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王安石，世称王文公，自号临川先生，晚年封荆国公，世称临川先生又称王荆公，江西临川延寿乡(今东乡县黎圩镇上池村)人，中国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王安石变法对北宋后期社会经济产生很深的影响，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

王安石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推动改革，力图革除北宋存在的积弊，推行一系列措施富国强兵，是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在文学上具有突出成就，是唐宋时期八大家之一，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苏轼、苏洵、苏辙、欧阳修、王安石、曾巩。

王安石潜心研究经学，著书立说，被誉为“通儒” ，创“荆公新学”，促进宋代疑经变古学风的形成。在哲学上，他用“五行说”阐述宇宙生成，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其哲学命题“新故相除”，把中国古代辩证法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文学上，王安石具有突出成就。其散文简洁峻切，短小精悍，论点鲜明，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充分发挥了古文的实际功用，名列“唐宋八大家”。

其诗“学杜得其瘦硬”，擅长于说理与修辞，晚年诗风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丰神远韵的风格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世称“王荆公体”；其词写物咏怀吊古，意境空阔苍茫，形象淡远纯朴，营造出一个士大夫文人特有的情致世界。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存世。

王安石变法的根本目的，是要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增强对外防御，对内弹压的能力，以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治。

从新法次第实施，到新法为守旧派所废罢，其间将近十五年。在这十五年中，每项新法在推行后，虽然都不免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弊端，但是，基本上都能收到一些效果，“富国强兵”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

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增长。通过一系列理财新法的实行，国家增加了“青苗钱”、“免役宽剩钱”、“市易息钱”等新的财政收入项目，在发展生产、均平赋税的基础上，财政收入有了明显的增加，国库充裕，宋神宗年间国库积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财政支出。

新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地主的兼并势力，青苗法取代了上等户的高利贷，限制了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方田均税法限制了官僚和豪绅大地主的隐田漏税行为；市易法使大商人独占的商业利润中的一部分收归国家，打击了大商人对市场的操纵和垄断。

免役法的推行使农户所受的赋税剥削有所减轻，大力兴建农田水利工程，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社会经济发展，人民负担减轻，呈现了百年来不曾有过的繁荣景象。

-王安石

大家应该都学过许多关于王安石的诗歌吧，那么你们知道王安石是哪个朝代的诗人吗？下面是我搜集整理的王安石是哪个朝代的诗人，希望对你有帮助。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谥文，世人又称王荆公，汉族江右民系。北宋抚州临川县城盐埠岭（今抚州市临川区邓家巷）人，封荆国公，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诗人、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北宋丞相、新党领袖。宋仁宗嘉佑三年（1058年）上万言书，提出变法主张，要求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推行富国强兵的政策，抑制官僚地主的兼并。宋神宗熙宁二年（1070年）任宰相，实行变法，支持五取西河等州，改善对西夏作战的形势。保守派反对，新法遭阻碍，熙宁七年辞退。传世文集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其词虽不多，但亦擅长，且有名作《桂枝香》等。而王荆公最得世人哄传之诗句莫过于〈泊船瓜洲〉中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王安石的性格特点

王安石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他的拗脾气可是出了名的，从好的一面讲这是一个人的原则，不论外界因素怎么样都不改变立场，但是从另一个层面讲王安石不听人劝，一味的坚持错误的原则也不止悔改，从而酿成了大错。王安石是一个不听人劝的人，而且在他的世界中容不得反对的声音。变法推行后，许多反对者站出来弹劾新法，弹劾王安石，上书新法不利民。王安石知道后，就向神宗拿了一份反对者名单，按照这份名单王安石做了一个举措就是党同伐异，不同意变法的人都被流放出了京城，拥护新法的人在王安石的举荐下得到了重用（不论此人人品如何，能力如何，只要同意都能平步青云）。

当百姓上书抱怨新法时，王安石则信誓旦旦的告诉神宗：民言不足畏，意思就是老百姓的话可以不用听，他们讲的都是废话。变法变法就是以民为本，民的需求都可以不考虑了，王安石就是在自己认定的事情下，不允许别人对其做法的半点怀疑与反对。

王安石的历史评价

宋史评价

论曰：朱熹尝论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为，庶几复见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此天下之公言也。昔神宗欲命相，问韩琦曰：「安石何如？」对曰：「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神宗不听，遂相安石。呜呼！此虽宋氏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

北宋评价

元佑元年（1086年），王安石去世， 司马光曾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方今……不幸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朝廷宜加厚礼，以振浮薄之风。”。司马光对王安石的道德文章进行了肯定，而对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进行了全盘否定。北宋时期，其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朱熹多次批评王安石及其后学：“学术不正”，“坏了读书人”，但是朱熹对王安石个人是给予了相当肯定的

南宋至晚清

王安石本以「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锐行变法，但因性格、运气、旧党及富豪反对和用人不当，导致变法失败，其人亦被旧党标上「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所促成的党争更加速了北宋亡国。宋高宗为开脱父兄的历史罪责，以靖康元年以来士大夫们的议论，把“国事失图”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绍兴四年五月宋高宗诏命重修《神宗实录》以否定王安石变法为基调，这一定谳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王安石作为北宋亡国元凶的论调，经宋国史至元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封建时代官方定论。

南宋以后，王安石变法总体上是被否定的，但对王安石的`部分新法措施则有不同程度的肯定看法。在诸新法措施中，尤以科举改革、免役法、保甲法、保马法得到较多的肯定。

持肯定者在南宋有陆九渊，元朝有吴澄、虞集，明朝有陈汝錡、章衮，入清后有颜元、李绂、蔡上翔、杨希闵、龚自珍、陆心源等。王夫之认为王安石的“三不足”之说是“祸天下而得罪于名教”。如蔡上翔以为“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南渡以后，元佑诸贤之子孙，及苏程之门人故吏，发愤于党之祸，以攻蔡京为未足，乃以败乱之由，推原于荆公，皆妄说也。其实徽钦之祸，由于蔡京。蔡京之用，由于温公。而龟山之用，又由于蔡京，波澜相推，全与荆公无涉。”

他们给王安石以高度评价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他们大都是江西临川人，对王安石的褒扬，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尊重和敬仰“乡贤”优良传统的一种表现；其二，颜元、龚自珍肯定王安石及其变法，与他们和王安石有着相近的思想理路分不开。

南宋至晚清最具代表性的批判意见有三点：一是认为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最终导致北宋亡国。这个观点定于南宋初期的《神宗实录》，后经宋国史至元朝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元明清时期的官方定论，不仅为史家所认同，而且被社会普遍接受。二是对荆公新学进行了严厉抨击。荆公新学是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自宋理宗取缔王安石配享孔庙后，荆公新学所遭受的抨击之严厉，要远甚于对新法措施的否定。南宋理学家对荆公新学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斥荆公新学为异端邪说“于学不正”、“杂糅佛道”或“学本出于形名度数”，二是把新学作为变乱祖宗法度而致北宋亡国的理论依据，予以无情打击。由于理学在元明清被定为一尊的统治思想，“是当时思想的主流”，荆公新学作为异端邪说遂成不易之论。三是把王安石的诸项新法称为聚敛之术“聚敛害民”。把王安石的理财思想视作兴利之道“剥民兴利”，是北宋熙宁、元佑时反变法派批评新法的主要观点，自南宋至晚清仍是绝大多数史家和思想家评议王安石新法的基本观点之一。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汉族，宋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出生于临川军之新淦县（今江西新干县），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

宋朝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进士及第。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政绩显著。熙宁二年（1069年），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变法。

因守旧派反对，熙宁七年（1074年）罢相。一年后，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罢相，退居江宁。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新法皆废，郁然病逝于钟山，追赠太傅。绍圣元年（1094年），获谥“文”，故世称王文公。

王安石潜心研究经学，著书立说，创“荆公新学”，促进宋代疑经变古学风的形成。在哲学上，他用“五行说”阐述宇宙生成，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其哲学命题“新故相除”，把中国古代辩证法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文学上，王安石具有突出成就。其散文简洁峻切，短小精悍，论点鲜明，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充分发挥了古文的实际功用，名列“唐宋八大家”；其诗“学杜得其瘦硬”，擅长于说理与修辞，晚年诗风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丰神远韵的风格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世称“王荆公体”。

王安石的词写物咏怀吊古，意境空阔苍茫，形象淡远纯朴，营造出一个士大夫文人特有的情致世界。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存世。

扩展资料：

王安石认识到，变法既是国家与垄断阶层之间的利益之争，又是代表改革创新精神的新思想与陈腐、落后、保守的旧思想之间的观念之争，他意识到变革会面临巨大的阻力，特别是在思想观念上的交锋会十分激烈，因此他一开始就做好了“以择术为始”的思想理论准备。

面对重重压力，王安石一靠谋略，二靠勇气，表现出巨大的自信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并鼓励神宗以经术向流俗开战，不要打退堂鼓，要急流勇进。

王安石从公元1059年进献《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表达改革方案，到公元1069年开始拉开变法革新的序幕，长达10年之久。在宋英宗期间，皇帝体弱多病，又与太后关系不睦，胸有成竹的王安石屡召不出，他乐天知命，不慕富贵。他深知，时机未到，妄求进取难有作为。

公元1067年4月，20岁的宋神宗赵顼登基，他自幼仰慕王安石的人品才学，是一位心思变革的有为之君。因而神宗即位不久，便召王安石入京。王安石认为改革变法的时机成熟，就此拉开变法革新的序幕。

—王安石

人民网—李锡炎：王安石改革智慧的当代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