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在伊朗长大》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10-14浏览:4收藏

关于《我在伊朗长大》,第1张

  动画片《我在伊朗长大》用非常简洁的手法讲述了一个简单的故事。正如在玛嘉•莎塔琵的原著图画中一样,**也是主要由一系列的单调的图画构成,黑白双色,只是偶尔在灰度上有些细微差别。这个用自传体方式讲述的伊朗小姑娘的“成长的烦恼”,如此优雅、机智,让人难以抗拒。

  **看上去固然简朴,却充满温馨和惊奇,才女莎塔琵把那些非常激烈的独立精神和幽默感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对于德黑兰和维也纳城市道路和建筑的描绘,艺术性地将普通地貌变成了一首诗歌。这注定不会是一部平庸之作,如若不然,影片也不可能吸引基娅拉•马斯楚安尼、凯瑟琳•德纳芙以及丹妮儿•达西儿这仨重量级的演员为它配音——三代女星分别为主角小女孩、女孩的妈妈和女孩的祖母配音。巧的是,德纳芙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基娅拉的母亲,而达西儿则在影片《柳媚花娇》中扮演过德纳芙的母亲,尽管那已是40年前的事了。如此三人对角色的诠释可谓又自然又完美。

  故事里的祖母是个坚定的、女家长式的人物,这个角色也是影片幽默的源泉之一。同时,这个角色也是影片女权倾向的具体化身。继承了祖母的意志,小姑娘玛嘉的骨血里也流淌着反叛精神,她将自由视为与生俱来的权利,并充满勇气地随时准备着挑战社会。

  玛嘉生长的家族曾遭受迫害,后来随着伊斯兰革命的胜利,他们又得生活在毛拉的统治下。这段充满战争、酷刑以及死亡的历史,却被莎塔琵以一种清新、谐趣的视觉形象表达。男人的胡须和女人的披巾就像黑洞一样,吸噬了所有光亮。

  玛嘉遵循了她祖母的榜样,立场始终强硬。不过,莎塔琵本人并没有被“英雄主义”所限制,影片在思想尺度上的把握如同她的绘画一样简洁而大胆,这个冷静女子追求的是在情感上向观众寻共鸣,而非单纯用标语的形式来获得大家认同。

  随着故事的进展,出于安全考虑,玛嘉被双亲送到了奥地利,她在异国被孤立的无望感是对她之前在德黑兰时那股子焦躁的呼应,两者同样让人心生悲伤。她几乎在欧洲的朋克摇滚中迷失自我。在维也纳的经历,真正意义上让她的痛楚显现无遗——她独自面对进退两难的境地。

  在展现这个难题的时候,影片并没有让问题变得过分容易或感性,片中人或多或少是导演莎塔琵自己年轻时候的写照,他们时常出现的或沮丧或活泼的举动,亦是她偶尔流露的自怜情绪的折射。而生活艰辛、资历丰富的祖母则没有太多时间作出左右为难,她必须快刀斩乱麻地做出抉择,她已经老了。尚且年轻的孙女儿玛嘉的选择,则归根结底是在延续她祖母的心愿,或许,也是导演本人的心愿。

  在这部欢喜与哀愁交织着的影片中,色调经常是阴郁的,但同时又显得大胆而反复无常。我想,对那些坚持世界完全可以用黑白两色来表达的人们来说,这**确是一次完美的诠释。

  与其说这是绘本,莫不如说是多格漫画。黑白的色调,版画般的质感,很有风格。作者玛赞•莎塔碧生于伊朗,后来到欧洲求学并在世界范围内发表漫画作品,她在书中将自己对于伊朗这一神秘而古老国度的个人记忆描绘出来,表达方式是轻松幽默的,画面内涵却涉及成长、亲情、宗教、政治等主题。 ——中华读书报

  人们谈起这个伟大的文明古国,总是将她与原教旨主义,狂热主义和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我们为一个在伊朗长大的伊朗人,知道这个形象远非真实。

  正因为此,创作《Persepolis:我在伊朗长大》对我来说才这么重要。我认为,不应该根据少数几个极端分子的恶劣行为而对整个国家做出评判。我也不希望人们忘记那些为了捍卫自由而在狱中失去生命、在两伊战争中丧生、在各种暴政统治下遭受折磨、或被迫离开亲人和祖国的伊朗人。

  人可以原谅,但绝不应该忘记。 ——玛赞•莎塔碧

  今天很兴奋,因为我看到了近年来唯一触动我心灵的影片。感谢还有玛嘉•莎塔琵这样执着的**人给我带来一部久违的、美妙的影片——《我在伊朗长大》。结构紧凑,很懂得镜头语言的运用,一部貌似简单的平面动画**竟然让我在电脑前老老实实地看了一个半小时。

  这是一个孩子眼中祖国的历史,描绘的是个人的成长:童年,少年,成年。一部看似沉重的历史诉说却不乏诙谐幽默的意味。黑白的回忆,彩色的现实。,独裁与专制,革命与暴力,成长的快乐与哀伤掺杂着伊朗七十年代以来的历史就这样在个体的体验中消解了。影片通过一个早熟而且直言的9岁女孩玛嘉的眼睛,揭示了伊斯兰革命后伊朗人民希望的破灭,女性被迫戴上面纱,数以万计的人被投进监狱。聪明而大胆的玛嘉,设法瞒过官方的爪牙,认识了朋克、ABBA和 IronMaiden乐队,两伊战争的爆发,让人们的生活陷入无边的恐惧中。随着玛嘉年龄的增长,她的大胆让父母对她的安全越来越担忧,她14岁那年,他们终于做出艰难决定,把她送往奥地利上学。

  身在他乡、孤独脆弱的玛嘉经受了青少年惯常的苦难折磨,而且经常被等同于她所逃离的宗教基要主义和极端主义,对此她毫不退缩,极力辩白,最终赢得了认可,甚至有了爱情的体验,但是高中毕业后,玛嘉又恢复到孑然一身,而且患上了严重的思乡病。尽管这意味着她要重新戴起面纱,生活在一个专制的社会中,玛嘉还是决定回到伊朗家人的身边。经过一个艰难的调整期,玛嘉进入艺术学校并嫁作人妇,她仍然没有改变自己仗义执言的个性,继续针砭时弊。24岁时她意识到,尽管自己是个道道地地的伊朗人,却无法在这个国家生活,于是她做出了痛苦的决定,离开家乡前往法国,尽管过去被烙上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但她却要追求一个乐观光明的未来。

  对于伊朗政府打压这部**,这是专制国家的一贯做法,**就是**,不是什么政治宣言,请不要用肮脏的政治来玷污**艺术,记得姜文曾经说过,**就是表达个人体验的东西,如果要强制他符合主流的口味,请你去看历史书。因此《鬼子来了》被广电总局禁了,但这部影片也成了中国抗日题材**无法逾越的高峰!《我在伊朗长大》也符合这个规律,我敢断言:这部影片是十年之内成长题材**的巅峰之作,很希望不久以后也会出现一部《我在中国长大》,这部**里没有什么主旋律,没有花儿朵朵向太阳,也不会突出社会主义阳光下少年儿童的茁壮成长,唯一表现的就是在这个急剧变化的社会中个体的成长体验,表达的是一双纯洁的眼睛中的真实的中国,真实的社会,真实的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影片在港台地区的翻译名字是“茉莉人生”,这个译名别有一番韵味,仿佛玛嘉祖母胸前的茉莉花香一样伴随着玛嘉表里如一地生活,在巴黎,维也纳,还有……德黑兰。

  大多数来讲,历史书都是比较枯燥无味的,需要大量的背和记忆,但是总有例外,有一些历史的小说和书籍写得非常的耐人寻味,有意思。

 我看的到读书的史书都是不咋地,但好歹也看了几部写的不错的历史小说,但都是网上面写的没有出实体书,我想讲出来,有的名字大家也许可能听过叫做《新宋》,这部小说非常有趣,讲的是一个现代人穿越到宋朝在那里面的所见所闻。

  而且它的严谨性也还不错,并不是像其他的小说那样胡编乱邹,他是一个历史系的研究生写的一部小说,听说好像是因为它在历史考试的时候考的不太满意,就决定写一部历史小说,回顾一下背诵所有的历史进程。有时候就是开始的时候没有什么想法,写着写着就有了发展,做出一些不一样的作为。

    这部小说最大的特点就是以幽默的口吻讲出了严谨的历史,并且它的真实性也是比较考究的,有一些北宋的屈辱历史和北宋的重大事件,都在一个个故事中鲜活的悦然纸上,让人读的不能自拔,所以每次在想到那些让人头大的枯燥历史书的时候,我都会不由得想,如果所有历史书都像本书,我肯定会读的滋滋有味。

  还有本历史书也是属于历史类的小说,虽然并不是真正的教科书,但值得一读。他的名字叫做《唐砖》,这个小说讲述的是唐朝发生那些故事。在主角的帮助下,李世民如何坐稳皇位,并且叱诧风云。这部小说历史性没有第一本强,但是它的故事性,要更加的连贯并且它讲述的更多的是宫廷斗争和争权夺位的阴险。

  这部小说还有一个后续,但是写了不怎么样,甚至脱离了它本身的历史性向着玄幻小说演变。但是我觉得就小说的本身而言也还是一部不错的历史类题材小说。我其实比较喜欢历史,所以也希望每一部历史的教科书都可以改变一下他的古板,多增添一些趣味性和可读性,这样人们在阅读的时候必定会更加的有趣生动。

  这就是我读过两部最有趣的历史类书籍,在这里分享给大家,如果我们能够真正静下心来去阅读历史类的书籍,必定能够发现其中耐人寻味的小故事,而且还是可以增加自己的知识面,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不要看到她外表的枯燥无味,就放弃它,也许后会出现更多有趣生动,可读性更强的历史书。希望大家也能够热爱阅读历史,并且能够以史为鉴!

公元1934年12月28日,英国驻波斯大使许阁森(Hughe Knatchbull-Hugessen,因为后来也做过驻华大使,所以有中式名字)突然向英国东方事务大臣乔治·伦德尔发来密信,说自己刚刚收到了一个「 ”古怪”的通知,波斯 要求从(1935年)3月21日开始,不得再使用「 ”波斯”和「 ”波斯人”这两个称呼,一律改用「 ”伊朗”和「 ”伊朗人”。而在时限达到之后,尽管面临外国 和民间的反对意见,波斯 还是说到做到,废止了在全球使用千年的「 ”波斯”国名,改称伊朗。那么伊朗(波斯)人为什么要这样大费周章,非常把自己的国名给更改了呢? 伊朗人说:改名了?不对,是正名! 应该说当时波斯改名「 ”伊朗”是面临了很大国内外阻力的,因为他们这一改名,会给自己以及其它所有国家产生许多额外的支出。比如所有已经发行的地图等于都失效了,必需提早发行新版地图。而且当时一些企业的名称也都要更改,一些企业商誉也都要重新建立。而这在当时还涉及到许多其它国家的利益。 一张欧洲古地图曾同时出现「 ”波斯”和「 ”伊朗”(雅利安纳)称呼现在伊朗所在区域 比如当时英国对波斯的影响还很大,波斯初生的石油工业主要是由英国控股的「 ”英国-波斯石油公司”所掌控,而波斯的国名一改,等于英国-波斯石油公司也得改名,在维持商誉方面会增加很多成本,而这在当时并不是个例。另外「 ”伊朗”(Iran)这个名字对于几乎所有的外国来说都很陌生,而且与其邻国,也是刚刚独立的伊拉克(Iraq)在很多语言里拼写非常相似,很容易造成混淆。所以总体来说国际上当时的反映是偏向负面的。 但这些负面反响却没有影响到伊朗人改名的决心。对于伊朗人来说,其实他们并没有改变自己的国名,而是在正名。因为「 ”波斯”这个名字从一开始就是外国人给伊朗人取的,而伊朗人其实从远古开始就自称「 ”伊朗人”了。 「 ”雅利安国”的名字变迁 要说清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先来看看「 ”波斯”这个名称究竟是哪来的。其实「 ”波斯”这个名称,最早是来自于希腊神话里的一个神仙,名叫珀耳修斯。这个珀耳修斯是希腊神话里的主神宙斯和他的一个情人达那厄所生的儿子。而在古希腊时代,不知怎么希腊人就认定波斯人都是珀耳修斯的儿子佩尔瑟斯的后代,而且这父子两人的名字类似,也就一起成为了希腊人给伊朗人确定的名字「 ”波斯”的词源。 希腊神话里的珀耳修斯 而伊朗早期曾一直致力于征服希腊,所以对于希腊人给自己安的这个传说也没有特别反对,相反为了便于征服,还接受了这个名字,并将其作为自己对外的正式国名使用。但这个名字却基本上始终是在其它语言里使用,而在伊朗人自己的语言里,却很少使用过这个名字。 古希腊石棺浮雕里的希腊人与波斯士兵作战场景(现代复原上色) 在伊朗人内部,从其文明最初开始发端的年代,就开始自称「 ”伊朗人”或者与其类似的其它称呼了,比如亚里亚、埃兰、伊朗沙阿、伊朗扎敏或者雅利安纳姆。所以看到这里很多朋友也就发现了,似乎伊朗人的自称和雅利安也有关系。其实就是这样,「 ”伊朗”和「 ”雅利安”根本就是同一个词,只是拼写稍有差异而已。而伊朗人本来就是远古从中亚草原迁到今天伊朗地区的雅利安人的后裔,他们的这个族名其实始终是没有更改过的。而至少是从萨珊波斯(公元224年-651年)时代开始,伊朗人给自己确定的正式国名就是「 ”伊朗”,只是当时「 ”波斯”这个名称已经远播东西方,所以伊朗历代王朝对外的名称都还是波斯。而后来萨珊波斯被 人完全征服, 人也把「 ”伊朗”称为「 ”波斯”,所以「 ”波斯”这个名称后来使用的就更加广泛了。但在伊朗人的语言里,「 ”伊朗”作为自己民族的名字却从来没有改变过。 为何要在1935年正名? 因为波斯这个名字就像中国在欧洲语言里的名称China一样,很早就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使用,所以其实伊朗人也是接受的。对内称「 ”伊朗”,对外称「 ”波斯”后来也成为了伊朗历代王朝的惯例。并没有什么人提出异议。 但在进入20世纪之后,波斯的国际和国内形势却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是在公元19世纪,印欧语系这个概念被提出之后,同样是雅利安人创立的印度文明的一些古籍被翻译到欧洲,而其中多次被提到的「 ”雅利安(伊朗)”一词在欧洲很快热门了起来,到20世纪初「 ”雅利安”这个词甚至成为了从印度到伊朗再到欧洲各国的所有印欧语系民族的代称。 伊朗国王礼萨也是「 ”波斯”改名「 ”伊朗”的主要推手 另外在波斯国内,1921年,当时任波斯哥萨克骑兵旅指挥官的礼萨沙赫·巴列维发动政变,推翻了此前统治了伊朗100多年的卡扎尔王朝,并在几年之后建立了巴列维王朝,成为了波斯的新国王礼萨汗。而礼萨汗成为伊朗的统治者之后,借着一战之后殖民势力衰落的东风,对卡扎尔王朝时期在波斯有强大影响的英国和俄罗斯势力进行了强力压制。他先是废除了与英国签订的《英波协议》,之后又与苏联签订了《波苏友好协定》,在其中约定波斯与俄罗斯之前签订的所有协议作废。通过这一系列举措,礼萨汗使波斯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英国与俄罗斯的控制,赢得了事实上的独立地位。 所以此时的伊朗,等于也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在国内也有了更改国名,向国际社会昭示新旧波斯不同的呼声。而在此时,希特勒的上台又给了伊朗更改国名一个强大的助推力。因为纳粹党以种族主义理念而著称,而其种族理论的核心就是「 ”雅利安人”这个概念。所以纳粹党上台之后,很快就开始利用这个概念,在亚欧各国寻找自己的盟友。而伊朗这个真雅利安国家自然成了纳粹建立盟友关系的天然目标。而在此时礼萨汗在伊朗境内肃清英俄影响也非常对德国的胃口,所以两国关系迅速热络了起来。 古代波斯武士,也就是雅利安武士 1930年代纳粹在德国上台之后,很快把「 ”雅利安”这个名称的知名度炒到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地步。而根据一些史料的记载,驻德国的波斯大使也感受到了这种热潮,认识到了「 ”雅利安”这个名称在当时能带来的巨大获益,并把这种情况传递回了国内。而德国这个跟「 ”雅利安”根本没关系的国家此时天天在利用「 ”雅利安”这个名称,波斯这个天天在国内自称「 ”雅利安(伊朗)”的国家很自然地感觉没法忍受。所以很快包括礼萨汗在内的伊朗 就做出决定,一定要尽快正名,让世人知道,自己才是真雅利安国家。 所以尽管当时对波斯仍有很大影响的英国强力反对,但伊朗还是坚定地实施了更改国名的举措。不过在二战爆发之后,伊朗因为和德国关系良好,而且其境内的石油有可能为德国所用,所以很快被英国和苏联联合占领。之后应丘吉尔的要求,在二战结束之前伊朗曾暂时重新使用「 ”波斯”的国名。而在二战之后,伊朗也曾考虑过改回旧名,但最后只是同意在叙述历史时可以使用「 ”波斯”,正式国名仍然维持「 ”伊朗”,伊朗最终得以正名。

:《史记》(汉·司马迁)、《汉书》(汉·班固)、《后汉书》(南朝宋·范晔)、《三国志》(晋·陈寿)、《晋书》(唐·房玄龄等)、《宋书》(南朝梁·沈约)、《南齐书》(南朝梁·萧子显)、《梁书》(唐·姚思廉)、《陈书》(唐·姚思廉)、《魏书》(北齐·魏收)、《北齐书》(唐·李百药)、《周书》(唐·令狐德棻等)、《隋书》(唐·魏征等)、《南史》(唐·李延寿)、《北史》(唐·李延寿)、《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旧五代史》(宋·薛居正等)、《新五代史》(宋·欧阳修)、《宋史》(元·脱脱等)、《辽史》(元·脱脱等)、《金史》(元·脱脱等)、《元史》(明·宋濂等)、《明史》(清·张廷玉等)。 “正史”之名,始见于《隋书·经籍志》:“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清代乾隆皇帝钦定“二十四史”,“正史”一称即专指“二十四史”。按《四库全书》的规定,正史类“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即未经皇帝批准,不得列入正史。 二十四史总共3249卷,约有4000万字。它记叙的时间,从第一部《史记》记叙传说中的黄帝起,到最后一部《明史》记叙到明崇祯17年(公元1644年)止,前后历时4000多年,用统一的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二十四史的内容非常丰富,记载了历代经济、政治、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事迹。编辑本段二十四史的发展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三国时期社会上已有“三史”之称。“三史”通常是指《史记》、《汉书》和东汉刘珍等写的《东观汉记》。《后汉书》出现后,取代了《东观汉记》,列为“三史”之一。“三史”加上《三国志》,称为“前四史”。 历史上还有“十史”之称,它是记载三国、晋朝、宋、齐、梁、陈、北魏、北齐、北周、隋朝十个王朝的史书的合称。后来又出现了“十三代史”。“十三代史”包括了《史记》、《汉书》、《后汉书》和“十史”。 到了宋代,在“十三史”的基础上,加入《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形成了“十七史”。 明代又增以《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合称“二十一史”。 清朝乾隆初年,刊行《明史》,加先前各史,总名“二十二史”。后来又增加了《旧唐书》,成为“二十三史”。后来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旧五代史》也被列入正史,经乾隆皇帝钦定,合称“钦定二十四史”。乾隆四年至四十九年武英殿刻印的《钦定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正史最完整的一次大规模汇刻。 1920年,柯劭忞撰《新元史》脱稿,民国十年(1921年)大总统徐世昌以《新元史》为“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但也有人不将新元史列入,而改将《清史稿》列为二十五史之一。或者,如果将两书都列入正史,则形成了“二十六史”。[1]编辑本段主要版本毛泽东点评二十四史明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南监本) 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北监本) 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十七史” 清乾隆武英殿刻“清乾隆武英殿本二十四史” 清同治光绪间五省官书局合刻“二十四史” 民国商务印书馆印张元济辑“百衲本二十四史” 中华书局排印“点校本二十四史”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编辑本段相关评价梁启超评价二十四史 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点校本二十四史评价 点校本二十四史,底本选择精当,点校体例谨严,点校确当,版式设计,清晰便览。 点校本动员了全国史学家许多学有建树的专家学者和古籍整理工作者,历时二十余年,于1978年全部出齐,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二十四史版本。编辑本段二十四史内容史记汉·司马迁著,130卷。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作者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大约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临死的时候,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司马迁幼年时就很刻苦,十岁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跟着董仲舒、孔安国学过《公羊春秋》、《古文尚书》。汉武帝元朔三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采集传说。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这对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天汉二年,李陵率兵随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对李陵的看法,于是,司马迁说,李陵投降,是因为众寡不敌,又没有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庇护开脱,贬责汉武帝的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把司马迁投进监狱,处以腐刑。三年后他被赦出狱,更加发奋写作《史记》。大约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诸于世。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史记》序中写道,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汉书东汉·班固著,100卷。 继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后,班固撰写了《汉书》。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父亲班彪是一个史学家,曾作《后传》六十五篇来续补《史记》。《汉书》就是在《后传》的基础上完成的。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随从车骑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参预谋议。后因事入狱,永元四年死在狱中。那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补作,马续协助班昭作了《天文志》。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 《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详细的展现了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后汉书南朝宋·范晔著,120卷。 《后汉书》九十卷,南朝宋范晔撰。范晔字蔚宗,顺阳人。出身于一个世族家庭。他的祖父范宁曾任晋豫章太守,著《谷梁集解》一书。《十三经注疏》中的《谷梁传注疏》就是以《谷梁集解》为基础写成的。他的父亲范泰官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是宋武帝刘裕的得力助手。他博览群书、潜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所以范晔有很深的家学渊源,一直以名门之后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节,仕宦不甘居人后,著述也不甘居人后。以此成名,也以此丧身。 元嘉九年,范晔在为彭城太妃治丧期间,行为失检得罪了司徒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范晔郁郁不得志,就借助修史来寄托他的志向,开始写作《后汉书》。元嘉二十二年,当他完成了本纪、列传的写作,同时又和谢俨共同完成《礼乐志》、《舆服志》、《五行志》、《天文志》、《州郡志》等五志的时候,有人告发他参与了刘义康的篡位阴谋,因此下狱而死。谢俨怕受牵连,毁掉了手中的志稿,使《后汉书》只有纪传部分流传了下来。 在范晔《后汉书》之前,已问世的有关东汉历史的重要著作不下十部,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本史料依据,以华峤书为主要蓝本,吸取其他各家书的长处,删繁补缺,整齐故事,超越众家,后来居上。所以到了唐代,范晔《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盛行于世。而诸家《后汉书》,除袁宏《后汉纪》外,都相继散亡。于是范晔《后汉书》成为我们现在研究东汉历史的最基本的依据。范晔《后汉书》的记述,起于刘秀起兵推翻王莽,终于汉献帝禅位于曹丕,详载了东汉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三国志西晋·陈寿著,65卷。 《三国志》,六十五卷,包括《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时期的历史。作者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生于汉后主刘禅建兴十一年(233年),死于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他在蜀汉做过官,三十岁时,蜀汉政权灭亡,入晋后做过晋平令、著作郎。陈寿写《三国志》以前,已出现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这些史书。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负责搜集材料,编写蜀史。《蜀书》的材料是由陈寿采集和编次的。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我们阅读《三国志》时,就会发现陈寿有史料不足的困难,内容显得不够充实。陈寿没有编写志。我们要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寿可以同《史记》、《汉书》相媲美,可惜的就是内容太少。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一直流传到现在。

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也包括了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等。国学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

1、《诗经》

诗经,是中国最古老的一部诗歌总集,一部现实主义的诗歌总集,它收录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年即公元前1100-600年左右的诗歌305首,其中6首为笙诗,只有题目,没有诗,故又称“诗三百”。只有题目共四五百年间的民间歌谣(风)、士大夫作品(雅),以及祭神的颂辞(颂)。按用途和音乐分“风、雅、颂”三部分,其中的风是指各地方的民间歌谣,其中的雅大部分是贵族的宫廷正乐,其中的颂是周天子和诸侯用以祭祀宗庙的舞乐。《诗经》的主要表现手法是赋、比、兴。其中直陈其事叫赋;譬喻叫比;先言它物以引起所咏之物叫兴。《诗经》表现手法上分为赋、比、兴与风、雅、颂合称“六义”。《诗经》多以四言为主,兼有杂言。

诗的内容包括:

风(十五国风:周南、召南、邶〔bèi〕、鄘〔yōng〕、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huì〕、曹、豳〔bīn)

多半是经过润色后的民间歌谣。“风”包括了十五个地方的民歌,包括今天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山东、湖北北部一些地方(齐、楚、韩、赵、魏、秦),叫“十五国风”,有160篇,是《诗经》中的核心内容。“风”的意思是土风、风谣。

雅(二雅:大雅、小雅)

“雅”是正声雅乐,即贵族享宴或诸侯朝会时的乐歌,按音乐的布局又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其中大雅31篇,小雅74篇。固然多半是士大夫的作品,但小雅中也不少类似风谣的劳人思辞,如黄鸟、我行其野、谷风、何草不黄等。

颂(三颂:周颂、鲁颂、商颂)

“颂”是祭祀乐歌,分“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本是祭祀时颂神或颂祖先的乐歌,但鲁颂四篇,全是颂美活着的鲁僖公,商颂中也有阿谀时君的诗。

2、《易经》

《易经》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化典籍,被推崇为“群经之首”,内容丰富全面,有完整的哲学体系,从宇宙自然到人生社会都有辩证的论述,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宝藏。《易经》用抽象的符号来组成各种卦象,其中蕴含着大千世界万物之间的关系,最根本的思想是:“一阴一阳谓之道,一奇一偶谓之数”。从六十四个不同的卦象中,可见古人们“天人合一”的朴素的辩证法。

《易经》是经典中之经典,哲学中之哲学。它离我们普通人的生活也并不遥远。它是激励人们奋发向上的重锤战鼓,身处逆境的人更能从中汲取源源不断的生活的智慧和前进的动力。我们品读它,体悟它,完全可以用之来谋划和指导我们的事业与生活。为了便于不同层次的读者领悟《易经》,编者对每一卦从三个方面进行详细分析:

一是“卦辞阐论”。记录卦辞和易传的原文,使读者可以初步领会卦辞的韵味。

二是“爻辞释语”。对每一爻的意义进行了逐一解释,以提纲挈领的解说,使读者进一步领会卦辞的意义。

三是事典。结合古今中外的事例给读者以直观的感受。

四是思悟。就作者的个人理解,从中挖掘其象征意义和引中意义,力图与我们的生活实际相结合,起到忠告、警示的作用。

《易经》是一座智慧的宝库,我们也许悟不透它,但不可以不读它。即使不能完全还原其本意,至少可以以自己的视角去感悟它,只要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个进入《易经》的门径,便可徜徉其中,并能从中汲取丰富的智慧营养。读《易经》,哲学家悟得思辨,史学家悟得历史,政治家悟得治世,军事家悟得兵法,企业家悟得经营与管理的真谛,是一种追求真理、不断接近真理的享受。

《易经》作为一本永不过时的经典之作,就多数人而言。读解之难犹如一部天书,但如果读者心有所用,始终抱着“君子终日乾乾”、“与时俱进”的态度,相信必能悟有所得。

3、《论语》

《论语》作为一部涉及人类生活诸多方面的儒家经典著作,许多篇章谈到做人的问题,这对当代人具有借鉴意义。

其一,做人要正直磊落。孔子认为:“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雍也》)在孔子看来,一个人要正直,只有正直才能光明磊落。然而我们的生活中不正直的人也能生存,但那只是靠侥幸而避免了灾祸。按事物发展的逻辑推理,这种靠侥幸避免灾祸的人迟早要跌跟斗。

其二,做人要重视“仁德”。这是孔子在做人问题上强调最多的问题之一。在孔子看来,仁德是做人的根本,是处于第一位的。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又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这说明只有在仁德的基础上做学问、学礼乐才有意义。孔子还认为,只有仁德的人才能无私地对待别人,才能得到人们的称颂。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里仁》)“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季氏》)充分说明仁德的价值和力量。

那么怎样才能算仁呢?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也就是说,只有克制自己,让言行符合礼就是仁德了。一旦做到言行符合礼,天下的人就会赞许你为仁人了。可见“仁”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后天“修身”、“克己”的结果。当然孔子还提出仁德的外在标准,这就是“刚、毅、木、讷近仁。”(《子路》)即刚强、果断、质朴、语言谦虚的人接近于仁德。同时他还提出实践仁德的五项标准,即:“恭、宽、信、敏、惠”(《阳货》)。即恭谨、宽厚、信实、勤敏、慈惠。他说,对人恭谨就不会招致侮辱,待人宽厚就会得到大家拥护,交往信实别人就会信任,做事勤敏就会取得成功,给人慈惠就能够很好使唤民众。孔子说能实行这五种美德者,就可算是仁了。

当然,在孔子看来要想完全达到仁是极不容易的。所以他教人追求仁德的方法,那就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颜渊》)即广泛地学习文化典籍,用礼约束自己的行为,这样就可以不背离正道了。同时也要重视向仁德的人学习,用仁德的人来帮助培养仁德。而仁德的人应该是自己站得住,也使别人站得住,自己希望达到也帮助别人达到,凡事能推己及人的人。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

其三,做人要重视修养的全面发展。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即:我每天都要再三反省自己:帮助别人办事是否尽心竭力了呢?与朋友交往是否讲信用了?老师传授的学业是否温习了呢?强调从自身出发修养品德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孔子强调做人还要重视全面发展。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即:志向在于道,根据在于德,凭籍在于仁,活动在于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做人。那么孔子为什么强调做人要全面发展呢?这里体现了孔子对人的社会性的认识,以及个人修养的相互制约作用,他说:“举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即:诗歌可以振奋人的精神,礼节可以坚定人的情操,音乐可以促进人们事业的成功。所以,对于个人修养来说,全面发展显得极为重要。

4、《道德经》

道德经又称老子

《道德经》本为先秦道家的代表作,汉末张陵创五斗米道,奉老子为教祖,尊称为太上老君,以《老子五千文》为教典教悔道徒,创立了道教,并作《老子想尔注》以宗教的观点解释《老子五千文》,自此成为道教的基本经典。

《道德经》为韵文哲理诗体。《庄子天下篇》括其旨曰: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居神明居。……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其说大体从天人合一之立场出发,穷究作为天地万物本源及宇宙最高理则之“道”,以之为宗极,而发明修身治政等人道。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道当取法于地,究源及道所本之自然。道之理则,分无、有二面。道常无,无名无形,先于天地鬼神,而为天地万物之始,道常有,生天地万物,具无穷之用。道之理则贯穿于万有,表现为万有皆相对而存,极则必反,终必归,根本之规律。而有之用,常以无为本,“有生于无”。圣人体道之无,法道之自然无为,以之修身,当无欲而静,无心而虚,不自见自是,自伐自矜,为而不持,功成而不居,怀慈尚俭,处实去华,以之治天下,当“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还刀兵,离争斗,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不见可欲,使民虚心实腹,无知无欲,则无为而治。“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故知道者守雌抱朴,退让谦下,挫锐解纷,和光同尘,以柔弱胜刚强。道教知道之论与政治观、伦理观,大体不出老氏体系。至若经言“致虚极,守静笃”“专气致柔”、“涤除玄鉴”,抱一处和等修养之道,更为道教守一、心齐、坐忘、服气、内丹等多种炼养术之所本。而“长生”“死而不亡者专”等说法,道教引为仙学长生说之宗源。“归根”“复命”之说,内丹学则发挥为内炼成真、与道合一之哲学依据。

《道德经》这部被誉为“万经之王”的神奇宝典,对中国古老的哲学、科学、政治、宗教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无论对中华民族的性格的铸成,还是对政治的统一与稳定,都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它的世界意义也日渐显著,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不遗余力地探求其中的科学奥秘,寻求人类文明的源头,深究古代智慧的底蕴。

《道德经》到了公元前206年-公元200年,被奉为道教经典,所以有学者认为《道德经》被分为八十一章有明显的道教的九九归一的思想,在内容的分割上未免牵强。至清代魏源首次破此惯例而分《道德经》为六十八章,相对保持了每章的完整性。

5、《墨子》

《墨子》是阐述墨家思想的著作,原有71篇,现存53篇,一般认为是墨子的弟子及后学记录、整理、编纂而成。《墨子》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记载墨子言行,阐述墨子思想,主要反映了前期墨家的思想;另一部分《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6篇,一般称作墨辩或墨经,着重阐述墨家的认识论和逻辑思想

《汉书·艺文志》著录"《墨子》七十一篇",班固注曰墨子:"名翟,为宋大夫,在孔子后。"《隋书·经籍志》著录"《墨子》十五卷,目一卷,宋大夫墨翟撰(zhuàn)"。《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都著录"《墨子》十五卷,墨翟撰"。现在通行本《墨子》只有53篇,佚失了18篇,其中8篇只有篇目而无原文。关于《墨子》的佚失情况,一种说法是从汉代开始的,另一种说法是南宋时佚失10篇,其余8篇是南宋以后佚(yì)失的。

有关《墨子》一书的作者和真伪问题,在学术界频有不同看法:一种是三项分类法,把《墨子》全书分为《墨经》、《墨论》、《杂篇》三类,《墨经》类有《亲士》、《修身》、《非儒》、《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因为这些篇没有"子墨子曰"字样,所以认为是墨子自著。《墨论》从《所染》到《非命》共28篇,认为是墨子弟子所记。《杂篇》从《耕柱》到《杂守》共16篇,记载了墨子的言行,与前两类体例不同,当是后期墨家学派的东西。

另一种是五组分类法,第一组是《亲士》、《修身》、《所染》、《法仪》、《七患》、《辞过》、《三辨》共7篇,有的认为是墨家著作,有的认为是儒家作品,还有的认为前3篇是伪作,后4篇是墨家记述的墨学概要。第二组是《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共23篇,这是墨学大纲,是墨子弟子所记。

墨子死后,墨家分成三派,有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因三派所传的学说不同,后人在汇编此书时,便把三派所传之学分上、中、下三篇并列,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非儒》篇,有的认为不是墨家学派的作品,有的认为是墨家学派的著作,成书年代较晚。第三组是《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共6篇,又称《墨经》或《墨辩》,有的认为是墨子所作,多数学者认为是后期墨家的作品。第四组是《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并5篇,记载了墨子的言行,是墨子弟子所记,成书年代较早,是研究墨子的可靠资料。第五组是从《备城门》到《杂守》共11篇,讲的是守城兵法。有的认为是墨子弟子记载墨家的军事思想史料,有的认为是汉人作品。

《墨子》一书思想非常丰富,其中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军事思想都比较突出,尤其是它的逻辑思想,是先秦逻辑思想史的奠基作。

6、《楚辞》

楚辞又称“楚词”,是战国时代的伟大诗人屈原创造的一种诗体。作品运用楚地(今两湖一带)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汉代时,刘向把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承袭屈赋”的作品编辑成集,名为《楚辞》。并成为继《诗经》以后,对我国文学具有深远影响的一部诗歌总集。并且是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

楚辞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而发展起来的,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由于地理、语言环境的差异,楚国一带自古就有它独特的地方音乐,古称南风、南音;也有它独特的土风歌谣,如《说苑》中记载的《楚人歌》、《越人歌》、《沧浪歌》;更重要的是楚国有悠久的历史,楚地巫风盛行,楚人以歌舞娱神,使神话大量保存,诗歌音乐迅速发展,使楚地民歌中充满了原始的宗教气氛。所有这些影响使得楚辞具有楚国特有的音调音韵,同时具有深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浓厚的巫文化色彩。可以说,楚辞的产生是和楚国地方民歌以及楚地文化传统的熏陶分不开的。

同时,楚辞又是南方楚国文化和北方中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春秋战国以后,一向被称为荆蛮的楚国日益强大。它在问鼎中原、争霸诸侯的过程中与北方各国频繁接触,促进了南北文化的广泛交流,楚国也受到北方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正是这种南北文化的汇合,孕育了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和《楚辞》这样异彩纷呈的伟大诗篇。

《楚辞》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出现,打破了《诗经》以后两三个世纪的沉寂而在诗坛上大放异彩。后人也因此将《诗经》与《楚辞》并称为风、骚。风指十五国风,代表《诗经》,充满着现实主义精神;骚指《离骚》,代表《楚辞》,充满着浪漫主义气息。风、骚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的两大流派。

7、《孙子兵法》

又称《吴孙子兵法》、《孙子》、《孙武兵法》,13篇,现存最早的兵书,孙武著。

孙武,字长卿,生卒年不可考,春秋末期齐国人,从齐国流亡到吴国,辅助吴王经国治军,显名诸侯,被尊为“兵圣”。

《兵法》每篇皆以“孙子曰”开头,继承、发展了前人的战争经验和进行兼并战争的军事理论,揭示了战争的若干客观规律,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把政治作为决定战争胜败的首要因素,这是《孙子兵法》的重要贡献,二千年来一直被视为军事著作中的经典之作,他总结的用兵原则,至今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毛泽东对《孙子兵法》推崇备至。世界各大军事院校和军事研究机构,都把《孙子兵法》作为教材和研究资料。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商场”人士,在传统文化中寻找智慧,《孙子》当然是首选。此书文句趋向整齐,善用排比铺陈叙说,比喻生动具体,使理论通俗易懂,以作战的缜密思维为文章谋篇布局,对孙武而言,如烹小鲜。所以,即使是对兵法没有兴趣,也没有机会实战演习,阅读此书,对于提高自己的思维,也大有裨益。

迄今最早的传世本为银雀山竹书《孙子兵法》,惜为残简,不能窥其全貌。注本以曹操注最早,今人新出的有吴九龙主编的《孙子校释》、吴如嵩的《孙子兵法新论》等。

8、《山海经》

《山海经》,十八卷,撰者不详,古代地理类史书。西汉刘歆校书时,有三十四篇,歆并为十八篇,《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十三篇,今本为十八卷,计山经五,海经十三。记大小名山五千三百七十,河流大泽三百余,动物百二十七种,异国九十五,及《夸父逐日》等神话故事。所载地理、博物、故事、巫术、神话极为丰富,自古号称奇书,影响深远。近代玄奇小说《镜花缘》,大部分素材即取自《山海经》。

《山海经》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从好仙术之郭璞到文学战士鲁迅,都爱不释手,陶渊明还写了《读山海经》(十三首),大部分成为传诵千古的佳句。聪明的人都十分好奇,并且想象力极为丰富,《山海经》是为聪明人写的,给聪明人看的神话。其中记载的缥缈的仙山与瑞兽,常常为后世所引用,如宋杨亿据《山海经》中关于昆仑之西有群玉之山,是为帝王藏书之府的传说,诗集题作《西昆酬唱集》,言下不无标榜之意。

9、《史记》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

《史记》是中国西汉时期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史学名著,列“二十四史”之首,《史记》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作者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西汉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芝川镇)人。著有《史记》,《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司马迁赋》八篇;《隋书·经籍志》有《司马迁集》一卷。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十多年后,终于完成。

司马迁早在20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

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38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官藏的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等到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我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完成,司马迁就开始撰写《史记》。

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辩护,而被关入监狱,并处以宫刑。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直到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史记》全书得以完成。

10、《金刚经》

《金刚经》是佛教重要经典。根据不同译本,全名略有不同,鸠摩罗什所译全名为《金刚般若(bōrě)波罗蜜经》,唐玄奘译本则为《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梵文Vajracchedika-prajñāpāramitā-sūtra。《金刚经》传入中国后,自东晋到唐朝共有六个译本,以鸠摩罗什所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最为流行(5176字或5180字)。唐玄奘译本,《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共8208字,为鸠摩罗什译本的一个重要补充。其他译本则流传不广。

《金刚经》,全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卷,印度大乘佛教般若系经典,后秦鸠摩罗什译。般若,梵语,意为智慧;波罗蜜,梵语,意为到彼岸。以金刚比喻智慧之锐利、顽强、坚固,能断一切烦恼,故名。此经采用对话体形式,说一切世间事物空幻不实,实相者即是非相;主张认识离一切诸相而无所住,即放弃对现实世界的认知和追求,以般若智慧契证空性,破除一切名相,从而达到不执着于任何一物而体认诸法实相的境地。《金刚经》是中国禅宗所依据的重要经典之一。

《金刚经》(梵文:Vajracchedika-prajñāpāramitā-sūtra(金刚经梵文名称修改)')于公元前494年间,成书于古印度。是如来世尊释迦牟尼在世时与长老须菩提等众弟子的对话纪录,由弟子阿傩所记载。是大乘佛教重要经典之一,为出家、在家佛教徒常所颂持。20世纪初出土于敦煌的《金刚经》,为世界最早的雕版印刷品之一,现存于大英图书馆。

文章来源于天和网国学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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