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东》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眷言顾之，潸焉出涕。

　小东大东，杼柚其空。纠纠葛屦，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来，使我心疚。

　有冽氿泉，无浸获薪。契契寤叹，哀我惮人。薪是获薪，尚可载也。哀我惮人，亦可息也。

　东人之子，职劳不来。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罴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试。

　或以其酒，不以其浆。鞙鞙佩璲，不以其长。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

　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有捄天毕，载施之行。

　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维南有箕，载翕其舌。维北有斗，西柄之揭。

　注释

　（1）饛（méng）：食物满器貌。簋（guǐ）：古代一种圆口、圈足、有盖、有座的食器，青铜制或陶制，供统治阶级的人使用。飧（sūn）：熟食，晚饭。

　（2）捄（qíu）：曲而长貌。棘匕：酸枣木做的勺匙。

　（3）周道：大路。砥：磨刀石，用以形容道路平坦。

　（4）君子：统治阶级的人，与下句的“小人“相对。小人指被统治的民众。

　（5）睠（juàn）言：同“睠然”，眷恋回顾貌。

　（6）潸（shān）：流泪貌。

　（7）小东大东：西周时代以镐京为中心，统称东方各诸侯国为东国，以远近分，近者为小东，远者为大东。

　（8）杼柚（zhùzhóu）：杼，织机之梭；柚，同“轴”，织机之大轴；合称指织布机。

　（9）纠纠：缠结貌。葛屦：葛，葛草，茎皮可制葛布；屦，鞋。

　（10）可：通“何”（用俞樾说）。

　（11）佻（tiāo）佻：豫逸轻狂貌。

　（12）周行（háng）：同“周道”。行，道路。

　（13）氿（guǐ）泉：泉流受阻溢而自旁侧流出的泉水，狭而长。

　（14）获薪：砍下的薪柴。王宗石《诗经分类诠释》认为“获”为“檴”的假借，即榆木，如《诗经》诸篇中《凯风》、《东山》、《车辖》诸篇之棘薪、栗薪、樵薪。

　（15）契契：忧结貌。寤叹：不寐而叹。

　（16）惮：同“瘅”，疲苦成病。

　（17）职劳：从事劳役。来：“勑”的借字，慰勉。或为“赉”的借字，赏赐。均通。

　（18）西人：周人。

　（19）舟人：郑笺：“舟，当作周。”一说为舟楫之人，周人中之低贱者。

　（20）熊罴是裘：用熊皮、马熊皮为料制的皮袍。一说，郑笺谓“裘当作求”，这句意即狩猎求取熊罴。二说均通。

　（21）私人：家奴。

　（22）百僚：犹云百隶、百仆。

　（23）浆：米浆。

　（24）鞙（juān）鞙：形容玉圆（或长）之貌。璲（suí）：贵族佩带上镶的宝玉。

　（25）不以其长：以，因。长，善。郑笺：“佩之鞙鞙然，居其官职，非其才之所长也，徒美其佩而无其德，刺其素餐。”

　（26）汉：银河。

　（27）监：同“鉴”，照。

　（28）跂（qí）：同“歧”，分叉状。织女：三星组成的星座名，呈三角形，位于银河北侧。

　（29）七襄：七次移易位置。古人一天分十二时辰，白日分卯时至酉时共七个时辰，织女星座每一个时辰移动一次。

　（30）报章：报，复，指织机的梭子引线往复织作；章，经纬纹理。不成报章，即织不成布帛。

　（31）睆（huǎn）：明亮貌。牵牛：三颗星组成的星座名，又名河鼓星，俗名牛郎星，在银河南侧。

　（32）服箱：驾车运载。服，负载；箱，车斗。

　（33）启明、长庚：金星（又名太白星）晨在东方，叫启明，夕在西方，叫长庚。

　（34）天毕：毕星，八星组成的星座，状如捕兔的毕网，网小而柄长，手持之捕兔。

　（35）施：张。

　（36）箕：俗称簸箕星，四星联成的星座，形如簸箕，距离较远的两星之间是箕口。

　（37）斗：南斗星座，位置在箕星之北。

　（38）挹：舀。

　（39）翕：吸引。翕其舌，吸着舌头。箕星底狭口大，好像向内吸舌若吞噬之状。

　（40）西柄之揭：南斗星座呈斗形有柄，天体运行，其柄常在西方。揭，举起。这句形容西方执柄举向东方。

　译文

　簋里熟食满荡荡，枣木勺儿弯又长。大路平坦如磨石，笔直好像箭杆样。贵人路上常来往，小民只能瞪眼望。转过头来心悲伤，眼泪汪汪湿衣裳。

　东方远近诸小国，织机布帛空荡荡。葛麻草鞋缠又绑，怎么能够踏冰霜？得意洋洋那公子，满载车辆大路上。来了去又去了来，教我心痛如断肠。

　泉水横流清又冷，砍下柴来莫被浸。忧愁难睡长叹息，可怜我们病苦人。砍下树枝当烧柴，还要装车往回运。可怜我们病苦人，应该休息总不能。

　东方各国的子弟，辛苦服役没人问。周人公子哥儿们，衣服华丽多鲜新。就是船夫的子弟，熊罴皮袍穿在身。那些家奴的孩子，个个当差在衙门。

　有人饮用香醇酒，有人喝不上米浆。圆圆宝玉佩身上，不是才德有专长。看那天上的银河，照耀灿灿闪亮光。鼎足三颗织女星，一天七次移动忙。

　纵然织女移动忙，没有织出好纹章。牵牛三星亮闪闪，不能拉车难载箱。金星在东叫启明，金星在西叫长庚。天毕八星柄弯长，把网张在大路上。

　南天有那簸箕星，不能簸米不扬糠。往北有那南斗星，不能用它舀酒浆。南天有那簸箕星，吐出舌头口大张。往北有那南斗星，在西举柄向东方。

　赏析

　西周初年，“三监”叛乱，殷商后裔武庚联合东方旧属国奄（今山东曲阜）、蒲姑（今山东博兴）及徐夷、淮夷起兵反周。周公东征，经过三年战争，诛武庚，黜“三监”，攻灭奄等十七国。继而，迁殷顽，封建姬姓大国（鲁、齐、卫、燕）监视东方各小国，实行分区经营。距镐京较近各小国统称小东，较远的各小国统称大东。为加强控制，从镐京到东方各国修筑一条战略公路，据《逸周书》：“辟开修道，五里有郊，十里有井，二十里有舍。”即所谓“周道”。或称“周行”，从西方向东方运输军队和军用物资，运回西方贡赋和征敛的财富。对东方各小国来说，这如同一条吸血管。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西周统治者通过这条“周道”给被征服的东方人民带来的压榨、劳役、困苦、怨愤和沉痛的叹息。

　《毛诗序》曰：“《大东》，刺乱也。东国困于役而伤于财，谭大夫作是诗以告病。”历代传笺疏注说解，基本上没有大的出入，肯定这是被征服的东方诸侯国臣民怨刺周王朝统治的诗歌作品。

　《序》说明作者是谭国大夫，而姓氏、经历和生活年代无从稽考。谭国在今山东济南市东南，对照《鲁颂》“遂荒大东”，那一带地区当属大东。从诗义看，他是东方旧国的大夫，因诗中的思想和情绪，绝对不可能产生于姬姓各大封国的当权派。他对“西人”的对立情绪，正反映了征服者的周王朝与被征服的东方旧国统治阶级的矛盾；他的地位下降，使他发出同情人民的不平之鸣，从而也反映了西周统治阶级与被征服国人民的矛盾。有人说这是一首民歌，这个论断是不对的，这是士大夫创作的用雅乐演唱的歌诗，不是用土乐演唱的民歌。

　这首诗写作的时间，据《左传·庄公十年》所记“齐师灭谭”，即在公元前684年齐国因为谭国对它“失礼”而出兵灭亡这个小国，时在东周初期，它只能写在谭国灭亡之前。诗的历史背景还是周王朝统治力量强大的时候，东周时王室已经衰微。姚际恒《诗经通论》说西周最后一代“幽王之时，号令犹行于诸侯，故东国诸侯之民愁怨如此。若东迁之后，则不能尔矣”。姚氏以为最迟当在幽王时代，这已难考证，只能肯定创作在西周时代。

　这是一篇长诗。全诗结构严密，层次清晰，前后呼应。通篇运用对比和暗喻，由现实的人间，而虚幻的星空，展开东方人民遭受沉痛压榨的困苦图景和诗人忧愤抗争的激情。思路递进而奇崛，意蕴丰富而深厚。

　首章写“食”。由“有饛簋飧”联想到与如砥如矢的周道的关系。从“君子”和“小人”的不同境遇，抒写了诗人的悲伤。朱熹对这一章解说曰：“今乃顾之而出涕者，则以东方之赋役，莫不由是而西输于周也。”（《诗集传》）这个解释一言中的。

　二章写“衣”。姚际恒《诗经通论》曰：“杼柚其空，惟此一语实写正旨。”织布机上的布帛全被征敛一空，寒霜上小民穿着破草鞋，而公子们还在经过那吸血管似的周道来榨取。这样的揭露相当深刻。

　三章写劳役。以薪柴为喻，通过烧柴不能水浸，隐喻疲病的人民应该休养生息。严粲《诗缉》解曰：“获薪以供爨，必曝而干之，然后可用，若浸之寒冽之泉，则湿腐而不可爨矣；喻民当抚恤之，然后可用，若困之以暴虐之政，则劳悴而不能胜矣。”

　四章写待遇不公平。“东人之子，职劳不来”，而“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连周人中身份低贱的也“熊罴是裘”，家奴的子弟都“百僚是试”。通过这样典型的形象对照，反映了西周统治者与被征服的东方人民不平等的社会经济政治地位的悬殊。

　五章是全诗前后的过渡，前半继续写不公平的社会现象，郑笺云：“佩之鞙鞙然，居其官职，非其才之长也。徒美其佩而无其德，刺其素餐。”下半就自然地把视野转向上天，姚际恒《诗经通论》曰：“维天有汉，监亦有光。此二句不必有义。盖是时方中夜，仰天感叹，适见天河烂然有光，即所见以抒写其悲哀也。”下面两句也是仰天所视有感，“跂其织布，终日七襄”，正是呼应二章的“杼柚其空”，并引出下章的“不成报章”。这一章承前启后，过渡自然。

　六章面向灿灿星空驰骋想像。诗人怨织女织不成布帛，怨牵牛不能拉车运输，朝启明，夕长庚，有名无实，讥笑毕星在大路上张网，徒劳无功。整个运转的天体都不能为小民解决困苦。

　七章对星座的意象描写更深一层。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分析道：“下四句与上四句虽同言箕斗，自分两义。上刺虚位，下刺敛民也。”簸箕星不能簸米扬糠，南斗星不能舀酒浆，都是徒具虚名，而且簸箕星张开大口，吐着长舌，斗星由西举柄向东。如欧阳修《诗本义》所释：“箕斗非徒不可用而已，箕张其舌，反若有所噬；斗西其柄，反若有所挹取于东。”这样的“怨天”，正是怨现实，揭露所谓“天”是为周王朝服务压榨东方小民的。这个结尾更深化了主题。

　象征、隐喻、鲜明的对比、丰富而奇幻的想像交错运用，是此诗艺术手法的特色。吴闿生《诗义会通》评论曰：“文情俶诡奇幻，不可方物，在《风》、《雅》中为别词，开辞赋之先声。后半措词运笔，极似《离骚》，实三代之奇文也。”吴氏说的“俶诡奇幻”，就是驰骋无羁的想像，奇特的比喻，创造丰富的奇崛的形象，从人间飞到星空，又从星空飞到人间，把现实世界和幻想世界相结合，把现实主义描写与浪漫主义想像融合为有机的整体。吴氏说的“开辞赋之先声”，正是指出这种艺术手法对屈原赋的深刻影响。

　扩展阅读：

　诗经（中国最早诗歌总集）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诗经》的作者佚名，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诗经》在先秦时期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诗经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至汉武帝时，《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及《五经》之一。

　《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德行第一

所以前六则应该都属于德行

（1）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①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②为豫章太守,至,便问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③主簿白：“群情欲府君先人廨”④陈曰：“武王式商容之闾,席不暇暖⑤吾之礼贤,有何不可!”

注释　①陈仲举：名著,字仲举,东汉桓帝末年,任太傅当时宦官专权,他与大将军窦武谋诛宦官,未成,反被害按：这一句说他的言行是士人、世人的榜样士：读书人　②登车揽辔：坐上车子,拿起缰绳这里指走马上任揽,拿住；辔,牲口的嚼子和缰绳　③豫章：豫章郡,郡的首府在南昌（今江西省南昌县）太守：郡的行政长官徐孺子：名稚,字孺子,东汉豫章南昌人,是当时的名士、隐士　④主簿：官名,主管文书簿籍,是属官之首白：陈述；禀报府君：对太守的称呼太守办公的地方称府,所以称大守为府君廨（xiè）：官署；衙门　⑤式商容之闾：在商容居住的里巷门外立标志来表彰他式,等于表,表彰；商容是商纣时的大夫,当时被认为是贤人；闾,指里巷　

译文　陈仲举的言论和行为是读书人的准则,是世人的模范他初次做官,就有志刷新国家政治出任豫章太守时,一到郡,就打听徐孺子的住处,想先去拜访他主簿禀报说：“大家的意思是希望府君先进官署视事”陈仲举说：“周武王刚战胜殷,就表彰商容,当时连休息也顾不上我尊敬贤人,不先进官署,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2）周子居常云：“吾时月不见黄叔度,则鄙吝之心已复生矣!”①　

注释　①周子居：名乘,字子居,东汉时人,不畏强暴,陈仲举曾赞他为“治国之器”时月：时日黄叔度：名宪,字叔度,出身贫寒,有德行,得到时人赞誉

译文　周子居常说：“我过一段时间见不到黄叔度,庸俗贪婪的想法就又滋长起来了!”

（3）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车不停轨,鸾不辍轭①；诣黄叔度,乃弥日信宿②人间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万顷之肢,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③”　

注释　①郭林宗：名泰,字林宗,东汉人,博学有德,为时人所重造：到去,造访袁奉高：名阆（làng）,字奉高,和黄叔度同为汝南郡慎阳人,多次辞谢官府任命,也很有名望曾为汝南郡功曹,后为太尉属官郭泰说他的才德像小水,虽清,却容易舀起来“车不”两句：车不停轨、鸾不辍轭两句同义,指车子不停留,这里形容下车时间短暂轨,车轴的两头,这里指车轮鸾,装饰在车上的铃子,这里指车子轭,架在牲口脖子上的曲木　②弥日：终日；整天信宿：连宿两夜　③汪汪：形容水又宽又深陂（bēi）：湖泊器：气量译文　郭林宗到了汝南郡,去拜访袁奉高,见面一会儿就走了；去拜访黄叔度,却留宿一两天别人问他什么原因,他说：“叔度好比万顷的湖泊那样宽阔、深邃,不可能澄清,也不可能搅浑,他的气量又深又广,是很难测量的呀!”　李元礼　

（4）李元礼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①后进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为登龙门②　

注释　①李元礼：名膺,字元礼,东汉人,曾任司隶校尉当时朝廷纲纪废弛,他却独持法度,以声名自高后谋诛宦官未成,被杀风格秀整：风度出众品性端庄高自标持：自视甚高；很自负名教：以儒家所主张的正名定分为准则的礼教　②升其堂：登上他的厅堂,指有机会接受教诲龙门：在山西省河津县西北,那里水位落差很大,传说龟鱼不能逆水而上,有能游上去的,就会变成龙　

译文　李元礼风度出众,品性端庄,自视甚高,他要把在全国推行儒家礼教、辨明是非看成自己的责任后辈读书人有能得到他教诲的,都自以为登上了龙门　

（5）李元礼尝叹荀淑、钟皓曰：“荀君清识难尚,钟君至德可师”①　

注释　①荀淑：字季和,东汉颖川郡人,曾任朗陵侯相（所以下面第6则中又叫荀朗陵）他和钟皓（字季明）两人都以清高有德,名重当时尚：超过　

译文　李元礼曾经赞叹荀淑和钟皓两人说：“荀君识见高明,人们很难超过他；钟君有最美好的德行,却是可以学习的”　

（6）陈太丘诣荀朗陵,贫俭无仆役,乃使元方将车,季方持杖后从①长文尚小,载著车中既至,荀使叔慈应门,慈明行酒,徐六龙下食②文若亦小,坐著膝前③于时太史奏：“真人东行”④　

注释　①陈太丘：名,字仲弓,曾任太丘县长,所以称陈太丘古代常以官名称人元方、季方：都是陈的儿子,元方是长子,名纪,字元方；季方是少子,名湛,字季方父子三人才德兼备,知名于时下旬的长文是陈的孙子陈群　②叔慈、慈明、六龙：苟淑有八个儿子,号称八龙叔慈、慈明是他两个儿子的名字,其馀六人就是这里所说的六龙了下旬的文若是荀淑的孙子荀或应门：照管门户,指开门迎送宾客等事,这里指迎接下食：上菜　③膝前：膝上“前”是泛向性的,没有确定的方位意义　④太史：官名,主要掌管天文历法真人：修真得道的人,此指德行最为高洁的人关于“真人东行”一语,余嘉锡氏以为“此盖好事者为之,本无可信之理据《汉杂事》所载,殆时人钦重太丘名德,造作此言,与荀氏无与焉”（见（世说新语笺疏）第8页）　

译文　太丘县县长陈皇去拜访朗陵侯相荀淑,因为家贫、俭朴,没有仆役侍候,就让长子元方驾车送他,少子季方拿着手杖跟在车后孙子长文年纪还小,就坐在车上到了荀家,荀淑让叔慈迎接客人,让慈明劝酒,其馀六个儿子管上菜孙子文若也还小,就坐在荀淑膝上这时候太史启奏朝廷说：“有真人往东去了”

山海经》简介　　《山海经》的内容

　　《山海经》全书18篇，约31000字。五藏山经5篇、海外经4篇、海内经5篇、大荒经4篇。《汉书·艺文志》作13篇，未把大荒经和海内经计算在内。全书内容，以五藏山经5篇和海外经4篇做为一组；海内经4篇作为一组；而大荒经5篇以及书末海内经1篇又作为一组。每组的组织结构，自具首尾，前后贯串，有纲有目。五藏山经的一组，依南、西、北、东、中的方位次序分篇，每篇又分若干节，前一节和后一节又用有关联的语句相承接，使篇节间的关系表现的非常清楚。

　　该书按照地区不按时间把这些事物一一记录。所记事物大部分由南开始，然后向西，在向北，最后到达大陆（九州）中部。九州四围被东海、西海、南海、北海所包围。 古代中国也一直把《山海经》作历史看待，是中国各代史家的必备参考书，由于该书成书年代久远，连司马迁写《史记》时也认为：“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山海经》奇书

　　《山海经》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奇书之一。它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山海经》[1]为述图之书。

　　刘锡城在《全像山海经图比较》（1）序言中指出：“东晋诗人陶渊明的“流观山海图”（《读山海经13首》）、学者郭璞的“图亦作牛形”和“在畏兽画中”的记载和论述，说明早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代，曾有“山海图”流行于世。而且据说《海经》部分是图在先、文后出，因而“以图叙事”的叙事方式，至少在战国时代就已形成一种文化传统”。马倡议（2）也认为：“《山海经》的母本可能有图，它(或其中一些主要部分)是一部据图为文(先有图后有文)的书，古图佚失了，文字却流传了下来，这就是我们所见到的《山海经》。” 刘宗迪（3）写道：“《海经》的荒诞色彩和神话色彩，与这本书的特殊来历息息相关，这本书的来历在古代典籍中是独一无二的，简单地讲，这本书是述图之作，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海经》，先有图，后有书，书中的内容是对一幅图画中内容的写照。《山海经》中的文字多静态的刻画，而少动态的叙述，多记空间方位，而少间时间进程，其述图特点可谓一目了然，其实，前人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最早指出这一点的是宋代学者朱熹，但前人在这一点上都有同一个误解，即认为整部《山海经》包括《山经》都是有述图的。实际上，像《山经》那样包罗万象的博物学知识是不可能在图中画出来的，更何况其中还记载了很多动物的声音、习性等等，这些内容又如何能用图画表现出来呢？除非古时候已经有了现在这样的多媒体技术。不过，《海经》所凭借的图画早就佚失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山海经》中都有插图，怪怪奇奇，琳琅满目，那只是后人根据书中的内容想象增补的，与我说的古图完全不是一回事”。

　　第二，《山海经》保留了大量远古时期的史料。

　　《山海经》历来被大多数人认为“荒诞不经”。连敢于打破《尚书》束缚，将中国上古史推至炎黄二帝的史学家司马迁都说“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形成这种看法的原因似乎与《山海经》由图到文字的成书过程有关。例如《海外东经》记载“工虫在其北，各有两首。一曰在君子国北”。根据《山海经》先有图后有书的成书过程推测，《山海经图》上在君子国的北方画有一个彩虹的“虹”字，表示该地经常见到彩虹。当时的图像文字应该类似甲骨文的虹字，是彩虹的图像，两端有首（见熊国英著《图示古汉字》）。而后来古人根据《山海经图》著《山海经》时，时间已经过了几百年，而著者并不见得一定是文字学家，这时彩虹的虹字已经成为“工虫”的样子，因此将彩虹描述为工虫，并望文生义将其描述为“各有两首”，使后人无法知道到底叙述的是天边的彩虹呢，还是描写一只有两个头的怪物。所以就连司马迁也说“余不敢言之也”。

　　也正因为《山海经》的所谓荒诞不经，几千年来该书既不为正史所载，也不为诸子所传，因而也很少被后人改动，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原书的风貌和许多珍贵的远古资料和信息。

　　第三，《山海经》与东方夷族有关。

　　金荣权（4）在“帝俊及其神系考略”一文中指出：“帝俊在中国古代神话中是一个谜一般的神性人物，他的事迹既不为正史所载，也不为诸子所传，只见于《山海经》之中，尤其集中反映在“大荒”、“海内”两经之中。究其神系渊源与脉略，显不属于炎帝世系，也不隶属于黄帝世系，是与炎、黄两大神系并存的第三神系”。“关于帝俊在中国古代诸神中的地位，今天众说纷纭，然一般认为帝俊当是上古时代东方民族的祖先神，这种看法是一致的，因为《山海经》记载的帝俊活动地及其子孙之国大多在东方”。

　　徐旭生（5）说：“帝俊这个人物，在《山海经》里面，可以说是第一显赫的了。里面载他的事，多至十六（在《经》里面只有帝颛顼多至十七事，可是他与九嫔葬处一事三见，那只剩下十五事。此外黄帝十事，炎帝四事，帝喾三事，帝尧二事，帝舜九见八事，帝丹朱二事，帝江一事，帝鸿一事。其余的人没有帝称）”。通过这十六项的帝俊故事可以看出，第一，他东西南北，无所不至；第二，古代重要的大发明，差不多全出于他的子孙；第三，包括姬姓、姜姓、姚姓在内许多氏族都是由他分出；第四，太阳是他的儿子，月亮是他的女儿，在他之下有“人面、犬耳、兽身，珥两青蛇，名曰奢（she）比尸”的神人和“五采之鸟”的“下友”。

　　西汉刘向(歆)《上〈山海经〉表》（6）说:“《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后人大多从其说。清毕沅《〈山海经〉新校正序》称《山海经》相传“作于禹益,述于周秦”。但后人研究认为，《山海经》非一人所作，有出自周人、齐人、楚人之说。而刘宗迪（7）认为，尽管“古人关于禹益作《山海经》的说法虽不可信，但可能也不是空穴来风”。自古以来，“神不禋非类，民不祀非族”，《山海经》中的某些史料特别是反应帝俊神系事迹的人文历史地理资料来自东夷伯益或者伯益的族团应该无大误。

　　第四，《山海经》有两部分组成。

　　顾颉刚（8）认为：“《山海经》则至今流传，其中《山经》和《海经》各成一体；《海经》又可分为两组，一组为《海外四经》与《海内四经》，一组为《大荒四经》与《海内经》。这两组的记载是大略相同的，它们共就一种图画作为说明书。所以可以说是一件东西的两种记载”。现代研究同意这一观点，王宁在“《山海经》的分篇问题”中说“《大荒四经》其实就是另一个版本的《海外四经》”。因此，在考证《山海经》地望时，《大荒东经》和《海外东经》可以相互印证。

　　第五，《山海经》地理描写的顺序与现实的顺序不同。

　　《山海经》的顺序是南、西、北、东，这可能与古人“天南地北”的习俗有关。也就是说，古《山海经图》与现在的地理图在方位上不同。以《海外东经》的汤谷地望为例：“黑齿国在其北，为人黑，食稻啖蛇，一赤一青，在其旁。一曰在竖亥北，为人黑首，食稻使蛇，其一蛇赤”。郝懿行云：「黑下当脱齿字。王逸注楚词招魂云：『黑齿，齿牙尽黑。』高诱注淮南坠形训云：『其人黑齿，食稻啖蛇，在汤谷上。』是古本有齿字之证。“下有汤谷。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

　　上述记录明确说明《山海经图》中，黑齿国在图的上方（南方），而汤谷在黑齿国的下方（北方）。这为《山海经》地望考证提供了方向上的坐标。

　　根据以上背景和原则，我们通过研究鲁东南地区龙山时期（伯益为龙山文化后期东夷部落首领）考古资料和历史地理文献，考察鲁东南地区沿海一带人文风物山川地理形势，发现《海外东经》描述的地域与《尚书》中嵎夷的地望以及海岱地区龙山文化尧王城类型的分布极为一致，现报告如下：

　　海岱地区龙山文化尧王城类型及其地域分布

　　王守功（10）在《山东龙山文化》一书中指出：“尧王城类型主要分布于沂山之南、蒙山以东的鲁东南地区。这一区域的地貌以丘陵为主，间有较大的河谷平原。该类型西、北两侧分别于尹家城类型、姚官庄类型相邻，东至黄海，南界约在陇海铁路以北。行政区划包括临沂、日照两市和江苏东北角之一部分”。“根据遗址分布特点可以推测，日照、临沂一带是尧王城类型的中心地带。这里地理环境特点是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河流众多，古代环境同现在差别较小。考古发现表明，这里龙山文化遗址十分密集，且不乏大型遗址”。

　　尧王城类型也称两城类型。张学海（11）在《试论莒地古文化古城古国》一文中指出：“莒地龙山文化属两城类型。该类型的范围大体在沂蒙山东南，尼山以东，以鲁东南地区沂沭河流域为中心，北包鲁东胶州、崂山、青岛市区等地，南含江苏淮北东部地区，是龙山文化的主要地方类型之一。除莒地的四个龙山聚落群以外，尚有临沂东部沂沭河中游群，临沂西部、费县东北部、平邑北半部沂河中游、祊河流域群，沂南东部、临沂北境、莒县西南端沂河上游群，苍山南半部、枣庄东南部群，此外北面的诸城中北境、高密南境、胶州西南境似有一小群，其东的胶州东北部、青岛市区尚有少数遗址，不足１０处，未作群体对待；南面的临沭、郯城及同其接境的江苏赣榆、东海、新沂也应有两三个小群，总计达１１个聚落群，仅山东境内就有遗址４５０处以上，占山东境内龙山遗址总数的三分之一强”。

　　因此，龙山文化尧王城（两城）类型的分布区域为南起江苏灌云县，北到山东青岛市的东部沿海一带。而这一带的大型龙山文化遗址基本都集中在日照地区，比如尧王城遗址、两城遗址、段家河遗址、东海峪遗址、另外还有大型大汶口文化遗址如凌阳河遗址和丹土遗址。因此日照地区是尧王城类型中的重点区域。

《世说新语》 南北朝时期（公元420年～公元581年）记述后汉至南朝刘宋人物的遗闻轶事的杂史。刘宋宗室临川王刘义庆(403—444)撰，梁刘峻(字孝标)注。汉代刘向曾著《世说》，早已亡佚。该书原名《世说》，后人为与刘向书相别，又名《世说新书》，大约宋代以后才改称今名。全书原八卷，刘孝标注本分为十卷，今传本皆作三卷，分为德行、言语等三十六门，记述自汉末到刘宋时名士贵族的遗闻轶事，主要为有关人物评论、清谈玄言和机智应对的故事。《隋书·经籍志》将它列入小说家。该书所记个别事实虽然不尽确切，但反映门阀世族的思想风貌，保存社会、政治、思想、文学、语言等方面史料，价值很高。

刘义庆门下聚集不少文人学士，他们根据前人类似著述如裴启的《语林》等，编成该书。刘义庆只是倡导和主持了编纂工作，但全书体例风格大体一致，没有出于众手或抄自群书的痕迹，这应当归功于他主编之力。有的日本学者推断该书出于刘义庆门客、谢灵运好友何长瑜之手。

刘孝标原是南朝青州人。宋泰始五年(469)北魏攻下青州，他随例被迁到平城，在那里出家，后又还俗。齐永明四年(486)还江南，曾参加翻译佛经。该书的注，是刘孝标回江南以后所作。他采用裴松之注《三国志》的办法，进行补缺和纠谬的工作。孝标征引繁富，引用的书达四百余种。后人注释该书的，有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徐震谔《世说新语校笺》、杨勇《世说新语校笺》。日本德川时代的学者著有几种《世说新语》注。还有马瑞志的英文译本、目加田诚等的多种日文译本和法文译本。

《世说新语》是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志人小说」的代表作，由南朝宋刘义庆编撰。依内容可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类，每类收有若干则，全书共一千多则，每则文字长短不一，有的数行，有的三言两语，从此可见笔记小说「随手而记」的诉求及特性。 内容主要是记载东汉后期到晋宋间一些名士的言行与轶事。书中所载均属历史上实有的人物，但他们的言论或故事则有一部分出於传闻，不尽符合史实。此书相当多的篇幅系杂采众书而成。如《规箴》、《贤媛》等篇所载个别西汉人物的故事，采自《史记》和《汉书》。其他部分也多采自前人的记载。一些晋宋间人物的故事，如《言语篇》记谢灵运和孔淳之的对话等，则因这些人物与刘义庆同时而稍早，可能采自当时的传闻。

德行第一 言语第二

政事第三 文学第四

方正第五 雅量第六

识鉴第七 赏誉第八

品藻第九 规箴第十

捷悟第十一 夙惠第十二

豪爽第十三 容止第十四

自新第十五 企羡第十六

伤逝第十七 栖逸第十八

贤媛第十九 术解第二十

巧艺第二十一 宠礼第二十二

任诞第二十三 简傲第二十四

排调第二十五 轻诋第二十六

假谲第二十七 黜免第二十八

俭啬第二十九 汰侈第三十

忿狷第三十一 谗险第三十二

尤悔第三十三 纰漏第三十四

惑溺第三十五 仇隙第三十六

《世说新语》主要记述士人的生活和思想，及统治阶级的情况，反映了魏晋时期文人的思想言行，和上层社会的生活面貌，记载颇为丰富真实，这样的描写有助读者了解当时士人所处的时代状况及政治社会环境，更让我们明确的看到了所谓「魏晋清谈」的风貌。

此外，《世说新语》善用对照、比喻、夸张、与描绘的文学技巧，不仅使它保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佳言名句，更为全书增添了无限光彩。

如今，《世说新语》除了文学欣赏的价值外，人物事迹，文学典故、等也多为后世作者所取材，引用，对后来笔记影响尤其大。

从《世说新语》的某些分篇中，可以看出刘义庆编著此书时的倾向性。如《德行》、《政事》、《方正》、《雅量》等篇，作者对其中的人与事大抵采取肯定的态度；《任诞》、《简傲》、《汰侈》、《尤悔》、《惑溺》等篇，则对所写人与事多持否定态度。其他各篇，虽然从题目中看不出明显的态度，但行文中仍有其倾向性。大体来说，刘义庆对汉末一些名士，都是歌颂或赞赏的；对魏晋的清谈家则有所肯定，也有所否定。如他比较赞赏的晋代乐广等人，尚清谈而又不违背“名教”；至於象阮籍等蔑视“名教”的人，则被斥之为“狂诞”。对有些历史人物，他虽然并不赞成，但对他们某些行动，却又持欣赏的态度。如对西晋末年“清谈误国”的王衍，有时也赞赏他不和人计较的“雅量”；对桓玄则称其早慧。总的来说，他还是依据世族士大夫的道德标准来评价人物的。

《世说新语》中所记载的人物言行，往往是一些零星的片断，但言简意赅，颇能传达人物的个性特点。如《雅量》篇写祖约和阮孚两人的优劣，只通过祖约料理财物和阮孚为木屐上蜡的两个细节，显示出一个是吝啬的守财奴，一个只是出於对木屐的癖好。淡淡几笔，人物性格就跃然纸上。《忿狷》篇写王述性急，吃鸡蛋时用筷子刺不破壳就发怒，以至用脚踩，还放口中嚼破后吐掉，寥寥数语，把他当时暴怒的状况生动地表达出来。

在《世说新语》中，记言论的篇幅比记事的更多些。记言方面有一个特点，就是往往如实地记载当时口语，不加雕饰，因此有些话不很好懂。如《政事篇》记载王导对几个“胡人”弹著指头说“兰阇兰阇”，就是一句“胡语”；《排调篇》又记载他当著刘惔的面说“何乃渹”，“渹”是吴语冷的意思。此外象“阿堵”、“宁馨”等当时的俗语也屡次出现。它在记言方面的另一个特点，是常常能通过几句话，表现人物的性格。如《简傲篇》写桓冲问王徽之做什么官，他回答说:“时见牵马来，似是马曹。”又问他有几匹马，死了多少，他都答不上来，却用《论语》中的话来答对，活画出世族士大夫们狂放而不切世情的特徵。《尤悔篇》载桓温自言自语地说:“作此寂寂，将为文(晋文帝司马昭)景(晋景帝司马师)所笑。”接著又说:“既不能流芳后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耶！”这几句话，也活画出一个野心勃勃的权臣的心理。后一句话是内心自白，很可能出於传说和想象。书中还有一些反映人物心理的语言，也很生动传神，如《忿狷》篇写王恬对王胡之发火，王胡之握著他手臂说:“汝讵复足与老兄计耶？”王恬拨开他的手说:“冷如鬼手馨，强来捉人臂”。言语间表现出一个很冷静，一个在狂怒，都很形像。

《世说新语》的文字，一般都是很质朴的散文，有时几如口语，而意味隽永，在晋宋人文章中也颇具特色，因此历来为人们所喜读，其中有不少故事，成了诗词中常用的典故。

《世说新语》有梁刘孝标注本。刘注的特点是收集许多其他古籍材料，与原文参证，这些材料多已亡佚。现存最早的刊本是宋刊本。国内影印的日本“金泽文库”藏宋刊本，附有日本所发现的唐写本残卷。通行本有《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嘉趣堂刊本等。近人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是本书最好的笺释，有中华书局排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