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约前77—前6） 原名更生,字子政,沛县（今属江苏）人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刘向的散文主要是秦疏和校雠古书的“叙录”,较有名的有《谏营昌陵疏》和《战国策叙录》,叙事简约,理论畅达、舒缓平易是其主要特色

刘向是楚元王刘交四世孙宣帝时,为谏大夫元帝时,任宗正因反对宦官弘恭 刘向头像

、石显下狱,旋得释后又因反对恭、显下狱,免为庶人成帝即位后,得进用,任光禄大夫,改名为“向”,官至中垒校尉曾奉命领校秘书,所撰《别录》,为我国目录学之祖治《春秋谷梁传》据《汉书·艺文志》载,刘向有辞赋33篇,今仅存《九叹》一篇今存《新序》、《说苑》、《列女传》等书,《五经通义》有清人马国翰辑本原有集,已佚,明人辑为《刘中垒集》《楚辞》是刘向在前人基础上辑录的一部“楚辞”体的诗歌总集,收入战国楚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贾谊、淮南小山、庄忌、东方朔、王褒、刘向诸人的仿骚作品

刘向历经宣帝 、元帝 、成帝朝；历任散骑谏大夫、散骑宗正、光禄大夫等职曾屡次上书称引灾异,弹劾宦官外戚专权成帝时受诏命校书近20年,未完成的工作由其子刘歆续成官终中垒校尉,故又世称刘中垒 刘向典校的古籍主要包括经传 、 诸子和诗赋 典校时,又撰有《别录》其后,刘歆以《别录》为基础,撰成《七略》,这是中国最早的目录学著作原书已佚东汉班固因《七略》而成《汉书·艺文志》,从中可以见到《七略》的梗概据《汉书·艺文志》载 ,刘向有辞赋33篇 ,今仅存《九叹》一篇,见于《楚辞》刘向的散文主要是奏疏和校雠古书的“叙录”,较有名的有《谏营昌陵疏》和《战国策叙录》刘向的散文叙事简约,论理畅达、舒缓平易是其主要特色此外,他还编著了《新序》、《说苑》、《古列女传》3 部历史故事集 ,是魏晋小说的先导 明代张溥辑有《刘中垒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

“楚辞”又称“楚词”，是战国时代的伟大诗人屈原创造的一种诗体。作品运用楚地（今两湖一带）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汉代时，刘向把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承袭屈赋”的作品编辑成集，名为《楚辞》。并成为继《诗经》以后，对我国文学具有深远影响的一部诗歌总集。 楚辞，其本义是指楚地的言辞，后来逐渐固定为两种含义：一是诗歌的体裁，一是诗歌总集的名称（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楚国文学）。从诗歌体裁来说，它是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在楚国民歌基础上开创的一种新诗体。从总集名称来说，它是西汉刘向在前人基础上辑录的一部“楚辞”体的诗歌总集，收入战国楚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贾谊、淮南小山、庄忌、东方朔、王褒、刘向诸人的仿骚作品。“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张汤传》。可见至迟在汉代前期已有这一名称。其本义，当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东观余论》）。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汉代人还普遍把楚辞称为“赋”。《史记》中已说屈原“作《怀沙》之赋”《汉书·艺文志》中也列有“屈原赋”、“宋玉赋”等名目。在汉代，楚辞也被称为辞或辞赋。西汉末年，刘向将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承袭模仿屈原、宋玉的作品共16篇辑录成集，定名为《楚辞》。楚辞遂又成为诗歌总集的名称。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故楚辞又称为骚或骚体。

“楚辞”这一句词不知起于何时。《史记》在张汤的传中已经提到它，可能至晚也是汉初就有的。至汉成帝时，刘向整理古籍，把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编辑成书，定名为《楚辞》，从此以后，“楚辞”就成为一部总集的名称。

汉代一般称“楚辞”为赋，这是不十分恰当的。“楚辞”和汉赋，体裁截然不同，前者是诗歌，后者是押韵的散文，它们的句法形式、结构组织、押韵规律都是两种不同的范畴。再从音乐的关系上看，虽然都是不歌而诵，但汉赋同音乐的距离比“楚辞”更远些。所以司马迁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史记·屈原列传》)可见辞与赋本来是有区别的。由于汉赋是直接受“楚辞”的影响发展起来的文体，在习惯上汉代人多以辞赋并称，把屈、宋之辞与牧乘、司马相如的赋等同起来。于是辞与赋的概念混淆了，从此以后，屈原的作品甚至全部楚辞都称之为赋了。其实它们是两种不同的文体，不应混为一谈。至于后人以《离骚》代表《楚辞》而称之为“骚”，如《文心雕龙》有《辨骚》篇，《文选》有“骚”类等。这和后人称《诗经》为“风”一样，虽然名实不符，都是有意把楚辞和汉赋两种文体区别开来。 远在周初，江汉汝水间的民歌如《诗经》中的《汉广》、《江有汜》等篇都产生在楚国境内。其他文献也保存了不少的楚国民歌，如《子文歌》、《楚人歌》、《越人歌》、《沧浪歌》（见《说苑》中《至公》、《正谏》、《善说》三篇。）等都是楚国较早的民间文学，有的歌词每隔一句的末尾用一个语助词，如“兮”、“思”之类。后来便成为《楚辞》的主要形式。更重要的还是楚国民间的巫歌。楚国巫风盛行，民间祭祀之时，必使巫觋“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充满了原始的宗教气氛。《楚辞》中的《九歌》，其前身就是当时楚国各地包括沅湘一带的民间祭神的歌曲，祭坛上女巫装扮诸神，衣服鲜丽，佩饰庄严，配合音乐的节奏载歌载舞，很像戏剧场面。这就是那时巫风的具体表现。这种原始宗教的巫风对屈原的作品有直接影响。《离骚》的巫咸降神，《招魂》的巫阳下招，以及《楚辞》中凡诗人自我形象的塑造和高贵品德的象征，如高冠长佩，荷衣蕙纕，乃至丰富的神话故事的运用等，都是最好的说明。所以《吕氏春秋·侈乐篇》说：“楚之衰也，作为巫音。”“楚辞”就是这种带有巫音色彩的诗歌。

还有楚国的地方音乐对“楚辞”也有一定的影响。春秋时，乐歌已有“南风”、“北风”之称。钟仪在晋鼓琴而“操南音”，被誉为“乐操土风，不忘旧也”（师旷曰：“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见襄公十八年《左传》。钟仪事见成公九年《左传》）。从此以后，楚歌、楚声和楚舞一直为楚人所喜爱，见于文献记载者不少。这是很自然的。战国时楚国地方音乐极为发达，其歌曲如《涉江》、《采菱》、《劳商》、《薤露》、《阳春》、《白雪》等，“楚辞”的作者都已提及，“楚辞”虽非乐章，未必可歌（《九歌》经屈原改写后，是否用原来乐调歌唱，不能知道。）。但它的许多诗篇中都有“乱”辞，有的还有“倡”和“少歌”，这些都是乐曲的组成部分。《楚辞》中保存这些乐曲的形式，就说明它同音乐的关系非常接近。当然由于作者是楚人，他们所接受的音乐的影响也多半是属于楚国地方的。同时，与此有关而影响于“楚辞”的那就是楚国的方言。楚国的方言有特殊的意义，也有特殊的音调。《楚辞》中的方言极多，如“扈”、“汩”、“凭”、“羌“、“侘傺”、“婵媛”之类，参考古注及其他文献还可以理解。至于当时音调的读者早已失传。汉宣帝时，九江（今安徽寿县，楚最后国都）被公能诵读《楚辞》，至隋代，还有释道骞也善读《楚辞》，“能为楚声，音韵清切”（《汉书·王褒传》及《隋书·经籍志》）。后来唐人还继承他的读法。可见懂得《楚辞》中楚声的人隋唐间还有。不过这对《楚辞》的影响是次要的，主要还是民间文学和地方音乐的关系。

总之，楚国本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后来又接受北方文化的影响，二者融合为一，汇为文化的巨流，在长期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文学艺术的素材，为文学创作提供充分的有利条件。就在这个优越的文化基础上孕育了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产生了《楚辞》这样光辉灿烂、千古不朽的诗篇。

《楚辞》，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相传是屈原创作的一种新诗体。[1]“楚辞”的名称，西汉初期已有之，至刘向乃编辑成集。东汉王逸作章句。原收战国屈原[2]、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辞赋共十六篇。后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各篇也是承袭屈赋的形式。以其运用楚地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和风土物产等，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故名《楚辞》，对后世诗歌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