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毁掉的先秦古籍，既然毁掉了，当然没办法恢复，但后世考古，从古代遗址里出土了一些之前曾被毁掉的古籍。

包括以前遗失或者只有书名的古籍。还有竹简，以及甲骨文，最终确定许多历史的真伪。

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一扫六合，平定四海，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并首创皇帝制度，史称秦始皇。秦王朝建立后，嬴政兢兢业业，统一度量，文字，货币，北击匈奴，南征百越，筑长城以拒外敌，凿灵渠以通水系。当时的秦王朝国力已经空前强盛，但好景不长，二世胡亥即位后，仅一年，陈胜吴广就揭竿而起，云集响应，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之后刘邦，项羽联合抗秦，公元前207年，新生的秦王朝灭亡，前后仅存在14年。

历史上普遍认为，滥用民力是导致秦王朝迅速灭亡的原因。但我们了解了秦的发家史，我们就会明白，劳重的民役只是一根导火索，点燃了一个埋藏一百多年的炸弹。

秦刚开始是一个分封的诸侯国，真正强大起来是在秦孝公即位之后，秦孝公是一位具有政治抱负和长远眼光的诸侯王，眼看周王朝分封制已然土崩瓦解，必将进入诸侯混战的局面，深知只有强大起来才能于诸侯国中屹立不倒，他开始励志改革，广纳贤士，以制定改革良策。卫国人商鞅因不受魏惠王重用，又听闻秦孝公招纳贤人而前往秦地。为秦孝公提供了一套涵盖军、农、商、法等方面的变法措施，深得秦孝公喜欢，随即被任命为左庶长，着手准备进行变法。

起初，变法遭受了旧贵族派的反对，他们认为法是古制，礼是代传，是先辈智慧的结晶，不可轻易改变，实际上是因为变法触动了旧贵族利益。商鞅从历史进化的角度驳斥了旧贵族的理论，引经据典，他说武王建周没有遵循古法而变得强大，殷夏因为严格按照礼法而被灭亡，应当根据形势制定相应的法律，就事论事而制定礼法。旧贵族哑口无言，变法继续进行。

为了得到秦地百姓的信任和支持，商鞅通过徙木立信，宣扬新法，变法顺利进行，先后于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两次变法，第一次变法针对军制，法律，改户籍，奖军功，实行什伍连坐法，制定严格的秦律等。第二次变法针对农业、商业，废除井田制，成人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抑制商人发展等。秦国通过商鞅变法，农业得以迅速发展，军队有了保障，严明的律法防止了犯罪，国力不断增加，当时成为了一方诸侯。

从商鞅变法内容我们可以看出四个核心，分别是重刑、弱民、抑商和禁旅。全都是为了加强统治，扩大君王权力，而完全忽视了农民的力量，其中重刑为后世秦王朝埋下了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炸弹。

在《陈胜吴广起义》一文中，他们一行人因为下大雨耽误工期，两个人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也就说耽误工期是要掉脑袋的，秦朝法律没有情理可言，即使不是人为的行为，也要受到法律惩罚，而且前面说到要实行连坐，也就是不知自己要受刑，邻里亲人也要遭受出发。起义也是死，同样是死，陈胜吴广选择了后者。后面陈胜又说了一句话：天下苦秦久矣！百姓早就忍受不了秦朝的统治了，奈何刑法过于严厉，反抗一定是死，甚至会灭满门，还不如苟活着，就是没人敢带头，而陈胜吴广成为了第一个点燃炸弹的人。商鞅变法在思想上禁锢了百姓的思想，面对繁重的赋税民役丝毫没有能力反抗，终于在一百多年后，压倒了一行人，也就压倒了秦王朝。因变法而强大也因变法而灭亡。可笑的是，商鞅也是因为自己制定的刑法而死，发明了车裂而最终被车裂而死。

正如司马迁在《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写道：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嬴政也姓赵）一个王朝要长治久安，是一定要历任统治者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不同政策，在秦王朝本身繁重的民役下，就不应该继续执行严重的刑法，而是要多加奖赏，给予服民役的百姓生活保障。

说到印章，不少人都想到了秦朝时期的「 ”传国之玺”。根据史书记载，秦始皇一统江山后，命李斯用和氏璧做成了一块玉玺，这便是写有「 ”受命于天既寿永昌”8个小篆的「 ”传国之玺”。其实，传国之玺并非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印章，在先秦时代，古人就使用了印章。随着历史的发展，印章不在局限于玉器、青铜等。到了汉代时期，不少贵族、大臣甚至是诸侯开始用上了「 ”金印”。汉代时期的这些金印因为历史的缘故，大部分都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中，只有少部分流传了下来。 有两则故事，都非常传奇，曾名噪一时！ 史上最早的「 ”天元皇太后金印”，它的背后藏着这样一段佳话~ 1993年8月，位于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底张乡的北周武帝孝陵被盗，盗墓贼盗走了周武帝皇后阿史那氏墓内的金凤冠等各种头饰、首饰，还有一方「 ”天元皇太后玺”金印。 1996年6月，渭城公安分局文物派出所完整地缴获了被盗珍贵文物，其中包括「 ”天元皇太后玺”。 此玺通高47厘米，边长445×445厘米，为麒麟钮。 玺钮与玺台系铆嵌在一起，重80256克。 印文为朱文（阳文），分布二行，每行三字，标志着北周官玺制度的改变（秦汉以来，流行的方形官印多为阴文），同时也说明此玺需钤盖在绢帛之上。 此玺在印学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是研究从秦汉阴文铸造官印转向隋唐阳文蟠条官印的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传）唐 阎立本《历代帝王图》中的宇文邕画像 「 ”天元皇太后”是北周武帝宇文邕的皇后阿史那氏，据说，周武帝为迎娶这位皇后颇费了一番周折。 阿史那氏是当时突厥可汗的女儿，可汗原答应将女儿许配给周武帝，后来又后悔了。 周武帝即位（公元560年）以后，多次派人前去迎亲，都无果而返。 公元565年，周武帝派大臣率120人的迎亲队伍浩浩荡荡再次迎亲，可汗一拖再拖，迟迟不肯答应。 武德皇后墓志盒盖拓片 武德皇后墓志拓片 迎亲队伍苦苦等了三年，直到公元568年，有一次天气突变，雷电交加，大风吹坏突厥人居住的帐篷，可汗以为是遭到天遣，才以礼送女儿随使者归周。 阿史那氏嫁到北周后，被封为武德皇后。史书对这位武德皇后的评价是：后有姿貌，善容止，帝深敬焉。 至此，从周武帝即位迎亲算起，为娶阿史那氏他前后整整花了八年时间，当然一方面是为了加强联盟，统一北方。 北周、北齐与突厥的位置关系（图自网络） 公元578年，周武帝驾崩，周宣帝即位，尊武德皇后为皇太后，不久，宣帝不堪隋国公杨坚威逼，传位于太子，即周静帝，宣帝自称「 ”天元皇帝”，尊皇太后为「 ”天元皇太后”。 盗墓者所盗的「 ”天元皇太后玺”金印，正是阿史那氏在孙子当政时期使用的信物。 隋朝开皇二年（582年），天元皇太后去世，年三十二。 与宇文邕合葬孝陵，谥号武成（墓志作「 ”武德”）皇后。 武德皇后阿史那氏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突厥族的皇后，「 ”天元皇太后玺”金印是史上最早的皇太后金质印玺，现珍藏于陕西咸阳博物馆，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它不仅见证了突厥人和鲜卑人政治联姻的历史，还见证了阿史那氏历经三代君王的辉煌一生，弥足珍贵。 国家发掘的金印并不多，出土一件都是一级国宝，下面这个故事更有戏剧性，因属于私人发现，还出现了很多争议。 村民河滩上捡到「 ”金印”，专家称价值超2亿而上交后获350元奖励 金印流传下来的一般都是考古出土或者民间无意间发现。在诸多的金印中，除了上面的王后金印最著名的便是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 ”文帝行玺”金印。这枚金印之所以如此珍贵是因为这是考古出土的第一枚帝印。虽说南越王国不被汉代认可，但对于当时的南越王国来说，他们就是一个国家。而这枚金印中也表现出了南越古人的这种想法，根据古籍中记载帝印白玉质或者金质、螭虎钮印，印文是「 ”皇帝行玺”或「 ”天子行玺”；而南越国赵眜这枚帝印就符合了这一记载。除了文帝行玺之外，考古上也出土了不少的金印，民间也有发现。 在民间发现的金印中，最著名的便是西汉偏将军印章。所谓的偏将军其实就是将军的辅佐，偏将军官名始于春秋，在汉代时期，基本每个将军都有辅佐。因此，在诸多的汉代金印中，有不少是偏将军金印。今天说的这枚金印目前被收藏于重庆市博物馆，是该馆最著名的文物之一，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有人估价超过2亿元。至于这件文物到底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藏友有藏品需要鉴赏评估，交流，出手的可关注私信我，关注河南省收藏家协会官方公众号「 ”河南收藏” 为藏友免费提供与资深圈内专家、藏友面对面鉴宝交流 从事情得从1982年说起，当时观音桥公社社员刘定全等人在嘉陵江北岸水府宫聚贤岩河滩上劳动时，发现石头中金闪闪的，出于好奇，刘定全将这东西捡了起来。不过并没有告诉其他人，因为他总觉得此物不同寻常，将这件金黄的东西带回家后，刘定全对妻子说「 ”这是一枚金印，是在河边捡到的”。刚开始妻子还不相信，因为刘定全跟自己开玩笑，为了验证这到底是不是黄金，刘妻在狠狠的咬了一口，留下了一个压印，但也证实了这是一件黄金印章。 妻子知道自家丈夫捡到黄金后，对周围邻居讲起了这件幸运事。慢慢的，刘定全捡到黄金的消息传遍了当地，当地的文物专家知道后决定上门看看这传说是否真实。当专家看到金印上的「 ”偏将军印章”5字后就知道这肯定是文物，而且是一件极为罕见的文物。专家之所以认定这是一件价值极高的文物是因为早在1954年，陕西宁强县阳就出土了一件「 ”朔宁王太后”金印。而村民捡到的「 ”偏将军印章”金印在钮式、印体上与此金印如出一辙。 专家知道这件金印文物的来源后，对村民解释说「 ”我国法律规定地下文物都是国有的，私人不允许拥有”等话后，刘定权等人意识到如果私自收藏文物是要担负法律责任的，因此打算将文物主动上交。刘定全上交这件文物后获得了350元的以及一张奖状的奖励。 2008年，刘定全被邀请到重庆博物馆参观时，对这件文物沉默了很久，突然说到「 ”要是知道这是文物，肯定不会让妻子咬，搞得留下了牙印”。在与专家的交谈中得知，此文物如今的估价超过了2亿元，但他表示一点都不后悔，该是自己的就是自己的，是国家的就是国家的；他还提到，自己上交文物时获得的奖状，因此时间久远，因此腐烂了；博物馆专家知道后，给他又做了一面。 （图文源自网络 版权属原作者）

第一， 首先是制度上的原因。由于秦始皇做到了统一天下，在此之前从未有任何一位君王，统领过如此庞大的疆域和人民。秦始皇创立了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但却只是个雏形，虽然有郡县制作依托，但整体来看还是十分稚嫩和单薄，想通过这样一种制度将原本支离破碎的疆土维护统一，是很难做到的。

第二， 是秦始皇个人认识的原因。秦始皇依靠马上打天下，他并无治天下的经验。他想当然地认为，只需像以前一样，通过出巡立碑，展示自己的军队实力，就可以震慑六国人民。其实这些都是表面文章，没有多少实际的功效。况且六国新亡，秦始皇的出巡，更像是一场“耀武扬威”的宣告胜利的游行。这种行为无异于嘲讽和轻蔑六国人民，更加容易激化矛盾。

第三， 是政策的原因。战争刚刚结束，秦国就实行严刑峻法。虽然现代有很多学者进行了考证，认为当时秦朝的法律规章并不是十分严厉，可无论如何，人民刚刚受过战争的荼毒，也总是经受不起的。更别说沉重的劳役，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和万里长城，使得民怨四起。

第四， 是文化上的原因。秦统一六国之后，尽焚六国史书，然后再焚诗书礼乐等人文类书籍，只留下了医药，种田等自然科学类的书籍。秦始皇简单地认为，人民只需要每天好好种地，有口饭吃就足够了。他完全忽略了人对精神世界的需求，将人简单化，视作劳动生产的工具。这是很可怕的。当人们满足了基本的生存需求以后，自然会对精神世界有所渴望，而秦朝对文化的高度管控，更容易引起人民对于过去生活的怀念和对现世的反思与敌视。

第五， 是眼光的问题。秦始皇最后到死才下口谕立长子扶苏，这是他个人眼光的问题。他没想到自己当了皇帝，还敢有人违抗旨意。他常年做着长生不老的美梦，总觉得自己能掌控世界更久一些。他以为他还能压制住李斯和赵高，这种迷失版的自信彻底毁掉了这位年轻时气吞六国的英雄，也是他自己彻底葬送了秦朝的命运。

秦朝的灭亡是一系列因素叠合所致的系统性崩盘，在这一系列因素中，高效运转的纯粹的“官僚制+帝制”模式与关东地区的文化冲突是最为致命的速亡原因。

秦政苛急，与关东诸国或重礼、或重商、或散漫的多元民俗民风存在严重的文化冲突，秦始皇靠着强大的军事力量与个人威望一时压服住了这一潜在的文化冲突，但却不可能利用严峻的秦政秦法去消化排解这种文化冲突。质言之，秦政自商鞅变法以来运行了一个半世纪，已然有了强劲的制度惯性，根本没法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去兼容关东风俗。这就使得秦政在拥有了执行效率的同时，面对着以分封分治制为主轴的周政所不曾面对过的多元地区文化压力。

我们常说秦统一是史无前例的第一次，并且以此吹捧秦朝的历史地位，殊不知，这种史无前例的第一次大一统，对于当时的秦王朝而言，更多的影响是负面“关东抵制”，其中，既有关东基层民俗的抵制（陈胜吴广是代表），又有关东贵族复国势力的抵制（反秦起义中后期的主导者）。另一种常常用于秦王朝的说法是“暴秦无道”，这个“暴秦无道”实际上就是“史无前例”的另一面，暴与无道，不仅仅是对其为政严酷的描述，更是对其不适应关东民情的反应。

前述文化冲突，叠合秦二世对于秦律的加重加严、赵高的弄权误事、南征北战的兵力分散、劳役过多过重过于频繁的压迫等等因素，导致了秦王朝的中央权力在赵高弄权干扰下在作出误判之时，还过分依赖于“重压”与“威严”的一面，逼反了民众，也没法及时组织优势兵力阻遏张楚势力的扩大化。而劳役的过多过重，不仅将关东民众推向了亡国贵族的一方，而且将基层官僚与秦地民众逐渐逼反，最终使得秦朝的统治基础荡然无存，以致速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