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书目分类体系。即分经、史、子、集四大部类，经部主要收录儒家经典及其传、释和文字学方面的著作，史部主要收录历史以及地理、时令、政书、目录等方面的著作，子部主要收录哲学、军事、天文、算法、医学、农业、艺术、工商等方面的著作，集部主要收录总集、别集及其他文学方面的著作。中国古代藏书多以四部法排列,每部为一库,故四部分类体系又称“四库法”。

西晋初，秘书监荀勖与中书令张华整理典籍，编成《中经新簿》，分甲、乙、丙、丁四部，创立四部书目分类体系。甲部记六艺及小学，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丙部有史记、皇览簿、杂事，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荀勖所创四部法适应了《七 略》后三百年间的学术变迁、各类图书数量的增减和图书庋藏的方便。东晋李充《晋元帝四部书目》依荀勖的四部书目分类体系，并改史书为乙部，诸子为丙部，从而正式确立了四部排列顺序。此后各代宫廷藏书目录均以此类分图书，被史学家称为“秘阁之永制”。至唐初贞观年间，魏徵等编撰《隋书·经籍志》，始将甲、乙、丙、丁四部名称换成经、史、子、集。《隋书·经籍志》吸收王俭、阮孝绪七分法的优点，使四部分类法成为更为完善、更加切合实际的书目分类体系。唐代以后，各家目录对四部分类体系略作增益调整，大体趋向更为细密合理。清代乾隆年间纪昀等所撰《四库全书总目》的书目分类体系，是四部书目分类体系的总结。纪昀等分析了历代书目分类体系的特点和流变，择善而从。《四库全书总目》将1万余部17万余卷图书分为 4部44类(见《四库全书总目》)。

四部书目分类体系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中国封建社会书目分类的主要方法。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文化的发展，图书类型和数量的变化，四部书目分类体系已不再适应于类分现代图书的需要，鸦片战争以后逐步被新的书目分类体系所取代。但它对今天人们整理和利用中国古籍仍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1 各个时期文言文的特点及分类

古籍的绝大部分是用文言写的。文言的两个特点──“历久不变”和“脱离口语”，既为我们阅读古籍提供了方便，同时也带来了困难。

“历久不变”是指文言的词汇系统和语法系统。文言是在汉代以前口语的基础上形成的。如《论语·学而》“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也”，一句话就有九个虚词，可见当时是把口语中的每个虚词都记下来的。这种口语在魏晋南北朝就不说了，但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一直到“五四”运动前的读书人，写文章都以先秦两汉的作品当作典范而刻意模仿。这样，汉代以前的语言就成了一种贯穿中国几千年历史的书面语了，这种书面语就是文言。当然，因为模仿，各个时代的作者写出的文言文不免夹杂后代的词语和后代的语法，不可能跟汉代以前的语言完全一样，这就使文言在不变之中有某些细微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没有改变文言的基本面貌。所以，无论先秦两汉，还是宋元明清的文言作品，它们的基本词汇、语法都大致相同。这在客观上给我们方便：只要学会了文言，我们就能不受时代的限制，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自由地吸取需要的营养。如果古籍不是用文言写的，而是用历史上不同时期的白话写的，让我们去继承这份遗产，那不知道要难多少倍，这从读唐代变文、宋元话本、元明杂剧中就能体会到。

“脱离口语”的特点使得文言古奥难懂。从魏晋南北朝起直到今天，要学会文言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会”的标准不同，学的难易程度也不同。封建社会的读书人会文言的标准是能读能写，现代人会文言的标准只要能读就行了，相对而言，现代人的“会”，难度小多了。况且，许多古籍经过历代学者的整理，阅读的难度减少了。尽管这样，现代人要学会文言读古籍仍然有困难。语言发展了，时代相隔太远，我们对文言的词汇意义、语法特点感到陌生；古籍中记载的历史文化、典章制度，我们或者不熟悉，或者从来没有接触。这些都是学习文言的困难。然而，要读古籍就必须学会文言。文言是躺在文化遗产宝库门前的一只拦路虎，下决心降伏这只老虎，宝库的大门便向我人敞开，收获将是巨大的；在这只老虎面前犹豫、畏惧，不敢去碰，宝库的大门关闭着，我们的损失也将是巨大的。

2 古文有什么特点

古文有以下特点：

一、言文分离。语言学研究认为，书面语是在口语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二者相互影响又互相促进，关系非常密切。文言是在先秦口语的基础上形成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文言与后世的口语逐渐拉开了距离。从汉魏到明清，由于官方的推行和科举考试的需要，读书人刻意模仿“四书、五经”的语言写诗撰文，以古雅为尚。这样，作为书面语的文言就与人们口头实际用的语言距离越来越大了，造成了言文分离的现象。

二、历久不变。一直到“五四运动”以前，文言作为占统治地位的书面语言被人们代代相传、沿用下来，其语言成分基本未变。例如先秦时期的一些基本句式、常用虚词的用法等都在历代的文言中得到了保存，就连语言三要素中最活跃的词汇，在文言里也具有很强的稳定性：有些词的古义在口语中早已消失，可在文言文中却照旧使用。虽然后世人们在模仿中难免会掺入些许当时的口语，从而给文言带来某些细微的变化，但从总体看来，文言在词汇系统、语法系统方面还是基本保持了原先的面貌。

三、行文简练。我国古代的重要典籍大多是用文言写成的，其中许多不朽的作品历来以简约精练著称。可以说文言本身就包含着简练的因素：一是文言文中单音节词占优势，双音节词和多音节词比较少；二是文言文多省略，省去主语、宾语、谓语、介词的情况很常见。再加上历代名家多注重锤炼语言，讲求“微言大义”，所以就形成了文言文严密简洁的风格。

四、古奥难懂。由于年代的久远，与口语相脱离的文言越来越艰涩难懂了。佶屈聱牙的句子，生僻古奥的词语，还有许多陌生的名目典章制度……这一切，在初学者的眼中成了捉摸不透的“迷言”。所以，给古书作注，解决难懂的问题，历来是文人学者孜孜以求的工作之一。

3 文言文和现代文的特点与不同,是什么

原发布者：是艳汤夏厅瑞

文言文和现代文的区别汉语自古以来就有文言文和白话文之分。文言文”是相对于“白话文”而言。第一个“文”，是书面文章的意思。“言”，是写、表述、记载等的意思。“文言”，即书面语言，“文言”是相对于“口头语言”而言，“口头语言”也叫“白话”。最后一个“文”，是作品、文章等的意思，表示的是文种。“文言文”的意思就是指“用书面语言写成的文章”。而“白话文”的意思就是：“用常用的直白的口头语言写成的文章”。在我国古代，要表述同一件事，用口头语言及用书面语言来表述，是不同的，例如，想问某人是否吃饭了，用口头语言表述，是“吃饭了吗？”，而用书而语言进行表述，就是“饭否？”。“饭否”就是文言文。我国的古代，所有的文章都是用书面语言写成的。所以，现在我们一般将古文称为“文言文”文言文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古人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文言文。在国内，中学语文课程中，文言文的学习更是占了很大的分量。什么是文言文？文言文很精彩。这当然是无疑的。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文言文。由此可见中国的现代文明历史还是很短的，解构或者解读传统文化还是现代化的必要，因为传统智慧的继承建立于对文言的正确解读。2文言文是知识。这是对的，因为文言文已经不再是语言，它纯粹是文字。但文言文是知识，甲骨文也是知识，那为什么就不学甲骨文呢？对了，正是因为甲骨文是更原始的文字，所以文言文是进一步学习甲骨文等等传统高

4 古诗、词、文言文的特点

词的特点词是一种抒情诗体，是配合音乐可以歌唱的乐府诗。

它的严格的格律和在形式上的种种特点，都是由音乐的要求而规定的。词和诗在形式上的不同，主要有以下几点： （1）每首词都有一个调名。

如《菩萨蛮》、《水调歌头》、《沁园春》等，称为词调。词调表明这首词写作时所依据的曲调乐谱，并不就是题目。

各个词调都是“调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声”，并且各不相同。 （2）一首词大都分为数片，以分两片的为最多。

一片即是音乐已经唱完了一遍。每首词分成数片，就是由几段音乐合成完整的一曲。

（3）押韵的位置各个词调都有它一定的格式。诗基本上是偶句押韵的，词的韵位则是依据曲度，即音乐上停顿决定的。

每个词调的音乐节奏不同，韵位也就不同。 （4）句式长短不一。

诗也有长短句，但以五、七言为基本句式，近体诗还不允许有长短句。词则大量地使用长短句，这是为了更能切合乐调的曲度。

（5）字声配合严密。词的字声组织变化很多，有些词调还须分辨四声和阴阳。

作词要审音用字，以文字的声调来配合乐谱的声调，以求协律和好听。 词是按照乐谱填作的，所以，作词先要选择词调。

《词源》卷下附杨守斋（缵）《作词五要》，说作词之要有五：“第一要择腔。腔不韵则勿作，如《塞翁吟》之衰飒，《帝台春》之不顺，《隔浦莲》之寄煞，《斗百花》之无味是也。”

每个腔调都表现一定的声情。作词择调，主要就是选择声情与自己所要表达的情感相切合的腔调，使声词相从，取得声情与文情一致。

这样的词才可仿到声文并茂。——这是填词择调必须首先注意的。

否则望文生义，就会出现形式与内容乖离的毛病，甚至南辕北辙，闹出笑话。例如，《贺新郎》，是表达慷慨激昂的思想感情的。

与“燕尔新婚”风马牛不相及。如果一见“新郎”二字，就当作庆贺新婚的词调，加以滥用也就错了。

又如《寿楼春》，也不能因为其中有一个“寿”字，就认为是用以祝寿的词调，实际上恰恰相反，它的腔调是悲哀的。南宋词人史达祖，曾用以填制哀悼之词。

辨别词调声情的方法，约有下列几种： （1）根据前人记载分析：唐宋人书中凡言及词调声情，大致都可信。如宋毛开《樵隐笔录》说：“绍兴初，都下盛行周清真咏柳《兰陵王慢》，西楼南瓦皆歌之，谓之渭城三叠。

以周词凡三换头，至末段，声尤激越，惟教坊老笛师能倚之以节歌者。”这也可见《兰陵王慢》末段的声情。

可惜这类记载，在唐宋人故籍中比较少见。 （2）根据唐宋词作品辩别：这可依《历代诗馀》（清康熙时沈辰垣等所编的一部词的总集，将唐宋以来的词依调分编）诸书，于一调之下许多词中，分析总括它的内容情感，若有十之七、八相同的，即大约可以断定此调是某类声情。

如《满江红》、《贺新郎》就可用这种方法断为豪放激越一类。虽有例外，大致相差不远。

（3）根据凋中字句声韵体味：有些词情不易分析，或者有些作品感情错综复杂，可按照字句的声韵，进行揣度：大体上，用韵的位置疏密均匀的，声情必然较为和平宽舒；用韵过疏过密的，声情不是迟缓，便是急促；多用三、五、七言句法相间的，声情较舒畅；多用六字、六字句排偶的，声情则较稳重；字声平仄相间均匀的，情感必安祥；多作拗句的，情感必郁劲。 （4）根据作家流派和所处时代分辨：如豪放派词人，作词多飘逸豪放；婉约派则清婉绚丽。

—以豪放派代表，著称于词坛的辛弃疾，现存的总共226首作中，就有《水调歌头》三十五首、《满江红》三十二首，《贺新郎》二十二首、《念奴娇》十九首，这些适宜于表达慷慨悲壮、豪放雄浑 的词，即占到他全部词作的百分之五十二以上。时代的变迁和环境的变化，对词人的词风亦有较大的影响如，被称之为“婉约宗主”的李清照的词，南渡前后，便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情调：前期多写闺情相思，反映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爱情的追求，明快妍丽；后期则更多的描写国破家亡的离乱生活，感慨悲凉的情感等。

文言文的特点一、言文分离。语言学研究认为，书面语是在口语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二者相互影响又互相促进，关系非常密切。

文言是在先秦口语的基础上形成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文言与后世的口语逐渐拉开了距离。从汉魏到明清，由于官方的推行和科举考试的需要，读书人刻意模仿“四书、五经”的语言写诗撰文，以古雅为尚。

这样，作为书面语的文言就与人们口头实际用的语言距离越来越大了，造成了言文分离的现象。 二、历久不变。

一直到“五四运动”以前，文言作为占统治地位的书面语言被人们代代相传、沿用下来，其语言成分基本未变。例如先秦时期的一些基本句式、常用虚词的用法等都在历代的文言中得到了保存，就连语言三要素中最活跃的词汇，在文言里也具有很强的稳定性：有些词的古义在口语中早已消失，可在文言文中却照旧使用。

虽然后世人们在模仿中难免会掺入些许当时的口语，从而给文言带来某些细微的变化，但从总体看来，文言在词汇系统、语法系统方面还是基本保持了原先的面貌。 三、行文简练。

我国古代的重要典籍大多是用文言写成的，其中许多不朽的作品历来以简约精练著称。可以说文言本身就包含着简。

5 高中文言文几种句式的特点及判断方式

判断句：就是以名词、代词或名词性短语为谓语对主语进行判断的句式。

其常见的形式有以下几种： 1“……者，……也”“……，……也”“……，……者也”“……者，……”“……者，……者也”“……，……”“……，……者”等形式。如：“廉颇者，赵之良将也。”

2采用副词“乃”“即”“则”“皆”“是”“诚”“为”等表示判断。如：“此乃臣效命之秋也。”

3采用否定副词“非”表示否定。如：“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

被动句 有些语句的主语是动作的承受者，这种句式就是被动句。其常见类型有： 1“见”“……见……于”“于”表被动。

如：“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 2“为”“为……所”表被动。

如：“父母宗族，皆为戮没。” 倒装句 文言中的倒装句，是相对于现代汉语的句序而言的，基于此，我们将文言倒装句式分为宾语前置、定语后置、状语后置、主谓倒装等。

1宾语前置 所谓宾语前置，就是通常作宾语的成分，置于谓语动词的前面，以示强调。如：“洎不之信”中的“之”就是前置的宾语。

宾语前置通常分为四种情况。 （1）疑问句中，疑问代词作宾语，宾语前置。

如：“大王来何操？” （2）否定句中，代词作宾语，宾语前置。如：“古之人不余欺也。”

（3）借助“之”“是”将宾语提前。如：“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

“孜孜焉唯进修是急，未之多见也。” （4）介宾短语中宾语前置。

如：“不然，籍何以至此？” 2定语后置 通常定语应该放置于中心词的前面，但文言语句中却有很多句子将定语放在中心词之后。如：“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

其中的“利”“强”都是后置定语。文言中的定语后置有以下几种情况。

3状语后置 文言文中，介词结构作状语往往都会置于句后作补语。如：“贫者语于富者曰”“于富者”就是置于句后作补语的介词短语。

4主谓倒装 这种情况很少，往往是为了表示强烈的感叹。 5介宾短语后置 现代汉语中介宾短语多置于谓语之前作状语，但在文言文中，却常置于谓语之后作补语。

省略句 文言文中，普遍存在着省略成分的情况，对省略成分的把握，有助于完整理解句子的意思。文言文中的省略句通常有： 1省略主语。

（1）承前省。如：“永州之野产异蛇，（异蛇）黑质而白章。”

（2）承后省（也作蒙后省）。如：“沛公谓张良曰：‘（公）度我至军中，公乃入。

’” （3）自述省。如：“（予）爱是溪，（予）得其尤绝者家焉。”

（4）对话省。如：“（孟子）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王）曰：‘不若与人。

’” 2省略谓语。如：“一鼓作气，再（鼓）而衰，三（鼓）而竭。”

3省略宾语。如：“可烧而走（之）也。”

4省略介词宾语。如：“公阅毕，即解貂覆生，为（之）掩户。”

5省略介词“于”。如：“今以钟磬置（于）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焉。”

1锦帛

　　写在锦帛上的书

　　所谓帛书，就是将文字、图象写绘于丝织品上的一种书籍形式。在纸张未发明前，帛书是和竹简同时使用的一种书籍形式。在先秦的一些著作中，往往是竹简和帛书并提，说明帛在当时已是一种书写文字的主要材料

2竹简

　　战国至魏晋时代的书写材料。是削制成的狭长竹片（也有木片），竹片称简，木片称札或牍，统称为简，现在一般说竹简。均用毛笔墨书。 册的长度，如写诏书律令的长三尺（约675cm），抄写经书的长二尺四寸（约56cm），民间写书信的长一尺（约23cm）。在湖南长沙、湖北荆州、 山东临沂和西北地区如敦煌、居延、武威等地都有过重要发现，其中居延出土过编缀成册的东汉文书。

　　竹简多用竹片制成，每片写字一行，将一篇文章的所有竹片编联起来，称为「简牍」。这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书籍形式，用于书写文字的木片称 木牍，多用于书写短文。

3 龟甲或兽骨，距今已有3000余年。当时，为了便于保存，将内容相关的几片甲骨用绳串联起

4石刻文字 初期书籍形式之一。在石头上刻字是世界上许多民族都使用的记载方法

5木牍,也称木书、版书或版牍,是一种用一定规格的木板(少数用三棱形木柱)经刻写文字后制成的书籍形式。木牍的规格据记载有几种,但最常见的是1平方市尺、厚度为1 市寸,即“一尺一寸”,有“尺牍”之称。多用于书法、绘画

“古”是相对于“今”而来的，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皆可称之为古籍。 当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文字刻写在特定形式的材料上，借以记录知识、传播思想，图书才开始出现。在《中国古籍编撰史》中提出图书必须具备以下六个构件：

（1）知识信息； （2）著作方式；

（3）文字；

（4）物质载体；

（5）文字制作技术；

（6）装订形式。

以这六条标准来衡量诸多图书起源的几种说法：“陶器说”过分强调陶文的作用，但陶文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河图洛书”只是出自荒古的神话传说，不足为凭；甲骨、青铜、石刻均不能称之为图书。

著名书史学家钱存训指出：书籍的起源，当追溯到竹简木牍，编以书绳，聚简成篇，如同今日的书籍册页一般。

先解释“古籍”的“籍”。“籍”在这里就是书，“古籍”是古书的雅称。什么样的东西才算书，殷商时龟腹甲、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只是占卜后刻上去的卜辞，并未构成书。商周时青铜器上的铭文即所谓“金文”是王公贵族们对铸器缘起的记述，尽管有时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勋，文字很长，但其性质仍和后世纪功颂德的碑刻相近似，也不能算书。中国殷商时已开始在竹木简上写文字，《尚书》的《多士》篇里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的古文字就像两根带子缚了一排竹木简，“典”则像以手持册或将册放在几案上面。但这种典册在殷商时仍不是书，而只是诏令之类的文字，保存起来犹如后世之所谓档案。到西周、春秋时，档案留下来的就更多了。西周、春秋时人做了不少四言诗，草拟了贵族间各种礼仪的节目单或细则；还有周人用蓍草占卦的卦辞、爻辞；春秋时诸侯国按年月日写下来的大事记即“春秋”或“史记”。这些，都归祝、史们掌管。其中除大事记是后来史书的雏形外，其余所有的仍都没有编成书，只能算档案，或称之为文献。到春秋末战国初，学术文化从祝、史手里解放出来，孔子以及战国时的学者才把积累的档案文献编成《诗》、《书》、《礼》、《易》、《春秋》等教材，作哲理化的讲解。这些教材叫做“经”，讲解经的记录编写后叫做“传”或“说”，经、传、说以外的记载叫做“记”。同时，战国各个学派即后人所谓先秦诸子也有不少论著，并出现了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专著。这些经、传、说、记和先秦诸子论著、科技专著才是中国最早的书，最早的古籍。《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最早的书也就是这一批古籍。以后收入列朝公私书目属于经、史、子、集的各种著作，在今天也被公认为古籍。 学术观点：中国有6000年的文明史，图书作为重要的标志文明的牌记，与中国古老的文明社会并驾齐驱发展着。从壁石、钟鼎、竹简、尺牍、缣帛到纸张，无一不向社会传播文明，传递知识。但久经改朝换代、天灾人祸，能保留下的古书少之又少。所以，古书收藏爱好者认清古籍中孤本、善本、珍本的界定是非常有必要的。孤本的概念比较清晰。凡国内藏书只此一部的，未见各家收藏、著录的，一概称为国内孤本。珍本与善本的界定，历来为版本鉴定学者所争论。宋效先老师曾在1987年发表论文指出：“珍本是比较稀见或比较珍贵之本，善本是凡内容有用，流传稀少，校刻精良，具有文物、学术或艺术价值之本。”而在李致忠老师的观点中认为：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和词汇中，“善本”就是珍贵的、值钱的、罕见的传本，这实际上是以“珍本”概念替代了“善本”的含义。时代久远，传世孤罕的书籍，自然珍贵。甚至虽有明显的文字讹脱，反被视为珍贵版本，这在古今中外都有实例可举。本来“珍”并不等于“善”，罕见的东西并不一定真好，可是谁也不会把珍贵的东西视若粪土。这就在实际上把“珍”、“善”合流了。彭令先生认为，从广义的角度说，凡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的古籍精品，都应视为珍本；珍本与善本的核心价值都是文献价值，文物价值为基础，文物价值主要是在确定古籍的真赝、年代、版本的基础上得出的，艺术价值对于古籍来说是形式。文物价值、文献价值与艺术价值都高的古籍，无疑是善本；有时候，对于某种价值特别突出的古籍，也应视为善本。 中国古籍传统的分类法采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四部下再细分为四十四类：

经部，以儒家经典及其释作为主，例如《御笔诗经图》，也收录古乐、文字方面的书籍。

史部，主要收录各种体裁的史书，另纳入地理、政书及目录类图书。

子部的范围比较广，诸子百家、算术、天文、生物、医学、军事、艺术、宗教、占卜、堪舆、命算、笔记、小说、类书等，皆入子部。 集部，则录诗文集、文学评论及词曲方面的著作；个人著作称“别集”，集体创作称“总集”（例如：《六家文选》）。 中国印刷术的演变：

雕版印刷发端于唐代，宋代以后成为传统中国图书制作生产重要方式。较早的雕版，一次只能印出一种颜色，称为“单印”；若将规格完全一样的几块版面，分别在不同的部位着上不同的颜色，重复迭印，就可产生二色、三色、四色，甚至五色的效果，称为“套印”；以套印技巧印制的书，就称为“套印本”，是中国古代最具特色的彩色印刷术。活字印刷术是用铜铸或木造成一个个独立的字体，再拼成版面印刷（图4《御制数理精蕴》），乾隆皇帝将宫中以木活字印刷的书称为“聚珍版”。石板印刷是西洋技术，在清末传入中国，因有快速、价廉的优点，很快地通行起来。 古籍的结构是指一部具体古籍外在形式和内容的各个组成部分，在流传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特定的名称。

1．书衣：俗称书皮，也称封皮。（修复技术规范228）是为保护书而在书的前后加的封皮，一般选用较硬的纸作为书衣的材料，并在书衣上题写书名。

2．书签：用作题写书名的长方形纸条，一般贴在古籍封皮左上角。有时还有册次和题写人姓名。（修复技术规范229）

3．书叶：按文稿顺序排列的书写、印制的单张纸叶。（修复技术规范29）

4．封面：位于护叶之后、所有书叶之前。常镌刻书名、作者、刊刻时间及地点等项内容。（修复技术规范218）

5．护叶：也称副叶，用以保护书芯或连接书衣。（修复技术规范219）一般是一张空白纸。在书名叶或前或后。

6．书芯：指书衣以内或未上书皮以前已订在一起的书册。（修复技术规范220）

7．书脑：书芯订捻、缝线以右的部分。（修复技术规范224）即装订时，锥眼订线的地方。

8．书背：又称书脊，与书口相对，上下封皮相隔或连接的部分，相当于书籍的厚薄度。（修复技术规范225）即一书装订处的侧面，如同书的脊背，所以称书脊。

9．书头：书籍上端切口处。修复技术规范221）又称为书首。

10．书根：（修复技术规范222用的术语叫“书脚”，解释为：书籍下端切口处，亦称书根。）有些古籍在书根上有书名、卷数、册数，但书根上这些题名不一定准确，有些是刻板时印上，有些是藏书者自己为方便翻检、阅读或者保护而写上去的，多半是简名。 11．书角：天头和地脚右端。（修复技术规范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