句句写此公。将忌克人性情举动，刻划无遗。”记言可以刻划个性，此其显例。

韩简视师一段，《左传》亦借乙口叙甲事，直指秦伯伐晋之缘由：“出因其资，入用其宠，饥食其粟，三施而无报。”晋曲秦直，可以知之。清王源《左传评》所谓：“借韩简口中，结惠公从前多少行径。”随视师问对出之，浑然天成。晋惠公使韩简请战，“寡人不佞”云云，与城濮之战楚子玉“能进不能退”语，同是骄兵神气。吴曾祺《左传菁华录》谓：“写一时战状，他人数百言方尽者，此只以一二言了之，可谓简括之极。此等境界，万难学到。”言叙之妙有如此者。

晋惠公之劣迹恶行，一言以蔽之，曰败德。妙在借由史苏之占，韩简指桑骂槐表出，巧妙点睛。韩简再引《诗·小雅·十月之交》，称“僔沓背憎，职竞由人”，比兴寄托，讽谕自在言外。诸家评论《左传》叙韩之战，多指“职竞由人”一语，为通篇之主（详后）。经由语叙带出文眼，叙事绝妙经营。全篇对话，在呼应惠公之败德;而重耳之将兴，借秦伯再次输粟，以对话出之，所谓“以待能者”。而秦穆终能称霸西戎，“姑树德焉”一语，亦可见出端倪。

《左传》之叙事传人，拟言代言处，诚如钱锺书《管锥编》所云：“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观此，《左传》之对话艺术，美妙灵动，值得进一步全面探讨。“晋献公筮嫁伯姬”一段，清王源《左传评》欣赏其结构精紧之美，以为虽短幅而有变化、断续、映带、借言、精警五妙。辞章之美，赏心悦目，亦颇耐观玩。

《左传》工于叙战，往往于未战之前，作无数翻腾，千澜万波，全为此一战役之胜负作张本。及叙至战状，寥寥不过数行即止。韩之战，叙“战于韩原”之前，于晋惠之败德败迹，已作若干提叙、类叙、对叙、语叙与预叙，几占全文一半篇幅。既战获归之后，又铺陈许多对话与词令，类叙、对叙、逆叙、串叙、提叙、结叙，兼而有之。结叙风韵尤佳，大有曲终江上之致。

清冯李骅《左绣》卷五称：“凡大篇段落，必多佳处。全在每段自为提结，又段段递相联络。”此篇提叙特多，颇可见左氏属辞约文之功夫。王源《左传评》则以奇正化变，不可端倪之妙，品评本文，以为“开手四段，固以正为奇矣;又非以奇为正、以正为奇、以奇为正乎？”世间佳篇妙文，大抵多不犯正位，如借宾相形，反笔相射，藕断丝牵，不即不离之伦。清冯李骅《左绣》谓：“韩原之战，正面着墨无多。”即指出此一特色。

四、 《春秋》笔削之旨与《左传》详略之义

孔子笔削鲁史记，作成《春秋》经，历史编纂之际，史事必有去取从违，辞文自有因革损益。取舍损益之际，取决于独断别识之义，孔子所谓“丘窃取之”者，所以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然就经典诠释而言，或笔或削之书法，吾人借其事，凭其文，自可以推求著述之指趣。清章学诚《文史通义·答客问·上》曾作简要之提示：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而后微茫秒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文史通义校注·内篇五·答客问上》，中华书局1985年版）

《春秋》载记一代之历史，其于东周之人与事，或书，或不书。其所书者，则笔之;不书者，则削之。元赵汸《春秋属辞》提示解读《春秋》之法，在“以其所书，推见其所不书;以其所不书，推见其所书”（元赵汸《春秋属辞》卷八《假笔削以行权》），以之互发其蕴，互显其义。《春秋》经僖公十五年，书曰“晋侯及秦伯战于韩，获晋侯”，宋胡安国《春秋传》就或书、或不书发论：

秦伯伐晋，而经不书伐，专罪晋也。获晋侯以归，而经不书归，免秦伯也。书伐、书及者，两俱有罪，而以及为主。书获、书归者，两俱有罪，而以归为甚。今此专罪晋侯之背施、幸灾、贪爱、怒邻，而恕秦伯也。（宋胡安国《春秋胡氏传》卷十二“晋侯及秦伯战于韩，获晋侯”）

宋胡安国诠释《春秋》之法，即以或书或不书，或笔或削，互发其蕴，互显其义。《春秋》专罪晋侯，故详叙背施、幸灾、贪爱、怒邻种种败德。欲恕秦伯，故《左传》于伐晋轻点，而《经》不书伐。笔削与详略互文，亦由此可见。其他《春秋》学者释经，论点亦有相通处，如：

秦伐晋，不书;书晋侯，非予之也。明背施幸灾者晋侯，欲战者亦晋侯。书获晋侯，以贱之也。罪晋，故略秦。其事，则《左氏》详之矣。（

清刘沅《春秋恒解》卷三）

获、执，事同而势异。彼不敢抗，则谓之执。抗不敢就执，则谓之获。不言以归者，穆姬以死要秦伯，秦伯不敢将晋侯以入国，舍诸灵台，故不言以归。皆从实而书之耳。（日本安井衡《左传辑释》卷五）

清刘沅《春秋恒解》特提书晋侯、获晋侯，以明非之、贱之之义。《春秋》书法，欲罪晋，故详晋而略秦，此以详略见笔削之义。日本安井衡《左传辑释》释《春秋》所以书“获晋侯”，不言以归者，援《左传》叙事为证，指《春秋》据实直书。由此可见，言或不言，皆各有其义法。通全《经》事例而观照之，笔削之义可以如拨云雾，昭然若揭。

其后，《左传》以历史叙事说解《春秋》，《春秋》笔削之书法，遂衍化为详略互见之叙事义法，重轻、同异、忽谨之际，亦多寓含义法。如《左传》叙秦晋韩之战，叙晋惠公愎谏失德甚详，而秦晋交战事甚略。《左传》方叙秦筮伐晋，忽就筮词之“败”字，突接“三败及韩”。盖正战且不宜详，前此之三战三败，自当简略叙之。由此观之，通晓《春秋》笔削之旨，有助于运化详略之道。

汉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称：“《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方苞倡“义法”说，亦以为：义在笔先，法以义起，法随义变。《左传》叙秦晋韩之战，以历史叙事解经，亦专罪晋侯之背施、幸灾、贪爱、怒邻。故方苞《左传义法举要》称此篇，以“晋侯先事而败德，临事而失谋，孽由己作，作通篇关键”。详之、重之，一切剪裁结构皆脉注绮交于此。详略去取，重轻损益，一线文心，皆融贯于此一通篇之关键。

《左氏》叙秦晋韩之大战，并未正面叙写战况，只叙韩简与庆郑两段议论而已。所以然者，清周大璋《左传翼》以为：“此两条，最此战大头脑，特为详叙，昌黎所谓记事必提其要也。”举凡叙事之大关键、大头脑，皆宜大书特书，详说重叙，提要凸显。晋惠公由于背施幸灾而致寇，又以愎谏违卜而致败，皆被获之缘由，所谓自作孽，不可活。故《左传》叙战，详写韩简与庆郑两段议论，而秦伯伐晋之是非成败可知，《左氏》之进退予夺可见，以史传经之劝惩资鉴亦得以索解。

五、 叙事之义法：义以为经，而法纬之

孔子作《春秋》，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谓《春秋》体现之“义”，出自孔子之独断与别识。世人临文，未下笔，先有此“义”;犹丹青绘事，先有成竹在胸，然后可以一挥而就。史事之笔削取舍，辞文之因革损益，取决于其义之引领与指向。孔子作《春秋》如此，左丘明著《左传》，司马迁纂修《史记》，亦不例外。清方苞说古文义法，深得《春秋》书法之启益，曾言：

《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望溪先生文集》卷二《读史·又书货殖传后》）

方苞说义法，“义以为经，而法纬之”二语，最称关键。史事如何编比？辞文如何修饰？取决于著述旨趣之“义”。换言之，义，攸关“何以书”;法，涉及“如何书”。如何书，自然受“何以书”之制约。义先存有，法后随之，此之谓“义以为经，而法纬之”。方苞说古文义法，又稍加演绎之，所谓“法以义起”“法随义变”，“变化随宜，不主一道”，当更明白可晓（张高评《比事属辞与古文义法——方苞“经术兼文章”考论》附录一《方苞义法与〈春秋〉书法》，新文丰出版公司2016年版）。

《春秋》与《左传》之或笔或削，或详或略，固以指义为南针;即排比史事，属辞约文，亦以其义为导航。乃至于原始要终，本末悉昭之属辞比事，亦以史义为指归。通篇之主、一篇之关键、脉注绮交、一以贯之之处，即是义之所在。《左传》叙秦晋韩原之战，清王源《左传评》卷二曾拈出韩简引诗“职竞由人”一语，以为通篇之旨。前叙、后叙，皆就此义铺陈编比之。如：

此文序晋惠公之丧败，全是自作之孽，故“职竞由人”一语，乃通篇之主;而前序其获，后序其归。序其获，固见其孽由己作;序其归，更见其孽由己作。

其义之于篇章，犹一篇之警策，往往为画龙点睛所在。王源《左传评》拈出“职竞由人”一语，指为一篇大义。结处引《诗》，所谓“僔沓背憎，职竞由人”二语，清陈震《左传日知录》亦目为一篇之警策。左氏叙事，以“祸降自天”意相嘲弄，然后吞吐而言“职竞由人”。曲笔否决“祸降自天”，而坐实孽由己作，方是画龙点睛之笔。诚如陈震《左传日知录》所云：

点睛在结处，而全文字字为《诗》言写生。尤妙在层层皆以“祸降自天”。相为吞吐，作“松浮欲尽不尽云，江动将崩未崩石”之势。结处引《诗》，僧繇之龙破壁飞去矣。

《左传》叙韩之战，篇首总挈纲领，出以提叙，以见晋侯之背施、幸灾、贪爱、怒邻，因而失德致败。所谓“出因其资，入用其宠，饥食其粟，三施而无报”云云，堪称点睛之笔，提示秦伯伐晋之缘由，亦即前半幅立意之焦点。方苞《左传义法举要》多所提示：

此篇晋惠公以失德致败，篇首具矣。而中间愎谏违卜，临事而失谋，则非平昔败德所能该也。故因韩简之论占，忽引《诗》以要逭前后。而篇中所载惠公之事与言，细大毕举矣。

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称：《左传》释经，“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义，随义而发”。或先、或后、或依、或错，皆从义而变，得董仲舒说《春秋》之妙，可与方苞所提“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相互发明。以义为统领，可以要逭前后，细大毕举，“放之，则弥六合;收之，则退藏于密”，差堪比拟。《左传》解说《春秋》如此，叙事传人亦本此而发明之。晋惠公先事而败德，临事而失谋，故本篇之大义，聚焦在“职竞由人”（孽由己作）。方苞《左传义法举要》详加举证，如云：

失德失谋致败由人，则守义好谋，而转败以为功，亦由人。并晋群臣之蹙忧以从君，惕号以致众，驰辞执礼以喻秦，皆一以贯之。而庆郑之孽由己作，亦包括无遗矣。叙事之义法，精深至此，此所谓出奇无穷。

“职竞由人”（孽由己作），为《左传》秦晋韩之战一篇史义所在，亦惩劝经世之所在。叙事之先之、后之、依之、错之，皆准此而发。晋君之失德失谋，致败由人不由天;晋臣之守义好谋，转败为功，亦由于人事。晋群臣之从君，惕号致众，驰辞喻秦，一以贯之，皆由于人。甚至庆郑之自我作孽，亦不离“职竞由人”之篇旨。方苞《左传义法举要》称：“古人叙事或顺或逆，或前或后，皆义之不得不然。”义为经为先，法为纬为后，法以义起，法随义变，董仲舒所谓“从变从义”，杜预所谓“随义而发”，要皆叙事义法之要领与真言。

（作者单位：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左传》叙事，往往很注重完整地叙述事件的过程和因果关系。《左传》叙事最突出的成就在描写战争。《左传》的战争描写，全面反映了《左传》的叙事特点。《左传》一书，记录了大大小小几百次战争，城濮之战、崤之战、邲之战、{安革}之战、鄢陵之战等大战的描述历来被人们赞不绝口，不计其数的小战役也写得各具特色，精彩生动。一般说来，《左传》写战争，不局限于对交战过程的记叙，而是深入揭示战争起因、酝酿过程及其后果。如“僖公二十八年”写城濮之战，对大战爆发的背景和直接起因都有交待，而在行文中，又不断展示晋 胜楚败的原因：晋文公伐怨报德，整饬军纪，遵守诺言，倾听臣下意见，上下齐心协力。而楚方而是君臣意见分歧，主帅子玉恃兵而骄，一意孤行，盲目进逼晋师。城濮之战的结果也写得很全面，不仅写了晋师大胜，晋文公确立霸主地位，而且还写了战争的余波：楚子玉战败羞愧自杀，晋文公闻之大喜，回国后赏功罚罪，对这次战役进行总结，然后以君子之言，赞扬晋文公的霸业。至此，叙述圆 满结束。

《左传》对事件因果关系的叙述，还常有道德化与神秘化的特点。如作者在总结城濮之战经验时云：“谓晋于是役也，能以德攻。”（僖公二十八年）不仅是城濮之战，整个《左传》叙事中，礼、义、德等道德因素，都被作者当作影 响事件成败的重要原因加以叙述，而且叙述中往往还带有神秘因素。以《左传》中常出现的预兆为例，这些预兆大都有道德化倾向：符合礼义要求之事，常有吉兆，而悖于礼义之事，则常有凶兆。这些预兆有时是智者的言论，有时则是占卜、梦境、天象等的神秘暗示。如“僖公十五年”秦晋韩之战，在“僖公十年”就有 已故晋太子“敝于韩”的预言；“僖公十四年”又有晋卜偃“期年将有大咎，几亡国”的预言，战前又有秦卜徒父释卦之兆，晋惠公不从占卜之失。在这些看似 神秘的预兆之后，是晋惠公违礼、失义、背信之举。作者面对既成的历史事实，根据历史人物的言行得失，在叙述历史事件时，加入种种神秘化的传说故事，来 预示事件的结局，解释事件的因果关系。这反映了春秋时代人们的世界观和认识水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左传》是一部历史著作，但作者有时就像一个故事讲述者，把事件叙述得颇具戏剧性。大量生动的戏剧性情节，使这部作品充满故事性。不仅如此，《左传》有的叙事记言，明显不是对历史事实的真实记录，而是出于臆测或虚构。如 “僖公二十四年”记载的介子推母子间的对话，不可能有第三者在旁听见或记录，当是作者根据传闻和揣想虚拟而成。这种写法，可以看作后代小说家为人物虚拟对话的萌芽。《左传》中还记述了大量的占卜释梦和神异传闻。如“成公十年” 记晋景公之死，情节曲折怪诞，用三个梦构成了互为关连的情节。写晋侯所梦大厉，画鬼如生动的令人毛骨悚然；病入膏肓的描写，极为生动有趣；桑田巫释梦之语，小臣之梦的印证，更是充满神秘色彩，仿佛志怪小说。

人物是叙事中不可缺少的要素。《左传》中描写了各种人物，但《左传》的写人还不像纪传体历史著作在一个专章中叙述一个人物的生平事迹，也没有像后世小说那样塑造人物形象。由于它是编年史，人物的言行事迹大多分散记录在事件发生的各个年代，很少对某一人物集中描写，只有把同一人物在不同年代的事 迹联系起来，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左传》中许多重要政治人物如郑庄公、晋文公、楚灵王、郑子产、齐晏婴等等，都是通过数年行迹的积累来表现的。《左传》中还有一些人物，并不是反复出现而形成的一个完整形象，而是仅在某一时、某一事中出现，表现的仅仅是其一生中的某一片断，反映的是其性格中的某一方面。这些形象往往非常生动传神，能给读者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如“ 晋灵公不君”中，鉏麑、提弥明、灵辄三位武士（宣公二年），齐晋{安革}之战中代君就俘的逢丑父等（成公二年）。

《左传》广泛描写了各种人物，其中许多人物写得个性鲜明。《左传》有些 描写还展现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表现了人物性格的变化。晋文公是《左传》中着力歌颂的人物（庄公二十八年至僖公三十二年）。他由一个贵公子成长为政治家，由四处流亡到一代霸主，人物性格有一个曲折的成熟过程。楚灵王是《左传》中被否定的国君形象（襄公二十六年至昭公十三年），他在即位前的 争强好胜，野心勃勃，弑王自立，即位后的残暴，骄奢狂妄等，都显示出他确实是个昏君。但同时，作者又表现了他宽容纳谏，知过能改，不记前怨，风趣等性格特点，并写了他最后悔恨自己的残暴，刻画出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

《左传》叙事中人物的行动、对话构成了表现人物的主要手段，而绝少对人物进行外貌、心理等主观静态描写。通过人物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言行，人物性格得以展现，形象得以完成。如成公二年的齐晋{安革}之战，《左传》这样描写战争场面，展现战争的全貌，表现人物个性：郤克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曰：“余病矣！”张侯曰：“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吾子忍之！”缓曰：“自始合，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子岂识之？然子病矣。”张侯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擐甲执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辔，右援桴而鼓，马逸不能止，师从之。齐师败绩。逐之，三周华不注。

却克受伤，解张、郑丘缓鼓励他坚持战斗，当时战场上紧张激烈的场面，可想而知。三人同仇敌忾，视死如归的气概，在对话和行动描写中，也得到充分表现。

《左传》在战争描写中还有许多与整个战局关系不大的事，这些事只是反映了战争的一些具体情状，在战争中并不具有重要意义。《左传》还在复杂的战争过程、政治事件中，大量描写细节。作为历史著作，这些描写内容完全可以不写或略写，但《左传》却大量地描写了这些琐事细节，它们在叙事生动和人物刻画方面具有文学意义，如“宣公二年”的宋郑大棘之战，其中狂狡倒戟出郑人，华元食士忘其御羊斟，华元逃归后与羊斟的对话，城者之讴等，都非这次战争的重要事件，但如果只写宋郑战于大棘，宋师败绩，郑人获华元，华元逃归，则必然使叙事枯燥无味，毫无文学性可言。正是这些次要事件中的细节描写，才增加了叙事的生动传神。又如“宣公四年”记郑公子归生弑其君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写了公子宋食指大动，郑灵公食大夫鼋不与公子宋，公子宋怒而染指于鼎等细节，整个事变由食无鼋这件小事引起，而公子宋的贪馋好怒，公子归生的迟疑懦弱、郑灵公的昏庸可笑都在生活细节的描写中表现了出来。再如“哀公十六年”记楚 国白公之乱这一政治事件，最后写叶公子高平叛，没有着重写叶公的重大军政措 施，而就叶公是否该戴头盔这一细节反复渲染：叶公亦至，及北门，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国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盗贼之矢若伤君，是绝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进。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国人望君如望岁焉，日日以几，若见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奋心，犹将旌君以徇于国，而又掩面以绝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进。突出国人对叶公的爱戴和叶公急于争取国人的心理。叶公平叛之所以成功，他的可贵之处，都在叶公免胄的细节中表现出来。

中国古代文学

1、山海经校注 袁珂 校注 巴蜀书社1993年

2、诗经注析 程俊英、蒋见元 注 中华书局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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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论语译注 杨伯峻 译注 中华书局1980年

5、孟子译注 杨伯峻 译注 中华书局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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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汉魏六朝诗选 余冠英 选注 人民文学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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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唐诗汇评 陈伯海 主编 浙江教育1995年

23、唐人小说 汪辟疆 选编 中华书局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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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古文观止 清·吴楚材、吴调侯 选编 中华书局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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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陈子昂诗注 唐·陈子昂，彭庆生注 四川人民1981年

28、王维集校注 唐·王维，陈铁民校注 中华书局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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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柳宗元集 唐·柳宗元，尚永亮、洪迎华选编 凤凰2007年

34、李贺诗集 唐·李贺，叶葱奇 疏注 人民文学1980年

35、李商隐诗选 唐·李商隐，刘学锴、余恕诚 选注 人民文学1986年

36、杜牧选集 唐·杜牧，朱碧莲 选注 上海古籍1995年

37、唐五代诗选 乔力 选注 人民文学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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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话本选 吴晓玲等 选注 人民文学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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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苏轼诗选 宋·苏轼，王水照 选注 上海古籍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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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陆游选集 宋·陆游，朱东润 选注 上海古籍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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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明诗别裁集 清·沈德潜、周淮选编 上海古籍1979年

61、明六十家小品文精品 夏咸淳选注 上海社科1995年

62、三国演义 明·罗贯中 人民文学197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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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金瓶梅词话 明·兰陵笑笑生 人民文学1985年

66、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 明·冯梦龙 编 人民文学1958、1956、1958年

67、二拍（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 明·凌濛初 上海古籍1982年、人民文学1996年

68、全本新注聊斋志异 清·蒲松龄，朱其铠注 人民文学1989年

69、红楼梦 清·曹雪芹、高鹗 人民文学1996年

70、儒林外史 清·吴敬梓 人民文学1995年

71、长生殿 清·洪升 人民文学1991年

72、桃花扇 清·孔尚任 人民文学1991年

73、清诗精华录 钱仲联、钱学增 选注 齐鲁书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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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龚自珍全集 清·龚自珍 中华书局1959年

76、近代诗钞 钱仲联 选编 江苏古籍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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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楚辞补注 宋·洪兴祖 补注 中华书局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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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史记（本纪、世家、列传部分）汉·司马迁 中华书局1957年

86、汉书（本纪、列传部分）汉·班固 中华书局1979年

87、乐府诗集 宋·郭茂倩 编 中华书局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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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六朝文絜笺注 清·许梿评选，黎经浩 笺注 上海古籍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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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敦煌变文选注 项楚 选注 中华书局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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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孟浩然诗集笺注 唐·孟浩然，佟培基笺注 上海古籍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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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王昌龄诗注 唐·王昌龄，李云逸注 上海古籍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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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皮子文薮 唐·皮日休，萧涤非、郑庆笃整理 上海古籍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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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元好问诗文选注 元·元好问，钟惺选注 上海古籍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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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袁宏道集笺校 明·袁宏道，钱伯城笺校 上海古籍1981年

115、张岱诗文集 明·张岱，夏咸淳校点 上海古籍1991年

116、纳兰词笺注 清·纳兰性德，张草纫 笺注 上海古籍1999年

117、阅微草堂笔记 清·纪昀，汪贤渡点校 上海古籍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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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人精路实操笺注 清·黄遵宪，钱仲联笺注 上海古籍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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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建中 主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