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印刷通用字规范字形表》是2022年5月1日实施的一项中国国家标准。

这个《说明》中说得很清楚了，所谓“繁体字”是一种模糊的、不规范、不准确的说法，准确说法是“（专业）古籍印刷汉字系统”。

“古籍印刷通用字系统”与印刷现代汉语文本的“通用规范汉字系统”，是汉字不同的应用系统。有人称之为“繁体字系统”，这个名称容易引起一定的误解。国务院发布的《通用规范汉字表》中所附的“规范字和繁体字异体字对照表”确立了简繁字的对应关系。

但只有在字形上与“简化字”对应的“未简化字”才能称为“繁体字”，没有对应“简化字”的汉字都是直接传承而来，不能称作“繁体字”有人主张用“传承字系统”。

这个称谓也会引起质疑：“简化字难道不是传承下来的吗？”现在称作“（专业）古籍印刷汉字系统”，从特殊运用的角度来区分两种系统，业界和大众都比较容易接受。

总结如下：

个人认为，这个《古籍印刷通用字规范字形表》就相当于业内所说的“正字表”，期待已久，希望不要出现太多违反常识的“正字”。另外，各大输入法（尤其是搜狗输入法）、字体厂商需要同步跟进，将这些规范字形作为首选项，要不然打字很麻烦。

应该就是写得好的意思，雕版印刷发端于唐代，宋代以后成为传统中国图书制作生产重要方式。较早的雕版，一次只能印出一种颜色，称为"单印";若将规格完全一样的几块版面，分别在不同的部位着上不同的颜色，重复迭印，就可产生二色、三色、四色，甚至五色的效果，称为"套印";以套印技巧印制的书，就称为"套印本"，是中国古代最具特色的彩色印刷术。活字印刷术是用铜铸或木造成一个个独立的字体，再拼成版面印刷(图4《御制数理精蕴》)，乾隆皇帝将宫中以木活字印刷的书称为"聚珍版"。石板印刷是西洋技术，在清末传入中国，因有快速、价廉的优点，很快地通行起来。

前一阵子与推友讨论简繁优劣，这本是月经话题，当然不会有一个定论。讨论时忽然想，历代有没有官方确定的标准字体呢？简单搜索了一下，没得到很明确的答案。于是想整理一下这方面的资料。

以下所有资料来源于网络。

《史籀篇》是周宣王命太史籀主编的。该书是中国最早的识字教材，经春秋战国秦代广泛流传，直至西汉末年还完整无缺。东汉初发现失六篇，存九篇，西晋全书散佚。辑佚书以王国维《史籀篇疏证》最佳。

周朝的典籍承接殷商，如果我们相信籀文是周宣王时的太史籀《史籀篇》所收录的字体的话，那么这就应该是当时典籍所使用的较为规范的字体——可以认为这也是我国曾经有过的一次“书同文”。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推行“书同文”政策，废除关东六国原有文字，将史籀大篆简化为小篆（亦称秦篆），作为全国通用字体。于是令李斯作《仓颉》七章、赵高作《爰历》六章、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七章作为全国规范字帖，皆取材于周宣王时期的大篆《史籀》十五篇。《仓颉篇》等三书当是秦朝小篆的标准字形，它可与流传的秦始皇诸多刻石相对照。许慎《说文》成为小篆的标准字典。

秦王朝用小篆统一全国文字，但其日常所使用的俗书则形成了早期隶书。秦隶最终演变成为汉隶。秦朝的典籍原本很少流传，而先秦诸国的史书以及诸子百家的著作秦始皇禁止其在民间的流传阅读。那些保存在秦“博士官所职”的藏书又被“楚人一炬”，变成焦土灰烬。因而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传世先秦文献几乎都经过了汉人的重新整理与记录，用的是当时所通行的隶书。其标准字形当是东汉著名学者蔡邕书写并刻石的“熹平石经”。

熹平四年（175年），议郎蔡邕和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等人，鉴于当时儒家经籍因辗转传抄，多生谬弊，乃“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蔡邕上奏后书册于碑并使工镌刻。共刻四十六石碑，前后历时九年刻成。《后汉书·蔡邕传》云：“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 可见作为标准规范，“熹平石经”在校正经书文字上的巨大作用。这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二次靠政府的职能部门用行政手段推行规范的标准书体的现象。

由于东汉末古文经学已经取得优势地位，而古文不易识别，魏正始年间，又以篆、隶二书刻于古文下来诠释它，这就是“正始三体石经”。刊刻石经的主要目的是“台省有宗庙太府金墉故事，太学有石经古文先儒典训”，以弘儒训，以重儒教。此外，石经文字有校正文献内容与文字、书体之功用，《魏书‧列传术艺》载：“又建《三字石经》于汉碑之西，其文蔚炳，三体复宣。校之《说文》，篆隶大同，而古字少异。”又《列传‧游明根 刘芳》记：“昔汉世造三字石经于太学，学者文字不正，多往质焉。”

南朝梁陈之际，顾野王所作《玉篇》是我国第一部以楷书为主体的古代字典，全书共收22万多个字。其中有大量魏晋以来的后起字、异体字。以楷书为主体，先注音，后释义，有本义、引申义、假借义。它区分古今不同字体，以籀文、古文为古体，以楷书为今体正字，这说明楷书已经成为典籍的规范字体。

唐代楷书是规范字体，但唐初篆隶的影响尚未消失，所以使楷书定型化的“字样之学”因之产生。唐太宗命颜师古考定五经，确定楷体文字，撰成《五经定本》，为取士的标准。颜师古任精于训诂，于“贞观中，刊正经籍，因录字体数纸，以示雠校楷书，当代共传，号为‘颜氏字样’。”他纪录了不同样式的楷书字体，辑成《颜氏字样》。

颜师古的“字样”全文已经失传，流传至今的有其侄孙颜元孙的《干禄字书》。《干禄字书》序云：“所谓正者，并有凭据，可以施著述文章、对策、碑碣、，将为允当。”下有注解为“进士考试，理宜必遵正体，明经对策，贵合经注本，又碑书多作八分，别询旧则”。从此可见，唐代进士考试必依《干禄字书》的“正字”。所谓“既考文辞，兼详翰墨，升沈是繁，安可忽诸。”而此等“正字”则为全书对于唐代书写文字的标准。《干禄字书》的“正字”当以楷书写成。

后来的规范性著作还有张参的《五经文字》与唐玄度的《新加九经字样》，这两种还被刻在开成石经之末，对楷书规范的形成有着很大的影响。

唐代宗大历十一年(776) 国子司业张参奉诏校勘五经文字，书于太学屋壁。随后又收集疑文互体，根据汉熹平石经和《说文解字》、《字林》、《经典释文》等书，收经传文字3235字，依据偏旁部首排列，凡160部，分为3卷。所收文字除见于易、书、诗、礼、春秋五经的以外，也兼收《论语》、《尔雅》中的字。每字加注读音。经书文字的楷书写法自有《五经文字》以后才有了一定的准绳。所以这本书对汉字的规范化起了极大的作用。

太和中唐玄度请於国学创立石经，文宗遂其请，并命其覆定字体。唐玄度遂对《五经文字》删补冗漏，采其乖误，撰成《新加九经字样》一书，附於《五经文字》之末。

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艾居晦、陈玠等奉诏刻《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孝经》、《论语》、《尔雅》等十二种儒家经典立于长安国子监内，经文共刻于一百一十四座碑石上﹐每石两面刻，共有650252字，史称《开成石经》，北宋年间数次迁置《开成石经》，最后移至府学北墉，即形成今日之西安碑林。

熹平石经、正始石经、开成石经并称古代三大石经。

暂时整理到这里。

　　柳宗元,字子厚,唐代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市)人,代宗大历八年(773年)出生于京城长安,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客死于柳州。一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享年不到50岁。因为他是河东人,终于柳州刺史任上,所以人称柳河东或柳柳州

　　欧阳修(1007-1072):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 士,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

　　袁宏道(1568—1610),明代文学家。字中郎,又字无学,号石公,湖广公安(今湖北省公安县)人

　　袁枚(公元1716—1798年)字子才,号简斋,浙江钱塘人。他是清代乾隆年间的进士,才华出众,诗文冠江南

　　温庭筠 温庭筠,原名岐,字飞卿,并州祁(今山西祁县)人,唐代温彦博之裔孙,我国古代著名词人,两《唐书》有传

　　时号 温八叉

　　龚自珍(1792-1841),字尔玉,更名易简,字伯定;又更名巩祚,号定庵。诗今存600多首,绝大部分是他中年以后的作品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人。南宋爱国诗人。

　　杜甫号少陵野老、少陵 杜甫生平 [唐代]诗人。字子美,世称杜少陵、杜工部,自号少陵野老

　　中国古人的姓名和现代一样，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用来代表个人的符号。姓，就是某一群人（氏族、家族）共用的名；名，就是个人独用的姓。

　　中国古史传说中的人物的姓氏，如有熊氏、牛蟜氏、青云氏等，今天看来可能都是氏族的名称。上古时代氏族以自然物为氏族标志，因而这些名称大都和生物和自然现象有关。这些氏族名称以后就可能演化为姓（如熊、牛、云等）。古代称呼人还往往冠以地名（如傅说，“傅”是地名）、职业名（如巫咸，“巫”是从事占卜的人）、祖先的名号（如仲虺，是奚仲的后人）等，这类称呼固定下来也就是“姓”。如鲁、韩、宋等，是以地名为姓；东郭、西门、池、柳等，是以住地的方位、景物为姓；师、祝、史等，是以职业为姓；上官、司马、司徒等是以官职为姓；公孙、王孙最早是指其先人是公或王；穆、庄等姓是用其先人的谥号。从春秋战国时一些人的称呼中我们还能看到姓氏形成的一些痕迹，如展禽因住地有柳又称“柳下惠”，公输班因是鲁人又叫“鲁班”，公孙鞅又因是卫国人称“卫鞅”、因封为商君称“商鞅”等。此外，在中华各民族交通往来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姓氏如呼延、慕容、尉迟等。

　　姓的形成有不同的历史过程，同样的姓未必就是一个起源。如“贺”，有的是原姓“贺兰”或“贺敦”简化为“贺”，有的是原姓“庆”，因避皇帝讳而改姓“贺”。姓也因政治的、地理的、民族的等等原因而变化。如五代时吴越的“刘”姓因避讳（“刘”与吴越王“钱鏐”的名同音）改姓“金”；明代“靖难”②之后，黄子澄的后人因避祸改姓“田”，而“靖难”有功的太监马三保却被赐姓为“郑”（就是以“三保太监下西洋”著称的郑和）；北魏孝文帝为推行“汉化”而改“拓跋”姓为“元”姓。又如“汉代诸县（今山东省境内）的“葛”姓迁到阳都（今河南省境内），为了和当地的葛姓区别就称为“诸葛”，而齐地的“田”姓外迁，以外迁的次第改姓“第一”、“第二”……（如东汉名臣“第五伦”）。可见，姓就是一种符号，并不象封建宗法制的维护者所宣传的那样神秘和神圣。

　　名，是在社会上使用的个人的符号。夏商两代留下来的一些人名如孔甲、盘庚、武丁等和干支相联系，可能和生辰有关。春秋时有些人名如“黑臀”、“黑肱”等应是以生理特征命名的。郑庄公名“寤（牾）生”，则是他母亲难产的纪实。可见那时有些名字还是很朴素的。但那时有些人名所用的字也有特定的含意，这含意并因同时出现的“字”而更为清楚。“字”往往是“名”的解释和补充，是和“名”相表里的，所以又叫“表字”。屈原在《离骚》里自述：“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正则”就是“平”，“灵均”就是“原”。他名“平”字“原”，“名”和“字”有意义上的联系。古人“名”和“字”的关系有意义相同的，如：东汉创制地动仪的张衡字平子、“击鼓骂曹”的文学家祢衡字正平，他们名、字中的“衡”就是“平”；宋代诗人秦观字少游、陆游字务观，他们名、字中的“观”和“游”也是同义。又如唐代书法家褚遂良字登善、宋代文学家曾巩字子固，他们名、字中的“良”与“善”、“巩”与“固”也都是同义。“名”和“字”有意义相辅的，如：东汉“举案齐眉”的文学家梁鸿字伯鸾，“鸿”、“鸾”都是为人称道的两种飞禽；西晋文学家陆机字士衡，“机”、“衡”都是北斗中的两颗星。唐代诗人白居易字乐天，因“乐天”故能“居易”；宋代作家晁补之字无咎（“咎”是过错），因能“补”过才能“无咎”。“渔”（打鱼）、“樵”（砍柴）常为侣，宋代史学家、《通志》的编者郑樵字渔仲；“渔翁”又常戴“笠”，清代文学家李渔字笠翁。“名”和“字”有意义相反的，如：宋代理学家朱熹字元晦、元代书画家赵孟頫字子昂、清代作家管同字异之，他们“名”、“字”中的“熹”与“晦”、“頫（俯）”与“昂”、“同”与“异”都是反义。古人的“名”、“字”往往取自古书古典，如：汉末“建安七子”之一徐干字伟长，《孔丛子》有“非不伟其体干也”句；曹操字孟德，《荀子》有“夫是之谓德操”句。三国赵云字子龙，取自《周易》“云从龙，风从虎”；唐代文学家陆羽（著有《茶经》，后世尊为“茶神”）字鸿渐，也是取自《周易》“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元末戏曲家高明（著有《琵琶记》）字则诚，取自《礼记》“诚则明矣”；明代军事家于谦字廷益和清初文人钱谦益字受之，则都是用《尚书》中“谦受益”的典故。

　　古人的“名”、“字”还常用来表示在家族中的行辈。先秦时，常在名、姓前加伯（孟）、仲、叔、季表兄弟长幼，如伯夷、叔齐，伯是兄，叔是弟；孔丘字仲尼，“仲”就是老二；孟姜女就是姜姓的长女。汉代以后逐渐在“名”或“字”中用同样的字或偏旁表同辈关系，如唐代抵抗安禄山的名将颜果卿和他的弟弟颜曜卿、颜春卿共用“卿”字，和他们同辈的堂兄弟颜真卿（以书法传世）也用“卿”字。宋代文学家苏轼、苏辙兄弟共用偏旁“车”表同辈。明神宗的儿子朱常洛（明光宗）、朱常瀛、朱常洵等，第二字共用“常”，第三字共用“氵”旁；吊死在景山上的明崇祯帝朱由检和他的哥哥朱由校（明熹宗）、堂兄弟朱由榔（南明永历帝）、朱由崧（南明弘光帝）等第二字共用“由”，第三字共用“木”旁。在这种情况下，姓名中的第一字是和父、祖共用的族名，第二字和第三字的一半是和弟兄等共用的辈名，具体到个人身上就只有半个字了。

　　除了名、字，有些古人还有号。“号”是一种固定的别名，又称别号。封建社会的中上层人物（特别是文人）往往以住地和志趣等为自己取号（包括斋名、室名等）。如唐代李白的青莲居士、杜甫的少陵野老、宋代苏轼的东坡居士、明代唐寅的六如居士、清代郑燮的板桥、朱用纯的柏庐等，都是后人熟知的；有些别号的使用率（如苏东坡、郑板桥、朱柏庐等）甚至超过本名。别号是使用者本人起的，不象姓名要受家族、行辈的限制，因而可以更自由地抒发或标榜使用者的某种情操。别号中常见的“居士”、“山人”之类就是为了表示使用者鄙视利禄的志趣。宋代欧阳修晚年号“六一居士”，就是以一万卷书、一千卷古金石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加上他本人一老翁，共六个“一”取号。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忧世愤俗，被权贵们讥为不守礼法，他就自号“放翁”，表示对他们的蔑视。明末画家朱耷在明亡后取号“八大山人”（“八大”连写似“哭”非哭似“笑”非笑，寓“哭笑不得”意），来抒发自己怀念故国的悲愤之情。当然，更多的官僚缙绅和封建文人所取的各种动听的别号只不过是附庸风雅、沽名钓誉的幌子。

　　另外还有“绰号”，这大都是他人所取而得到公认的别号，是对人的刻画和形容。春秋百里奚沦落楚国，被秦穆公用五张羖（音古，指黑公羊）皮赎回相秦，人称“五羖大夫”，可算是古代的绰号。唐代奸相李义府外柔内奸，被人称为“笑中刀”（成语“笑里藏刀”的起源），又号为“人猫”；宋代王珪任宰相十多年除“取旨、领旨、传旨”外不干别的事，当时号为“三旨相公”，这几个贬义的绰号形象地勾勒了封建官僚的嘴脸。《水浒》里梁山上一百○八人个个都有绰号，大都准确地描摹了人物性格、特长或生理特点，这些绰号作为姓名的代称，更是人们所熟知的。

　　除了上述的字、号之外，历史上常常用来代替个人姓名的还有：

　　一、地名（包括出生地、住地和任职所在地等）。如东汉孔融称为孔北海、唐代韩愈称为韩昌黎、柳宗元称为柳河东或柳柳州、宋代苏辙称为苏栾城等。以地名称人在封建时代是表尊敬，叫做称“地望”。但清末有人做了一幅对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上联指任北洋大臣（宰相）的李鸿章（合肥人）、下联指任户部尚书（司农）的翁同龢（常熟人），却利用“地望”的双关语义讽刺了封建大官僚的贪婪豪奢。

　　二、官爵名（包括职衔、封号等）。如东汉发出“穷当益坚、老当益壮”豪言的马援称马伏波（曾任伏波将军），投笔从戎的班超称班定远（曾封定远侯），蔡邕称蔡中郎（曾任中郎将），三国嵇康称嵇中散（曾任中散大夫），唐代杜甫称杜工部、杜拾遗（曾任工部员外郎、左拾遗）等。

　　三、弟子或后人所上的尊称。如宋周敦颐称濂川先生，北宋吕本中和南宋吕祖谦先后称东莱先生，明归有光称震川先生，王夫之称船山先生等。还有在死后由门人、后人上的尊号（“私溢”），如隋代王通的文中、晋代陶潜的靖节等。

　　四、谥号，即死后由皇帝颁赐的荣称。如宋包拯称包孝肃、岳飞称岳武穆、明徐光启称徐文定、清纪昀称纪文达等。

　　五、在姓氏前加形容词指称特定的同姓者。如大戴、小戴分指汉代学者戴德、戴圣叔侄（他们编纂的《礼记》也分别称为《大戴礼》、《小戴礼》），晋代作家阮籍、阮咸叔侄也分别称为大阮和小阮（“大阮”和“小阮”因而成了“叔”、“侄”的同义词），南朝谢灵运和堂弟谢惠连都是诗人，也被称为大、小谢。唐代诗人中老杜（亦作大杜）专指杜甫，小杜专指杜牧。老苏、大苏、小苏则指宋代苏洵、苏轼、苏辙父子。

　　六、以几个姓并称特定的几个人。如“伊吕”指商伊尹、周吕尚；“马班”（或“班马”）指司马迁（《史记》作者）、班固（《汉书》作者）；唐诗人中“李杜”是李白、杜甫，“元白”是元稹、白居易；“韩柳”是韩愈、柳宗元。还有前面提到的大谢小谢合称“二谢”，加上南朝另一诗人谢眺又合称“三谢”；“二程”专指宋代学者程颢、程颐兄弟；苏洵、苏轼、苏辙又合称“三苏”。

　　七、在唐代还常以行第连同姓名官职等称人。王维有诗题《送元二使西安》（“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就是其中的名句）、唐诗中屡见《答王十二》、《问刘十九》、《同李十一醉忆元九》、《送裴十八图南》、《寄丘二十二员外》之类的题目，都是以行第称人的。如李白是李十二、韩愈是韩十八、柳宗元是柳八、元稹是元九等。行第还可连同名和官职并称，如裴图南称裴十八图南、杜甫称杜二拾遗、白居易称白二十二舍人等。宋代也还有此风习，如秦观称秦七、欧阳修称欧九、黄庭坚称黄九等。

　　以上所说的封建社会的姓名字号之类，都是封建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等观念形态的组成部分。我们今天直接以姓名作为古人的代号就行了，已不再需要这些东西。但是，由于它们在历史上长期存在并被广泛使用过，又是我们不能完全回避得了的。如《正气歌》的作者文天详、字履善，又字宋瑞（祥、善、瑞三字同义），历代还常称他“文文山”（自号）、“文丞相”（官职）、“文信国”（封号）等，他的著作也分别题名为《文山集》、《文丞相集》、《文信国公集》、《文信公题杜诗》等。又如《四库全书》中以“王”为首字题名的著作有五十多种，其中绝大多数是以字号或其他代称题名的，如《王子安集》（唐王勃的字）、《王天游集》（明王达的号）、《王阳明集》（明王守仁的尊号）、《王文成公全书》（明王守仁的谥号）、《王荆公诗注》（宋王安石的封号）、《王右丞集》（唐王维的官职）等。还有很多姓王的人的文集，题目上根本无姓名，如《临川集》（宋王安石原籍临川）、《凤洲笔记》、《弇州山人题跋》（明王世贞，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渔阳文录》（清王世祯，号渔洋山人）、《船山全集》（清王夫之，尊称船山先生）等。如果我们对古人姓名字号的知识毫无所知，根本无从识别。所以，为了阅读古籍以及研究古人思想、风格，还是需要我们对它有所了解的。

　　①世界古代史学者称这种氏族标志（也是氏族崇拜对象）为“图腾”。

　　②明代燕王朱棣以讨伐黄子澄等为名起兵攻破南京，推翻建文帝，自己当了皇帝（即明成祖），当时号“靖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