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焚书坑儒”，早就定格为文化摧残的象征符号。天下举凡读书人皆好称引，鲁迅用它来和希特勒焚书相比，博尔赫斯用它和造长城来对始皇帝大发议论。独立的史家偏生有其独特的癖好，他不敢就在假设的基石上扑扇想象的翅膀，更不屑于人云亦云，总是费尽心机试图描绘一个更详细的过程或者寻找一个更合适的理由，而孜孜以求的结果常常竟真与所谓的“常识”大相径庭。

就人类文明史而言，对书籍和读书人的迫害时时都在发生从未中止。类似“焚书坑儒”这样的举动在中国历史上既非第一次，更远远算不上最大的一次。史上大“革”文化之“命”的惨烈事历历可数，固不待言；而“焚书”更早在秦始皇之前一个半世纪即已发生：在商君教引下秦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韩非子·和氏》）如果我们重新查账的话，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直接后果其实真算不得十分严重。

一、“焚书坑儒”新说

所谓“焚书坑儒”实际上是两个独立的事件：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34年），在秦始皇的咸阳宫酒会上，70博士为这位始皇帝祝寿。仆射周青臣大拍马屁，说什么“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被书呆子型的博士淳于越直斥为面腴；淳于越大唱“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的儒家老调，却惹得身为丞相的法家李斯大为不满，认为“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因此倡言：“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史记·秦始皇本纪》）秦自商鞅变法后，依靠法家的严刑峻法大大提高了它的军事实力和行政效率，并最终得以并吞六国、统一宇内，因此秦始皇自然批准了李斯的建议。

比较可惜的是各国的史书，烧了个精光，大大增加了司马迁写《史记》的难度，《史记·六国年表序》：“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也使得西晋挖出的魏国史书《竹书纪年》身价倍增。国家史志尽记些个颁历告朔、战争祭祀的大事，事关王统，秦始皇此举完全可以理解。

《诗》、《书》、百家语非博士官所职皆烧之，“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也就是说，民间不许再收藏、传授《诗》、《书》、百家语，但博士职掌的这些书籍还是被保留的。“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儒、道、名、墨等诸家学说在民间被禁，唯法令可学，鼓励向“吏”学习各种法令。此外，“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各种相关实用技艺的书籍也都受到保护。 项羽火烧咸阳，包括《诗》、《书》、百家语在内的博士官职掌的国家图书在劫难逃。但《诗》、《书》之类终究还是很好地得到了传存。《六国表序》：“《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秦始皇焚书令下，象伏生这样的读书人抱着简册就跑掉了。汉惠帝“除挟书律”后，文、景、武帝时各种秦际遭禁的《诗》、《书》、百家语在民间大量出现。其称大宗者如鲁共王坏孔子宅而得的孔壁书，河间献王搜集的古文书，河内女子发老屋而得的古文书。汉以后《诗》、《书》等儒家经典更是发扬光大。

反倒是秦际特准保护的医药、卜筮、种树这些相关实用技艺的书籍灭绝失传。要不是这些年陆续发现了不少简帛日书、式法、五星占、养生方、病方、脉经、胎产书、导引图、美食方（最近在虎溪山沅陵侯吴阳墓中发现）等等，我们对古代伟大的实用技艺知识就只能永远停留在《汉书·艺文志》的那张书目单上。 秦始皇在“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之后，“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虽属冠冕堂皇的门面话，但儒生和方士事实上确实还是相当自在甚至可以说很活跃。公元前212年（秦始皇35年），秦始皇羡慕长生不死的“真人”，用侯生、卢生等方士以求灵芝仙药。方士以无法交差而“亡去”。“始皇闻亡，乃大怒曰：‘……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徙边。”（《史记·秦始皇本纪》） 二、“焚书坑儒”原因探讨

同样值得细细分析的一次事件：

1、令秦始皇愤然的候、卢、韩、徐诸生皆是方士。被逮着的诸生及其“传相告引”而供出的“犯禁者”中或有些是儒生，但确确实实司马迁时代，并没有“坑儒”一说。《史记·儒林列传》明言：“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其次，方士以所谓仙药诱惑人主并造谣诽谤，罪当杀。“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处置亦未见得有什么特别过分处；如果我们同样相信《史记》的话，比起长平之战大将白起坑杀40万降卒来，堂堂始皇帝坑杀460余人又算得了什么。既然是两个实际影响并不算太大的事件，为什么会给国人世人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固定地作为文化摧残的象征符号？我一直怀疑有人作了手脚，进行了故意的夸大。

2、应该考察考察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正是司马迁最早把两个事件联系在一起。司马迁本人“年十岁则诵古文”，为太史令又“由石室金匮之书”，他学《书》从孔安国，《诗》当宗今文，《春秋》主公羊学，其父又是杨何《易》的传人，焚《诗》、《书》之痛在司马迁时代已经消释。至于“坑术士”，且不说主要的肇事者事发之前早就逃亡，坑杀的460余人也是多在咸阳。再者说秦始皇不久下世，秦二世时天下纷乱，很快秦亡，秦针对方士的报复再也看不出还有些什么。相反，最近在湖南、湖北大量出土的秦汉简帛中日书、式法之类的方术书特别的多，说明坑术士对楚地流行方术没有什么不利影响；很多简帛延用楚系文字，甚至表明秦灭楚也未完全消弭楚地方性格的存在。

实际上，根本上戕害了文化的是秦严厉实行的以吏为师、严禁私学的文化专制政策。颜之推对此或有所察觉,《颜氏家训·书证》：“史之阙文，为日久矣；加复秦人灭学，董卓焚书，典籍错乱，非止于此。”说董卓“焚书”而秦“灭学”，其有意乎？法家倡导并推行了以吏为师、严禁私学的文化专制政策。商鞅将《诗》、《书》、礼、乐看成是病国之虱，以为国家必去虱才可富强。（《商君书·去强》、《商君书·靳令》）韩非子完整提出了法、术、势一整套强化君主统治的理论，站在极端扩张君主权力和威势立场上的韩非子激烈反对“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的“学士”，“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韩非子·显学》）“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

西周时，学在王官，各种知识都掌握在官府中，同各种官守之职的实践活动相联系；教育只在贵族中进行，各项专门的技艺在王官职掌的职业内部传承。孔子创办私学，有教无类，从而开创了传播知识、普遍教育、自由学术的新时代。其后，原来有各门王官之学渊源的诸家纷纷办学授徒。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各诸侯国为图王霸称雄而革新变法；而乱世之际，各家各派之思想学说又都特别重视国家政治思想，因此备受君王重视。诸子百家以此而兴。

齐国的稷下学宫最生动反映了诸子百家各种学说争鸣的盛况。田齐桓公午光大齐桓公小白设“庭燎”、“啧室”之美，更设稷下学宫；齐威王、宣王礼贤下士，包容百家，言论学术充分自由，齐国也因此步入最强盛时期。儒、道、名、墨、法各家学者云集稷下，著名学者如淳于髡、彭蒙、田骈、尹文、邹衍、接子、田巴、鲁仲连、慎到、宋研、环渊，晚期的荀子曾三为祭酒。稷下学者在互相探讨、争论中，直陈己见，博采它长，学术自由而昌盛。

惜乎齐之亡于秦。秦国任用法家，法家专制集权、钳制思想的政策对于战时经济和军事来说行之有效，秦始皇在统一天下后很自然地继续延用法家治国，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以吏为师、严禁私学的文化专制政策。而对此政策负有根本责任的韩非子、李斯竟然就是提倡诵《诗》、《书》隆礼乐的稷下祭酒、儒学大师荀子的学生。法家主张法今反对法古，但其文化政策恰恰就是在复辟学在王官愚昧黔首的旧时代。 司马迁写《史记》正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初倡，比较秦始皇的以吏为师、严禁私学，两项政策如出一辙。除了儒家代替法家而外，两代的文化政策竟是同样专制霸道。常说儒法斗争，质其实，汉代儒家就是秦代法家文化政策的传承者。

汉武帝即位之初，即用卫涫等人建议，罢黜黄老刑名。但通常都认为董仲舒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倡导者。汉武帝举贤良文学，董仲舒以贤良对策曰：“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在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这一对策得到汉武帝肯定。《汉书·武帝纪赞》：“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谭，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 汉武帝时，国家已从极度贫弱中恢复过来，代之而起的是旨在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大变革；对外政策也一改与匈奴委屈求全的和亲政策而为主动出击，在西域张骞凿空，开疆拓土。相应的，在文化上，原来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已不再需要。因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是这样一个时代的产物。

司马迁固然有古史官的背景并受其父道家学说影响而有不同于董仲舒，以身遭摧残而怨恨于汉武帝；但作为那个时代的人，他身上同样浓厚地具有着那个时代的气息。《史记·太史公自序》：“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司马迁以六经为治国之根本，效法《春秋》而作《史记》以为后世立王法，为人伦立准则。司马迁之作《史记》，旨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其所谓“一家之言”，正是“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太史公自序》）“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云云，正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若合符契。 司马迁最早将秦始皇“焚《诗》、《书》”和“坑术士”两个事件联系在一起，并夸张地认为至使了“六艺从此缺焉”；而针对孔子正定的治国之本六经的破坏，在自负承继人的司马迁眼中，其罪莫大。“焚《诗》、《书》”和“坑术士”两次后果本不算严重的事件被联系，并由此自然推衍而夸大，从而实质性掩盖了秦始皇实行的危害极大的文化专制政策。于是秦始皇对文化之摧残成了个人的行为、孤立的事件。历代无数文人对秦始皇个人的暴戾行径痛加斥责，却无视文化专制政策的危害，可以说完全就是被故意导引的结果。 自汉武帝时始，掩盖秦始皇文化专制政策的危害的行为是个相当长期的过程，而这种行为的根本目的是因为同样的政策正在被实施中。汉代自武帝始逐步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政策，汉元帝、汉成帝时已达极至，诸子百家语及各种实用技艺遭毁禁而大量绝亡。

3、司马迁是“有良史之才”？《史记》更是“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赞》）司马迁说的“焚《诗》、《书》”，“坑术士”两件事本身也确是历史的真实；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只是罢黜不治五经的太常博士，“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艺文志序》）一直到东汉末年，儒家而外的各家学说还是传存不少。

真正歹毒无比的是将“焚《诗》、《书》，坑术士”改成“焚书坑儒”的人。伪孔传本《古文尚书》全书之前有一篇假冒孔安国作的《序》，“焚书坑儒”最早出现在其中：“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

为什么最早改作“焚书坑儒”的是伪孔传《古文尚书》的前序，其实并不难理解。司马迁说“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而实际情况是六经除了《乐》（因为本来是配合《诗》演奏的乐谱而没有文辞）以外，五经几乎完整保留，唯一历秦火而确实遭损的是《尚书》。因此要将秦始皇“焚书坑儒”定为千古之罪，最有力的武器是《尚书》；而最合适的攻击者是身为孔子后人并传《古文尚书》于司马迁的孔安国。

《尚书》的流传肯定是文献学中最复杂的一个问题。秦始皇焚书，秦博士伏生抱着竹简跑掉了，《尚书》被藏屋壁。等汉惠帝开挟书律，伏生再从屋壁取出《尚书》，可惜已残，拼凑仅得28篇，就在齐鲁间传授。文帝时征求能治《尚书》者，伏生已是九十多岁的老翁，于是派晁错去学，这样28篇《尚书》入藏秘府，是为中秘本。（《史记》及《汉书》的《儒林传》）伏生弟子数传后获立学官，是为《今文尚书》。

《尚书》在西汉就出现了古文本。《史记·儒林传》：“伏生孙以治《尚书》征，不能明也。鲁周霸、孔安国、洛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事。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孔安国是孔子十一世孙，家藏有《尚书》（有人说也是藏在屋壁的，因此与孔壁书相混），比起伏生的《今文尚书》多出十余篇，这是《古文尚书》，另外河间献王也从民间得《古文尚书》。刘歆以孔壁本《尚书》多逸书16篇，请立于学官，遭今文学家反对而引起影响久远的今古文之争。东汉时，杜林自西州得漆书本《古文尚书》，但并没有逸书16篇，篇章与今文经一样，卫宏、贾逵、马融、郑玄、王肃等都为之作注。

东晋时有一个豫章内史梅赜（颐）的人上献了用“隶古定”写的伪《古文尚书》，他把伏生的28篇析成33篇，另从当时的古籍中拼凑文句再编出25篇，以凑成刘向说的古文58篇之数。为了这本伪《古文尚书》，唐宋以下不知多少学者费尽心机，如宋代的吴域、元代的吴澄、明代的梅族，至清代的阎若璩和惠栋，方彻底证明了这一作伪案。如果更周全地考虑到文献传承的复杂情况，那么比较更合适的表述应该是：伪孔传《古文尚书》在整体结构上是伪造的，但不排除在具体内容上对有来历资料的使用。 梅赜其实当是梅颐，《经典释文》即作“梅颐”或“枚颐”；此人字仲真，“古名‘颐’，字‘真’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部》）；东晋时确有一豫章太守梅颐字仲真，《世说新语·方正》曾提及此人。

虽是梅颐献上的伪书，但作伪者却非其人。作伪者究竟是谁，考订者说法不一，如王鸣盛说不是王肃就是皇甫谧（《尚书后案·辨孔颖达疏》），还有人认为出现过两次伪孔本（程廷祚《晚书订疑》）。王肃注经与郑玄相对，他很有作伪的可能，但朱彝尊、程廷祚、陈澧、吴承仕、陈梦家等学者以众多证据证明了王注《尚书》与伪孔传本不一样。

真正的造伪者应该是郑冲。唐孔颖达《尚书正义》卷2《虞书》大题下曰：“《晋书·皇甫谧传》云：‘姑子外弟梁柳边得《古文尚书》，故作《帝王世纪》往往载《孔传》五十八篇之书。’《晋书》又云：‘晋太保公郑冲以古文授扶风苏愉，愉字休预；预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即谧之外弟也；季授城阳臧曹字彦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赜字仲真，又为豫章内史。遂于前晋奏上其书而施行焉。’”（非今本《晋书》）影宋刊本《太平御览》卷609引《尚书正义》：“……《古文尚书》，……至魏、晋之际，荥阳郑冲私於人间得而传之，独未施行。东晋汝南梅颐奏上，始列於学官，此则古文也。”郑冲才是伪《古文尚书》的真正始作俑者，其后的传承谱系是：郑冲传苏愉，苏愉传梁柳，梁柳传臧曹，臧曹传梅颐。梁柳是皇甫谧的外弟，故皇甫谧也得是书，所以，孔颖达还说：“晋世皇甫谧独得其书，载於《帝纪》”。（《尚书正义序》）

如果说伪孔传《古文尚书》多少还拼凑了些零零星星的原始资料，那么伪孔安国前序则是一篇彻头彻尾的伪作，最可能的造伪者是郑冲。自汉以来，《尚书》各篇原有之序都总为《书序》一篇，附于全书之末；如果照录，则比刘向说的58篇多出一篇，遂将各篇之序分开，按时间先后附在各篇之首或尾。书前另外再伪造了孔安国的序，也就是我们说的伪孔传《古文尚书》的前序。

伪孔传《古文尚书》前序：“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将“焚《诗》、《书》，坑术士”改为“焚书坑儒”，手段狡猾，用心歹毒。进一步考察郑冲是人及其所处的时代背景的话，我们甚至还能发现这种恶意更改背后的现实政治目的。

郑冲（？－274），魏陈留王曹奂景元四年（263）拜太保，晋武帝受禅后拜太傅。身为两朝重臣，史书记载的郑冲很有令誉，《晋书》本传称他“卓尔立操，清恬寡欲”，“有姿望，动必循礼，任真自守，不要乡曲之誉”，他在曹魏时“儒雅为德，莅职无干局之誉，箪食缊袍，不营资产，世以此重之”，在晋时又是“虽位阶台辅，而不预世事。”看起来是个温和清静之人。但考虑到晋本是篡位而得天下，魏晋之际政治风云险恶，我们对史书上的话是不能不提防的。

郑冲起自寒微而“耽玩经史，遂博究儒术及百家之言”，终“以儒宗登保傅”（《晋书�6�1儒林传》）。司马氏家族是河内服膺儒教的大族，司马懿的祖父司马隽即“博学好古”，其父司马防家中“父子之间肃如”；而曹魏出自寒族，且与阉宦有关，曹操“任狭放荡，不治行业”，“细政苛惨，科防互设”，节俭礼制，“唯才是举”，根本与儒学精神相违。因此晋之篡魏实际上是儒教政治在社会稳定后对乱世所行刑法的变革。

郑冲以儒学大师而干政，其政治面目是很清晰的。所以“率群官劝进”并“致晋公茅土九锡”的是他（《晋书�6�1文帝纪》），代表魏元帝“奉皇帝玺绶策书，禅位于晋”的还是他（《晋书�6�1礼志上》）。晋立国之初，郑冲与荀顗“裁成国典”，以复古周官五礼为标榜定立礼制，并切实行三年之丧礼（《晋书�6�1礼志》）；又助贾充重定法律（《晋书�6�1刑法志》）。本传所谓“文帝辅政，平蜀之后，命贾充、羊祜等分定礼仪、律令，皆先谘于冲，然后施行”，其言不虚，郑冲是晋时制度的总设计师。

郑冲“经为帝师”，他为高贵乡公讲《尚书》是件很出名的事。《三国志�6�1魏书�6�1三少帝纪》：“讲尚书业终，赐执经亲授者司空郑冲、侍中郑小同等各有差。”《晋书》本传亦记此事。以郑冲与郑小同区分而言，或恐与他们家数不同相关。郑小同是郑玄的孙子，曹魏时的《尚书》大师，传郑玄家学；怀疑郑冲的《尚书》学与王肃相关。《晋书�6�1刑法志》说郑冲定晋律之前的旧晋律“诸儒章句，但取郑氏”，“未可承用”，或可为一旁证。

郑冲屈学干政，为现实之政治不惜造假作伪、删改史说，是将儒学作为绝对之儒教，已根本上背离了孔子开创私学、传播知识、普遍教育、自由学术的真精神。为文化专制的儒教政治效命服务，是郑冲刻意厚诬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真正原因。

三、秦始皇为什么要“焚书坑儒”

多数人对于秦始皇的评价都是很争论的，尤其在“焚书坑儒”这件事上面更能显现他的残酷，而秦始皇为什么要“焚书坑儒”众口确莫衷一是？其实是满有意思的，直到目前为止，秦皇到底焚了那些书及典籍，实在没人知道，就算有得知的也是很片断，在我的记忆里，好像是说留下了秦国自己的史书，还有种树，卜筮及医书这几种。这也难怪，不是这些书不好，而是在当时的秦国是“重本逐末” (重农轻商)的，所以跟农事有关的就不出种树(耕作技术)，卜筮(自然变化及四时天候)及医药(医人及医兽)这三种了。当时的中国时值战国纷扰的时代，在思想及文化上亦是百家争鸣，而秦国正是推行实践法家思想与政策最力的国家，再加上秦始皇激情地投入其中，所以当兼并六国统一天下之时，为了加强专制统治和思想统制，而作了这么件让人胆寒又争议的“焚书坑儒”来。史记里的秦始皇本纪里把这些事都一一记录下来了，我就针对前因与发展结果作个补充:在当时的社会层级里，知识分子所兴办的私学是秦政府很头痛的，知识分子通过私学来评论和反对政府的法令；李斯曾经指出：“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史记秦始皇本纪》)公元前213年时，博士淳于越提出上书秦始皇，建议分封诸子，而秦始皇则让大臣去讨论，而李斯认为这是在搞“私学”的人作“不师今而学古”,“道古以害今”的事，若不禁止，势必“主势降乎下，党与成乎下”,因而建议焚烧私人所藏的诗，书，百家语和秦记以外的各国历史记载，并严令：“有敢偶语诗书者”要“弃市”，“以古非今者”要灭族，其目的就是要禁绝“私学”，强制人们“学法令，以吏为师”，使国家法令能够“定一尊”，而也是法家商鞅“燔诗书而明法令”政策的具体化及扩大化。事实上秦政府的这番作为，所打击的对象不单是儒家，也包括讲私学的“百家”，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与士人层级里，稍有立论或者著书者都可以成一家之言，所以百家之兴，也就成了百家之难了。焚书禁令下后的第2年，一些文学方术之士私下指责秦始皇“专任狱吏”，而“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秦设有博士七十人的编制)”，或“乐以刑杀为威”或“贪于权势至如此”，把秦始皇与秦政府骂得狗血喷头，秦始皇则下令追查，一共抓了四百六十多个“犯禁者”并坑杀之。他们犯了什么禁呢？韩非曾经主张对“诽谤法令”与“乱上反世”的“二心私学”，要“禁其行，破其群，散其党”(《韩非子诡使篇》)，秦始皇会坑杀这些犯禁的文学方术之士(儒生)，也正是贯彻法家韩非所主张打击“二心私学”的具体作为，简而言之，有一种杀一儆百的味道。整个焚书坑儒的事件也反映了当时的秦政府为了统制思想舆论，加强专制统治，对于当时百家争鸣的思潮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也对学术文化的发展起了非常严重的破坏，算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场浩劫”？不过笔者一直不以为然，同时认为：对于历史上第一次统一，或者说第一次成为“中国”，也仅仅在全国抓杀四百六十多个“犯禁者”，应当是极度的德政了。正如“文革”中毛自己说，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同他比起来，完全是大巫小巫。当人类追求理想的天性与追求政治权力的把持互相矛盾之际，居于有力的一方会怎么做，而屈于弱势一方又该如何因应呢？有道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要不然，千百年来，人们又如何从这些化成灰的典籍里去耕耘智慧与开创文化新局面呢

为此，历史总是很容易就被某些有现实用意的人利用作借口或是遁词，人云亦云而三人成虎的。好在真正的史家坚定地相信史实的唯一存在，并习惯于处理层层歪曲删改的史料以尽可能地复原历史的真实，只要不是全部史料统统被烧光。

1、青囊书

据陈寿的《三国志》记载，华佗倾毕生经历所作之书为《青囊书》。此书将华佗的毕生心血、行医经验一一记载，但传说由于徒弟保护不利，此书最终被焚毁。也因此，《青囊书》失传，当时只抢救出来几页，因此才有了初、高中历史书上的“五禽戏”、“麻沸散”等等。

2、《连山》

《连山》，后亦称《连山易》，古多只称《连山》，其名初见于《周礼·春官宗伯·大卜》，据传为盘古开天地后第一代君主天皇氏所创。远古有三易，《周礼》云：“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易，二曰归藏，三曰周易。

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其中连山易和归藏易，两千年来历代典籍鲜有记载，学术界无不认为其已失传，几成定论。

此二易也成为中华文化领域里的一件千古之谜。历来学界以为，连山易是以艮卦开始，如山之连绵，故名连山。

3、兰亭集序

兰亭集序是中国晋代（公元353年），书圣王羲之在绍兴兰渚山下以文会友，写出“天下第一行书”，也称《兰亭序》、《临河序》、《禊帖》、《三月三日兰亭诗序》等。

公元353年4月22日（晋永和九年三月初三日，距今已1661年），时任会稽内史的王羲之与友人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人在会稽山阴的兰亭雅集，饮酒赋诗。

王羲之将这些诗赋辑成一集，并作序一篇，记述流觞曲水一事，并抒写由此而引发的内心感慨。这篇序文就是《兰亭集序》。并挥写了一篇《兰亭集序》。

唐太宗对他推崇备至，曾亲撰《晋书》中的《王羲之传论》，推颂为“尽善尽美”。还将临摹本分赐贵威近臣，并以真迹殉葬。

4、《黄帝外经》

十八卷的《黄帝内经》，从远古时代一直到今，而三十七卷的《黄帝外经》，则可能永远失传了。但是，关于它的民间传说，还是相当丰富和十分有趣的了。

现在所传的《黄帝外经》原称《外经微言》，为明陈士铎所传，所述内容带有浓重的道家思想，理论阐述恪守后世的阴阳五行概念，是在一个相当成熟的思想体系下对某些问题进行格式化阐述的著作。

5、《魏公子兵法》

魏无忌合纵攻秦胜利后，声威大震，各诸侯都向他进献兵法。魏无忌将其编写成书，后世称为《魏公子兵法》。《汉书·艺文志》有《魏公子》（《魏公子兵法》）二十一篇、图十卷，今佚。

参考资料-连山

参考资料-兰亭集序 （书法作品）

参考资料-魏无忌

参考资料-黄帝外经 （医学书籍）

参考资料-青囊书

当年秦始皇为了更好的管理统一之后的六国，于是选择了很多的措施，比如说实施郡县制，又或者是这里的焚书坑儒。可是我们知道，虽然经过了焚书坑儒，但是也有一些先秦的典籍成功的流传了下来。而这些先秦典籍能够流传下来的方法也是很多，大多都是当时的书生们将典籍藏了起来。

当时焚书坑儒之后，并没有将天下的典籍都给烧完，秦始皇的目标都只针对民间，还有很多的珍贵典籍都是藏在了秦朝的秦王宫之中。可是后来项羽攻下了咸阳，于是用一把大火将整个咸阳宫给烧掉了，而秦朝内部保存的典籍基本上都因此被烧光的。

当然，也不是全部都被烧了，毕竟一直到现在都还有先秦时期的书籍，它们能够流传下来也是相当的幸运。当时应该叫做伏生的博士，当他知道秦始皇下令焚书坑儒之时他也是非常的焦急，面对秦始皇的挟书令，他选择了私自将书保留下来，保留的方法就是将一些重要的书藏在自家的墙壁之中，但是墙壁藏不了多少书，他也就只能选择一些重要的书，其中就有《尚书》。

后来秦朝灭亡，汉朝建立之后，就将这个挟书令给废除了。而此时这位伏生还活着，只是年纪非常的大了。于是他将墙壁给挖开，将里面的书拿了出来。但是因为时间久远的原因，里面的书损坏还是比较的严重。

而此时汉朝也知道了这件事，于是就让晁错来到伏生这里，让他来整理并且学习一下这些典籍。于是就这样，包括《尚书》在内的许多典籍就被整理了出来。而伏生这种情况在当时也是非常常见的，民间很多文人都选择了用类似的方法来保存那些古代的书籍。

焚书绝对不是说说而已，始皇帝的确烧了绝大多数除了法家之外，各派的书籍，尤其是儒家的，包括你说的《春秋》、《左传》等等。没有被烧的类目有占卜、农业、医学之类。因为秦帝国提倡法家学派，所以为了统一便利，更为了预防其他学派发展成气候，所以大规模焚书。大多经典保存下来，是因为当时的文人有的冒生命之险藏书、抄书、背书。况且秦帝国如此短命，等到汉朝时根据一些长者的回忆，又修复了部分书。

个人觉得焚书肯定对文化传承是灾难性的，但是最宝贵的几本经典还是被流传下来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乐经》，对就是《诗》《书》《礼》《易》《乐》《春秋》里的《乐经》。

失传很早，据说汉代人就看不到了。有说法说是失传于秦代焚书。

其他失传的书籍数不胜数，这一本“经”级别的算是地位比较高的。

　　功：

　　1．统一六国

　　战国后期，秦国成为七国中实力最强的国家，通过战争，不断兼并东方邻国的土地。公元前260年，秦、赵之间发生了空前激烈的长平之战。赵军40多万人降秦，绝大部分被坑杀。从此，东方六国再也无力抵御秦军的进攻。

　　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陆续灭掉东方六国，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朝的统一，结束了诸侯长期割据混战的局面，符合广大人民的愿望。

　　统一战争的顺序：

　　①韩、魏、楚以地赂秦大事年表：

　　前290年韩与秦武遂(在今山西南部)地方二百里。

　　前280年楚与秦汉北(今湖北西北部)及上庸(今湖北西部)。

　　前275年魏与秦温(在今河南温县一带)。

　　前273年魏与秦南阳(今河南济源至获嘉一带)。

　　〔提示〕从上表可以看出，秦在统一中国的前六七十年间，其军事势力已扩展到中原地带。

　　②秦灭六国的时间表：前230年灭韩；前225年灭魏；前223年灭楚；前222年灭赵、灭燕；前221年灭齐。

　　③战国末期六国抗秦大事记：

　　前269赵将赵奢击秦，大破之。

　　前257魏信陵君救赵，秦兵解去。

　　前247信陵君率五国兵败秦军于河外。

　　前233秦攻赤丽、宜安，被李牧击退。

　　前232秦攻番吾，又被李牧击退。

　　前227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

　　由此可见“六国论”中“六国互丧”、“(齐)终继五国迁灭”、“燕虽小国而后亡”等语，都是以上述史实为依据的。

　　2．专制集权统治的建立

　　嬴政统一六国以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专制集权。他规定最高统治者称皇

　　帝，国家一切大事，都由皇帝一人裁决，主要官吏由皇帝任免。在中央，皇帝以下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在地方，秦始皇接受大臣李斯的建议，实行郡县制，把全国划公为36郡，郡下高县。郡县制度在我国长期沿用下来。

　　3．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

　　战国时期，各国的文字、货币和度量衡，各有相同，影响各地经济文化交流。秦统一后，把小篆作为全国规范的文字，以后又在民间流行笔画更为简单的隶书。秦始皇还规定，在全国统一使用圆形方孔的秦国铜线；同时，统一了度、量、衡。这些措施，有利于巩国秦朝的统一，有利于各地经济文化交流，对后世也有深远影响。

　　4．夺取河套地区 防御匈奴

　　匈奴是我国北方一个古老的游牧发族，原先分布在蒙古草原上。战国末年，他们逐渐强大起来，占据了水草丰美联社的河套地区，并不断南下。北方各国的农业生产经常遭到破坏。秦始皇末年，匈奴形成强大国家。他们的首领称为“单于”。

　　秦统一以后，将军蒙恬率领军队，从匈奴手中夺取河套地区。政府还迁徙内地人民到那里耕田戍守。秦始皇又征发农民，修筑了西成临洮、东到辽东的一道城防，用来抵御匈奴。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

　　5．越族地区的开发 沟通水系

　　越族是我国南方古老的民族，分布在东南沿海和珠江流域。秦统一六国以后，派兵征服越族地区。在那里设置桂林、南海、象郡等数郡，迁移中原50万人，到那里戍守，和越人杂居。为解决运输困难，秦始皇派人开凿了灵渠，沟通湘水和离水，把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连接起来。

　　6．修建交通

　　秦在原来六国车马道路之基础上，修建宽阔一律之驰道，以首都咸阳为中心。

　　7．土地私有制的出现

　　秦自商鞅时废井田、开阡陌以来，即逐渐允许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统一全国后，秦室更加重视农业生产，让占有土地之百姓呈报占田数并纳税，正式承认土地私有制之合法。

　　过：

　　1． 徵敛无度，赋税奇重

　　为了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与工程建设，满足穷奢极欲之生活，始皇不惜对民众课以重税，全国出现『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织，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的严重状况，以致民不聊生，百姓『衣牛马之衣，食犬口之食』。

　　2． 好大喜功，滥用民力

　　秦始皇急功近利、不恤民情，连年大兴土木、四处征战，为了自己之奢欲，在首都附近造阿房宫、修骊山墓，所耗民夫竟七十万人以上。据估计，当时服兵役之人数远超二百万，占壮年男子三分之一以上。如此重税苦役，实非百姓所 能忍受。

　　3．严刑峻法，民怨鼎沸

　　秦自商鞅变法以来，法令即十分严苛，一人死罪诛及三族，一家犯法邻里连坐，百姓动辄被罚充苦役或惨遭酷刑。

　　4． 箝制思想，焚书坑儒

　　为防止百姓反抗，秦始皇在思想上也实行了严厉之统制，如颁布禁书令，大肆收缴焚毁书籍，又坑杀非议朝政的儒生四百余人，史称『焚书坑儒』。

　　综合点评：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其非凡的功绩在中国帝王中也只有数人能与之相比。虽然他在晚年大兴土木，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但他对中国历史所作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评论的：“及至秦王，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鐻，以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后斩华为城，因河为津，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溪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但秦仅二世而亡，其中的历史教训足以警世后人，引以为鉴。

　　秦始皇的最重要历史功绩，在于完成了统一事业，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的中央集权的国家。

　　当然，秦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客观形势已经为统一造成条件，秦始皇是在统一果实成熟了的时候来到果园中的。但这种历史必然性并非意味个人的作用无足轻重。为什么统一由秦国来实现？完成统一的时间为何在公元前二二一年？在这些方面显示了秦始皇的个人作用。

　　除了作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策以外，秦始皇对统一的贡献，在于善于用人和勇于改过。有些评论家盛赞秦始皇的“军事指挥才能”，这种评价是没有多少根据的。比起他的先辈，如秦穆公、秦武公等曾多次亲率军队作战的君主，秦始皇几乎可以说没有直接指挥过打仗；但是，秦始皇却取得了比他前辈更辉煌的成就，这除了历史给他造成的机运以外，主要在于他善于用人和勇于改过。在统一中国前夕，秦国聚集了几乎是全中国所有的第一流的军事家、政治家。这里有王翦、王贲、尉缭、李斯、姚贾、顿弱等等，他们大都并非秦国人，却在尽心地为秦效力。一切克敌制胜的军事进攻和政治策略计划，都是由他们制定和实现的。秦始皇的作用在于善于发挥他们的作用， 听从他们的劝谏和有错勇于改。如灭楚时，他开始误用李信遭到失败后，马上改过，亲请王翦出征，并倾全国之兵交付与王翦，结果取得胜利。这种情况，若与赵国国君不信李牧，齐国国君轻信谗言，致使国亡的情况相对照，更可看出秦始皇作为一个君主，善于用人和勇于改过，对于历史发展具有多么重要的影响。

　　秦始皇的贡献还在于奠定了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基础。秦统一后实行的各种政策和措施，有的不仅影响至以后二千年的封建社会，而且及于现在，如文字的统一就是一例。秦始皇采取的各种统一措施和制度，对当时的历史发展来说，是一种大胆的革新，他不仅改变割据状态的政治和文化，从而使封建的社会经济顺利地向前发展 。而且在很多方面改变了秦国固有的历史传统，如秦国以前一直被中原诸国视为西方落后地区，秦孝公也曾为此面苦恼，昭王以后虽然秦国势力进入中原，但主要统治地 区、根据地仍不出关中。到秦始皇时期，其国土竟达到空前广大的程度，而临这种局面，秦始皇以秦国制度为基础，创建各种制度，他并未囿于秦国固有的制度和传统，表现其政治眼光较为远大。从秦代制定的一些制度大部分为后来所继承，可以证明：这些制度和措施是适应当时历史形势的。而创建这些制度的秦始皇，其政治视野若不超出地处西陲的秦国的局限，则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在秦国的历史上，继秦穆公、商鞅以后，秦始皇是对秦国发展有重要作用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也是开创一个时代的代表人物。

　　但秦始皇还是一个稀世的暴君。秦始皇的残暴不能仅仅用“地主阶级本性”这种一般性的原因去解释。唐甄曾说过：“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潜书·室语》），这种看法是对的。但秦始皇这个“贼”似乎比其他帝王更暴虐，其罪过更大。他不仅穷侈极欲，造成了广大人民的苦难；就是施行的一些有利于统一的措施，虽然从长远来看有利于社会发展，而在当时则成了一场浩劫，如修长城，经年累月征发数十万人进行着极为沉重劳动。这种摇役负担给人民造成的痛苦，从下述记载就可看出达到多么可怕的程度。清人杨廷烈著《房县志》记载：有人发现一种全身长毛的“毛人”，据说他们的祖先乃是逃避秦始皇筑长城劳役的民夫，由于躲入深山老林，年长日久，全身长出毛，传说当碰到毛人时，他先问你：“长城筑完乎？秦皇还在么？”只要回答：“长城未筑完，秦始皇还在！”“毛人”就会吓跑。这个记载当然只能视为人民群众的一种传说，然而如果历史上根本没有那样残酷的现实，绝不会出现这种可怕的传说。它反映了秦始皇的作为都是建立在对广大劳动人民残酷剥削和压榨之上的，而这种剥削和压榨远远超过社会所能承担的程度，致使社会简单的再生产都难以维持下去，所以就连对历史发展有利的一些措施，也给当时的人民造成灾难。

　　秦始皇统治的残酷，与秦国历史传统有密切关系。秦是以一游牧民族立国。从立国之日起，秦就处于同敌人战斗的环境中。“秦人耐苦战”是历史造成的，统治者的“酷烈”也是同这种战争的残酷现实相一致的。从秦襄公到商鞅、到秦始皇，其统治手段始终是极为残酷的：“夷三族”、“夷九族”，这在其它诸侯国是极为罕见的，殉人多至上百也仅见于对秦的记载。秦始皇完成了先代国君统一中国的计划，同时也把秦国残酷统治的手段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强调秦国的传统，决不意味着开脱秦始皇个人的罪责，他个人性格残忍，好大喜功，尤其是统一以后刚愎自用，独断专行，以及恣意享乐，乃是加重人民灾难的重要原因。正因为如此，也是由于他把当时的社会经济推到崩溃的地步，使秦王朝又成为历史上一个极其黑暗的朝代。

　　秦始皇就是这样一个历史人物：他既是一个有巨大贡献的政治家，也是一个暴君。

秦始皇不但把大秦帝国推向巅峰，更把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大一统巩固下来，成为后世效仿的典范。 谓“百代都行秦政法”，秦制奠定了此后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格局。除了万里长城和兵马俑，那个不轻易发掘的秦皇陵，秦始皇还给世人留下了很多宝藏，比如秦弩、以及各种兵器。秦军兵器合金做的（铜锡铅），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秦朝兵器的铸造工艺很多都失传了。

兵马俑发掘出来的秦箭头，是一种三棱箭头，三棱比两棱和四棱都威力大，出土的弩箭箭镞约有4万件，除了少数几个歪瓜劣枣外， 居然都是三棱形。三棱的制作难度极高，箭头最小误差仅为002mm，这是极致的精确，强大到逆天，在当时是难以想象的。

三棱箭头应该是由铸模后流水化所造，是制式标准化，生产模具化和质检责任化的展现。质检责任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将名号刻在器物上，谁制造谁负责，完成一件作品，戳上自己的大名。

见下图：

不单是箭头，战车、弓弩、青铜刀剑的工艺技术也是有所失传。

兵马俑一号坑第三次发掘，曾出土过一把完整的弓弩，这就是著名的秦弩实物。尤其是弓弩上“檠”的发现，更为重要，此前见诸于史书，并未见过实物。

根据专家对弩机的模拟测试，能击穿皮甲、铠甲。轻弩射程最高150米，重弩射程最高800米，从出土文物来看，秦人多用弩而少用弓，因为秦弩更具有威胁力。

在秦朝之前也有失传的技术，越王勾践剑上的铬金属镀层技术也失传了，但因为越国毕竟影响力有限，失传了一些技术也正常，但大秦可是统一天下的国家，他的技术失传就太不可思议了。兵马俑手中的武器也有铬镀膜，铬镀膜的作用是，即使武器经历了数千年依然能闪闪发光，这和现代汽车的铬镀膜工艺相似。这种铬镀膜技术在秦之后失传。研究人员还发现，兵马俑武器的青铜金属中还有高含量的锡，这也有助于保护武器。

铬化处理技术是大秦兵的标准工艺 ， 秦青铜剑有一层保护层，现在一次还能划破18张纸：

大家来看一个青铜殳，有点像狼牙棒：

青铜殳是青铜器里面的五大兵器之一，他的结构比较复杂，杀伤力很大，是秦始皇仪仗队的兵器。到了秦朝之后，青铜殳的制作工艺也就是彻底失传了。当然，有很多兵器是因为制作工艺太繁琐而消失的。有人提出工艺不适合社会需要而消失的，譬如三棱箭打 铁甲，所以消失，但这是一个伪逻辑，中国铠甲由皮甲发展到铁甲，是有一个过程的。汉朝时候并没有普及铁甲，那么三棱箭凭什么提前消失了呢？

仪仗队的青铜殳：

大秦帝国能够统一六国，正是因为强悍的武力。十年时间大秦军队征战四方，凯歌连连！这种强悍战斗力是怎么做到持久的呢？是标准化的制式武器、是完善的军制、是视死如归的精神。统一六国是头等大事，如果不六国不统一，中国就会像欧洲一样分裂，到处是小国林立。秦始皇建立了万世不朽的功业。

秦始皇赵正 （前259年1月10日－前210年8月10日），“千古一帝”。秦始皇、蒙恬对阵匈奴的时候，一直是处于上风的。蒙恬带领大军三十万北征匈奴，攻占河套以南地区，从榆中（今甘肃省兰州市）一直打到阴山，设置为九原郡，并修筑长城。之后，秦始皇又遣蒙恬渡过黄河，攻取阴山，杀得匈奴单于头曼被迫北迁。蒙恬威震匈奴。秦军主要用的就是秦弩，匈奴人的皮甲抵挡不住，所以能迅速取胜。中国著名的兵书经典《武经七书》指出，弩是对付古代游牧民族的最有效武器。而且，秦弩的结构复杂，匈奴人复制不了。

到了汉高祖刘邦的时候，却遭受了匈奴的白登之围，被迫议和。从这个侧面也可以反映出，大秦的武器工艺，可能真的有所失传了。

那么秦朝技术是怎么失传的呢历史专家指出，周期性动乱导致技术失传，怀疑和项羽有关。项羽也不是凡夫俗子，他号称“ 西楚霸王 ”。前207年项羽入关中，坑杀了20多万秦兵。这20多万里面可能包括秦始皇的工匠，是这些工匠的死去，导致工艺的失传吗？

“ 西楚霸王 ”：

有这个可能。

秦始皇这些宝贵的工匠，是承载着大秦兵器工艺的。而且，有少量工匠是外国友人。这些外国友人对推动大秦技术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003年春在秦始皇帝陵区发现了一座窑址的乱葬坑，其中埋有百余具人骨，科技人员对遗骨做了第一次的分子生物学检测，其中发现一具呈现欧亚类型的DNA，考古队长段清波先生认为这些遗骨都是秦朝的劳工，而且考古队确实发现了符合西亚人特征的头骨，证明制作兵马俑时候有外国的技术专家（含有来自西方的陶工）参与。当时西域的丝绸之路是畅通无阻的，有外国人到大秦来做工匠，其实是很正常。

兵马俑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全部与真人大小相当，而且面部表情非常丰富，没有一个重复。极具仿真效果的雕塑技术从何而来？在秦朝之前并没有这种仿真雕塑，大部分都是小型雕塑，或者夸张风格的。

无独有偶。2012年在秦始皇陵内城西北部大型建筑遗址的东侧，发现了99座墓葬，所有的尸体都是年轻的女性，考古专家当时根据墓葬的排列和位置，推断她们很可能就是秦始皇后妃的陪葬墓。专家对一具遗骸进行了面部复原，复原图中她有一双圆润的大眼睛，和高挺的鼻梁。

这位后妃大约20岁左右的女性，长相和现在的汉族有点不一样，可能来自波斯。秦皇的后宫有波斯美女，一点也不奇怪，毕竟秦皇有一万名后宫佳丽，每个“品种”都得俱全。唐代专家张守节《公理》引《三辅旧事》所以说:“始皇表河认为秦东门,表汧认为秦西门,表中外殿观百四十五, 后宫列女万余人 ,气上冲于天。”——因为秦始皇统一六国，每个国家的妃嫔都纳入到了秦皇宫，所以的确可能有万余人。

秦始皇后妃复原图，由中国西北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的李康提供：

她的颜值和传统 不一样，可能有中亚甚至欧洲血统。当然，这一结果在网上引发了激烈学术争议。

既然有波斯工匠，又有波斯妃子，说明秦始皇的技术还是受到波斯影响。我们所指的波斯，是广义的“波斯”，即希腊化时期的波斯以及受其影响的帕提亚帝国（中国称为安息）。我们并不提倡说兵马俑技术是来自波斯，只是受其一些影响。正如学者陈民镇所说的：“以俑殉葬，这本身是中国自身的传统。即便兵马俑吸收了国外技术，她本身便是本土文化的承载者，并不影响其本土性”。

项王入关中后，把秦士兵、秦工匠、波斯工匠等20多万都坑杀了，导致秦朝兵器工艺一定程度的断层。等到汉朝取得天下，国家恢复元气的时候，却发现兵器技术失传了，真是甚为可惜。和兵马俑、万里长城等一样，兵器工艺也是秦皇的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