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之处：

1、人性论提出的背景时代不同

孟子所处的时代已经是周朝之后了，奴隶制度基本

被消亡。当时的商鞅主张变法，推行制度变革，追求中央集

权专制国家的建立。。

荀子生活在战国后期，在这个时期的封建地主阶级已经

意识到统治的维护不能仅仅依靠“仁政”来完成了，对于法

制的加强更加急迫。

2、具体内容不同

孟子用这种上天赋于的恩德来说明人性生来就是善良，他提出

的人性论是一种主观意识的唯心主义性善论。

荀子认为人生来就有极大的欲望，喜欢争利好斗，而善良只不过是对恶的伪装，是一种“伪”。人

性生来就在向恶的方向发展，如果不加约束和教育终究会成

“恶”。

3、出发点不同

孟子对“生之谓性”的说法并不全盘否定，人性和动物之性最大的区别是人具有对道德理解的属性，即人性的第二种属性。

荀子对孟子

关于人性的观点并不认同，他认为“性”是指人生来就具有

的传统自然的属性，这种“性”是不能通过后天的学习和效

仿来改变的，然而人对于道德的理解和定义是通过后天学习

得来的，并不能叫做人的本性。

相同之处：

1、两种人性论都具有抽象性

他们对人性的讨论和理解与现代辩证唯物主义对人的认知是不同的，

孟子和荀子定义的人性论都是抽象的且具有先天性。

2、都重视后天的培养

认为后天教育对人一生

的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正如古人所说的，整天的思考

比不上片刻的学习知识，不一步一步的积累就没有办法行千

里路。这些古人所说的具有警示作用的道理都在告诉我们后

天学习积累的重要性。

3、两人对人性论讨论的最终目的相同

孟子强调的性善，如果能够一直延续下去

并不断发展，那么人人都能够拥有好的道德，生活都会安居

和幸福。荀子强调的性恶，如果能够对人们起到警示作用，

将这种恶约束起来并且能够转化为善，那么国家一定会长治久安。

其实不管是善还是恶，“性善”是对美好社会的向

往，“性恶”只不过是对人们的一种警示，两位儒家大师都

是为了人民和国家，他们的最终目的是一致的。

-人性论

你听说过屠城吗？生与死是最考验人性的两件事，一件是考验人性的善，一件是考验人性的恶

而屠城就是人性中的极恶。屠城这件事听起来就让人觉得毛骨悚然的，但实际上距离我们并不遥远。

一说起这个词，就感觉发生在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事件历历在目。

很多人都疑问，屠城是杀光所有的人吗？如果横竖都逃离不了命运魔掌的话，为什么人们不奋起反抗呢？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单方面的碾压呢？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罪恶的根源。

什么叫屠城，单看字意的话，所谓屠城就是灭掉一个城市的人，这个解析比较贴切，但难免有些浅显。

真正的屠城往往要比我们所理解的更加残酷。如果大家尝试在搜索引擎中检索屠城这两个字的话，就会发现这件事其实算作是历史的常态。

这个就有点让人难以理解了，别的地方就算了。儒家不是讲究仁义道德吗？为什么在没有外族侵略的情况下，自秦朝开始至清朝结束，会不断的出现这种大规模的屠杀事件呢？

在古代人口是非常宝贵的资源，尤其是战乱年代，有人口才会有士兵才会有劳动力，才能源源不断的创造财富。

既然如此，为什么历代统治者非要针对一些手无寸铁的居民呢？

说实话，真的想象不到，其实屠城这事的产生原因不在于屠城本身，而是作为一种奖赏。

为了激励前方的将士才展开的，这个事特别矛盾，难道前方的将士愿意参加屠城吗？

人这种生物存在一种特别的意识。这种意识导致我们会十分厌恶同类相残，当然也不排除以此取乐者，不过再怎么心里扭曲，他也会感觉神经疲劳，毕竟大多数人的心肠都是肉长的。

虽然屠城并不会让人感觉快乐，但钱财却会，尤其是在战乱年代，军队中的大部分人几乎都是由穷人组成的。

他们之所以赶赴战场的目的就是为了钱和权。

尤其是在饭都吃不上的时候，会让他们对钱财有着无上的需求。这种需求会让人蒙蔽双眼，甚至忘记人性。

有人会觉得成王败寇，他们的嚣张是因为他们在战场上的努力换来的。也有人说，阶级差异，这个就是无奈之举。

是的，他们有错，但真正的错不在于他们，而是在于成王败寇这个可怕的规则。

在清朝有一本叫做《扬州十日记》的书，就很好的还原了屠城这件事。大家想象一下，如果屠城就是灭城的话，完全没有必要动刀，可以用火攻，可以用水淹。那他们为什么非要用刀呢？

“扬州十日记”是一个事件，明末清初时多铎带领的清军攻破了史可法坚守的扬州城。

破城后，十万清军整整屠了十日城。王楚秀作为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含泪写下了这本《扬州十日记》，甚至到今天还被称为是“史地十大奇书”之一。

这个奇不只是在内容，而是没想到这种书竟然还能流传下来。

其实屠城本身的目的并不是屠城。

1654年4月25日，扬州城破，多铎下令屠城十日封道，所以被称为是扬州十日。

虽然说是屠城，但清兵入城的第一天并没有大开杀戒，因为他们心里清楚，此时他们面对的不是敌人，而是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他们不想杀人，但是谁又能抵挡金钱的诱惑呢？

士兵要的是钱，他们只想捞钱。所以在第一天时，清兵成群结队的聚集在扬州城的各个角落，挨家挨户的砸门索要钱财。

其中记载：“始知为逐户锁今也，然意颇不奢，稍有所得，即置不问，或有不应，虽操刀相向，尚不及人。”

刚开始的时候，清兵只是索要一些小钱，如果百姓不给，他们就持刀恐吓，但也仅限于恐吓，并不会伤人。

况且对清兵来说，百姓没有什么坏风气，毕竟在他们进城时，百姓已经夹道欢迎、跪接王师了。

这个时候扬州城百姓有百万余人，而入城的清兵差不多就十万余人。

既然这样，为什么百姓不反抗呢？因为他们自始至终也没有想到会有屠城这个结局。

人们对于金钱的渴望是没有上限的。十万清兵平均分下来，每人能勒索到十人，每按照四人一户来计算的话，也就大概两到三户。

在这种情况下，不到半天的时间就已经全部勒索了一遍了，但他们会就此罢手吗？不会。

仁爱这个词只出现在和平年代，现在他们只会变本加厉。这个时候的清兵心里很清楚，狼多肉少。

扬州城虽大，但入城的清兵太多了，慢慢薅羊毛的话，自己可能连汤都喝不到，不如直接把羊宰了吃肉。

所以很快第二遍勒索就开始了，你不抢，别人也抢，你不杀就要让别人杀。

比金钱更重要的就是生命。所以用生命要险，才能最大程度上拿到老百姓藏匿起来的财物。

我不管你把钱藏在哪里了，你埋在土里也好，你藏在墙里也好，你不给我，你就没命。

而这种想法发展到极致的时候，这一户的人家可能就全部殒命了。

如果一整户的人家灭亡，都没人能给出更多的钱，那就证明这一户确实是没钱了。

屠杀可能并不是一个好的做法，也不是一个聪明的做法，但却是最快的做法。

钱没了就珠宝，珠宝没了，就饰品饰品没了，连夫人身上好看的衣服也要夺走，要搜刮的一滴不剩予妇衣饰置两瓮中，倒置阶下，尽发以供其取，凡金珠之类莫不取，而衣物择好者取焉。

既毕，视儿项下有银锁，将刀割去，去时顾予曰：“吾不杀你，自有人杀尔已。”

连孩子身上的银锁也不放过。士兵一般都是男人，对他们来说，女人也算是一种财产。

仅仅三天的时间，男人与样貌普通的女人已经被屠杀一空了，有姿色的女人让人玷污之后又被聚集了起来。

毕竟在那个年代，把这些女子运到后方，也能换一些财物，这些女人的结局就好吗？

实际上结局都一样的，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数名女子轮流被玷污。万般逢迎只为留下一命。“二妾皆散发露肉，足深入泥中没胫，一妾犹抱一女，卒鞭而掷之泥中，旋即驱走。

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蹶，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籍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行过一沟一池，堆尸贮积，手足相枕，血入水碧赭，化为五色，塘为之平。”

事后统计，扬州城百万余人，最后还剩下二十多万。最让人绝望的是，这种屠城并不是瞬息之间的事，而是不断的给你活下去的希望。

然后再一次次的掠夺你的希望，十天的时间让你每日都只能在恍惚和绝望下度日。最后可能身虽在，但灵魂已灭，精神崩溃了。

看到这里，我忽然就明白了鲁迅说过的一句话，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

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中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

为什么会出现屠城？

是因为战争。

有人说，只要人类存在，就会出现战争，这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其实这话也不要说的这么绝对。

应该说是利益，在准确点来说是个人利益，只要存在个人利益，就会出现战争，这是自然发展规律，资源是有限的，人心万般恶念都是出现在这个“争”字上。

我们有办法杜绝战争吗？大家可以翻阅一下历史。

据瑞典印度学者统计，从公元前3200年到公元1964年，这5164年中，世界上共发生了14513次战争，只有329年是和平年代。

而对我们来说，和平持续最长的时代就是宋朝。

人至善就会无恶吗？还是人至恶就会无善呢。显然都不会，因为决定争斗的本身不是在善恶，而是在于利益。

更让人绝望的是，这是一个无法调和的矛盾。

生在物质世界相互比较，资源多少都是不可避免的。

人身上是如此，动物身上也是如此。

面对利益，我们是无法脱离的，就算没有国家之分，也会有区域之分。

就算是没有区域之分，也有家庭之分，个人之分只要存在分别，不管资源存在多少，都会变得有限。

有人拿得多就有人拿得少，有人拿得少，就有人拿得多。

既然利益和资源无法调和，那么我们能够做的就只有不争。

这也是道德经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观念。

在第三章提到“不尚贤，使民不争。”第八章提到“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第六十六章提到“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之争。”第七十三章提到“天之道，不争而善胜。”

战争是资源分配不均的最大化，而最小化的还有很多。

比如说我们现在常说的内卷，躺平。这些都是，既然资源和分配无法调和，我们能够做的就只能是不争。

有人就说了不争不就吃亏吗？

这一点我们要分清楚了，不争不等于不自强。

不争的最高境界是无为，不主动去争抢，不主动去干扰的同时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

这个世界是存在一定发展规律的。这个我们要相信，当我们的野心触犯的规律底线的时候，就会出现一种反噬，就像是黄帝四经中轩辕氏和大臣的对话一样，我们应该怎么去打败蚩尤呢？

我们不用主动去打败他。治善则恶，至强则弱。世界物极必反，天道自然就会倾覆他。

大家想一下，无为的本质是架空了暴君与暴民，他们尽量不推崇珍贵的货物，不建立一个高的标准，不激发人们心中的欲望，让每个人可以遵从自己的个性发展。

他们以这样的方式避免了争斗和比较的地方，延迟了战争的到来。

人性是什么呢？在屠城这件事上表现的淋漓尽致。其实我们仔细想一下，人性是本善的，每一个小孩都是天真无邪的。

但是他越贴近现实的规则，越早长大就会越邪恶。

所以有人说，成功的资本家属都沾满了心血。慢慢的我们开始麻木，开始以恶为乐，只要有钱，再大的恶都是善，直到善恶不再分明，我们开始变得越来越“有为”了。

以上解析只代表我个人观点，请大家仔细斟酌。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内容未经证实，请理性观看或当故事欣赏）

以下是张岱年先生的论述，可供参考：

第一个讲性的，是孔子。孔子曾说：“性相近也，

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孔子所谓性，乃与习

相对的。孔子不以善恶讲性，只认为人的天性都

是相近的，后来的相异，皆由于习。

孟子所谓性善，并非谓人生来的本能都是

善的，乃是说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殊要素即人之特

性是善的。孟子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在于

生来即有仁义礼智之端，故人性是善。

荀子言性恶，是说人生而完具的本能行为中并无

礼义；道德的行为皆必待训练方能成功。孟子所

谓性，与荀子所谓性，实非一事。孟子所注重的，

是性须扩充；荀子所注重的，是性须改造。虽然

一主性善，一主性恶，其实亦并非完全相反。究竟

言之，两说未始不可以相容；不过两说实有其很

大的不同。

中国古代人性论对政治思想的影响

——以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为例

摘要政治思想是影响国家治理的决定性要素，政治思想的选择决定着国家治理的好坏，但无论选择何种政治思想思想，从本质上看，其前提是要多本国的国民性进行系统的分析。只有对人性作出合理科学的判断和假设，才能有针对性地制定和选择治理国家的政治思想。本文就是尝试从人性论的角度出发，结合我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主要思想家对于人性的假设谈对人性论对政治思想影响的认识。

关键词人性论 政治思想

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人性问题是一个历史悠久而又内容丰富的问题。“性”字在商用典籍中已经有过记载，但作为人性的学说被思想家明确提出来，还是在春秋时期，后来，历代思想家都把人性问题作为一个重要问题加以论述，各自提出自己的主张，并在这些主张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理想的政治思想模型。为了能清楚认识这些问题，本文将从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文化为例进行回溯研究。

1、关于人性内涵阐释：

人性论是关于人的本质的学说，是人生哲学建立的理论基础。其中包括自然属性，是人与生俱来的原始本能，但是这种本能不等于“ 动物性” ，人之所以为人，在于其社会性，人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条件，人的能力也会随着客观环境 的改变而改变 ， 通过社会条件发展和改善自己。

2、关于政治思想内涵阐释：

所谓的政治思想就是社会成员在政治思考中所形成的观点，想法和见解的总称，它是人们对社会生活中各种政治活动、政治现象以及隐藏在其后的各种政治关系及其矛盾运动的自觉和系统的反映，是政治文化的一种表现形态。

三、人性论作为中国古代哲学史和道德教育史上争论最多、涉及范围最广的问题之一，争论的实质在于什么是善恶的根源以及如何去恶成善。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不同，分别持有性善论、性恶论、性无善无

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是“治人”

儒家十分重视人在管理过程中的地位，可以说人的管理和施行管理的人是儒家理论的核心。有了人才有管理，这种观点和儒家的哲学是分不开的，儒家有一句话很能反映这个哲学。“天地之性人为贵”。所以贵人的思想是儒家的一个根本观念。在儒家看来，天地之间只有人是最宝贵的，是万物之灵。这同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把人看成社会的最重要的财富有关，那时是以人口的多少来反映国家的强弱。所以在儒家看来，一切的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治人而展开的。

既然是管理人，那么就要对人进行分析。首先是对人性的假设。在中国的古代就有对人性的假设，性善论是孟子的主张。孟子认为，从人的天生的本性看，人是可以使之成为善良人的，至于人的不善不能归于他的本性，这是由于后天的各种原因使他的善良的天性被掩盖起来了。另外，他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而且一个人对于善，求则得之，舍则失之。这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不去追求善，则善就会丢掉，而表现出来的是恶。至于恶的产生有两种情况，一是来源于耳濡目染，另外是追求感官刺激的结果。如果人能把握住这两道产生恶的来源，人通过自我的追求就能够达到善的目的。

儒家的另一个代表人物荀子则主张“性恶论”，他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人生来就是这样的叫做“性”，由于人的本性是相调和而产生的，是由于人和外界事物相接触而反映的，经过后天的努力或者社会教化就自然而然是这样的，这才叫做“性”。荀子的性恶论是直接为儒家的“礼”而服务的，也就是说荀子不是和孟子进行争论，而是在于为实现国家的管理活动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因为人的性是恶的，所以，作为圣人的管理者们，必须对一般的老百姓进行正确的引导、教化和管理，这样才能使之从善，才能把国家管理好。

儒家对于人性的假设好象和麦格雷格（1960年）的关于人性的“X”和“Y”理论相似。这里确实是有共同的地方，但是也有许多不同点，一是社会环境的不同，一个是封建社会，一个是资本主义社会；二是应用条件不同，一个是为社会管理或者说为政治统治而服务，一个是为企业管理服务。从理论的深度来说，X和Y理论偏重于人的行为的研究，基本上是属于人的行为科学研究的范围，而儒家的性善、性恶理论是偏重于道德。从管理的对象来说，X、Y理论是着重于被管理者行为的研究，而儒家的性善、性恶理论是着重于整个国家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道德的研究，而且是偏重于如何管好管理者的理论。至于恶的来源，麦氏理论认为是由于管理当局的组织方式和控制方式而引起的，只要改变这些，就可以改变人性。而儒家的理论认为人的本性是来源于天生的，而改变人的本性主要是靠人自己的努力。

儒家在对人性的假设方面和对人性的改造提出了相当多的见解，认为人性的改造主要是通过自身的修养来解决，儒家是提倡天人合一的。一个人最高的奋斗目标是做圣人，并提出向此目标奋斗的途径。尤其是孟子的：“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和他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对后人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

关于人性方面还有马斯洛的“五个层次需求”理论。纵上所书，对人的研究包括两个方面：道德修养和行为。儒家学派偏重于道德修养，西方理论偏重于行为研究。在企业管理过程中这两个方面都要兼顾并有所区分，我们的观点：对于高层管理人员可以稍偏重于道德修养，对于基层人员可以偏重于行为。根据现代心理学的研究，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人做事的目的无非有两个“逃离痛苦，追求快乐”，现代社会更趋向于人们的这种心性，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对人的判断注重以上两个方面，“价值逻辑”不失为一个比较公平的法则。因为企业存在的价值就是“利润最大化”

儒家对组织的独到认识

第二个方面是由谁来管。劳心者治人，劳心者通过什么来管理呢？荀子认为，就人类而言，论力气比不上牛，论行走比不上马，但牛和马都为人所役使，这是为什么呢？他的回答是：“人能群，彼不能群，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在中国2千年以前就明白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人能群——分——义，群是建立组织结构，分是实行分工，而人之所以能建立组织结构和实行分工合作的根本原因是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义”。

儒家在管理上偏重于礼和义，认为这是达到管理目的的重要手段。对于礼和义，儒学理论都有较多论述，当群建立起来后利用分来进行分工，再用礼来规范，用义来和谐，使之达到良好的组织运行。

荀子认为：人们生来就有无穷的要求和欲望，有欲望而不能满足，则不能不去追求，追求而没有一定的限度，则不能不引起争夺，一有争夺就会引起混乱，一有混乱就会导致贫穷。国家的管理者为了制止这种混乱的局面，就要制定礼和义，划分等级，以调节人们的欲望，满足人们的要求，从而使人们的欲望不至于因为物资的不足而得不到满足，物资也不至于因为人的欲望而用尽。这就是儒家对于由谁来管理和通过什么管理的要旨。

儒家的“为政以德”和“仁政思想”

第三个方面是怎样管理，儒家的回答是“仁”、“德”和“礼”。

仁是儒家理论的核心，对于仁的解释也是在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解释。但是其主要的内容有这样几点：首先就是能够身体力行的人才能称上仁，才是一个完美的人。孔子在回答他的弟子时，在不同的时候有着不同的回答，第一次回答是“仁者爱人”，第二次回答是“仁者先难而后获”，第三次则更为具体了：“居恭处，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也就是所谓的仁既是对自己与他人都能诚实相待的生活方式，也是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原则。还有“刚毅木呐，近仁”，所指的是人在刚直坚毅而又不欲求表现之间保持一种平衡，这样便愈来愈接近仁。这就是说，人要有一种为集体的刚毅精神，但是又不去追求个人的表现。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儒家的仁的管理方法：一是以身作则，以自己的行动来带动其他人；二是无论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都必须要有一种爱心，而且还要知道干什么事都会遇到困难，克服了困难然后才会有收获；更为重要的是人在一个集体中活动，一种集体主义的精神才是一种真正的仁。在孟子看来实行“王道”和推行“仁政”是一种理想的社会。他认为：凡事以民生安定为第一位，这是实行王道政治的第一步，只有人民生活安定了，社会才会稳定。王道上位者本身具备“德”，再将“德”推广，教导每个老百姓的方式，也就是说与国民“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管理模式。

儒家管理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德”。“为政以德”是儒家的重要的管理思想。在孔子看来，管理者要讲求道德，以之作为自己的治国方针，这样自己就可以取得无为而治的效果。这就像将“德”放在北极星的位置上，其他的人都是围绕着它而运转的。因此在儒家看来，要治理一个国家，只要集中精力制定和带头实行好的道德规范，就足以把国家治理好了。在这方面最有名的例子，是唐朝的魏征提出的作为领导者的道德修养必须要考虑的 10个方面，即《十思疏》，全面地提出了领导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这对以后儒家“德“的管理思想起着重大的作用。这10个方面是：1）领导者一有欲望就要想到应有所克制；2）将有作为，就要想到如何安定百姓；3）位居高位，就要想到谦虚谨慎；4）担心自满，就要想到江海容纳百川；5）游玩安乐，就要想到世间事物不可能全部享受；6）担心松懈，就要想到凡事都应有始有终；7）担心闭塞，就要想到虚心听取下属的意见；8）打算赏赐，就要想到不要因为一时之喜而滥赏；9）担心谗言，就要想到修正自身以远避小人；10）打算惩罚，就要想到不要因为一时之怒而滥罚。

孟子还具体说明了德治是使王道得到较好管理效果的原因：恃仗实力来使人服从，人家不会心悦诚服，只是因为他的实力本身不够的缘故；依靠道德来使人服从的，人家才会心悦诚服，好象孔子的72位大弟子都诚服孔子一样。所以儒家的管理思想就是通过德治的力量使人心悦诚服，这样，天下无不心服地归顺于王者。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儒家主要是从道德教化的角度出发来进行管理的。在儒家看来，道德教化是一个国家管理的重要前提之一。要想使一种政治措施能迅速地推行，管理者就要以身作则；要想使广大人民迅速地归附，这种归附是心悦诚服的，那么管理者就要道之以德才行。这是要求管理者通过自身的模范行为，把一定的价值观念，灌输到组织成员的头脑中去，使之转化为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觉的行为，不是通过外在的而是通过内在的把人性中的最积极的东西调动出来，实行内在的管理自我控制，来达到管理的目标。

但是儒家并不是不讲外在的管理规则，他们用的是“礼”，即所谓的“齐之以礼”。所谓的“礼”就是：先王秉承上天的意志而指定，目的是为了治理人间的事情。所以，礼一定是来源于天，见效与地，贡献与鬼神，而表现在丧、祭、射、御、冠、婚姻、朝见、聘问等各种礼仪中，所以圣人按照礼来行事，天下国家就可以得到治理。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礼”实际上是社会各种活动的一项规则，是社会的一种控制手段，其本质是在于规范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使得整个社会联系在一起，这样才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这是一种外在控制，但是儒家的礼的外在的控制和西方的控制是有所不同的。

孔子在《礼记。礼器》中说了一段话。大意是：礼所以以多为贵，在于它是人心之外的规范，人们的道德规范可以施之于万物，礼仪宏大，万物广博，如此怎么不以多为贵呢？所以君子乐于将礼发扬。礼所以以少为贵，在于它来自人们的心灵深处，人们的道德观念至精至微，天下万物都无法与之并驾齐驱，如此怎么不以少为贵呢？所以君子独处时十分谨慎。从孔子的话看，礼既以多为贵，又以少为贵，既来自外力，又发自内心，这其中的奥秘全在于礼必须以德为核心，以德为转移。君子乐于将礼发扬是把内心的道德自觉推广到外在的行为规范；“君子慎独”则是把外在的行为规范诉之内心道德规范，这样，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感化和规范化，内在控制与外在控制就巧妙地结合起来了。

总之，儒家的管理思想是以治国平天下为其管理的终极目标，以管理者的自我修养为管理的前提条件，对人的内外控制，以德而使之转化为诚服的臣民为主要手段的管理方法来施行管理的。这整个的儒家的理论体系无处不体现了如何成为管理者（统治者），如何当管理者，管理者又应如何管理，这是一个十足的做官理论体系。它对封建统治者的统治确实提供了有利的管理武器，但是作为一个国家主导文化理论，确实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性的后果。试想，所有的国民，都向仕途这条路上挤，当上统治者的毕竟是少数，而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却再也没有出路了，其结果是必然形成了一种中国特有的国民劣根性。另外，儒家的学说，从来没有提到效率和发展生产，这就给中国几千年的生产力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作为一个指导全国的文化体系却不能提高生产力，这不能不说是儒家学说的一个悲剧。

法家讲的这个驾驭术，就是驾驭领导的技术。以法家的思想制国，这是一个伟大的低级状态，法家的祖宗怎么死的商鞅是被自己制造的世界级奔驰车压死的，他当时定的那个法家制度，是当时世界上最有品牌的社会制度，世界级别的奔驰制度，让秦国的生产经济飞速的发展起来了，最终战胜了六国。但是大家知道，他是怎么死的，他是被五匹马拉死的，他制造的那架社会制度的车子太强大了，以至于他没有一个跑的地方，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后，商君所立的制度象铁箍一样继续在秦国运行，商君在他所立的制度下英雄的去了，但他的制度却了不变的。所以法家的制度，是变法图强的基础。

商君是比西方的尼采理智的一个战争论者，商君留下了几卷《商君书》，也称《商子》鼓吹好战，将战争抬高到压倒一切的地位， 以为战争可以解决一切。如果将战争上升到法的地步，那他是要完蛋的，希特勒也把当时的德国的国家危机以法的形式转嫁给侵略战争。所以法只是一个工具，不是一个目的。

法家也讲权术诡道，它所说的法是为是为权术诡道服务的。 他所说的法也就是驾驭术，权术诡道是服务于驾驭术的工具。儒家"吾执御矣"的以术"御"世，他的那个术是最好的术，终于碰到一个伪知音，孔子死后三百多年的汉武时代，董仲舒发现其中的三纲五常可以驾驭人民愚弄人民，这一驾驭愚弄，把个中华帝国愚弄驾驭了二千多年，但是中华还是必须再走到低级境界，再努力进入一个法制国家。

社会的前进也有一个法的原则，螺旋式的法的原则，最基础的原则就是"法"的原则，这是最低级的管理，没有了"法"什么也行不开，大车无轮，小车无軏，行之不远，因此我们行了两千年又倒退到找法大哥帮忙。所以当今时代，国家要富强，人民要民主，我们只有再回到二千年前寻找我们的老祖宗，在他老人家的墓前三思，我们该回到那个最低级的状态，法的状态了。

恩格思《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有这么一句：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 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我们如今已经解决了很多问题，我们正在解决很多问题，包括我们要向二千年前寻找我们的老祖宗，在他老人家的墓前认罪，重读他老人家留下的经典解释:

法繁则刑省。 民治则乱，乱而治之又乱。 故治之于其治则治，治之于其乱则乱。 民之情也治，其事也乱故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此谓治之于其治也；

法家的驾驭术是多方面的，这只是其中之一点，供有识者三思。法家对社会的认识和对人的认识以及对人的管理，在许多方面，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和西方的某些管理思想相吻合的。因此，有些学者主认为，如果中国不是以儒家为其正统文化而是以法家为正统文化的话，那么中国有可能在13世纪就进入了工业革命的时期。

法家的的特点:主张用客观的、具体的、铁定的法律，通过铁面无私的奖惩制度，进一步强化司法的威严和检查的力量，确保每个人在各自的工作位置都必须达到最高和最大限度的工作效率，同时对没有达到甚至是消极怠工、腐败浪费等现象进行最严厉的惩罚。管理的核心：以奖惩赏罚的强制手段来求得公平这一社会理想，赏罚的公正来源于可观的可靠的资料。法家管理思想存在的问题：远古时代信息的不发达，难以获得可靠的资料；在高压作用下，没有任何的人情味。长期会对人的心理和身体都可能产生麻木不仁的结果。

法家的管理思想:因此，法家的管理思想在短期内能取得较好的管理效果，但长期实行，或实行得不彻底，反面的效果会逐渐暴露，而且可能是破坏性的。历史上最著名的商鞅变化可供研究。秦始皇统一中国时法家是有相当地位的，“用儒家的心肠，法家的手段”来进行管理被认为是管理的最优状态。

人性本善还是本恶其实是一直存在争议的，

孟子认为，人本来都是没有恶念贪欲*邪的想法，而是在后天受到污浊的世风所影响，使得人开有了恶念；

但是西方古典哲学认为，人类天生就有七情六欲，这是人的本能所致，后天人经过不断最求完善和剖析自身，将自己内心的恶念加以禁锢，才能向善。

我个人认为，人天生就具备贪婪的本能，人之所以变恶，是因为人类在生存过程中受到自然和人类的威胁，本能驱使他采取行动去捍卫自己的生存，但人类毕竟不同于动物，他能克制自己，会思考自己生存所需要的程度，不必去为了生存不择手段和穷极一生，人类是自然界唯一会思过的动物，这也是与生俱来的，所以说，东方古典哲学和西方古典哲学本质上是一致的，但是又是矛盾的，它们有共同点，但也存在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