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在宋代出现，这是因为之前书籍和古画修复不分家，但是到了宋代随着印刷术的发展，古籍修复也蓬勃发展，逐渐独自发展。成为单独的技艺。第三种：认为春秋战国时期，考古发掘发现有很多绢帛上有修改、挖补的痕迹。部分学者认为此时为古籍修复的萌芽。第四种：认为夏商周时期，这个是因为考古发掘，有很多龟甲兽骨上有1、2、3等刻画符号。在册页研究的学术界，龟甲上的刻画符号在当时应该是用绳子、皮革串连在一起，作为页数标注所以刻画。串联便形成早起册页。册页出现之时，就是古籍修复成立之时。

古籍修复流派

古籍修复流派在历史的长河中很多。到民国时期还存在的有如下几派。沪派、苏派、扬派、京派、蜀派、徽派、岭南派、鲁派、津派。所存在的派别和书画装裱的派别大体一致。解放后随着古籍修复艺人的岁数逐渐增长，后续无人或者技艺人相继另寻它路。沪派、蜀派、徽派、岭南、鲁派、津派，大部分在1970年左右消失，津派是消失最晚的，津派古籍修复的老艺人陆玉枢所传最后一名弟子与2004年左右停止修复，为津派最后一个名古籍修复艺人现为竹影法师。

古籍修复过程

古籍修复因为时代和流派不同修复过程也不同。大体可以分为如下几种。

1：收到修复的书籍：这个过程是修复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一般这个环节修复师傅要检查送来的古书的破损程度、珍惜程度。和书籍的持有者商讨价格、修复要求、修复时间。因为修复古籍需要把珍藏的书相当长时间放在修复师傅手里，所以一般修复师傅只为熟人或者熟人介绍的朋友修复。从古至今修复师傅和古书持有者之间主要是口头约定为准，无凭证票据的存在，所以收到古书和客户商议领悟客户修复的要求、心情、心境、品味等成为最重要的环节。

2：对书籍资料记录：1970年之前的修复都是把每页文字都要抄录下来以便修复时方便检查和配页。津派在2000年时把照相技术引入修复，将古籍做影像资料储存。比过去更加科学，但是因为涉及古籍版权问题，自竹影法师停止修复后，影像资料的储存在修复中被取消。只有博物馆工作的部分修复师傅继续沿用古籍修复中的，影像保存环节。

3：拟定修复方法：古书的各种破损、污渍等被修复艺人叫做书病。古书艺人视书为孩子，所以修复如看病。古书修复也有望闻问切。望：指的是检查破损、污渍、纸张、绢帛等材质的的现有情况。闻：指的是通过气味判定，纸张的矾化程度、有无霉烂。问：指的是要询问书籍来历，如果书籍现在的持有者是长期居住南方则选用白芨作为浆糊，如果长期居住北方则选用面糊作为浆糊。客户不同的居住地域也决定了修复方法和修复材料。而且要向书籍的持有者询问书籍的年代、版本、曾经印刷地域，这点很重要，因为修复师傅对于古籍断代能力不高，所以询问下书籍持有者详细内容很必要。对于修复甚至是决定成败的。切：指的是修复师傅抚摸和检查书籍材质的保存状况。纸张的薄厚、是不是曾经有修复。

4：因为册页形制不同从第四部开始不一样。线装册页的第四步是拆线

5：拆纸钉

6：拆包角

7：清洗书页，师傅们根据各自流派配置专门的洗书水。

8：处理虫眼或者根据书病的情况托表或者点镶。

9：装订

10：制作书函

11：送交藏书者完成修复任务

　在各种收藏门类中，古书是最早的收藏品之一。那么古书收藏的知识是什么呢下面是我为你整理的古书收藏的知识，希望对您有用。

古书收藏的知识

　按照图书所有者性质的不同，中国历史上藏书系统可分为四类：官藏(即国家藏书)、私藏(即私人藏书)、书院藏书和寺院藏书。

　有确切记载的我国的国家藏书起于周朝，著名的思想家李耳(即老子)是已知最早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当时馆长称为“守藏室之史”。到了秦代，国家藏书处称为“石室”。汉代初年，广征图书，并设立六处公藏图书处，即太常、太史、博士、延阁、广内和秘室。三国魏国设有秘书、中、外三阁国家藏书处，晋沿魏制，国家收藏图书归兰台和秘书两处。到隋唐两宋，国家藏书更加丰富，但却因朝代的更叠或意识形态的原因，而使国家藏书受损。到元代，先崇道贬佛，后崇佛贬道，将《道藏》大统《玄都宝藏》连书带版全部焚毁，以至今日，元《玄都宝藏》只有一二页残片留于世间。明代是中国古代藏书的一个兴盛时期，不只国家藏书，而分封的各藩王也大多喜藏书、刻书，从属性上讲，藩王藏书也是介于官藏与私藏之间的一种藏书形式。到了清代，才是中国藏书——不论公藏、私藏——的黄金时代，其藏书规模及其藏书研究都远胜于列代。

　书有水、火、兵、虫“四厄”。随着时代的发展，越古的书收藏难度越大，故善本的范畴也随之后延。清末藏书家叶德辉说：“南宋人重北宋本，元明人重宋本，国朝收藏家并重元明本。”从而说明了历代藏书的范畴。

　在中唐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初，主要用于印刷佛经、字书和历书等。到北宋，印刷书才逐步取代抄本、写本而成为书之主流，于是隋唐五代及其之前的写本就成为宋人眼中的古书了。但宋初距今已逾千年，宋之前的古本流传至今已近绝迹。上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才使得今人可以得见晋唐之珍籍，这些珍本今日仍有机会收藏到，有实力的朋友，当然应当买这些遗珍。

　至明代中叶，宋版书就已经是清中藏书家追求之物了，虽然宋代刻书达数万种，但到这时就稀见难得了。由于宋人刻书态度严肃，刊刻和印刷水平均很精良，所用纸墨也十分考究，再加上文化气息浓厚，自然成了明代藏书家珍藏之物。当时官府藏书也大增，明正统六年，杨士奇查勘文渊阁藏书，编出《文渊阁书目》，著录了图书43200余册，7000余种。可惜政府藏书疏于管理，到万历三十三年再查文渊阁藏书时已十不存一了，再加上明末战争，这些藏书基本上全部毁失了。

　私人藏书在明代大为兴盛，明开国之初分封藩王，他们由于不掌兵权，再加上皇帝赏赐大量宋元留下的善本，故多位藩王热心于藏书活动，如周王朱和宁王朱权都珍藏有大量珍籍秘本，尤其朱五世孙朱睦桔收购了山东章丘李开先的藏书，在开封筑万卷堂，成为皇族中最有名的藏书家。

　明代有名的藏书家有数百人，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也有十余家，尤其私家藏书楼的兴起，使得私家藏书更加规范化，著名的有宋濂的青萝山房，藏书8万卷以上，叶盛的竹堂，以藏有抄本著称，藏书22700卷。叶氏尤其著名的是他的一方藏书章，章文是：读必谨，锁必牢，收必审，阁必高。子孙子，惟学，借非其人，亦不孝。范钦的天一阁，在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于家乡鄞县建天一阁藏书楼，藏书7万余卷。天一阁至今保存完好，为我国保存至今最古老的藏书楼。明代其它著名的还有胡应麟的二酉山房，祁承邺的澹生堂、毛晋的汲古阁、钱谦益的绛云楼等。

　清代是中国古代藏书的鼎盛时期，无论公藏私藏都发展到了顶峰。清初皇帝对文化事业十分重视，除翰林院、国子监有大量藏书外，内府也分别珍藏了大量典籍，如皇史收藏本朝实录、玉牒与《大清会典》;昭仁殿专收宋、金、辽、元、明的善本;武英殿所刻之殿版书均存于此。尤其为后世藏书家所追求的是“天禄琳琅”藏书。天禄琳琅是乾隆皇帝的藏书处，专藏宋元明珍籍善本，到民国年间，这些书被宣统挟带出宫，有些流散到民间。这些书在宫中都进行了重新装潢，五色织锦封面，宣绫包角，尤其一望便知是天禄琳琅之物的特殊处，因其在每册书的封面和封底衬页上都钤上“古稀天子之宝”、“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天禄琳琅”、“天禄继鉴”等五方玉玺，称之为“乾隆五玺”。天禄琳琅之书大部分都存在故宫、国家图书馆和台湾图书馆，留在民间的已如星凤，藏书家见之自当珍惜机会。

　清代的私家藏书更是藏书史上的黄金时代，出现了几百位藏书大家，如吴骞、孙星衍、汪宪、汪启淑、鲍廷博、卢文、朱彝尊、卢址、徐乾学等。尤其著名的大藏书家黄丕烈，他的藏书观点开一代风气之先，经他手批跋之书成为后世藏书家追捧之物。

　清代四大藏书楼的出现，尤其是其藏书观念，对后世影响深远。

　民国藏书无论从藏书方式还是藏书理念，都是清代的余续，也产生了多位大藏书家，如傅增湘、陶湘、李盛铎、周叔等，他们仍然是按照传统的方式来藏书，但是他们在藏书的分类方式上有许多新观点，可供今日藏书者借鉴。有兴趣深入探求藏书真谛的书友，可读一些他们所著的版本学、目录学和校勘学方面的专著。

　古今善本观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学术思潮，随着时代的变迁，善本书的范畴也在发生着变化。从西汉到清末，中国总计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这期间，总计出版了181755部各类书籍，合2367146卷。这些典籍历经各种磨难，留传至今约有不足8万部。又由于历代的翻刻和改刻，又产生出不同的版本，而只有在内容、学术价值、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皆佳的善本才极具收藏价值。所以首先搞清楚哪些是善本，才是藏书选择的关键。

　朱弁在《曲消旧闻》中写道：“宋次道家藏书，皆校雠三五遍，世之藏书，以次道家为善本。”叶梦得《石林燕语》：“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书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从以上可以看出，宋人认为精加校雠的书籍就是善本。明代和清代中前期，基本延续宋之善本标准。清末张之洞从读书角度谈出自己的善本观：“善本非纸白版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道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不讹不缺之本也。善本三义有三：一曰足本(无缺卷、未删削)，二曰精本(精校精注)，三曰旧本(旧刻、旧抄)。”当时的旧刻、旧抄指的是明嘉靖前的刻本及明蓝格抄本。

　建国以后，国家组织专家编撰《全国善本书总目》，制定了《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收录标准和范围》，将善本标准归纳为“三性九条”。虽然有些专家对此有不同看法，但对藏书者来说，这种规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故录全文如下：凡是在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三方面，或其中某一方面具有特殊价值的，应是善本。具体是：1、元及元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2、明刻本和明抄本;3、清代乾隆及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刻本和抄本;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刻印的图书;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件，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7、有名人学者亲笔批校、题跋、评论的刻本、抄本;8、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古代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9、明代的印谱，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印谱(有特色又系足本或有亲笔题记的)。

清版古书收藏的知识

　传统意义上的藏书以收藏善本古籍为宗旨，善本的概念因不同时期或者不同的取舍而有所区别，但基本上仍是指刊刻精美、流传较少、艺术价值和文献价值高等几个方面，但同时善本古籍的市场价格也随之升高，因此追求善本古籍的收藏不但要求有较高的鉴别水平，还需要相当的经济条件。除善本以外，藏书界还将流传较广、年代较晚或者存世量较大的古籍习惯上称为“通行本”。通行本这一称谓的历史也很悠久，大概有了善本一词以后就相应而生了。不同的时代对通行本的定义也不尽相同，明清时期的通行本，今日已成为了善本。近代的藏书界将清代乾隆朝以后刊刻的一些书籍，包括清末的局本，统称“通行本”，这一概念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通行本”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据清末张之洞的说法，当属于善本求之难得，退而求其次。实际上清代中期以后有很多藏书家，将私藏宋元秘本翻刻成书，又称覆刻本或者影刻本。这其中相当多的书籍不但内容十分重要，且形式上也保存了宋、元善本的不少风貌，只是生产年代较晚，流传广泛，历来是“通行本”中引人注目的内容。其中如黄丕烈刻宋严州本《仪礼郑注》、翁方纲翻刻本《淳熙隶韵》、阮元影刻《古烈女传》、嘉业堂刻本《史记》等，一直为藏书家所珍爱。清代的翻刻本，目前市场价格大约二三百元一册，价格适中，很有收藏潜力。目前有些拍卖行中经常推出此类拍本，似当引起重视。

　清代中期以后，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逐渐向中国传播，其中西方宗教作品通过传教士途径得以输入。在上海土内湾一带(即今日的徐家汇)，开始使用德国海德堡的石印技术，最初是用于印刷宗教宣传品，后为上海点石斋等书肆用来印刷《康熙字典》、《紫光阁英雄谱》等。石印技术是采用近代的油水分离法原理形成的一种新的印刷方法，不仅印刷周期短、生产效率快，而且有的由于采用照相制版，印刷成品也很逼真，且价格低廉，深受当时学人推崇，很快得以风行。清末刊行的石印书籍，大部分采用手工纸，单面印刷，为了降低成本，往往开本很少。这类书中如《点石斋画报》、《芥子园画谱》等印制精美，艺术价值并不低。值得一说的还有清末曾用石印技术印刷过一批开本较小的微型书籍，如《四书备旨》、《五经》等，大不盈寸，可握于掌中，十分有趣。晚清的石印书由于产量大，且历来为藏书家所不取，至今价格仍然很低，不过二三十元一册。但其中有些使用了很白很细的宣纸印刷。制作精良，有些内容也很有参考价值，加之此种石印技术今日也基本废而不用，估计此类书籍今后升值空间乐观，一般初入藏界的书友，不妨从此入手。

　清代刊刻发行的古籍存量非常大，但究其主旨，主要是官刻本、私刻本和书坊刻本三大范围。坊间刻本是民间书坊业的出版物，此类作品由于刊刻者的水平不一，因此同为坊刻但情况差异很大。由于坊间书业大部分以逐利为目的，所刻书籍一般粗糙者较多，且彼此翻刻、校对不精，因此历来不为藏书界所重。但坊刻本中也有一些上乘之作，如南京、苏州等地有些书坊，工匠水平较高，其中如苏州江氏又曾于清晚期开设文学山房，用木活字排印书籍，被称为清季活字版收山之作。又如天津文美斋于宣统时曾刻有《文美斋诗笺谱》，套色丰富，刀法精妙，是为清代版画的终结之作。

　官刻本是封建朝廷的地方官署出版物，其中殿版自不必说。以地方官署而言，由于行政设置不同，又有府、州、县各衙门的不同，清代中期以前，地方官署刻本，常注有“本衙藏版”的特别说明，此表示其地位的特殊。此类刻本多为“官箴”或者“则例”、“章程”三类，内容主要是涉及地方行政、居官心得和地方制度。但由于各地物料不同，组织各异，作为研究清代地方出版历史，颇具文献价值。关于清代晚期的“局本”，其中就有官方组织的，当属官刻本的延续，乃由清朝地方官吏，冀图振兴经义，讲求国文传统，访求造书，详加精校，刊刻成书以为惠取士林。此种官书在清末仍有数十家，在清代的出版史上，可谓独树一帜。另外还有一些“书局”，则为地方新兴出版机构，有些介之于官民之间，有些全系民间出版机构，如北京的开智书局、四川的锦江书局、上海的同文书局等等，这类书局，实际上已经取代了传统的书坊，成为了中国近代新兴出版业的前身。由于书局的情况复杂，对“局本”的评价历来也很有区别，但目前市场“局本”书籍价格仅为每册二二百元，加之其中有很多是内容详实、校勘精到之作，初入藏界的书友如果对此“局本”多有留意，或者会有不少收获。

　鸦片战争以后，洋务运动兴起，清代政府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这一时期，各地翻译引进了大批的西方政治、法律、科学、文化作品。最初由北京同文馆发端，由西洋传教士主持，中方人士协助，由官方组织出版了大量的国际法学作品，如美国传教士丁冠西翻译的《万国公法》、《公法会通》等，此后上海的制造局，在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主持下翻译了《法律医学》、《化学鉴原》、《英国水师章程》等等。此后外国政治、法律和科技书籍的翻译出版形成一种热潮，举国上下纷纷效仿。其中较为重要的有严复主持翻译的《法意》、张相文翻译的《契约论》等。甚至还出现了林琴南翻译的《黑奴吁天录》等一批文学作品。这期间大量的西方近代科技书籍被介绍到中国。在所谓“格致救国”的口号下，北京和上海还陆续出版了一些以宣传西学为宗旨的杂志，其中以在北京出版的《中西闻见录》和上海格致书局出版的《格致汇编》最有影响。这类书籍不但宣传了西方的科学与文化，而且印刷制作也有很多更新之举，其中有以传统技术雕版印刷的，也有采用石印技术印刷的，甚至还出现了铅活字排印和铜版插图技术。但可惜这些出版物印刷量一般不多，而且又因其具有较高的文献研究价值，百年以来，被各种公私图书馆网罗了大半，但近来市场上也偶可见到，其价格也在二三百元左右，但往往一露面即为藏界必得之书，可见识货者颇多矣。

　除了通行本之外，还有一些地方的书坊、刻字店、学校、寺庙甚至私人还刻印了大量的学生识字、讲评经义、唱本小曲和一些阴阳数术及劝善公德之类的书籍。有人将此统称为“俗本”，此类书籍内容俗败，刊刻粗糙，收藏价值不大，目前在各地旧货市场上，经常可以见到此类“俗本”，往往已经无数淘选，几成书渣。对于这种“俗本”，初涉收藏的可选来作为“样品”，但随着藏书经验的丰富，对“俗本”的认知也会逐渐改变。

元氏长庆集-(唐)元稹撰-影印本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31年董氏茭门别墅刻本-电子版PDF下载

责任者：(唐)元稹撰

版本项：影印本     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31年董氏茭门别墅刻本

出版发行项：

丛编项：

版本书目史注：13行23字，白口，左右双边。

现有藏本附注：王国维校并跋。

四部分类号：集    别集 唐五代

本资料为古旧文献的电子版本、通常为PDF格式，清晰度与原本保持一致,原本收藏于国内图书馆中。

古籍知识延伸阅读

中文古典典籍是指中国及其他汉字文化圈地区（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琉球等地）古代的汉文典籍，主要是指经过历史的淘汰选择，被人们所公认代表一个民族的文化水平所达到的高度、深度和广度的著作，包括历史文献、文学作品等。

在中国以外的汉字文化圈地区，虽然有本土的语言，有些亦创造了自己的文字，但汉字、汉文（文言文）曾经长时间是这些地区的官方语文，因此这些地区也有不少汉文写成的文献，包括史书、官方文件、文学作品、学术著作等。为了与以本土语言书写的典籍区别，通常会把这类典籍称为汉籍。

中国古籍或中国古典典籍一般指的是“公元1911年（含）以前出版的书籍，包括抄本及刻本”。具体而言，可以说是以印刷或书写成“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式（如包背装、线装、蝴蝶装等）、以研究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为主内容，并且用中国传统著作方式进行著述的书籍”。

中国古典典籍是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人们对社会和自然作精心思考的精髓。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秦扫六合，焚书坑儒；汉武中兴，广求遗籍。最早将中文典籍集成目录的是西汉刘向的《七略》。

定义

在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编《新中国古籍整理图书总目录》（长沙：岳麓书社，2007年）凡例中，就古籍提出较完整定义：

（1）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编撰出版的以手工纸为文字载体的书，皆为古籍；

（2）1911年以后至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或稍后一个时期编撰出版的图书，凡内容属于传统学术文化，采用传统著述方式，并具有古典装帧形式（一般为线装）的图书，亦视为古籍。

历史

中国的典籍有好几次大规模的销毁，令不少古籍失传。第一次为秦朝的焚书坑儒，以后梁元帝萧绎，明朝朱元璋也曾作过类似的行为。清朝乾隆时期，全国大修四库全书，然而进献的图书中不利于清朝统治的文献被禁毁。

装帧

常见的有木匣装、包角、卷轴、梵夹装等。

线装古籍

主要是指中国历代典籍(包含明清之际西洋人用汉字刊行的基督教文献)以线装形式呈现的书籍。传统以来的分类方式众多，自清乾隆年间开四库全书馆以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为众人所熟悉的分类法。东海则采：经部、史部、子部、集部、丛书部、方志部等六大部，各部再以若干小类(如经部又分为：易类、书类、诗类、礼类、乐类、春秋类、四书类、孝经类、小学类、经总类等小类)[1]区分之，藉以统辖线装典籍。

人图最早由黄苗子先生在《紫禁城》撰文介绍（1983年第4期），将之定名为《雍正妃画像》。依据是其中多幅画内有“破尘居士”题字，又有“圆明主人”钤印，说明是雍正帝胤禛为亲王时的作品。1986年，朱家溍先生发现一条清代内务府档案，记录了雍正十年（1732）圆明园深柳读书堂围屏上拆下美人绢画十二张，据此认为组图不宜称作雍正妃画像，而应该称作《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图》或《深闺静晏图》（见《故宫退食录》）。2011年，杨新先生发表了《胤禛围屏美人图探秘》，揭示了在康熙末年诸王夺嫡的政治斗争背景下，雍亲王韬光养晦于圆明园，与画师一同进行书画创作的心态、手法及寓意。其中也提到乾隆时期编行的《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中，有关于十二幅图其中两幅的命名和题诗，其中之一就是这幅《美人展书图》。

图二局部图

在画面中，美人身后悬挂的画幅下方有署名米元章的题诗：“樱桃口小柳腰肢，斜倚春风半懒时。一种心情费消遣，缃编欲展又凝思。”而这并非北宋书画家米芾的图三局部图诗句，从内容到笔迹，都是胤禛的手笔。其文集卷二十六有《美人展书图》二首，其一为：“丹唇皓齿瘦腰肢，斜倚筠笼睡起时。毕竟痴情消不去，缃编欲展又凝思。”文集所收乃定稿诗文，与画中题诗文字不尽相同，但是仍可以看出诗思的一致性，尤其是作者对最后一句十分满意，没有再改动。而这句正是此画的命意所在：“欲展又凝思”，美人有所思绪，以至于读书的场景停顿了片刻，变成了持书而未读，看上去只像是“展书”了。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一部书，让画中美人凝思呢？巫鸿先生最早注意到这个问题，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当我最初开始研究这些绘画时，我很想知道她正在读的是什么书。”（见《陈规再造：清宫十二钗与红楼梦》）当1993年巫鸿先生在故宫博物院看过原画之后，得出了一个很有启发性的结论，即画中人正在阅读的是《金缕词》，这首著名的情诗用来构建画中美人与缺席于画中的情郎（胤禛本人）之间的对话，而这场对话是实力悬殊的：画中美人的“汉装”对满清宫廷而言，象征着异类与他者，因此她的顺从和怀春有着对帝国权力臣服的政治隐喻。

但是巫鸿先生没有提及画中书页上另外两首诗，也没有解答画中人“读的是什么书”这个问题，而这恰好引起了笔者进一步解读这幅画作的兴趣。将杨新先生文章中的插图进行翻转处理，很容易看出书页上的三首诗：闻杜羔登第

长安此去无多地，郁郁葱葱佳气浮。良人得意正年少，今日醉眠何处楼。

青溪小姑歌

日暮风吹，落叶依枝。丹心寸意，愁君未知。

金缕词

劝君莫惜金缕词，劝君须惜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画中的三首诗，皆是古代女诗人的作品。第一首的作者是杜羔妻赵氏。这首诗写丈夫登第后的复杂情感，既为他取得功名后的春风得意感到高兴，又颇有一点“悔教夫婿觅封侯”的意味。历来的男性读者对此诗的评价都很高，认为赵氏语气俏皮而没有怨愤之意，颇有妇德。第二首诗的作者是青溪小姑，相传她终身未嫁，这首诗是写暗恋中的痴情。第三首诗的作者历来被认为是杜秋娘，而《金缕词》也是一首流传很广的、劝人珍惜美好青春的诗。三首诗的语意对画面中这位女子心绪的传递起到了微妙的作用，让我们直接感受到她定格于画面的姿态背后的蕴意：为什么在前两首诗翻过之后，恰恰是《金缕词》引得她出神了？似乎可以这样理解，前两首诗的作者，一为已婚之妇，一为未嫁之女，良人都不在身边。她们独守闺中，想象着对方会听到她们的倾诉，一个故作轻松地调侃，一个小心翼翼地试探。正是她们相似的命运，在第三首直抒胸臆的诗境中得到了触发：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如果无人来问，该是多么伤怀。也就是说，画中人“展书”背后的思绪是经过细致铺垫的，她游神书外不仅仅因为眼前读到的《金缕词》，还因为此前诗意 有的心上人的“不在场”所引发的哀怨，不断在她心中累积，才终于使她与《金缕词》中的感叹和呼唤发生了共鸣。不妨设想一下，画中美人由“花开堪折直须折”引发了怀春之情，这样一个意境如果没有适宜的旁白注解，没有丝毫的层次渲染，而是直白地让观者看到，这是否符合宫廷画师或者胤禛本人创造美人读书的意象时所具有的想象和期待？

除了手中的那册书，在美人身旁的案几上还摆着一个锦函，函中有另外五册书。意即画作者呈现出的是一部完整的书，而不是几首诗。只有这样才符合“读书”或“展书”的设定，否则就会成为“读诗图”或者“诗思图”了。画中这部书共有六册，从展卷的这一页来看，三首都是女性作品，全书很可能是一部女性诗歌集。这部书是否真实存在？从学者对十二幅美人图的诸多分析来看，除了涉及书法的部分是假托米芾、董其昌落款而手迹与内容完全由胤禛创作之外，画中的每一处景物、每一个物件都是高度写实、符合当时时代的，所以应该有理由相信，这部书是康熙年间的真实存在。但很明显的一个问题是，画中出现在同一页上的三首诗，既没有按照作者生活时代排序，并且诗歌的体裁也不一致。杜羔妻赵氏是唐代贞元年间人，《青溪小姑歌》是刘宋时期的乐府诗，《金缕词》则流传于唐代元和时期或之后。很难想象真会有一部诗集是采用这样混乱的编次手法：将《青溪小姑歌》排列在两首唐代的七言绝句之间。那么退一步来说，画中的这部书有没有一个蓝本存在呢？不妨先从古籍的版本特征入手分析。

第一是行款。从页面能看出是双边，每行十九字。第二是卷册数。以每半页两到三首诗的数量，诗集共有六册，可见体量不小，如果都选女性诗作，那么应该是一部通代的诗歌选集。第三，诗后有双行小字注。这条线索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区别选诗范围近似的诗集。那么，有没有一部书大致符合这三个条件呢？答案是肯定的，它就是题名钟惺编纂的《名媛诗归》。最明显的依据是原书中《青溪小姑歌》的评点出现了谭友夏的名字。谭元春，字友夏，与钟惺一样是湖北竟陵人，晚明诗坛的代表人物，他们编纂的诗歌选集《唐诗归》宣扬幽情单绪的孤峭风格，在明末影响很大，号为“竟陵诗风”。因此书商假托钟惺之名，编刻了《名媛诗归》，从书名到评点形式都仿照《唐诗归》的口吻，所以在评点中也出现谭友夏的名字。画中的《青溪小姑歌》正文虽被遮挡住了，但是诗末的双行小注原样绘出，写的正是：“谭友夏云：上二语咏之有味，下遂吞吐情深。”由之与原书书影对照：

图四万历刻本《名媛诗归》

（国家图书馆藏）

可以看到，原书的行款是每行十九字，只是左右双边与画中书稍微不同。《名媛诗归》共三十六卷，首刻于万历年间，所选古逸时代至明代女诗人作品，卷中诗人按照时代顺序编排，每家第一首诗题后有专门文字介绍作者生平。从选诗数量来看，原书中的杜羔妻赵氏有五首作品，《青溪小姑歌》其实是两首，画中并没有完全照搬原书。不过，画中诗文摘自《名媛诗归》是可以确定的，因为画作者连双行小注一起照搬了。因此可以说，画中这部书就是以《名媛诗归》为参照绘制的，但是为了适合画面表现做了取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册数不符。康熙末年流传的《名媛诗归》有两种版本，一是万历年间刻本，另一个是康熙时河涧堂藏板重刻本，后者与万历本板出一源。而这两种刻本最为常见的装订形制是一函八册（今国家图书馆所藏此两种版本凡四种，其中三种为8册，余一种为12册）。画中则是一函六册。虽然将八册书重装为六册在现实中是可以做到的，但是一般情况下重装古籍很少单纯为了缩减册数，而且从便利阅读的角度考虑，八册和六册也没有本质的区别。画面上可以辨识出书的封面有**的题签，还有书头部分宝蓝色的包角以及漂亮的锦函，这种精致的装订形制与现存的《名媛诗归》均有很大的差别。这种情况，一方面有可能是坊间刻书流入宫廷时的必要修饰，具体的情形，有可能是书商为迎合宫廷的图书需求特意做了精美的装帧，也可能是宫内对流入书籍做了专门处理。另一方面，更有可能是画作者出于整体色彩考虑对书籍的外观做了艺术的处理，使之与画面中富丽堂皇的环境相统一。

第二，诗序换位。《名媛诗归》原书中，《闻杜羔登第》在卷十，《青溪小姑歌》在卷六，《金缕词》在卷十五。画面中的三首诗经过了挑选和刻意安排，用来构造画中人情绪的层次感，因此摘抄时出现了次序的变动。这三首诗中，《金缕词》是画中书的视觉中心，也是承担主要意义的诗，它是导致画中人从书中游离的根源。但是在《名媛诗归》原书中，《金缕词》却恰好不在书的同一面（见图五，虽为同一页，但沿版心对折装订成书后，则为两面），因此画作者要将原文合并。而诗后的双行小注，画面也无法全部体现，只保留了其中一行，原书的注是每行七字，但画作者为了和《青溪小姑歌》的诗后注保持平衡，所以变成了八个字。在画面中，这些字迹不单是语言符号，还是绘画元素，要保持细节的统一性。

图五万历刻本《名媛诗归》（国家图书馆藏）接下来的问题见仁见智：为什么是《名媛诗归》？为什么是这三首诗？笔者是这样认为的：第一，十二美人图是圆明园深柳读书堂的围屏，尺寸高大，画中人皆与真人同样大小，这要求画中的物象必须高度写实，每一个细节都经过精心打磨，因此创作时会选择一部现成的书。而画中描绘的是一位深闺美人，《名媛诗归》的在场对构建一个女性的、诗意的空间非常恰当。同时，书中的历代才媛与手持书卷的美人之间也具有某种衔接性，因为《名媛诗归》选诗至明代而止，这令观者想象这位美人的才华，也许可以与书中的才女们相媲美，是这部书在现实中的延续。第二，有学者已经清楚地分析过此画的创作背景，当时夺嫡斗争非常激烈，为了避免康熙帝的猜忌，胤禛“隐居”于圆明园中，吟诗作画，刻意表现自己对皇位的淡泊。但是画面中的《金缕词》有“时不我待”之感，或许容易引起观者的附会，因此需要有前两首作为铺垫。三首诗意互相配合，不仅显得含蓄蕴藉，也更有故事性：无论已婚还是未嫁，女子总是在等待着有情人的出现，“花开堪折直须折”完全是画中女子有感而发的自白。但是，无论主观意图如何，三首被选择的诗都在某种程度上透露出画作者的内心世界：他心里有一个“此去无多地”的“长安”，眷恋著男子取得功名的都城。他自我放逐到圆明园，远离争斗的是非，又恐惧自己的一片“丹心”得不到父皇的体察。而从重重修饰中看去，《金缕词》的宣示意味似乎更加明显：“莫待无花空折枝。”从书中游离出神的何止是画中美人，也是胤禛的自我写照，他的人生正处于漩涡的中心，他的故作姿态只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如果辜负了自己人生中的好时光，那才是最令他遗憾的事情。

线装，是中国书籍装订形式发展史的一个阶段，是最接近现代意义的平装书的一个装订形式。在线装之前书籍的装订形式还有包背装、蝴蝶装、经折装等等。现实生活与藏书中，前面的几种装订形态早已退出了实用阶段，惟有线装书还残留在旧书店，作为古老文明的象征，饱受蒙尘之苦，也饱受后人的崇敬。

线装书的折页方法和包背装相同，主要不同处在封面和订书方法上。线装书的封面不是用一整张纸包上，而是上面一张，下面一张，不包书脊。线装书的订书方法，是将书的外口戳齐，书脊剪切齐后，在书脊处边上打眼订线。自明清时期一直到现在，线装书都是采取四眼穿线装订的方法。有的采用包角的方法，使线装书既显得庄重大方，又很坚固，不易开散。有些线装书还加上书套，将线装书装在书大部分，既保护了线装书，又啬了装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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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平时看到的是平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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