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土司四大家族

1、水西安氏，贵州存在时间最长的土司水西是彝族建立的政权，因为位于乌江以西，因而成为水西。水西本姓为罗氏，明朝时期接受朝廷的册封改姓安氏。

2、播州杨氏，播州杨氏形成于唐朝后期，唐僖宗乾符三年。太原人杨端率领杨家军进入黔北，击败南诏军队，开始割据播州。

3、思州田氏，思州田氏建立于隋朝。582年，黔州地区出现了叛乱，于是任命田宗显为黔州刺史，奉命征伐。田宗显平定叛乱之后，镇守黔州，开始建立世袭政权。唐朝又承认了田氏政权的存在。

4、水东宋氏，北宋初期，真定人宋景阳率领家族进入蛮州平叛，并建立世袭统治。南宋时期开始走向强大，并攻陷了矩州城，控制了今天的瓮安、龙里、贵定、惠水等地。元朝时期，水东宋氏投降，但后来又领导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元运动，最终失败。

这四大家族中，水西安氏和水东宋氏一向交好，但在正德六年因为安家图谋宋家的领地也曾导致两家交恶，不过后来关系又修补了起来。但这两家对付播州杨家就十分一心一意了。元朝，安氏宋氏联手造反，杨家镇压；明朝，杨家造反，安氏宋氏联手镇压。而同时，宋家的儿子还是杨氏的女婿，这个造反的杨应龙娶的又是田氏的女儿。

　　碧痕镇是贵州黔西南晴隆县下辖县，为陇姓土司领地，清代曾在此驻兵。

　　土司是元朝中国边疆的官职，多封授给西北、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部族头目，土司统治下,土地和人民都归土司世袭所有,土司各自形成一个个势力范围,造成分裂割据状态。

　　贵州的改土归流始于明代,高潮却是在清朝前期的雍正年间。李耀申《试论明清之际的贵州民族社会变革》认为政治上的“改土归流”并将其妥善安置，使之转变成为封建地主阶级中的一员，是促成明清时期贵州社会变革得以实现的重要因素。

　　土司历史文化系我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宋元以来，我国土司逐渐广布于西南、中南、华南、西北乃至北方和东北地区，最后又回缩到西南地区，对我国少数民族政治文化造成根深蒂固的影响。

在讨论苗疆土司与苗族的关系之前，有必要先弄清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那就是“苗疆土司”和“苗族土司”。简言之，凡苗族聚居区的土司均为“苗疆土司”，在这些土司中，由苗族充任的土司称为“苗族土司”。苗疆土司的外延，与苗疆的地域相重合；本文所说的苗疆，即苗族东部方言区，也就是史籍所称的红苗生息地。这块苗疆的地域如何？请看诸种史籍皆相同的记载：“红苗原出铜仁府，其族甚繁。东至辰州界，西至四川平头、平茶、酉阳土司、北至保靖，南至麻阳、东南至五寨司、经线三百里，纬线一百二十里，周千一百二十里，皆其族所居之所。”

按现在的地图计算，这块苗族聚居区的经线为360华里，纬线240华里，周围1200华里，面积21600平方公里，内含铜仁、松桃、秀山、酉阳、沅陵、泸溪、吉首、古丈、花垣、保靖、凤凰、麻阳等12个县市。除此之外，永顺、龙山、桑 植、大庸、以及鄂西边缘县份，尚有红苗寨落。

这块在历史上定格的苗疆，其地域一直保持相对稳定。明朝开国之后就着力于对苗族的镇抚，但37年后酉阳的生苗才开始归附。《明史》记载：“永乐三年（1405年），指挥丁能、杜福抚谕亚坚等十一寨生苗一百三十六户，各遣子入朝，命隶酉阳宣抚司。”到了光绪八年（1882年），官方镌刻的《移建安化县碑记》仍称“黔之东铜思所属有梵净山，高耸数千仞，绵延数百里，向为苗人所居。”

在这块土地上，统辖苗众的中小土司多由苗人充当，而担承治理责任的大土司，则多由汉人担任。民国二十年（1931年）编撰的《沅陵县志》，依旧沿引史籍的记载来陈述这种史实。该志有曰：“蛮部（指苗族）各有酋长，其酋皆各相雄长，不能统一。汉人之才智狡者，往往因而利用之，结合诸酋，使之承奉其号令。溪州之氏，盖汉人而为群蛮之所推尊者也。”但是，到了五十年代，对这种史实有了新的说法。潘光旦教授在他的洋洋十余万言的专题报告中讲：“‘土司’不是一般的土官，而是‘土家人’所担任的‘土官’”改变了土司的内涵以后，对于它的构成成分，潘说：“元代以来，湘西的土司是一般的、十有八九的，由‘土家人’充当的”。尽管还有点闪烁其词，可他最后还是勇敢地过渡到预定的结论上，那就是：“元、明、清三代实行所谓‘土司’制度，一直到清代雍正年间‘改土归流’为止，大小‘土司’几乎全部由‘土家’人承当，对当地的苗族，代表中原统治者经常‘约束’，随时镇压。”

历史果真如此吗？

历史上，汉族大土司对苗族没有起到“约束”和镇压作用。那位创导修筑长城来防御苗族的蔡复一，在公文中曾经强调过这种事实。

蔡氏字敬夫，福建同安人，万历进士，几次升迁官至兵部右侍郎，巡抚贵州，后总督贵州、云南、湖北军务。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蔡任湖广参政，分守湖北，带管辰沅兵备道，驻节沅州（今芷江县）。他在《边防条又议》“责担承”那段中写道：“永顺（土司）约束镇苗，保靖（土司）约束竿苗，每岁俱有担承认结到部，苗哨原设有抚苗防守舍巴头目，月食禀粮……今则担承毫无实效，认结只属虚文。就中草苗猖獗尤甚，历数冬春二季入犯，十（之）三镇苗，而十（之）七竿苗也。”不仅“受国恩世有爵土的”永顺、保靖两宣慰司奈何不得镇竿生苗，就连专事屯戍的营哨兵也如同虚设。明代官员马协在同类的公文中写道：“（哨官）不为自强之计，甘为媚苗之术。”“……真所谓畏苗如虎，自视如鼠也。”

这种情况到了清朝依然没有甚么改变。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湖广总督郭（左王右秀）在反映苗疆情势与防务的奏章中写道：“历任督抚提镇诸臣，止议永顺、保靖二土司分寨抚管，土司相距颇遥，且兵未经制，止可偶供征用，未便其永远抚管。”十年后，湖南巡抚赵申乔在《题六里苗民归镇溪所乾州同知抚管疏》中指出，土司的担承“毫无实济”。该疏曰：“镇竿有镇苗、竿苗之分，镇苗向系镇溪所管抚，竿苗即红苗，向系竿子坪长官司抚管。前明以镇苗令永顺司担承，竿苗令保靖司担承，苗乃叛服无常，二土司有担承之名，毫无实济”。就是这道奏疏，取消了永保两土司担承“约束”苗族的虚名，改土归流。

为何汉族土司无法约束苗民？其原因主要有三点。

一是苗族的社会结构与其他民族不同。苗族是个崇尚自由、强调自我意识的民族，它的尊卑全由实力的强弱来决定，无精神方面的因素，所以其社会管理框架属多系统的不稳定型结构，由于不是稳固的宝塔形模式，使异族统治者无法提纲挚领。关于这点，史籍中有许多记载。明代曾任贵州巡抚的郭子章在《黔记·诸夷》中写道：“诸苗夷有囤峒而无城廓，有头目而无君长。”清代凤凰敬修书院山长孙均铨在《苗蛮辨》中写道：“蛮犹有上下之分，苗则无所统纪。”关于苗族社会的特点，《永绥厅志》有比较详细的记述：“生苗各分寨落……有部落无酋长，其俗不以人命为重，寨中有父子兄弟数人数十人，强梁健斗或能见官讲客话者，则寨中畏之，共推为寨长；如寨中再有一人一户，则又各自为党。或一寨一长或一寨数长，皆以盛衰强弱迭更易，不如他部之有酋长世受统辖也。”

二是苗族的生存环境，外族难以适应。溆浦人严如煜，嘉庆元年（1796年）征举孝廉方正，廷试第一，以知县试用陕西，后随军到湘西镇压苗民起义，著有《苗防备览》、《苗疆风俗考》等多种关于苗族的文献。他在《总论苗境事宜务为筑堡议》中写道：“……又溪涧之水，夫马既多，腥秽不可入口。其泉水稍清洌者，俱为岩浆，极寒，败人脾胃，兵役饮之，水土不服，多生疟痢二疾，或痨黄肿，四肢无力，地势使之然也。”

三是苗人的战术斗技，精于他族，难以制服。对此，严如煜在他那篇《议》中写道：“他省近边夷人，以弓弩为武器，易为遮御。苗人本寨好打冤家。苗人五六岁即习鸟枪，种山赶场，寸步不离。”严氏还说苗地向产土磺、洞硝，苗人配制火药的技术“精于内地”，“放火器非诸夷所能及。”关于苗人的战术，严氏写道：“我军施放火炮，彼则挖坎伏避；即不能避，而三五分队，中毙者亦少。”为让官军高度重视苗人的战术，《苗防杂识》在印证了严氏的记述后写道：“（苗）遇敌必先择土坎岩窠，伏身暗中，放枪后，即从莽草中退十余步潜避他所，以防反击。”它的结论是“苗人火枪最难提防。”

严如煜在《议》中还写道：“苗人所居之险，猱崖猿壁，非人迹所能到。外间劲旗，扳援一峻坡，已喘息不能行动，安能与之追蹑？”而苗人在这种险竣的山地又表现如何呢？请看《乾州厅志》的记载：“而苗人走崖谷往来如猱，或明东暗西，堤防少疏，一营有事，数营震动矣。”

古代苗族社会的各种条件决定，大土司以下的中小土司大部分得由苗族来充任，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对苗族起到一定的统辖和约束作用。至于“大小‘土司’几乎全部由‘土家’人承当”的说法，只是潘光旦教授个人的认定，并非历史的真象。但是，这种说法却被少数学者当成科学论断，将人导入误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原因主要是“五姓真苗说”的影响，以及图解民族压迫的结果。

“五姓真苗说”人为地缩小了苗族的范畴，使我们把一些苗族土司作为异族。此说先见于孙均铨的《苗蛮辨》，其中有曰：“其时蛮中大姓则有彭氏、舒氏、向氏、冉氏、田氏，各有分土，中环五种土酋，有石、陇、吴、麻等姓，今苗姓有此，疑即是苗。”到了嘉庆年间，严如煜在《平苗议》中写道：“统计三种苗，惟吴、龙、石、麻、廖五姓为真苗，其欧阳、彭、洪等姓乃外民入赘，习其俗久遂成族类。”这就把五种土酋为苗的说法深化为“五姓为真苗”，即五姓真苗说。此说被后人承袭，谬误留传后世。其实苗族自己就有削、没（芈）、边（卞）、管、卡、来（莱）、刊等七大苗姓，他们使用的汉姓不计其数，若按多少来决定大小的话，那彭、向、田也是苗族中的大姓。关于这些情况，笔者曾在《红苗姓氏与风俗》中作了比较详细和阐述（见《吉首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按照现代的观点，为了体现民族压迫，苗疆土司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分子，把它们都视为异族是不会引起非议的。也就是说，至少苗族学者不会去关注这种界定是否客观。另一方面，由于“土司”与“土家”早先就被潘光旦混为一谈，于是那种界定又容易被人渲染，这样，就弄得苗疆土司中似乎不存在苗族土司了。

为了矫正视听，我们还是来正视一下史实。先谈几个没有争议之处的苗族土司。

吴毕朗，明宣德年间为竿子坪长官司土司，宣德五年（1430年）率苗众造反。

廖彪，明永乐三年（1405年）为竿子坪长官司土司，曾与其他苗族土司一起遣子入朝进贡。

杨二，明洪武初年的“卢溪苗长”。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卢溪县的辖区很宽，包括如今的泸溪、花垣、吉首三县市，以及古丈、凤凰的部分地区，那时，朝廷企图对该县的苗民实施籍户口、派赋税的统治措施，引起苗民的反抗。为了平息苗疆的骚乱，“卢溪县主簿孙应龙入峒招渝，领苗长杨二赴奏，准轻赋，始割上五都蛮民分为十里，置镇溪军民千户所，隶辰州卫。”关于此事，《明史》、《湖南通志》，以及湘西的多种地方史志均有记载。杨二进京面圣的结果是：要苗民缴纳的一万一千石粮食减去一万石，对卢溪苗民分而治之，割124寨为十里，为清康熙年间永绥厅（上六里今花垣县）、乾州厅（下四里，今吉首市）的问世铸定雏形。镇抚十里苗民的镇溪军民千户所建置后，杨二和其他“苗之渠首”被任命为百夫长，以约束苗民。

至于田姓土司中是否有苗族土司，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关于首任田姓土司田儒铭的族属，笔者在《红苗姓氏与风俗》中已举证说明他是苗族，此处不再重复。为证实那种说明并非妄断，下面以《湖南通志》和乾州、凤凰、芷江三厅县的志书记载，再铺陈两位田姓土司的情况，从中亦可见苗族土司的特征——叛服无常。

明嘉靖十六年（1537年），都指挥邵鉴诬诌竿子坪乌牌寨（属今凤凰县）苗人陇老恰、陇党叟，称其替川黔叛苗窝脏。于是镇竿守备陈表令土司田兴爵诱出二苗，解辰沅备道府衙（今芷江）监候。十八年（1539年），陇母叟因其父陇老恰屈死狱中，遂率苗众造反，守备陈表被弹劾离职。第二年，雅酉寨（属今花垣县）苗头陇求儿，乘势邀集川黔苗众造反。是年，田兴爵与镇溪土指挥田应朝，统领所部土兵，随大队军官到暴木营（凤凰县禾库镇吉寅村）参予剿抚造反苗民。史籍所称之“土兵”，实为凤凰、吉首、花垣三地的苗兵。由于二田的作用，官军得以利用廖羊保等苗族头人四处招谕，用“抚”的办法使战役尽快结束。这时，田兴爵、田应朝是站在朝廷的立场上，发挥土司的职能，以苗剿苗。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田兴爵因开罪官府被关押在辰州（今沅陵县）狱中，后经一些苗人暗中贿赂官吏将其救出，藏于生苗腹地腊尔山。第二年，田兴爵便率领苗众称兵反叛。田是一条无情无义的色狼，他仗势到处奸*妇女，并恩将仇报，虐待营救自己出狱的苗人。这家伙，有一次到土官隆歹家，因“呼其妇不至”，便把土官为求子而用来祭祖的猪杀了。后来，因为满足色欲，强夺阿留弟媳，“负以牛，将入山”。这时，土官隆歹率领被虐之苗众一齐杀来，田见寡不敌众，“乃挟刀且战且走”。从田兴爵在腊尔山苗寨的种种表现可以看出，这位土司是通苗语、谙苗情的，否则，就不会有“呼其妇不至”的情节，也不敢独自用牛驮上美妇人入山享乐，尤其是他敢于“且战且走”，独自在生苗腹地闯荡。就是到了四五十年代，整连整排荷枪实弹的军队，若没有苗族作向导，也是不敢闯进腊尔山的

就在田兴爵狼奔鼠窜的时候，平头（属今松桃县）长官司土官携带印信与“所部诸苗逃奔蜡尔”。原因是苗族群众拖欠赋税，并在铜仁知府督催缴纳时逃亡他乡，于是知府责成土司偿还，土司也只得一走了之。当平头土司与所率之苗同田兴爵相遇后，便联合称兵造反，“围麻阳县，执知县，官军讨之不能克”（见《乾州厅志》，上同）。这时，田兴爵又完全背叛了朝廷。

就在田兴爵称兵造反时，田应朝仍然在为朝廷效力，在副将都御史万镗的统率下，参予剿抚“湖广蜡尔山蛮叛”（见《明史》）。万镗采纳了田应朝的计策，软硬兼施，对苗族首领晓以厉害，诱以利禄，后来如《湖南通志》所载：“镇溪土司田应朝等，招出（陇）求儿等五十余人。”余下苗众，被官军各个击破，苗疆得到短时期的安静。

站在官方的立场上，各种史料一方面承认田应朝的能量，一方面又说他“狡黠多诈”。确实如此，作为异族，田应朝没有孝忠皇上的意识，顺从只是表面的，那只是为了谋求切身利益，反叛的本质，一旦时机成熟便会显现。对于异族土司，他毫无感情可言，暗中制造矛盾，挑唆是非，让永顺、保靖两土司相互仇杀，自己坐山观虎斗，并从中两面讨好，两面收受贿赂。除此之外，他还暗中勾结和支持田兴爵与平头土司称兵造反。此次苗叛平息后，到了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他又如法炮制，阴结贵州苗酋龙许保等为乱。田应朝知道自己只是朝廷的一只猫，如果老鼠不闹事，猫便会丧失原有的地位。这家伙“战则庇贼冒功，抚则反复要重资”（见《乾州厅志》），使平苗之役久而不克，给官府施加压力。

嘉靖三十年（1551年），龙许保、吴黑苗再次统率湘黔苗民造反，攻陷思州府。掠执知县李允简等官员。苗民此次起兵反抗，得到了酉阳冉姓土司的暗中支持。这时，田应朝反叛朝廷，率部合酉阳土司兵在平茶一带多次阻挠官军。奉旨征苗的都御史张岳，多次派人召田应朝罢兵来见，田不听从。后来张岳侦知田之叔田勉，饶勇悍桀，常被应朝恃为后盾，便设计将其捕来乱棍打死。此时田应朝有些畏惧，派人向张岳表示改过自新，张许其以功赎罪，但田又变卦不出山，张岳便削掉他的土指挥职务。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在官军的围剿下，田应朝感到形势窘迫难以维持，便到永顺宣慰司见张岳表示归顺。张岳先以军棍仗之以示惩罚，再令其随同官军征苗，后来还是把他杀掉，悬首于市，以惩戒其他苗酋。

从有关史料可以看出，由汉族充当的苗疆大土司，对苗族的直接影响力不大他们只负一个“承担”和“约束”苗民的虚名，只是在朝廷调集官军镇压苗民反抗时，率部随军进剿，依靠由苗人充当的中小土司，发挥前锋作用。由苗人充任的中小土司，能对苗族起到直接作用，而他们又具有时顺时叛的两面性。在顺从朝廷协同镇压造反苗民时，他们因熟悉地形，了解战术，通晓语言，总是作打头阵的尖兵，但是，他们往往都是用献策招抚苗族首领的办法来结束战事。这样，官军可尽快撤离，苗族也能保存实力，因此每次战后的安定都只是短暂的。从总体上看苗疆一直动荡不安，于是土司也就才能乱中取势，直到改土归流。苗族土司一旦反叛朝廷，结局都是削职杀头，所以史籍中出现的中小苗族土司，能世袭其职的不多。

贵州没有出过皇帝。

介绍一些出自贵州的名人：

1、张之洞：晚清名臣、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出生于兴义府，张之洞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四大名臣”。

2、何应钦：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字敬之,贵州省兴义人

3、王阳明：（1427-1529年），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世称“阳明先生”。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

4、杨龙友：明代著名诗人、书画家。

5、姚茫父：清末民初著名画家、诗人、学者。

6、周渔璜：清代著名才子、诗人。

7、丁道衡：(1899年11月-1956年2月21日)字仲良，贵州平远(今织金县)牛场镇人，著名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8、张道藩：（1897年7月12日－1968年6月12日）字卫之，本籍贵州六盘水盘县人（城关镇），美术教育者。曾于1952年3月11日－1961年2月24日担任台湾立法院长。

9、安健：（1877—1929年）字舜卿，彝族，去世后被南京政府追赠为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贵州六枝特区上官人，出生在一个彝族土司家庭，是杰出女政治家奢香夫人的后人，清末附生（秀才）。少年时就学安顺府，后游学省城贵阳。

扩展资料：

出自贵州的国主

夜郎是中国在西南地区由少数民族先民建立的第一个国家。

西汉以前，夜郎国名无文献可考。夜郎之名第一次问世，大约是在战国时期，楚襄王（公元前298年一前262年）派“将军庄跃溯沉水，出且兰（今贵州福泉市），以伐夜郎王”，“且兰既克，夜郎又降”。（常琼《华阳国志·南中志》） 这时，人们方知西南有一夜郎国。

-贵州

贵州省的历史形成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早期待开发阶段，中期逐步形成阶段和后期定型阶段。贵州省居于我国西南方，地理位置较为偏远，即使如此，早在秦国时期就被纳入国家版图，成为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待开发阶段其实就是秦国建立以前，也就是春秋和战国时期。在春秋时期以前，贵州居于荆州西南方位，可归为荆楚或南蛮。战国时期，西南地区出现了一个强国，即夜郎国，贵州就是其主要领土。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于公元前219年以屠睢、赵佗为主、副将率领大军越国岭南平定百越之地，为了稳固统治，秦始皇还迁移了大量民众来此，并在此实施郡县制。西汉时期，郡县制基本推广开来，此后中原文化不断传入，深刻的影响着贵州等西南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两晋南北朝、隋唐和宋朝时期，贵州还不是一个稳定的建制，整个辖境分散受到不同行政区划的管理，例如宋朝时，贵州隶属于夔州路、荆湖北路、潼川府路、广南西路等。元朝时，贵州大部隶属于湖广行省。

明永乐十一年，即1413年，朱棣在此设立贵州承宣布政使司，贵州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的建制。不过依据前朝定制，仍然保留了水东土司与水西土司。清朝前期，贵州的辖境有着较大变化，1727年时，雍正帝将四川的遵义府划归贵州，包括其下辖的州县等，此外将贵州的永宁地区划入四川，广西的荔波地区和湖广的平溪、天柱地区也划入贵州，到此，贵州的辖境才逐渐稳定下来，后来的贵州也即如此，并没有太大变化。

田氏政权在乌江流域黔中地区的统治可以追溯到隋朝，开皇二年(582)，田宗显为黔中刺史，止于明永乐十一年(1413) 统治时间长达831年之久。开皇二年(582)，乌江下游的彭水（黔中）包括今黔东北一带，处于湖广、四川交界的“两不管“的地方，山峦起伏，地势险峻，交通极为不便，历史上称之为“蛮夷之地”，加之，“夷苗屡叛”，人民生活贫困并难以安宁。为了黔中“蛮夷之地”的治理，隋朝皇帝苦于无计可施。此时，大臣苏威保荐田宗显为黔中刺史。田宗显与子田惟康（田世康）到任一年多，黔中大治，政通人和。隋文帝大悦，于是封田宗显为国公节度使。后来，白莲教金头和尚任则天举行农民起义，朝廷再次调遣田宗显前往征伐。战争胜利后，田宗显奉命管理黔中一带，接着，又被加封为 宣慰荣禄节度使金龙护国公，子孙世袭。由此，田氏确立了对乌江流域的黔中包括黔东北地区的统治地位。

唐初太宗统治时，二世田惟康世袭为黔州刺史，因为平叛有功，又加封为黔潭二州节度使。三世田阳明平“贼”有功，授都督府大总管一职。四世田克昌能以恩威服夷，接受义军兵马使。经过田氏十多代人的努力，乌江流域的下游的治理已见成效。但今贵州境内的广大地区，虽然均为 黔中田氏政权所管辖，然而，天高皇帝远，鞭长莫及，人民生活仍贫困而不能安宁。直到宋代大观元年(1107)，田宗显十四世孙蕃部长田祐恭入朝内附，愿为王民，始建思州治。田氏政权重心已经开始从黔中的彭水移到黔中的务川，据史料记载：思州之名始于唐代，唐武德年间，有因务川当牂牁要道而设务州的记载，属于羁縻州。贞观中，又以思邛水之名改为思州。又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思州辖有务川、思王、思邛三县，设址务川。政和八年（1118）以其地置思州，领务川、邛水、安夷3县。宣和元年（1119），田祐恭以镇压贵州境内少数民族有功，加封贵州防御使（贵州之名始于此），赠封为少师思国公。宣和四年（1122），废州县，改务川县为城，邛水、安夷2县为堡，属黔州。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复置思州和务川、邛水、安夷3县，为羁縻州，州治务川，仍属黔州。至此，黔东及黔东北才得到有效治理。

之后，无论是羁縻或经治思州，都是田氏为知州，田氏世为思州守。进入元代，中央王朝对西南少数民族推行土司制度，元代至元十五年(1278)，思州田谨贤以地归附，乃置万户府。后改置思州军民宣抚司，隶湖广行省。元至正间，田氏族属镇远州知州田茂安，始分据其地以献农民起义首领的明玉珍，创设思南道都元帅府，其慰徙治都坪，而思州分为二矣。元顺帝至二十五年(1365)，元思南宣慰使田仁智归附，朱元璋仍置思南宣慰司，田仁智仍为宣慰使；朱元璋改思州宣抚使为思南镇西等处宣慰使司，以田仁厚为宣慰使。下辖务川县、镇远府及十四州、五十二长官司。其地域“以今之地域观之，大致东起湖南永顺、保靖，西迄贵州务川、凤冈、施秉一线，北达四川酉阳，南至黔南荔波、从江，几乎占有贵州的三分之二兼及湘西之一部，地域辽阔，远远超出唐宋时代的思州（1）”。元代是思州田氏地方政权管辖范围最宽、级别最高的大土司，难怪明初朱元璋在建立明王朝初期还说：“两广覃黄，思播田杨”，即指思州田氏、播州(今遵义)杨氏，势力之大也、强也。思州宣抚使在元代就分为思南宣慰使和思州宣抚司，故民国《贵州通志》卷6前事志曰：思州“自龙泉坪徒宣抚司治清江郡，因此称为思州，而改称故思州为思南”。可见，元至元时期(1264～1294年)思州田氏政权就一分为二了，其中一部分已迁入今思南。明代，思南宣慰司辖有水德江、蛮夷、沿河佑溪、思印江、朗溪、镇远溪洞金容金答、施秉、偏桥、邛水十五洞(团乐、得民、晓爱、陂带、邛水五长官司)、臻剖六洞横陂等处、铜仁、省溪、提溪、大万山、乌罗、平头著可、溶江芝子坪等17个长官司，加上思州宣慰司的地方，就相当于今天的岑巩、玉屏、石阡、凤冈、黎平、锦屏、从江、榕江、德江、沿河、印江、施秉、三穗、镇远、铜仁、江口、万山、松桃等县和重庆酉阳部分地方。这些地方与四川、湖广相邻，地处要冲，自元代以来，为湖广通往云南的驿道干线所经，有水陆通往四川、湖广，又是川盐入黔孔道之一，流寓以四川、陕西、湖广、江西为多，经济较为发展，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战略价值。

至此，思南、思州田氏宣慰司为贵州四大土司中的两大土司，思南、思州（今岑巩）分别成为黔东北和黔东的两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改土归流的直接发生地，其辖大片土地也为贵州建省奠定了地域基础 。

田氏土司自战国至汉至周，均是黔中地或思州之地的一大望族。

从《太平御览》的记载知：“涪陵蛮时，有冉氏，何氏、田氏。聚落最盛，大者万户，小者千户太和十七年（493），蛮帅田益宗率部曲四千户内附。”面对蛮夷地，土地之宽广，人烟稀少的黔中，能拥有四千户的民众，确实不易，这足以说明田氏系望族，拥有很大一片疆域。

北周保定四年（564），涪陵蛮帅田思鹤以地内附周，建德三年（574）改奉州为黔州。”

《沿河县志》载：“随文帝开皇二年（582），田宗显为黔中刺史。”

又根据民国《沿河县志》引《田氏宗谱》载：“随文帝开皇二年（582），黔中夷苗屡叛，大臣苏威保奏（田）宗显为黔中刺史，同子惟康赴任年余，黔中大治，文帝诰封为国公节度使之职。旋陕西天鹅山白莲教金头和尚为乱，调宗显往征，兵至天鹅山与贼战，贼败奔四川、成都。宗显追至，贼复败走渝城朝天门，潜往小河，追及复战，贼又败。兵至漆地安营，访贼至石马，问往民何地，民以石马即庸州答之，宗显详观地形，山环水抱，下居焉。迨贼授首，奉命镇管黔中思州十八堡，沿治四十八渡。旋加封为宣慰荣禄节度使金龙护国公，子孙世袭宣慰职，军民两管。”

依据《元史》、《明史》、《贵州通志》、《思州府志》、《思南府志》、《镇远府志》、《沿河县志》、《铜仁市志》、《岑巩县志》、《田氏雁门堂记》等史料记载：

元至正二十五年七月初七（1365年7月27日），授思州军民宣抚使兼湖广行省左丞，以武功靖乱，加朝烈大夫，管古州八万军民事的田仁厚，派遣都事林宪、万户张思泉首先纳款，随即将田氏世守的二府、十县、三十四州（长官司）地方图册献纳明朝朱元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