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论语》：《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写而成，至战国前期成书。全书共20篇492章，以语录体为主，叙事体为辅，主要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

2、《中庸》：儒家论述人生修养境界的一部道德哲学专著，是中国古代儒家经典之一，原是《礼记》第三十一篇，相传为战国时期子思所作。其内容肯定“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把“诚”看成是世界的本体，认为“至诚”则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并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宋代从《礼记》中抽出，与《大学》《论语》《孟子》合为“四书”。

3、《孟子》：《四书 》之一。战国中期孟子及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著，为孟子、孟子弟子所作。最早见于赵岐《孟子题辞》：“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

4、《大学》是一篇论述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思想的散文，原是《小戴礼记》第四十二篇，相传为曾子所作，实为秦汉时儒家作品，是一部中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著作。经北宋程颢、程颐竭力尊崇，南宋朱熹又作《大学章句》，最终和《中庸》、《论语》、《孟子》并称“四书”。宋、元以后，《大学》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5、《三字经》：中国的传统启蒙教材。在中国古代经典当中，《三字经》是最浅显易懂的读本之一。《三字经》取材典范，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学、历史、哲学、天文地理、人伦义理、忠孝节义等等，而核心思想又包括了“仁，义，诚，敬，孝。”背诵《三字经》的同时，就了解了常识、传统国学及历史故事，以及故事内涵中的做人做事道理。

《论语》是儒家经典之一，记录了孔子和他的弟子之间的对话，很有学习价值。不过，《论语》的另一个版本——齐论语，它失传了两千年，竟被专家在这座古墓中找到，上面写着现代《论语》中见不到的“佚失”内容。您可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小编这就来为您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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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1年3月，江西省文物部门突然接到群众举报：“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大塘坪乡观西村附近山上有一座古代墓葬，遭到盗掘。”文物工作人员立刻启程，来到观西村，对墓葬周边区域进行了考古调查。当工作人员赶到被盗挖的墓葬，他们也被这座古代墓葬的规模震惊了，工作人员连续挖掘了一个月也没找出墓葬边际，面对着规模宏大的古代墓穴，工作人员赶快和上级报备，这也引起了文物部门的重视。

在省市和国家文物部门的配合之下，他们在这里耗费了5年多，一共勘探约100万平方米，发掘约1万平方米，找到了数不尽的珍贵文物。其中，“刘贺”字样的私印、头箱、部分玉件、敷面等表层文物，还有尸体口中发现玉琀，都确认了墓主的身份——海昏侯刘贺。从墓中成套出土的有编钟、编磬、琴、瑟、排箫、伎乐俑；竹简、木牍以及有文字的漆笥、耳杯等数以千计；五铢钱10余吨近400万枚；青铜雁鱼灯、青铜火锅上的花纹惟妙惟肖；青铜镜上镶嵌着玛瑙、绿松石和宝石……都是汉代考古的文物珍品。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不是昂贵的金银珠宝，而是失踪了两千年的古籍——《齐论语》。在出土的大量竹简中，专家经过整理，整理出《齐论语》的大部分内容，着实令人惊讶。什么是齐论语？为什么它可以引起真么多人的关注？其实《论语》分三种，在西汉时期，《论语》分为《鲁论》、《齐论》、《古论》三个版本。其中，《齐论》相比其他版本，更加重要，因为它多了《问王》《知道》两篇，所以《齐论语》的失踪也更加令人心痛。而在海昏侯墓出土的篇首简，正面写有着：“智道”，背面书写着“孔子智道”等24字，这种书写格式，正是《论语》各篇的命名规则。

当专家整理完《齐论语》后，也把上面的内容公布了出来。只见《论语·知道》篇首章简文，一共24个字，上面的内容是：“子智道之昜也。昜昜云者三日。子曰：‘此道之美也，莫之御也。’”翻译过来也就是，孔子认为“道”很宽广光明，可以说好几天，孔子说，道的美，无法阻挡。

这个“道”是什么？其实了解孔子、老子的人都知道，在孔子和老子心目中，道都是至高的原则或真理。而孔子认为，“崇仁尚义”就是道。这几个字看起来简单，仔细理解起来可以引申出很多意思，“道”并不是简单的做个“善人”或做个“好人”，而是了解万事万物的根本，了解人、了解社会、了解自然，再尊重包容其中的根本。所以孔子说，“道”的美就在其中。这篇文章其实还有很多种翻译，不过万变不离其宗，孔子用仅仅24个字，就讲出了如此深奥的人生意义，真是令人钦佩。

问王篇写的是：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子张曰：“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翻译过来就是，子张向孔子问“仁”，孔子说：“能够处处实行五种品德，就是有仁心的人。”子张又问：“请问是哪五种？”孔子回答：“庄重、宽厚、诚实、勤敏、慈惠。庄重就不会遭受侮辱。”这篇文章的内容很实在，也很实用，自古以来，做人的道理就在这里了，不得不说，孔子真是人生导师。

当然了，找到了《齐论语》，这是件大好事。齐论语不仅丰富文化的宝库，而且还让论语的宝库，得到了完善，它为我们后人提供了更多价值。

真心希望随着时代的发展，考古工作可以进行的更加完善，帮助我们找到更多像《齐论语》一样重要的古书，带给我们更多的学习机会。

中国历史上不乏能工巧匠、天材地宝，相应的，珍奇的文物也就比比皆是。它们有的被摆放在博物馆中，供后人瞻仰；有的流落海外，被私人珍藏；还有的，则只能从史料记载中推测其模样，因为这些文物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那么，历史上有哪些著名的文物至今未找到呢？

在形容某人有着想夺取天下野心的时候，人们常常会想到一个成语，叫做“问鼎中原”。这一典故出自于著名的儒家经典《左传》，原文为：“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洛，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建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说的是，鲁宣公三年（公元前607），楚庄王北伐陆浑地区的少数民族，经过洛阳，于是在周天子的都城外练兵、举行阅兵仪式。周定王派遣能言善辩的大夫王孙满前去犒劳楚军。楚庄王问到周王宫里九鼎的大小和重量，九鼎是周天子权力的象征，楚庄王这么问，就是表达自己对周王室权力的觊觎。

于是王孙满回答，国家的兴亡不在于鼎的规格，而在于国君是否以德治国。曾经，夏朝有德，描绘了远方的各种事物，然后用从九州各地进贡的铜铸成了九鼎，把所画的内容刻在上面，让民众了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所以人们进入山林湖泊，就不会遇到恶物，不会碰见魑魅魍魉等等精怪。有了九鼎，人和自然界其他事物相处更加和谐，人们也能够更好地承受上天的恩泽。

夏朝末年，夏桀昏庸无能，失去德，九鼎就被商朝所拥有，一直传承了六百年。那之后，商纣王残暴不仁，九鼎归于周王。有了好的德行，哪怕是很小的鼎也能重到无法被取走；失去德行，昏庸奸邪，哪怕鼎再大，也很容易就会被夺走。上天赐福给有德之人，是有尽头的。周成王将九鼎安置在首都时，曾占卜周朝会传承三十代，七百年，这是上天的安排。现在周朝虽然权威减弱，但天命没有发生变化，还不能贸然询问九鼎的轻重。

王孙满一席话让楚庄王知道了周王受命于天，也介绍了九鼎这一宝物的来历。它是夏朝建立时，用从九州收集的铜铸造成的，而且上面有许多神秘而美丽的花纹。周朝覆灭，存放在国都的九鼎却不知所踪。

根据司马迁在《史记》的说法，周赧王死后，秦从周的首都雒邑掠夺九鼎入秦，可他在《史记封禅书》中又说：“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汉书》中不但记载了《史记》的两种说法，还补充了一条，说九鼎沉没在彭城泗水中。后来秦始皇南巡，派了好几千人在泗水中打捞，但徒劳无功。

此后武则天、宋徽宗也铸过九鼎，不过当然比不上原版的，九鼎也就成为了去向不明的著名文物。另外，还有同样大名鼎鼎的《兰亭集序》，现在流传于世的版本都是后人临摹的，而真迹则已经找不到了。据说，《兰亭集序》写成后，王羲之便珍惜有加，并将其作为传家之宝，一代代流传珍藏。

传到第七世孙智永时，出现了意外。智永从小就出家，当他领略到祖上书法作品的精彩绝伦后，便将自己关在小楼里，醉心研究书法，最终成为一代大师。和尚当然不会有后人，于是智永临死前将《兰亭集序》传给了弟子辩才，辩才将它好好收藏，不料还是被唐太宗李世民得知了。

李世民多次前去寺里索要，辩才都推辞说不知道真迹在哪儿。李世民贵为一国之君，当然不能派兵搜查逼供，于是他派出一个名叫萧翼的御史，带上几幅王羲之的作品去接近辩才。辩才本就是个热爱书法的人，便很快和萧翼关系友善。在萧翼拿出王羲之作品时，辩才不服气，便说自己有《兰亭集序》，并带萧翼去看。谁想，他刚拿出真迹，萧翼就拿出圣旨，李世民高高兴兴地将真迹请回了宫。

辩才不久郁郁而终，而李世民则令当时的书法大师前来临摹，把抄本赏赐给皇子大臣。最后，传说李世民把它带进了棺材。一件国宝级的书法作品，却被带进了帝王的坟墓，无法供后人观赏，实在是非常遗憾。

呃呃~~~秦始皇焚书坑儒失去了大量书籍，这个我也不知道；南北朝时期北周武帝撰写的《象经》已经失传了，据说是周武帝发明了象棋并写了象经，但现在仅剩下《象戏经序》 、《进象经赋表》、《象戏赋》，三篇。

乐经中有纯乐理内容，如规定音阶距离大小的“五音”（宫、商、角、徵、羽）和规定音高的十二律（六律指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六吕指大吕、应钟、南吕、林钟、仲吕、夹钟）等。

早在《尚书》中就揭示了“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的问题，《虞书·益稷》又说“予欲问六律、五声、八音”，其中都涉及到了“音律”问题。

《国语》记载了公元前522年周景王分别和单穆公、乐师州鸠的对话。

与单穆公探讨的是“熔化无射钟，改铸成音律较低的大林（即林钟别名）钟”的可能性；与乐师州鸠探讨的是如何实现“六律”向“十二律转化”的问题，州鸠说，通过在”六律“中插入六个称作为”六间“的”间隙律“，可以得到“十二律”。

《礼记·礼运》篇记有“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也”方法。

韩非子说儒分八派，其中有仲良氏之儒。陶潜的《圣贤群辅录》说“仲良氏传乐，为移风易俗之儒。” 《孝敬·广要道章》记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可见“移风易俗”是儒家论乐的核心观点。 

除此之外，儒家论乐还重性情，如郭店简《性自命出》开端就云：“凡人虽有性，心亡奠（定）志，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奠（定）。”

古人为何津津乐道“乐与性情”之间的关系呢？“殊不知这乃是儒家论乐的一套基本观点。” 李学勤先生主张把郭店简《性自命出》改名，将其“前半独立出来，称为《乐说》。”

扩展资料

史书称《乐经》亡于秦。“《乐经》失传,而汉武帝置‘五经博士’,宣帝讲五经同异,遂有五经之目”(《皇清文颖》)。“沈约称:《乐经》亡于秦”(《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乐类》)。“朱载堉曰:古乐绝传率归罪于秦火,殆不然也。

古乐使人收敛,俗乐使人放肆,放肆人自好之,收敛人自恶之,是以听古乐惟恐卧,听俗乐不知倦,俗乐兴则古乐亡,与秦火不相干也”(《经义考》)。《乐经》是否因秦火而失,还是因俗乐兴而亡,这《乐经》何指,何以失传,千百年来成为两大疑案。

何谓《乐经》,后世论者语焉未详。我们以为,《乐经》应该特指在周代被奉为经典的、作为雅乐核心存在、所备受推崇的“六代乐舞”,这里的“乐经”是“经典乐舞”的含义。

如此,《乐经》之失便可释然。何以为失,主要是秦代以下的统治者出于多种考量不再将周所推崇的六代君主作为必须承祀的对象。

这肇始于“始皇帝”,一统天下者就是自己,干吗还要承祀别人!

由于“六代乐舞”是国家祭祀在特定时间、场合,由特定承载群体所展示的乐舞行为。

如果统治者将这种乐舞展示的环境和场合祛除,没有了专习并以致用的承载群体,用不了太长时间,这种具有明确指向性、对场所与环境有着强烈依赖性、只能在国家最高祭祀中所用、作为“小众”的乐舞失传也就势在必然了。

参考资料：

秦孝公焚书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在《韩非子·和氏》中有“商君教秦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的记载，由此可见，商鞅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焚书的人。但商鞅的“燔《诗》、《书》”主张，实际上并没有认真执行，因而对古代文化并没有什么大的破坏性。

秦始皇焚书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确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行政体制，一些儒生游士针对时政，引证《诗》、《书》和百家语，以古非今。丞相李斯为杜绝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入则心非，出则巷议”的现象，提出“焚书”的建议。公元前213年，秦始皇接受李斯的建议，下令除《秦纪》、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外，其他如百家语、《诗》、《书》等限期交官府烧毁。这起焚书事件，令大量文化典籍化为灰烬。

梁元帝焚书

梁元帝(508～554)萧绎，是南朝梁皇帝。公元554年，西魏派常山公于谨、大将军杨忠率军5万南下攻梁。10月，魏军攻破江陵(今湖北江陵)。这时，梁元帝认为，自己读书破万卷，仍免不了亡国，读书还有何用于是，他就命舍人高善宝把所有14万卷图书聚集在一起烧掉。被俘后，西魏人问他为什么焚书，他说：“读书破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梁元帝受尽百般凌辱后，于12月被西魏所杀，终年46岁。萧绎焚书是在个人陷入绝望境地而做出的非理智之举，与秦、清等朝代为愚民而强令焚书有本质的区别，因而后人也往往对其焚书之举抱以宽容的态度。

乾隆皇帝焚书

清乾隆皇帝即位后，从1773年到1782年，他组织了360多位有名的文人学者，历时10年，编纂出我国封建时代一部空前绝后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四库全书》的问世，对于保存中国的古代文化典籍，传播古代学术文化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乾隆皇帝编书的根本目的在于推行文化专制主义，以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开始编书时，他曾两次提出：对古籍该“毁弃”的应予毁弃，该“删改”的应予删改。因此，有些书往往被弄得面目全非。据统计，在编书的10年中，仅浙江省就毁书24次，被毁书籍多达538种，13862部之多；江西巡抚海成，仅在乾隆41年(1776年)就搜缴焚书8000多部。整个乾隆时期，共焚毁各种图书7l万卷之多。可见，乾隆朝焚书是中国封建社会规模最大的焚书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