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山海经》作者是传说中治水的大禹，实际上无法考证。内容则真假参杂，虚实都有。

我们可以把《山海经》称为一部——“想象中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地理书”。

《山海经》所载的地理景象类内容，则因古代地理不发达，多数记述不够准确。这反映了古代和现代世界观的差异，但多半还算有迹可循，因此，并不能一概断言其不真实，也不能断言其准确，只能说，古人成书时，观念毕竟还是受到了科技水平的限制。

至于某些人文类的内容，由于《山海经》成书时还没有纪传体文学，很多情况，只能从其他角度去理解。而考证后得出的可能最接近真实的历史，多半与书中记载的大相径庭。也就是说，书中的故事，不能从一般角度去理解，而且书中的记载，对发掘真实历史有很大帮助。

《山海经》的作者一直是学者们考证的一个热点问题，各执己见，众说不一。总括起来有这么几种说法：如"夷坚作说"；"邹衍作说"；后人综合炎黄两族的传说而成说；南方楚人作说；巴蜀人作说；早期方士作说等等。古人认为该书是“战国好奇之士取《穆王传》，杂录《庄》、《列》、《离骚》、《周书》、《晋乘》以成者” 。现代学者也均认为成书并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当代学者袁珂认为，《山海经》实际上是无名氏的作品，而且不是一时期一人所作。

《山海经》中内容很丰富，包括地理，草木，古代神话，物产，怪兽，还有一些上古时代的历史。其中内容的真实性一直有争论。司马迁编《史记》的时候，觉得它不可信而没有作为参考。到了清朝，编写《四库全书》的时候，也认为不真实。而把它分类到小说一类中了。但据现代人研究，在地理方面部分不能验证的地方，从世界范围看有许多吻合。所以在地理及其他方面，很多人认为，很有研究价值。

对戏曲亦颇爱好，家蓄戏班，“曲皆手自校定”，曾聘著名曲师顿仁，研讨音律。此书亦以搜采广博见称，所汇多明代掌故，分经、史、杂记、子、释道、文、诗、词曲、续史等十七类，共三十八卷。其谈曲论剧之语，主要载于卷二十七《词曲》之部，共三十条。分别叙述南戏和元杂剧的源流和兴衰，品评作家作品的高低得失，提出了“填词须用本色语”，“不可刻画太过”的著名本色理论。批评“《西厢》全带脂粉，《琵琶》专弄学问，其本色语少”。而推崇南戏《拜月亭记》的本色语言。又主张作剧须恪守音律，“宁声叶而辞不工，无宁辞工而声不叶

”。这些戏曲主张对万历年间出现的吴江派具有重要影响，他对《西厢记》、《琵琶记》、《拜月亭》三剧的评价，也引起了广泛争论。

全书分经四卷，史十三卷，子二卷，杂记一卷，释道二卷，诗文四卷，书画三卷求志、崇训、尊生、娱老、考文、词曲、续史各一卷、正俗二卷等十七类。有考证和评论，一般说来，考证较平常，而议论多可取。书中涉及到明代苏松地区政治、经济、赋役、徭役、黄册、防倭、饮食、养生，以及土地丈量、人口消长等等方面，是记述苏、松等处地方综合性笔记资料。其谓《史记·游侠列传》序论为司马迁愤激之言，并非庄语。其文章之抑扬变化，不是《汉书·游侠传序》所能比（“史一”）；又谓明成祖修《五经四书大全》之后，不用汉儒之说，专重程朱传注，学者但据以略加敷演，凑成八股，便取科第（“经三”）等，皆为切中时弊之论。其中记南京各衙门摆酒席的陋习（“史八”）；正德十年后松江征收钱粮的情况（“史九”）；记隆庆时纂修“实录”的草率（“史四”）；松江百姓以歌谣、对联对县府官员的讽刺（“杂记”）均能反映明代中叶以后政治面貌。明朝的学者，大都矜尚广博而忽略了专精的一面，所写笔记一类的书，总是兼收并蓄，细大不捐，《四友斋丛说》也不能例外。此书搜采既广，间有传闻失实之处，且沾染明末文士习气，书中掺杂一些无聊之语。

《四友斋丛说》初刻於隆庆三年（1569），仅三十卷，后又续撰八卷，合并为三十八卷，重刻於万历七年（1579）。后来沈节甫摘钞其中的明代掌故，编为六卷，刻入《纪录汇编》中。邓秋枚又摘取其论曲之语，刻入《古学汇刊》二集中。现时流传的《四友斋丛说》，都是这两家的删节本，很难看到全貌。中华书局根据万历刊刻的足本，加以断句，作为“元明史料笔记丛刊”一种于1959年出版，1997年再版。

1958年中华书局据此标点重印出版，其卷三十七《词曲之部》，于民国元年(1912)被收入邓实编辑之《古学汇刊》，与徐复柞《三家村老委谈》中论曲各段，合题《何元朗、徐阳初论曲》。1959年，又被收入《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题为《曲论》。 衡山（人名）精于书画，特别擅长鉴别画作真伪。吴中地区收藏书画的人，只要有人带着书画请求他鉴定的，即便是赝品，他也一定说这是真迹，人们问他原因。他说：“凡是买名人字画的人家境一定是富裕的，这个人因为贫困才卖掉这些字画，有的人就等着这（卖画得来的钱）维持生计，如果是因为我的一句话而没法生活下去，全家都会受到挨饿受困。（如果）我因为想要得到一时的名利，却让别人全家挨饿受困，我于心何忍呢。”而且有人以他的名义做的画却拿过来请求他题字的，他也很随和的给他题字落款，没有一点为难的样子。

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成立于1897年，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现代出版机构，与北京大学同时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双子星。

商务印书馆以编印新式中小学教科书为主要业务，1897年在上海创办，创办人为夏瑞芳、鲍咸恩、鲍成昌、高凤池等。初为合伙经营的小型印刷工场。1901年改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增至五万元，张元济入股，并主持编译工作。1903年建立印刷所、编译所和发行所，改为中日合办，资本各十万元，引进日本先进印刷技术。翌年编印《最新国文教科书》，数月间风行全国。此后，陆续编印修身、算术、史地、英语等教科书，兴办师范讲习班、附属小学、养正幼稚园及函授学校，还出版各种中外文工具书、刊物和学术著作。1907年在上海闸北宝山路建成印刷总厂和编译所新址。1909年将编译所收藏古籍善本和参考书籍的图书馆定名为涵芬楼，后改名为东方图书馆，对外开放。1914年初清退日股，资本增至一百五十万元，职工达七百五十人，成为国内最大的集编辑、印刷、发行为一体的出版企业。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总务处、编译所、印刷总厂和东方图书馆等被日军焚毁。随后，企业得到部分恢复。抗日战争前夕，在长沙建设印刷厂，往香港和西南地区疏散存书和机器。抗战爆发后，总管理处迁到长沙，后移至重庆，抗战胜利后迁回上海。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五十三年间，除了以编印教科书为主要业务外，还陆续出版了《辞源》、《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医学大辞典》等大型工具书，《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重要刊物，整理影印了《四部丛刊》、《丛书集成初编》、《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大型古籍，还出版了严复、林纾等人翻译的著名外国小说和学术著作。全盛时期在北京、香港设有印刷分厂，先后在全国各地和新加坡、吉隆坡等八十三个地方设立分馆，在国内外颇负盛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迁址北京。1958年以后，根据国家出版方针的规定调整了出版范围。现主要编译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著作，编纂出版中外语文工具书以及研究著作、教材、普及读物等，出版《中国语文》、《方言》、《英语世界》等期刊，在读者中有良好影响和声誉。一个世纪以来，以开启民智、昌明教育为己任，竭力继承中华文化，积极传播海外新知，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教育事业单位”，是“全国优秀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设有25个部门，控股一个合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在职员工260人。

商务印书馆年均出版图书、音像制品等700余种。100多年来，共出版各类书刊4万余种。代表性出版物有《辞源》《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新时代汉英大词典》、《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故训汇纂》、《四库全书》（影印文津阁本）、“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400种）“世界名人传记”（40种）“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100种）“商务印书馆文库”(50种)及《英语世界》、《中国学术》杂志等。有不少品牌书刊相继荣获国家图书奖、国家辞书奖和国家期刊奖。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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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于1897年2月11日创立于上海，至今已走过了近110年的历程。它的创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始。一百多年来，商务印书馆从最初一个小小的印刷作坊，逐步发展成为现当代中国首屈一指的出版和文化机构，历经沧桑、默默耕耘，人才荟萃、名家辈出，至今出版各类书刊近5万种，为开启民智、昌明教育、普及知识、传播文化、扶助学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得到几代国家***的重视，正如陈云同志所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教育事业单位”。

以张元济、夏瑞芳为首的老一辈出版家，平地为山、艰苦创业，为商务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早在商务创立不久就成立股份公司，并从此先后延请高梦旦、王云五等一大批杰出人才，开展以出版为中心的多种经营，实力迅速壮大，编写大、中、小学等各类学校教科书，编纂《辞源》等大型工具书，译介《天演论》《国富论》等西方学术名著，出版鲁迅、巴金、冰心、老舍等现当代著名作家的文学作品，整理《四部丛刊》等重要古籍，编辑“万有文库”“大学丛书”等大型系列图书，出版《东方杂志》《小说月报》《自然界》等各科杂志十数种，创办东方图书馆、尚公小学校，制造教育器械，甚至拍摄**等。极盛时期，商务有员工5000多人，在海内外设有分馆36个，各类办事机构1000多个，所出书刊占全国60%以上，创造了中国现代出版业的诸多第一，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出版机构，在海内外铸造了商务印书馆的这个民族出版业最著名的品牌，成为堪与北大媲美的文化重镇。从这座文化重镇里，走出了一大批杰出人物，陈云、张元济、茅盾、陈叔通、周建人、胡愈之、王云五、郑振铎、叶圣陶、蒋梦麟、竺可祯、黄宾虹、袁翰青、陈翰伯、陈原……这些光辉的名字都写在了商务的史册上。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日寇侵华，国难不息，商务也饱受兵燹，两度惨遭破坏，艰于维持。但是，在百般艰苦的环境下，商务坚持“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之精神，依然举起文化抗战和国家复兴之大旗，与各界人士共同努力，出书不辍，奋斗不歇。

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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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商务积极完成公私合营改造，并1954年迁至北京，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开始了新的奋斗历程。1958年，全国出版社业务分工，商务承担了翻译出版国外哲学社会科学和编纂出版中外语文辞书等出版任务，逐渐形成了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世界名人传记”为代表的翻译作品，和《辞源》《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英华大词典》等为代表的中外文语文辞书为主要支柱的出版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10年来，在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和辞书两大支柱之外，商务人锐意进取，积极、稳妥地开拓新的出版领域，比如大力扶持出版国内学者的原创性学术研究，出版传播国内学者的一流研究成果；针对青少年和大众读者，开发素质教育读物和文化普及读物；与哈佛商学院出版公司合作，翻译出版哈佛商学院的畅销经管图书；成立商务印书馆世界汉语教学研究中心，旨在以学术研究带动对外汉语教材研发，把中心建成世界汉语教学精品图书的研发基地和出版基地。以开启民智、昌明教育为宗旨，秉承普及知识、传播文化、扶助学术的出版理念，商务不追风，不逐利，踏踏实实为海内外读者服务、为广大学人服务，出版规模不断扩大。近些年陆续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故训汇纂》及“新华”系列汉语辞书，“新时代”“精选”“牛津”“朗文”等几大系列外语辞书，影印文津阁本《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文库50种等大型原创学术著作，以及“汉译世界学术名著”10辑400种、《蓝海战略》等哈佛经管图书150种，等等，都深受海内外亿万读者的欢迎，成为图书市场上商务代表性品牌。有100多种精品书刊相继荣获国家图书奖、国家期刊奖等省部级以上重要奖项。一直以来，商务在出版行业处于领军地位，始终有较大的影响力，目前是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中国编辑学会、中国辞书学会、中国版权保护协会等行业团体的副会长单位。

为了长远发展，商务在人才队伍建设、信息化建设、开拓经营领域以及国际合作等方面，都下了很大力气，已经形成业内较强的竞争力，奠定了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现有正式员工275人，其中，90人拥有硕士、博士学位，97人拥有副编审以上高级职称，学术水平和专业素养较高。一批年轻人走上管理岗位，成为业务骨干，促进了管理队伍和技术队伍的年轻化、知识化。商务在出版行业内较早利用新兴的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实施全面、系统的信息化建设，开发了在国内出版界领先的辞书语料库及编纂系统、门户网站、管理信息系统，正一步步实现生产、管理、销售的自动化、网络化。此外还积极开拓与出版业务相关的经营领域，目前成立并控股北京群益物业公司、北京商易华信息技术公司、北京涵芬楼书店有限公司等经营性机构，在上海、太原、长春、武汉、南京等地开设专卖店等，在多种经营上迈开了坚实的步伐。商务有着良好的国际合作关系，不仅与香港、台北、新加坡、吉隆坡等地的海外4家商务印书馆进行经常性的业务交流，而且还合资成立并控股了一家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此外，商务还与牛津大学出版社、朗文出版公司、拉鲁斯出版公司、哈佛商学院出版公司以及小学馆、斗山东亚出版公司等世界著名出版机构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版权贸易活跃，每年引进和输出图书200多种。

现在，商务年出图书800种左右，其中新书350种左右，重印书450种左右；此外还出版《英语世界》《汉语世界》杂志及《中国语文》《方言》等重要学术期刊20种，以及部分音像制品。据近几年开卷图书市场调查报告显示，在全国图书零售市场上，商务出版的中外语文辞书处于绝对领先地位。2005年全年出版码洋54亿元，利润超过5000万元。各项指标在全国综合性出版社中均位居前列。

可以说，经过改革开发20多年来的努力，商务印书馆现在已经成为风格比较突出、特色比较明显、文化底蕴比较深厚、发展势头比较稳健、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拥有独特地位、在海内外具有广泛影响的一家著名出版单位。

商务印书馆现隶属于新组建的中国出版集团，正以崭新的姿态迎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和出版体制创新的机遇和挑战。

商务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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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是中国第一家现代出版机构，在中国出版史乃至文化史上创造了诸多第一，择要列之如下：

出版第一部语法学学术专著——《马氏文通》（1898）；

出版第一部中英文对照排版印刷的英语教科书——《华英初阶》（1898）；

出版大陆第一部英汉字典——《商务书馆华英字典》（1899）；

第一个使用纸型印书（1900）；

第一个系统地介绍西方学术论著（1902）；

第一个使用著作权印花（1903）；

第一个作为文化企业引进外资（1903）；

第一个作为民间企业聘请外国专家和技师（1903）；

第一个系统地编印出版《最新教科书》等近现代中小学教科书（1904）；

第一个创办《东方杂志》等一系列现代意义的杂志（1904）；

第一个采用珂罗版印刷（1907）；

出版第一部由中国学者自己编纂的双语辞典《英华大辞典》（1908）；

第一个采用电镀铜版印刷（1912）；

第一个使用自动铸字机（1913）；

第一个采用胶版彩色印刷（1915）；

出版我国第一部以语词为主、兼及百科的大型现代语文辞书《辞源》（1915）；

出版我国第一部专科辞典《植物学大辞典》（1917）；

成立我国第一个中资**机构——活动影戏部（1918）；

生产制造我国第一部汉字打字机（1919）；

制作我国第一部动画广告片《舒震东华文打字机》（1919）。

商务印书馆对文化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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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是我国现在所有出版社中资格最老的出版社。它不是我国最早的出版社，在它之前还有很多，竞争中都被淘汰了。开始时它是个小印刷厂。当时正值甲午战败之后，人心思变，出版事业发展。同时代人杜亚泉说，当时“维新同志，皆以编译书报为开发中国急务，而海上各印刷业皆滥恶相沿，无可与谋者，于是咸踵于商务印书馆”。指出了商务成功的关键是讲究质量，因为办事认真，讲信用、保质量，所以南洋公学代校长兼译书院长张元济辞掉公职到这个小印刷厂主持编译工作，从此商务兼营出版。张元济进商务后，陆续进用高梦旦、杜亚泉、蒋维乔、庄俞等一批反对科举有志于维新的年轻人。他们都将富国强兵、复兴中华的希望寄托在未来一代，他们兢兢于小学、中学课本以及词书等学习用书的编写。他们的认真，使出版物获得成功，又注意经营管理，企业就站住脚并得到发展。敬业乐事的精神和注意经营管理代代相传，成为传统。它几十年服务于人民的文化需要，几十年服务于积累文化，对社会有一定贡献，所以建国后，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在1952年6月指定商务印书馆为中央一级出版机构，这在私营出版业中是仅见的。公私合营后它在党和政府直接领导下，更加兢兢业业，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努力工作。在近现代出版史上它努力为人先，开创性活动极多，影响深远。这儿罗列其什一，以见其贡献。

出版社第一个建立编辑部的是商务印书馆。中国出版事业虽然源远流长，但其文字工作都是一个人说了算，没有编辑部一说。商务印书馆初创时是印刷厂，兼出一些书，也同样没有编辑部，由创业人之一鲍咸恩先生兼做文字工作。经理夏瑞芳经常向人请教，怎样使出版业务发展，知道要有一批学者。当时与商务印书馆有业务往来的南洋公学译书院，其院长兼代校长、维新人士张元济苦于公学学监、美国人福开森事事牵肘使得无法办事。夏瑞芳与张元济在两年多的业务交往中建立了个人感情，1900年夏先资助张办《外交报》，次年夏建议张对商务投资，进而顺理成章地1902年张辞南洋公学职进商务。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张元济通过朋友蔡元培等聘请了一批各有专长的新派人士进商务，成立编译所。编译所的成立使商务在同业中占有绝大优势。又有高梦旦从事协调，破除文人相轻的陋习，各人发扬专长，又互相切磋，书稿质量自高于同业。商务自此继印刷后在出版上也站住了脚；同业也纷纷仿效，推动了出版业的进步。

近代小学教科书是商务印书馆最早推出的。我国社会的近代形态，基础教育兴起很晚。戊戌时仅康有为《幼学通议》中提到，他是依据《礼记•学记》原则，谈不上近代教育。辛丑“新政”，清廷“令多设蒙养学堂”，同时规定“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教育目的仍是和科举衔接。有志之士进行了改变教育目的的活动，商务印书馆是重要的一环：它提供了近代基础教育第一批课本。最早是1902年6月由杜亚泉编写的《文学初阶》，共6册供3年用。它全部用儿童身边常见的浅近事物做认字课文和内容。如第一课，生字为“大小牛羊”4字，再组成：“大牛、小羊、大小、牛羊”4词作课文。八十课后出现简单句，如“牛负车、牛耕田、桃开花、竹生笋”。第三册开始穿插各科浅近知识，伦理修身，激励发愤读书学艺以振兴中国。后续各册有声光化学，中外史地人物。对道光以还割地“赔款”多有议论。这是第一本同科举教育割断而讲究国民素质教育的课本。1904年2月商务印书馆又推出小学《最新国文教科书》。这套课本由张元济、高梦旦、蒋维乔、庄俞共同编写，一反历来启蒙读本由一人写的作法。很多关于它编写认真的佳话至今流传。这本书编写认真，影响十分深远：蔡元培当时是旁观者，他叹为观止，说这本书的认真，改变了整个出版业编书草率的风气。这套课本开创了沿用至今的用楷体字排课文和每课都在一个展开面上，并附丰富的插图的作法。这套课本出版后，一直受到学生和家长、老师的欢迎。

我国第一部近代词书——《辞源》。我国的词书起源很早，但千余年来一直分为3个互不照应的体系：《尔雅》、《说文》和韵书——名物、文字和语音。而且主要环绕四书五经，脱离人们生活。《康熙字典》虽在-一定程度上将字的音、形、义结合解释，但它仅顾及字而还不懂复音词，只收列极少一部分复音词作为字(单音词)的义项无规律地安排在某个单字下；而且主要是专有名词。如“仓山”在“仓”字下：“河津”(龙门)在“津”字下，“天一星”在“一”字下。晚清复音词随着西学进入大量产生，没有一本词书搜集、解释，阅读书报常生误会。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高梦旦、陆尔奎有鉴于此，发愤编纂一部集词汇、单字、语音、释义于一书，熔旧学新知于一炉而检索方便的词书。陆、高二位于1908年开始与20多位编辑编写4年后完稿，发现词书释义中引文有因循类书而脱漏、多字——自古词书引文衍夺是常事，《康熙字典》这类问题仅影响字义的就有2600多条。他们硬是再添人全部重查原书，又花了3年时间才发排，于1915年出版。正是由于认真，后来中华书局《辞海》出版，虽后来居上，并不能压倒它，80多年经过修订，现在还在发行。

《辞源》在词书编纂上至少在3个方面具有开创性。首先收录了大量近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应用技术词汇。其次规定了这些复音词以第一字列于该单字后，便于检索。第三，单字义项严格以单音词所含意义为限，即严格以词为单位释义。第二、三两个原则至今为所有汉语和汉外词典所遵循。

世界词书销售量之最。《吉尼斯世界记录》在1980年版中说，它的这本书各种文本各年累计发行量已达到3200余万册，是世界书籍发行量之最。这个版本传到我国后就有人撰文指出它是夜郎，它的发行量远远落后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华字典》。当时《新华字典》销售量已达8000万册。《新华字典》是魏建功等5位语言学家商定体例编法，由魏建功率领一批词书工作者精心编成，是以质量上乘。1970年周恩来总理又指示由北京大学文科各系、中国科科学院、商务印书馆、北京市教育系统抽调人员讲行修订，总理不仅多次具体指示，克服修订工作人员中普遍存在的怕被人说右的顾虑，还在百忙中亲自审读修改稿并作改动。当年，《新华字典》修订本全国各省市造货4000万册；以后每年分区造货量在1000一1500万册左右；至今累计发行量已在25亿册左右。这个数量在古今中外无数词书中是绝无仅有的；即使以人均占有量，世界上也没有第二本词典可望其项背。

中国第一部规范词书——《现代汉语词典》。汉语是我国的主要语言，它有许多差异严重的方言，妨碍不同地区人们的交往。历代政府除了秦始皇“书同文”统一了字的写法，读音和词义始终没有统一。新中国建立后，有了规范语言文字的条件，大规模的经济、文化建设也提出了这个要求。这就有了《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必须推广普通话。周恩来总理指出：“学习普通话光靠耳朵和嘴巴是不够的，学了容易忘记，必须有一套标音符号，用来编印拼音的读物和注音的字典，供学的人随时查考。”1956年2月6日周恩来签署总理命令：“为了帮助普通话的教学，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应该在1956年编好以确定语音规范化为目的的普通话正音字典；在1958年编好以确定词汇为规范目的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确定由编辑、排校、出版词书经验最丰富的商务印书馆担任该词典的出版任务。并决定正音字典与词典合在一起。1959年初稿完成，商务印书馆从审稿角度提出意见修改后在1960年出版“试印本”向专家征求意见。各地专家意见汇总后经过修改1965年印出“试用本”送审稿。1973年开始对“试用本”进行修订。由于“四人帮”干扰，1978年才正式出版。至此，我们国家才有了第一部规范词书。这部词典由吕叔湘、叶圣陶、丁声树、李荣等专家审读，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平。它的科学性无愧于促进汉语规范化的任务，出版后享有极高声誉，去年又出版了修订本；前后10多年总共出版3000万部，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选题民主之最。商务印书馆出好书，它的功夫从选题开始。1903年10月它就开始实行“编译所会议”制度，从根本上保障了出好书。一百年中，选题民主程度必有不同，但做好做差在出书上大体都获得反映。做得最好，当推1958年独立建制后和1979年重又独立建制后。当时前后两位总编辑都享有国际声誉，他们都极尊重他人，发扬学术民主。1958年独立建制时，4年前三联书店牵头已制订了一个翻译外国哲学、社会科学著作长远规划，商务接手后，总编辑仍然亲自出马，在北京、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学术界广泛征求意见，再制订出短期规划和长期规划。“文革”结束后继续这一做法，而且学科范围扩大至全部选题内容，包括中外语文和词书。不仅范围扩大，也更加细致，多一个来回：先登门征求专家意见，汇总后再请专家会议确定，称“规划会”。已进行过4次。名著都是有定评的，还有什么意见可征求不一定!哪些应先出，哪些可晚些；哪本书请谁译最合适；用哪个版本最好；国际上有些什么动态，这些听听专家们意见不是更好吗在这样的规划基础上确定的选题计划，绝无商业味，自然经得起检验，符合读者的需求，前几年社科书订数普遍滑坡时，商务版的名著受影响比较小，年年有1/3重印。像这样的选题民主是仅见的。

（原载《中华读书报》1997年5月7 ）

香港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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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务印书馆成立于1914年，一直致力推动中国文化和教育，主要出版历史文化画册、经典著作、语言学习及语文工具书和教科书等。2007年10月22日，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举行110周年馆庆酒会。

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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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是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商务印书馆新加坡分馆、商务印书馆马来西亚有限公司于1993年共同投资的国内首家综合性合资出版机构。

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致力于促进和加强中外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出版面向海内外的语言工具书，知识性丛书、华人学校教科书以及弘扬中华文化的书籍；经营中外文学书刊和与文教有关的声像制品（包括电子出版物）的出版、发行、印刷和销售。近年来，公司先后出版了《最新高级英汉词典》、《新编汉语教程》等精品图书和“中华文明系列”光盘以及《〈英语世界〉100期精华》、《全唐诗》和《百衲本二十四史》光盘等电子出版物，深受中国大陆和海外华人读者的欢迎。

商务馆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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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丈之松

陈原集张元济、茅盾、叶圣陶句成歌

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

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获仗群才。

世事白云苍狗，风涛荡激，

顺潮流左右应付，稳度过滩险浪急。

论传天演，木铎启路。

日新无已，望如朝曙。

敢云有志竟成，总算楼台平地。

从今以后更艰难，努力还需再试。

森森兮千丈之松，矫矫兮云中之龙。

言满天下兮百龄之躬！

汉宫春晓图的真迹现在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除汉宫春晓图外，台北故宫博物院还藏有清代玉雕翠玉白菜，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以及《富春山居图》的后卷等稀世珍品。

汉宫春晓图是由明代著名画家仇英所描绘的一幅重彩仕女图，这这幅画作主要展现了宫廷之中女子的生活状态，画家采用飘逸自然，颜色鲜明的绘画手法，描绘出了宫廷的繁华与生活的闲适，是我国流传于世的十大名画之一。汉宫春晓图中除了描绘有宫廷之中宫女，太监，妃子等人的生活状态，休闲娱乐以外，还描绘了奇石飞檐等穿插其中，颇有意趣。其中更是绘制了毛延寿与王昭君之间流传于世的故事。现在被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台北故宫博物院始建于1962年，主要是存储收藏了故宫博物院以及承德避暑山庄等皇家收藏流落在外的藏品，也是我国三大综合性博物馆中建造时间最晚的博物馆。上世纪初正处于一战，二战以及国家政权交替的复杂时期，保护历史文物就成为了一件很复杂又很重要的事情。在抗日战争爆发的初期，为了保护文物，我国决定将重要的文物进行南迁运，抵到上海，南京等地。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时将其中大部分文物带往了台湾，这也就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由来。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很多的稀世珍品，清代玉雕翠玉白菜，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苏东坡的《寒食帖》以及《富春山居图》的后卷等，都是我国闻名世界的珍贵宝藏。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瓷器，玉器，文字资料等，是我国研究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源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