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纲要》，翦伯赞主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中国古代简史》，张帆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历史学》(大学文科指导书目)，李玉、吴宗国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中国历史文选》（修订本）张衍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通史参考书

《国史大纲》，钱穆，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中国文化史导论》，钱穆，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吕著中国通史》，吕思勉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中国通史》，白寿彝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中华二千年史》，邓之诚，中华书局1983年版

《简明中国古代史》，张传玺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版

《中国古代史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编辑部，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中国历史研究专题述评》，胡凡等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历史研究》编辑部，三联书店1957年版

《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林甘泉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中国大历史》，黄仁宇著，三联书店1997年

阅读杂志

《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

文献索引

《中国古代史论文资料索引》，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中国史研究入门》(上、下)，山根幸夫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先秦史研究概要》，朱凤瀚、徐勇编，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战国秦汉史论文索引》，张传玺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魏晋南北朝史书目论文索引》，武汉大学图书馆1982年版。

《魏晋南北朝研究论文书目引得》(1912-1969)，邝利安编，台湾中华书局。

《东洋学文献类目》，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先秦篇参考书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苏秉琦，三联书店1999年版

《中国早期国家》，谢维扬，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李学勤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夏商史稿》，孙淼，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西周史》，杨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西周史》，许倬云，三联书店1994年版

《先秦史论稿》，徐中舒，巴蜀书社1992年版

《中国奴隶社会史》，金景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春秋史》，童书业，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战国史》，杨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古史新探》，杨宽，中华书局1965年版

《先秦两汉史研究》，吴荣曾，中华书局1995年版

《十批判书》，郭沫若，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中国古代思想史》第1卷，侯外庐主编，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士与中国社会》，余英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中国青铜时代》，张光直三联书店1999年版

秦汉篇参考书

《秦汉史》，吕思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秦汉史》，林剑鸣，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秦汉史》，翦伯赞，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阎步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先秦两汉史论丛》，韩连琪，齐鲁书社1986年版

《先秦两汉史研究》，吴荣曾，中华书局1995年版

《秦汉问题研究》，张传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秦汉史论集》，高敏，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

《秦汉魏晋史探微》，田余庆，中华书局，1993年版

《中国政治制度通史》(10卷)秦汉卷，白刚主编，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祝总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1998年版

《察举制度变迁史稿》，阎步克，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1996年版

《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阎步克，中华书局2002年版

魏晋南北朝篇参考书

《魏晋南北朝史》(上下册)，王仲荦，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两晋南北朝史》(上下册)，吕思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魏晋南北朝史纲》，韩国磐，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金明馆丛稿初编》，陈寅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陈寅恪，三联书店1954年版

《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周一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周一良，中华书局1985年版

《魏晋南北朝论丛》，唐长孺，三联书店1955年版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唐长孺，三联书店1959年版

《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唐长孺，中华书局1983年版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唐长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读史集》，何兹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秦汉魏晋史探微》，田余庆，中华书局1993年版

《东晋门阀政治》，田余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魏晋南北朝经济史》，高敏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秦汉官制史稿》(上下册)，安作璋、熊铁基，齐鲁书社1984年版

《中国政治制度通史》(10卷本)魏晋南北朝卷，白刚主编，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中古文人生活》，王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理学·佛学·玄学》，汤用彤，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魏晋南北朝文化史》，罗宏曾，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隋唐篇参考书

《隋书》:《高祖纪》、《炀帝纪》、《百官志》、《食货志》，及相关列传。

《旧唐书》、《新唐书》:《高祖本纪》、《太宗本纪》、《则天皇后本纪》、《玄宗本纪》、《地理志》、《职官志》（《百官志》）、《食货志》、《兵志》，及有关列传。

《资治通鉴》（隋唐部分）。

《隋唐五代史纲》，韩国磐,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陈寅恪,中华书局1977年9月版。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辽宗夏金篇参考书

《辽史》:《太祖本纪》、《太宗本纪》、《圣宗本纪》、《营卫志》、《兵卫志》、《百官志》、《食货志》，及相关列传。

《宋史》:《太祖本纪》、《太宗本纪》、《神宗本纪》、《徽宗本纪》、《高宗本纪》、《理宗本纪》、《地理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及相关列传。

《金史》:《太祖本纪》、《太宗本纪》、《海陵本纪》、《世宗本纪》、《食货志》、《百官志》，及相关列传。

《两宋政治经济问题》，邓广铭、漆侠,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

《宋史》，陈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辽史简编》，杨树森,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金史简编》，张博泉,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辽夏金经济史》，漆侠、乔幼梅,河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元朝篇参考书

《元史》:《太祖本纪》、《太宗本纪》、《世祖本纪》、《顺帝本纪》、《地理志》、《百官志》、《食货志》，及相关列传。

《邵循正历史论文集》（蒙古史、元史部分），邵循正,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9月版。

《元朝史》，韩儒林主编,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元史》，周良霄、顾菊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明清篇参考书

《明史》:《太祖本纪》、《成祖本纪》、《英宗本纪》、《武宗本纪》、《神宗本纪》、《庄烈帝本纪》、《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地理志》，及相关列传。

《清史稿》:《太祖本纪》、《太宗本纪》、《世祖本纪》、《圣组本纪》、《世宗本纪》、《高宗本纪》、《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地理志》，及相关列传。

《明清史讲义》，孟森,中华书局1981年版。

《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孟森,中华书局1984年版、1986年版。

《明史新编》，傅衣凌主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简明清史》，戴逸主编,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明清史论著合集》，商鸿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清史新考》，王锺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明清史新析》，韦庆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专题参考书

《中国政治制度通史》(10卷)秦汉、魏晋南北朝卷，白刚主编，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祝总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1998年版

《察举制度变迁史稿》，阎步克，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1996年版

《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阎步克，中华书局2002年版

《秦汉官制史稿》(上下册)，安作璋、熊铁基，齐鲁书社1984年版

《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乙部，严耕望，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0年版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瞿同祖，中华书局1991年版

《秦汉法律与社会》，于振波，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魏晋南北朝经济史》，高敏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中国思想史》第一、二、三卷，侯外庐主编，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葛兆光，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十批判书》，郭沫若，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士与中国文化》，余英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汉代思想史》，金春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汉代政治与春秋学》，陈苏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

《理学·佛学·玄学》，汤用彤，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郭象与魏晋玄学》，汤一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中古文学史论》，王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始创于1899年京师大学堂设立之史学堂，是中国最著名的历史学研究机构，也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国立史学高等教育机构。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1998年即获全国首批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目前设立有中国史、世界史两个一级学科博士点/硕士点，招收历史学、世界史两个专业本科生。有历史学一级国家重点学科，含3个二级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1个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1个博士后流动站，10个教学科研实体，20个挂靠的研究虚体机构，2个藏书30多万册并有珍本、善本等特藏的专业图书分馆。

师资岗位向国内外开放竞争，择优选用一流人才。目前一大批占有广阔学术前沿的中年教师已成为主力，一代史学新秀正在茁壮成长。教师中有过6位现任和曾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田余庆、何芳川、朱凤瀚、罗志田、钱乘旦、李剑鸣），4位北大文科资深教授，现有4位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马克_、阎步克、钱乘旦、李剑鸣），5位教育部“长江学者”，1位国家级教学名师，5位国家级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11位教育部跨/新世纪人才，大多数学科方向都有国内外公认的学术带头人。

好象没有啊

《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套图书集成（其次是明朝的永乐大典）。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始编纂，历时9年成书。共收书3503种，79337卷，36304册，近230万页，约8亿字。整套书收录了从先秦到清乾隆前大部的重要古籍（一部分被列为禁书），涵盖了古代中国的几乎所有学术领域。

整套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44类，其中也包括了《论语》、《大学》、《孟子》、《中庸》、《周易》、《周礼》、《礼记》、《诗经》、《孝经》、《尚书》、《春秋》、《史记》、《尔雅注疏》、《说文解字》、《史记》、《资治通鉴》、《孙子兵法》、《国语》、《水经注》、《战国策》、《本草纲目》、《茶经》等其他经典著作，还有日本、朝鲜、越南、印度以及来华欧洲传教士的一些著作，为后代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提供了较完善的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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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的编纂

清乾隆38年（1773年）2月朝廷设立了“四库全书馆”，负责《四库全书》的编纂，由乾隆皇帝的第六个儿子永瑢负责，任命皇室郡主于敏中为总裁，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为副总裁，召著名学者纪昀为总纂官开始编纂这套卷帙浩繁的丛书。陆锡熊、孙士毅、戴震、周永年、邵晋涵等其他学者也参与了编纂。曾参与编撰并正式列名的文人学者达到3600多人，而抄写人员也有3800人。

《四库全书》收录了当时在全国各地征收的流通图书、清内廷收藏的图书以及《永乐大典》中辑出来的珍本善本。据统计，光是征收得的图书就达13501种。这些书筛选后按“著录书”及“存目书”分别收入，其中“存目书”不录全书，只摘部分内容，而“著录书”则经过整理、校勘、考证后，按特定格式重新抄写存入，誊写完成后，还要与原本反复校勘。最后收录的图书有3461种。

《四库全书》为了美观与便于识别，采用分色装潢，经部绿色，史部红色，子部月白色（或浅蓝色），集部灰黑色。四部颜色的确定，依春夏秋冬四季而定。《四库全书总目》因为是全书纲领，采用代表中央的**。

乾隆49年（1784年）四套书陆续完成，全书共抄7部，分别贮于北京紫禁城皇宫文渊阁、京郊圆明园文源阁、奉天故宫（今沈阳）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合称“内廷四阁”（或称“北四阁”）。又在镇江金山寺建文宗阁，扬州大观堂建文汇阁，杭州西湖行宫孤山圣因寺建文澜阁，即“江浙三阁”（或称“南三阁”），各藏抄本一部。副本存于京师翰林院。其中文渊阁本最早完成，校勘更精、字体也更工整。

乾隆52年（1787年）乾隆皇帝抽查《四库全书》时发现一些书有诋毁清朝的字句，因此下令重检《四库全书》，并最终删除《诸史同异录》等11部。但这11部书虽然从《四库全书》中删除，但是依然存在宫中，没有销毁，这11部书中的9部还流传到今天。

嘉庆八年（1803年）由纪昀主持进行了《四库全书》最后一部分官修书籍的补遗工作，进一步完善《四库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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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改古籍

编纂四库全书时，清廷为维护统治，大量查禁明清两朝所谓有违碍字句的古籍，见四库禁书。并且大量篡改古籍，如岳飞的《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胡虏”和“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于是《四库》馆臣把它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张孝祥的名作《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描写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其中“膻腥”犯忌，改作“亦凋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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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的命运

《四库全书》完成至今的两百年间中国历经动乱，《四库全书》也同样饱经沧桑，多份抄本在战火中被毁。其中文源阁本在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时被焚毁，文宗、文汇阁本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被毁；杭州文澜阁藏书楼1861年在太平军第二次攻占杭州时倒塌，所藏《四库全书》散落民间，后由藏书家丁氏兄弟收拾、整理、补钞，才抢救回原书的四分之一，于1881年再度存放入修复后的文澜阁。文澜阁本在民国时期又有一次大规模修补，目前大部分内容已经恢复。因此《四库全书》今天只存4部，其中文渊阁本原藏北京故宫，后经上海、南京转运至台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是保存较为完好的一部）。文溯阁本1922年险些被卖给日本人，后从沈阳故宫转运至兰州，藏甘肃省图书馆，文津阁本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而残缺的文澜阁本则藏于浙江省图书馆。

1966年10月，为保护《四库全书》安全，经中央有关部门协调，辽宁省将文溯阁《四库全书》秘密运至兰州，藏于山中。目前，辽宁有关人士要求归还，以“书阁合璧”。甘肃方面也修建藏书楼，加强保护。文溯阁《四库全书》其最终归属仍未定。

民国初期，商务印书馆影印了《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了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将之缩印。199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分别出版发行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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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

据文津阁藏本，该书共收录经、史、子集书籍3450 种，79072 卷、36000 余册）

"四库"之名，源于初唐，初唐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书库，号称"四部库书"，或"四库之书"。经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图书分类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

清代乾隆初年，学者周永年提出"儒藏说"，主张把儒家著作集中在一起，供人借阅。此说得到社会的广泛响应，这是编纂《四库全书》的社会基础。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提出《永乐大典》的辑佚问题，得到乾隆皇帝的认可，接着便诏令将所辑佚书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汇编在一起，名曰《四库全书》。这样，由《永乐大典》的辑佚便引出了编纂《四库全书》的浩大工程，成为编纂《四库全书》的直接原因。

《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共分四步：第一步是征集图书。征书工作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结束，历时七年之久。为了表彰进书者，清廷还制定了奖书、题咏、记名等奖励办法："奖书"即凡进书500种以上者，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进书100种以上者，赐《佩文韵府》一部。"题咏"，即凡进书百种以上者，择一精醇之本，由乾隆皇帝题咏简端，以示恩宠。"记名"即在提要中注明采进者或藏书家姓名。在地方政府的大力协助和藏书家的积极响应下，征书工作进展顺利，共征集图书12237种，其中江苏进书4808种，居各省之首；浙江进书4600种，排名第二。私人藏书家马裕、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等也进书不少。

第二步是整理图书。《四库全书》的底本有四个来源：一是内府藏书，二是清廷官修书，三是从各地征集的图书，四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佚书。四库馆臣对以上各书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应抄之书是认为合格的著作，可以抄入《四库全书》。应刻之书是认为最好的著作，这些著作不仅抄入《四库全书》，而且还应另行刻印，以广流传。应存之书是认为不合格的著作，不能抄入《四库全书》，而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仅存其名，列入存目，这类著作共有6793种、93551卷，比收入《四库全书》的著作多出将近一倍。对于应抄、应刻的著作，要比较同书异本的差异，选择较好的本子作为底本。一种图书一旦定为四库底本，还要进行一系列加工，飞签、眉批就是加工的产物。飞签也叫夹签，是分校官改正错字、书写初审意见的纸条。这种纸条往往贴于卷内，送呈纂修官复审。纂修官认可者，可用朱笔径改原文，否则不作改动。然后送呈总纂官三审，总纂官经过分析之后，可以不同意纂修官的复审意见，而采用分校官的初审意见。三审之后，送呈御览。

第三步是抄写底本。抄写人员初由保举而来，后来，发现这种方法有行贿、受贿等弊病，又改为考查的办法，具体做法是：在需要增加抄写人员时，先出告示，应征者报名后，令当场写字数行，品其字迹端正与否，择优录取。考查法虽比保举法优越，但也有不便之处，因此最后又改为从乡试落第生徒中挑选，择其试卷字迹匀净者予以录用。这样，先后选拔了3826人担任抄写工作，保证了抄写《四库全书》的需要。为了保证进度，还规定了抄写定额：每人每天抄写1000字，每年抄写33万字，5年限抄180万字。五年期满，抄写200万字者，列为一等；抄写165万字者，列为二等。按照等级，分别授予州同、州判、县丞、主簿等四项官职。发现字体不工整者，记过一次，罚多写10000字。由于措施得力，赏罚分明，所以《四库全书》的抄写工作进展顺利，每天都有600人从事抄写工作，至少可抄60余万字。

第四步是校订。这是最后一道关键性工序。为了保证校订工作的顺利进行，四库全书馆制定了《功过处分条例》，其中规定：所错之字如系原本讹误者，免其记过；如原本无讹，确系誊录致误者，每错一字记过一次；如能查出原本错误，签请改正者，每一处记功一次。各册之后，一律开列校订人员衔名，以明其责。一书经分校，复校两关之后，再经总裁抽阅，最后装潢进呈。分校、复校、总裁等各司其职，对于保证《四库全书》的质量确实起了重要作用。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第一部《四库全书》终于抄写完毕并装潢进呈。接着又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抄完第二、三、四部，分贮文渊阁、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北四阁"。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七月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又抄了三部，分贮江南文宗阁，文汇阁和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南三阁"。每部《四库全书》装订为36300册，6752函。七阁之书都钤有玺印，如文渊阁藏本册首钤"文渊阁宝"朱文方印，卷尾钤"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方印。

《四库全书》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按照内容分类，包括4部44类66属。经部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10个大类，其中礼类又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6属，小学类又分训诂、字书、韵书3属；史部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个大类，其中诏令奏议类又分诏令、奏议2属，传记类又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5属，地理类又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10属，职官类又分官制、官箴2属，政书类又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6属，目录类又分经籍、金石2属；子部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14大类，其中天文算法类又分推步、算书2属，术数类又分数学、占侯、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7属，艺术类又分书画、琴谱、篆刻、杂技4属，谱录类又分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3属，杂家类又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6属，小说家类又分杂事、异闻、琐语3属；集部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个大类，其中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除了章回小说、戏剧著作之外，以上门类基本上包括了社会上流布的各种图书。就著者而言，包括妇女，僧人、道家、宦官、军人、帝王、外国人等在内的各类人物的著作。

当然，《四库全书》的内容也有不足：第一，重视儒家著作，把儒家著作放在突出的位置。把儒家经典放在四部之首，把一般儒家著作放在子部之首。第二，轻视科技著作。认为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是"异端之尤"，可以"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除了农家、医家和天文算法类收录少数科技著作之外，一般科技著作是不收录的。第三，不收戏剧著作和章回小说。第四，图书正文或有删节或挖改。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也就是寓禁于征的过程，也就是大兴文字狱的过程。据统计，在长达10余年的修书过程中，禁毁图书3100多种、15万部以上。在收入《四库全书》的图书中，也有不少删节或挖改。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还编了《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考证》、《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等。这几种书可以看作编纂《四库全书》的副产品。《四库全书荟要》是《四库全书》的精华，收书473种、19931卷。开本大小和装帧形式与《四库全书》相同。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共抄两部：一部放在宫中御花园的摛藻堂，一部放在圆明园东墙外长春园内的味腴书屋。《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是《四库全书》收录书和存目书的总目录。该目录前有"凡例"，经史子集四部之首冠以总序，大类之前又有小序，每书之下都有著者介绍、内容提要、版本源流等考证文字。由于这些考证文字出于纪昀、戴震、姚鼎、邵晋涵等著名学者之手，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是《四库全书总目》的简编本，它不列存目书，只列《四库全书》收录的图书，每种书的提要也写得比较简单。《四库全书考证》一百卷是四库馆臣对应抄，应刻各书校勘字句的记录汇编，该书对于校订古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是用木活字印成的。它包括《四库全书》中138种"应刻"之书。该丛书在刻印4种之后，主持人金简通过比较，认为木活字花钱少，实用价值高，改为木活字印刷出版。金简把木活字印刷过程写成《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并收入《四库全书》，它是古代印刷史上的重要文献，已被译成德文、英文等流布世界。

《四库全书》编纂成功的原因何在？第一，安定的社会环境。修书期间，正当康乾盛世，天下无事，没有战争的干扰。四库馆臣坐在书案之前，一坐就是10年，没有后顾之忧。第二，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四库全书》从酝酿到修成，乾隆弘历始终参预其事，并由他精心策划。从征书、选择底本，到抄书、校书，乾隆弘历都一一过问，亲自安排。第三，雄厚的资金来源。《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所需经费难以数计，清廷一概包揽下来。第四，严密的组织系统。四库全书馆的最高职务是总裁和副总裁，多由郡王，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兼任，负责总理馆内一切事务，下设纂修处，缮书处和监造处。纂修处负责校理勘定全部书籍，并兼任缮书处缮写书籍的分校工作；缮书处负责全书的缮写及校勘事宜；监造处负责武英殿刊刻、印刷、装订、整理书籍事宜。四库馆臣总计360人，因故革职、身死除名、调用它任者，不在此数。第五，破格录用人材。四库全书馆堪称人才之宝库，集中了大量优秀人才，其中不少人是破格录用的，如邵晋涵、余集、周永年、戴震、杨昌霖等人，入馆前不仅不是翰林，而且戴震、杨昌霖等连进士都不是，仅是举人。人才云集，为编纂《四库全书》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从《四库全书》修成至今已有200余年。《四库全书》的流传情况如何呢？七部之中，文源阁本、文宗阁本和文汇阁本已荡然无存，只有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文溯阁本和文澜阁本传世至今。文渊阁本今藏台湾省，文津阁本今藏北京图书馆，文溯阁本今藏甘肃省图书馆。文澜阁本在战火中多所残阙，后来递经补抄，基本补齐，今藏浙江省图书馆。

如何评价《四库全书》？虽然《四库全书》在编纂过程中，有删削、挖改内容等过错，但就整体而言，应当是功大于过。首先，它保存了大量古籍，是古代文化的一次总结。《四库全书》的编纂，对于弘扬民族文化，对于传播古代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200多年来，递经战乱，如果没有集众书于一身的《四库全书》，古籍将会大量散失，从而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其次，在古籍整理的方法上，尤其是在辑佚、校勘、目录学、汇刻丛书等方面给后人留下许多有益的启示：在辑佚方面，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书并收入《四库全书》者共有385种，不仅使不少亡佚已久的古籍珍本重见天日，而且为后代的辑佚工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在校勘方面，四库馆臣网罗众本、慎选底本等做法，为后代的校勘工作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在目录学方面，《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价值是古代任何官私书目无与伦比的，其编纂方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汇刻丛书方面，清人以《四库全书》为榜样，掀起了编刻丛书的热潮。近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和《续修四库全书》的出版，正是弘扬民族文化、继承和发扬《四库全书》的优良传统而结出的丰硕之果。总而言之，《四库全书》是18世纪70到80年代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项特大型文化工程，在人类文化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周绍良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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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宫 中国佛教建筑艺术》 周绍良主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

《绍良文集》 北京古籍出版社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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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素公制墨世家》 古籍出版社 2002

《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 周绍良，赵超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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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变文讲经文因缘辑校》 周绍良等辑校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

《百喻经今译》 尊者僧伽斯那著 中华书局 19939

《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纪念论文集》 周绍良，田馀庆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1

《唐代墓志汇编》 周绍良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 敦煌文学作品选》 周绍良等选注 中华书局 1987

《 绍良丛稿》 齐鲁书社 1984

《清代名墨谈丛》 文物出版社 1982

《敦煌变文论文录》 周绍良，白化文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敦煌变文汇录》 周绍良编辑 上海出版公司 1954 周绍良论《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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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万历四十七年《会试中式题名》 文献 20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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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说大藏经目录》因缘记——为启元白先生90华诞作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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