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全书故事情节虽没有一个主干，可是有一个中心贯穿其间，那就是反对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毒害，讽刺因热衷功名富贵而造成的极端虚伪、恶劣的社会风习。这样的思想内容，在当时无疑是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加上它那准确、生动、洗练的白话语言，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塑造，优美细腻的景物描写，出色的讽刺手法，艺术上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当时，由于时代的局限，作者在书中虽然批判了黑暗的现实，却把理想寄托在“品学兼优”的士大夫身上，宣扬古礼古乐，看不到改变儒林和社会的真正出路，这是应该加以批判的。

《史记》是中国西汉时期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史学名著，列“二十四史”之首，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三千年左右的历史，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古代最著名的典籍之一，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

世说新语》是南北朝时期（公元420年～公元581年）的一部记述魏晋人物言谈轶事的笔记小说。《世说新语》是由刘宋宗室临川王刘义庆(403—444年)组织一批文人编写的，梁刘峻(字孝标)注。汉代刘向曾著《世说》，早已亡佚。该书原名《世说》，后人为与刘向书相别，又名《世说新书》，大约宋代以后才改称今名。全书原八卷，刘孝标注本分为十卷，今传本皆作三卷，分为德行、言语等三十六门，记述自汉末到刘宋时名士贵族的遗闻轶事，主要为有关人物评论、清谈玄言和机智应对的故事。《隋书·经籍志》将它列入小说。<<宋书·刘道规传>>称刘义庆“性简素”、“爱好文义”、“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该书所记个别事实虽然不尽确切，但反映了门阀世族的思想风貌，保存了社会、政治、思想、文学、语言等方面史料，价值很高。

《古文观止》所选之文上起先秦，下迄明末，大体反映了先秦至明末散文发展的大致轮廓和主要面貌。其中包括《左传》34篇 ，《国语》11篇， 《公羊传》3篇、 《礼记》6篇， 《战国策》14篇，韩愈文17篇；柳宗元文8篇，欧阳修11篇，苏轼文11篇，苏辙文3篇，王安石3篇……共222篇。本书入选之文皆为语言精炼、短小精悍、便于传诵的佳作。衡文标准基本上兼顾到思想性与艺术性当然所谓思想性是以不违背封建正统观念为基准的。选者以古文为正宗，也不排斥骈文收入4篇，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在文章中间或末尾，选者有一些夹批或尾批，对初学者理解文章有一定帮助；体例方面一改前人按文体分类的习惯，而是以时代为经，以作家为纬，值得肯定。

《童年》讲述的是孤独孩童“我”（阿廖沙）的成长故事。小说以一个孩子的独特视角来审视整个社会及人生。“我”寄居的外祖父家是一个充满仇恨，笼罩着浓厚小市民习气的家庭，这是一个令人窒息的家庭。此外，小说也展现了当时整个社会的腐败、没落而趋向灭亡的过程。小说通过“我”幼年时代痛苦生活的叙述，实际反映了作家童年时代的艰难生活及对光明与真理的不懈追求，同时也展现了19世纪末俄国社会的广阔社会画卷。

《阿Q正传》根据鲁迅做小说的目的、治疗国民弱点的论述和《阿Q正传》的成因等言论，我们可以概括《阿Q正传》的创作意图：着眼于启蒙，写出中国人的人生，主要是广大受剥削压迫的劳动人民的苦难、悲惨而又愚昧落后的人生，希望改良这悲惨的人生，唤醒沉睡的民众。作者在这篇小说中，为疗救这样病态的社会、病态的国民而发出痛苦的呐喊。

一、塑造了美丑并举、善恶兼具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

　　二、司马迁塑造人物的方法

　　三、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价值取向与《史记》的人物塑造

　　《史记》开创了我国纪传体的史学,同时也开创了我国的传记文学在“本纪”、“世家”和“列传”中所写的一系列历史人物,不仅表现了作者对历史的高度概括力和卓越的见识,而且通过那些人物的活动,生动地展开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表现了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精神,表现了作者同情广大的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为那些被污辱、被损害的人鸣不平的战斗热情因此,两千多年来,《史记》不仅是历史家学习的典范,而且也成为文学家学习的典范

　　《史记》是一部具有强烈的人民性和战斗性的传记文学名著,这首先表现在对封建统治阶级——特别是汉王朝统治集团和最高统治者丑恶面貌的揭露和讽刺司马迁写汉高祖刘邦固然没有抹杀他统一楚汉纷争、建立伟大国家的作用,但也没有放过对他虚伪、狡诈和无赖品质的揭露

　　为了避免被祸害,司马迁在《高祖本纪》中不能不写那些荒诞的传说,把他写成是“受命而帝”的神圣人物但在《项羽本纪》中却通过与项羽的鲜明对比,写出了他的怯懦、卑琐和无能在垓下之战以前,刘邦几乎无不处于挨打受辱的地位,而下面两个片段更真实地描写了他的流氓无赖、残酷无情的嘴脸（内容略）

　　其他如在《留侯世家》中写刘邦贪财好色,《萧相国世家》中写刘邦猜忌功臣,而《淮阴侯列传》中则借韩信的口,谴责了刘邦诛杀功臣的罪行,道出了“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这一封建社会君臣能共患难而不能共安乐的真理

　　作者正是通过这些描写揭露了刘邦真实的精神面貌,从而勾消了在本纪中所作的一些神圣颂扬

　　对于“今上“汉武帝的暴力统治作者也流露了悲愤和厌恶的情绪《循吏列传》中写孙叔敖、郑子产等五人,没有一个汉代人而《酷吏列传》却全写汉代人,其中除景帝时的郅都外,其余九人都是汉武帝时暴力统治的执行者

　　张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但最为武帝所信任他治狱时,善于巧立名目,完全看汉武帝眼色行事杜周也是同样角色,当别人质问他：“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杜周却回答说：“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这里司马迁彻底揭露了封建社会中所谓法律的虚伪性,指出它不过是统治者任意杀人的工具

　　《酷吏列传》中还揭露了统治者屠杀人民的罪行义纵任定襄太守时,一日竟“杀四百余人,其后郡中不寒而栗”王温舒任河内太守时,捕郡中“豪猾”,连坐千余家；二三日内,大举屠杀,“至流血十余里”汉朝惯例,春天不杀人,王温舒顿足说：“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对此,司马迁愤怒地说：“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这是人民的正义呼声酷吏虽也打击豪强,但主要是镇压人民

　　作者在写这群酷吏时,每每指出“上以为能”,用意显然在于表示对汉武帝的讽刺和愤慨

　　《史记》中还描写了统治阶段内部复杂尖锐的矛盾最著名的如《魏其武安侯列传》写窦婴与田蚡两代外戚之间的明争暗斗,互相倾轧,以及他们同归于尽的下场这样,作者就进一步揭露了统治阶级残酷暴虐的本质,表达了对现实的深刻批判

　　司马迁不仅大胆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集团的罪恶,而且也热情地描写了广大被压迫人民的起义反抗

　　在《酷吏列传》中作者叙述广大人民的反抗形势说：“自温舒等以恶为治,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放温舒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群盗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这些反抗虽为统治者所镇压,但并没有被消灭,不久又“复聚党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无可奈何”

　　从这些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是同情人民的起义反抗的,他承认了“官逼民反”的合理性基于这种认识,司马迁热情歌颂了秦末农民的起义

　　他在《陈涉世家》里,详细地叙述了陈涉发动起义的经过和振臂一呼群雄响应的革命形势,指出了农民起义的正义性；分析了他们失败的基本原因,并肯定了他们推动历史前进的不朽功绩认为“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他更以极其饱满的情绪写《项羽本纪》,项羽的勇猛直前摧毁暴力统治的英雄形象给予读者极深的印象

　　作者虽批评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欲以力征经营天下”,指出了他必然失败的原因但仍把他看成秦汉之际的中心人物,寄予深刻的同情,说他：“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司马迁这样热烈地歌颂人民对暴力统治的反抗,以及把陈涉和项羽分别安排在“世家”和“本纪”的作法,都充分显露了他卓越的思想见解和救世济民的热情这是以后的封建正统史家所不可能达到的思想高度

　　《史记》的人民性、战斗性,还表现在记载那些为正史官书所不肯收的下层人物,并能从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观点出发,分别给他们以一定的评价

　　《游侠列传》写朱家“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写郭解“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在对游侠的“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的高尚品格的热烈歌颂中,表达了封建社会人民要求摆脱被侮辱、被损害处境的善良愿望

　　《刺客列传》写荆柯的勇敢无畏,视死如归的英雄行为是那么绘声绘色,激荡人心在我们今天看来,刺客的个人暴力行动不可能真正解决政治上任何实质问题,但在漫长的封建黑暗统治之下,刺客们自我牺牲、反抗强暴的侠义精神,却是可歌可泣,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暴力统治的气焰,恰如夜空一颗皎洁的明星,给人们以鼓舞和希望作者热情地说：“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

　　《史记》中还写了一系列的爱国英雄《廉颇蔺相如列传》通过完璧归赵、渑池之会、将相交欢等历史情节的叙述,突出了蔺相如勇敢机智的英雄性格和“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高贵品质

　　在《魏公子列传》中,作者亲切地用了一百四十七个“公子”,叙述信陵君“仁而下士”的故事,不仅因为这位公子真能放下贵族的架子,“自迎夷门侯生”,“从博徒卖浆者游”,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他这样做的结果,终于得到游士、门客的帮助,抵抗了秦国的侵略,救赵存魏,振奋诸侯

　　《李将军列传》也是作者用力写作的一篇“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渡阴山”：汉代名将李广,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景慕他的保卫祖国边疆的功绩,超凡绝伦的勇敢,以及敌人闻之丧胆的声威,是通过太史公的笔深深地铭刻在人们心上的但李广的一生却是在贵戚的排挤压抑中度过的,作者对他“引刀自刭”的悲惨结局,寄予深厚的同情,同时也流露了自己不幸遭遇的感慨,从而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压抑人材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抨击作者不仅写出了李广保卫祖国、奋身疆场的功绩,而且也写出了他的体恤士兵,热爱人民的品质：

　　“广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余年,家无余财,终不言家产事……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

　　正因为如此,当李广被迫自杀后,“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作者通过这些描写,不仅说明将帅应该爱护士卒,而且告诉他们,只有上下一心,同甘共苦,才能战胜敌人,保卫祖国

　　作为传记文学的《史记》的思想内容是丰富深刻的：它一方面揭露了统治者及其爪牙的无比丑恶,画出他们的真实的脸谱；另一方面表达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歌颂人民及其领袖的起义反抗,以及可歌可泣的爱国英雄和救人困急的侠义之士,表现了我们伟大民族的革命传统和优良品质,这对今天都还有积极意义

　　《史记》的思想意义是和作者精心的构思、高度的写作技巧密不可分的作为一种历史著作,《史记》是忠实于历史事实的记载的,所以刘向、扬雄、班氏父子等都称之为“实录”但作者却在“实录”的基础上,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表现了人物思想性格的重要特征,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量,这是《史记》传记的主要特点,也是作者匠心独运的所在

　　作者并不是有事必录,而是有所选择的张良平日与高祖谈论的天下事很多,但只写那些和天下存亡有重大关系的事件,从而表现其性格特征写其他人物当然也不例外,即只写重要的,能够表现人物特征的东西

　　在《留侯世家》中还有这样的话：“语在项羽事中”、“语在淮阴事中”；其他各篇也常常有这样的话这就是前人指出过的“互见法”

　　司马迁使用这种方法情况很复杂,有的注明,有的并没有注明,它不只是消极地避免叙述的重复,而且是积极地运用资料,为突出人物的特征服务

　　例如《项羽本纪》集中了许多重要事件突出他的喑恶叱咤,气盖一世的性格特征作者对他的行为在传赞中虽有所贬责,但热情的歌颂、深切的同情却是主要的这样,就体现了项羽这个历史人物的形象的完整性作者在本纪中没有过多地去批评项羽个人的缺点和军事上政治上的错误,而把它放在《淮阴侯列传》,借韩信的口中道出,这样既不至损害项羽英雄形象的塑造,而又显出韩信的非凡的才能和过人的见识就这样,司马迁通过对历史材料的选择、剪裁和集中,不仅使许多人物传记正确地反映了他们在历史上的活动和作用,而且突出了他们的思想和性格,表达了作者的爱憎

　　《史记》中人物形象的丰富饱满、生动鲜明,不仅得力于司马迁对材料的取舍和安排,而且也得力于他运用了多种方法去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和特征作者在写作人物传记时,尽力避免一般地梗概地叙述,而是抓住主要事件,具体细致地描写人物的活动,使人物性格突出救赵存魏是信陵君一生的重大事件,但《魏公子列传》中却没有过多地写他在这一事件中政治的军事的种种活动而把描写的重心放在他如何和夷门监侯赢、屠者朱亥的交往以及“从博徒卖浆者游”的故事上,通过这些故事的具体描写,突出了他的仁而下世、勇于改过、守信重义、急人之难的性格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信陵君自迎侯生的一段：（内容略）

　　作者通过不同的角度去写信陵君,他写侯生毫不谦让直上公子上座,写侯生故意久立市中以微察公子,写市人皆观公子执辔,写公子从骑者窃骂侯生,写宾客们的惊讶通过这些不同人物的不同反映,愈来愈突出信陵君始终如一的谦虚下士的态度,使我们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司马迁还善于通过琐事来显示人物性格的特征,如《酷吏列传》写张汤儿时的故事（故事略）

　　这虽然是儿时游戏,却异常生动地突出了张汤的残酷的性格再如《万石张叔列传》中的一段（故事略）

　　作者通过这些细节,写出了石家一门的拘谨性格和伴君如伴虎的心情其他如《留侯世家》写张良为圯上老人进履；《淮阴侯列传》写韩信忍辱胯下；《李斯列传》写李斯少时见厕鼠和仓鼠而发感叹等,都是以琐事刻划人物性格的例子这些是司马迁表现人物所用的故事化的方法这种方法避免了平板的叙述,使人物形象具有动人的艺术力量

　　为了表现人物,司马迁还通过许多紧张斗争的场面,把人物推到矛盾冲突的尖端,让人物在紧张的斗争中,表现他们各自的优点和弱点,表现他们的性格特征

　　《项羽本纪》鸿门宴一节是很有代表性的鸿门宴前,楚汉两军几至火并,而楚强汉弱刘邦项羽此时相会斗争是相当激烈的作者就通过这场面对面的斗争来表现人物性格刘邦的懦怯而有机智,项羽的坦率而少谋略,以及其他人物,如范增、张良、樊哙、项伯等的性格,都由于在这场斗争中的不同态度而有很好的表现

　　再如《魏其武安侯列传》中灌夫使酒骂座和东朝廷辩论两个场面也写得十分好

　　前者写在宴会上人们对田蚡、窦婴、灌夫的不同态度,不仅写尽了贵族社会的炎凉世态,而且也很好地表现了这些人物的不同性格：田蚡得势后的矜持傲慢,窦婴失势后结欢当权者的用心和强争面子的窘态,特别是灌夫始则不悦,继则怒而指桑骂槐,终于演成与田蚡的直接冲突,充分地表现了他“为人刚直”,“不好面谀”的性格后者写大臣们在武帝面前辩论灌夫的曲直,彼此吞吞吐吐,不敢明断是非,武帝大怒,退入后宫,十足表现了饱经世故的官僚们的虚伪和圆滑故事化的手法和紧张场面的运用,使《史记》的人物传记饶有波澜,人物形象各具特征,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因而成为历史与文学互相结合的典落著作

　　《史记》在语言运用上也有极大的创造从文学角度看,其最大的特色就是善于用符合人物身分的口语来表现人物的神情态度和性格特点

　　刘邦和项羽都曾见过秦始皇,从他们所表示的感慨中可以看出他们性格的不同

　　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语气极为坦率,可以想见他强悍爽直的性格； 刘邦却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说得委婉曲折,又正好表现他贪婪多欲的性格

　　《陈涉世家》中写陈涉称王后,陈涉旧时伙伴见他所居宫殿说：“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夥颐”是陈涉故乡的土语,是多的意思,这里用以形容陈涉宫殿陈设的丰富；“沉沉”是形容宫殿广大深邃,又带有惊异的语气,它生动地表现了农民的质朴性格

　　在《张丞相列传》中,作者还写出了周昌的口吃和他又急又怒的神情

　　《史记》还有一些对话则更深刻地表现了人物的不同性格和当时的精神状态《平原君列传》中毛遂自荐一节,表现了平原君和毛遂不同的身分和性格,特别是毛遂犀利明快的对答和“请处囊中”的自白,真是“英姿雄风,千载而下,尚可想见,使人畏而仰之”(洪迈《容斋五笔》卷五)

　　《史记》在叙事和记言中还常常引用民谣、谚语和俗语由于它们产生、流传于民间,概括了广大的社会生活,是一种精粹的富于战斗性和表现力的语言,因此,使《史记》的语言更加丰富生动,并且有力地表达了作者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批判

　　如《淮南衡山列传》引民歌、《魏其武安侯列传》引颍川儿歌,对统治阶级进行了讽刺和斥责；《李将军列传》引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来说明好人不用自我宣传,自然会获得别人的尊敬此外如“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以上《货殖列传》)、“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郑世家》)、“利令智昏”(《平原君列传》)等,都是对旧社会、旧风习的深刻揭露,有助于读者对历史、人物的理解

　　《史记》的语言,在现在看来全部都是所谓文言而不是白话,但它是在当时口语的基础上提炼加工的书面语,与当时语言是相当接近而且为了使那些古奥难懂的古籍能为一般人所理解,司马迁在引用古书时,往往把已经僵化

一是先父遗传，司马家世袭史官，司马迁有先天赋得的异秉，所谓英才天纵；二是后天习得，从小饱览了皇家史册或典藏。对别人是禁脔，对司马迁是必读书；另外他对名山大川的游览也是化作笔下锦绣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古人所谓：山水者，大块之文章；文章者，案头之山水。三是李陵之祸之后，他生无可恋，唯有一杆秃笔，聊可疏解胸内积愤。用佛洛依德学说来解读，司马迁所有的欲望都升华为写作。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就是这么诞生的。少了任何一个条件都会让这部煌煌巨著逊色。这也是司马迁之后，人间再无能与史记相媲美的煌煌大作。

《史记》作为中华文明的瑰宝，在史学和文学方面都堪称不朽的传世经典，其价值不可估量。论 历史 跨度、论内容的翔实丰富、论文采……迄今无出其右者。

能创作出这么一部皇皇巨著的人，自然也不同凡响。除了要具备渊博的学识，还得有过人的意志力。司马迁为什么动念写这样一部书？又是什么支撑着他完成了这项大“工程”？

研究《史记》、研究司马迁，有两篇文章是必须烂熟的：一个是《太史公自序》，一个是《报任安书》。司马迁的心路历程，在这两篇文章中表述得非常完整清楚。

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两篇文章的内容有很多重叠之处：都提到了自己创作《史记》的初衷，都概述了自己的人生遭际，并且对《史记》做了大概的介绍。然而细观下来，会觉察到两者有显著的区别。

先说《太史公自序》。一上来，就是“先人有言”——全文多次提及“先人”二字，可见这个“先人”对司马迁影响之深。

“先人”指的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司马谈在汉武帝时任太史令一职。太史令是专司政府资料档案文件的官员，一天到晚接触的就是各种外面见不到的古籍史料。司马谈本人也是卓有成就的史学家，这就为司马迁走上史学研究道路提供了绝佳的条件和环境。

司马迁三十八岁时，接替其父成为新一任太史令，兼承家学及工作便利，博览古籍；再加上二十岁开始漫游全国的经历，使他已经有足够的积累来完成一部史书。于是，四十二岁那年，司马迁着手写作《史记》。

《太史公自序》中，他反复提及先父所言，表明自己的著述首先是为了完成其父之愿，传承祖业——这是他写作《史记》的第一个原因。

对于司马迁的写作动机，曾和他一起参与定律例的上大夫壶遂提出过质疑。壶遂认为，孔子作《春秋》是因为不被当时的掌权者赏识，不得已而为之；你司马迁如今“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干嘛还要做这种事？

对此，司马迁的回应可以用一句话概括——这是我的职责！

司马迁再次引用他父亲的言论，历数以往各朝各代：伏羲时创作《易》的八卦，唐尧、虞舜的功绩由《尚书》《礼》《乐》记载，商汤、周武的隆盛见于《诗经》，对夏商周三代美德进行褒扬的是《春秋》。而我们汉朝建立以来，直至当今的圣明天子，顺天应人，威震六合，做臣子的，对此竭力颂扬，仍觉不够。贤能的士人不被任用，是君主的耻辱；圣主在上而其仁德未被记载传扬，则是史官的失职了。而我就担任过这个职务，如果废弃主上的明圣和盛德不记载，埋没了功臣世家和贤大夫的功业不记述，违背了祖先的教训——那我的罪过就大了！履行职责，恪尽本分——这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第二个原因。

肯定有人会说：这不是在拍皇上的马屁吗？说实在的，就是这么回事儿。司马迁写《史记》是为了替汉武帝歌功颂德？当然不是！但在当时，他要把这件事做下去，首先就要找个立得住脚的理由。把自己写作的初衷定义为“颂扬今上的功绩”，这就堵住了那些质疑者的嘴。

这两条理由都中规中矩、冠冕堂皇，但都不是最重要的。读过《报任安书》才会知道，司马迁坚持完成《史记》，最根本的动力是——为了自己。

我十年前第一次背诵《报任安书》，到现在，这封信来来回回背过不下百遍。这篇文字的亮点实在太多：内容丰富、情节曲折、文采洋溢……正是这些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使我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作者的心情。

司马迁在这封书信中称自己为“刑余之人”“扫除之隶”“闺阁之臣”“刀锯之余”——可见，他心里的自卑。古代的各种酷刑，如车裂、菹醢等，固然令人发指；但相比起来，另一类更惨无人道，其中的代表就是司马迁所遭受的宫刑。

前一类刑罚只是把肉体上的痛苦放大到极致，然如黥刑、宫刑等，则是对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前一类刑罚再痛苦，也持续不了太久，因为它是致命的，人一死痛苦也就随之而去；而像宫刑这样的，不会致死，而是让人在耻辱中苟延残喘，真正堕入“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地狱。

《太史公自序》是为《史记》写的序言，措辞表意当然要规范谨慎；《报任安书》是给朋友写的信，自然更随意，可以在其中坦露心迹。

司马迁借这封信详细地回顾了自己人生中的这次重大变故，倾诉了心中的委屈和愤懑，甚至还有怨恨。他怨李陵不能守节而选择降敌——虽然承认他是个国士；他怨当自己遭难时，身边的朋友亲信没有一个站出来替他说话——虽然他将其归罪于自己平时不热衷于维护人际关系；他怨汉武帝曲解了自己的意思，施以重刑——虽然口头上说是自己没把话讲明白，导致圣上误会。总之，自己无端蒙受这样的不白之冤，真是悔恨交加……

在这种心境下，说他含辛茹苦写《史记》是为了歌颂谁——鬼才信！

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对于“尊严”看得非常重，他们有一种源自身份的骄傲。而在司马迁所处的那个 历史 时期，宦官的地位是极低的，尤其是在士人眼中，根本不屑与之同列。

孔子到卫国，看见卫灵公和宦官雍渠同乘一车，马上离卫国而去；商鞅觐见秦孝公，是宦官景监引见的，赵良据此劝商鞅引退，因为觉得他进入仕途是借了宦官的力，很不光彩。那个时候宦官在士人心目中的形象便是如此不堪。

司马迁觉得，自己身居大夫之列，本就不该受刑；受刑也就罢了，偏偏受的是宫刑！这样的耻辱，使他终其一生都活在尊严被摧毁的痛苦中。

首先是来自外界的压力。《报任安书》中两次提及“为天下观笑”“为乡党所戮笑”——他在邻里乡人前再也抬不起头，任人指指戳戳。另一方面，在朝中，他也无颜再说话。

任安之前给他写信，建议他向朝廷推荐贤才。司马迁在这封回信中反复申明：像我现在这种情况，还有什么脸、什么资格再“推贤进士”呢！我这样的人在朝堂上说话，不是轻蔑朝廷，羞辱当朝的士人吗？如今的情况，无论我用什么言辞来美化自己、为自己分辩，也是徒劳，没有人会信，不过是自取其辱罢了。

一句“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让人深切地感知到其处境的艰难。

其次是心里的纠结和自卑。他自陈，从先人开始，家里就是史官。而这个官职的地位，用他的话说，是“被主上玩弄，如乐工、戏子一般被畜养，被世俗所轻蔑的”。

本来已经是这样，再加上自身遭受如此不堪的刑罚，真是低到尘埃里去了。“士可杀不可辱”，这样被人轻视、践踏地活着，远不如一死痛快。然而他思来想去，又不能选这条路。

原因就是他认为自己已经错过了最佳的自杀时机。他觉得若要保全名节，就应该在受刑之前自我了断；若因为一时迟疑，拖到受刑之后再自杀，那便于事无补了。

再有，他自我评价，当目前为止庸庸碌碌、毫无建树，就这么死了，不但不能触动任何人，反会遭人耻笑。

那么把自己的冤屈表达出来，向世人申辩，又是否可行？

司马迁说，没用。道理很简单：“于俗不信”。既受了刑，便再也没有人相信他是清白的，此时再辩解，徒然自取其辱。

不能以死解脱，又不能将委屈宣泄出来求得他人同情；在朝为官不敢说话，又不能致仕退隐；在乡里抬不起头，连为父母上坟的脸面都没有；出门被人指指点点，在家自己愁肠百结。司马迁描述自己日常的状态就是心里总恍恍惚惚，若有所失，出了门不知道往哪儿去；一想到自己遭受这种耻辱，立刻汗流浃背，把衣服都湿透。这才真叫“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个理由可以支撑他活下去——未竟的事业。他在两篇文章中历数了自古以来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各位先贤，称其为“倜傥非常之人”，其中包括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李斯、韩信等。这些人都有过常人不堪忍受的遭遇，却仍做出了非凡的成就，这就是志向和意念的作用。

显然，司马迁将自己也列入其中，他希望能凭借一部旷世之作传名于后世，一雪前耻。这是他创作《史记》的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细究《报任安书》中这句：“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会觉得其中有一种报仇的快感。

“偿前辱之责”（“责”同“债”）——这是要清算跟谁之间的债？而司马迁此时已被重新起用，任中书令之职，说明皇上已经原谅他了，为什么他又会想到“万被戮”呢？是谁、是什么会导致他有被杀一万次的危险？

这两个问题指向一个答案——他要报复，报复那个曲解了他的本意而用酷刑令其致残的暴君！虽然这样的做法一旦被发觉，可能会招致杀身之祸，但他心意已决——一定要做！而这个报复的手段就是完成《史记》，利用史官的特权让汉武帝在 历史 上留下永远的污点。这，是司马迁忍辱负重完成这部皇皇巨著的第四个动力。当然这样的文辞必定是隐晦的、不露声色的，但仍有迹可循。比如《史记·汲黯传》里就有“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这样的语句。这就是在严厉批评汉武帝是个面慈心狠、贪婪纵欲之君。而汉武帝耗尽天下财力，穷兵黩武以满足一己权力欲望；滥杀大臣、残暴专断的恶行，也通过司马迁之笔留在了史书上。

此外，在《封禅书》一篇中，司马迁下笔毫不留情，对当时盛行的封禅求仙的荒唐风气进行了深刻批评，暗中讥刺汉武帝迷信而千方百计祈求不死药的无聊之举。

总之，司马迁口口声声说写《史记》是为了宣扬当朝明君的英明圣德，使其不被埋没；而实际上，《史记》对汉武帝的各种过失毫无隐瞒包庇，整体来看，对其抑多褒少——尽管司马迁作为一名尽责的、有良知的史官，不会杜撰、歪曲事实，但面对这样一个毁了自己一生的“凶手”，他很难在取舍史料、撰写评议时不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倾向性。

可以说，司马迁成功了。这部千古奇书使得他的所有目的——传承祖业、尽责守职、洗冤雪耻、名耀后世——全部得以达成。他的人生通过《史记》得以逆转，由一个最卑下、最不堪的身份一跃而为世人仰望，跻身圣贤之列。

如此看来，是苦难和强烈的屈辱感成就了他。而寄托了他全部心血和期望的这部史书，以及其中蕴含的精神，亦遗泽于我们这些后世人。

汉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已潜心撰述《史记》七年之久的司马迁因替名将李陵败降匈奴的事辩白，触怒了汉武帝，惨遭宫刑，这是人生的奇耻大辱。从身体上说，“大质已亏缺”，失去了做人的尊严；从心态上说，与宦官为伍，被视为无行之人。因此活下来比死去更要痛苦百倍，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说：“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但是，司马迁硬挺着活下来了，他忍辱含垢，发愤著书，耗尽毕生的才华和心血，为自己、为时代、为民族写出了《史记》这部超迈古人，凌驾百世的 历史 巨著。

司马迁忍辱著书的动力来源于哪里呢？这主要取决于他气势恢弘的人生观和悲壮浓烈的生死观。

以“立德、立功、立言”为核心的激进人生观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曾剖析自己在受宫刑以后所以隐忍苟活的原因：“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这句话直接脱胎于孔子的“君子疾末世而名不称焉”。他又曾用儒家非常激进的 “立德、立功、立言”来鼓励自己的好友挚伯陵勇于事功。好名，尤其好身后之名，追求所谓不朽，是很有价值的。庄子的等死生、齐万物、泯是非，自然是不好名的；佛教讲弃世出家，当然也不好名，但这种消极无为怎么能够作为人类主流思想推动 社会 进步呢？勇于事功的人生追求，可以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引用父亲司马谈的话：“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这种见解标志着司马迁在生与死的抉择中形成了以“三立”为核心的人生观，同时又将其升华为发愤著书说。司马迁身上有一种 “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气概，“铁肩担道义，秉笔写春秋”。这种自信，既是司马迁的性格特点，也是他在《史记》中所描写的许多人物的共同特征。

三千年的 历史 长河，其间活跃的人物如鲤鱼跳龙门，什么人才可以有幸跳跃司马迁手中这只如椽大笔的龙门，青史留名呢？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表述他选人入传的标准：“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如，他为商鞅立传的原因是：“鞅去卫适秦，能明其术，强霸孝公，后世尊其法”；在《刺客列传》中，司马迁歌颂刺客：“其事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在《游侠列传》中歌颂游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第一次在正史中为地位低下的商人写传，歌颂了许多大商人为 社会 所作出的杰出贡献。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批评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但我们却恰恰从班固的批评中看出司马迁迥异于常人的选人标准，以及《史记》中这种非同一般的个性色彩。

《史记》中所表现出的那种积极入世、勇于建功立业、豪情万丈的精神是极为可贵的。人类 社会 正是靠这种锐气和力量，才得以不断前进。

困厄逆境并不可惧，忍辱奋发方能成功

人的一生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栽跟头、受挫折在所难免，在山穷水尽的时候，如何激励自己走出困境、柳暗花明呢？司马迁认为，人在困厄面前应该百折不挠，忍辱发奋，凤凰经历涅槃，方可获得新生。司马迁自己是这样做的，受宫刑对司马迁是奇耻大辱，他宁愿九死而不愿一生，但想到自己尚未完成父亲的遗愿， “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于是他选择了一条更加艰辛的路——忍辱苟活，发奋著书。因为他有一颗没有被阉割，也永远阉割不了的心，身残处秽而灵魂高尚。他以 历史 上的周公、孔子、屈原、左丘明等伟大的人物为榜样，在打击中崛起，在困辱中奋进，“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并没有说大话，经过十多年的潜心著述，人类 历史 的光辉巨著《史记》终于完成。正因为受宫刑这种奇耻大辱，让司马迁擦亮了眼睛，洞察到封建统治者的残酷，他的思想升华了，境界提高了，表现在《史记》中对人、对事的看法更敏锐、更深刻、更理智了。

司马迁不仅自己在逆境中忍辱发奋，而且在《史记》中，他也表现出对这类人物的特别偏爱，极力褒扬那些不怕困难，百转千回的 历史 人物，如苏秦、越王勾践、范雎、季布。

《苏秦列传》写苏秦穷愁潦倒的时候，“妻不下纫，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苏秦用悬梁刺股的毅力发奋苦读，后来身佩六国相印，所有亲人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苏秦感慨万千：“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惮之，贫贱则轻易之，况众人乎？且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很多人小富即安，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日子就泯灭了自己的进取之心，而一个有作为的人，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屈辱，都毫不妥协气馁，越是被逼到绝境，越能触底反弹。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在中国妇孺皆知，蒲松龄称颂他：“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范雎早年曾被魏齐所害，千辛万苦逃到秦国，几经奋斗，做了秦相，逼得魏齐自杀，报了深仇；韩信曾受胯下之辱，项羽的猛将季布曾屈身为奴……他们之所以忍辱含垢，目的就是为了将来有东山再起之时，为了更好地实现自己远大的人生抱负。

人生路漫漫，人们常说：“三贫三富不到老”，“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应当怎么面对逆境和挫折呢？是一蹶不振还是擦干眼泪奋然前行呢？司马迁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章可循的光辉典范。“不平则鸣”、“穷而后工”，这既是对不幸者的宽慰，也符合“祸兮，福所伏”的辩证法则。司马迁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异常宝贵。

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

孟子曾就生与死的问题谈过自己独到的见解：“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勇于面对，敢于担当，司马迁对生死问题的看法与孟子英雄所见略同。他认为：人在生死关头要慎于抉择，要死得重于泰山，万不可死得轻于鸿毛。司马迁由于惨遭宫刑，为此而痛不欲生，在生与死的十字路口，十分矛盾痛苦，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最终选择活下去，因为这里面蕴涵着一个有无意义、有无价值的问题。他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司马迁只是一个小小的太史令，如果这时候他死了，“与蝼蚁何以异？”最终他也将沦为 历史 长河中的沧海一粟，有谁会记得一个被封建专制统治戕害的小生灵呢？而如果他选择活下来，虽然身心会倍受摧残，但司马迁坚信他的著作会千秋万代地传下去，一切都将大白于天下，千秋功罪留待后人评说。如果这样，即使被戮杀一万次，又有什么可后悔的呢？我们很庆幸司马迁做了这样的选择，不然，于中国的 历史 、政治、经济、军事、文学等方方面面都将是一个空前的损失啊！司马迁在《史记》中宣扬了一种壮烈的生死观，生要生得轰轰烈烈，死也要死得感天动地。

项羽兵败垓下时，他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而自刎乌江。李清照颂扬他的诗永远回响在 历史 的天宇：“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项羽虽死，英名永存。

陈胜在生死关头的勇敢抉择让司马迁景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 “壮士不死则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短短几句话，句句涉及生死的大问题。陈胜认为要死就要为国家大事而死，这样的死顶天立地。

蔺相如先是为了和氏璧，后又为了赵国的尊严，两次在强秦面前奋不顾身，司马迁对此无限敬佩。他说：“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泰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这里整个谈的都是生死观的问题，蔺相如的“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话铮铮作响，坦荡无私。

《史记》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三千年 历史 大舞台上一个个鲜活的人和事，更是我们做人的典范。司马迁借 历史 这个大舞台，弹奏出了贯穿于《史记》的昂扬向上、永不言败、惊天动地、激烈悲壮的时代主旋律。《史记》极富阳刚之美，是一部男子汉的书，《史记》中的英雄人物群像身上体现出的是悲壮而不是悲哀，它永远不会让人颓废消沉，而是激发人热血沸腾，急进拼搏。我们现在经常在谈论对人的“三观”教育，司马迁的人生观、生死观、世界观就是绝好的教材，它可以使我们认识到如何体现生命最大的价值，使人生绽放出最灿烂的火花。司马迁的成就无疑是巨大的，然而他的精神尤其伟大，这种精神将会经天贯日，与日月同辉。

因为以前没人写过。！！！！！

以下书籍按不同种类分，个别会有重复！内容不全，仅供参考

二十四史：《史记》（汉·司马迁）、《汉书》（汉·班固）、《后汉书》（南朝宋·范晔）、《三国志》（晋·陈寿）、《晋书》（唐·房玄龄等）、《宋书》（南朝梁·沈约）、《南齐书》（南朝梁·萧子显）、《梁书》（唐·姚思廉）、《陈书》（唐·姚思廉）、《魏书》（北齐·魏收）、《北齐书》（唐·李百药）、《周书》（唐·令狐德棻等）、《隋书》（唐·魏征等）、《南史》（唐·李延寿）、《北史》（唐·李延寿）、《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旧五代史》（宋·薛居正等）、《新五代史》（宋·欧阳修）、《宋史》（元·脱脱等）、《辽史》（元·脱脱等）、《金史》（元·脱脱等）、《元史》（明·宋濂等）、《明史》（清·张廷玉等）。

四书五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书》、《礼》、《易》、《春秋》

诸子百家：《论语》、《孟子》、《荀子》、《道德经》、《庄子》、《列子》、《墨子》、《韩非子》、《公孙龙子》、《吕氏春秋》、《黄帝阴符经》、《六韬》、《三略》、《孙子兵法》、《司马法》、《孙膑兵法》、《吴子》、《尉缭子》

先秦：《穆天子传》、《公羊传》、《谷(榖)梁传》、《左传》、《山海经》、《楚辞》、《国语》、《战国策》、《考工记》

医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难经》、《针灸甲乙经》、《本草纲目》、《濒湖脉》、《奇经八脉考》、《金丹》、《仙药》、《黄白》、《肘后救卒方》、《玉函煎方》、《千金方》、《神农本草经》、《四部医典》

天文历法：《夏小正》、《甘石星经》、《三统历》、《乾象历》、《皇极历》、

《大衍历》、《授时历》、《崇祯历书》、《周髀算经》、《步天歌》、《灵台秘苑》

数学：《九章算术》、《缉古算经》、《缀术》、《割圆密率解法》、《海岛算经》、《黄帝九章算法细草》、《议古根源》、《数书九章》、《测圆海镜》、《日用算法》、《杨辉算法》、《算学启蒙》、《四元玉鉴》、《图解》、《梅氏丛书辑要》

小说：《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镜花缘》、《聊斋志异》、《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醒世恒言》、《警世通言》、《老残游记》、《孽海花》、《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儒林外史》、《封神演义》、《隋唐演义》、《杨家将》、《说岳全传》、《金瓶梅》、《北宋志传》、《皇明英烈传》、《醒世姻缘传》、《雷峰塔传奇》、《女仙外史》、《七侠五义》、》、《三遂平妖传》、《粉妆楼》、《残唐五代史演义》

诗词歌赋：《诗经》、《楚辞》、《汉乐府》、《文选》、《全唐诗》、《花间集》、《全宋词》

农学：《齐民要术》、《氾胜之书》、《四民月令》、《农书》、《农桑辑要》

地理学：《水经注》、《徐霞客游记》

字典：《尔雅》、《说文解字》、《康熙字典》

还有：《梦溪笔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菜根谭》《天工开物》《永乐大典》《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