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绘画

　　中国画简称“国画”，我国传统造型艺术之一。在世界美术领域中自成体系。大致可分为：人物、山水、界画、花卉、瓜果、翎毛、走兽、虫鱼等画科；有工笔、写意、钩勒、设色、水墨等技法形式，设色又可分为金碧、大小、青绿、没骨、泼彩、淡彩，浅降等几种。主要运用线条和墨色的变化，以钩、皴、点、染，浓、淡、干、湿，阴、阳、向、背、虚、实、疏、密和留白等表现手法，来描绘物象与经营位置；取景布局，视野宽广，不拘泥于焦点透视。有壁画、屏幛、卷轴、册页、扇面等画幅形式，辅以传统的装裱工艺装璜之。人物画从晚周至汉魏、六朝渐趋成熟。山水、花卉、鸟兽画等至隋唐之际始独立形成画科。五代、两宋流派竞出，水墨画代随之盛行，山水画蔚成大科。文人画在宋代已有发展，而至元代大兴，画风趋向写出意；明清和近代续有发展，日益侧重达意畅神。在魏晋、南北朝、唐代和明清等时期，先后受到佛教艺术和西方绘画艺术的影响。中国画强调“外师造化，中得心境，要求“意存笔先，画尽意在”，强调融化物我，创制意境，达到以形写神，形神兼务，气韵生动。由于书画同源，以及两者在达意抒情上都和骨法用笔、线条运行有着紧密的联结，因此绘画同书法、篆刻相互影响，形成了显著的艺术特征。作画之工具材料为我国特制的笔、墨、纸、砚和绢素。近现代的中国画在继承传统和吸收外来技法，有所突破和发展。

　　古代世界的三大艺术高峰，是非洲的埃及、欧洲的希腊和中国的盛唐。虽然地跨三大洲，艺术的表现形式不同，但三者有着共同的精神，都是面向现实生活，是从生活中走出来的艺术。自那以后，非洲艺术无太多的发展与变化，一直保持着原始朴实自然的风貌。欧洲艺术跨越希腊时代，受神学精神的桎梏，绘画曾一度走向死亡，但是文艺复兴的人文精神把绘画从死亡中拯救出来，使它从神坛回到人间，人性成为绘画的主题。中国唐代画师蔚起，焕然称盛，林风眠研究多年而在留学归来成文的《中国画新论》中称赞道：“这个时代的画风，因取材自然界的描写，作风纯系自由的、活泼的、含有个性的、人格化的表现。初期中，如顾恺之的风格，细致高雅的意味；吴道子的吴带当风，尤可想见其当时作风之超逸。”中国绘画走过盛唐，进入一个比较复杂的局面，山水花鸟和人物画的分离，有着峰回路转的迷离风光，但经五代、两宋及元、明，再经过清代的二百几十年，虽是画派纷呈，已如水流花谢，春事都休，连一点回光返照的影子都没有了。

　　如果分头而论，唐代的绘画同文学一样，一切都到了成熟阶段。唐初人物画，以立本、立德阎氏兄弟为代表。到开元之后，吴道玄的画派，风靡了整个画坛，后起画家如张萱、周昉，无不以他为宗师。特别是他们笔下的仕女，不论初唐崇尚削瘦，中唐以后追求肥壮的形态，但都是恢弘博大，显得气度高华，即使是面部、四肢与肌肉及服装这些难以传达的形态，都扼要而生动，有一种亲切的气氛，从他们的独到观察力来讨论，足见这是来自生活。到了宋代，一部分画家再往细微方面走，一部分一反旧习转到了豪放一路。走向细微的，写实的范围及动态表现都不及唐，气格显得小了；走向豪纵阔略的，虽清刚爽利，体态流动富于外向性，可传到明代好往粗鄙的路上狂奔，影响之大虽如洪水狂澜，但很快就结束了。明的后期及清代仕女，都是小鼻子小眼，完全脱离人的本性，只是从旧纸中寻生活了。

　　唐代山水有诸名大家，如大小李将军、吴道子、荆浩，但他们的画迹泯灭，无从评论，我们所能见到的古代山水车，在北方以范宽为最早，江南的以董源为最早。范宽笔力苍健，擅于写正面折落的山势，刻骨地表达了山的质的一面，气势雄峻，一种真实的感觉，好像那群峰壁列，真的如压在面前一般。董源的画派，没有险峻的山峦、奇巧的装点，多平稳的山势，高下连绵，映带无尽，林麓洲渚，是一片真实的江南景色。南宋山水画，转变了方向，对描绘对象，显得简略、空旷而单纯。元代继承了北宋的遗风，虽然黄公望对富春山水和虞山有过真实的体验，王蒙对泰山也作过实地描写，但泥古的心情远远超过了对真实的关怀，他们的笔墨很少从真实的境界中出来，只是一味地从前人的技法中寻找自己的生命。倪瓒表现的已是一种消极的风格，把真实的形象处于配角的地位，只是在表现那百读不厌的笔墨。这一风气，一直影响到明清两代，只是接受前人的技法，绘画的主旨反逐渐地遗落了。他们大多是剥皮主义，所谓新的风貌，也只是从剥皮中产生，并不知道真实。从明董其晶到清初“六家”，走的是同一条路，萎靡地拖延了五六百年。可是道济和尚石涛，没有接受定传染，对山水画的革新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表现了当时环境的独立精神。

　　花卉之初创，也是作为人物的配角而存在的，唐代开始，才逐渐独立发展起来。唐代的殷仲客的花鸟写真、吴道子的墨竹、李隆基及萧悦也都是花鸟专家，但没有作品流传于世。从唐末的黄筌、黄居采父了，南唐的徐熙、徐崇嗣祖孙，虽然画风不同，但都是崇尚真实的写生。自此以后，中国的花鸟画一直沿着写实的路子在发展，皇帝老儿中也不乏花鸟画高手，南唐后主李煜，创造了“金错刀”体势，宋代徽宗赵佶的工细双勾花鸟，领导着画院，从事写生的研究，特别是水墨花卉画家历代都有高手，无论工细的或豪放的，所追求的风格都是温静娴婉，笔墨情意，而且“人格化”了的。这又影响到山水和人物，形成了当时所谓“士大夫画”、“文人画”。历史的沧桑，朝代的更替，加上宋明理学的兴起，对故国的思念之情及神秘玄学的追求，绘画就渐渐地离开人间烟火，只是以笔情墨趣来表现空灵与超脱了，而遗忘了人类基本的生物情绪。画家只在传统成规中兜圈子，不像古人那样深入自然，虽然有着回归古人高贵神韵的愿望，但却少由自然唤起的基本生命感，画面必然越来越干枯、脆弱、空虚。

　　自明代以降，绘画中不乏革新之士，如明代的陈道复与徐渭。陈的精力所聚，在于秀媚的风姿与流宕的情趣，笔意清发，墨韵明净、粗中带细的描绘，创造了一种亲切的意境。徐和注意力，集中在情趣的散豁，水墨泛滥，舞秃笔如丈八蛇矛，使酒狂歌，放诞不羁，有令人震惊的气势。清初的朱耷与道济，他们都是明王朝的宗亲，明亡入清，朱耷运用秃笔，凝重圆润，显得朴苠酣畅，有特殊的含蓄情味，他笔下的鱼鸟，突出夸张的描绘。增强了奇特的灵动性、倔强性与创造性，不是一般寻常想象所能范围的。道济从山水到花卉，全面领导着革新运动。朱耷也道济就是一种新生命的诞生，是超前绝前代的创格。扬州八怪诸家，也试图在前人的基础上创新，而在前的是一条失败的道路。

　　从这一简单的历史叙述中可以看出。明代开始，有识之士就已经感到中国绘画在走向衰微，入清以后，这种衰微把中国画送上日暮途穷的绝路，虽有着矢志革新的人，但都无法力挽狂澜。

　　从宋代到元明清三代六百年，按林风眠的分期展示于过渡性的第三个时代，他在《中国画新论》中写道：“第三个时代有无结果尚未可知，唯在此长液漫漫的黑暗中，新旧思潮之直接而急迫澎湃争执，其结果如何，亦正未可说定。”

　　二十世纪初，中国处在一个优患重重、动荡不安的时代，也是一个创造机会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政治革命迈上一个新的里程，文化也遭到空前的冲击，社会在痛苦中起了变化。新旧交替的混乱局面，正宜突出天才的诞生。在文化上以白话文为主体的新文化运动，造就了不少新文学俊杰，中国画的革新运动更激发了第一流的绘画智慧，产生了许多承先启后的画家。赵之谦、虚谷、蒲华、任伯年、吴昌硕相继进入画坛，使得衰落时期的传统绘画爆发出耀眼的火花。但社会演变的缓慢制约了艺术的发展，他们虽有创造，只不过是文人画传统的延续，无法阻止中国画的继续衰微。黄宾虹“真山真水”，齐白石的“民间味”，虽然给中国画换了一点血液，使旧有的形式焕发新的光彩，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画走向衰微的命运。

　　中国画的革新要选择一条全新的道路，已是大势所趋了。

　　这样，我们就发现在寻求突破传统的道路上，与以上诸家举着不同旗帜的是借鉴西方绘画。以油画水彩作为表现工具，以新颖的技巧与中国绘画相结合，达到中国画的“现代化”。中国画向西方学习，走着一条迂回曲折的道路，最早是高剑父、陈师曾、李叔同等留学日本，从日本的绘画中学生西方绘画技术。因为日本比中国早接触西方，日本绘画也随之传到西方，致使西方人认为日本绘画代表了东方风格，或者说就是中国绘画，这是一种误解。虽然从康熙晚年到雍正乾隆三朝已有几位从欧洲来的画家任宫廷画师，如意大利人郎世宁，法国人王致诚、艾启蒙等，但他们的活动只限在宫廷，并没深入民间，因此对中国绘画没有发生多大影响。

　　辛亥革命后，由于共和政府的领导，开始注重吸收西方文化。艺术方面，幸而有蔡元培，他努力提倡新艺术思潮，鼓励并协助国人到欧洲留学。但民国初年，欧洲正处于第一次大战期间，赵欧大多数国家留学极不方便，即赴法留学。最早赴法留学学艺术的有李超士（1911年赴法，1919年回国）和方君璧（幼年即赴法留学），再就是林风眠、徐悲鸿和潘玉良了。再以后就是受林风眠和徐悲鸿影响的艺术家，大都是二十年代晚期到巴黎的，如汪日章（1926年赴法）、王临乙、刘开渠（均于1929年赴法）；还有周圭、唐蕴玉、庄子曼、陆传纹（均于1930年赴法），此外还有常书鸿、司徒乔、张荔英、陈士文、黄觉寺、滑田友、庞薰琹，都在这时赴巴黎留学。

　　历史已经证明，在众多留法学艺术的艺术家中，不少是人天才画家，画出一些在世界艺术史中占一定地位的作品。但带有明确宗旨，创立中国新的绘画艺术的，只有林风眠与徐悲鸿。他们又各自规定了所肩负的使命，林风眠是要使中西艺术融合，创造全新的艺术；徐悲鸿则是志在用西洋画的技巧来改造中国画，使之新生。

　　林风眠在留学期间形成“调和中西”的绘画主张，是因为他把中国传统绘画已经看透了，他认为：元明清三代六百年来绘画创造了什么？比起前代来实是一无所有。在绘画史上决算起来，不特毫无所得，实在是大大的亏了本。所得到的只是因袭前人之传统与摹仿之观念而已。这个从"黑暗时期"走过来而失去生命的绘画，光靠打强心针能把它改造出新的生命吗？

　　艺术欣赏也是一种创造力　　我国古代文论名著《文心雕龙》中说：“夫唯深识鉴奥，必欢然内怿；譬春台之熙众人，乐饵之止过客”。意思是说，能够深刻感受和领会文艺作品妙处的人，在欣赏杰作的时候，必然能够获得内心的喜悦、精神上的享受，好像春天里登台观景令人心情舒畅，又像动人的音乐和美味能够留住过客。的确，对于文艺的爱好，有时可以达到迷恋的状态。孔夫子在齐国听了韶乐，不是“三月不知肉味”吗如果你经常出入美术展览会的话，就会看到在美术展览的大厅里，热情的观众川流不息。有些伫立画前久久不动；有些虽然匆匆而过，但可以感觉到他们每看到一件值得欣赏的作品，便在精神上有一种兴奋满足感，有时竟然禁不住会心地喜形于色。有些掏出速写本临摹大意，记取细节；有些转来转去一看再看，真是一步一回头地留连忘返。马克思也讲过，审美的精神感觉，不同于‘‘被粗糙的实践的需要所支配的感觉。”他又说：“如果音乐很好而听者又懂得音乐，那么音乐的消费会比香槟酒的消费更为高尚”。可见，文艺的欣赏，是人类高尚的精神活动。　　如果文艺创作是精神生产的话，文艺的欣赏则属于精神的消费。只有这两个方面的结合才算是文艺活动的全部。作者和欣赏者通过作品为媒介，沟通、交流、传达、接受、拓展、反馈，发挥着社会效用，同时也在互相促进中提高发展。　　亦如物质消费也有许多学问一样，艺术的消费也有一个是否善于享用的问题。这就牵涉到主观审美感知能力的问题。比如同样去听音乐会上交响乐的演奏，有人能够领会美妙的旋律、节奏、多层次的结构等等，并且还能够理解作品的情绪、风格和丰富多彩的内涵。在接受作品的艺术美和思想性的同时，也拍动想象的翅膀，得到新的启发，获得巨大的美感享受。而另一个人，听着同样的音乐，竭尽努力迫使自己理解，还是莫明其妙。或许有人感到简直索然无味，只好抽身退场。美术作品的特点是可见的、直观的、形象的，比之文学、音乐等等似乎更加大众化、通俗化，但也有个能否理解的问题。众口交赞的作品，我们在观赏之后，或许有摸不着头脑的空虚感。一个展览会与另一个展览会，专家们对风格流派、新意、形式美、倾向等等，可能争论得难解难分，而一个外行却看不出彼此有何不同。我曾听说一位企业的领导者，在给宣传部门下达节日装饰的指示时，提出的要求是“花里胡哨”。这说明，作为文化素养一部分的审美能力，人与人之间是有差距的。接触了艺术作品，并不能够欣赏。艺术欣赏是需要一定修养的。还是马克思说得好：“对于不辨音律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音乐对它说来不是对象，……因为对我说来任何一个对象的意义(它只是对那个与它相适应的感觉说来才有意义)都以我的感觉所能感知的程度为限”。这也就是说，艺术修养高的人，能够在杰出作品的欣赏中感知更多的东西，司以获得更高的艺术享受。否则，最美的艺术作品，对他来讲也是毫无意义，如同子虚乌有。刘勰在《知音》篇一开头就发出“知音其难哉!”的感叹，不是没有道理的。　　有一则故事，说唐代大画家阎立本初见南朝名画家张僧繇的画迹，觉得不过“虚得其名”，可是再去看时，发现不愧是“近代佳手”，待第三次仔细看时才悟到张僧繇绘画艺术的真正高妙之处。于是“留恋十日不能去”，“坐卧观之”朝夕揣摩。这说明识画与相马、识人的道理相通，其优劣并不是一望而知的(当然也不排斥有一见钟情的另外一种情况)。那么，应当怎样欣赏艺术，或者说，怎样培养欣赏美术作品的兴趣和智能呢　　任何一个认识(审美，也应该包含在人类广义的认识之中)，都是在多次反复中获得的。艺术欣赏能力的提高要靠长期的积累，多多接触艺术品。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这话很对，所以也有人主张亲自参加艺术创作实践，大有助于领会个中三昧。倒不妨试一试。对于艺术，不要看得太简单，也木必望而生畏。实际上，把文艺视为“诗赋小道，壮夫不为”者有之；深知“文章千古事”的道理者可能更多。我们不要做无师自通的狂夫，也不要相信只有天才方能问津艺术的迷信。　　古人讲“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干剑而后识器”，见多识广，自然由外行变为内行，能够深识真谛。要达到这个见多识广，就要“博观”。对于有志于中国画者，博观，应当有这样几个层次，首先，你要欣赏中国画，．自然你当多看中国画作品；你即使只喜欢写意山水画，你也不妨看看人物、花卉、工笔重彩等等。其次，不要囿于这一个画种，也要看看油画、版画、雕塑、民间玩具等，受到多方面的启发。再其次，你还需要追索一下历史，就是说，你既要看看当代的作品，留心南方画坛的新作，北国的艺术信息，以及兄弟民族美术、民间美术的情况；也不可忽略去故宫走走，目睹历代绘画杰作的原件。再则，若有机会，也可浏览外国画册，参观来华国外美术作品展览，从比较中把握美术的规律。此外，你最好对其它艺术有广泛的兴趣，对**、电视、戏剧、音乐、文学、杂技、体育、武术等等多多留意。这样，你的知识面广了，审美经验多了，犹如吸收了多种维生素的营养，艺术审美机能必然会是比较发达的、敏锐的、深刻的，能够多渠道、多侧面、多层次地展开艺术欣赏，不仅获得顿悟，还能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艺术思维，比较品评以至联想，生发出新意，翱翔在广阔的艺术天地。　　这里已经接触到艺术的能动作用。就是说，欣赏并不仅仅是被动地、静止地接受，应当说欣赏也是一种创造，如同艺术家在创作时一样，要有形象思维。作品只是引发欣赏者艺术想象的导体。正因为如此，艺术欣赏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不仅是着眼点、钟情点不尽相同之故，也由于人们素养、阅历、情绪、审美情趣的差异，而造成看到看不到，感兴趣不感兴趣的问题。同样，从千百年前的艺术作品中还不断会有比前人更多新的发现，也说明欣赏是人们的一种创造性精神活动。　　谁都知道，文艺作品虽然有教育意义，但首先要给人以喜悦和美感。因此，艺术欣赏的基本特点是直观性的感受。你如果正襟危坐，一点一划也要追索哲理，形象妍媸，穷究好人坏人，那就不会有真正欣赏的愉快。艺术欣赏应当以积极的激情和兴趣，保持一种兴之所至，悠然自得的心态，去与作品神遇，顺乎自然地去感受、去体察。当然，不是说欣赏中没有理解，问题是一上来就冷冰冰地剖析，就不会有感情的交流，不会动心，不会有美感。艺术欣赏是有理智渗透的情感活动。在感受的基础上必然会有所品评，品评权衡而知其优劣，所以欣赏者既要虚心地观赏作品所表现的艺术美和思想内蕴，又可以站在凌空的高度加以鉴别。　　德国作家歌德说过：“鉴赏力不能靠观赏中等作品而是要靠观赏最好的作品才能培养成的”。中国也有一句古话：“取法乎上”。要通过优秀作品的观摩学习、潜心体会，来提高我们的艺术欣赏能力、审美能力。　　艺术欣赏，是美学、艺术理论研究的课题之一，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有许多问题有待学术探讨。这里只不过是一般地漫谈一些琐碎的意见而已。　　中国画艺术中的神、情、意、趣　　神　　人们在观赏绘画作品时，往往着眼于画得像不像，迷恋于彩色照片的华丽细腻，跟真的一样。于是要求油画向照片看齐，当然也就难以理解和欣赏中国画。这大概和看惯了**初接触话剧、特别是京剧时的格格不入相似吧。但是，人们审美观点的形成，是由许多方面的因素孕育的。作为民族文化一部分的审美意识，总是自觉不自觉地、程度不等地积淀在每个炎黄子孙的精神世界。经常出现的情况是随着年岁、阅历的增长，对于民族艺术的热爱醒悟和回归。在一些艺术家身上也可见这种现象。　　中国画的排斥自然主义的逼真描绘，不仅不是它的缺点，反而是其艺术魅力之所在，是其立于世界艺坛独树一帜的特色。　　关于欣赏和评价绘画的优劣问题，宋代苏轼一针见血地指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就是说只注意于外形的像不像，是不足以论画的，论画要以追求神似为宗旨。神似论不仅是中国绘画艺术的优良传统，也是民族审美观的精华。理论当然是来自实践的，中国的绘画艺术以线造型，大胆概括提炼；讲究虚实相生，形成了一系列独特的艺术手法，比如舍弃背景，留有空白，单线勾勒，水墨写意等等，都使得艺术更加纯美精粹。　　早在《淮南子》一书中就提出“君形”之说：“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悦。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意思是说，画佳人西施虽然很美，但不使人喜欢；画勇士孟贲虽然眼睛很大，并没有令人生畏的气势，原因在于没有神气。东晋大画家顾恺之明确提出传神的主张，经过谢赫总结的“六法论”“气韵生动”说，到宋、元以后引入山水画，有了进一步的开拓，以至到近代的“不似之似”“似与不似”之说，都是延续发展了“神似”论创作艺术思想的。也正是在这一思想影响下，“离披点划”“时见缺落”“笔虽不周而意周”的疏体，即现在所说的写意或意笔画，得到登峰造极的发展。　　拿全国六届美展中获奖的几件作品来看：王盛烈的《家乡的孩子》，通过七个农村孩子传神的写照，那各具特色的情态、动作、服饰等等，可以使人推想出他们的性格、家境、生活，正是八十年代农村变革中天真烂漫的幸福童年，既鲜明又丰富，在艺术上是耐人寻味的。另如徐启雄的《决战之前》，以极简洁纯美的画面，传达出运动场上即将展开生龙活虎般拼搏的激战，有多少空间留给欣赏者的艺术想象去构造。赵建成的《铺路石》，且不说其寓意的设置，只说这样一个劳动场景，在中国画里的艺术表现，与其它画种大不相同，它决不追求如实的再现，而是如同诗人遣词押韵，高度提炼，大胆舍弃，以惜墨如金的笔墨，集中力量传神。　　情　　在状物与传情的关系中，中国画崇尚的是主情说。艺术家是多情善感的，他是怀着“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的激情面对大自然的，所以“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含情脉脉，乘兴挥毫。炽烈的情思，通过自如的笔墨，落在纸绢上，物化为艺术作品。所以，凡是好的艺术作品总是充满着诗情画意，洋溢着充沛的感情。　　拿山水画来说，所描绘的对象是自然，但画中山水，绝不仅仅是自然山水的如实写照。外国风景画讲写生，中国画也讲写生，但不满足于直观之所见，而是“搜尽奇峰打草稿”，经过心灵的孕育升华，再创造第二自然。所以我们不拘泥于焦点透视，不受光暗阴影的干扰，像一个令行禁止的将军，可以随心所欲地调遣山川木石，重新组合。可以凌空俯视层峦叠嶂，也可以从一草一叶中品味出诗意，抒发感情。有一位离休老干部在遍览故宫绘画馆的古代佳作之后说：不见风雨之迹，可有淋漓润泽之感。他确实道出了中国画的妙处，堪称一得之见。　　正因为作画不是机械地状物，而在于传情达意，所以不主张细描细画，有“谨毛失貌”之论。即使是工笔画，也是以写意的思路为主导，不是以把物象任何东西都细细画出来为能事。细可能得到某些观赏者的喝彩，但那只能是特技，而并非艺术。工笔画在构思制作中，同样遵循着概括、取舍的法则，不过呈现出来似乎以细腻见长。需要突出的，可以比目力所及的实物还精细还丰富，需要简洁时，则可一笔带过，或通过构图的“经营位置”，色彩的变调等等手法加以淡化。总之，好的工笔画并不是如实细细描画、诸事杂陈就算了事的；它同样讲究有张有弛、有虚有实、曲折迷离、柳暗花明的艺术性的。　　中国画是很讲究气势的，根据描绘的对象，抒发感情，造成意蕴的不同，同一画家笔下会有不同风貌的作品。比如贾又福的《太行丰碑》以强烈的对比、浓重的墨色，造成一种英雄的浑厚感，笔墨也是十分严谨的。而他的另一件作品《惊梦》，却逸笔草草，墨色轻浅，写出农村雪后黎明的情味。我国古代，由于地域、艺术追求、师承等等的不同，曾经形成了群体性的画派，各呈异彩，为中国画艺术长廊增辉。当代的中国画坛，也已形成类似的丰富多彩的局面，在欣赏中是值得细细体味和研究的。　　“情之所至，金石为开”，正是如此。画家情之所钟，动人的艺术品质自然流出，情景交融，意趣横生。比如徐悲鸿的《奔马，具有一种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齐白石的《虾》，则跃动着蓬勃的生机。而潘天寿的《山花》，像山姑般纯朴而俊美。社会生活和大自然的大干世界，以艺术家的眼睛，会发现许多美好的东西，行诸笔墨，以其丰富的艺术美，美化生活，美化人们的心灵。　　意　　唐代大诗人杜甫在《丹青引》中描写曹霸画马，曾有“意匠惨淡经营中”的句子。说明运思立意是作画的关键。讲究意境是中国绘画艺术思想的优良传统。所谓意境，是通过严密、巧妙的构思和独到的艺术表现，在画中形成一种境界，取得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生发升华至诗的境界。画论中说“境界已熟，心手已应，方能纵横中度，左右逢源”。诗论中也讲“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这真，既有真景物，又有真感情，情景交融，主客观结合，方能曲尽其妙。曹霸正是在面对健美的御马玉花骢的感应下，经过“惨淡经营”一酝酿构思设计等一系列形象思维的功夫之后，才画出“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的杰作。就是说，艺术家没有“意”，是作不出“宛然如真”的艺术表现的。　　如同园林之曲径通幽，“景露则境界小，景隐则境界大”，诗文讲究含蓄的道理，作画也最忌直露式的和盘托出，一览无余，没有嚼头，缺乏韵味。我国古代文艺理论中，很早就有“隐秀”之说。隐，就是追求“文外之重者”，就是在表面的一层意思以外，有丰富的曲折重复的意旨，可供玩味。而秀，则是以警策秀美的语言，将含而不露的意蕴暗示出来，做到“内明而外润，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譬如写离别，并不说自己的幽怨，却说“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是一种委婉隐曲的情调。唐诗中刘长卿的《南溪常山道人隐居中，以溪花之自放，而悟禅理之无为，大致也是这种意思。一幅画，不仅是事物的单纯外在形象的描绘，而是要把作者感受到的美和富有感染力的情思，通过富有意境的画面传达给观众，使观赏者领略会心。意境是比直观给人更多更深的东西，古人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意能唤起人们的联想，余味无穷，越看越有意思，越有琢磨头。比如齐白石的《十里蛙声》，画面只有几个活泼的蝌蚪，却叫人联想到十里溪流和热闹的蛙鸣。欣赏画面艺术美的同时，可以引发出无尽的意趣。有位画家在空白背景的空纸上，生动地画了一计已然红黄变色，飘摇而下的树叶，真是以诗的简练和含蕴，抒写出一曲优美的《秋声赋》。“此时无声胜有声”，空白，含蓄，产生了更加强烈和丰富的艺术效果。这正是中国画艺术的特色。　　正因为以意为之，呈现在画面上的景绝不同于实在的物景。郑板桥在一则题画中讲到“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这就是艺术的真实不同于生活的真实的道理。李可染在《漓江胜览一画的题款中写道：“余三游漓江，觉江山虽胜构图不易，兹以传统以大观小法写之。人在漓江边上终不能见此景也”。画出了漓江的神韵，却不可按图索骥。说明其中渗透着画家艺术想象、综合取舍、艺术加工。中国画家面对自然之景，很讲究“入画”与否的问题。就是要进行选择、过滤、孕育等等。所以中国画家既不排斥面对实景的写生，更重视孕育成熟后的忆写，灵感降临时从笔底自然流出。意境的获得和来源当然是生活，但不仅仅是生活，是画家感受中的生活。画家只有在亲领了生活的奥秘，才能有充沛的感情，有深入的体会，才能获得艺术上新的生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对今天有志于艺术创新者，也是金科玉律。　　趣　　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讲道：“夫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故工画者多善书。”这里道出了中国画艺术表现上的美学情趣是笔墨，而中国画的笔墨与书法艺术同源同法。　　中国画是以线造形的，笔墨技巧不仅准确描绘对象就算完事，而是要能够表达情绪，还要有艺术的美感，由于与书法艺术相结合，还形成了具有独立美感的形式美。比如衣纹的描法，游丝描，行笔细劲；铁线描，凝重沉着；柳叶描(莼菜描)则雄浑圆厚。还有战笔、曲笔、泼墨法等等，具有不同的艺术效果，它是由于描绘对象、艺术家个性、爱好以及需要表现的效果等因素构成的。山水画中的种种皴法，也大致与此相同。书法中，属于方笔的线条，状如“折钗股”，令人感到一种雄俊美感。而状如“屋漏痕”的圆笔线形，给人一种丰厚美、浑穆美感。其次，如气势、骨肉、刚柔、张弛、巧拙、节奏感等等，都和笔墨有关系。所以在品评中国画作品中，笔墨功力是否纯熟老到是一个内容相当丰富的概念。　　明清文人画，特重笔情墨趣的追求。尤其是写意花鸟，在淋漓奔放中，‘抒发胸中逸气，而笔墨技艺既凝炼简括，又变化微妙。。以青藤为例，他的题画梅中说：“从来不见梅花谱，信手拈来自有神，不信试看千万树，东风吹着便成春”。他是很有创新精神的画家，但功底深厚，所以能达到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地步。清朝的“扬州八怪”，均擅长花卉，继承发扬了文人画传统，正如有人议论郑板桥的绘画时，说他“笔情纵逸，随意挥洒，苍劲绝伦。”都是和笔墨情趣的高超联系在一起的。当代的中国画同样继承和发扬了笔墨艺术美感的创造。有了结实的西洋素描基础，当然有助于艺术家观察力、造型力的培养，但以西法在宣纸上作画，还不能完美地体现中国画艺术的魅力。尤其在花鸟画中，造型手法、笔墨情趣的要求甚高。一幅小品之作，在有限的笔墨中，一处犹豫、一点败笔，韵味尽丧!点画之间既有景亦有情，还需要体现高超的笔墨功力，也就是说点画之间，不容更易修改，而呈现出内涵美、技艺美、形式美；经得起“横挑鼻子竖挑眼”。这，才堪称之谓精品。　　中国画还讲究天趣的追求、，即要出之天然，不可造作。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曾向怀素求教书法问题，“素日：‘吾观夏云多奇峰，辄常师之，其痛快处如飞鸟出林，惊蛇入草；又遇折壁之路一一自然。’真卿日：‘何如屋漏痕’素起握公手日：‘得之矣!’两个人都能神会出于自然的真趣。真正的美人，不必过于华丽的巧饰，即能见出其天生丽质，而过度的装扮，反而变为妖冶，不美了。记得陆俨少在《山水画刍议》中谈到，他作画从不起稿，我看许多画家作画也多如此。意在得偶然之趣，随机应变，一气呵成，出现意料之外的妙趣。当然这种临场偶得并不是孤立的，它是与勤学苦练，接触社会和自然，面壁构思分不开的。因此这偶然，是以必然为基础的。懂得这道理，我们在欣赏艺术时，便能逐步登堂入室，变为能领悟高山流水的知音。举一个例子来说，吴作人的水墨熊猫和金鱼．运用的正是惜墨如金的艺术方法，而且笔与笔之间的衔接、顿挫是书法的韵味，因此在简淡中有浓郁的情趣。可是有些人在摹仿之余，向自然的真实靠拢，呈现在画面上的是繁琐、甜俗，而自以为有了新的发展和创造，这岂不是本末倒置吗所以欣赏，也就是说提高艺术鉴赏能力，实在是不可或缺的要务。要知道，只有眼高才能改变手低的局面，现在不是流行一句话：观念的更新带动事业的更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