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集。 2、成书于战国初期。 3、是语录体著作

论语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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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首创语录之体。汉语文章的典范性也发源于此。《论语》一书比较忠实地记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也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今本《论语》共二十篇。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仁”、“礼”、“义”。

《论语》以记言为主,“论”是论纂的意思，“语”是话语，经典语句，箴言，“论语”即是论纂（先师孔子的）语言。《论语》成于众手,记述者有孔子的弟子,有孔子的再传弟子,也有孔门以外的人,但以孔门弟子为主

作为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它以言简意赅、含蓄隽永的语言，记述了孔子的言论。《论语》中所记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诲之言，或简单应答，点到即止；或启发论辩，侃侃而谈；富于变化，娓娓动人。

《论语》又善于通过神情语态的描写，展示人物形象。孔子是《论语》描述的中心，“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文心雕龙•征圣》）；书中不仅有关于他的仪态举止的静态描写，而且有关于他的个性气质的传神刻画。此外，围绕孔子这一中心，《论语》还成功地刻画了一些孔门弟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率直鲁莽，颜渊的温雅贤良，子贡的聪颖善辩，曾皙的潇洒脱俗等等，都称得上个性鲜明，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孔子因材施教，对于不同的对象，考虑其不同的素质、优点和缺点、进德修业的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教诲。表现了诲人不倦的可贵精神。据《颜渊》载，同是弟子问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答颜渊“克己复礼为仁”，答仲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答司马中“仁者其言也讱”。颜渊学养高深，故答以“仁”学纲领，对仲弓和司马中则答以细目。又如，同是问“闻斯行诸？”孔子答子路：“又父母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因为“由也兼人，故退之。”答冉有：“闻斯行之。”因为“求也退，故进之。”这不仅是因材施教教育方法的问题，其中还饱含孔子对弟子的高度的责任心。

《论语》是名列世界十大历史名人之首的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的门人记录孔子言行的一部集子，成书于战国初期。因秦始皇-焚书坑儒，到西汉时期仅有口头传授及从孔子住宅夹壁中所得的本子，计有：鲁人口头传授的《鲁论语》20篇，齐人口头传授的《齐论语》22篇，从孔子住宅夹壁中发现的《古论语》21篇。西汉末年，帝师张禹精治《论语》，并根据《鲁论语》，参照《齐论语》，另成一论，称为《张侯论》。东汉末年，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考《齐论语》、《古论语》，作《论语注》，是为今本《论语》。《齐论语》、《古论语》不久亡佚。现存《论语》共20篇，492章，其中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谈论之语约444章，记孔门弟子相互谈论之语48章。

《论语》作为孔子及门人的言行集，内容十分广泛，多半涉及人类社会生活问题，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及道德行为起到过重大影响。直到近代新文化运动之前，约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是中国人的初学必读之书。

五四运动以后，《论语》作为封建文化的象征被列为批判否定的对象，尔后虽有新儒学的研究与萌生，但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大背景下，儒家文化在中国并未形成新的气候。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前进，不能不使人们重新选择新生的思想文化，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诞生与发展。

然而，严峻的事实是，一个新型的社会，特别是当它步入正常发展轨道的时候，不能不对自己的民族精神及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反思，这是任何一个社会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所不能忽视的重要环节。特别是民族文化的精粹，更值得人们重新认识，重新探索。这使我想到人类的共性与个性，文化的共性与个性，民族文化的辩证否定本性。同时，也使我感到毛泽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思想的价值之所在。

事实上，当我们摆脱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真正确立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并用它剖析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就会发现其中的精华，《论语》便是其中之一。不可否认，《论语》有自己的糟粕或消极之处，但它所反映出来的两千多年前的社会人生精论，富有哲理的名句箴言，是中华民族文明程度的历史展示。即使今天处在改革开放、经济腾飞、文化发展的时代大潮中，《论语》中的许多思想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时代价值。

关于《论语》的书，真是汗牛充栋，举不胜举。读者如果认为看了《论语译注》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可以再看下列几种书：

（1）《论语注疏》——即何晏集解、邢昺疏，在《十三经注疏》中，除武英殿本外，其他各本多沿袭阮元南昌刻本，因它有《校勘记》，可以参考，基本文文字出现于《校勘记》的，便在那文字句右侧用小圈作标识，便于查考。

（2）《论语集注》——宋朱熹（1130—1200年）从《礼记》中抽出《大学》和《中庸》，合《论语》、《孟子》为《四书》，自己用很大功力做《集注》。固然有很多封建道德迂腐之论，朱熹本人也是个客观唯心主义者。但一则自明朝以至清末，科举考试，题目都从《四书》中出，所做文章的义理，也不能违背朱熹的见解，这叫做“代圣人立言”，影响很大。二则朱熹对于《论语》，不但讲“义理”，也注意训诂。所以这书无妨参看。

（3）刘宝楠（1791—1855年）《论语正义》——清代的儒生大多不满意于唐、宋人的注疏，所以陈奂（1786—1863年）作《毛诗传疏》，焦循（1763—1820年）作《孟子正义》。刘宝楠便依焦循作《孟子正义》之法，作《论语正义》，因病而停笔，由他的儿子刘恭冕（1821—1880年）继续写定。所以这书实际是刘宝楠父子二人所共著。征引广博，折中大体恰当。只因学问日益进展，当日的好书，今天便函可以指出不少缺点，但参考价值仍然不少。

（4）程树德《论语集释》。此书在《例言》中已有论述，不再重复。

（5）杨树达（1885—1956年），《论语疏证》。这书把三国以前所有征引《论语》或者和《论语》的有关资料都依《论语》原文疏列，有时出己意，加案语。值得参考。

（6）杨伯峻《论语译注》。杨伯峻先生是一位语言学家，在古汉语语法和虚词的研究方面颇有建树。杨伯峻先生的学术背景及其家学渊源，使他在注解《论语》、《孟子》和《春秋左传》等古籍时显得游刃有余。他的《论语译注》注重字音词义、语法规律、修辞规律及名物制度、风俗习惯等的考证，论证周详、语言流畅，表述清晰准确，不但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更是普通读者了解《论语》的一本入门参考书。当然，《论语译注》在今天来看也是瑕瑜互见的。

孔子介绍

据日本《朝日新闻》9月27日报道，中国儒家经典《论语》的注本《论语义疏》手写本近日在日本被发现，该手写本最早出现于6到7世纪。

参与考证工作的庆应艺塾大学研究小组介绍说，该古本很可能是传世品中最古老的一部《论语》相关手写本，从中国传到日本后在寺院或藏家手中妥善保存至今。

报道称，《论语义疏》于12世纪前后在中国失传，清乾隆年间由日本传回中国。此次发现的古本极有可能是日本除佛经以外，现存最古老的纸质手写本之一，将是研究中日思想史和交流史的贵重史料，专家们对其给予高度关注。

扩展资料：

该古本即将展出

此次发现的古本应为南北朝时期梁朝学者皇侃所著《论语义疏》的第五卷，是由20张纸首尾相连形成的宽273厘米的横卷。

此古本由庆应艺塾大学于2017年从旧书店购入，随后由文献学和中国文学领域的专家组成研究小组，从2018年开始对其进行考证，确认其文字书写形制极有可能属于南北朝末期至隋朝。研究小组认为，除了出土文物，这也许是至今为止最古老的《论语》相关手写本。

报道称，古本卷尾印有一枚平安时代印章，据信为在日本奈良、平安时代活跃于权力核心圈的藤原氏的藏书印。该古本很有可能由此前的遣隋使或遣唐使带回日本。

据悉，该古本将于10月7日到13日在东京丸善书店丸之内总店举办的庆应艺塾图书馆古籍善本展示会上展出。

齐鲁壹点－日本发现最古老《论语义疏》手写本，出自6-7世纪初的中国

根据日本《朝日新闻》的报道，我国著名的儒学经典《论语》的注本《论语义疏》，有一手写本在日本被发现。

根据参与研究工作的研究小组说，这个手写本最早出现在6到7世纪，很可能是现存的面世品中年份最古老的一部《论语》手写本，应该是从古代中国传到日本之后，被寺院或者收藏家妥善保存，才在今天可以发现这么完好的保存品。

《论语义疏》其实在12世纪前后就已经在我国失传，在清朝乾隆年间再次被传回中国。此次发现的纸质手写本，将是研究中日交流史的珍贵史料。

经过专家鉴定，这次发现的手写本应该是南北朝时期的梁朝学者皇侃所著的《论语义疏》第五卷，是20张纸相连形成的横卷。

该古本在2017年被人从旧书店发现，随后在2018年，中日两国学者对此进行考证，根据文字和书写格式，判断应当属于我国南北朝末期至隋朝。除此之外，古本卷尾还印着一枚平安时代的印章，而且应当是平安时代的权贵藤原氏的藏书印。

在今年10月7日到13日，该古本将会在庆应艺塾图书馆古籍善本展示会上展出。

皇侃的《论语义疏》写于南朝年间，在清朝从日本传回中国。

在《论语义疏叙》中，皇侃撰叙了自己成书的原因、“论语”二字的含义以及为什么“论”前“语”后，还对所流传的不同版本的《论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皇侃所用的“义疏”其实是一种新的注解体裁，他不仅对《论语》原文进行了标注，还对于里面不确定的部分和存疑的部分提出了自己的疑惑和见解，分段疏解和自设问答，很适合想要精读《论语》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