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跳读”法：

鲁迅先生认为：“若是碰到疑问而只看那个地方，那么无论到多久都不懂的，所以，跳过去，再向前进，于是连以前的地方都明白了。”这种方法是对陶渊明的“不求甚解”读书方法的进一步发挥。它的好处是可以由此节省时间，提高阅读速度，把精力放在原著的整体理解和最重要的内容上。

老舍的“印象”法：

老舍说：“我读书似乎只要求一点灵感。‘印象甚佳’便是好书，我没功夫去细细分析它……。‘印象甚佳’有时候并不是全书的，而是书中的一段最入我的味；因为这一段使我对全书有了好感；其实这一段的美或者正足以破坏了全体的美，但是我不管；有一段叫我喜欢两天的，我就感谢不尽。”

华罗庚的“厚薄”法：

华罗庚主张：读书的第一步是“由薄到厚”。就是说，读书要扎扎实实，每个概念、定理都要追根求源、彻底清楚。这样一来，本来一本较薄的书，由于增加了不少内容，就变得“较厚”了，这是“由薄到厚”。这一步以后还有更为重要的一步，即在第一步的基础上能够分析归纳，抓住本质，把握整体，做到融会贯通。经过这样认真分析，就会感到真正应该记住的东西并不多，这就是“由厚到薄”这样一个过程，才能真正提高效率。

杨振宁的“渗透”读书法：

杨振宁教授认为：既然知识是互相渗透和扩展的，掌握知识的方法也应该与此相适应。当我们专心学习一门课程或潜心钻研一个课题时，如果有意识地把智慧的触角伸向邻近的知识领域，必然别有一番意境。在那些熟悉的知识链条中的一环，则很有可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新发现。对于那些相关专业的书籍，如果时间和精力允许，不妨拿来读一读，暂弄不懂也没关系，一些有价值的启示，也许正产生于半通之中。采用渗透性学习方法，会使我们的视野开阔，思路活跃，大大提高学习的效率。

白寿彝的“研读”法：

著名史学家白寿彝认为，“读书之读，似应理解为书法家读贴读碑之读，画家读画之读，而不是一般的阅览或诵习。”

冯亦代说：“我在看书时，每逢看到好处，不免自己的身心也进入书中的‘角色’。好像演员在舞台上演戏，演到好处，不由得为所饰剧中人的‘角色’左右”。

余秋雨的“畏友”读书法：

散文家余秋雨提出：“应该着力寻找高于自己的‘畏友’，使阅读成为一种既亲切又需花费不少脑力的进取性活动。尽量减少与自己巳有水平基本相同的阅读层面，乐于接受好书对自己的塑造。我们的书架里可能有各种不同等级的书，适于选作精读对象的，不应是那些我们可以俯视、平视的书，而应该是我们需要仰视的书。”

2、名人读书法

孔丘的“学思结合法”：“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子思的“五之法”：“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

王充的“古今法”：“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

韩愈的“提要钩玄法”：“记事者必提其要，篡言者必钩其玄。”

朱熹的“三到法”：“要口到、眼到、心到。”

徐特立的“古今中外法”：“把古今结合，中外结合，变为我的。”

陶铸的“细嚼慢咽法”：“做学问的功夫，是细嚼慢咽的功夫。”

谢觉哉的“挤钻法”：“没有时间，挤；学不进去，钻。”

邓拓的“积累法”：“古今有学问的人，有成就的人，总是十分注意积累的。”

巴金的“苦学法”：“苦学能够战胜一切。学问的宫殿不分贫富都可以进去。”

赵树理的“淘金法”：“读书也像开矿一样，沙里淘金。”

华罗庚的“厚薄法”：“书由厚变薄是阅读能力提高的标志。”

冰心的“创新法”：“读书恨与古人同。”

李准的“先浓后淡法”：“先浓后淡更有味。”

李政道的“杂七杂八法”：“我是学物理的。不过，我不专看物理书，还喜欢看杂七杂八的书，多看一些头脑就比较活跃。”

陈善的“出入法”：“既能够钻进去，又能跳出来。”

　　鲁迅读书，弥漫开放，精骛八极，而善于收束聚集。他对中外典籍的精神、心境、情趣之领略重于资料的积累。观其钞古碑，可知心情之郁积；观其日记购书单，于美术史之覃思精研，开掘之深，涉足之广，即令专业美术史家，也当咋舌敛手。他的知识藤蔓构架迁延广大，思想之停蓄因此稳当厚重。那的确是一种弥漫，不是扬琴的颗粒状，不是提琴的收束，而是像手风琴一样的弥漫。

　　钱钟书读书，精锐挺进，浩瀚渊深。量大如重峦叠嶂，山高水长。其气势如鹰击长空，纵横裕如，略无阻碍；其全面性如综合部队，兵种齐全，方法现代，周密而充满活力。他是错位文化的整形大师，是五千年文明史的刑侦大师。先生旧学邃密，新知深沉，所向披靡，无坚不摧。然而，即令美国国会图书馆那样的藏书量，也“居然有那么多钱教授不要看的书”（董桥语），可知读书选择的必要和重要。

董桥读书法，则如训练有素的别动队，穿插自如，干练迅捷，屡有出人意表的战果及斩获。读书在彼，如攻城略地，速战速决，而建设（抽绎、概括）还要超过攻略。推敲其读书法，但见选择高明，如闻金石声，显系注重知识之再生能力；绿意盎然，大有四季常开，花香不败的意蕴。是一种“荡漾着优越感”的读书法。

李敖读书姿态罕见之开放，如一硕大公园，推倒围墙，吸纳周遭风光，而自有一中心。其于知识信息、资料之吸收，则不论王子与贫儿、芝兰与败草、琥珀珠钻与牛溲马勃，俱兼收并蓄，来者不拒。他以写代读，读写一体，资料海堆山垒，然见解每为过剩信息所掩，识之者，初则惊奇，继之也难免乏味。虽然，其食量亦如拉伯雷《巨人传》一流人物，仍称别开生面。

3、读书经验漫谈

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人才如林，学者如云。他们积累了大量的学习经验。

一、一目十行。这话大家常用，出自《粱书·简文帝纪》:“读书十行俱下。”宋代刘克庄诗云:“五更三点结漏，一目十行读书。”一眼看十行是不可能的，但用来形容读书敏捷，夸张得可以接受。当今科技飞跃发展，各种书籍浩如烟海，要浏览大量书报，确实需要点“一目十行”的本领。

二、二分群书。清末名家梁启超很会读书。他把每天所要读的书分为二类，一类是一般的、粗读; 一类是有价值的，细读；格言还要精读。这种主次分明的读书方法，使他获益不浅。

三、利用“三余”。三国时代的有名教育家董遇，常教导他的学生要善于利用“三余”时间来读书。他说：“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也。”宋代文豪欧阳修对崇敬他的人深有感慨地说：“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当然，“三上”语有夸大，也不利于健康，不足为训，仪以此说明抓紧一切时间是何等重要。

　四、读书“四到”。宋代朱熹提出读书要“三到”近代胡适加了“手到”，形成了读书要“眼到、口到、手到、心到”的好方法。边看、边诵、边写、边想，才能读得进，记得住，用得上。

　五、贵在“五用”。现代伟大作家鲁迅先生把上面的“四到”，再加上一个“脑到”，归结为“五用”。特别强调，不仅要用“心”记，更要用“脑”思索，善于发现规律，提出问题，勇于创造。这种“眼、口、手、心、脑”五到的提法更全面，收益更为显著，成为读书要诀。

　六、学避“六蔽”。古人认为不好好学习，就会成为愚人、荡人、贼人、绞人、乱人、狂人，总之是不好的人。孔夫子曾经对弟子们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七、“七焚七录”。明代末年有个大学问家叫张溥，他的读书法奇特，读书时先抄一遍，再读一遍，然后把书稿烧掉。再抄再读再焚再抄，反复七次，直到烂熟于心，融会贯通。他苦读成名，给自己书斋取名为“七焚斋”，也叫“七录斋”。

　八、“八面受敌”。这是宋代全能大文豪苏东坡发明的极优读书法。他每读一本书，有计划地分作意义、故实、文物等几个方面，每次钻研一个方面，步步深入，效果显著。东坡说：“此虽迂钝，而他日学成，八方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

　九、辨明九事。近人陈中凡钻研古籍，造诣极深。他总结为辨明九事:“一日别真伪; 二日识途径;三日明诂训; 四日辨章句;五日考故实; 六日通条理; 七日治经宜知家法; 八日治史应详察史实; 九日治诸子应知流别。”

　十、十目一行。一目十行的浏览可以博学长识，而十目一行的专注，使人精深。清代学者陆世仪就是用了“十目一行”读书法取得成功的。

　　百、百家百遍。韩愈之所以成为“文起八代之衰”的文坛领袖，是从小就“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鲁迅先生曾形象地比喻说:“必须如蜜蜂一样，采过许多花，这才能酿出蜜来，倘若叮在一处，所得就非常有限，枯燥了”。读百家之书，还要熟读百遍。朱熹说过：“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苏东坡也说：“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学自如”。

　千、日记千言。韩愈自幼苦读，日记千言。叶奕绳谈到他学习的方法说：“每读一书……每日必十余段，少亦六七段”。每天记千把字，是好办法。”

　万、万卷万里。杜甫深有体会地谈到自己的写作经验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汉代文史家司马迁总结治学经验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国有丰富的文化典籍，读万卷书可接受先人的间接经验。我国地大物博，行万里路可以壮志知情，获得直接经验。两者结合，才使人的认识升华，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什么是古代汉语？

顾名思义，就是古代汉族人民的语言，任何一种语言，都有口语和书面语之分。古人的口语是怎样的，我们已无法了解其面貌。今天，我们研究古代汉语，只能依据有文字记载的书面语。古代书面语的情况怎样呢？请看下面两段材料：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参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经》孔子徒弟，姓曾名参，根前奉侍来。孔子说：“在先的圣人有至好的德，紧要的道理。以这个勾当顺治天下有（蒙古语助词，相当于”啊“）。百姓每（们）自然和顺有。上下人无怨心有。你省得（懂得）么？”曾子起来说道是：“我不省得，怎知道着（呢）？”孔子说：“孝道的勾当是德行的根有。教人的勾当先以这孝道里生出来。”———贯云石《孝经直解》上面所引的第一段材料是用文言文写成的《孝经》的原文。第二段是元代大臣贯云石解释《孝经》的“白话讲章”。

当时元代皇帝读不懂《孝经》，便由精通汉文的大臣用当时的口语作解释，写下来便成了一篇反映当时口语的白话文。可见，古代汉语的书面语还有文言和白话两个系统。古代汉语要研究的主要不是古白话，而是文言文。

文言文是怎样形成的呢？它和口语的关系怎样呢？文言文最初与口语较为接近，后来同口语逐渐脱节，并形成一套较为定型的词汇，语法系统。口语在不断发展变化，而文言则处于相对凝固的状态，但它又不是一层不变的。尤其是秦汉以后的作家在模仿先秦经典作品进行写作时，他们不能不受当时口语和民间创作的影响，不断给文言增加新的词汇和表达方式，从而使文言也有所发展和变化。所以我们说，文言文是以先秦的口语为基础，经过较多的加工提炼而形成的上古汉语的书面语言，以及后来历代作家模仿它所写的种类作品的语言，如诸子百家、《史记》、《汉书》、《唐宋八大家、桐城派等等，都是古文言实际应用的范例。直到“五四”运动，文言文才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被现代白话文所取代。

因此，一般把“五四”时期定为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分界限。

为什么古代汉语研究的对象重点是文言文，尤其是先秦两汉散文，而不是古白话呢？这是因为在我国漫长的社会发展中，文言文担负了记录、传播、积累祖国文化遗产的任务，历代许多伟大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文学艺术家都曾使用这种语言，并且给我们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今天我们要继承这笔遗产，就必须有阅读古书的能力。因此，我们学习和研究古代汉语，自然重点是文言。从殷周到清末，文言尽管有所变化，但其基本词汇、结构和表达方式早在先秦两汉时代已基本定型，并且创作了许多典范的文言作品。因此，可以就只要能读懂先秦两汉典型的文言文，就能读懂其后大多数文言文，算是学好了古代汉语。

什么是古白话呢？古白话是唐宋以后在北方话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书面语。如唐代的变文，敦煌通俗文学作品，宋人话本，金元戏曲，明清小说等都是古白话的代表。古白话虽说是白话文，但不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白话文，一般都是以口头语为基础而夹杂一些文言成分。即使是口语，由于区域性和时代性的差异，今天读起来也不那么容易，因此，我们称之为“古白话”（学术界一般把从晚唐五代开始直至“五四”时期形成的古白话称作近代汉语）。古白话上承古代汉语，下接现代汉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如果不把古白话弄清楚，那就不能说对古代汉语有了全面的认识。因此，研究古代汉语也应该重视对古白话的研究。但古白话与文言文比较而言，它毕竟离现代汉语近一些，总体难度小一些，况且古白话使用范围大致限于唐宋以后的俗文学作品，可以不作为我们学习研究古代汉语的重点。前人是怎样研究古汉语并有些什么贡献呢？古汉语从它产生开始，就有人对它进行研究，但真正作为一问学问，还是从开始的。我国传统语文学有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统称为“小学”。但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根据王力先生的说法，从汉代至清代，古汉语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从汉初到东晋末，是语义研究阶段，即偏重文字训诂的研究。因为汉代崇尚儒术，提倡读经，每一个儒生都要求具有阅读古书的能力，自然对语义的研究就比较重视，其代表作品是《尔雅》、《方言》、《说文解字》和《释名》。这一时期，为了读经的需要，还出现了许多经学大师，最著名的经学大师郑玄，他对《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所作的注，对后世也有巨大影响。从南北朝到明末是音韵研究阶段。南北朝以后，诗律学兴起，于是研究韵律和节奏成了当时的“热门”。南朝沈约著《四声谱》，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意识到汉语里有四声并把这种认识运用到诗律的实践上。这一时期，韵书已开始出现，隋代陆法言的《切韵》，是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一部韵书，它在汉语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根据《切韵》语音系统，可以上推古音，下考今音。从十三世纪开始，音韵研究主要集中在北方话语言方面。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是为北曲创作需要而作的，它是现代汉语普通话的重要历史文献。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清初到太平天国）是汉语研究的全面发展阶段，也是最有成绩的阶段，清统治者严厉钳制思想，一般学者被迫离开现实而从事古书的整理与考证，汉语的古音和古义研究在这一时期有很多发明。《说文》之学，此时最盛。段王裁、桂馥、王筠、朱骏声是最著名的《说文》四大家；高邮五氏父子王念之、王引之虽不以《说文》名家，其成就却在《说文》四家之上；此时在古音方面，特别是古韵研究，获得了空前发展，顾武、江永、戴震、段五裁、孔广森、王念孙、江有浩、章炳麟、黄侃等都有卓越成就。

此外，以研究金文和甲骨文为主的古文字学也开始也新局面。吴大、孙诏让、罗振、王国维郭沫若都是研究金文和甲骨文的名家。字典编纂也有很大进展，如《康熙字典》、《佩文韵府》、《统籍纂诂》等均是集大成的辞书。语法作为中国语文研究中心的一门新兴学问，此时也有了开创性的发展。马建忠的《马氏文通》首先创立了一些语法术语并分别了词类，成为汉语语法学的奠基人。

综观我国传统的古汉语研究，内容相当丰富，成就也很显著，古人给我们留下了几百种，汉语研究的专著，积累了许多经验，这是一笔宝贵的遗产。尽管如此，我国传统的汉语研究基本上还处于初级阶段，缺乏发达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历来“小学”总是经学的附庸，基本上以经字为中心，因而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方面，普遍存在重古轻今、重通语轻方言、书面语轻口语的现象，这就必然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建国后，王力先生在大学中文课程中首倡开设《古代汉语》课程，从此，全国各高校相继响应，并成立了全国性的有关汉语研究的学会和专门研究机构。在古汉语研究领域，人才辈出，著作如林。这一切都给我们古汉语的学习和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对于一般实学者来说，怎样学习才能费力较少，而收获较大呢？学习古汉语不同于学习外语，古今汉语有许多相同的地方，这是有利条件。但是，古汉语（这时主要指文言文）毕竟是过去时代一种比较古奥难懂的书面语，不下苦功是学不好的。要说“诀窍”和“捷径”，很好总结前人的经验，避免走弯路，并充分利用现在研究成果和有利条件，那么以较短的时间有效地掌握古汉语还是可能的。

具体地说，就是要做到感性与理性、范文与规律相结合的方法，即阅读一定数量的典范的文言文，自觉地掌握最低限度的常用词和最基本的文言文规律知识，这几个方面结合起来，相互补充和配合，就能较快学好文言文。六十年代王力先生编的《古代汉语》，采取文选，常用词，通论三结合的体系，就是感性与理性相结合的体系。实践证明，这是学习古汉语行之有效、事半功倍的好方法。学习古代汉语为什么要读文选呢？

因为学习古代汉语，目的是为了读古书，文选是古书的举例，是文字、音韵、词汇、语法等各种古汉语知识的综合体现。不读文选，不仅知识不能掌握，而且也很难提高阅读古书的能力。

那么，阅读文选要注意些什么呢？首先要着眼于语言，不要着眼于文学。如《论语、侍坐章》

：“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作为文学作品，在了解文句以后，要着重领会这几句描写了怎样的情境，表达了人物怎样的情趣、爱好和态度等，作为古汉语材料，则要求切实弄懂“鼓”、“瑟”、“希”、“铿”、“尔”、“舍”、“而”、“作”这些词的古今意义和用法，如不切实弄懂，就没有达到古汉语学习的要求。要逐字逐句读，不能囫囵吞枣，望文生义。如前例，按古汉语的学习要求，应该懂得，“鼓”原是名词，这里用作动词，但不能作“敲打”解，而应作“弹奏”解，因为“瑟”不同“鼓”，是一种拨弦乐器，“希”同“稀”，这里不能解释为“稀少”，而是指瑟的声音渐渐减慢减弱，接近尾声。“尔”是助词，用在象声词“铿”的后面，开窍推瑟发出的声音。象声词或形容词后加“尔”或“然”都是同一种构词方法。“作”一般作“劳作”解，这里用的是本义，作“起来”解，即“起身”。

“而”是连词，连接“舍瑟”和“作”两个动作，但不是并列关系，而是偏正关系。读文选就应该这样一字一句，细细比较推敲。当然不是每一句都要平均用力，可以有重点有一般，但必须有这样认真仔细的态度。还要注意常用词和特殊句式。如《左传、烛之武退秦师》：“晋侯秦伯围郑，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晋军函陵，秦军汜南。”对于这段话中的“晋侯”、“秦伯”、“郑”、“楚”、“函陵”、“汜南”等人名，爵位、国名、地名等只要一般了解即可：“晋侯秦伯围郑”这样的句式古今也一样，不必多花力气。面对于“以”、“其”、“于”、“贰”、“军”这些常用词的意义或用法则必须掌握，对于与现代汉语不同的“无礼于……”、“贰于……”这样的句式，也应该注意比较、分析。“无礼于……”或“贰于……”句式虽然相似，但表达的意义则不完全相同。“无礼于晋”是指对晋国无礼，“贰于楚”则不是对楚有二心，而是指表面上跟晋好，实际上向着楚。要熟读成诵。古汉语在用词造句等许多方面与现代汉语不同，它有一套特殊词汇，句式和修饰手法，而这些都已成为过去时代的书面语。

要真正熟悉古汉语，掌握古汉语的微妙差别，最好的方法是在理解的基础上多读，读熟，有些片断要能够背诵。如果有十几篇，几十篇古文读起来琅琅上口，烂熟于心，那对古汉语中一些常见的句式，常规的实词、虚词、如“之乎者也”之类，也就“看来百事只在熟”，“熟则精”、“精则巧”。“工夫自熟中出”。

学习古汉语，在重视读文选的同时，还要学习古代汉语的理论知识，把前人总结归纳出来的文字、音韵、词汇、语法等知识学到手，用它来驾驭分析古汉语语言材料。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在今天知识不断更新的年代，对大多数人来说，不可能也不应该像古人那样十“年寒窗”，完全沉浸在古书堆中，慢慢用自己的感性经验去摸索、体会。这样做花力费时太多。何况今天我们还有许多有利条件，因为前人已花了许多精力，为我们整理出有关古汉语的规律知识。古汉语知识涉及面很广，重点应该是学习词汇知识和语法知识。词是语言的建筑料，要能读懂古书，至少到掌握一千多个常用词。

所谓常用词，是指那些古书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而不是那些冷僻的使用频率很低的词。所谓“掌握”，就是要用古今对比的方法，弄懂并记住这些常用词的常用义，特别是那些细微差别。《史记。

项羽本纪》：“猛如虎，狠如羊，贪如狼，强不使者，皆斩之。”我们知道羊是很温驯的，怎么说“狠如羊”呢？原来古代“狠”是“不听从”的意思。羊有时很犟，你拉它，它就是不走。又如《汉书。霍光传》：“光与左将军（上官桀）结婚相亲”。初学者指出疑问，霍光是男的，上官桀身为左将军，自然也是男的，说二人“结婚”，不可理解。其实古代结为夫妻的双方，女方的亲属可称为“婿”，男方的亲属可称为“姻”，这里指霍光的长女嫁给上官桀的儿子做妻子，双方成了亲“家”。可见应该从古今比较之中逐步掌握这些常用词。学习古汉语语法，应重点了解古今语法的差异方面。因为古今汉语的一些基本语法规律（如之语在谓语之前，动词，形容词可作谓语等）古今相同，这些就不必死记硬背。

而对古今差异方面（如词类活用，特殊语序，特殊句式，特殊的被动表示法，以及一些常见的虚词的用法等）应很好地掌握。如《史记。扁鹊传》：“故天下尽以扁鹊为能生死人。”这句话中的“生死人”

是什么意思？按现代汉语语法规律去理解，就讲不通。在古代汉语中，这里的“生”是不及物动词的使用法，是活着的意思。“生死人”即扁鹊能使死人复生。只有注意这些特殊规则，才能正确理解原文。解，就讲不通。在古代汉语中，这里的“生”是不及物动词的使用法，是活着的意思。“生死人”即扁鹊能使死人复生。只有注意这些特殊规则，才能正确理解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