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瀚优秀的传统文化典籍尽管静穆朴素，但总能穿越历史沧桑给我们以启迪，让人们在平和的思索中完成一种温润的成长。一直喜欢经典，但囿于涉世尚浅之故，对其中诸多妙悟的理解浮于表面。

古典传递人文情怀的温暖。引用《孟子》中“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谈及的是爱民敬民的质朴情怀。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亦如水，可载可覆。唯有与民同心，方可牵住连接天地的命脉。“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古语经典言简义丰，以宇宙大观探视天地之道，抒写蕴涵人文主义的温情。

古典构架博大深远的格局。“革故鼎新”道出了今朝深化改革的关键，但这一关键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智慧。借古人之智，融今人之慧，揽天下英才“有所为有所不为”，推陈出新，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以开放包容的胸襟吞吐山河，构建起同舟共济的命运共同体。

读传统经典，与圣人同行。从圣人之处取经求进，从经典中汲取智慧和能量，融会贯通，指导实际。用现代思维链接经典，展现大国文化自信，“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作为当下的我们，在繁忙的工作中既要敬业踏实的履职尽责，也要善于跳出经验的“藩篱”，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优秀传统文化。从这些文化中找回初心，看清心路，在阅读经典中休憩心灵，以更佳的状态整装待发。“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优秀传统文化可以通过“化”的力量给我们启智、塑志，而当我们能正确的自然的运用经典时，那便与这些经典融为一体，到那时经典不再被仰视，因为它已幻化为我们真实的生活底色。

《典籍里的中国》的读后感，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结合自己的想法谈一谈，例如：

最近几天，央视频道推出了《典籍里的中国》第一期，观后我震撼不已。

《典籍里的中国》用表演与对话的方式，演绎典籍中的故事，情景再现，让观众更深刻地品读典籍。第一期选择了《尚书》，“政书之祖，史书之源”。《尚书》又称为《书》有很多华夏文化的创始性论述，比如第一次出现“礼”，第一次制定历法。《尚书》是“文化元典”，很多很多第一次都在里面。

教授们讲解《尚书》后，大幕拉开，表演开始。说到《尚书》，最重要的人是伏生，伏生本名伏胜，是秦朝秦博士，一生守《书》讲《书》，是《尚书》的传承者，因此是故事的主角。

故事表演中以老年的伏生与现代人撒贝宁的对话为主线，插入了大禹治水，武王立誓两个书中故事与晁错受文帝之命前来学《书》的历史故事，让观众深入了解《尚书》中的故事。

故事中的伏生让人感动。他一辈子爱《书》，一家人用生命保护《书》，年老后在山东一带讲《书》，传承《尚书》。倪大红老师把伏生演活了，仿佛就站在我面前。

表演结束了，但我的思绪仍未结束。停留在开场的一句话上。“读《书》而知先贤治政之本，读《书》而知朝代之兴废之由，读《书》而知个人修身之要。”典籍是老祖宗智慧的结晶，是宝贵的财富。

《典籍里的中国》讲述了在这片神州大地上创造文明的故事，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源起何从，我们的脚步迈入何方，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品读典籍，体味经典，吸取智慧，汲取精华，成为不一样的自己。

在名为《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的中文版自序中，作者已经坦言，关于这“大历史”的思路，起源于给外国学生讲授中国历史的实际需要。

大凡学习历史，除非深入的研究，只需求了解个大概、懂个基本的发展脉络，而不可能具体到历史中的每一个细节。

学习历史如此，学习外国历史更是如此。

为了这教学的需要，作者乃开始将这中国几千年历史予以压缩。

而到后来，这“大历史”的综合研究方法更成为作者的一种研究进路。

于是，就有了这23万字的《中国大历史》。

正如书名所言"micro-history"，更多的是从宏观视野去看待历史，不拘泥于细枝末节，而是纵横交叉，记录朝代的更替演变，也放到世界历史中去对比研究，从中我们可看出中国历史的兴衰荣辱。

读完这《中国大历史》，便可感觉，作者写的历史，自始至终都在问着这样的一个问题：缘何中国的文明未能发展出上资本主义？求解这个问题，作者的关注点集中在财税制度上面。

依着这样的思路，从作者的叙述中，隐约可以看出，作者将中国的几千年发展历史分为了三段：第一段是中央集权、官僚体系、意识形态逐渐形成的时期，从商周发端，到秦汉隋唐；第二段是从城市商业和国际（边境）贸易中产生了商业社会的种子，但这种子在官僚体系、自耕农经济和意识形态面前，只是发展出了服务于宫廷地主玩乐所需的奢侈品生产与商业，这一段从宋元到明清，中间从王安石变法到张居正变法，似有着搞“数目字管理”的意向，但数目字管理的条件仍未具备，变法必然失败；第三段是清末受到外来侵略与冲击，开始寻找强国的途径，从清末的洋务自强运动到维新变法、立宪改革，再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革命，直到改革开放，这一波一波的革命终于推翻了封建帝制，也也创造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和“一个新的低层机构”。

而“现在中国当前的任务，则是在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间敷设有制度性的联系（institutional links）才能从上至下，能够以经济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脱离官僚政治的垄断。”

《中国大历史》有一些史实错误，比如黄仁宇一直对中国文明的独立进程持怀疑态度，就是与西方学者对中国历史的看法一致的，而这样的东西在与其同一代的中国本土学者身上就不会有。

比如几乎所有以西学治史的人都有疑古心态，干脆宣布很多古籍都是伪书不值得信赖，但后来的考古发现否定了这些人的看法，从而证明中国古人治史的真实性——西方人从其造假的习惯出发猜度中国人亦是如此，比如那篇所谓的诛功臣心理分析文章就是这样的东西。

不过尽管如此，《中国大历史》由于从宏观出发，其架构是全局性的，偶然一些细节的错误也未必能导致整体的错误，在某些方面来说，还是有可取性的。

当然，这种全篇结论性的文章在没有罗列证据的情况下，是否可信就看读者的知识面了。

很多西方学术著作都有这种特点，所以在背后总是列出大堆的参考书，让读者知道其说法的来源。

中国历史典籍浩如烟海，常使初学者不得其门而入。

作者倡导“大历史”（macro-history),主张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然后在欧美史比较的基础上加以研究。

本书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的进程，着眼于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如何为传统社会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机使其在中国土地上落脚，视野宏阔，见解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