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2年的大明王朝，在战乱频发瘟疫横行的背景下，举国陷入混乱恐慌的氛围。值此危难之际，江南一位叫吴有性（字又可）的郎中，凭着精湛的医术编著了一部《瘟疫论》，不仅拯救了无数黎民，还由此成为中国瘟疫学的鼻祖。2013年上映的**《大明劫》，由冯远征饰演的主角之一江湖游医吴又可，即是以他为人物原型。

一、医者仁心

崇祯十五年，江苏吴县的土郎中吴又可，面对十室九空的家园，感到前所未有的压抑。

如果不是这场史无前例的瘟疫，年过半百的他或许此时正背着药箱走街串巷。万历十年出身农家的他，成年后自学几本医书后做了江湖郎中以图养家糊口，在当时这是个很不体面的职业。

明朝末年的小冰河时期，却让他这个卑微的小人物，走向了时代的前列。

明末的小冰河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冷的时期，特殊的气候使得明朝天灾不断。崇祯皇帝自即位起，华北、西北、长江中下游地区连年大旱，随之而来的是铺天盖地的蝗虫灾。

一时间流民四起，人畜死亡引起的瘟疫也迅速扩散到其他地域，到了崇祯十四年的时候，江南地区已沦为人间地狱。

“斗粟千钱，人相食，死亡塞道。”，众多医生面对这样的惨状，翻遍了古籍也是束手无策，只能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用治疗伤寒的方子去医治，结果可想而知。

身处疫区一线的吴又可，经过调查发现，眼前的一切显然不是伤寒所能解释的，要想根治必须采用新的方法。

于是，他果断地站出来疾呼：“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检古书。”，号召同行们不要在古籍里找答案。

为了获取第一手资料，他做好防护到疫区询问疫情并记录。甚至为了找出病源，吴又可还在牛棚、猪圈、鸡舍等地蹲点留守，只为能找出科学的答案。

二、治疫良方

经过细致的观察和临床治疗，吴又可发现瘟疫是由“戾气”引起的。这种“戾气”和风、寒、暑、湿都不同，它不是虚幻的物质，而是从患者口鼻里传出后，再通过气体传入到其他人体内。

戾气能否导致瘟疫，取决于戾气的浓度以及人体的免疫力；不同的戾气侵入的部位不同，引发的疾病也不同；人类的瘟疫和禽兽的瘟疫，虽然都是由戾气引发的，但由于物种不同，治疗的方法也不相同。

这与现代医学里的病毒性呼吸道传染病的理论不谋而合，也是中医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

找出了病原后，吴又可经过多次临床试验，研发了一个抵御瘟疫的药方：达原饮。

达原饮以槟榔、厚朴、草果、知母、白芍、黄芩、甘草七味中草药为原料。知母滋阴，白芍养血、黄芩清热解毒、甘草补虚调和，槟榔消食、厚朴疏气、草果辛味浓烈，组合在一起能起到极佳的祛疫效果。

达原饮的研制，使得横行了一年多的瘟疫终于被遏制了。然而自此以后，吴又可并没有得到后世的认可，他的这个药方一直被沉寂了三百多年，直到2003年才得以重见天日。

2003的SARS病毒来袭，全世界的医学界都为此束手无策，著名的中医学家任继学教授，用吴又可“毒疫之邪侵伏膜原”的理论，复原了药方达原饮，取得了非常好的疗效。

三、医道永存

待疫情平息后，吴又可回到了家乡，将他这期间对瘟疫的控制方法写成了一本45页的小册子，而这就是世界上不朽的医学著作《瘟疫论》。

只可惜吴又可生不逢时，他所处的时代正值命悬一线的明末乱世，时代没有为他提供安稳的研究条件。

直到几十年后，西方人研制出了显微镜，再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医学界才发现吴又可的“戾气”说与西医里的“微生物学”如出一辙。

《瘟疫论》是中国第一部急性传染病的医学专著，这部书中吴又可将瘟疫的传染方式分为9类，这就是著名的“表里九传辩证论”，直到今天还在造福人类。

在没有借助仪器设备的条件下，吴又可得出这样的结论，领先了西方200多年。

就在《瘟疫论》完成后的第二年，清军入关，崇祯皇帝自缢煤山，明朝就此终结。能治愈瘟疫却治愈不了人心，家国破碎之际，心灰意冷的吴又可回到家乡行医，从此不问世事，只求造福乡里。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清军统帅多尔衮为巩固政权颁布了残酷的“剃发令”，推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政策，由此引发了江南地区的激烈反抗。心怀故国的吴又可，不肯剃发易服被清廷处死，终年70岁，妻子和儿子也投河自尽。

吴又可的绝学就此失传，然而他的家国情怀以及在医学领域的成就，就像《大明劫》里的那句台词：“王朝兴衰，唯有医道永存”。

我们先讲一个关于吴门医派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清朝康熙年间的一天，名医叶天士正在家中的院子散步，时值立秋，凉风习习，这时邻居匆忙赶来，说家中产妇难产，性命堪忧。叶天士随手从地上捡起一片梧桐叶，吩咐邻居和药一起煮了给产妇喝。让邻居喜出望外的是，产妇喝下后竟然顺利分娩了。叶天士因立秋叶落，开出的神奇药方，或许只是个传说，但因为这个故事的细节与中华医药，天人相应的观点相吻合，同时又发生在吴门医派代表人物身上，所以数百年来，人们对此深信不疑。

大家知道，中国历史悠久的中医药学，发展到金元时期，经历了一个学派并起百家争鸣的时代，而宋室南迁带来医学重镇的南移。南宋年间的《平江图》上，刻有一座东西面向的建筑，题旁写着“医院”两字，据专家考证，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以“医院”命名的医疗机构。

吴中地处东南卑湿之处，是瘟疫、温病的爆发地区，因为温病的病因、发病、传变过程和治疗原则不同于伤寒，故运用治伤寒的方法来治疗瘟疫、温病疗效不佳，于是苏州成了温病学派的发源地，清初叶天士《温热论》的问世，更确立了以苏州为中心的温病学派的学术地位，从而形成了“吴中多名医，吴医多著述，温病学说昌于吴医”的三大特点，这是吴医的精华所在，也是“吴中医学甲天下”的由来。

清朝康乾年间，是吴中名医辈出的高峰期，除了叶天士、薛雪，还有尤怡、缪遵义和御医徐灵胎等，据统计，自唐以来，吴地进京的御医不下数百十人，他们声名虽在朝廷，根基和贡献却永远留在了民间。

“满山芳草仙人药，一径清风处士坟”，是徐灵胎墓上的一副对联，这是他绝前自题的墓门联。丁酉年清明，我们一行四人特地驱车寻至徐墓（在苏州市吴江区松陵镇八坼社区），献花，祭拜。

司马迁说，江南卑湿，丈夫早夭。江南夏季温热潮湿，这样的自然条件使吴地温热病多发而流行，自汉代以来，张仲景《伤寒论》一直被奉为医家圭臬，但通过漫长的医学实践，人们发现南方流行的发热病，与北方常见的伤寒多有不同。元末明初，苏州名医王履率先提出了温病不得混称伤寒的观点。明末清初的吴有性则根据临床实践写出了我国最早研究瘟疫的专著《瘟疫论》。

如果说王履、吴有性是吴中温病学派的先驱者和奠基人，那么清代康乾年间的叶天士，就是这一学派的确认者了，叶天士或许称得上苏州历史上最著名的医生，苏州百姓称他为天医星下凡。叶家也是世医，他的祖父、父亲都精通医术，叶天士十四岁时立弃儒习医，到十八岁时，他已先后拜了17位老师，对内外妇幼诸科无不精研。《清史稿》记载叶天士神悟绝人，贯彻古今医术，切脉望色如见五脏。民间流传，他能断人生死，有起死回生之术。总结前人的经验，叶天士创造性地提出了卫气营血的辩证纲领，他将辨证论治温病的一些探索和积累，总结性地记录在了他的代表作《温热论》中，医学史家认为《温热论》宣告了温病学派的真正诞生，而这一学派的诞生也正标志着吴门医派的崛起。

据统计，明清两代，苏州共有名医852人（外曾祖兰升公也在其中，曾祖似兰公虽秉承吴门医派，但世居嘉善，为浙江名医），植根于这方水土的自然和人文条件，他们形成了若干共同特色。而苏州名医有这样一些特色，实际上由几个方面组成，一方面是世医，就是所谓的代代相传，甚至可以传上几十代几百年；还有一种叫儒医，他可能首先是一个学者，一个文人，然后再去从事医学；还有一类叫御医，御医呢就是他非常有经验，经常会被皇帝召去看病的。

薛雪，苏州历史上的儒医代表，他与叶天士同时且声名相当。薛雪以儒士自居，擅长经史之学也精通诗词书画，但他两次拒绝了朝廷博学宏词科的征召。在苏州城南，薛雪建了座园子，取名扫叶山庄，与大才子袁枚等人流连其间，诗酒唱和。因为母亲多病，他转而学医。翻翻家里的医学藏书，薛雪的著作也有，看看落款，这本旧书由祖父外家（陈氏）的先祖所手抄，字迹俊秀，堪比现代书法名家。

苏州儒医的源头，其实可以上溯到宋代的范仲淹，范仲淹在苏州创办府学，同时也为家乡读书人留下了“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人生训诫。从此，儒士习医成为了一种风尚。一瓢先生，医之不朽者也。好友袁枚在书中这样称赞自号“一瓢”的薛雪，并记录下他神奇的治病过程。1755年春天袁枚的厨师王小余得了重病，已目闭气绝，前来诊病的薛雪说，我喜欢和疫鬼斗，或许能赢。于是他拿出一颗药丸，捣碎后用石菖蒲汁调和，嘱咐给病人服下，说等到鸡叫时会有起色。事实果真如此。按袁枚的记录，王小余再服二剂而病起，这样的起死回生之术，叫人目眩神迷。薛雪一生勤于著述，他编写的《医经原旨》，发煌古义，融会新知。《湿热论》则被视作叶天士《温热论》的姐妹篇，是温病学派医家的必读书。

说到吴门医派，就不能不说吴门药业，苏州名医荟萃，药业自然也就兴盛发达，历久不衰。苏州古城西部，太湖岸边连绵起伏的丘陵地带，自古盛产药材。在这里，古老而传统的制药方式，仍然被人们一代代沿用，它们带着浓重的时光印记。

中药讲究的是道地药材。有一种药叫吴茱萸。《本草纲目》记载，茱萸南北都有，入药以吴地者为好。所以有吴之名，这是对吴地茱萸的盛赞。这个吴茱萸，在七八月份就开花了，到十月份结果采集。它在春秋期间开始用，有祛湿、去吐、去痛、驱寒等功能。王维的名作《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这里的“茱萸”是指“山茱萸”（山东产的茱萸）。苏州产的茱萸较之更名贵。

据调查，吴地药材有近一千种，其中以苏州出产为佳的，除了吴茱萸，还有苏薄荷、绿梅花、佩兰、珍珠，乃至蜈蚣等，在中医眼中，天地间的一草一木、一虫一甲，都可入药，中医将它们配伍修和，就像排兵布阵，然后一剂投下，又似神兵天降，驱邪逐魔。从宋代开始，苏州城里出现了官营药局和私营药铺争胜的局面。

参考史书记载，苏州的学士街，那时叫药市街，是集中买卖药材的地方，马医科巷名的得来，是因为这里曾住过一个姓马的名医，官办的济民药局也开设在这里。

从宋代飘来的草药香味，到元代时变得越发浓郁，而引人关注。马可波罗在写到他的苏州见闻时，用了近一半的篇幅，描述苏州的医药，他说，苏州城外附近的山上，大黄长得茁壮喜人，苏州城里有许多医术高明的医生……

到了明清时期，中药铺遍及大街小巷。苏州现存的名药店代表——雷允上、宁远堂、沐泰山、童葆春等，都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雷允上诵芬堂由清朝乾隆年间的吴中名医雷大升创立，它与北京同仁堂杭州胡庆馀堂齐名，并称国内三大国药店。雷允上的六神丸是国宝级中成药代表作，被誉为中药抗生素。它的工艺非常复杂，处方非常独到，一千粒重是一钱，因为每顿服用十粒，一粒是0003125克，所以十粒才003125克，所以它是现在所有中成药当中服用剂量最小的。

家传的（年代很久远了，估计已有二百余年，抄写之人可能是曾祖似兰公的师祖陆又亭？）的手抄医书上发现有一个红印章，仔细辨认，有四个篆字:诵芬弟子。会不会就是传说中的雷允上诵芬堂？有点小激动，不，还有点震惊呢！

再接着说雷允上的六神丸，它创制于1864年，十多年后，美国监理会会督、博习医院创始人蓝华德和柏乐文创办了苏州博习医院，因为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设备和技术，伯乐文甚至被苏州人称为神仙，面对冲击，吴门医派开始寻求突围，于是出现了中西汇通派。

鄙人的外曾祖兰升公就属于中西汇通派，在宣统年间，他率先加入中西医研究会，考究西医学，立志于中西医汇通。兰升公察诊时，以传统的中医辨证施治为主，灵活运用和借鉴一些现代医学的理论及诊疗手段，予以相互渗透、相互吸收、相互促进，其诊治效果往往加倍，因此在兰玉堂医馆门前车水马龙，四方求疗者踵至，兰生公宅心仁厚，信谊接物，不以贫富而异其用，为缙绅大夫所推许，人皆敬重之。时年，兰生公德高望重，被推选为吴江县中医公会第五分事务所总监。

这个汇通派的出现，实际上的表明就是吴门医派那种开放的态度，那是一种兼容并蓄、开放的态度，它对整个吴门医派或者对中医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因为西药的参与以后，抗菌素（药）的产生，好像在发热病、传染病这些地方，中医的优势显不出来了，但是到了现在，近年，包括2003年的非典，西医西药的治疗是很有限的，因为中医有别于西医寻找病原、直接对抗的方式，中医的特点在于着眼于人，辨证论治，在面对未知传染性疾病时，显示出更多的灵活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此次暴发的非典型肺炎具强烈传染性，从中医学上看，属温病范畴。由于传染病大多具有温热性质，中医学又称之为温疫。我国对传染病的认识始于先秦，成长于金元，形成于明清，发展于现代，并创有一套独特的理论体系和较完整的辨证论治方法，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重要贡献。

面对SARS这场灾难，政府后来组织了全国的老中医协作攻关，就是发挥了温病学说的优势，后来把非典很快地控制了。

中医介入，中西医联手，相信能为人类最终战胜今后的未知疾病做出应有贡献。

时光荏苒，百年已逝，回望历史，中医药走过了一条坎坷的发展之路。可喜的是，如今在苏州，吴门医派仍然深受人们欢迎，特别是冬至开始，苏州市民有冬令进补的传统习惯。越来越多的病例证明，生命科学的发展，有赖于东西方医药科学的融合。

2017年新春，苏州电视台开播了苏州人翘首以盼的《苏州史记》，好评如潮。其中的一集《天下吴医》，笔者更是饶有兴趣地观看几遍，感慨而欣然记下剧中相关文字，并穿插本人家族珍藏至今的医学手抄、札记等若干，还给予它们一些解释说明，于是组成了这篇文章——《吴中医学甲天下》，愿各位有缘者飨读，指出不足之处，再好增补内容，使该文更加图文并茂，不胜感激！

1、李时珍的《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本草著作，52卷。明代李时珍（东璧）撰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至万历六年（1578年），稿凡三易。此书采用“目随纲举”编写体例，故以“纲目”名书。以《证类本草》为蓝本加以变革。

序例（卷1、2)相当于总论，述本草要籍与药性理论。卷1“历代诸家本草”，介绍明以前主要本草41种。

2、宋应星的《天工开物》

《天工开物》由明代著名科学家宋应星初刊于1637年（明崇祯十年丁丑），共三卷十八篇，全书收录了农业、手工业，诸如机械、砖瓦、陶瓷、硫磺、烛、纸、兵器、火药、纺织、染色、制盐、采煤、榨油等生产技术。

《天工开物》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是中国古代一部综合性的科学技术著作，有人也称它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作者是明朝科学家宋应星。外国学者称它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3、徐光启的《农政全书》

《农政全书》成书于明朝万历年间，基本上囊括了中国明代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其中又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即徐光启的治国治民的“农政”思想。贯彻这一思想正是《农政全书》不同于其他大型农书的特色之所在。

4、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

《徐霞客游记》主要按日记述作者1613年至1639年间旅行观察所得，对地理、水文、地质、植物等现象，均做了详细记录。

《徐霞客游记》是系统考察中国地貌地质的开山之作，同时也描绘了中国大好河山的风景资源，此外优美的文字也使之成为文学佳作，在地理学和文学上都有着重要的价值。

5、吴有性的《瘟疫论》

《温疫论》是中医温病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著作，是中医理论原创思维与临证实用新法的杰出体现。分上下两卷，明代吴又可撰于崇祯十五年壬午（1642年）。吴又可在《温疫论》中创立了“戾气”病因学说，强调温疫与伤寒完全不同，

明确指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创立了表里九传辨证论治思维模式，创制了达原饮等治疗温疫的有效方剂。对后世温病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疫病的横行，给我国古代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千百年来，中国人民与疫病等自然灾害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可以说，疫病肆虐残害人民生命健康的历史，同时也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与疾病作不屈不挠斗争的历史。

　　1． 医家和医疗机构

　　历史上众多杰出的医学家的临床实践和理论总结，对防疫抗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早在西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开始了探索导致疫病流行的原因，他们注意到了自然环境和疫病之间的关系。西汉名医张仲景总结出了一套认识疾病的理论，并且根据病情的变化来制定不同的治疗方法，开创了祖国医药对疫病的辩证实施方法。经过历代医家对传染病病原和传播途径的不断努力探索，到了清代，我国医学对传染病的认识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完善的辩证体系。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涌现出了研究疫病的名家，他们著书立说，把自己的理论相医学界、民间乃至整个社会进行推广和普及。如金元时，刘完素经过长期的摸索，提出了火热导致疫病发生的理论。明末吴又可受刘完素的影响，著有《瘟疫论》，认为温病不同于一般外感，病因是一种“戾气”，经口鼻传入人体，其传变特点为分传表里，与伤寒自表入里者有区别。清代叶天士、吴鞠通、杨栗山等在前人的基础上，对疫病的研究更加深入，其中以叶天士的贡献最为突出。他们提出了卫气营血的传变规律，结合八纲辩证、三焦辨证、脏腑辨证和主要症候，认识了传染病的的发展规律，从而进行辨证的治疗，使祖国医学对传染病的治疗进入了比较成熟的阶段。

　　除了专业医务人员外，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乃至平民百姓，都在同自然灾害的斗争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古代政府在不断与疫病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整套较为得力的防治疫病的措施。疫病由于具有流行性、群发性、连发性、危害大、频率高等特点，因此，防疫救灾工作的统一协调措施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才能得到切实有效的实施。

　　鉴于疫病对社会的巨大危害，我国古代的统治者十分重视加强医疗卫生管理，建立专门的医疗机构，并创办医科学校。我国历史上官立医科学校首创于南朝宋元嘉二十四年（公元443年），北方的北魏也有官立的医学校。隋唐时期，在中央设太医署，太医署既是医疗机构又是医学校管理机构。医学校共有医学、针学、按摩学、咒禁学四个专业，培养出了大批的具有医学知识的学生，这些学生进入社会，对普及医学知识防治疫病流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宋代的中央医疗机构更加完备，设立翰林医官院，掌“供奉医药及承诏视疗众疾之事”。并且设置太医局、惠民局、方剂局、药局等专门机构，主管政府的医学教育和药材经营，在疫病流行时，这些机构由政府调遣，到民间散发药品，治疗疾病。据《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等文献记载，每当开封府疫病爆发，“太医局熟药所即其家诊视，给散汤药”，“和剂局取拨合用汤药，……医人巡门表散。”南宋政府更加明确了药局的职责，认为“给散夏药”，预防流行病的发生是药局的责任。可以看出，隋唐时期，太医署等医疗机构主要是为皇室和政府服务的，而到了宋代，中央医疗人员已深入到了京城的寻常百姓家，开始为普通百姓治病。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政府在地方设立州医学，有医学博士和学生。据吐鲁番文书记载，在西北边陲地区的乡村里，都设有医学生。玄宗岱宗时期，唐政府又多次规定了人户数目和医学生数目的比例。宋代以后，地方州县医学校的设置更加普遍和规范。宋代在“京府及上中州职医助教各一名，京府节镇十人，余三十七人，万户县三人，每万户增一人，至五人止，余县二人。”各州县医学省负责保管政府颁发的医学书籍，如有人想借去传抄，医学生还必须负责帮助正确抄写。到了明清时期，又把惠民药局推广到全国各地，在边关军队的驻扎地和有人聚居的地方都派遣有医生、医士或医官，并建立起一套针对医官的考核制度。

　　出于救灾和稳定社会秩序的考虑，我国古代政府逐渐意识到推广医疗知识的重要性。从隋唐时期开始，政府大力提倡医疗治病，反对和打击巫术。唐玄宗时，下令各州都要抄写陶弘景的《神农本草经》和《百一集验方》，不久又颁布玄宗亲制的《广济方》。到了宋代，雕版印刷的普及，使宋朝政府可以从分利用这一科学技术的进步，大量刊行编辑医书，向各州县推广，宣传预防、医治疫病的知识。北宋初年，赵匡胤就下诏改编《唐本草》，增加了155种新药，取名《开宝本草》。太宗时校订了一大批前代的医书，并且编纂了《太平圣惠方》。仁宗时，中央设立了专门负责搜集、整理、考证、校勘医学书籍的校正医书局，推动了宋朝医学知识的普及。北宋末年，在徽宗的主持下，政府颁布了《圣济总录》和《和剂局方》，作为当时设立的官药局配药的依据。后经不断的修订和增补，南宋时改为《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颁行于各地。明清以后，随着医疗知识的不断推广，研究疫病的医学书籍明显增多，如：专门研究痘疹的《痘疹心法》、《痘疹金镜录》，研究瘟疫的《瘟疫论》，研究麻风病的《解围元薮》、《疠疡机要》，研究疟疾的《瘴疟指南》、《痎疟论疏》等等。传播医学知识已经不完全是政府行为，医疗治病的观念已经在民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2．政府和社会的预防、救助

　　除了专业医疗机构外，各级行政机构在疫病预防和治疗中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了预防疫病的滋生和蔓延，政府十分重视人员聚集的地方的卫生状况。秦汉时期，在城市中，政府规定垃圾处理的地点和方法；为了防止路面扬尘，汉灵帝时还制造出专门的洒水工具“翻车”和“渴乌”。《后汉书·张让传》载：“作翻车渴乌，施于桥面，用洒南北郊路，以省百姓清扫街道之费。”隋唐时期政府已经十分注意城市环境卫生，隋末长安城树木成荫，唐代更是多次下诏种植树木，并有专人负责。北宋时期，政府还注意到了人员聚集的监狱的卫生状况，从景德三年（1006）起，每年暑热难当时，便进行虑囚，以免牢狱疾疫流行。《宋会要辑稿》刑法五之六载：景德三年（1006）四月，京师暑热亢旱，真宗“御崇政殿临决之，杂犯死罪降流，流徒递降，杖笞释之。……日旰即罢，复令军头引见司覆奏所决刑名审视讫，乃命实行。自是每岁暑热，皆遣官遍排，亲临疏放，遂为定制。”另据《宋史》卷十八记载：绍圣四年（1097）夏四月丁亥，又规定“诸狱置气楼凉窗，设浆饮荐席，杻械五日一浣，系囚以时沐浴，遇寒给薪炭。”北宋的名臣文彦博在元丰三年九月“乞恤刑”的奏章中也提到：“臣切见近年以来中外刑狱颇有枝蔓淹延，大暑盛寒，缧系囹圄。其间岂无冤滞，感伤和气。朝廷每至盛夏，必行疏决，或水旱为灾原减轻系，此圣慈钦恤之至也。”各级地方官吏还积极配合政府宣传医药知识，破除巫谶迷信。据《东斋记事》记载：宋仁宗时，“广安军俗信巫，疾病不加医药。康定中，大疫，寿安县太君王氏加婢疫染相枕藉，他婢不敢近，且欲召巫以治之。王氏不许，亲为煮药致食膳。左右争劝之，则曰：‘平居用其力，至病则不省视，后当谁使者。’”《续资治通鉴长编》又载：宋初，李惟清为涪陵尉时，“民尚*祀，疾病不疗治，听命于巫。惟清始至，禽大巫笞之，民以为必及祸。他日，又加棰焉，民之不神。然后教以医药，稍变其风俗。” 另据《宋史》记载：周湛通判戎州时，戎州“俗不知医，病者以祈禳巫祝为事，湛取古方书刻石教之，禁为巫者，自是人始用医药。”

　　大疫发生时，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地方官吏配合医疗人员，免费发放医药，开仓赈济，已经成为隋唐以后政府管理部门的职责。唐文宗大和六年，自剑南到浙西，江南大部分地区都有疫情发生，文宗下诏：“其疫未定处，并委长吏差官巡抚，量给医药，询问救疗之术，各加赈济，事毕条疏奏来。”地方官员亲自下乡送药，并将具体实施情况必须向中央汇报。宋哲宗元佑八年（1093），中央下诏说：“访闻近日在京军民，难的医药，令开封府体访。如果的确是人多病患，可以设法以太医局选派医人，就班直军营坊巷，划分地区进行诊治。开封府官员要负责合药，并每日支取疫病人食钱，从御前寄收封桩钱内支取。等到患病人稀少后，其事才能结束。”明初，王恺为中书省都事，朱元璋任命他在衢州总管军民大事。由于元末的战乱，衢州地区饥疫不断，王恺开仓放粮，修惠济局，救治了无数病人。

　　在救治原发性疫病的同时，政府对伴生型疫病的防治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我国人民比较早地认识到了伴生性疫病的爆发原因和危害，水旱灾害过后，经常会爆发菌痢、霍乱、血吸虫病、呼吸道传染病等疫病；地震、蝗灾之后，由于生活条件的恶化，也经常会伴生疫病。灾害爆发后，流民增多，由于古代生产力条件以及交通条件的限制，赈济主要在城市中进行。为了生存，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造成了城市人口骤然增多。人口聚居，缺乏充足的、洁净的饮用水，垃圾和排泄物远远超出了城市卫生的承受能力，饥疫导致传染病的爆发。《元丰类稿》中记录了北宋时曾巩的话：“至于给授之际，有淹速，有均否，有真伪，又会集之扰，有辨察之烦，措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群而处之，气久蒸薄，必生疾疠。”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国古代政府不断探索，分散人口，掩埋尸体，努力防止灾害的发生。

　　以宋代为例，宋代时已经开始对受灾地区的百姓进行分片轮流发放食物，根据受灾的情况，以耆为基本单位，将受灾地区进行划分，并依照耆的大小，或五耆七耆，或十耆为一区，分别派官进行管理。

　　选遣的标准是“据耆分合用官员数，出逐县正官外，请于见任并前资寄居及文学助教、长史等官员内，须是拣择有行止、清廉干当、素不作过犯官员。”并且，要调查“所差官员的籍贯”，根据籍贯“将县分交互差委”。在派出官员的官牒上，填写“官员职位、姓名、所管耆分去处”等项目，以便监督。

　　区域责任分配完毕后，各区官员开始普查本区情况，调查范围不仅限于受灾人户，对未受灾户也要进行调查。一来，可以抄札到受灾人户的人数，所居住的位置，并给予证明该户是受灾民户的凭证——历子，作为日后领取赈救粮米的凭证；二来，可以对未受灾的不同等户的人家进行征敛，作为劝分的依据，规定出各等户人家缴纳赈灾粮食的数量。“仓廪所收，簿书有数。流民不绝，济赡难周。欲尽救灾，必须众力。”由于各地风土人情自然环境各异，灾害程度不同，征收的数量也不尽相同。

　　在各个区域内，主事官员对各耆进行分组发放。“逐官如管十耆，即每日支两耆，逐耆并支五日口食。候五日支遍十耆，即却从头支散。……如管五七耆者，即将耆分大者，每日支散一耆，其耆分小者，每日支散两耆，亦须每日一次支遍，逐次并支五日口食。”为了避免“亲故颜情，不肯尽公”的情况出现，支散粮食也须根据所遣官员的籍贯，交互差委支散。

　　对流民问题也采取分散安置的办法，尽量把灾民分散到城市附近的农村，既便于赈济，又可以防止疫病的爆发。此外，掩埋尸体，也能起到预防传染病的发生的作用。贞观四年（公元630年），突厥部落爆发疫病，“殒丧者多，暴骸中野，先后相属”。唐太宗立刻派出使者，在长城以南分道巡察，发现突厥人的尸体，就地掩埋，断绝尸体传染病菌的可能。到了宋代，掩埋尸体不仅是在灾害爆发时政府的重要措施，它已经成为地方官吏的一项日常工作，并在各地开辟了专门收埋无主尸体的公共坟场——漏泽园。

　　另外，古人也懂得了对传染病人进行隔离，以切断传染源的道理。唐代以前就出现了收治麻风病人的“病人坊”，据唐朝和尚道宣的《续高僧传》记载：病人坊内收养麻风病人，男女别坊，分开管理。唐代改名为悲田养病坊，兼收治其他病人，成为一个社会慈善机构式的收容所。到了宋代，更名为安济坊，北宋末年，政府开始对这些病坊进行管理，由国家拨发安济坊每年所需的钱米医药。这些措施一支延续到明清时期，在地方救疫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明代后期，人工免疫法开始出现，对天花已经广泛采用了种痘法。清代，政府对外国传染病的传入有所警惕，对海港内进入的外来船舶实行检疫制度。

　　应该看到，由于生产力和医学科学水平的低下，先民们虽然不能完全认识到疫病流行的根本原因和确切的治疗方法，不能更有效地抑制疫病的传染和流行。但是，他们在长期的抗灾救疫中积累了丰富的对付传染病的科学知识。现在，尽管人类抵御疫病的能力有了空前的发展，但毕竟没有能够彻底消灭传染病。在新的传染病种类不断被发现的情况下，古人遗留下来的这些知识显得尤为弥足珍贵，为我们今天的疫病防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瘟疫在中国史料中早有记载。如《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吕氏春秋·季春纪》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说明当时对瘟疫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认为瘟疫一年四季皆可发生，原因之一是由于时令之气的不正常，是由“非时之气”造成的。

现存最早的中医古籍《黄帝内经》也有记载。如《素问·刺法论》指出：“五疫之至，皆向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素问·本能病》篇：“厥阴不退位，即大风早举，时雨不降，湿令不化，民病温疫，疵废。风生，民病皆肢节痛、头目痛，伏热内烦，咽喉干引饮。”指出温疫具有传染性、流行性、临床表现相似、发病与气候有关等特点，并认为只要“正气存内”，就能“避其毒气”。 曹植《说疫气》记载“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描绘了当疫病流行的惨状，并明确指出：“疠气流行”，并非“鬼神所作”，而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所致。

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七哀诗》中也记载：“……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是当时凄凉情景的真实写照。据史料记载，从汉桓帝刘志，至汉献帝刘协的七十余年中，记载有疫病流行17次。疫情连年，民不聊生，即使是士大夫们也未能幸免。如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也一时俱逝。其惨状可见一斑。 唐朝孙思邈《千金要方·卷九·伤寒》立“辟温”一章，记载治疗温疫的方剂。

出于唐朝王冰以后的《素问》遗篇，认为温疫与五运六气变化异常有一定的关系，故有金疫、木疫、水疫、火疫、土疫“五疫”及“五疠”之称。说明古人已经意识到温疫的致病原因不同于一般的六*外邪，而是一种疫毒之气。 明朝医家吴又可目睹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在前人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对温疫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探讨。其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论述温疫的专著，对温疫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认为“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指出温疫的致病因子是“异气”，又称“疫气”、“疠气”“戾气”等，是对温疫病因的创见。

吴氏认为戾气是物质性的，可采用药物制服。虽然戾气“无形可求，无象可见，况无声复无臭，何能得睹得闻”，但它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又进一步指出“物之可以制气者药物也。”

戾气是通过口鼻侵犯体内的。认为“邪从口鼻而入”，又感染戾气的方式，“有天受，有传染，所感虽殊，其病则一”。

而人体感受戾气之后，是否致病则决定于戾气的量、毒力与人体的抵抗力。指出“其感之深者，中而即发，感之浅者，而不胜正，未能顿发”；“其年气来之厉，不论强弱，正气稍衰者，触之即病”；“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

戾气引起的疫病，有大流行性与散发性的不同表现。而戾气致病又有地区性与时间性的不同情况。此外，由于戾气的种类不同，所引起的疾病也不同，侵犯的脏器部位也不一。认为“……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并且还指出人类的疫病和禽兽的瘟疫是由不同的戾气所引起的。

吴又可在《温疫论》中，还创制了不少独特的、行之有效的治疫方剂。《温疫论》是我国医学文献中论述急性传染病的一部划时代著作，至今仍可用来指导临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清朝余师愚，著有《疫疹一得》。其在吴又可《温疫论》的基础上，认为疫疹的病因是疠气，指出“一人得病，传染一家，轻者十生八九，重者十存一二，合境之内，大率如斯。”并根据暑热疫的病证特点，创立“清瘟败毒饮”一方，以重用石膏为主，为温疫病的辨证论治开拓了新的境地。

综上所述，中医药学在与温疫长期的斗争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与临床治疗方法。应该充分发挥中医药治疗急性传染病的作用。

实际上这个名墨的江湖游医名字并不是叫做吴有性，而是叫做吴又可，在明末的时候，由于连年的征战，再加上瘟疫横行，老百姓的日子可以说是苦不堪言，这时候吴又可站了出来，凭借着自己比较精湛的医术还编写了一本《瘟疫论》，可以说当时的吴又可应该是抗击瘟疫的第一人，而且也算是中国历史上抗击瘟疫的第一人。

在崇祯15年，百姓的日子已经是越来越难过了，而吴又可面对着时事九空的家园，心里也是感觉特别难受，再加上此次又爆发了比较严重的瘟疫，所以原先只是一个江湖游医的吴又可静下心来努力的在找解决瘟疫的方法。但是很多人认为这种瘟疫应该是属于风寒的一种，不过经过无有可的了解，他发现这次的瘟疫可以说是来势汹汹，根本就不是普通的风寒。

于是吴又可在第一时间站了出来，并且呼吁自己的同行不要再去到一些古籍上面寻找解决的方法了，吴又可后来为了能够找到瘟疫的传播方式自己经常在猪圈还有鸡舍当中蹲点，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找出科学的答案。经过他自己的不断努力，后来终于发现此次的瘟疫实际上是由“戾气”所致，在找到了病源传播方式以后，吴又可又经过了多次的验证，终于找到了能够治疗此次瘟疫的药方。

实际上在2003年的SASI病毒来袭之后，世界上很多的医学家都束手无策，而在这时中国的一些医学者就复制了当年的这个药方，其实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后来此次的瘟疫逐渐的平息了以后，吴又可又编写了这本《瘟疫论》，这本书籍是历史上第1本详细的介绍，有关于瘟疫的书籍，所以也算是一个宝典。

吴有性（？-1661），字又可，明吴县洞庭东山人，明末医学家，其先为东山吴巷人，粹于医。崇祯十四年（1641），南北各省瘟疫（又作温疫，书名亦同）流行。吴有性乃“静心穷理，格其所感之气，所入之门，所受之处，及其传变之体，平日所用历验方法”，治疗瘟疫，并将病理和治疗方法总结成“《温疫论》二卷《补遗》一卷”（据民国《吴县志》著录），创立了我国传染病学基础，是我国温病学奠基人。

据乾隆《吴县志》记载，吴县在崇祯十四年、十五年连续两年大灾之后又大疫，是“宋建炎金兵惨掠后，未有此奇荒”。该志卷26《祥异二》称：“十四年辛巳正月二十日至三月，多大风，扬沙昏蔽天日……五六月，亢旱无雨，蝗来，米价每石贵至三两有奇。秋初，蝗，复生蝻，禾稼食尽。复生五色大虫，啮菽，米益腾贵。自四月至冬，比户疫痢。知县牛若麟市药设局，延医诊视，疗者什三，死者什七。推官倪长圩与若麟日收露尸，给槥瘗土以万计。”又云：“十五年壬午春，米贵石至三两三钱，麦石二两三钱，民益艰食，流离窜徙，老稚抛弃道旁，城乡房舍半空倾倒，死尸枕藉……五月十四日，县西南境大雨雹。嗣后*潦不止，又大疫。若麟设局施药，得疗者半。”

关于当年大疫的严重性，我们可以从乾隆《吴江县志》卷37《别录》的一则记载得到佐证：“诸生王玉锡，字来宣，当崇祯十四年，邑中大疫，死者阖门相枕藉，无遗类，偶触其气必死。玉锡之师陈君山父子妻孥五人一夜死，亲邻不敢窥其门，玉锡独毅然直入，曰：‘师弟谓何忍坐视耶？’乃率数丐者至尸所，一一棺殓之，止有一襁褓子几死，略有微息，亲抱出乳药得生……”

除了吴江、吴县，昆山同样也是大灾之年，据《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33《人物十六艺术》记载：“李逸，字斐石，性好佛，尤工画佛，尝依《净土经》画《九品往生图》，庄严妙丽，穷极相好。崇祯辛巳，岁大饥，饿莩塞路，逸绘《饥民图》请于巨室，作粥赈之……”

面对史无前例的灾荒，吴有性出于医者本性，悲天悯人，协助官府设局诊视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因为瘟疫爆发实在面广量大——“比户疫痢”，病情又不同于其擅长的伤寒，因而还是出现了“疗者什三，死者什七”“死尸枕藉”的结局。但是吴有性在大疫面前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在不断的临床诊疗中摸索最有效的处方，于是就有了《瘟疫论》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