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来刷锅的是丝瓜。

丝瓜是葫芦科一年生攀援藤本；茎、枝粗糙，有棱沟，被微柔毛。卷须稍粗壮，被短柔毛，通常2-4歧。中国南、北各地普遍栽培。也广泛栽培于世界温带、热带地区。云南南部有野生，但果较短小。果为夏季蔬菜，成熟时里面的网状纤维称丝瓜络，可代替海绵用作洗刷灶具及家具。

丝瓜为短日照作物，喜较强阳光，而且较耐弱光。在幼苗期，以短日照大温差处理之，利于雌花芽分化，可提早结果和丰产。整个生育期当中较短的日照、较高的温度、有利于茎叶生长发育，能维持营养生长健壮，有利于开花座果、幼瓜发育和产量的提高。

植物文化

丝瓜是中国大部分地区夏季常见的瓜类蔬菜。北宋时栽培已相当普遍。古籍中记载的丝瓜主要是普通丝瓜，史籍中有布瓜、天罗絮、缣瓜、蛮瓜、天丝瓜等；两广则常名之为水瓜。清代及民国年间纂修的两广的一些府县志中所载的“丝瓜”往往指有棱丝瓜。

明代甘肃省西部酒泉一带引种栽培丝瓜，坐瓜较少。这大约是历史上西北诸省较少栽培丝瓜的原因。古代栽培的普通丝瓜，果实的长度区别较大，短者仅数寸，长者可达3—4尺，至于具体品种名称，史籍中无记载。南宋初年编纂的类书《琐碎录》中已载有丝瓜的播种期。

以上内容参考-丝瓜

古代

时，人口的数量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强弱。这跟古代独特的社会结构有关，因为有了人，才会有种田的农民，才会有打仗的士兵，假如国家小而人口少，种出的粮食就少，粮少又养活不了太多的人，所以这就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导致国家最终被兼并或消灭。

所以，从很早开始，王和贵族就特别在意人口。在我国古代，真正有意识的去管理人口这样的制度出现得很早。早在商朝时，已经有了这样的管理机构和制度，当时采取这样的制度和成立这样的机构，主要用于打仗时可以很方便的征集到士兵。殷墟出土的“

甲骨卜辞

”上有这样的记载，当时的名字叫“登人”。

丁丑卜，王登人五千征土方，受之佑。

我国近代古文字学家、农学家

罗振玉

在

《殷虚书契后编》

中解释，这里的意思是王征集了五千人征战土方。而这样的征集显然不是盲目的，必定要有相应的制度才能快速征到人，否则当大战突来时，就会是一团乱麻。所以早在商朝时，就已经有了这样的管理机构和制度。

但同时我们知道，商朝的资料实在太匮乏了，根本无法形成论证，而且想要证实也太难。而到了周朝时，已经形成了完善的管理机构和制度，设有专门的官职。所以我们说户籍起源和管理制度,就从周朝开始。

一、关于管理机构

在周朝时，就已经设立了好几种官职来规范人口和耕田，比如主要用来征集意见、方便管理、打仗征兵等等的机构官职叫“小司寇”，属于“秋官司寇”管辖。

《周礼·秋官司寇·小司寇》

中记载：

小司寇之职，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

我们能看出来，这里确切来说不能叫户籍管理，只不过是国家危难时咨询意见，国家迁都是咨询意见，国家要立新君王时也要咨询意见。但是他在做这件事时，需要有户籍制度来支撑，否则怎么去征集人？同时我们一定要学会分辨，他这里记载的“

万民而询

”用的是个形容和夸张词，不可能动不动就把这样的咨询征集到万民这样的规模，而是有这样的事，适当的征集些人，在王的都城里开个类似于交流会的活动。但这些人的意见有用吗？这个既然记载下来，想来还是有一些用的。

不过，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出来，他不管征集多少人来咨询，必定要有个安保措施，不能什么人都来，比如你有犯罪前科，你精神状态不稳定，这样的人是不能参加这样隆重会议的。那这些征集的人如何知道这些人有没有犯罪前科？有没有精神病？这就需要一种登记在册的东西去记录。这样登记在册了，不但在需要咨询时可以迅速的找到人，而且还可以筛选出那些有潜在危险性的人。

那这样的登记在册，就是最初的户籍管理。

关于主管户籍的官员和作用，同样也是记载在“秋官司寇”中，叫“司民”。这也同时说明，司民和小司寇同属于秋官司寇管的下属官职。这个是真正的管理官员，而且当时的制度已经很先进也很完善。在

《周礼·秋官司寇·司民/掌戮》

中是这样解释这个官职的：

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献其数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司会、冢宰贰之。

这里凡是长出牙齿以上的都需要登记在册，记明住所，是男是女，并且还要记载下跟去年的人数对比，比如出生率和死亡率，确保可以准确的知道人数。到三年大校比时把这个登记人数的册子交给他们的直接上司司寇，司寇再交给王，同时在一个叫“天府”的部门会保管一份副本。这已经非常完善和科学了。但我们看到这里时就会疑惑，周朝时是个分封制的“

多邦联合国

”，这样的情况下，如何能登记全部的人数呢？

二、当时的登记在册有多大范围

在谈这个登记在册有多大范围时，我们一定要弄明白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什么是“

户籍

”，这里有个首要的条件是得先有“户”。而想要成户，就又牵涉到另一个问题，就是要出现个体化的小农经济。周朝具备这些条件吗？并不具备！于是有一些人认为那时候没有这样的制度，因为以上种种原因导致他们无法确定全国人数和土地数量。

这样的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我们先看看小农经济制度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个体化小农经济是法家代表人物

商秧

在秦国实行变法时改革出来的，

《垦草令》

推行过后，秦孝公看到了希望，于是就雷厉风行的实行了接下来的变法，也就是在这后面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变法中，实行了小户政策，鼓励小农经济，比如不允许父子兄弟同居一室，需要分开各自成户。

《史记·七十列传·商君列传》

中记载：

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而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

那我们从这里可以反推周朝，当时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在周朝时，并没有什么小户制度，而是“家族”形式的集体劳动。然后我们再看这个“邦国制”，周天子外面有很多邦国拱卫，这些邦国里有着独立的自主权。后面还有大量贵族掌控土地，而农奴是在这些贵族划分的巨大井田里劳动，他们没有自己的自由，那征集这些人的信息时如何征集呢？这样看来，《周礼》中的户籍制度似乎无法成为现实。但其实他们自然有制衡的方法，虽然诸侯有自己的“国”，贵族有自己巨大的农田，但并不代表这个制度无法推行，周天子这边有专门的人员去管理和协调下面的诸侯国。管理贵族土地划分和农奴数量的官员叫“小司徒”，属于“地官司徒”管辖。

《周礼·地官司徒·小司徒》

中记载：

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

划分田地要和井法和牧法，后面我们可以看到，多少人多少田是有规定的。这可以有效管理土地，也可以知道这些农田中有多少人数。

诸侯国土地和户籍管理上，属于“大司徒”。官职人员要熟悉当时的地图，明确知道天下九州的地域和面积，制定各诸侯国之间的分界线的，这都有明确而科学的管理规定。

《周礼·地官司徒·大司徒》

中这样写：

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

所以，这种制度在周朝完全可以推行开来。虽然这个天下分的“国”很多，可如果我们把这些诸侯国理解成“郡”和“县”，这样就能直观的理解了。当然了，这时候的诸侯国制度和郡县制度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但我们这里只是打个比方，虽然诸侯国众多，但有具体的官职和机构去协调这些诸侯国的土地和人数，这也是周朝时为什么能把全部人口登记在册的原因。

那么，如此完备制度，只是为了保证和知道人口，当人口数下降或者停滞怎么办？要知道那个时候的经济条件和生存状况都是很艰难的。所以，为了保证人口的比例，就必须要实行一定的制度，也就是

强制性增加人口。

三、如何保证人口数量的繁衍

如此完备的制度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掌握人口的数量，而人口数量的增加和减少有时候并不受人为的控制，但却可以采取一定的措施去尽量制造人口增加的环境。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周朝可谓是煞费苦心，

男人三十不结婚得受罚，女人二十不结婚也得受罚。每年都举行相亲大会，目的就是为了让更多适龄的人能够成家。而成家的目的是什么呢？自然是为了繁衍人口。

这里的相亲大会都是官方举办的，甚至为了人口的繁衍，特别规定在这一天，就算是已经结过婚的人，假如跟别人一见钟情而私奔，那是没有罪的。可以说为了人口的增长而无所不用其极。这里也是有相对应的官职的，

这个官职叫“媒氏”。是的，你没有看错，就是媒婆的媒，其实后世媒婆的由来就是脱胎于这里。只不过在周朝时是官媒，就是国家专门设立特定的机构和官职，去为下面的人做媒。

“媒氏”同样是下属于“地官司徒”，是其管辖下的一个机构和官职。

《周礼·地官司徒·师氏/媒氏》

中记载：

媒氏掌万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书之。中春之月，令会男女，於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

这样的制度可能会让现代的一些单身感到很不错，但我们要理解那个时候的特殊性，要知道那个时候的男人，活到三十并不容易，战乱和疾病都可能随时要他们的病，而在古代时，三十已经可以自称老夫了。所以，这里的记载我们要理解成，周朝规定，你到了老夫的年龄不结婚可是要受罚的。这就好比现代，说一个人你八十不结婚要受罚差不多。当然了，三十并不是八十，我们只不过是根据当时的人寿命来打个比喻。

由此种种我们可以看出来，这种制度早在周朝时就有记载，周朝已经得到了具体完善。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保证人口数量，人口决定着国家的强剩和衰弱。为了增加人口，他们想出了种种方法，这些方法在我们现在看来不免荒唐，可我们不能用现代眼光去看那些过去的时代，更应该多了解那个时代的背景，然后再代入的去感受这些方法，于是就能理解古人的做法了。

八百年周朝早已经湮灭在了历史的长河中，我们有幸能从古籍文献中去查阅和想象那个时代人们创造出的辉煌和灿烂。灭亡的周朝为我们留下了很多瑰宝，当然这并不是周朝一个朝代的功劳，在后面的岁月里又经过了无数次的完善和进步，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的户籍制度。我们继承传统而了解传统，这不也正是我们这个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吗？

先秦文学的内容介绍如下：

先秦文学的主要内容：

歌谣神话：远古时期民族的歌谣和神话传说，在古籍中时有记载。

诗经：《颂》有40篇，《雅》有105篇（《小雅》中有6篇有目无诗，不计算在内），《风》的数量最多，共160篇，合起来是305篇。古人取其整数，常说“诗三百”。

历史散文：第一阶段以《尚书》和《春秋》为代表。

第二阶段以《左传》和《国语》为代表。

第三阶段以《战国策》为代表。

诸子散文：在先秦理性精神觉醒的背景下和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中形成并繁荣起来的。诸子散文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春秋战国之交：以《论语》、《墨子》、《老子》为代表。

战国中期：以《孟子》、《庄子》为代表。

战国末期：以《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为代表。

楚辞：指以具有楚国地方特色的乐调、语言、名物而创作的诗赋。

先秦文学的特点：

创始性：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光辉灿烂的第一页，文学伴随着原始社会人们的劳动、祭祀、婚姻等日常生活而产生，并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至周代而蔚为大观。诗歌、散文、辞赋等文学形式一应俱全，散文中史传散文、诸子散文和应用散文已有明确的分界。

综合性：先秦时代文史哲不分离，诗乐舞相融合。文学是泛指包括政治、哲学、历史、文学等在内的一切学术。《论语·先进》说孔门弟子子游和子夏长于文学，“文学”便是泛指古代文献。

实用性：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出现大动荡、大变革、大改组的形势，文学普遍具有实用性，或为具体社会问题而发，如《诗经》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或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判断历史人物的是非曲直，为现实社会提供借鉴，如史传散文的定是非，决嫌疑；或旨在揭示和解决实际社会问题，如诸子百家为拯救社会而各陈己见；或自怨而生，抨击现实政治，如屈原之作《离骚》。

随意性：随意性指作家不受局限，放言无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文字产生以前的原始歌谣和神话传说自然是尽人脑所能想，尽人口所能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