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是中国书法的初期阶段，先秦书法可分为商、西周时期和春秋、战国时期。

　　商、西周时期书法　中国书法是在汉字发展到成熟阶段时产生的。商、西周的文字已具有用笔、结体和章法等书法艺术所必备的三个方面的要素，书法在这时已初步形成。商、西周时期的书法主要有甲骨文和金文。

　　甲骨文：商、西周的甲骨文刻在龟甲、兽骨上，其文字是记录当时占卜的内容，故又称卜辞，是十分成熟的文字。商代甲骨文是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由王懿荣发现的。至今出土已有15万片以上，其文字属于商代后期。1977年在陕西岐山县周原地区，又出土西周早期甲骨17000多片，除少数有文字外，大都无文字。商、西周甲骨文是用尖利的工具契刻的，也有用类似毛笔所写的墨书和朱书文字。龟甲兽骨都很坚硬，上面契刻的文字，笔画瘦硬方直，线条无论粗细，都显得遒劲和富有立体感。有粗不为重，细不为轻的感觉。也有的甲骨文笔画比较粗壮，出现弧形的线条。甲骨文契刻时的轻重疾徐，在线条上都能细微的反映出来，表现出契刻者运刀如笔的熟练技巧。不同时期的商、周甲骨文，在书法风格上有明显的差异，或雄伟俊迈，或纤细谨密，或草率粗放。这些风格上的差异，也是甲骨文断代的重要依据之一。那些书写契刻甲骨文的巫史（卜辞中的所谓贞人），无疑是当时的书法家，像著名的《大骨四版》、《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见彩图《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商））、《四方风名刻辞》、《宰丰骨匕刻辞》、《鹿头骨纪事刻辞》等甲骨，都是含有艺术素质的精美的书法作品。

　　《甲骨文》(商)

　　金文：商、西周的金文（旧称钟鼎文）也是十分重要的文字资料，在书法上有着与甲骨文不同的艺术特色。根据《左传》、《墨子》等书记载，中国在夏代已经开始了青铜的冶练和铸造，在商、周两代发展和形成了光辉灿烂的青铜文化。在青铜器上铸铭文，始于商，盛行于西周。这些青铜器上的铭文，现在称之为金文。金文一般是铸，少数是刻。金文的铸作是先把文字书写在软坯上制成范模，然后用烧熔的铜液浇铸。在金文刻范和铸的过程中，对原来书写的笔画虽有所损益，但仍能更多地保留和显示书写时的笔意，字画丰腴，体势凝重，有极高的艺术性。

　　《大盂鼎》铭文(西周)

　　商代中期，青铜器上就出现铭文，铭文很简短，一般为二三个字，多为族徽。这些族徽文字，图画性很强，比甲骨文保留着更为原始的因素。到商代晚期才出现了几十个字的铭文，但十分罕见。如《戌嗣子鼎》、《宰甫卣》、《小臣缶方鼎》、《帝辛四祀缶》等。商代金文的字体与甲骨文相近。笔画首尾尖锐出锋，中画肥厚，收笔处时有波磔，直线条较多，圆转的线条较少，行款错落参差，气象雄奇瑰丽。

　　郭沫若认为：有意识地把文字作为艺术品，或者使文字本身艺术化或装饰化，是春秋时代末期开始的，这是文字向书法的发展，达到了有意识的阶段。春秋中晚期出现了错金工艺，并用于错嵌铭文，传世的《栾书缶》是目前见到的最早的错金铭文器物。战国时期错金工艺进一步发展，像《鄂君启节》(见彩图鄂君启节(战国))、《曾侯乙墓编钟》和一些兵器上，都有错金铭文，这些铭文圆润秀劲、端严华丽，在金文中别具一格。在战国中晚期，器物崇尚素面，错金铭文都铸刻在器物的明显位置（与商、西周铭文铸在器物腹内不同），起到了装饰作用。春秋战国时，铁的发明和铁器的应用，使青铜器上出现了刻的铭文。刻铭笔画匀称、劲健，兵器上的刻款字迹草率，也是这一时期金文书法的又一特色。春秋战国时期的金文失去了西周时期金文凝重端严、雄奇浑穆的风格，而变得清新秀丽。突出的特征是文字的形体多为纵式，行笔很长，笔法全用玉箸(粗细划一的线条)，圆润柔和，像《功吴王夫差鉴》、《秦公簋》、《齐陈曼□》等，已开秦代小篆的前型。

　　商代的文字多见于甲骨，西周文字多见于青铜器(吉金)，甲骨文、金文都是以附着之物来命名的。而春秋战国时期则不同，文字的记事材料更为丰富，字体也更为多样，已很难再用文字附着的器物来命名。战国初年的《墨子·非命下》一书说：“书之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写照。

　　刻石文字：中国古代刻石文字始于何时，尚待考证。虽然夏、商、周三代都有刻石传世，但都系后代伪造，如《岣嵝碑》、《坛山刻石》等。目前可信者唯有商代《小臣系簋》断耳铭文、《妇好墓石磬刻文》。著名的石鼓文的年代，仍有很多争议，现在一般倾向于是战国时物。此外在河北平山发现的战国刻石《河光刻石》有2行19字，是研究战国刻石书法的珍贵资料。石鼓文是秦国的石刻文字，内容主要是歌颂田原之美和游猎之盛的四言诗，分别刻在10个鼓形碣石上。石鼓文的字体被认为是属于籀书系统，是周代金文向秦代小篆过渡的形体。

　　墨迹：墨迹是研究书法艺术的重要实物。春秋、战国之际的盟书是目前发现最为丰富和完整的墨迹，如《沁阳玉简》即是盟书。1966年在山西侯马，1979年在河南温县又发现了大量的盟书。盟誓是春秋时盛行的一种政治活动，是诸侯或卿大夫通过盟誓仪式，来缔结具有一定制约作用的联盟。盟书是用朱色或墨色写在玉片和石片上的，玉石片多呈圭形。盟书上的字，笔画起笔见方，中肥末锐，笔锋显露，用笔粗细有致，率意自然。这些盟书上的字，与《魏正始三体石经》上的古文、宋代郭忠恕《□简》一书集录的字体十分相近。早在原始社会晚期仰韶文化的彩陶上，就见到了用类似毛笔描绘出的图案。在商代甲骨文中就有从“聿”的字，聿是手执笔的形象。商代甲骨、玉石和陶片上留下的笔写字迹，都表明中国很早就有了毛笔。然而迄今所见到的最早的毛笔实物是战国中期在河南信阳、湖南长沙的楚墓中出土的。长沙左公山楚墓出土的毛笔是用上好的兔箭毛制成。商、周时人们日常书写应该是用毛笔的。毛笔的弹性能够表现出线条轻重顿曳的变化，提供了汉字无比丰富的造型，是汉字书写转化为艺术的重要因素。

　　《侯马盟书》(春秋)

　　战国文字：战国时期，随着七国割据、各自为政，文字的地方色彩更为浓厚，自春秋晚期就已出现的文字异形的现象。一个字的写法，往往齐楚有异，秦燕不同，地域性差别十分明显。尤其是在竹帛、金石、货币、玺印、陶器等上面出现了形式多样，纷繁复杂的字体。王国维在《史籀篇疏证序》中说：“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指出秦与东方六国文字上的差异。这时东方六国民间通行的文字中却别有一种简略急就的字体，如竹简、帛书、货币、玺印等上的文字，因简化、讹变而造成的歧异现象空前增加。字形奇诡，写法草率，严谨厚重的书风已不多见了，但东方六国的文字并没有超越商、西周以来的文字体系，而是一脉相承。东方六国的文字被称作六国古文，因容易与商、西周文字混淆，一般称为战国文字。东方六国文字品式多样，风格不一，有很高的艺术性。

　　简册：据文献记载商代就已经有了简册。《尚书多士篇》说周公曾对殷人讲过：“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西周和春秋时期也应有竹木简上记事的方式，因竹木简易于腐朽，商、西周和春秋时期的简册目前尚未发现，而战国时期的竹简发现很多。据记载在汉、晋时期就有简牍的发现。1941年以后在湖北随县和江陵、湖南长沙、河南信阳等地的楚墓中出土了不少战国中晚期的竹简，内容为遣册、古书和卜筮记录。近年来在四川青川县郝家坪和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发现了战国时期的秦木牍和秦简，使得小篆产生前的秦人书写的隶书墨迹展现于世。青川木牍和云梦秦简上的隶书字形正方、长方、扁方不拘，笔画肥、瘦、刚、柔，极尽变化。点面有明显的起伏和波势，用笔有轻、重、疾、徐的区别，是考证隶书发展的极为珍贵的资料。除了这些秦木牍和秦简之外，在战国文字中那些草率急就的字体和秦《高奴禾石权》中也已蕴含着隶书的因素。可见早在秦始皇推行小篆之前已有初期的隶书在流行。篆书从线条转化为隶书的点画，不仅丰富了书法的用笔，而且这种新的体势和风格对以后的汉字和书法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帛书：战国时期还有一种记事书写材料是帛书，帛是白色的丝织品，汉代总称丝织品为帛或缯，或合称缯帛，所以帛书也名缯书。20世纪30年代在湖南长沙子弹库一座楚墓中曾有人盗掘出一件帛书，年代约为战国中晚期，是中国目前最早的帛书。帛书上绘有神怪图和写有900多字，是一种数术性质的书（见楚帛书图像）。春秋时期帛书就已经出现，《国语·越语》有“越王以册书帛”的话，可见帛书和简册在当时是并行使用的。

　　战国的竹简和帛书，都是手写。这些字的笔画具有弹性，起止处较尖锐，中间或偏前的部分略粗，充分表现了毛笔书写的特色。这与金文随形轻重和因接搭凝结的笔画形态不同，已由迟重变为流美，笔画和体式也较金文更为简略。竹简、帛书是研究战国楚文字和书法的重要资料。

　　先秦时代，文字从应用性走向艺术性。这时的书法与文字的变革紧密联系着，它从稚拙阶段渐趋完美，从而奠定了在中国书法史上的特殊地位。

应该作“经历”解释。

《南山经》主要记载了三大系列的山脉，即鹊山、柜山、天虞山，大大小小共40座山峰的位置、地理特点、主要出产，包括古史、草木、鸟兽、神话、宗教等。依南、西、北、东、中的方位次序编定。可见这里的“经”比较接近“经历“的意思，即使不是作者亲身经历，也由他人经历、传说而来。

而所谓“经书”，是作为思想、道德、行为等标准的书，亦称宗教中讲教义的书，或称某一方面事物的专著。细分为：道经、儒经与佛经。《南山经》显然不是这一类书。

山海经是中国先秦古籍。一般认为主要记述的是古代神话、地理、物产、巫术、宗教、古史、医药、民俗、民族等方面的内容。有些学者则认为《山海经》不单是神话，而且是远古地理，包括了一些海外的山川鸟兽。

《山海经》全书十八卷，其中“山经”五卷，“海经”八卷，“大荒经”四卷，“海内经”一卷，共约31000字。记载了100多邦国，550山，300水道以及邦国山水的地理、风土物产等讯息。其中《山海经》所载的大部分是历代巫师、方士和祠官的踏勘记录，经长期传写编纂，多少会有所夸饰，但仍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