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帝春心托杜鹃”的典故是什么?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10-14浏览:4收藏

“望帝春心托杜鹃”的典故是什么?,第1张

“望帝春心托杜鹃”,句用的典故是“杜鹃啼血”,出自传说,古时的四川三峡一带淤塞,盆地的地形几乎处于封闭状态,内有岷江、涪江等大河,洪水常年泛滥,人民终年在避水逃难中挣扎。蜀地君主杜宇竭尽心力带领人民筑堤开堰,还带领民众上山避洪,终因治标未治本,水灾仍难以根除,忧心如焚。后来,下游湖北地区来了一个名叫鳖灵的人,胸有大志,胆识过人,才略出众。杜宇任命鳖灵为相,主持政务,兴利除弊,经过考察,带领人民把巫山峡道开凿清理,让川内河流顺峡谷流出,不再四处泛滥。因为鳖灵在治水抗灾中,废寝忘食,数年不曾回家探望,在人民心中树立了很高威望。杜宇按当时惯例把君主位禅让给了鳖灵之后,到西山闲居。没过多久,传来流言蜚语,说是在鳖灵率众治水期间望帝(杜宇)乘机与鳖灵妻子私通,因此羞愧禅让君主之位给鳖灵。没料到,自己一番好意和善举却落此下场,杜宇又气又急,加上在长期为政中殚精竭虑,年纪又大,一病不起,含恨而死。杜宇的魂魄不忍心离开蜀地人民,化为鸟昼夜鸣叫吐血,声音凄切;又因川中人民不忘杜宇心系百姓,化鸟在春季“布谷……布谷……”鸣叫提醒人们及时播种,就把这种鸟叫作“杜鹃”、“望帝”、“蜀鹃”等,以表达怀念。

出处:唐代·李商隐《锦瑟》原文: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译文:

精美的瑟为什么竟有五十根弦,一弦一柱都叫我追忆青春年华。

庄周翩翩起舞睡梦中化为蝴蝶,望帝把自己的幽恨托身于杜鹃。

沧海明月高照,鲛人泣泪皆成珠;蓝田红日和暖,可看到良玉生烟。

如此情怀,岂待今朝回忆始感无穷怅恨,即在当时早已是令人不胜惘惘了。

注释:

锦瑟:装饰华美的瑟。瑟:拨弦乐器,通常二十五弦。

无端:犹何故。怨怪之词。五十弦:这里是托古之词。作者的原意,当也是说锦瑟本应是二十五弦。

“庄生”句:《庄子·齐物论》:“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李商隐此引庄周梦蝶故事,以言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之意。

“望帝”句:《华阳国志·蜀志》:“杜宇称帝,号曰望帝。……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遂禅位于开明。帝升西山隐焉。时适二月,子鹃鸟鸣,故蜀人悲子鹃鸟鸣也。”子鹃即杜鹃,又名子规。

珠有泪:《博物志》:“南海外有鲛人,水居如鱼,不废绩织,其眼泣则能出珠。”

蓝田:《元和郡县志》:“关内道京兆府蓝田县:蓝田山,一名玉山,在县东二十八里。”

只是:犹“止是”、“仅是”,有“就是”、“正是”之意。

惘然:失意的样子;心中若有所失的样子。

赏析:

《锦瑟》,是李商隐的代表作,爱诗的无不乐道喜吟,堪称最享盛名;然而它又是最不易讲解的一篇难诗。有人说是写给令狐楚家一个叫“锦瑟”的侍女的爱情诗;有人说是睹物思人,写给故去的妻子王氏的悼亡诗;也有人认为中间四句诗可与瑟的适、怨、清、和四种声情相合,从而推断为描写音乐的咏物诗;此外还有影射政治、自叙诗歌创作等许多种说法。千百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体而言,以“悼亡”和“自伤”说者为多。

诗运用象征、隐喻的手法,创造性地发展了传统的“比兴”方法。“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想象一下:绘有花纹的美丽如锦的瑟有五十根弦,诗人也一边在感慨快到五十岁了,一弦一柱都唤起了他对逝水流年的喜悦追忆,暗示自己才华出众而年华流逝。

诗题“锦瑟”,是用了起句的头二个字。旧说中,原有认为这是咏物诗的,但注解家似乎都主张:这首诗与瑟事无关,实是一篇借瑟以隐题的“无题”之作。

诗的首联以幽怨悲凉的锦瑟起兴,借助对形象的联想来显现诗人内心深处难于直抒的千般情怀以及诗人沧海一世所有不能明言的万种体验,点明“思华年”的主旨,这是对传统比兴手法创造性的发展。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锦瑟》诗中间两联,最能体现李商隐引典精辟、譬喻精深的持点。李商隐以“庄生梦蝶”的典故入诗,又巧妙地设计了两个字:“晓”与“迷”,深层喜悦譬喻溢于言表。“晓”早晨也,喻人的一生则是青年时代。“晓梦”:青春美梦,年轻时立下的宏伟大志,色彩斑斓的喜悦理想。“迷”迷恋,沉溺也不放弃,不可割舍,不懈地追求喜悦。诗人设字绝妙精巧,赋予典故以新的喜悦哲理,让读者有感于物.有悟于心:使诗句产生了影视效应,再现了诗人为不可割舍的理想进行了不懈追求,无奈却挣扎于权势争夺之中,左右为难受尽欺凌终不得志,到头来只是一场悲苦的梦幻而已。

颈联前一句把几个典故揉合在一起,珠生于蚌,蚌在于海,每当月明宵静,蚌则向月张开,以养其珠,珠得月华,始极光莹。这是美好的民间传统之说。泪以珠喻,自古为然,鲛人泣泪,颗颗成珠,亦是海中的奇情异景。如此,皎月落于沧海之间,明珠浴于泪波之界,在诗人笔下,已然形成一个难以分辨的妙境。一笔而能有如此丰富的内涵、奇丽的联想的,实不多见。

后一句的蓝田沧海,也并非空穴来风。晚唐诗人司空图,引过比他早的戴叔伦的一段话:“诗家美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这里用来比喻的八个字,简直和此诗颈联下句的七个字一模一样,足见此一比喻,另有根源,可惜后来古籍失传,竟难重觅出处。引戴语作解说,是否贴切,亦难断言。晋代文学家陆机在他的《文赋》里有一联名句:“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蓝田,山名,在今陕西蓝田东南,是有名的产玉之地。此山为日光煦照,蕴藏其中的玉气(古人认为宝物都有一种一般目力所不能见的光气),冉冉上腾,但美玉的精气远察如在,近观却无,所以可望而不可置诸眉睫之下,这代表了一种异常美好的理想景色,然而它是不能把握和无法亲近的。诗中此句,正是在“韫玉山辉,怀珠川媚”的启示和联想下,用蓝田日暖给上句沧海月明作出了对仗,造成了异样鲜明强烈的对比。而就字面讲,蓝田对沧海,也是非常工整的,因为沧字本义是青色。诗人在词藻上的考究,也可以看出他的才华和功力。

对于诗人 来说,沧海月明这个境界,尤有特殊的深厚感情。有一次,他因病中未能躬与河东公的“乐营置酒”之会,就写出了“只将沧海月,高压赤城霞”(《病中闻河东公乐营置酒口占寄上》)的句子。如此看来,他对此境,一方面于其高旷皓净十分爱赏,一方面于其凄寒孤寂又十分感伤:一种复杂的难言的怅惘之怀,溢于言表。

此联和上联共用了四个典故,呈现了不同的意境和情绪。庄生梦蝶,是人生的恍惚和迷惘;望帝春心,包含苦苦追寻的执著;沧海鲛泪,具有一种阔大的寂寥;蓝田日暖,传达了温暖而朦胧的欢乐。诗人从典故中提取的意象是那样的神奇、空灵,他的心灵向读者缓缓开启,华年的美好,生命的感触等皆融于其中,却只可意会不可言说。

诗的尾联,采用反问递进句式加强语气,结束全诗。“此情”总揽所抒之情:“成追忆”则与“思华年”呼应。“可待”即“岂待”,说明这令人惆怅伤感的“此情”,早已迷惘难遣,此时当更令人难以承受。

诗题“锦瑟”,但并非咏物,不过是按古诗的惯例以篇首二字为题,实是借瑟以隐题的一首无题诗。此诗是李商隐最难索解的作品之一,诗家素有“一篇《锦瑟》解人难”的慨叹。作者在诗中追忆了自己的青春年华,伤感自己不幸的遭遇,寄托了悲慨、愤懑的心情,大量借用庄生梦蝶、杜鹃啼血、沧海珠泪、良玉生烟等典故,采用比兴手法,运用联想与想象,把听觉的感受,转化为视觉形象,以片段意象的组合,创造朦胧的境界,从而借助可视可感的诗歌形象来传达其真挚浓烈而又幽约深曲的深思。全诗词藻华美,含蓄深沉,情真意长,感人至深。

创作背景:

此诗约作于作者晚年,具体创作时间不详。对《锦瑟》一诗的创作意旨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或以为是爱国之篇,或以为是悼念追怀亡妻之作,或以为是自伤身世、自比文才之论,或以为是抒写思念侍儿之笔。《史记·封禅书》载古瑟五十弦,后一般为二十五弦。但此诗创作于李商隐妻子死后,故五十弦有断弦之意(一说二十五弦的古瑟琴弦断成两半,即为五十弦)但即使这样它的每一弦、每一音节,足以表达对那美好年华的思念。

作者简介:

李商隐(约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溪(溪)生、樊南生,唐代著名诗人,祖籍河内(今河南省焦作市)沁阳,出生于郑州荥阳。他擅长诗歌写作,骈文文学价值也很高,是晚唐最出色的诗人之一,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和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优美动人,广为传诵。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死后葬于家乡沁阳(今河南焦作市沁阳与博爱县交界之处)。作品收录为《李义山诗集》。

作为中国文化圣人,数千年来孔子备受赞誉,然而孔子言行也留下很多争议,其中《论语·泰伯篇》中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或许争议最大。

原因很简单,这句话有两种解读:一是字面意思,代表孔子愚民政策的执政思想,与孔子仁爱、有教无类的思想相抵触,二是广为人知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一解读,代表后人误解了孔子意思。但对于第二种解读,学者杨伯峻认为不符合先秦语言习惯,如果孔子是这一思想,那么会说“民可,则使由之,不可则使知之”。

既然如此,“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一句话究竟该如何解读?湖北出土一批战国楚简,证实孔子或蒙冤千年!

1993年10月,在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郭店一号楚墓M1发掘出804枚竹简,其中730枚中有13000多个楚国文字,记载了很多失传古籍。在这一批楚简中,主要是道家和儒家学派的著作,其中就包括儒家的《尊德义》。

《尊德义》:民可使道(导)之,而不可使知(折)之

从字面来看,《尊德义》的记载与《论语·泰伯篇》中的一个意思。但“由”字与“道或导”字,“知”字与“折”字有何联系?

学者研究认为:道或导字很好理解,就是引导启迪之意,“知”通“折”,也就是“强迫”的意思。因此,“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意思是,老百姓可以引导教化,但不能强迫之。

值得注意的是,先秦的“由”字,通假“迪”字,所以“民可使由(迪)之,不可使知(折)之”,或许就是孔子本意,只是古今字意不同,造成了解读上的大相径庭。

其实,在《尊德义》中,这一句话下面还有9个字,佐证了这一观点。

《尊德义》:民可使道(导)之,而不可使知(折)之。民可道(导)也,而不可强也。

如果加上“民可道(导)也,而不可强也”(论语中没有这一句)完整的来看,那么“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思就非常明显了。之所以用知(折),可能是出于行文习惯,不想重复使用同一个字。可见,孔子的确蒙冤数千年,将愚民政策第一人的头衔挂在孔子头上,完全是冤枉孔子。

即便古今字意不同,造成解读困难,但古代奇才层出不穷,为何鲜有大儒指出问题所在呢?笔者认为,有四个原因至关重要。

一,按照字面意思解读来治国,就显得极为简单,而且有内幕操作的空间,如果真是“民可道也,而不可强也”,那么工作量大增,自然不为统治者愿意。

二,《论语》是后人对孔子言行的片段式记载,难免出现断章取义,只记载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没有后面这一句,对完整还原孔子本意,的确存在困难。

三,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孔子九代孙孔鲋将《论语》等经书藏于孔壁(或鲁壁),到了汉景帝时重见天日。但鲁壁藏书是不是儒家制造的“神迹”,编造的伪书,后世已不可考。

四,古今政治环境不一,孔子时代存在国野之分,他的仁爱针对的是国人,而非野人。所谓野人,即距城百里之内称“郊”,“郊”外称“野”,野人几乎没有一点政治地位。读论语,不读周朝政治情况,很难准确把握孔子思想。由于古今政治环境不一,造成后人理解误差。

总得来说,从孔子仁爱和有教无类的思想来看,很难想象孔子存在愚民政策的想法。因此,郭店楚墓竹简中的《尊德义》篇,应该是完整解释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令人遗憾的,古代儒家文人高举孔子旗号,却做着违背孔子本意之事,一做就是2000多年。

其实,2000多年来,孔子思想不知被篡改了多少,比如“华夷之辨”、“以德报怨”之类,不是孔子没有血性,而是后世文化“汉奸”太多了。

焚书绝对不是说说而已,始皇帝的确烧了绝大多数除了法家之外,各派的书籍,尤其是儒家的,包括你说的《春秋》、《左传》等等。没有被烧的类目有占卜、农业、医学之类。因为秦帝国提倡法家学派,所以为了统一便利,更为了预防其他学派发展成气候,所以大规模焚书。大多经典保存下来,是因为当时的文人有的冒生命之险藏书、抄书、背书。况且秦帝国如此短命,等到汉朝时根据一些长者的回忆,又修复了部分书。

个人觉得焚书肯定对文化传承是灾难性的,但是最宝贵的几本经典还是被流传下来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

  刘禹锡(772~842),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梦得。洛阳(今属河南)人,祖籍中山(今河北定县)。他是匈奴族后裔,七世祖刘亮随魏孝文帝迁洛阳,始改汉姓。父刘绪因避安史之乱,举族东迁,寓居嘉兴(今属浙江)。刘禹锡出生在嘉兴,19岁左右游学长安。贞元九年与柳宗元同榜登进士第,接着又登宏词科。贞元十一年登吏部取士科,授太子校书,开始踏上仕途。贞元十六年入杜佑幕掌书记,参与讨伐徐州乱军。十八年调任渭南县主簿。次年任监察御史。贞元二十一年(当年八月改元永贞)一月,德宗死,顺宗即位,任用王叔文等人推行一系列改革弊政的措施。刘禹锡当时任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与王叔文、王□、柳宗元同为政治革新的核心人物,称为“二王刘柳”。革新只进行了半年,就遭到宦官、藩镇的强烈反对。顺宗被迫退位,宪宗即位。九月,革新失败,王叔文被赐死。刘禹锡初贬为连州(今广东连县)刺史,行至江陵,再贬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同时贬为远州司马的共八人,史称“八司马”。元和九年十二月,刘禹锡与柳宗元等人一起奉召回京。次年三月,刘禹锡写了《元和十一(一字衍)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诗,得罪执政,被外放为连州刺史。后来又担任过夔州刺史、和州刺史。宝历二年冬,从和州奉召回洛阳。二十二年的贬谪生涯至此结束。大和元年,刘禹锡任东都尚书省主客郎中。次年回朝任主客郎中。他一到长安,就写了《再游玄都观绝句》,表现了屡遭打击而始终不屈的意志。以后历官苏州、汝州、同州刺史。从开成元年 (836)开始,改任太子宾客、秘书监分司东都的闲职。会昌元年(841),加检校礼部尚书衔。世称刘宾客、刘尚书。诗歌创作 刘禹锡生前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刘白”。白居易则称他为“诗豪”,推崇备至。他的诗歌,传诵之作极多。刘禹锡在元和十三年曾自编其著述为“四十通”,又删取四分之一为“集略”。这是最早的刘禹锡集和选本,今都不传。《新唐书·艺文志》载《刘禹锡集》40卷。宋初亡佚10卷。宋敏求搜集遗佚,辑为《外集》10卷,但仍有遗漏。现存刘禹锡集古本主要有三种:①清代避暑山庄旧藏宋绍兴八年(1138)董□刻本,题为《刘宾客文集》,属小字本,今有徐鸿宝影印本。又淳熙十三年(1186)陆游据董本重刻,称“浙本”。明清以来通行的刻本,基本上属于这个系统。②日本平安福井氏崇兰馆所藏宋刻本,题为《刘梦得文集》,属蜀大字本,今有董康影印本、商务印书馆缩印本。③北京图书馆所藏宋刻残本《刘梦得文集》一至四卷,建安坊刻本。明、清两代的毛晋、惠栋、何焯、冯浩、黄丕烈等人曾对刘禹锡集作过初步的校勘工作,但多数是抄本,流传不广。现通行刘禹锡集版本:《四部丛刊》本《刘梦得文集》,《四部备要》本《刘宾客文集》,《丛书集成》本《刘宾客文集》。此外,尚有校点本《刘禹锡集》。 刘禹锡的生平事迹,见于新、旧《唐书》本传,唐韦绚编《刘宾客嘉话录》(一称《刘公嘉话录》),记录了刘禹锡晚年有关创作、学问等方面的谈话,颇具资料价值。今人卞孝萱著有《刘禹锡年谱》,对刘禹锡的生平和各种史料多有考订。

  这是一首咏石头城的七言绝句。石头城即金陵城。在今江苏省南京市清凉山。南京的江山形胜,素有「虎踞龙盘」之称,是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建都之地。六代豪奢,醉生梦死,追欢逐乐,诗家称之为「金粉六朝」。但由於荒*误国,这一个一个朝代皆灭亡得极快,「悲恨相续」。这「虎踞龙盘」的六朝豪华之都,也就荒凉下来了。刘禹锡於唐敬宗宝历二年(826)罢归洛阳,路过金陵,见昔日豪华胜地,已成了一座「空城」,感慨万分,於是写下了这首怀古诗篇。

  开头两句写江山如旧,而城已荒废。「山围故国周遭在」,首句写山。「山围故国」,「故国」即旧城,就是石头城,城外有山耸立江边,围绕如垣墙,所以说「山围故国」。周遭,环绕的意思。这句说:围绕在石头城四周的山依然如旧。「潮打空城寂寞回」,这句写水。「潮打空城」,石头城西北有长江流过,江潮拍打石墙,但是,城已荒废,成了古迹,所以说「潮打空城」。这句意思是说:潮水拍打著「空城」,虽有巨响,却显得分外凄凉,便又寂寞地退去了。这两句总写江山如旧,而石头城已荒芜,情调悲凉,感慨极深。

  后两句写月照空城。「淮水东边旧时月」,「旧时月」,诗人特意标明「旧时」,是包含深意的。淮水,即秦淮河,横贯石头城,是六朝时代王公贵族们醉生梦死的游乐场所,这裏曾经是彻夜笙歌、纸醉金迷、欢乐无尽的不夜城,那临照过六朝豪华之都的「旧时月」即是见证。然而曾几何时,富贵风流,转眼成空。如今只有那「旧时月」仍然从秦淮河东边升起,来照著这座「空城」,在夜深的时候,「还过女墙来」,依恋不舍地西落,这真是多情了。然而此情此景,却显得更加寂寞了。一个「还」字,意味深长。但这首诗并不只是发思古之幽情,诗人感慨深沈,实寓有「引古惜兴亡」之意。诗人在朝廷昏暗、权贵荒*、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危机四伏的中唐时期,写下这首怀古之作,慨叹六朝之兴亡,显然是寓有引古鉴今的现实意义的。

  这首诗咏怀石头城,表面看句句写景,实际上句句抒情。诗人写了山、水、明月和城墙等荒凉景色,写景之中,深寓著诗人对六朝兴亡和人事变迁的慨叹,悲凉之气笼罩全诗,读之怆然。

  诗人的好友白居易对这首诗曾叹赏不已,当读到「潮打空城寂寞回」一句时,不禁赞叹道:「吾知后之诗人不复措词矣。」可见其感动之深和评价之高。

  李商隐《锦瑟》

  原文:

  锦瑟无端五十弦, 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 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 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 只是当时已惘然。

  赏析:

  这首《锦瑟》,是李商隐的代表作,爱诗的无不乐道喜吟,堪称最享盛名;然而它又是最不易讲解的一篇难诗。自宋元以来,揣测纷纷,莫衷一是。

  诗题“锦瑟”,是用了起句的头二个字。旧说中,原有认为这是咏物诗的,但近来注解家似乎都主张:这首诗与瑟事无关,实是一篇借瑟以隐题的“无题”之作。我以为,它确是不同于一般的咏物体,可也并非只是单纯“截取首二字”以发端比兴而与字面毫无交涉的无题诗。它所写的情事分明是与瑟相关的。

  起联两句,从来的注家也多有误会,以为据此可以判明此篇作时,诗人已“行年五十”,或“年近五十”,故尔云云。其实不然。“无端”,犹言“没来由地”、“平白无故地”。此诗人之痴语也。锦瑟本来就有那么多弦,这并无“不是”或“过错”;诗人却硬来埋怨它:锦瑟呀,你干什么要有这么多条弦?瑟,到底原有多少条弦,到李商隐时代又实有多少条弦,其实都不必“考证”,诗人不过借以遣词见意而已。据记载,古瑟五十弦,所以玉溪写瑟,常用“五十”之数,如“雨打湘灵五十弦”,“因令五十丝,中道分宫徵”,都可证明,此在诗人原无特殊用意。

  “一弦一柱思华年”,关键在于“华年”二字。一弦一柱犹言一音一节。瑟具弦五十,音节最为繁富可知,其繁音促节,常令听者难以为怀。诗人绝没有让人去死抠“数字”的意思。他是说:聆锦瑟之繁弦,思华年之往事;音繁而绪乱,怅惘以难言。所设五十弦,正为“制造气氛”,以见往事之千重,情肠之九曲。要想欣赏玉溪此诗,先宜领会斯旨,正不可胶柱而鼓瑟。宋词人贺铸说:“锦瑟华年谁与度?”(《青玉案》)元诗人元好问说:“佳人锦瑟怨华年!”

  (《论诗三十首》)华年,正今语所谓美丽的青春。玉溪此诗最要紧的“主眼”端在华年盛景,所以“行年五十”这才追忆“四十九年”之说,实在不过是一种迂见罢了。

  起联用意既明,且看他下文如何承接。

  颔联的上句,用了《庄子》的一则寓言典故,说的是庄周梦见自己身化为蝶,栩栩然而飞……浑忘自家是“庄周”其人了;后来梦醒,自家仍然是庄周,不知蝴蝶已经何往。玉溪此句是写:佳人锦瑟,一曲繁弦,惊醒了诗人的梦景,不复成寐。迷含迷失、离去、不至等义。试看他在《秋日晚思》中说:“枕寒庄蝶去”,去即离、逝,亦即他所谓迷者是。晓梦蝴蝶,虽出庄生,但一经玉溪运用,已经不止是一个“栩栩然”的问题了,这里面隐约包涵着美好的情境,却又是虚缈的梦境。本联下句中的望帝,是传说中周朝末年蜀地的君主,名叫杜宇。后来禅位退隐,不幸国亡身死,死后魂化为鸟,暮春啼苦,至于口中流血,其声哀怨凄悲,动人心腑,名为杜鹃。杜宇啼春,这与锦瑟又有什么关联呢?原来,锦瑟繁弦,哀音怨曲,引起诗人无限的悲感,难言的冤愤,如闻杜鹃之凄音,送春归去。一个“托”字,不但写了杜宇之托春心于杜鹃,也写了佳人之托春心于锦瑟,手挥目送之间,花落水流之趣,诗人妙笔奇情,于此已然达到一个高潮。

  看来,玉溪的“春心托杜鹃”,以冤禽托写恨怀,而“佳人锦瑟怨华年”提出一个“怨”字,正是恰得其真实。玉溪之题咏锦瑟,非同一般闲情琐绪,其中自有一段奇情深恨在。

  律诗一过颔联,“起”“承”之后,已到“转”笔之时,笔到此间,大抵前面文情已然达到小小一顿之处,似结非结,含意待申。在此下面,点笔落墨,好象重新再“起”似的。其笔势或如奇峰突起,或如藕断丝连,或者推笔宕开,或者明缓暗紧……手法可以不尽相同,而神理脉络,是有转折而又始终贯注的。当此之际,玉溪就写出了“沧海月明珠有泪”这一名句来。

  珠生于蚌,蚌在于海,每当月明宵静,蚌则向月张开,以养其珠,珠得月华,始极光莹……。这是美好的民间传统之说。月本天上明珠,珠似水中明月;泪以珠喻,自古为然,鲛人泣泪,颗颗成珠,亦是海中的奇情异景。如此,皎月落于沧海之间,明珠浴于泪波之界,月也,珠也,泪也,三耶一耶?一化三耶?三即一耶?在诗人笔下,已然形成一个难以分辨的妙境。我们读唐人诗,一笔而有如此丰富的内涵、奇丽的联想的,舍玉溪生实不多觏。

  那么,海月、泪珠和锦瑟是否也有什么关联可以寻味呢?钱起的咏瑟名句不是早就说“二十五弦弹夜月,不胜清怨却飞来”吗?所以,瑟宜月夜,清怨尤深。如此,沧海月明之境,与瑟之关联,不是可以窥探的吗?

  对于诗人玉溪来说,沧海月明这个境界,尤有特殊的深厚感情。有一次,他因病中未能躬与河东公的“乐营置酒”之会,就写出了“只将沧海月,高压赤城霞”的句子。如此看来,他对此境,一方面于其高旷皓净十分爱赏,一方面于其凄寒孤寂又十分感伤:一种复杂的难言的怅惘之怀,溢于言表。

  晚唐诗人司空图,引过比他早的戴叔伦的一段话:“诗家美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这里用来比喻的八个字,简直和此诗颈联下句的七个字一模一样,足见此一比喻,另有根源,可惜后来古籍失传,竟难重觅出处。今天解此句的,别无参考,引戴语作解说,是否贴切,亦难断言。晋代文学家陆机在他的《文赋》里有一联名句:“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蓝田,山名,在今陕西蓝田东南,是有名的产玉之地。此山为日光煦照,蕴藏其中的玉气(古人认为宝物都有一种一般目力所不能见的光气),冉冉上腾,但美玉的精气远察如在,近观却无,所以可望而不可置诸眉睫之下,—这代表了一种异常美好的理想景色,然而它是不能把握和无法亲近的。玉溪此处,正是在“韫玉山辉,怀珠川媚”的启示和联想下,用蓝田日暖给上句沧海月明作出了对仗,造成了异样鲜明强烈的对比。而就字面讲,蓝田对沧海,也是非常工整的,因为沧字本义是青色。玉溪在词藻上的考究,也可以看出他的才华和工力。

  颈联两句所表现的,是阴阳冷暖、美玉明珠,境界虽殊,而怅恨则一。诗人对于这一高洁的感情,是爱慕的、执着的,然而又是不敢亵渎、哀思叹惋的。

  尾联拢束全篇,明白提出“此情”二字,与开端的“华年”相为呼应,笔势未尝闪遁。诗句是说:如此情怀,岂待今朝回忆始感无穷怅恨,即在当时早已是令人不胜惘惘了—话是说的“岂待回忆”,意思正在:那么今朝追忆,其为怅恨,又当如何!诗人用两句话表出了几层曲折,而几层曲折又只是为了说明那种怅惘的苦痛心情。诗之所以为诗者在于此,玉溪诗之所以为玉溪诗者,尤在于此。

  玉溪一生经历,有难言之痛,至苦之情,郁结中怀,发为诗句,幽伤要眇,往复低徊,感染于人者至深。他的一首送别诗中说:“瘐信生多感,杨朱死有情;弦危中妇瑟,甲冷想夫筝!……”则筝瑟为曲,常系乎生死哀怨之深情苦意,可想而知。循此以求,我觉得如谓锦瑟之诗中有生离死别之恨,恐怕也不能说是全出臆断。

  与杜牧合称“小李杜”的晚唐诗人李商隐,一生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篇,特别是“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首《无题》诗,更是代代共诵,人人传唱。

  李商隐的《无题》诗确实堪称一绝。所谓“无题”,是诗人别有寄托而又不愿明说,就用“无题”名篇。此外,也有诗人仿照《诗经》的办法,取诗的起首二字作为标题,而标题又不能概括全诗的主旨,这类诗仍属于“无题”之类。

  李商隐的诗集开篇第一首,题为《锦瑟》,人们也把它看作是无题的作品。由于它的词藻华丽,情意缠绵,景象迷离,含义深邈,诗的中心究竟是什么,一直存在争论。相传宋朝时,“江西诗派”的创始人黄庭坚读了《锦瑟》也觉得不好理解,甚至找他的老师苏东坡请教。可见一千多年来,这首诗成了文学界的“哥德巴赫猜想”。原诗是这样的: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这首诗的每一联都是朦胧的。首联两句,聆锦瑟之繁弦,思年华之往事;音繁绪乱,惆怅难言。千重往事,九曲情肠,形成了诗的多层次朦胧的内蕴。

  颔联由庄周梦蝶,写到杜宇化为鸟。庄周在虚渺的梦境中,忽而“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忽而又醒来,“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乎,蝴蝶之梦周欤?”这是朦胧的梦境。杜宇号望帝,死后化为杜鹃,每年暮春三月啼鸣求偶,口中流血,声哀情苦。这里写的是空灵虚幻的人魂化鸟。诗人写梦迷,写冤禽,所要表达的,仍然是朦胧的内心世界的悲戚与怨愤。

  颈联以“泪”、“暖”为诗眼,写了明珠和良玉。月为天上明珠,珠似水中明月;皎月落于沧海之间,明珠浴于泪波之中——形成了一个月、珠、泪三者难解的朦胧妙境。下一句写的则是“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的朦胧景象。纵观全联,写的是阴阳冷暖,美玉明珠,境界虽异,而怅恨则一。朦胧的自然景象所体现出的,是朦胧的感情世界。

  尾联两句更是多层次的、曲折的感情世界的剖析:如此情怀,今朝已化为不堪回首的往事,然而,当初是何等地使人怅惘迷恋呵!

  通读全诗,我们便会发现:诗人托物传情、一往情深所追求的对象,究竟是一位情人呢,还是某种令其神往、促其献身的政治目标?诗中没有明说,也未曾暗示。诗人把这最大的“一团模糊不清”交给了读者。

  总起来看,《锦瑟》不可能不是一首“自道平生之诗也”。

  但许多人却刻意求深,力图发掘出这首诗的所谓“隐秘”。有的认为,李商隐“婚王氏,时年廿五,意其妇年正同,夫妇各廿五,适合古瑟弦之数。”有的认为,“锦瑟乃当时贵人爱姬之名。” “或云锦瑟,令狐楚之妾。”他们断言《锦瑟》是悼念一个女人的作品。

  然而,许多人都不同意这种索隐式的解释。倒是苏东坡对《锦瑟》一诗的解释,既照顾了全诗中间两联四句与“锦瑟”的关系,又能概括五十年的饱和着复杂的思想感情。他说:“此出古今乐志,云锦瑟之为器也,其弦五十,其柱如之,其声也适、怨、清、和。”如:“庄生晓梦迷蝴蝶”适也;“望帝春心托杜鹃”怨也;“沧海月明珠有泪”清也;“蓝田日暖玉生烟”和也。

  不过,作为表现一般的“适、怨、清、和”情致的四句诗,对于李商隐来说,又当有它特定的含义。所谓“庄生晓梦迷蝴蝶”,在“适”中又蕴含了“迷惘”的成分,这是“当时已惘然”这句诗所特限了的;所谓“蓝田日暖玉生烟”,在“和”中又孕育着“可望而不可及”的短暂希望和最终破灭,这同样是被“当时已惘然”所限制了的。

  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李商隐这首《锦瑟》诗的中间两联四句中,似乎还存在“獭祭”的痕迹。唐宋人作诗每有先得佳句而后成篇的,这自然就增加了索解的困难。金代元好问对《锦瑟》早有论定:

  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

  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

  他的见解,应当是颇有见地的。

  李商隐(约812年或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溪生、樊南生。晚唐诗人。原籍怀州河内(今河南博爱),祖辈迁荥阳(今属河南)。诗作文学价值很高,他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都在家族里排行16,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在《唐诗三百首》中,李商隐的诗作有22首被收录,位列第4。

  生平

  李商隐唐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47年)进士及第。曾任弘农尉、佐幕府、东川节度使判官等职。早期,李商隐因文才而深得牛党要员令狐楚的赏识,后李党的王梦元爱其才将女儿嫁给他,他因此而遭到牛党的排斥。从此,李商隐便在牛李党争的夹缝中求生存,辗转于各藩镇幕僚当幕僚,郁郁不得志,潦倒终身。晚唐唐诗在前辈的光芒照耀下大有山穷水尽的下滑趋势,而李商隐又将唐诗推向了又一次高峰,是晚唐最著名的诗人,杜牧与他齐名。

  家世

  李商隐曾自称与唐朝的皇族同宗。经张采田考证,确认他是唐代皇族的远房宗室。但是没有官方的属籍文件证明此事,因而可以认为李商隐和唐朝皇室的这种血缘关系已经相当遥远了。李商隐数次在诗歌和文章中申明自己的皇族宗室身份。不过,这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的现实的利益。

  李商隐的家世,有记载的可以追溯到他的高祖李涉。李涉曾担任过最高级的行政职位是美原县令;曾祖李叔恒(一作叔洪),曾任安阳县尉;祖父李俌,曾任邢州录事参军;父亲李嗣,曾任殿中侍御史,在李商隐出生的时候,李嗣任获嘉县(今河南获嘉县)令。

  早年

  在李商隐10岁前后,他的父亲在浙江幕府去世,他和母亲、弟妹们回到了河南故乡,生活贫困,要靠亲戚接济。在家中李商隐是长子,因此也就同时背负上了撑持门户的责任。后来,他在文章中提到自己在少年时期曾“佣书贩舂”,即为别人抄书挣钱,贴补家用。

  李商隐早年的贫苦生活对他性格和观念的形成影响很大。一方面,他渴望早日做官,以光宗耀祖。事实上,他也确实努力承担起家族的责任。成年后,李商隐曾利用为母亲守孝的时间,将寄葬在各地的亲属灵柩迁葬到荥阳。陈贻焮认为这是除了受宗法思想支配外,还由于从小孤贫,家道衰微,因此更加看重骨肉之情。另一方面,早年的经历使他养成犹豫、敏感、清高的性格,这些特征既大量地从他的诗文中流露出来,也表现在他曲折坎坷的仕途生涯。

  李商隐的启蒙教育可能来自他的父亲,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则是他回到故乡后遇到的一位同族叔父。这位堂叔父曾上过太学,但没有做过官,终身隐居。据李商隐回忆,这位叔父在经学、小学、古文、书法方面均有造诣,而且对李商隐非常器重。受他的影响,李商隐“能为古文,不喜偶对”。大约在他16岁时,写出了两篇优秀的文章(《才论》、《圣论》,今不存),获得一些士大夫的赞赏。这些士大夫中,就包括时任天平军节度使的令狐楚。

  令狐楚是李商隐求学生涯中又一位重要的人物,他本人是骈体文的专家,对李商隐的才华非常欣赏,不仅教授他骈体文的写作技巧,而且还资助他的家庭生活,鼓励他与自己的子弟交游。在令狐楚的帮助下,李商隐的骈体文写作进步非常迅速,由此他获得极大的信心,希望可以凭借这种能力展开他的仕途。在这一时期(太和四年,830)的《谢书》中,李商隐表达了对令狐楚的感激之情以及本人的踌躇满志:“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携笔砚奉龙韬。自蒙夜半传书后,不羡王祥有佩刀。”

  仕途

  在唐代,缺乏门第背景的知识分子希望在仕途有所发展,主要的入口有两个:科举和幕府。前者被认为是进入官场的资格,是官方对其行政能力的认可;后者是一些有势力的官僚自己培养的政治团队,如果表现出色,也往往可以通过这些官僚的举荐成为朝廷正式的官员。中晚唐时期,很多官员都既考取科举的资格,也有作为幕僚的经历。

  李商隐青年时期得到令狐楚的赏识,并有机会跟随他学习“四六文”(骈体文),从而自然而然地成为令狐楚的幕僚。但也正是由于这一段经历,使得他一生都被牵累在牛李党争的政治漩涡中。

  牛李党争源于唐宪宗元和三年(808)一次科举考试。时任宰相的李吉甫对应试举子牛僧孺、李宗闵进行打击,因为他们在试卷中严厉地批评了他。由此,李吉甫与牛僧孺、李宗闵等人结怨,这笔恩怨后来被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继承了下来。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领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领袖的“李党”在数十年中互相攻讦,争斗不休,成为晚唐政治的一大矛盾。

  李商隐最初的府主令狐楚属于“牛党”,在他的帮助下,李商隐步入政坛。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令狐楚之子令狐绹协助李商隐中了进士。在令狐楚去世后,李商隐成为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幕僚并受到其赏识,娶了他的女儿为妻。王茂元与李德裕交好,被视为“李党”成员。这桩婚姻使他被牛党视为李党中人。但李商隐本人可能原想置身于牛李党争之外,他的交往有牛有李,诗文中对两方都有所肯定,也都有所批评。然而,在政治斗争中想要保持中立,显然只能是一厢情愿。结果是李商隐两边不讨好,令狐绹尤其厌恶他,认为他忘恩负义。在令狐绹官居高位后,李商隐曾多次尝试补救,包括写了一些诗给令狐绹(如《寄令狐郎中》),希望他顾念旧情,但令狐绹始终不理睬他。

  在这种情况下,李商隐的仕途显然无法顺利,他曾于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唐武宗会昌五年(845)两入秘书省,但只是短期地担任过低级官职。李商隐也在基层政府做过小官(开成四年-五年:弘农县尉;大中二年-三年:盩厔尉),同样短暂和坎坷。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一些外派官员的幕下供职。事实上,无论是“牛党”还是“李党”得势,李商隐从来没有机会晋升。他的政治生涯结束于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6),其时他追随盐铁转运使柳仲郢,担任盐铁推官,当柳被调任兵部尚书时,他也随即失去工作。在回到家乡后不久即病故。

  其晚年的丧偶和官场失意时他笃信起佛教。

  社交

  有人根据李商隐部分诗作的风格,推想他性格内向(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编·第十一章)。这种猜测多少有些武断。如果从李商隐的另外一些活泼幽默的作品来看,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现存的资料(主要是他本人的诗歌和文章)表明李商隐的社交范围广泛,他是一个乐于交往而且颇受欢迎的人。

  李商隐交往圈里的人物分为四类:

  与仕途生计有关的人物。包括令狐楚、令狐绹、崔戎、王茂元、李执方、卢弘止、郑亚、柳仲郢、李回、杜悰、萧浣、杨虞卿、杨嗣复、周墀、姚合、孙简等人。 互相酬和诗友。包括杜牧、温庭筠、白居易等人。

  政见或信仰志同道合的朋友。包括刘蕡、永道士、崔珏、李郢等人。

  礼节性的交游或亲戚之间的来往。包括令狐绪、韩瞻以及他在各个阶段的同事。

  与令狐楚的交往

  在父亲去世后,幼年的李商隐陪同母亲回到河南故乡,这里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而且相当艰苦的环境,没有家庭或家族的影响力帮助他在成长过程中自然进入一个社交圈。李商隐凭借才华、人品和性格建立起了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早在十六岁,他就开始与当地的一些知识分子交往,将自己的作品散发给他们阅读,获得了一定的名气——也许就是因此引起了令狐楚的注意。

  认识令狐楚是李商隐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他后来的生活状态在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令狐楚帮助李商隐进入士大夫的社会阶层,同时也使他卷入了党争的旋涡。从829年(文宗太和三年)令狐楚聘用他作幕僚,到837(文宗开成二年)令狐楚去世,他们一直保持着非常亲密的关系。李商隐以谦卑诚恳的态度赢得了令狐楚的信任,有一件事可以表现这种信任的程度:令狐楚在病危之际召唤李商隐来到身边,要求他代为撰写遗表——这并非普通的遗书,而是要上呈给皇帝的政治遗言。令狐楚本人就是这种文体的高手,而他宁愿让李商隐帮助完成自己一生的总结。另一方面,他们两人之间又有非常微妙的距离感。李商隐在一些场合称呼令狐楚为“四丈”,显得相当亲近,但他从不会放松到忘记时时表达感激之情的地步。当然,与其说李商隐谨小慎微地保持了距离,倒不如说令狐楚的态度给定了双方交往的界限。

  在与令狐楚交往的过程中,李商隐学会了如何与既有身份又欣赏自己才华的人融洽相处。这样的人对他而言具有多重身份:伯乐、老师、长辈、上司、赞助者……简言之,他们会对其个人仕途和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力。

  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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