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人类诞生以来，便一直受到瘟疫的威胁，而且一旦瘟疫爆发，将给人类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比如欧洲中世纪的“黑死病（ 鼠疫）”，总计夺走了超过2500万人的性命；再比如让璀璨的玛雅文明毁于一旦的“天花”。总之，各种各样的瘟疫名目有很多，且都让人类蒙受了巨大损失。

而中国，也是没能逃过瘟疫的魔爪，不过聪明勤劳的中国人，从没有屈服过这个“魔鬼”，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有人剖析过瘟疫发生的原因和对抗的方法，详细记载于《吕氏春秋·季春纪》、《黄帝内经》、《素问·本能病》等著作中，但当时的记载都比较简略，而在之后的时间里，又有无数的医生学者们不断为研究怎么治疗瘟疫而努力，这里主要盘点其中的六位名医，看看都有谁吧。

TOP、6 吴瑭

吴瑭是清末淮阴人士，天资聪颖的他，本来应该是考科举进官场的，但由于父亲和侄子的先后病逝，让吴瑭转而开始学医，经过数年的努力，他终于探索出一些规律和医治方法，并于1798年著成《温病条辨》一书，他的这部书，是祖国治疗温热病较有系统的一部温病学著作，对后世影响很大。

他还著有《吴鞠通医案》等著作，使温病学更加完整和系统化；后世在划分中医“四大经典”的时候，有一种划法，就是将吴氏的《温病条辨》与汉代的《黄帝内经》、《伤寒论》和《神农本草经》并列为中医必读的“四大经典”。他所推荐的治疗瘟疫后期症状的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现在仍然在临床使用，称为治疗瘟疫的三宝。

TOP、5 叶桂

叶桂字天士，所以又叫叶天士，他不仅是清代著名医学家，而且还是古代四大温病学家之一；他出生于医药世家，十二岁时随父亲学医，在父亲去世后，为了生计开始行医应诊，因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叶桂虚心好学，从十二岁到十八岁，他先后拜过师的名医就有十七人，其中包括周扬俊、王子接等著名医家，无怪后人称其“师门深广”。

叶桂医术高超，尤其以治疗瘟疫见长，这也难怪，因为当时乃至现在，瘟疫都是人类医学史上最难最危险的关卡，如果能从根本上解决瘟疫问题，将是造福全人类的大功德；他所著的《温热论》，为我国温病学说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和辨证的基础；而且还首先提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的论点，概括了温病的发展和传变的途径，成为认识外感温病的总纲。

TOP、4 李时珍

李时珍出生于明代的医药世家，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当时的名医；李时珍33岁时，因治好了富顺王朱厚焜儿子的病而医名大显，后被推荐到太医院工作，授“太医院判”职务；三年后，又被推荐上京任太医院判，但任职一年后，李时珍便辞职回乡。这段时间对李时珍的成长极为重要，因为他有资格翻阅珍藏宫中的大量医学典籍，极大的开拓了眼界。

但也因此，李时珍发现了古人记载的不少错误，于是毅然辞去了官职，致力于对药物的考察研究，着手开始编写《本草纲目》，以《证类本草》为蓝本，参考了800多部书籍，足迹遍及湖广、江西、直隶许多名山大川，弄清了许多疑难问题。而瘟疫这个医学界的大难题，自然也在李时珍着重研究的范畴之内，其中有很多治疗瘟疫的方法，就不一一列述了。

TOP、3 葛洪

葛洪是三国方士葛玄之侄孙，世称小仙翁，曾受封为关内侯，后隐居罗浮山炼丹。众所周知，古代的方士不是那么好当的，基本是天文地理医药化学物理等等都要精通才行，尤其是化学和医药，这两项最为关键，所以这个葛洪自然也是如此了，他不仅是东晋时期有名的医生，而且还是预防医学的介导者。

著有《肘后方》，书中最早记载一些传染病如天花、恙虫病症侯及诊治，书中认为“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其年岁中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并立“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一章，记载了辟瘟疫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辟温病散等治疗、预防温疫的方剂。其中“天行发斑疮”是全世界最早有关天花的记载。

TOP、2 华佗

华佗是东汉末年著名的医学家，与董奉、张仲景并称为“建安三神医”。少时曾在外游学，行医足迹遍及安徽、河南、山东、江苏等地，钻研医术而不求仕途。他医术全面，尤其擅长外科，精于手术。并精通内、妇、儿、针灸各科。被后人称为“外科圣手”、“外科鼻祖”。

虽然华佗在外科方面最为有名，但并不代表华佗其他的方面就很薄弱；东汉末年时，天灾人祸不断，所以瘟疫横行，这种情况下，华佗自然对瘟疫也是极有研究，华佗发现用青嫩茵陈蒿草治疗流行性“黄胆病”的疗法。现代研究从新鲜青蒿中分离出青蒿素，成为一个治疗疟疾的新药。

TOP、1 张仲景

张仲景是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被后人尊称为医圣；虽然张仲景与华佗是同一时期的人物，但两人着重研究的方向截然不同，如果说华佗是实战派，那张仲景就是理论派，他广泛收集医方，写出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伤寒杂病论》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

在方剂学方面，《伤寒杂病论》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创造了很多剂型，记载了大量有效的方剂。其所确立的六经辨证的治疗原则，受到历代医学家的推崇。这是中国第一部从理论到实践、确立辨证论治法则的医学专著，是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是后学者研习中医必备的经典著作，广泛受到医学生和临床大夫的重视。日本汉方医的经方派至今还用张仲景的原方治疗病毒性肝炎等传染病。

当然，并不是说中国历史上只有这六位名医有研究如何治疗瘟疫，其实中医历史源远流长，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炎帝、黄帝时期，因为炎帝又被称作“神农氏”；在这数千年间，中医传承一直未曾中断，每朝每代都有天资卓绝的医学天才出现，他们研究的终极课题都是如何从根本上防治瘟疫，而且取得了极大的成果，相信迟早有一天，人类能真正完全战胜瘟疫。

古装剧中出现的瘟疫通俗说来，就是现代的传染病。而瘟疫指的不是一种病，而是一类传染性强的病症。瘟疫的出现主要是由容易传染且感染性强的细菌、病毒和微生物引起的，非典、鼠疫、天花、流感也属于一种瘟疫。

至于瘟疫的症状，在古籍《丹溪心法·瘟疫五》中有记载，里面记录得了瘟疫的人的特点是发病很快，一旦发病死亡率特别高，而且容易出现一开始怕冷继而浑身发热，还会伴随头疼、舌头发白等症状出现。

在我国古代，瘟疫常出现于恶劣环境中，如战后尸横遍野之时微生物和病毒大量生长容易引发瘟疫。同时，在类似旱灾、洪水这样的天灾过后，也容易出现瘟疫。古时每每天灾过后，生态环境一定程度被破坏，这便意味着当时的生态平衡被打破，因而极易出现病菌、微生物等大量繁殖的情况，而古代环境卫生难以维护，一旦病菌入体，便容易引发瘟疫。

同时，瘟疫在我国古代的各个朝代皆有记载，如春秋时期的《吕氏春秋·季春纪》中就有说：“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书中指明，在我国春秋时期的时候，人们对瘟疫就不陌生，并且已经摸索除了瘟疫的一些规律，继而侧面表明我国古人在春秋时期就对瘟疫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

春秋时期的古人发现，一年四季无论寒暑都有出现瘟疫的可能，而时令之气不正时，即天气反常之时，就容易出现瘟疫。可见，瘟疫无论出现于何时都害人不浅，由古至今，人类都在与瘟疫斗智斗勇。

　　总的来说，瘟疫是由于一些强烈致病性微生物，如细菌、病毒引起的传染病。

　　一般是自然灾害后，环境卫生不好引起的。

　　温疫在我国史料中早有记载。如《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吕氏春秋•季春纪》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说明当时对温疫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认为温疫一年四季皆可发生，原因之一是由于时令之气的不正常，是由“非时之气”造成的。

　　现存最早的中医古籍《黄帝内经》也有记载。如《素问•刺法论》指出：“五疫之至，皆向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素问•本能病》篇：“厥阴不退位，即大风早举，时雨不降，湿令不化，民病温疫，疵废。风生，民病皆肢节痛、头目痛，伏热内烦，咽喉干引饮。”指出温疫具有传染性、流行性、临床表现相似、发病与气候有关等特点，并认为只要“正气存内”，就能“避其毒气”。

　　东汉时期的张仲景在其著作《伤寒杂病论》的序言中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公元196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文中的“伤寒”，除了指外感热病外，还包括了当时的烈性传染病，可见当时温疫流行之猖獗。

　　曹植《说疫气》记载“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描绘了当疫病流行的惨状，并明确指出：“疠气流行”，并非“鬼神所作”，而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所致。

　　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七哀诗》中也记载：“……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是当时凄凉情景的真实写照。据史料记载，从汉桓帝刘志，至汉献帝刘协的七十余年中，记载有疫病流行17次。疫情连年，民不聊生，即使是士大夫们也未能幸免。如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也一时俱逝。其惨状可见一斑。

　　晋朝葛洪《肘后备急方》对温疫也有论述，认为“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其年岁中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并立“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一章，记载了辟瘟疫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辟温病散等治疗、预防温疫的方剂。

　　隋朝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疫疠病诸候》认为疫疠病“其病与时气、温、热等病相类，皆有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风疾雨，雾露不散，则民多疾疫。病无长少，率皆相似，如有鬼厉之气，故云疫疠病。”并认为岭南地区的青草瘴、黄芒瘴等瘴气也属疫疠病范围。并进一步指出：“此病皆因岁时不和，温凉失节，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故须预服药及为法术以防之。”

　　唐朝孙思邈《千金要方•卷九•伤寒》立“辟温”一章，记载治疗温疫的方剂。

　　出于唐朝王冰以后的《素问》遗篇，认为温疫与五运六气变化异常有一定的关系，故有金疫、木疫、水疫、火疫、土疫“五疫”及“五疠”之称。说明古人已经意识到温疫的致病原因不同于一般的六*外邪，而是一种疫毒之气。

　　金代医家张从正《儒门事亲•卷一•立诸时气解利禁忌式三》：指出“又如正二三月，人气在上，瘟疫大作，必先头痛或骨节疼，与伤寒、时气、冒暑、风湿及中酒之人其状皆相类。慎勿便用巴豆大毒之药治之。……夫瘟疫在表不可下，况巴豆之丸乎。”对瘟疫的临床表现、治疗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元代医家朱丹溪《丹溪心法•卷一•温疫五》：“瘟疫众一般病者是，又谓天行时疫。治有三法：宜补，宜散，宜降。”总结了温疫的治疗方法。

　　明朝医家吴又可目睹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在前人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对温疫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探讨。其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论述温疫的专著，对温疫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认为“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指出温疫的致病因子是“异气”，又称“疫气”、“疠气”“戾气”等，是对温疫病因的创见。

　　吴氏认为戾气是物质性的，可采用药物制服。虽然戾气“无形可求，无象可见，况无声复无臭，何能得睹得闻”，但它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又进一步指出“物之可以制气者药物也。”

　　戾气是通过口鼻侵犯体内的。认为“邪从口鼻而入”，又感染戾气的方式，“有天受，有传染，所感虽殊，其病则一”。

　　而人体感受戾气之后，是否致病则决定于戾气的量、毒力与人体的抵抗力。指出“其感之深者，中而即发，感之浅者，而不胜正，未能顿发”；“其年气来之厉，不论强弱，正气稍衰者，触之即病”；“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

　　戾气引起的疫病，有大流行性与散发性的不同表现。而戾气致病又有地区性与时间性的不同情况。此外，由于戾气的种类不同，所引起的疾病也不同，侵犯的脏器部位也不一。认为“……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并且还指出人类的疫病和禽兽的瘟疫是由不同的戾气所引起的。

　　吴又可在《温疫论》中，还创制了不少独特的、行之有效的治疫方剂。《温疫论》是我国医学文献中论述急性传染病的一部划时代著作，至今仍可用来指导临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清朝余师愚，著有《疫疹一得》。其在吴又可《温疫论》的基础上，认为疫疹的病因是疠气，指出“一人得病，传染一家，轻者十生八九，重者十存一二，合境之内，大率如斯。”并根据暑热疫的病证特点，创立“清瘟败毒饮”一方，以重用石膏为主，为温疫病的辨证论治开拓了新的境地。

　　综上所述，中医药学在与温疫长期的斗争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与临床治疗方法。应该充分发挥中医药治疗急性传染病的作用。

　　瘟疫成人类头号杀手列入八国首脑议题

　　近期，八国集团***(G8)将在日本冲绳举行年度会议。鉴于包括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等在内的传染病已成为人类头号杀手，其所带来的经济损失更是难以数计，如何遏止全球瘟疫的蔓延将首次正式列入此次会议的议题。

　　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发言人格里高利-哈特尔表示，“此举标志着人类在与传染病的斗争中迈出了重要一步。如果不采取措施，这三种传染病很有可能彻底摧毁人类经济和社会结构。相反，如果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能共同为此做出贡献，事情将会有根本性的改变。”

　　据了解，目前全世界共有3500万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其中70%的人生活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该地区迄令为止已有1100万人死于艾滋病。

　　三分之一的艾滋病患者最后都死于肺结核，后者每年夺去200万人的生命，同时又有800万人感染，几乎全部集中在发展中国家。

　　疟疾只需借助蚊子叮咬就可以传染，在非洲，它每年要夺取100万人的生命。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在发展中国家，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疫这三种传染病使各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其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过去35年中，仅疟疫一种传染病就使国内生产总值损失了三分之一。

　　法国总统希拉克在一次重大艾滋病会议上曾表示，他将在八国集团***会议上敦促其他国家的***支持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医疗水平。

　　从以往的情况来看，八国集团所做的允诺往往最终不能兑现。例如，去年，八国集团曾宣布将为世界上最贫穷国家削减1000亿美元的债务，但迄令为止，还没有哪个国家采取具体行动。

　　有鉴于此，正在积极呼吁向贫穷国家提供廉价药品的世界慈善医疗卫生阵线(MSF)警告说，八国集团必须用实际行动来实现所许下的诺言。

　　MSF女发言人萨曼莎-波尔顿说，“八国集团应该提供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生产一些普通药品，如治疗艾滋病的抗逆转录酶病毒药品，以使这些国家摆脱对国外大医药公司的依赖。”

　　此外，鼓励、支持公共研究机构的研究工作也非常重要，研制新药品不应该象商品一样为某个跨国大公司所垄断。肺结核的治疗就是一个突出例子。目前仅有的一种疫苗还是在1923年发现的，此后，几乎没有人再去研究新的更为有效的药品。而这种名为TB的疫苗经过30多年的运用之后，不仅价钱昂贵，而且药力也在逐渐下降。

　　波尔顿说，“肺结核是穷人的疾病。如果感染了肺结核，你必需呆在医院里几个月，无法工作，而这对许多人来说是根本负担不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