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英法联军开进北京，火烧圆明园，1900年八国联军光顾了中国很多大城市。别的不说，列强两次入侵抢走的文物就数以百万计，以致百余年后的今天，大家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新闻，英国或者法国的某个家庭发现了一件价值不菲的中国文物，拍出多少钱之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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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早年的欧洲列强，日本当年抢走的中国文物只多不少。或许西方人来得早，把他们认为的精品文物抢走最多。但从1931年算起，日本入侵中国长达十四年，他们有大把的机会和时间搞走中国的文物。实际上这是日本政府有预谋、有组织的一个计划。从手段来说更是花样翻新，抢是少不了，巧取豪夺或者偷盗也占了相当一部分。比如末代皇帝溥仪就干过盗窃故宫文物送给日本人的光辉事迹。

以致后来有一个尴尬的事实，要研究中国历史，必须到日本去。日本抢走的中国文物实在太多了。大约有多少呢？前些年的《国际先驱导报》刊文说，据不完全统计，仅在日军侵华战争期间，中国记录在案的文物流失有360万件外加1870箱，另有700多处古迹遭蓄意破坏。

在日本的中国文物

360万件什么概念？要知道经过多年的搜集整理，故宫目前的馆藏文物才180万件。仅从数量而言，日本起码得搞两个故宫博物院才能放下中国的文物。日本的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了其中一万多件，涵盖了中国从远古新石器时代的玉器到清朝的书画瓷器等珍品。近代全世界最具考古价值的超级珍品之一，北京人头盖骨也是被日军掠走的。但运送那一批文物的日本船只阿波丸号沉没了，这件宝贝自此下落不明。

在日本的中国文物

从十九世纪末开始，抗战爆发很多年前，日本派遣了大量的学者和探险队窃取中国文物，当然也有出价极低买走或者骗走的情形。这些人实际上都是日本政府资助的。到了30年代，偷偷摸摸的方式不能满足日本日的胃口，大规模的掠夺、盗掘开始了。比如仅在洛阳金村，日本人就一次性抢走了大量的铜器、古籍，其中有数以百计的宋版书珍本。

抗战旧照

人们都知道当年日本在我国东北修了满洲铁路，后来日方有人透露，参与修建铁路的日本人，很多都是历史文化或者考古方面的学者。他们以调研地理环境为借口，摸排中国境内的文物和古迹。当年在日占区，到处都有日本的调研队。如此大规模的文物古迹调研活动，只怕中国几十年来还没日本人当年搞得好。所以说去日本学中国历史，是半点不夸张。

《顺治迁都》是一部长篇小说，作者借用一个朝鲜人的口吻对日本人说：“你们的大名是日本人，但我喜欢叫你们海盗……海盗，只能漂泊在海上。”我极赞同这句话，日本人倒是想上岸，终于还是被赶回了海岛上。

14世纪初。

最早是在14世纪初，因为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后，在长期战乱中失败的南朝封建主开始组织武士劫掠中国与朝鲜沿海地区。因为中国古籍称日本为倭国，所以当时称他们为倭寇。

倭寇初时仅为九州沿海一带的名主、庄官等阶层及失业人民，晚清时期，在光绪皇帝的上谕中，大量使用“倭寇”指称日军，衍生出倭军、倭兵、倭炮、倭廷等词。

扩展资料：

明朝建立后，尚有张士诚等南方的残余势力以及沿海走私商与日本海贼合作，以日本一些岛屿为基地，在中国和朝鲜沿海进行侵扰。

明朝建国后，东南沿海一带凭借着地理位置和原有的基础，农业、手工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此基础上，商品经济也日益繁荣起来。正德年间，私人海外贸易开始得到发展。到嘉靖时期，私人海外贸易形成大规模，达到非常繁荣的程度。

利润上的巨大差距，嘉靖年间东南沿海各地形成了许多私人海上贸易集团。但面对严峻的东南海疆形势，明开始实行长期的海禁政策，明初朱元璋即颁布了“片板不许下海 ”，严禁私人海外贸易。

-倭寇

日本侵略中国时孔子儒家学说对中国抗战做出什么贡献？

这个问题你问着了，中国抗战时，儒家学说真的做出过重大贡献。大家知道国共团结抗战的重要吧？国共为什么能团结呢？因为民族主义大于政治主张的纷争，那中国这个民族主义有什么历史文化基础？就是华夷之辨就是炎黄子孙。

王夫之是大儒，他在明末清初著有《黄书》，就是讲尊仰黄帝之书。该书在评述历史中阐发了作者的爱国主义思想。提出了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解释仁义为“仁以自爱其类，义以自制其伦。”若不能保护民族的利益，便失去了仁义的真髓。

国共抗战时，国共双方于1937年清明节共同祭拜黄帝，表达了共同抗战的民族立场。

国党方面带来一首四言古体祭文：粤稽遐古，世属洪荒；天造草昧，民乏典章。维我黄帝，受命于天；开国建极，临治黎元。

我党方面的祭文也是一篇精妙地道的四言古体祭文: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知，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

再来说说孔家后人

日本侵华始于九一八事变，日本人在建立“伪满洲国”后，觊觎华北，打算对中国华北地区实行奴化政策。为此，日本人瞧中了孔子的招牌。1935年，日本对身在曲阜的末代衍圣公孔德成发出邀请，希望他能赴日本参加孔庙落成仪式。彼时，日本人的势力已经从东北延伸到华北腹地，他们以为靠武力威胁就能让年纪轻轻的孔德成屈服，但是在民族大义面前，这位出生在1920年，彼时刚刚十五岁的孔子后人毅然拒绝了日本人的邀请。

后来日本人又派土肥原贤二这个大间谍赶赴曲阜邀请孔德成参加日本人的宴会，没想到孔德成用自己深厚的文学底蕴摆了这个大间谍一道，孔德成专门写诗相拒：“余病未能延国宾，云涛万里聚风萍。江川洙泗源流合，况是同洲岂异人。”从诗的最后一句可知，孔德成不愿与日本人同流合污的意愿有多强烈。

七七事变后，山东危殆。驻兖州七十二师师长孙桐萱连夜安排孔德成夫妇离乡。在离乡前，孔德成还做了一件事，他利用日本人不敢闯进孔府作乱的顾忌，将山东以以及北京的大批来不及转运的珍贵书籍接洽至孔府掩藏，此举保护了大批珍贵的古籍，堪称功德无量。

孔德成离开曲阜后，专门取道徐州抵达武汉，并在汉口发表了抗战宣言，谴责日本人的侵略罪行。一时间，武汉人心鼓舞，抗战士气也因此大增。武汉沦陷后，孔德成又西迁至重庆歌乐山下居住，虽生活清苦，但是孔德成依旧读书研学，不坠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