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学术思想史绵延不断而又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清代的学术思想可以说处于一个辉煌璀灿的重要时期。从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兴起，耶稣会士东来传教，到王、黄、顾等诸多杰出思想家和学者的涌现，拉开了清代学术思想发展进程的序幕，其后的历史发展，可以称得上波澜壮阔、绚烂多彩。由于社会的变化和学术思想自身的逻辑发展，占据思想界统治地位数百年之久的理学逐渐衰颓，实学思潮应运而生，并在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变动中发展到高峰。一时间，经世致用成为学者的治学宗旨，崇实黜虚成为学者追求的目标。随着后来清政权的稳固和封建经济、政治的发展，统治者对思想领域的控制逐步加强，对学术思想的参与也大大增多，清代学术相应进入了一个对既往成果进行全面清理、总结的时代，以考据为特征的乾嘉汉学风靡一时，与此相关的文字、音韵、训诂、辑佚、目录、版本等各门学科也迅速发展并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嘉、道以后，社会历史又发生了新的转折，今文经学兴起，乾嘉汉学走向衰落。伴随着中国近代化的艰难历程，清代的学术思想进入了一个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新的发展阶段。可见，从明清之际迄鸦片战争，这二百多年的学术思想，在整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既是传统思想文化的总结和集大成时期，又是传统的思想文化向近代思想文化的转折和启蒙时期。清代众多学者、思想家提出的问题及其思想走向，至今依然是摆在学术文化界面前的重要课题。深入地研究清代的学术思想，阐述清代学术的发展与演变，分析其有别于其它历史时期学术思想的特色，无疑是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鉴于学术界对清代学术思想的历史地位和特点，存在着不同的评价和看法，因而，我们这里拟就清代学术思想的特点做一些简略论述。

　　清代的学术思想有什么特点，一些前哲与时贤，曾做过概略论述，梁启超将清代学术思想囊括无遗地称之为考证学，并认为考证学派“发源于顺康之交，直至光宣，而流风余韵虽替未沫，直可谓与前清朝运相终始”1。在他看来，清代学术思想的最大特点是考证。王国维也曾对之概括说：“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而道咸以来之学新。”2侯外庐则把鸦片战争之前的学术思想的主流统称之为“早期启蒙思潮”。近年来，随着文化史研究的逐步深入，学者们对清代学术思想特点的论述，也更加具体和深人。如有的学者概括说：“第一，富有总结性；第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各个成员共同创造祖国的灿烂文明；第三，中西文化互相激荡；第四，封建统治者极力控制文化事业。”3又有的著作总论明清两朝的文化特点说：“第一，‘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相继占据文化宗主的地位；第二，早期启蒙思潮应运而起；第三，进入古典文化总结时期；第四，进入‘西学东渐，中西文化交汇’的初级阶段。”4戴逸在《清代思潮》一文中也概括清代学术思潮的特点“是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转变的时期”5。如此等等。

　　上述种种对清代学术思想特点的概括，既有一致性，又有不同点，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都给人以启迪。不过，我们也觉得上述有些看法未免只从学术思想的表现形式看问题，如把清代学术思想的特点总体上概括为“考证学”，便很难把握清代学术思想的本质特征；也有些论述未能突出清代学术思想独有的特点，譬如说“封建统治者极力控制文化事业”。其实，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者，都何尝不是“极力控制文化事业”呢这并非是清代学术思想独具的特色。我们认为所谓特点，就是事物有别于其它事物的、自身独具的，能反映本质属性的特征。同时，要讨论清代学术思想的特点，首先应解决从何处入手的问题。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要研究清代学术思想的特点，不能脱离清代社会政治、经济的特点，也不能就思想论思想。因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而且，“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些论述，对我们研究学术思想都给予了方法论上的重要启示。既然要研究清代学术思想的特点，那么，首先就应把握清代社会政治经济的特点，而史学界多数学者公认的清代社会政治经济最主要的特点是：清代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皇朝，已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它既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终结，又是中国近代社会的起点，处在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上；第二，清朝的统治以满族贵族为主体．它既发扬了满族英勇骁健、锐意进取的民族风貌，又充分吸收了汉族文化，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此时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也使自明末以来腐朽的中国封建社会重新回光返照，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又有新发展，此时封建社会生产关系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仍居主导的支配地位，但在社会经济中也存在一定的资本主义萌芽；第三，与清代建国的时间相同步，世界上的西欧各国已陆续由中世纪封建社会步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和对外进行殖民扩张时期。在这样的世界历史潮流下，清代封建统治者想要始终如一的闭关自守，以“天朝上国”自居已不可能。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必然要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冲击，不得不由古代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过渡和转变。这些都是清代社会历史不同于其它朝代的独有的特点。与清代这些社会历史特点相适应，并结合清代学术思想自身的发展和演变，我们认为，清代学术思想的主要特点是：

　　第一，早期启蒙思潮的兴起与发展。

　　前已述及，侯外庐先生早就提出了“早期启蒙思潮”，而且这也是侯氏整个中国思想史学说中的一个重要论断。这一观点，在1949年以后较长一段时间内，曾得到许多学者的赞同。但近年来也有些论者对这种说法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包括17世纪的经世致用思潮“理论上没有摆脱儒家‘修齐治平’的框架，它的理想社会仍是‘三代之制’的模式，这只是封建制度在儒家思想中的理想化，而不是超越儒家的新的社会理想”。并说清代学术思想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从‘四书’回到‘五经’或‘十三经’，从性理之学回到训诂考据，从宋学回到汉学”。因而“不同意把这一思潮说成是中国启蒙文化”6。这种论点还得到一些学者的支持和补充。但我们对这种观点则表示异议。持上述观点的人也肯定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自明代中叶出现有稀疏的资本主义萌芽，并肯定在当时的思想文化领域内也出现了反对封建礼教的活动，主张“人各有私”，提倡“个性解放”的市民意识。但他们却认为明清之际涌现的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思想，是对明中叶以后产生的进步思潮的反动。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未免过于武断和偏颇。事实上，王、黄、顾等进步思想家所提出的思想学说，乃是在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变革中，通过对明朝灭亡的总结与反思提出的更为深刻的思想。他们进一步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弊端进行激烈的抨击，倡导民主，反对独治。批判封建专制几乎成为当时的思想潮流，这在许多学者的著述中得到反映。诸如，对封建社会后期居统治地位的宋明理学，从哲学高度作出的总结和批判，使得理学一蹶不振，走向终结；在政治思想方面，黄宗羲淋漓尽致地揭露封建君主“屠毒天下之肝脑”，“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乐”，极为尖锐地指出“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7唐甄更把帝王和盗贼并提，“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8。在社会经济方面，思想家们提出“均田说”和“工商皆本论”。与时代发展相联系，应该看到这些思想观点正是明中叶以来社会经济中出现的新的经济因素在思想领域中的反映。不能完全否认这些思想观点的“反封建性质”，仅将其视为“是中国古代儒学的一个构成部分”。尤其不能笼统地认为这些思想家和学者是对明中叶以来进步思想的反动和倒退。当然，就其思想表现形式说，的确仍是披着儒家经学的衣衫，他们的一些闪光的思想，往往是通过注疏经书的形式出现的，似乎是从“四书”回到“五经”或“十三经”。问题在于不能只看这种表现形式，而应看其思想内容。同时，也不能因为提出这些思想的学者有浓厚的封建正统思想，而且他们从总体上说仍然是传统的儒家，便据此认为他们的思想不具备新的进步性质。应该看到古代思想家的思想不可能纯而又纯，在他们的思想中新旧思想杂陈反而是正常的。既不能因为他们有传统的旧的思想和形式，便否认他们思想中的新的因素；也不能因为他们有新的思想，便否认他们旧思想的存在。对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来说，特别要注意“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平心而论，明清之际的思想家们提出的一些思想和命题，与其以前的思想家相比，显然有新的色彩并达到新的高度。

　　再就清代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说，18世纪的学术思想的确发生了逆转，未能坚持和发展17世纪的进步的社会批判思潮，而出现了“汉学”的复兴，考据学在学术思想界占据了支配地位。但不能据此得出结论说，17世纪进步思潮本身就不具备启蒙性质。应该看到，18世纪出现的汉学复兴，既是清盛世的产物，又有着学术思想由理学(宋学)演变到考据学(汉学)的内在逻辑，同时也是清廷强化思想专制的结果。汉学的复兴，考据学的盛行，对思想的活跃与发展有消极的影响，但却不能不进行具体分析，简单地将罪责强加在17世纪进步思想家头上，并否认他们所具有的早期启蒙性质。而且，即使是18世纪在乾嘉考据学占据支配地位，思想领域相对比较沉寂的状况下，仍涌现了戴震、曹雪芹这样的进步思想家、文学家。他们的著述和作品中的反理学思想及塑造的封建叛逆形象，仍然继承和发展了17世纪的早期启蒙思想成果。这也说明17世纪兴起的早期启蒙思潮在18世纪并未完全中断。甚至于直到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思潮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后，当时的思想家、革命家，依然把17世纪王、黄、顾等人的进步思想视为自己的思想先驱。梁启超曾肯定《明夷待访录》对他的启迪，认为“自己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9。谭嗣同也高度赞扬王夫之和黄宗羲；辛亥革命时期的宣传家们又一再赞扬王夫之的民族思想；章太炎从政治思想到学术思想，都深受顾炎武的影响。如果说17世纪的进步思潮不具备早期启蒙性质，便不可能在资产阶级改良思潮和资产阶级革命思潮兴起时，发生那么巨大的作用和影响。

　　同时，也应注意到清代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皇朝，又处在世界历史向近代资本主义迈进时期，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的历史在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中，在学术思想方面也必然有所反映，17世纪兴起的早期启蒙思想，在18世纪并未完全中断，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又得到进一步继承和发展，正是历史的转变在学术思想方面的反映。我们肯定清代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向近代思想文化的转变时期，而这种转变在学术思想领域的一个重要标志，则是早期启蒙思想的兴起和发展。

　　第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结和整理。

　　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虽然有迂回和曲折，但总的发展趋势是由低级到高级，由野蛮到文明。人类的认识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与历史发展的趋势相一致，也是逐步由粗疏到缜密，经过不断地总结与反思得到发展和提高。清代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皇朝，具备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最高、最完备的形态。封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比之前代都有进一步发展，为总结和整理传统的封建文化提供了政治保证和物质基础。两千多年封建文化的积累，也为清代进行总结提供了可能。因此，总结和整理传统文化就成为清代学术思想的突出特点。

　　清代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总结和整理表现在各个方面。如大型类书和丛书的编纂，其中康熙、雍正年间编纂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共1万卷，分6编，32典，6109部，集中国古代经、史、子、集之大成；乾隆时期调动巨大的人力和物力编纂的丛书《四库全书》，收书3500多种，79000多卷，总量达99亿多字，分经、史、子、集四部，几乎囊括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文献典籍，成为“震古铄今”，迄今为止世界上数量最大的丛书，从而使中国历史上浩如烟海的典籍得以流传和保存，其历史功绩实不可没。清代对传统学术文化的总结和整理，还表现在对古籍的训诂、注疏和考订方面。清代的学术思想从明清之际起，就呈现了由宋返汉，通经服古的趋势，到了康乾盛世，考据学风达到鼎盛阶段。考据学派对中国历史上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经、史、子、集等各类古籍，从文字、声韵、校勘入手，一一加以考订，将许多艰涩难解的古书，通过训诂注疏，达到通晓解读；又将一些章简错乱、讹误甚多的古书，通过校勘，进行纠错舛正；还使一些年久失传、真伪难辨的古籍，通过辑佚和辨伪，得以流传和辨明。正是通过清代学者对古代典籍所做的这些基础性整理，为后人的阅读和使用提供了方便，为研究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积累了大量宝贵的资料，也为进一步总结和清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奠定了基础。

　　由于在康雍乾时期对中国古代的典籍大规模地进行训诂、注疏、校勘、辑佚、辨伪、考订，才在这些工作过程中，形成了以考证为特长的乾嘉考据学派，也使考据成为清代有别于其它朝代的学术思想的一大特色。但考据只是清代学术思想的特色之一，却不能仅以它来概括整个清代的学术思想。何况考据尚只是方法和形式，整理和总结反映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古代典籍则是内容和实质。所以，我们说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资料进行总结和整理，构成了清代学术思想的又一特色。

　　第三，中西思想文化进一步交融与冲突。

　　世界各民族、各国家的思想文化，都是在继承发扬本民族、本国家的传统文化，又吸收世界其它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化的基础上，才得以丰富和发展的。单一的、自我繁殖的思想文化是没有生命力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上有影响的优秀文化，显示出源远流长，气势恢宏，博大精深，不断地发展和更新的特点，就在于她既能保持民族特色，又能容纳百川，不断地吸收外来思想文化。自古以来，就曾吸收了印度和东南亚各国的文化。儒、佛、道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三大组成部分，而其中的佛教文化就是从印度传人的。从明末清初起，西欧各国陆续进入资本主义，并积极向海外进行殖民扩张，其触角也进一步伸展到中国，与之伴随而来的是，大批耶稣会传教士东来传教，带来了西方的科技文化，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中外文化交流的高潮。

　　利马窦等数百名西方传教士，从南到北，深人中国各地，从当时宫廷中的皇帝、王公和大臣，到不少的思想家和学者，乃至社会各阶层，无不受有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文化的影响。以传教士为媒介，使当时的中国人了解到欧洲的数学、天文、历法、地理、水利、火炮、机械等科技文化知识，逐步树立了近代世界观念，不仅扩大了视野，而且也促进了思维方式的变化。同时，当时的中西文化交流，不仅仅是西学东渐，而且通过传教士的介绍和传播，中国的传统学术思想——儒家的“四书”、“五经”等典籍，以及文学艺术、中医、园林建筑，也大量传人西方，给予了西方文化以巨大影响，甚至于西方学者也承认“在十九世纪以前，中国对欧洲的影响，不仅胜过欧洲对中国的影响，而且比多年来人们一般想像要大得多”10。例如法国传教士马约瑟曾将元代剧作《赵氏孤儿》译成法文，传入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看到译本后，便予高度肯定说：“《赵氏孤儿》是第一流的作品，其有助于了解中国人的心理，超过了所有过去以至于今后关于那个广大疆域的表述。”11中西文化交流倘能照当时的势头继续发展，不仅能促进世界对中国的更多了解，也必将加快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但由于中西方文化之间既有互相交融的方面，又有彼此排斥和冲突的方面。特别是由于当时清朝封建统治者的愚昧和保守，至雍正年间，西方传教士陆续被逐出国门，乾隆皇帝虽是雄才大略的君主，然而其在对外关系方面，却推行了顽固保守的闭关政策，拒绝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遂将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中断了一百多年，致使中国封建社会直至鸦片战争前，一直在闭关锁国的愚昧状态下蹒跚不前。

　　不过，历史的客观进程，决定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必然要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历史发展的趋势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中西文化交融的潮流，也势不可阻。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由封建社会转入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文化——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也在船坚炮利和鸦片烟毒的伴随下，进一步输人中国。一些先进的逐步觉醒的封建士大夫、学者和思想家，为改变中国社会的落后面貌，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开始了近百年来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从鸦片战争时期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咸丰、同治年间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到戊戌维新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翻译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想学说，揭开了近代思想文化领域内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的矛盾和斗争，中西文化的交融与冲突始终没有间断。中西文化交融与冲突中涉及的主要问题，是对待西方思想文化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抱什么态度的问题。就中国社会来说，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则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问题。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盲目肯定或者是持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是不可取的；对西方文化盲目排斥或采取“全盘西化”的态度，同样也是不可取的。中西文化的交融与冲突贯穿于有清一代。因此，我们说这也是清代学术思想的一大特色。

　　清代学术思想中提出和要解决的一些问题，直到今天还在继续，只有批判继承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及吸收借鉴优秀的西方文化，才能更好地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新文化，而学习和研究清代学术思想，从中汲取和借鉴有益的历史经验教训正是我们的出发点。

钱泳（1759-1844） ，字立群，号台仙，一号梅溪，清代江苏金匮（今属无锡）人。长期做幕客，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工诗词、篆、隶，精镌碑版，善于书画，作印得三桥（文彭）、亦步（吴迥）风格。有缩临小汉碑，集各种小唐碑石刻行世。其后扬州江人骥，得其残石数十种，俞樾言之梅小岩中丞，出白金百两，嵌之杭州诂经精舍之壁。惟诸碑中讹字甚多，泳未能一一正之。画山水小景，疏古澹远。有仿赵大年《柳塘花坞图》，藏故宫博物院。卒年八十六（虚岁）。 著有《履园丛话》《履园谭诗》《兰林集》《梅溪诗钞》等。辑有《艺能考》。

基本介绍 中文名 ：钱泳 国籍 ：清朝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江苏金匮（今属无锡）人 出生日期 ：1759年 逝世日期 ：1844年 职业 ：作家，书法家，学者 主要成就 ：明日歌（古文） 代表作品 ：《履园丛话》《履园谭诗》《兰林集》《梅溪诗钞》等。 原名 ：钱鹤 字 ：立群 号 ：台仙 祖先 ：钱鹤滩 人物经历,影响和作品, 人物经历 概况 钱泳（1759—1844）清学者、书法家。字立群，一字梅溪，号梅花溪居士，金匮县泰伯乡西庄桥（今无锡市鸿山镇后宅西庄桥）人。

钱泳为吴越武肃王三十世孙。宋建炎初期其祖由杭南渡避台州，宝庆中迁无锡堠山，明嘉靖间又迁至金匮县泰伯乡。曾祖集选（奉麓公），祖父成基（绍美公），父亲钺（锦山公）。钱泳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是清代中叶无锡名噪一时的学者。钱泳自小聪颖，五岁时能写楷书，八、九岁时工篆、隶，并随父悉心攻读古籍。14岁时在苏州得到一批汉魏碑刻拓片，朝夕临摹。后又受到工于书法和诗文的退职按察使金祖静及孙渊如、洪维存、冯鱼山、凌子、徐阆斋、成均法、时帆、覃溪诸先生的指导、研讨，文学书艺大进。17岁游吴门，后赴考举人落第，拂袖回乡，谋私塾（书馆）为生。乾隆五十年（1785年），钱泳27岁时被河南巡抚、尚书毕沅慕名聘入幕府。钱泳为之校勘著作《中州金石记》，鉴品了一批书画和碑刻。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钱泳又受聘去绍兴编纂郡志，次年结束，去北方访古。钱泳在山东济宁见到了一批知名的碑刻，又结识了乾隆十一子成亲王永瑆。永瑆奉旨刻印《知诒晋斋帖》，钱泳上京为之刊定。

钱泳随后母华太安人居住常熟钓诸，后母逝。钱泳又移居翁家庄，居住于常熟体仁阁大学士翁心存五世从祖尚书公别墅。后钱泳建写经楼，仿汉蔡邕石经写孝经、论语、大学、中庸、刻石置，群学又藏所刻汉唐诸碑于虞山石室。钱泳又钩勒和手书了一批碑版，广为流传于江浙等地，以后又传向朝鲜、日本、中山邻近各国，于是名声大振。

钱泳又擅长水利，70岁时被南河河督张井聘去协助规划水利工程，提出了一套很有见地的建设性意见。后又向上递呈了《速修三吴水利，以盈国赋，以益民田》的疏文，要求疏浚太湖支流，确保太湖周围的民田。80岁时，给松江府送去《七省海道全图》和《晏海水师》书籍，关心着国家的水利建设。

钱泳交友甚广，一生结识了很多名士，如翁文纲、王昶、孙星衍、洪亮吉、章学诚、袁子随、包世臣等学者。

钱泳著作甚丰，有《说文识小录》、《守望新书》、《履国金石目》、《履园丛话》、《述德编》、《登楼杂记》、《铁卷考》等30余种，皆出版发行。这些著作，对后人研究金石、文史、自然科学等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钱泳原配华安人，常熟宛山东北戴家湾人。生子日奇、日祥。继配吴孺人，生子日寿、日富。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钱泳逝世，寿高86岁，道光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葬于常熟宛山。常熟体仁阁大学士翁心存为之作墓志铭。 钱泳与明清笔记 读明清笔记，怎么也绕不开钱泳的《履园丛话》。这本古代笔记以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文笔流畅而著称。全书分24卷，涉及典章制度、天文地理、金石考古、文物书画、诗词小说、社会异闻、人物轶事、风俗民情、警世格言、笑话梦幻、鬼神精怪等许多方面，堪称包罗万象，蔚为大观。钱泳晚年潜居履园，“于灌园之暇，就耳目所睹闻，自为笺记”，自谦其为“遣愁索笑之笔”。他自序《履园丛话》，是清道光十八年七月，时年八十。 治水必躬亲 治水之法，既不可执一，泥于掌故，亦不可妄意轻信人言。盖地有高低，流有缓急，潴有浅深，势有曲直，非相度不得其情，非咨询不穷其致，是以必得躬历山川，亲劳胼胝。 昔海忠介治河，布袍缓带，冒雨冲风，往来于荒村野水之间，亲给钱粮，不扣一厘，而随官人役亦未尝横索一钱。必如是而后事可举也。如好逸而恶劳，计利而忘义，远嫌而避怨，则事不举而水利不兴矣。 选自《履园丛话·水学》。 一生未事科举 说钱泳退隐归里，是指他年方弱冠即离家远行，长年游幕异乡，足迹遍及直隶、山东、河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等省，五十年后才回归故里，过起隐居生活来。通常读书人所说的退隐，是指做官的年老多病，做不了官了，回家颐养天年；或者是耿直气盛，不为五斗米折腰，归去来兮，还自问胡不归；而钱泳的退隐与这些人不同，因为钱泳一辈子没做过官，甚至从未考过举人进士，故比之于做官的退出官场，更像武林人退出江湖。钱泳是清代著名学者，生前精通金石碑版之学，尤善篆书。即便到了二三百年后的今天，他的墨宝亦随处可见；如扬州的明月楼，常熟的钱牧斋墓，不一而足。 影响和作品 为钱牧斋墓立碑 钱牧斋本是明朝大臣，官至礼部尚书，清兵下江南时，率领弘光朝廷的官员向多铎投降，并派人四处张贴榜文，号召百姓不要抵抗，免得化为齑粉，故大节有亏，人所不齿。就在乾隆皇帝亦大骂钱牧斋“丧心 ”，查禁他的著作，江南文人愈加鄙夷他是“江浙五不肖”之首时，钱泳却毅然为荒废已久的钱牧斋墓“集刻苏文忠书曰‘东涧老人墓’五字，碣立于墓前，观者莫不笑之。”此若逆水行舟，要有多大的勇气才敢这样呵！ 钱牧斋所著的《初学集》、《有学集》、《国初群雄事略》及《列朝诗集》，至今仍是明清史学者所研究的重要著作。钱泳为钱牧斋墓刻字，是尊重身为文人的钱牧斋，而不是屈膝投降的钱牧斋。一是一，二是二，钱泳没错。钱泳在《履园丛话》“血袍”一节中，对抗清殉节的杨廷枢更为尊重，敬仰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考证女子裹足 通常认为，女子裹足从宋代起，历经元明清直至民国，前后经历700余年。所谓裹足，是把女子的脚从小用布裹起来，使其变得又小又尖，人称“三寸金莲”。钱泳自幼精通经史，博览群书，尤其擅长于史学考辨。他在《履园丛话》“裹足”一节中，不厌其烦地追溯裹足的来由。钱泳考证，裹足“皆在宋、元之间”。于是他在书中写道：“大凡女人之德，自以性情柔和为第一义，容貌端庄为第二义，至足之大小，本无足重轻。”钱泳于每个女人都得裹足的清代，发出革除这一陋习的呼吁，使他与同样反对裹足的袁枚、李汝珍、俞正燮和龚自珍等齐名。 梅溪居士、小汉碑、小唐碑、精镌碑版、山水小景 钱泳之《书学》 古来书碑者在汉、魏必以隶书在晋、宋、六朝必以真书以行书而书碑者始于唐太宗之《晋祠铭》李北海继之。 余弱冠时辄喜学山谷书虽老学见之亦为称赏不置心甚疑焉。因求教于林蠡槎先生先生一见泳书便云:“子错走路头矣。”因问曰：“将奈何”先生曰:“必学松雪翁书方能退转也。”后见冯定远论山谷诗以为江西粗俗槎丫之病一入笔端便九牛拨不出必以义山、西昆诸体退之乃悟先生之言之妙。由此观之山谷之诗与书皆不可沾染一点。余谓文衡翁老年书亦染山谷之病终逊于思翁沈石田无论矣。 (宋四家)学鲁公者唯君谟一人而已盖君谟人品醇正字画端方今所传《万安桥碑》直是鲁公《中兴颂》《相州昼锦堂记》直是鲁公《家庙碑》独行草书又宗王大令不宗《争坐位》一派。 米书不可学者过于纵蔡书不可学者过于拘。米书笔笔飞舞笔笔跳跃秀骨天然不善学者不失之放即失之俗。 有唐一代之书今所传者唯碑刻耳。欧、虞、褚、薛各自成家颜、柳、李、徐不相沿袭如诗有初、盛、中、晚之分而不可谓唐人诸碑尽可宗法也。大都大历以前宗欧、褚者多大历以后宗颜、李者多至大中、咸通之间则皆习徐浩、苏灵芝及集正《圣教》一派而流为“院体”去欧、虞渐远矣。今之学书者自当以唐碑为宗。唐人门类多短长肥瘦各臻妙境;宋人门类少蔡、苏、黄、米俱有毛疵。学者不可不知也。 近日所称海内书家者有三人焉：一为诸城刘文清公一为钱塘梁山舟侍讲一为丹徒王梦楼太守也。或论文清书如枯禅入定侍讲书如布帛菽粟太守书如倚门卖俏。余谓此论太苛。文清本从松雪入手灵峭异常而误于《淳化阁帖》遂至模棱终老如商鼎、周彝非不古而不适于用。侍讲早年亦宗赵、董唯自壮至老笔笔自运不屑依傍古人故所书全无帖意如旧家子弟不过循规蹈矩饱暖终身而已。至太守则天资清妙本学思翁而稍沾笪江上习气。中年得张樗寮察真迹临摹遂入轻挑一路而姿态自佳如秋娘傅粉骨格清纤终不庄重耳。 思翁于宋四家中独推服米元章一人谓自唐以后未有过之此所谓僧赞僧也。盖思翁天分高绝赵吴兴尚不在眼底况文征仲、视希哲辈耶!元章出笔实在苏、黄之上唯思翁堪与作敌。然二公者皆能纵而不能伏能大而不能小能行而不能楷者何也余谓皆坐天分过高之病天分过高则易于轻视古人笔笔皆自运而出故所书如天马行空不受羁束全以天分用事者也。 董思翁尝论宋四家书皆学颜鲁公余谓不然宋四家皆学唐人耳。思翁之言误也。如东坡学李北海而参以参寥;山谷学柳诚悬而直开画兰画竹之法；元章学褚河南又兼得驰骤纵横之势；学鲁公者唯君谟一人而已。……总之宋四家皆不可学学之辄有病苏、黄、米三家尤不可学学之不可医也。 坡公书昔人比之飞鸿戏海而丰腴悦泽殊有禅机。余谓坡公天分绝高随手写去修短合度并无意为书家，是其不可及处。其论书诗曰:“我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自请不学可。”又曰:“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真能得书家玄妙者。然其戈法殊扁，不用中锋，如书《表忠观碑》、《醉翁亭记》、《柳州罗池庙碑》之类，虽天趣横溢终不是碑版之书。……余年过五十自分无有进境亦不能成家拟以苏书终其身孰知写未三四年，毛疵百出旋复去之。乃知坡公之书未易学也。 或问余宋四家书既不可学当学何书为得余曰：“其唯松雪乎!”松雪书用笔圆转直接二王施之翰牍无出其右。前朝如祝京兆、文衡山俱出自松雪翁本朝如姜西溟、汪退谷亦从松雪出来学之而无弊也。唯碑版之书则不然。碑版之书必学唐人如欧、褚、颜、柳诸家俱是碑版正宗其中著一点松雪便不是碑版体裁矣。或曰:“然则何不径学唐人而必学松雪何也"余曰:“吾侪既要学书碑版翰牍须得兼备碑版之书其用少翰牍之书其用多犹之读三百篇《国风》、《雅》、《颂》不可偏废书道何独不然。" 张丑云:“子昂书法温润闲雅远接右军第过为妍媚纤柔殊乏大节不夺之气。"非正论也。褚中令书昔人比之美女蝉娟不胜罗绮而其忠言谠论直为有唐一代名臣岂在区区笔墨间以定其人品乎 思翁书画俱是大作手其画宗北苑而兼得大小米之长尚茬第二乘。唯书法无古无今不名一格而能卓然成家盖天资高妙直在古人上也。余尝见思翁一画卷用笔淹润秀绝人寰后有款云:“时年八十又一。"又见一书卷临锺、王、虞、褚、颜、柳及苏、黄诸家后有题云:“此数帖余临仿一生才得十之三四可脱去拘束之习。“书时年亦八十一。夫以思翁之天资学力尚作书作画老而不衰自成大家也。 米元章、董思翁皆天资清妙自少至老笔未尝停尝立论临古人书不必形似此聪明人欺世语不可以为训也。吾人学力既浅见闻不多而资性又复平常求其形似尚不能况不形似乎 钱泳之书法与金石之学颇为专门巨擘翁方纲所推许,唯读翁为其「征刻金石图序」,即可知矣今录于此,以供参考: 为 钱梅溪 征刻金石图序 集金石者欧阳、赵、娄皆有录，而无图。金石之缩图于册也自洪氏隶续始也。然图其式而已，非图其文也。近日滋阳牛氏、郃阳褚氏始缩其文而图之。于是嗜古之士皆乐其便于检核矣。然而丰碑巨制胥准丈尺而寸分之，又况泐蚀之形、古画之秘，非可望而测识者，虽世南之画肚、王粲之覆碁，无以俪其巧也。故凡执牛氏之图而沾沾议其后者，皆不谅人之甚者也。然今日欲效牛氏之为图，知作者之勤且艰矣。而先冀观者之必吾谅焉，则又不可。窃尝论之，考订之与临池，盖二事也。工书法者必皆求其博极经史以讨析之，犹之朴学之士必责以三真六草之擅能也，可乎哉？然而事有处于不得不两能者，二者阙一，必致失之千里，则缩图之作是已。郑氏之说经也，曰易诗书礼乐春秋策皆四尺四寸，孝经谦半之，论语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谦焉。班氏之志艺文也，曰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古人于简编之式不惮剖析若此，然未闻其著夫科斗、古隶之形皃者，道传而艺不存焉耳。今也欲沿流以溯源，因末以知本，而汉唐已后真赝杂陈，后先纷纠，则虽下垂上曲之执笔迹小异之间，亦皆可以测景于圭而县金于市也。非殚数十年之力，心营而目运者，乌足以为之哉？ 金匮钱子立羣 视精而气专，凡吉金贞石之迹，巾箱所辑，以灯取影，不爽铢黍，其于二者合一之途，应矩而不劳矣。盖举诸家之所难兼者，一旦从容擘理而皆有之，予故为系述其所以然，以俟夫博雅嗜古之君子相与赞其力而观其成焉，事宁有快于斯者乎？士生典籍大备之日，固有后出而弥精弥信者，正不必以跨越牛氏之图为矜诩也。 按：欧阳修也。赵氏明诚。娄者，娄机。洪氏，洪适。牛氏震运。褚氏峻。 《履园丛话》一则 年轻人每每遇到事情，总是说： 我不会做。”这是很错误的。无论做什么事情，只要做了总是可以学会的；如果不去做怎么能学会呢？还有，每做一事，总是说：“等到明日再说。”这也是很错误的。无论做什么事情，要做就（应当抓紧去）做，如一拖再拖，就会耽误终身。家族中鹤滩先生写的《明日歌》非常好，附录在这里：“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 空虚）！世人苦被明日累（束缚），春去秋来老将至。朝（早晨 看水东流，暮看日西坠（落下）。百年（人的一生）明日能几何（有多少）？请君听我《明日歌》。“ 手抄--钓鱼岛归属铁证 发现历程 2005年，彭令在南京朝天宫发现。 2006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确认为钱泳手迹。 2008年6月，香港《文汇报》副刊发表彭令《浮生六记》佚文发现及初步研究。 2009年10月下旬，台湾保钓协会的专家、学者提醒彭令关注文献中琉球资料部分，发现钓鱼岛属于中国的证据。 2009年12月3日，香港文汇报报导，《（清著佚文手迹面世 比日本文献早76年）铁证钓鱼岛属中国》。 2010年9月，太平洋学会专家审阅评估，明确为钱泳手迹。 2010年12月20日，文献在北京以1325万元被拍卖。 散失抄本成钓鱼岛归属证据 2005年，山西书贩彭令在南京偶然发现了一本名为《记事珠》的文稿，后经多位学者鉴定，属于清代中期书法家钱泳的杂稿本手记，因其中有部分条目来自《浮生六记》，被认定为为《浮生六记》散失的第五本《海国记》。而这部分文字中，部分有关钓鱼岛的描述成为我国拥有钓鱼岛主权的又一新证。 据彭令此前介绍，《海国记》“册封琉球国记略”页，记载有“……十三日辰刻，见钓鱼台，形如笔架。遥祭黑水沟，遂叩祷于天后。忽见白燕大如鸥，绕樯而飞，是日即转风。十四日早，隐隐见姑米山，入琉球界矣。”这段文字中，确认以黑水沟为中国(清廷)与琉球国的分界线符合历史事实，钓鱼台(岛)明显在中国的领域内，不属于琉球。 据媒体报导，钱泳手迹原件的抄录时间为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其存世时间也比日本人所谓发现“尖阁诸岛”(即钓鱼岛)的时间早了61年。

　从总体看来，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分为抄写本、刻印本两类，抄写本即人工抄写的图书，那古书的收藏知识是什么呢下面是我为你整理的古书收藏知识，希望对您有用。

古书收藏知识

　古籍的装帧

　在印刷术发明以前，图书是抄写的缣帛和纸张上，采用长卷形式，阅读时展开，平时卷起。这一时期的图书只能是卷轴装。韩愈《送诸葛亮觉往随州读书》诗称："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欧阳修《归田录》也说："唐人藏书皆作卷轴。"雕版印刷普及以后，由于书版各自成块，卷轴装已不适用，古籍装帧改进为册页形式，先后出现旋风装、经折装、包背装、线装几种形式。线装的形式一直沿用至今。

　卷轴装 又称卷子装，早期的图书装帧形式。与装裱好的书画相似。在长卷帛书、纸书的左端安装木轴，旋转卷起(图1)。敦煌石室中发现的大批唐五代写本图书，都采用这一方式。据记载，古代宫廷收藏的卷轴装图书十分考究，《隋唐经籍志》描述秘阁藏书："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唐六典》描述内府藏书："其经库书，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绿牙轴，朱带白牙筌。"进入版刻时代，图书改为册页形式，仍有一些采用卷轴装，如《开宝藏》、《赵城金藏》等。

　旋风装 在一素纸长卷上面依次粘贴书页，每页正反两面书写文字，展开长卷可翻页阅读。守张邦基《墨庄漫录》形容其"逐叶翻飞，展卷至末，仍合为一卷。"这种装订特点是外表仍为长卷，里面却是错落有致的书页，实为介于卷轴装和经折装之间的一种装订形式。大约盛行于唐代。故宫博物院藏有唐写本《刊谬补缺切韵》五卷，即是采用这种旋风装。

　经折装 又叫梵夹装、折子装。将图书长卷按一定宽度左右折叠起来，加上书衣，使之成为可以随时展读的册子。历代刊刻佛经道藏，多采用这种装订形式。古代奏折、书简也常采用这一形式。

　蝴蝶装 将每页书在版心处对折，有文字的一面向里，再将若干折好的书页对齐，粘贴成册。采用这种装订形式，外表与现在的平装书相似，展开阅读时，书页犹如蝴蝶两翼飞舞，故称为蝴蝶装。蝴蝶装是宋元版书的主要形式，它改变了沿袭千年的卷轴形式，适应了雕版印刷的一页一版的特点，是一重大进步。《明史艺文志》序称秘阁书籍皆宋元所遗，无不精美。装用倒折，四周外向，虫鼠不能损。"但这种版心内向的装订形式，人们翻阅时会遇到无字页面，同时版心易于脱落，造成掉页，所以逐渐又为包背装取代。

　包背装 将印好的书页版心向外对折，书口向外，然后用纸捻装订成册，再装上书衣，由于全书包上厚纸作皮，不见线眼，故称凶背装。包背装出现于南宋，盛行于元代及明中期以前。清代宫廷图书如历朝实录、《四库全书》也采用这种装订方式。包背装改变了蝴蝶版心向内的形式，不再出现无字页面，但未解决易散脱页的缺点，所以后来又发展为线装形式。

　线装 线装书是传世古籍最常用的装订方式。它与包背装的区别是，不用整幅书页包背，而是前后各用一页书衣，打孔穿线，装订成册。这种装订形式可能在南宋已出现，但明嘉靖以后才流行起来，清代基本采用这种装订方式。其特点是解决了蝴蝶装，包背装易于脱页的问题，同时便于修补重订。

　从以上可以看出，古籍的装订有一个发展演进过程。不同时期流行不同的形式，了解这一进程，对古籍的年代鉴定十分重要。传世宋版书多经过后人重新装修，或改为包背装，或改成线装，但仔细观察，仍能在版心处发现粘贴痕迹，书页外沿则有磨损痕迹。

　几部古籍版本著作比较谈

　版本学的研究与探讨源于宋代。汉、唐虽经过几次大规模的古书校勘、注释、编目，但印刷业尚未形成，零星的版本记载仅限于正经正史的修订。南宋尤袤著《遂初堂书目》开创了一书兼载数种版本的先例;(宋)岳珂著《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被后世称为第一部系统记录版本知识的著作。明代视宋版为珍稀之物，藏书家、校勘家逐步摸索各种版本的特征、优劣，可惜这些版本学史料只散见于笔记、杂记中。清代学者开始罗列诸本、考证源流、登录刻工、详论纸墨。钱曾著《读书敏求记》奠定了古籍版本鉴定的基本原则。《天禄琳琅书目》及它的《后目》已把版本学的核心——善本书的收藏与鉴定推到了极致。清代学者对版本学贡献最大的当属专门记载版本状况的各种题跋记，尤以“顾批黄跋”为最。后人汇集成书的有为顾千里著的《思适斋书跋·书跋辑存》，为黄丕烈著的《士礼居藏书题跋》、《续记》、《再续记》，《荛圃藏书题识》等。

　近现代是版本学集大成的时代。叶德辉著《书林清话·书林余话》是古籍版本学第一部专门著作;张元济著《中国版本学》(1916年)与孙毓修著《中国雕板源流考》(1918年)把版本学从史学中独立出来;钱基博著《版本通义》总结了前人的成就，把版本学列入学术研究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介绍版本知识的书，有毛春翔的《古书版本常谈》(1965年初版，1977年再版)。此书已是收藏品，配有插图，通俗易懂，可惜明代部分较凌乱，清代部分过于简单;陈国庆著《古籍版本浅谈》于版本学名词解释简明扼要，但不全面，适于入门者;魏隐儒著《古书版本鉴定丛谈》(1984年初版)，体例较完备，也有实际经验的总结，只是不谈价格，宜专业人员参考;李致忠著《古书版本学概论》、《中国古代书籍史》，刘国钧著《中国书史简编》，曹之著《中国古籍版本学》，张绍勋著《中国印刷史话》等，都是从史的角度论述版本学、目录学、内容系统可靠，又有最新史学发现佐证，惟厚古薄今，实用性差些。

　在谈到版本学专门著作时，不能不谈到两部流传稀少的油印品：一是北京大学陈宏天教授的《古籍版本概要》(1987年讲义稿)，其特点是专业性、系统性强，表列详尽，论断精到，清代部分尤为各书所不及;可惜重学术、轻市场，非专业人员不感兴趣。二是北京中国书店编《古籍版本知识》(上、下)，1980年油印本。书出于古籍鉴定大师雷梦水、张宗序手笔，在内部流传。笔者珍藏此书初版本，且有雷梦水先生签名，捧读二十年，收益最大。该书列举资料极为丰富，如清代武英殿刻书、官书局刻书、民国精刻本等都是各书所论不及的。关于版本鉴定方面，该书也极富特色，真假俱呈，详辨优劣，特别是从价格上来判断版本取舍，“实战”性极强;当然系统性、条理性就不够了。从价值、价格上判断版本的著作，最具参考性，爱好者也颇关心，但学者们却言之甚少。笔者醉心古籍收藏多年，有几本书在论及版本价格方面很实用，也很具史料价值，一并开列出来，供书友参考：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1983年商务初版，详列1912年至1947年古籍善本收集价格及善本影印、复制印刷史话;

　《艺风堂友朋书札》(上、下)，1980年上海古籍初版(中华文史论丛增刊本)，详载缪荃孙先生等七十人清末民初收售善本价格及藏书聚散史话;

　《弢翁藏书年谱》，李国庆编，2000年黄山书社出版，详载藏书家周叔弢先生六十年购书、访书、藏书史料，价格精准，详备。

　目前北京中国书店联合中国嘉德、北京翰海、上海国拍、上海朵云轩、上海敬花等各大拍卖公司合作整理出版九年来《中国拍卖古籍文献目录》(2002年1月上海书店出版)及《续集》(2002年8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详载百余场(2000年底前)拍卖实况，极具市场参考价值。书中对拍品的断代、提要、说明等都经专家审核、把关，恐怕这就是最新的版本学参考资料了。

　版本目录与鉴定古籍

　我国古代，虽自图书诞生之日起，藏书管理者就开始编制图书目录，但是直到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人们才真正开始重视编制藏书的版本目录。

　所谓版本目录，就是指著录图书的篇目和主要内容，并详细著录图书的作者或编者，以及出版者、出版年代等情况的书籍，是著录和记载版本简况的专用工具书。南宋初年尤袤编制的《遂初堂书目》，被公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版本目录。

　明清时期，是著述版本目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公私藏书版本目录，对版本的著述更加详细，不仅记载了图书的篇目、主旨、作者、出版者，还简略记述了版本的特征、源流等情况。但明代的版本目录学术价值不大，而清代的则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参考价值。如钱曾的《读书敏求记》、于敏中等的《天禄琳琅书目》、纪昀等的《四库全书总目》等，著录古籍版本最为翔实，在藏书界影响很大，是权威性很高的版本目录书。

　民国以后，著名版本学家孙殿起所著的版本目录《贩书偶记》及《贩书偶记续编》，是近一内蒙最实用和常用的版本目录工具书。新中国建立后，国家专业古籍出版社陆续编辑和出版了《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上海图书馆善本书目》、《中国古籍善本书提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重要版本目录工具书，成为当代图书馆、藏书家及古籍藏书爱好者最好的参考书。

　古籍版本目录的编制，按不同标准有如下分类：一是按国家目录、私人目录、史志目录3种;二是按学术内容分类，有综合性目录和专科目录2种;三是按编篡目的分类，有举要目录、缺书目录、辨伪目录3种;四是按收录范围分类，有丛书目录、地方目录、个人著述目录、善本目录、知见目录等。

　版本目录与古籍鉴定紧密联系。因为从古至今的版本目录，系统揭示了各个时代古籍图书的存佚状况，著录了历代古籍不同版本的源流、特征及概况，成为鉴定古籍版本真伪及其价值的重要依据。具体来说，版本目录对于古籍鉴定有如下几个方面的作用：

　第一，帮助了解古籍概况。我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这些典籍分别著录在历代正史艺文志、经籍志、官修书目、私藏书目等目录中。阅览这些目录，能使我们较清楚地了解到各个朝代古籍的刊流、流通、收藏及存佚概况，从而便于比较、鉴定新近发现和收藏到的古籍。如果你看到一部古籍实物，可先对其外观、纸张等等进行初步鉴定，然后再与相应年代的版本目录进行对照。如果古籍实物与版本目录著述相符，即可做出鉴定结果;如果实物与著录不符，则要进一步查找资料，弄清是非，不能轻易下结论。

　第二，便于识别版本真伪。凡对版本目录了若指掌的人，都能详细了解古籍的书名、篇卷、作者、版刻、函册、提要的等情况，从而可以具体考证和辨别古籍的真伪。如汉代刘向父子所著《七略》，在《隋书经籍志》与《新唐书艺文志》两部目录书中均有著录，而在《宋史!艺文志》中却不见著录，说明《七略》一书在唐宋间已经失传。如果在宋代以后发现署名《七略》的古籍，除辑佚本外，其余可判定为伪本。

　第三，公正审定版本价值。当你发现收集到一部古籍时，可通过查阅《四库全书总目》、《贩书偶记》等版本目录，了解该书的递藏、传承等情况，从而可以正确判定其收藏价值;如果该书在以上版本目录中没有著录，则会有两种可能：一是伪书，二是海内孤本。到底属于哪种情况，则需进一步查阅其他古籍鉴定工具书，或请教有经验的鉴定人员协助鉴定。运用各种方法验明其正身后，就可以准确判定其价值。

　历代古籍版本目录有时也难免出现一些讹误。所以，利用版本目录鉴定古籍，还要有清醒的头脑和主见，不可盲从，以免出现错误。

　古籍的收藏与辨伪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藏书的传统，在书房内放大镜置几册古书，既能显示出儒雅的生活情趣，又能体现出藏书者的文化修养。如今太平盛世，收藏风日渐趋浓，继字画、瓷器等收藏品之后，古籍又成为收藏者收藏投资的一个新热点。尤其是在拍卖会上，线装古籍连连拍出令人吃惊的高价后，更是激发了人们对古籍收藏的兴趣，同时，引得深藏民间的古籍纷纷浮出水面。近日，记者就古籍的收藏采访了南昌的古籍收藏家王令策和周海鹰先生。

　哪些古书具有收藏价值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古籍拍卖会场场火爆，且价格越拍越高。书价大幅提升是否等于所有古籍都能升值王令策认为，善本古籍和版画古籍的增值潜能较大。

　善本古籍主要指具有历史文物、学术资料和版本艺术价值的版本书。它包括内府刊刻的殿版书，海内外绝无仅有的孤本，内容好、书法精的明清抄本，以及清初以前的精美刻本。年代越久远，书品就越珍贵。往往衡量私人藏书是否达到藏书家水平，也经常以收藏多少善本书为标准。

　宋版书一向被认为善本书之佼佼者，有“一页宋版，一两黄金”之说。由于宋版书弥足珍贵，有宋版书的人大都不愿意轻易出手，特别是收藏家手里的宋版书，别说让他出让，甚至从不示人。所以，一旦有缘与宋版书相遇，只要财力允许，下决心买下定是一条增值财路。元版书虽不能同宋版书相提并论，但收藏界一向认为，宋元本同属珍稀善本，爱好者值得关注。现在随着时光的流逝，许多年代较近的古书便自然升华，明版乃至清初版本，凡是具有文献价值和刻印精美的古籍，也已步入善本行列。王令策说，目前明清善本尚不难寻，价格也不算太高，但增值潜力颇大，收藏者值得关注。

　王令策告诉记者，善本的古籍有以下9种代表性：

　①元及元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②明刻本和明抄本(刻印模糊和流传较多的除外);

　③清代乾隆以前的流传较少的刻本和抄本;④太平天国及历年农民政权所刻印的图书;⑤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⑥辛亥革命以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⑦有名人学者亲笔批校、题跋、评论的刻本;⑧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古代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⑨明代的印谱、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印谱(有特色又系足本或有亲笔题记)。

　版画古籍

　在收藏者关注善本古籍的同时，也越来越重视版画古籍的收藏了。王令策说，从历次书刊拍卖会的图录看，无不将漂亮的版画画面精印拍卖图册中，哪怕书中只有一幅也从不放弃。我国版画古籍很多，诸如《芥子园画谱》、《芥子园画传》、《晚笑堂画传》、《百孝图说》、《红楼图咏》、《唐诗画谱》、《鸿雪因缘图记》、《三才图绘》、《孔子圣迹图》、《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诗》以及《耕织图》、《棉花图》和《蝴蝶秋斋所藏画册》等。最为精美的要属明末画家胡正言的版画力作《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这两套版画古籍不仅在于艺术上的卓越成就，而且还开创了木版水印先河，解放初年，一部明版装裱成册的《十竹斋书画谱》仅售10元，如今它的价值已经超过10万，可见版本好，刻印精美，书品完整的版画古籍，都值得投资收藏。

古书收藏方法

　古书有“科学价值、历史价值、艺术(经济)价值”，但不是所有的古书都“值大钱”。李洪啸总结说，总的来说所有藏品的通则是讲究“真、精、新”。因为自古以来，好东西会被精心爱护，很多好的古玩，看起来就像新的一样。除此以外，还有古书收藏的特有原则：

　年代是古书收藏的重要因素，现在宋版书论页拍卖，明版书论册拍卖。明版书普遍刻印较精美，万历前的书少而更珍贵。清光绪之后的受西方印刷技术冲击，书普遍质量下降。带画的书比纯文字的好，多色印的比黑的好。

　同一时代版本的看内容，古书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除了佛教道教带图的经书外，儒家的经类不值钱。“史”多是“够古不够玩”，价值居中。而“子”和“集”中，则不乏珍贵之物。越是冷门，生僻，少见的越珍贵。

　同内容的看印刷，在版本上，初印本最珍贵，一般只有几本，是红色印刷，用来校对和主人自留。其次是蓝本，一般也就10来本，送朋友。最后才是大批量印刷的黑本。黑本里，字迹清晰的版本较好。印刷到最后，版已被磨损，甚至断裂，此时书籍印刷模糊，价值较低。

　此外，特殊内容(如禁书)、知名度高的书的早期印本、精印本及殿刻本、官刻本、名家刻本等较珍贵。名家批校本或收藏本价值高。白纸比黄纸价值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