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是清朝永乐年间，由2000多名学者花费5年时间完成的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一共有一万多册，字数达到了惊人的37亿字，估计一个人想全部读完一辈子时间可能都是不够的。那《永乐大典》中到底包含了哪些内容呢既然是百科全书肯定是什么方面的内容全部包含其中了，所以对我们了解古时候的文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永乐大典》如今保存下来的并不是很多。大部分都被销毁或者流散海外了。

先说说《大典》的正本与副本

《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棣命太子少师姚广孝和翰林学士解缙主持，三千多人参加，历时四年，于永乐六年(1408年)修成的大型类书，参与编校、誊写圈点者三千余人，辑入古今图书七八千种，包括经、史、子、集、释藏、道经、戏剧、平话、工技、农艺等，搜集极为宏富。至永乐六年(1408年)冬成书，全书目录六十卷，正文22877卷，装成11095册，总字数约在37亿字左右，赐名《永乐大典》。

《大典》成书于南京，书成后未能刻板，只抄写一部，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迁都时，命令撰修陈循将文渊阁藏书每种挑选一种，共装100柜及《大典》正本一起运至北京皇宫。《大典》到京，贮于文楼，其他100柜图书则暂存左顺门北廊。正统六年(1441年)，文渊阁建成，于是将左顺门北廊的书运入阁中，《大典》则仍贮文楼。正统十四年(1449年)南京文渊阁不幸失火，《大典》所据原稿及所藏其他图书均付之一炬。自此，《大典》遂成孤本。

《大典》由于种种原因，从成书起，便束之高阁。《野获编·补遗》记载：“(明成祖)多修马上之业，未暇寻讨，列圣亦不闻有简阅展视者。”有明一代277年，历16帝，其间除明孝宗为使自己长命百岁，曾将《大典》所辑金匮秘方书录给太医院外，只有明世宗“按韵索览，几案间每有一、二帙在焉”。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北京宫中失火，奉天门及三大殿均被焚毁。世宗怕殃及附近的文楼，严令将《大典》全部抢运了出来。为了预防不测，他还决定重录一部副本。此事搁置了几年，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秋，才召选书写、绘画生员109人，正式开始抄绘。重录前，世宗与阁臣徐阶等经周密研究，制订出严格的规章制度，誊写人员早入晚出，登记领取《大典》，并完全依照《大典》原样重录，做到内容一字不差，规格版式完全相同，每天抄写三叶，不得涂改，也不允许雇人抄写。这样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正本的原貌。

重录工作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朱厚熜辞世时尚未竣工，到隆庆元年(1567年)四月才算大功告成，共费时五年。

明亡后发现，永乐正本已不知下落，正本去了哪里后人不断推测，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的看法：

一是随明世宗殉葬于永陵说。因为在明代帝王中，曾阅读过《永乐大典》的，仅孝宗、世宗两人。世宗对《永乐大典》“殊宝爱之”，所以正本极有可能殉葬于永陵。在明代，生者所爱书籍殉葬不乏其人，如上世纪山东发掘鲁荒王朱檀墓时就有《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等典籍。而明永陵的宏伟超过明代诸陵，以其建筑规模，也存在殉葬《大典》正本的可能。但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朱厚熜逝世，次年隆庆元年三月办完丧事，而《大典》录副工作到四月份才告结束，没有正本录副就无法进行，永陵说疑问重重。

二是有研究认为她藏于皇史宬夹墙。著名历史学家、山东大学教授王仲荦先生等认为修成于明世宗嘉靖十三年(1534年)的皇史宬，大殿墙壁奇特，东西墙厚35米，南北墙厚61米，为建筑中所罕见。《永乐大典》正本有可能藏于皇史宬夹墙内。

三是郭沫若等先生大典毁于明亡之际的看法，认为明末，正本付之一炬。更具体一点，正本是被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焚毁了。起义军在占领北京42天后被迫撤离，撤走时，曾放火焚烧宫楼。

四是毁于清朝乾清宫大火一说。据《鲒埼亭集外编》记载：雍正间，《永乐大典》副本由皇史宬移藏翰林院，全祖望在翰林院看时发现有缺，于是猜测正本“乃知其正本尚在乾清宫中，顾莫能得见者。”到清末，缪荃孙不但承袭此说，还进一步发挥：“嘉庆二年(1797年)，乾清宫一场大火，正本被烧毁了。”有的学者指出这没有根据。因为乾隆曾清理宫藏图书，所有善本全部集中乾清宫旁的昭仁殿。但是《永乐大典》有1万多册，如正本在乾清宫是极易被发现的，《天禄琳琅书目》中未编入《大典》，证明正本当时并没有藏在乾清宫中。

目前我们见到的《永乐大典》都是嘉靖年间抄录的副本，正本在哪里是否还在天壤之间，由于史籍没有明确记载，我们不妨寄一线希望，某一天我们还会见到她。

第二个问题我想让大家认识《大典》的副本

《永乐大典》副本迄今四百余年，经历兵燹火厄，人为偷盗等，不完全统计，散落在国内外的《大典》仅有400册左右，继续搜寻，不排除天壤间还会有新的发现。

既然《大典》副本是按正本原样重录的，正本已不存在，就让我们介绍一下副本的版本情况：

载体材料

纸张：《大典》使用的是以桑树皮和楮树皮为主要原料制成的皮纸，当时北方习惯称为白棉纸。因“其纵纹扯断如棉丝，故曰‘棉纸’”。(明宋应星《天工开物》)这种纸在嘉靖前后产量很大，纸质洁白柔韧，是印书的佳选。藏书家们习称“白棉纸本”。《大典》本用纸厚度为012毫米的白棉纸。

墨：明代以徽州墨最著名，产量也大，以黄山松烟加多种配料制成，销售全国。程氏、方氏等徽墨商世代经营，驰名海外。朱墨则以朱砂矿物质制成，颜色经久不褪。

字体插图

字体：除标题首字用多种篆、隶、草体书写外，正文为楷书台阁体。明清时对科举试卷文字，要求端正整齐，大小一致。所以生员和经过科考任命的馆阁、翰林院官员都擅长这种字。明代楷书一般横竖撇捺都比较张扬，不甚拘谨，有宋元遗韵。明末以后，受董其昌影响，字体追求圆润，馆阁体字日渐平庸。《大典》字体端正整齐，而有洒脱精神，实为写本精品。

插图：《大典》中各类插图包括人物故事、博古器物以及宫室建筑、园艺花木、山川地图等，用传统白描线条笔法，人物景象，生动逼真，工致精美。嘉靖录副时，也由画工以原图摹绘而成。因此，这些插图是宋元和明初画家们的绘画作品的遗存，在绘画史、书籍插图史方面也极具价值。

栏格版式

全书为手绘朱丝栏本，框高355厘米，宽235厘米，四周双边。八行，大字单行十四五字，小字双行不顶格28字。版心上下大红口，红鱼尾。上鱼尾下题“永乐大典卷×××”，下对鱼尾之间题叶次。其边栏、书口象鼻、鱼尾都系手绘，《大典》用纸需数十万张，手绘栏格也是大工程。有推测，如果不用工具既慢又不齐，可能是用薄板将边栏、书口处镂空，加以固定，再在板上用笔刷上红色而成，栏内的直格是另一次完成，中国古代卷轴制度的写本多打乌丝栏格，据说也有专用的笔床。书内文字，正文为墨色，引用书名及书口文字用红色。断句用红色小圆戳钤印，朱墨灿然，便于阅读。

装订形式

《大典》为包背装，即每叶纸，字面向外由中缝对折，书脊先用纸捻订牢，外面用硬纸板裹一整块黄布连脑包装作书皮。装裱后在书皮左上方贴长条黄绢镶蓝边书签，题“永乐大典×××卷”。右上方贴一小方块黄绢边签，题书目及本册次第。每册30-50叶不等，每册多为二卷，也有一卷或三卷的。全书高52cm、宽约31cm。

第三个问题我讲讲《大典》副本的流散

据记载，《大典》嘉靖副本贮藏皇史宬配殿约150年，到清雍正间(1723年—1735年)被移贮翰林院敬一亭。从此这部内府藏书开始被大臣们借阅辑录佚书，从而不断遗失并遭受各种破坏。乾隆三十八年(1772年)修《四库全书》曾利用此书，清查时发现已缺失2422卷，约一千册。此次共从中辑佚书300余种。

嘉庆、道光间修《全唐文》和《大清一统志》时又利用《大典》，这期间由于监管制度不严，又被官员大量盗窃。另外，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翰林院遭到野蛮破坏和抢劫，丢失《大典》不计其数。尤以英侵略军抢掠最多，作为战利品运回该国。光绪元年(1875年)修缮翰林院建筑时，清查所存《大典》已不足5000册。

另据记载，次年翁同龢入翰林院检查《大典》只剩800册。最后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翰林院成为战场，《大典》除战火焚毁破坏以外，再加上人为抢劫，使翰林院所藏副本至此化为乌有。各国侵略者将抢劫的大量财富文物盗运回国，《大典》从此散布在世界各国图书馆和私人手中。国内一些文人书贾也竞相购买收藏，以为奇货可居。这部曾藏于明内府、清官署的万余册《大典》，不到百年几乎是灰飞烟灭。宣统二年(1910年)京师图书馆成立时，教育部只拨交劫余的60册《大典》，作为京师图书馆最初的收藏。

第四个问题我讲讲国家图书馆的《永乐大典》收藏

《大典》的毁灭，不仅是中国学术的重厄，也是世界文化的巨大损失。为搜寻《永乐大典》作出巨大贡献的郑振铎先生在50年前就曾经感慨地说到：假如《永乐大典》全部保存到现在的话，我们对于中国古文学史的面貌是可以看得更完全的。……仅仅就这百存三四的《大典》说来，我们已经可以从那里边得到不少的珍罕而且重要的资料了。

经过国内外学者调查，现藏《永乐大典》400册左右。作为国家图书馆的四大专藏，《永乐大典》在国家图书馆的收藏和保存过程充满了传奇色彩。经过百年的努力搜求，今天，国家图书馆的《永乐大典》数量已达222册，在架书为162册，其中60册暂存台湾。

实际上在清末筹建京师图书馆时，学部就提议将翰林院残存的《大典》移交京师图书馆庋藏，但未得办理。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周树人(鲁迅)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等部门的工作。在他的建议和努力下，教育部咨请国务院，将翰林院所存《大典》残本送归教育部，交由京师图书馆储藏，获国务院批准。教育部当即派员前往陆润庠处，将64册《大典》运至教育部。除4册置于教育部图书室展览外，另60册送往京师图书馆，这是国家图书馆入藏的第一批《永乐大典》。

京师图书馆在细心整理，妥善保护这60册《大典》的基础上，四处征集，广为搜罗，其间，京师图书馆几易馆名，但大典的收藏工作却从未停止过。到1934年，馆藏《永乐大典》的数量已达93册。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华北局势动荡不安，政府下令古物南迁。北平图书馆先将敦煌写经、古籍善本、金石拓片、舆图及珍贵的西文书籍装箱后存放在天津大陆银行等较为安全的地方。1933年5月，教育部电令北平图书馆将宋元精本、《永乐大典》、明代实录及明人文集挑选精品南迁，以防不虞。接电后，北平图书馆即将包括《永乐大典》在内的善本典籍运往上海，存放于公共租界仓库，并成立国立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负责管理。在保存下来的装箱单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永乐大典》南运的情况。

1937年“八一三”事变以后，上海沦陷，不久欧战爆发，国内局势进一步恶化，国家图书馆存放在上海的图籍的安全遭到威胁。代理馆长袁同礼先生和上海办事处钱存训先生通过驻美国使馆与美国联系，决定将这批善本再做挑选之后运往美国寄存。选取的三千种书中有60册《永乐大典》。于太平洋战争发生之前运抵美国，由美国国会图书馆代为保管。1965年，这批善本转运台湾，目前暂存台湾。

八年抗战，国难当头，但爱国文化人士抢救、搜集古籍善本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过。困居上海的郑振铎先生不停地出入书肆，寻找善本，并和国家图书馆保持联系。袁同礼馆长则四处筹措购书经费。那一段时间收集的善本中有两册《永乐大典》。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更加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永乐大典》的收集也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1951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将11册大典赠还中国政府。文化部接收后即拨交国家图书馆。为纪念这一举动，国图举办了一次《永乐大典》展览，宣传《大典》的价值及其惨遭劫掠的遭遇。展览极大地激发了各界群众的爱国热情。一些爱国人士和藏书单位纷纷将自己收藏的《大典》交由国图集中收藏。

1951年8月20日，周叔弢先生将家藏的一册《永乐大典》无偿捐献给国家并致信国图：“仆旧藏《永乐大典》一册，杭字韵，卷7602至7603，谨愿捐献贵馆，……珠还合浦，化私为公，此亦中国人民应尽之天责也。”几乎与此同时，在张元济先生的倡议下，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一致通过，将商务印书馆所属东方图书馆所藏21册《大典》赠送国图。随之，赵元方先生也将家藏的一册《大典》捐赠出来。1958年，北京大学将4册《大典》移送国图。广东文管会也移送3册。向国图捐赠大典的还有张季芗先生、金梁先生、徐伯郊先生、陈李蔼如先生以及赵万里先生。

此后在1954年，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又送还我国52册，1955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送还我国3册，苏联科学院也通过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送还1册。这样67册曾经远离故国的《永乐大典》又回到了祖国怀抱，在国图“团聚”了。

更值得我们感怀的是，在五六十年代，在共和国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对文物的收藏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特批专款从香港著名藏书家陈清华手中购回了一批珍贵古籍，其中有4册《永乐大典》。至1965年，馆藏永乐大典达到220册。

大典的收集过程中还有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1983年，在山东掖县农民孙洪林家中发现了一册《永乐大典》。发现时，这一册《永乐大典》的天头地脚部分已经不存，书里夹着花样、鞋样。幸运的是，当时的农家妇女虽然不识字，但从祖上因袭的敬字惜纸的传统，使这册《大典》得以保存了下来，也可以算做《大典》流传过程中的一件幸事。得知此书的重要价值后，孙家将书送到了掖县文化馆，掖县文化馆将书又转送到国图，国图在收到此书后即由专业修复人员做了复原。这册流落在外多年的典籍终于与其他《大典》聚合了。截至这一年，国家图书馆《永乐大典》的收藏量已经达到221册。

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在专家赴上海鉴定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时，一个机缘，一册新的《永乐大典》又呈现眼前，在两年后经过运作，即将入藏国家图书馆，这是模字韵湖字一册，与原藏国图的部分可以实现缀合。

《永乐大典》的收集、保藏是国家图书馆善本藏书的一个缩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图书馆善本书收藏的历史。近百年来，政府的支持、众多爱国人士和关心国家图书馆事业的人们的奔走寻访、国外收藏单位的送还、几代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呕心沥血，无一不令人感动。作为国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是一刻也不能忘怀的。

第五个问题是国家图书馆以外的《永乐大典》

除国家图书馆的收藏外，上海图书馆、四川大学、以及英国、日本、德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公私藏家手中，还藏有近200册《永乐大典》。根据已经了解的情况主要有如下30家藏家：

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台湾中央图书馆、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日本国会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日本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日本天理图书馆、日本静嘉堂文库、日本斯道文库、日本大阪府立图书馆、日本武田长兵卫、日本石黑传六、日本小川广己、英国大英博物馆、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英国伦敦大学东方语言学校、英国剑桥大学、英国马登、德国汉堡大学图书馆、德国科隆基莫图书馆、柏林人种博物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美国康乃尔大学、美国波士顿图书馆、越南河内远东学院、南朝鲜旧京李王职文库。

我们看到英国、日本藏家更多一些。因为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翰林院成为战场，而英使馆与翰林院围墙之间隔不到1米，所以很容易解释为什么英国收藏的《永乐大典》会多一些。在翟兰斯日记中，记载现藏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一卷《大典》，就来源于英国。1989年曾在爱尔兰发现五册《永乐大典》的信息，2002年，《永乐大典》600年国际研讨会上还有一册阿伯丁的《永乐大典》扫描件赠送给国家图书馆，也是未见著录的。还有在会上学者透露在纽约公共图书馆也收藏有《永乐大典》。而日本藏《永乐大典》的数量或许是占了地利的因素，东洋文库1920年曾经一次在田中庆太郎的文求堂书店购买了10册《永乐大典》，之后到1943年共六次购入《永乐大典》，总共63卷34册。大约在1940年，东洋文库曾想一次购买刘氏嘉业堂的49册，但因时逢战乱、资金短缺，未能遂愿。通过当时的满铁，将其收藏在了大连图书馆。大战后，它们经过旧苏维埃联邦归还至北京图书馆。也许通过我们的古籍普查，还会有新的发现。

永乐大典存卷现藏情况一览表

　　世界各大博物馆里珍藏着许多举世无双的中国文物。她在外国博物馆以无比高贵的姿态，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言人，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偶象。下面简略介绍如下：

　　一、亚洲

　　日本：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日本最大的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内设有“东洋馆”，整个二楼五个展室都陈列中国古代美术品，其中不少是陶瓷，从原始彩陶到唐宋以后的陶瓷等，应有尽有。比如，该馆珍藏古建盏，产自闽建阳市水吉，是镇馆之宝。就甲骨片而言，日本是收藏最多的国家，在流失海外的近3万片甲骨片中，日本有近13000片。馆内的9万多件藏品中，包括有上万件中国文物，上自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玉器、唐宋元瓷器，下迄清代的瓷器字画，可谓无所不包。马远的《洞山渡水图》《寒江独钓图》，梁楷的《雪景山水图》;《李白行吟图》《六祖截竹图》李迪的《红白芙蓉图》等等都是旷世名作。此外，日本各地上千座博物馆收藏有中国文物，珍品也是数不胜数，数量估计在数十万件。

　　据《日本侵华对文物的破坏》一书介绍，战后日本归还了一部分战时掠夺的文物，有158000多车，其中有2000多件是比较珍贵的，但这只是很少的部分。此后由于多种因素我国没有再继续追讨。

　　值得一提的是，东京国立博物馆曾举办了“日本出土的中国陶瓷”展览。是把全日本出土的中国陶瓷，不仅是完整的器物，也包括陶片，从全国搜集后，汇集展览，引起了人们极大兴趋。其中有越窑、龙泉窑、景德镇窑、建窑的瓷器等。

　　京都国立博物馆的本馆，主要用于举办各种专题展览。馆内所藏1万余件珍贵文物，定期轮换站出、展出。京都国立博物馆本身，也是日本的国家重要文物保护单位。其中陈列着大量的龙泉青瓷。铭记有“顾氏”二字的明代著名龙泉匠师顾仕成一件直径约4寸5分的瓷碗，就珍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内。

　　日本奈良市的法隆寺珍藏了唐代越州窑的四耳青瓷药壶，高8寸7分，直径4寸5分，曾为天皇所使用。当这一稀罕的宝物在1939年于奈良市博物馆公开陈列时，前往参观的人群如山如海。

　　伊朗：伊朗阿特别尔寺在伊朗古都大不里士以东的阿德比尔镇。1611年曾将珍贵的1600多件中国陶瓷献给神庙，现归德黑兰考古博物馆收藏的，仍有8O5件。藏品中除有元青花重器达20余家件外，尚有北宋、南宋、元龙泉瓷、景德镇印花白釉小足器、蓝、黄、酱釉及各时期青花瓷、斗彩瓷、粉彩瓷等。是世界上知名的博物馆。

　　土耳其：托普卡比宫收藏的陶瓷约1万件。其中大部分是中国产的，仅浙江元龙泉青瓷就有1500余件。其中大盘、碟子、碗等器皿质量异常精妙绝伦，也有大罐。清代的瓷器约4000件。完整的至正型的元青花重器在世界上为数不多，据说总共不过300件左右，但仅在这里就集中了8O余件。这些藏品中元青花琢器就40件，其器型硕大、通体满绘、色泽艳丽浓翠，堪称世界之最，为国内出土器罕见。如80厘米的葫芦瓶就有二个。这里藏的元青花器有一种震撼力，当你第一次看到它时会都被迫得往后退。这些元青花从缠枝牡丹、龙凤麒麟，到“萧何月下追韩信”、“昭君出塞”……元青花可谓无所不绘。该博物馆已成为世界上收藏中国元代完整的青花瓷最多的一个博物馆。

　　菲律宾：

　　桑托斯、洛克辛和罗伯特·维拉诺克等三个博物馆藏有中国瓷器约7万余件。菲律宾人历来珍视中国瓷器，据说只在节日时，才将埋于地下的瓷器取出来用，用后又再深埋地下，所以出土的瓷器大多是完整的；品种有越窑系刻花青瓷；龙泉窑刻花盘、晚、花瓶、酒壶等；福建泉州、德化的刻花青白瓷、青白褐斑瓷以及福建的建盏。元代瓷器出土数量最多，主要是景德镇产品，有青白瓷、青花、釉里红瓷等品种。

　　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博物馆收藏500O多件陶瓷藏品中，绝大部分都是中国汉代到明代的产品，这些藏品都是从印尼各地收集来的。在东南亚各国博物馆所藏的明代陶瓷中，雅加达博物馆是首屈一指的。其中有明代的斗彩、三彩、五彩、白地青花瓷器，器型有书“金玉满堂”四字的盈尺大碗，也有图绘仕女栩栩如生的万历五彩大尊。有书阿拉伯文字的白地青花大盘，盘中绘双龙朝日，次为五火云奔马，边缘画阿拉伯故事。有书阿拉伯文字的三彩大盘，这是元末明初德化窑产品。还有书阿拉伯文字的白地青花中碗，碗底有“成化年制”的款识，也是德化窑烧造的产品。

　　马来西亚：

　　吉隆坡国家博物馆珍藏一批中国明代瓷器，大部分是景德镇的产品。比如，一件12寸大盘，内画葵花、如意，边画八宝、长春花，外画梅鹊，底款书篆字“富贵佳器”。一件8寸康熙中盘，内画山水，边画水草花鸟，外画梅鹊；环以金钱带，外画缠枝花。一件5寸中碗，内画山水，边画水鸟，底款书“大明嘉靖年制”。一件4寸康熙小碗，内画鸳鸯水草，边画荷花，水草，水鸟，外甜白，底款篆书“福”字。是目前所知出土中国瓷器最多的地区。

　　沙捞越博物馆收集出土的陶瓷标本100多万片。 其中福建德化、安溪磁灶等窑的青瓷、青白瓷、白瓷等。

　　韩国：

　　汉城博物馆把在南朝鲜出土的中国瓷器收集到一起，为研究中国对南朝鲜瓷器文化带来的影响提供了条件。藏有从汉代到清代的青瓷、白瓷、唐三彩等中国瓷器5000余件，其中的最早的中国白瓷灯盏、晋代青瓷羊为馆藏之宝。此外，汉城博物馆还藏有一定数量的敦煌遗书。

　　巴基斯坦：

　　拉合尔博物馆该馆辟有中国文物陈列室，展出约7O00余件中国文物，其中不少是陶瓷。卡拉奇国家博物馆也收藏了不少中国陶瓷。其中有晚唐时代越州窑青瓷水注和长沙烧制的施黄褐釉的陶器。拉合尔博物馆该馆是巴基斯坦目前最大的艺术性博物馆。

　　新加坡：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收藏各地出土的瓷器碎3000余千件。青瓷以越窑青瓷为主，并有宋、元、明三代的龙泉窑青瓷。青花是景德镇产品，有明代永乐、宣德年号的高足瓷片约30件。

　　南洋大学李光前文物馆搜集和保存有丰富的中国陶瓷，其中有高80毫米的宋德化桶形白瓷罐，直径141毫米的明德化粉绘白瓷盒，直径46毫米的明德化印花白瓷盒，高119毫米的明德化狮头双耳白磁瓶。均为馆藏珍品。

　　泰国：

　　曼谷博物馆收藏中国明代瓷器200余件，比如，大明年制款青花大碗，红色描花小罐带金装饰盖、贴金小罐等。特别是出土的绿釉帆船形明器，更是研究中国造船史的宝贵资料。

　　越南：

　　河内博物馆收藏的中国陶瓷，以龙泉青瓷和景德镇青花瓷为多。尤其是在青瓷方面，有北宋的多嘴罐形青瓷瓶。元代的花瓶、大盘等物，该馆还收藏有中国汉代陶器。

　　阿曼苏丹：

　　马斯喀特博物馆藏有中国古瓷3千余件。其中一件元青花飞凤牡丹纹瓷是马斯喀特老城博物馆的镇江馆之物。。

　　伊拉克：

　　巴格达阿尼亚西多博物馆，收藏有中国陶瓷2500余件，其中有珍贵的元青花、宋代龙泉窑青瓷和元代、明代龙泉窑青瓷。

　　二、欧洲

　　法国

　　卢浮宫 ,位于巴黎市中心的塞纳河北岸，是巴黎的心脏。它的整体建筑呈“U”形，占地面积为24公顷，建筑物占地面积为48公顷，全长680米。在瓷器方面，以收藏亚洲艺术品著称的法国集美博物馆收藏最佳，馆里的瓷器从中国最早的原始瓷器一直到明清的青花、五彩瓷，各个朝代各大名窑的名品应有尽有，且多为精品。敦煌遗书在我国国内仅存2万件，仅占三成，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有6000件；卢浮宫是世界上最著名、最大的艺术宝库之一，是举世瞩目，艺术殿堂和万宝之宫。1793年8月10日，卢浮宫艺术馆正式对外开放，成为一个博物馆。其门口的金字塔形建筑就是华人设计师所设计。从那时起，这里的收藏不断增加，包括拿破仑掠来的艺术品。总之，如今博物馆收藏目录上记载的艺术品数量已达四十万件之多。，从古代埃及、希腊、埃特鲁里亚、罗马的艺术品，到东方各国的艺术品，应有尽有。馆藏中国历代陶瓷器约4万件。几乎涵盖了中国各时期的陶瓷。有些甚至为国内罕见，尚还有一些为孤品。卢浮宫已成为世界著名的陶瓷馆。

　　巴黎国立图书馆馆内目前收藏的圆明园艺术珍品主要有：由清代宫廷画师沈源和唐岱共同绘制的绢本《圆明园四十景图》；宫廷画师沈源和孙佑刻版的木刻本;《圆明园四十景图》宫廷画师伊兰泰制作的海晏堂等西洋楼铜版画四十幅；郎世宁绘制的宣扬乾隆皇帝武功的《格登鄂拉斫营》以及《圆明园菊花迷宫图》;等。《圆明园四十景图》局部巴黎东方博物院清末外交官薛福成在其《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中记述：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他在巴黎东方博物院中国展室中发现“有圆明园玉印二方。一曰：‘保合太和’，青玉方印，稍大；一曰‘圆明园印’，白玉方印，稍小”。巴黎集美博物馆馆里的瓷器从中国最早的原始瓷器一直到明清的青花、五彩瓷，各个朝代各大名窑的名品应有尽有，且多为精品。馆内还收藏有圆明园艺术品珍品：郎世宁绘制的《乾隆肖像》，是乾隆皇帝41岁时的坐像，乾隆身旁站立两位大臣，人物极具神韵，为中国与欧洲绘画技艺相结合的佳作；乾隆百花瓷瓶，陀螺状，造型精美，画法上乘，瓶上的花卉图案种类各异，绚丽多彩、万紫千红，非常美观，是乾隆时代的艺术珍品。

　　枫丹白露，原意为“蓝色之泉”，在巴黎东南90公里处，周围有2500公顷的森林，自古这里就是狩猎、避暑的胜地。法王路易六世时期(约公元1137年前后)，这里最早开始兴建宫殿。经过几代帝王的不断扩建，枫丹白露宫日益完善并富丽豪华起来。枫丹白露宫中的中国馆是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欧也妮王后建立的。兴建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存放抢自圆明园的文物—1860年英法联军劫毁圆明园后，侵华法军司令孟托邦把从圆明园抢劫来的所谓战利品敬献给拿破仑三世和欧也妮王后。目前，这里收藏的中国历代名画、金银首饰、瓷器、香炉、编钟、宝石和金银器也有3万多件。

　　另外巴黎的吉美博物馆，收藏有中国历代陶瓷器1万余件。陶器有自甘肃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壶、两汉的陶桶、北魏的骑马俑至唐三彩器等。瓷器有晋朝的盘口瓶、南北朝的渣斗、唐朝的白釉碟、宋哥窑洗。钧窑玫瑰紫洗、花盆等，元代的青花扁壶是其精品。明代的瓷器、清三代的青花瓷器就数不胜数。

　　英国：

　　不列颠博物馆（大英博物馆），在伦敦的鲁塞尔大街上，面积较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小，但展出面积也较故宫博物院为大。原来是私人捐赠的图书馆，1754年购买现址的蒙塔古大厦为馆址，1759年首次向公众开放。1823年英王乔治四世在蒙塔古大厦基址上修建了现在的古罗马式大厦，并捐赠了许多皇家藏品，成为今天的大英博物馆。

　　不列颠博物馆的文物收藏可谓广博，不列颠博物馆所藏中国绘画最精。堪称一座世界历史博物馆。人类文明发源地巴比伦、印度、中国和希腊的珍贵文物比比皆是。中国的瓷器琳琅满目。由香港巨富徐展堂先生捐赠125万英镑辟设中国艺术馆，这里收藏了很多中国瓷器。就敦煌宝藏而言，而今敦煌遗书在我国国内仅存2万件，仅占三成；藏于不列颠图书馆东方写本部有13700件。藏于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近2000件几乎中国有什么它就有什么。太厉害了。有的展品甚至在我国故宫都没有。这些东西大部份是八国联军掠去的。圆明圆的珍宝有一半都藏在该馆。该馆大概是中国以外最大的中国陶瓷馆了。1860年，英军从圆明园中所劫走的文物一部分献给了当时的维多利亚女王，另一部分被拍卖。献给女王的圆明园文物存放在大英博物馆。其藏品目前已接近700万件。

　　不列颠博物馆收藏的中国文物包括，青铜器、陶瓷器、书画、玉器、雕刻品等，共计23000余件，有许多是珍品、孤品。比如，清代乾隆帝的心爱藏品、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唐代摹本最为引人注目，而精美的商周青铜器和上世纪由斯坦因(被指“敦煌盗宝第一人”)带往英国的大批敦煌文物，也是极其重要的珍品。顾恺之《女史箴图》局部书画：顾恺之《女史箴图》唐代摹本、李思训《青绿山水图》、巨然《茂林叠嶂图》、李公麟《华岩变相图》、范宽《携琴访友图》、燕文贵《群峰雪霁图》、苏轼《墨竹图》、马远《山水再游图》等。青铜器：商双羊尊、西周康侯簋、邢侯簋等。

　　不列颠图书馆中国珍贵文献和古籍6万多种，其中有中国波罗蜜佛经最早版本《永乐大典》;45卷及甲骨片、竹简、刻本古书、敦煌藏经(包括刻版印刷的《金刚经》和地图。法国枫丹白露宫在西方博物馆中，收藏和展览圆明园珍宝最多最好的要数法国的枫丹白露宫，宫中的中国馆可以说是圆明园在西方的再现。英国的维多利亚博物馆和剑桥、牛津、普雷斯顿、爱丁堡等博物馆仅收藏福建德化瓷器就有近300件，其中维多利亚博物馆就有60件。

　　伦敦维多利亚——艾伯特博物馆 在英国博物馆珍藏着皮尔先生于1731年12月10日在广州签署的订购中国瓷器的发货单。发货单上有100种不同样式的青花瓷碟约25O件；按订货方要求装饰玫瑰釉家族纹章的瓷器约450件。另外，还有花瓶、咖啡壶、大碗等。

　　德国：

　　卡赛尔朗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中国青瓷碗，上有卡泽伦博格伯爵（1435--1455年）的纹章图案，是现存欧洲最早的有年代的中国明代瓷器，几百年来一直是该家族的传家宝。

　　德累斯顿博物馆收藏的12个中国青花大花瓶还有一段奇闻：1757年4月，萨克森的选侯奥古斯特二世，十分喜爱收藏中国瓷器，对他的邻国普鲁士威廉国王的妃子收藏的中国瓷器羡慕不已。威廉国王又喜欢身体强壮的大个子士兵。于是，奥古斯特派人游说，用自己的四队近卫军换取了威廉妃子的12个青花大花瓶。因而这些花瓶也被称为近卫花瓶。

　　俄罗斯：

　　冬宫是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博物馆之一。该宫由著名的建筑师拉斯特雷利设计。正如人类历史上其它著名的宫殿一样，该宫殿自从建成以来一直备受劫难。冬宫初建于1754至1762年间，1837年被大火焚毁，1838至1839年间重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再次遭到破坏，战后被精心修复。宫殿共有三层，长约230米，宽140米，高22米，成封闭式长方形，占地9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超过46万平方米。冬宫的四面各具特色，但内部设计和装饰风格则严格统一。四角形的建筑宫殿里面有内院，三个方向分别朝向皇宫广场、海军指挥部、涅瓦河，第四面连接小埃尔米塔日宫殿。共有中国各个时期的陶瓷珍品近5000件，基本上反映了中国陶瓷工艺发展的概貌。其中不少珍品是沙俄从我国掠走的因而该馆藏品异常丰富。如敦煌遗书在我国国内仅存2万件，仅占三成，而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亚洲民族研究所就有12000件，多为珍本孤本。次外，国宝明天启针灸铜人也是被沙俄从我国故宫掠走的。

　　瑞典：

　　东方博物馆收藏有在西方算最全最好的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这是因为瑞典地质学家兼考古学家安特曾任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当时的中国政府请他将新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址和周口店古人牙齿等古物标本带到瑞典鉴定、研究、确定牙齿属5万年前的中国猿人。带去鉴定的出土陶器则由中国政府作为赠品留给了瑞典。加上后来陆续收集的，藏品包括了庙底沟、马家窑、齐家坪、马丁、辛店、半山等地出土的代表着新石器时代几个重要文化时期典型面貌的各类彩陶、灰陶、黑陶作品今年是故宫博物院80周年华诞，也是中国和瑞典建交55周年，瑞典派出以王储维多利亚公主为首的访华团，并精心策划，挑选了165件从沉船“哥德堡“号上打捞上来的中国瓷器访华，并在故宫展出。

　　这批瓷器05年9月9日到京，在伦敦一家国际保险公司投保，保额约达2500万人民币，这在艺术品保险当中首屈一指。于2005年9月26日起举办“瑞典藏中国陶瓷展”。展出的181件（套）文物中，有165件是打捞上来的。其余的瓷器是瑞典各博物馆收藏的中国外销的瓷器。12月26日展览结束后，“粉彩孔雀牡丹纹汤盆”、“黑彩描金花卉大碗”、“粉彩描金帆船纹大盘”等18件精美的瓷器，将由此次展览的赞助商之一—沃尔沃公司无偿捐赠给故宫博物院永久收藏，总价值达50万元人民币，体现了中瑞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

　　东方博物馆还收藏有从战国到明代的数百件俑，最大的高1米多。该馆收藏唐三彩作品也很多，有官吏、商人、马夫、宫女、舞伎以及胡人形象，以女俑为最多，还有动态异常生动的马与骆驼形象。其收藏的陶瓷精品，展厅也是按年代系列陈列的，从汉代铅釉陶壶、鼎、俑、唐三彩等各式冥器，到中国古代四大名窑的精品，瑞典清代在中国烧制成套瓷器20万件以上。其中3万套有瑞典贵族家微。这些瓷器，很多都收藏在该馆里。

　　瑞典哥德堡历史博物馆收藏中国明末、清初的景德镇外销瓷。分纹章瓷、人物画瓷、船舶图花卉图几类。外销瓷中的花卉多是摹仿欧洲花卉画家的作品。2006年瑞典仿古帆船哥德宝号访问了广州、上海等城市。

　　葡萄牙：

　　里斯本博物馆收藏印有曼纽埃尔一世纹章的中国生产的青花不多，但精品不少。

　　比利时：

　　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历史博物馆里，收藏着一些精美的瓷盘。

　　丹麦：

　　哥本哈根博物馆里仅收藏中国福建德化瓷器就有26件，其中有的是康熙青花瓷。

　　挪威：

　　奥斯陆博物馆收藏中国福建德化瓷器约十件。

　　波兰：

　　华沙国家博物馆远东部收藏中国陶瓷共约5OO件。

　　三、非洲

　　肯尼亚：

　　杰萨斯堡博物馆收藏了很多肯尼亚各地出土的中国古瓷，达200件。其中，明代瓷器较多。比如，缠枝莲花卉纹碗、秋雁花草纹碗、塔楼亭石纹碗、鸳央莲池碗等都是中国明代的产品，还有清代康熙时期瓷器近百件。

　　埃及：

　　开罗博物馆藏有中国陶瓷残片12万片。这些残片有唐到宋初越窑系青瓷，唐到明白瓷，宋元龙泉青瓷，元青花，以及明清两代青花彩瓷，还有唐三彩。

　　摩洛哥：

　　非斯博物馆藏有6件方形彩绘中国明代五彩瓷，这些瓷器是在摩洛哥出土的。

　　四、北美

　　美国

　　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是美国最大的博物馆，建于1880年，整个博物馆是一幢大厦，占地8公顷，为北京故宫博物院的1/9，但展出面积很大，不下24公顷，反而是故宫博物院的两倍。仅画廊就有200多个，藏有365万件各类文物和艺术品。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背依纽约中央公园，闹中取静，环境幽雅。然而，在建筑上没有体现出美国人的创造性，高台阶、大廊柱，与任何一座标准博物馆一样刻板、单调。但展出内容却丰富多彩，体现了资金足、气派大的美国风格。整座的2460年前的埃及古墓移置在馆内专建的大厅中巨型玻璃罩里，令人叹为观止，可谓镇馆之宝。被认为科学技术最发达的美国，对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浓厚兴趣，实在发人深思。可能由于美国历史很短，博物馆的主办者不满足于单件展品的陈列，而是充分利用雄厚的财力，制造一些风格迥异的环境来让人怀古。

　　大都会博物馆展出面积极大，在艺术上却难称登峰造极。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中国德化古代陶瓷就有8O多件，其中还有德化著名陶塑家何朝宗的早期瓷雕达摩象作品。

　　馆内收藏的康熙玉如意，为圆明园散失的艺术珍品之一。它由一块名贵的白玉雕刻而成，长近半米，白中透绿，被雕刻成多孔真菌形状。手柄顶部有“御制”两个大字，下部刻铭文：“敬愿屡丰年，天下咸如意。臣吴敬恭进”。当年它被英法联军抢走后，又在巴黎拍卖会上被拍卖，最后入藏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波士顿美术馆该馆以东方艺术品著称于世，现藏有中国和日本绘画5000余幅。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宋、元时期名画，如保存完好的唐张萱。《捣练图》，宋代摹本、宋徽宗;《五色鹦鹉》;张萱;《捣练图》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圆明园艺术品主要有：郎世宁绘制的《乾隆帝后和十一位妃子肖像》，画中的青年时代的乾隆皇帝英姿飒爽，栩栩如生。这幅画乾隆只见过3次，即绘制完成之时，70岁时和他退位之际。

　　芝加哥美术馆该馆的东方部以收藏中国青铜器而为世人瞩目。最让人震惊的是一件战国提梁孟。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这是一座以收藏亚洲文物尤其是中国文物为主的博物馆。其中陶瓷部有2000多件，始于新石器时代，迄于清。玉器部有1200多件，为世界上收藏中国玉器最丰富的博物馆。青铜器部约有800件。明尼阿波利斯澳克艺术中心收藏有一座原藏圆明园的乾隆大玉山子。这是一块含有绿色和白色的玉石，能放射清冷的灰绿色光泽，在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被雕刻成一座高峰深谷的玉山。山崖下露出亭台殿阁，小路和下面的山脊上有几组浮雕人物，房前有一个百合花环绕的池塘，极为壮观而精致。在峭壁之上，还刻有乾隆皇帝御笔临摹王羲之的。《兰亭序》挪威伯尔根实用艺术博物馆其中一处展厅摆放着几千件中国文物，这些文物仅出自挪威人蒙茨的捐献。1887年蒙茨来到中国，在中国海关任职，后又担任了袁世凯的骑兵团长、参谋长等多个职务。蒙茨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多年，收集了两千五百多件中国文物。该馆藏品中最不寻常的是圆明园的石雕，在一层的整个陈列室中，几乎全部是雕刻精美的圆明园建筑石构件，有残断的柱础、栏杆、望柱、石像，在大厅的墙壁上还挂着一幅印在白布上的圆明园海晏堂铜版画。从上面还能认出部分石雕原来所在的位置。这座展厅被命名为“圆明园展厅”。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所藏中国绘画近500幅。

　　华盛顿的弗利尔美术馆是致力于古代东方艺术的一个博物馆。该馆收藏了很多中国古代陶瓷器。其中一件举世闻名的商代白陶，陶质细腻，纹饰精致。商代的白陶器在国内仅存残片。这件是流散在海外的唯一完整的器皿。

　　华盛顿弗利尔博物馆收藏的中国古代绘画就有1200余幅。美国共收藏有中国古籍善本3000多种，家谱2000多种。

　　在塞勒姆的航海博物馆收藏有一件中国瓷盘。关于这件珍贵的中国瓷盘的由来是这样的：19世纪初，塞勒姆的“塞勒姆的友谊”号在所有美国的船舶中占居首位。这艘建造于1815年的船，尽管吨位不大，但以快速航行而闻名世界。它曾航行到过广州。美国的画家为这艘船画了一幅水彩画。大约在1820年，广州的瓷器画家根据这幅水彩画在一个直径十英吋的瓷盘上也描绘了这艘船，上写船的英文名字，远处还隐约地出现三艘小船，显然是运用了西洋绘画的透视技法。现在，这块瓷盘已成为研究美国18、19世纪航海、远东贸易、造船、绘画等方面的宝贵资料。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流失到境外的中国文物约164万件，分散在全世界47家博物馆，而海外民间的收藏预计是馆藏的10倍。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因战争、不正当贸易等原因，超过1000万件中国文物流失到欧美、日本和东南亚等国家及地区。大英博物馆是收藏中国流失文物最多的一个博物馆，其收藏中国文物的历史可追溯到1753年建馆时期，目前收藏的中国文物多达23万件，长期陈列的约有 2000件。从远古石器、商周青铜器、魏晋石佛经卷、唐宋书画，到明清瓷器等。

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宏伟的综合性博物馆，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著名的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

其中，中国陈列室（中国馆）就占了好几个大厅，中国文物被大英博物馆视作最重要的收藏之一，总数多达23000余件，珍品如山。

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中国文物包括了中国整个艺术类别，跨越了整个中国历史

有新石器时代的石器，仰韶文化时期的彩陶，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秦汉的铜镜，汉代的漆器，北朝的造像，南朝的青瓷，唐三彩，宋代的钧窑瓷器，元代的青花花瓶，明代的掐丝珐琅等。

很多文物都是绝世珍藏，中国历史上各个文化登峰造极的国宝在这里皆可见到，且可谓门类齐全，美不胜收。

广西地处中国地势第二阶梯中的 云贵高原 东南边缘，是中国唯一临海的少数民族 自治区 、西部唯一的沿海地区。先秦时期，岭南称 百越 之地，广西分属西瓯、骆越。公元前214年，秦王朝征服百越，在岭南设置桂林郡、南海郡和象郡，今广西大部分地区属于 桂林郡 和 象郡 ，所以广西称“桂”由此而来。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坐落于南宁市民族广场东侧 ，是国内最早开创 “馆苑结合”、“动静相辅”模式的博物馆，是全国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馆藏文物（含古籍）7万多件（套）。以下就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馆藏的12件珍宝进行盘点。

此卣通高40厘米，卣身及盖四面有棱背，提梁置于正背面脊上。盖面、腹部饰以浮雕式的兽面纹，眉、目凸起。盖面上两兽面纹向左右，腹部两兽面纹向前后，互不相望。盖缘、颈、圈足均饰夔纹，盖钮饰六只蝉纹。提梁饰夔纹和蝉纹，两端作牛头形。此器为中原器物，至于为何出现在瓯骆地区，有专家猜测，其可能是通过赏赐、购买或交换而来，也有可能是战利品。1974年出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武鸣县马头乡全苏免岭，现藏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此卣造型精美，保存完好，盖内有标志着做器奴隶主族徽的铭文，为典型的中原器物，为研究商代中原与瓯骆地区的交流提供了实物资料。

铜鼓是我国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瑰宝，可分为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冷水冲型、遵义型、麻江型、北流型、灵山型、西盟型等8个类型。壮族是最早铸造和使用铜鼓的民族之一，广西是古代铜鼓出土最为密集的地区。这件翔鹭纹铜鼓高368厘米，面径564厘米，足径675厘米，重3075公斤，鼓面中心为太阳纹，十二芒，芒外七晕圈，主晕为衔鱼翔鹭纹，其余饰栉纹、勾连雷纹和锯齿纹。鼓身九晕圈，饰锯齿纹、圆圈纹、羽人划船纹和羽人舞蹈纹。鼓胸为六组羽人划船纹，每船六人，其中三船的划船者皆戴羽冠，另三船各有一裸体人，船头下方有衔鱼站立的鹭鸶或花身水鸟，水中有游鱼。鼓腰饰八组羽人舞蹈纹，每组二至三人，头戴羽饰，下身系展开的羽裙，两臂外展，双腿叉开作舞蹈状。舞上空有衔鱼的翔鹭。足部一侧卧刻篆文“百廿斤”。1976年出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县（今贵港市）罗泊湾1号墓，现藏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此铜鼓保存完好，纹饰清晰，图案精美，所刻图案纹式内容丰富、活泼生动，整器品相完好、铸造精良，集冶炼、铸造、绘画、雕塑、音乐、舞蹈于一身，是南方古代民族特有的综合艺术精品，在国内实属罕见，弥足珍贵，是石寨山型晚期的代表作之一，国宝级文物。

羊角钮钟流行于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是一种极富地方特色的青铜打击乐器，呈半截橄榄形，上小下大，钲部上端透穿长方形孔，顶端有两个外撇羊角状钮。这件人面纹羊角钮铜钟通高19厘米，正面铸有人面纹，人面的眼、鼻、口都隐约可见，呈现出不落俗套的民族风格，装饰人面纹的器物，多是祭祀用品。与铜鼓一样，羊角钮钟作为古越人使用的重要的打击乐器，其在战国至汉代瓯骆文化遗迹——左江崖壁画中有描绘：在首领的带领下，伴随着敲击羊角钮钟、铜鼓等发出的节奏和音律，祭祀人群翩翩起舞。1976年出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县（今贵港市）罗泊湾1号墓，现藏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此钟音高、律制与同墓共出的“布”字铭钮铜钟、铜锣、铜鼓完全相同，可与这些乐器合奏本地特有的音乐旋律，同时还被赋予作为权力和财富象征的 社会 功能。这种古老且极富地方特色的铜钟，对研究我国南方古代音乐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此灯通高33厘米，长42厘米，宽15厘米，呈凤鸟形，顾首回望，双足分立，尾羽下垂及地。足与尾形成鼎立之势以支撑灯身。头、冠、颈、翅、尾、足各部位轮廓清晰，比例匀称。通体细刻羽毛，精致美观。凤鸟背部有一圆孔，用以放置长柄灯盏。凤鸟口内衔喇叭形灯罩，垂直对准灯盏蜡锥柱上方。凤鸟颈部由两段套管衔接，可以自由转动和拆卸，便于调节灯光和冲洗体内烟尘。灯罩与颈部及腹腔相通，腹腔中空，可以贮水。当灯盏中的蜡烛点燃时，烟灰经灯罩纳入颈管，再由颈管导入腹腔，最后溶入水中。1971年出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合浦县望牛岭1号墓，现藏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此灯造型独特，灵巧优美、活泼可爱，工艺先进，纹饰采用岭南地区的一种新兴錾刻花纹工艺，构思巧妙，将环保思想应用于灯具的设计制作中，具有极高的文化艺术观赏性，显示了2000年前我国工匠们的精湛手艺和高度智慧，是西汉古代青铜器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提筒是典型的南越器物，主要发现于两广地区，有铜质和陶质两种，为盛酒器皿。这件漆绘提梁铜筒高418厘米，由器身和器盖两部分组成。盖顶有环钮，器身上部有一对铺首衔环耳，上系活动提梁。整件器物仿竹节形，颇似今天广西壮族、苗族、瑶族人民外出劳动时随身携带的竹筒。筒身上满绘的漆画，画面中有人物、禽兽、花木、山岭和云气等。内容以上下不同层次展开，每段均自成一个完整的画面。所画内容，造型生动，线条流畅，巫师的恭敬肃穆、猫头鹰的默静阴森，鼠的敏捷活跃、凤的清高富态，怪兽的凶猛凌厉，都表现得淋漓尽致、惟妙惟肖。1971年出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合浦县望牛岭1号墓，现藏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此筒漆绘画造型生动，线条流畅，给人以惟妙惟肖之感，人物的造型、服饰可在战国楚人绘画中找到源头，说明南越国的铜器花纹，呈现出一种汉、越、楚诸文化并存的风貌，是一件难得的漆画艺术珍品，是研究当时有关情况的重要实证。

黄金在西汉时期使用较多，不仅用于帝王给臣民的赏赐，还用于对外贸易货币支付。西汉法定黄金铸币形式主要有金饼、马蹄金、麟趾金及金五铢等。这枚金饼圆形，正面凹陷，内刻一“阮”字，在“阮”字上方又细刻“位”字，背面隆起、粗糙，重量为2449克。1971年出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合浦县望牛岭1号墓，现藏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西汉金饼均作不规则圆饼状，形体有大小之别，大形金饼重约250克，相当于当时的一斤，小形金饼轻小，其重约为大形金饼的十六分之一，即代表当时的一两，是最早出现的圆形黄金货币，此金饼为大形金饼，且刻有文字，十分罕见。

玻璃作为最早的人造材料之一，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发挥了独特作用，随着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玻璃制品作为中外交流的载体，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这件弦纹玻璃杯高55厘米、口径73厘米、底径4厘米，腹部装饰了三道弦纹，经轧膜成型、精细抛光后，呈半透明的浅蓝色。广西合浦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拥有诸多西来的商品。专家推论，这很可能是汉代合浦人学会了烧制玻璃的技术，并利用当地的材料，延续传统器形，烧制出不同于西方的国产玻璃制品，并开始投放中外市场。出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合浦县文昌塔70号汉墓，现藏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此杯属于钾硅酸盐玻璃系统，是印度、东南亚以及我国华南和西南等地特有的一种玻璃系统，而杯身凸弦纹纹饰在我国先秦和两广出土的汉代器物上常见，是海上丝绸之路的 历史 见证。

这匹大铜马高达117厘米，是一匹拉车的雄马，全身分为头、耳、身躯、四肢、尾等九段装配而成，用子母口衔接，铆钉固定。马的肌肉丰满，四肢刚健，昂着头、竖着耳、张嘴掀鼻，右前腿抬起，作奔驰嘶鸣状。这匹大铜马的姿势威风凛凛，霸气十足。与铜马一起出土的还有一件高鼻、深目、颌下有须的“胡人”驭手铜俑。墓中同时出土的还有铜弩机、铁戟和环首铜削等先进的兵器。贵县在汉代属布山县，为郁林郡所在，是广西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墓主人的身份，无疑是当时统治阶级的一员。1980年出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县（今贵港市）风流岭31号墓，现藏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此马造型、体态匀称，比例恰当，逼真传神，是一尊很高水平的、写实风格的艺术品，是当时岭南青铜铸造工艺的代表作，也是目前岭南地区发现的体型最大、年代最早的青铜马，被称为“岭南第一马”，国宝级文物。

此镜直径109厘米，缘厚04厘米，圆形，扁圆钮、圆钮座。座外一周三十个外向连弧纹，近缘处一双弦凸圈分内外两区。内区主纹自上而下分为五段，阶段线明确。第一段为神人，两侧有朱雀和龙；第二段四个神人；第三段钮两侧为东王公和西王母；二、三段两侧有青龙和白虎；第四段一神四兽；第五段一神，左右两侧为朱雀玄武。外区铭文由右旋的三十七个篆书反体字组成：“黄龙元年太岁在丁酉七月壬子（朔）十三日甲子（师）陈（世） （造）作三（涷）明镜其有（服）者令人富贵”。缘上饰交错连续的小矩形几何纹。三国时期吴镜中发现纪年铭文最多，有黄龙、建兴、五凤、太平、水安、甘露、凤凰等孙吴年号。1966年出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县（今贵港市）高中水利工地，现藏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此铜镜有“黄龙元年”（公元229年）纪年，时代确切，对研究此时期的宗教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

元代景德镇创烧了一种卵白釉（如鸭蛋青色）瓷，有的作品上暗印有“枢府”字样，故而被称为“枢府釉”瓷，当是皇家枢密院的定烧器。该盘直口，弧腹，平底，圈足。胎质洁白细腻，施卵白釉，釉汁匀净厚润。器内壁为阳文缠枝莲，缠枝波谷间印有“枢”、“府”两字。底心为阳文卷枝莲。传世品，现藏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此盘施卵白釉，釉汁匀净厚润，纹饰精美，繁而不乱，为传世元代枢府瓷佳作。

此盘高61厘米，口径335厘米，底径22厘米，菱口，折沿，浅壁瓜棱腹，广底，圈足。青花绘画纹饰，折沿面饰卷枝莲纹边饰，内外壁盘分别绘画卷枝莲花纹和折枝花卉纹，底心作卷枝花卉纹。该瓷盘属于中国青花瓷发展史上极盛时期的官窑产品，一是采用了郑和下西洋带回来的青花料——苏泥渤青料，点染出的青花易晕散，呈现出了中国画的韵味；二是瓷器手感极其柔滑，触摸上去就如婴儿肌肤般细嫩；三是做成花瓣形的盘沿，盘子里外都点缀了各式的花朵，颜色深沉的部分往胎骨里面凹，这是国产料没有的一种特点，只有官窑才能烧制出如此效果。传世品，现藏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此盘胎质细白致密，釉色肥厚青白，青花用料“苏麻离青”，呈色浓艳，为罕见的宣德青花精品，也是本馆传世瓷器中最为名贵的藏品之一。

太白尊亦称太白坛，因摹仿诗人李太白的酒坛，故名，又因其形似圈鸡用的罩而有“鸡罩尊”之称，为康熙时期官窑典型器物之一，造型多为小口侈，短颈，溜肩，腹部渐阔呈半球形，浅圈足旋削得窄小整齐，腹部为浅刻团螭图案。该尊高850厘米、口径350厘米、底径1250厘米，小口微侈，短颈溜肩，腹壁渐张，呈半球形，浅圈足。器内壁和底部施青白釉，外壁施豇豆红釉。腹部有三组暗刻团螭纹。底落青花楷书“大清康熙年制”六字三竖行无边栏款。豇豆红因色调淡雅，呈不均匀的粉红色、犹如红豇豆一般而得名，它在康熙时期较为名贵，因其用铜做着色剂，而铜在窑温里的化学反应比较活跃，要想烧得很匀净，难度非常很大，所以传世数量也极其少有。传世品，现藏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豇豆红釉是康熙所创具有优美柔和色调，且其烧造技术很难掌握，成功率及低，因此康熙豇豆红器传世品稀少，此器极其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