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讳是封建时代对名字称谓的一种特殊礼俗，其实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尊严，所以在讲究避讳的古代，这些复杂的避讳最令人头疼。当时的避讳主要分为三种，一是国讳，指的是国家强令臣民所作的避讳，例如本朝皇帝的名字一定要避讳，平民百姓的名字里一定不能有皇帝的名字，所以国讳也叫“公讳”；二是圣讳，指的是避圣贤之名，如孔子，孟子的名字；三是私讳，也就是避长辈之名。避讳这一制度起源于周代，直到秦代避讳的才开始正式实施。

但是避讳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已故五世的皇帝的名讳可以不用避免。但唐太宗李世民又是一个特殊情况，他在世的时候，为唐朝做出了巨大贡献，使得唐朝百姓安居乐业，人们一直对他尊重避讳，甚至五世之后人们还照讳不误。

避讳最常用的方式就是换字去字，例如在汉武帝时期，汉武帝名刘彻，彻字就必须回避的，而当时汉朝有一个大臣叫蒯彻，为了避讳，于是将“彻”字改成意义相近的“通”字，还有在雍正帝继位的时候，雍正名叫胤禛，他有二十多个多个兄弟，名字中都有胤字，在雍正帝即位后，他的那些兄弟都把名字中“胤”字改为“允”字 ，除此之外，因为名字中有“禛”这个字，当时清政府的真定县和仪真县也因为避讳而改称正定县和仪征县，这两个县的县名一直沿用至今。 这两种都是换字的方法，去字的方法就是名字中有两个字的去掉一个字，例如唐朝的萧渊明的渊字犯了唐高祖李渊的名讳，于是将渊字去掉，改名为萧明。

除了换字去字外，避国讳还有缺笔、空字、覆盖等方式 。这些避讳的方法在宋朝时最为盛行，因为宋朝是一个重文轻武的朝代，对于避讳这一做法十分严格，当时的宋朝甚至为了这一礼俗而专门制定出制度，规定官员们的官衔如果遇到衙署名、地名、官名等犯父、祖名讳者，都要避讳。

　而字在文言文中的词形变化和用法很多,我整理了一下,给楼主做参考吧

　　做名词用

　　“而”是象形字小篆字形象胡须形上面的“一”表示鼻端,“|”表示人中；下面分内外两层,外层象两腮的胡子,内层象生在嘴下的胡子本义：颊毛

　　而,颊毛也——东汉·许慎《说文》

　　作连接词用

　　从古沿用下来的连词,可连接词、短语和分句,表示多种关系

　　(1) 表示并列关系

　　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 唐· 柳宗元《捕蛇者说》

　　(2) 表示递进关系

　　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荀子·劝学》

　　克生直臣,事我皇祖,干严谴而不悔――明·钱谦益《袁可立父淮加赠尚宝司少卿》

　　(3) 表示承接关系

　　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宋· 苏轼《石钟山记》

　　(4) 表示转折关系

　　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荀子·劝学》

　　(6) 表示假设关系

　　诸君而(如果)有意；瞻余马首可也——清· 徐珂《清稗类钞·战事类》

　　(7) 表示修饰关系,连接状语

　　吾恂恂而起——唐· 柳宗元《捕蛇者说》

　　(8) 表因果关系　野芳发而(因而)幽香——宋·欧阳修《醉翁亭记》

　　作代词用

　　(1) 你；你的

　　予岂不知而作——《诗·大雅·桑柔》

　　余知而无罪也——《左传·昭公二十年》

　　子归,殁而父母之世——《国语·吴语》

　　尽于酒肉,入于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来——《庄子·徐无鬼》

　　而翁归,自与汝复算耳——《聊斋志异·促织》

　　(2) 又如：而翁(你的父亲)

　　(3) 这样,此

　　同是被逼迫,君而妾亦然——《玉台新咏·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4) 又如：而夫(此人；这人)

　　作助词用

　　(1) 表示偏正关系,相当于“之”,“的”

　　虞之与 虢,相恃而势——《淮南子·人间》

　　(2) 与“上”、“下”、“前”、“后”、“来”、“往”连用,相当于“以”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系辞上》

　　作语气词用

　　(1) 用于句中,表示反问,相当于“难道”,“岂”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

　　(2) 用于句末,相当于“耳”,“哪”

　　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论语·微子》

　　作动词用

　　(1) 如,好像

　　溺死者千有余人,军惊而坏都舍——《吕氏春秋》

避讳是一种反映封建礼法的忌讳。避讳大体可分三类：一是国讳，即国家强令臣民所作的避讳，如避本朝皇帝名，也叫“公讳”；二是圣讳，即避圣贤之名，如孔孟之名；三是私讳，即避长辈之名。避讳制度起源于周代，秦代避讳的办法初步确立。直到辛亥革命后才彻底废除。

避讳有严格的规定，但在具体的情况下也有某些特殊的要求。如：皇帝已故五世的祖宗不讳，但也有照讳的。在唐代，人们一直避李世民的讳，五世以后出于保险、尊敬、习惯等人们还照讳不误。

避讳的方法有四种：

改字法：就是把帝王及所尊者之名改用其他同义字或同音字来代替。

空字法：即将应避讳的字空而不书，或作“某”，或作“口”。

缺笔法：即对所避之字少写一笔。但少写的一笔在什么地方是有严格规定的。

改音法：就是读书时遇到讳字，应改变声调或读别的字音。

我们在阅读和整理古籍时，经常会遇到版本鉴定的问题，因此学习和掌握版本鉴定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对我们阅读和整理古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说到版本鉴定，首先应该明确传统版本的涵义。从广义上说，“版本就是同一部书在编辑、传抄、版刻、排印、装帧乃至全部流传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形态的本子”[1](P63)。从狭义上说，版本仅指刻印本。古籍版本的鉴定主要包括鉴定古籍版本的年代、真伪以及刊刻演变等几个方面。版本鉴定，以刻本鉴定为主，也包括非刻本鉴定。一般说来，刻本格式化较强，比较规范，在形式和内容上鉴定的依据都较多。而非刻本尤其是钞本，个性化较强，规范性差，鉴定的依据较少，不易把握。刻本鉴定的依据较多，如验牌记，考刻工，查避讳，看版式，看纸张墨色，看字体，细读原书序跋等。在这里，我们只就避讳在古籍版本鉴定中所起的作用作简略的论述。

在中国古代社会，为了维护严格的尊卑等级秩序，在文字使用中实行着避讳制度。所谓避讳，“民国以前，凡文字上不得直书当代君主或所尊之名，必须用其他方法以避之，是之谓避讳”[2](P1)。避讳是我国古代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其大约始于周，成于秦汉，盛于隋唐，严于宋清。避讳的种类大致有三种：第一种，“国讳”或称“公讳”，是避帝王（包括帝王的父祖）之名，举国上下皆必遵行。此种避讳是三类避讳中最主要的一种。如清圣祖（康熙）名玄烨，“玄”改为“元”。清人著作或清刻的古书有许多地方本来应该是玄字的，如玄鸟、玄武、玄黄等，都写成了元。第二种，“家讳”或称“私讳”，是避父祖之名。如淮南王安的父亲名长，“长”改为“修”。《老子》“长短相形”，《淮南子·齐俗训》引改为“短修相形”。第三种，“圣讳”，是避封建社会被尊为先贤圣人的名字。如孔丘的“丘”写作“邱”。避讳的方法主要有改字、缺笔、空字或用代称字词等。民国以前，人们为了避讳而改变姓名、官名、地名、书名、年号以至经传之文，屡见不鲜。《史记·秦始皇本纪》云：“二十三年，秦王复召王翦，疆起之，使将击荆。”《正义》曰：“秦号楚为荆者，以庄襄王名子楚，讳之，故言荆也。”《索隐》曰：“荆王负刍也。楚称荆者，以避庄襄王讳，故易之也。”[3] (P 234)《秦楚之际月表》端月注，《索隐》曰：“秦讳正（引者按，秦始皇名政），故云端月也。”[3] (P 766)琅邪台刻石曰：“端平法度”，“端直敦忠”，皆以端代正也。南宋郑樵《通志二十略》云：“籍氏避项羽讳，改为席氏；奭氏避汉元帝讳，改为盛氏；庄

氏避汉明帝讳，改为严氏；庆氏避汉安帝父讳，改为贺氏；姬氏避唐明皇讳，改为周氏；淳于氏避唐宪宗讳，改为于氏；等等。”[4]( P 224)由于避讳，造成语言文字上的若干混乱，给人们阅读和整理古籍带来许多麻烦，如汉惠帝名盈，“盈”改为“倾”。通行本《老子》第二章将“高下相盈”写成“高下相倾”；又如唐高宗名治，“治”改为“理”，或改为“持”或“化”。韩愈《送李愿归盘古序》把“治乱不知”写成“理乱不知”，李贤把《后汉书·曹褒传》“治庆氏礼”改成“持庆氏礼”，把《后汉书·王符传》“治国之日舒以长”改成“化国之日舒以长”。

尽管避讳给我们研读古籍造成一定的障碍，但是在古籍版本鉴定方面，它却有着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利用避讳之例（主要是避国讳），考定书刻的时间断限，是鉴定版本刊刻年代的重要依据。如“1980年山阴人沈仲涛将运到台湾的家藏善本捐献给台北故宫，台北故宫为辑《沈氏研易楼善本图录》，其中有一部《文中子》，卷一至五题《监本音注文中子》，卷六至十题《纂图音注文中子》，是清潘祖荫滂喜斋旧藏”[5](P147)。关于这部书的刊刻时间，台湾故宫博物院的审定颇为精细。“《图录》云：前五卷‘宋讳匡、徵、桓、慎等字缺笔，或易之以谐音之字’。后五卷‘宋讳匡、徵、沟、慎、敦等字缺笔，避讳止于光宗，当较前五卷晚出’。”[5](P147)宋的始祖叫玄朗，宋本玄、朗常见缺笔。太祖名赵匡胤，所以匡缺末笔。北宋仁宗名赵祯，徵字同音，缺末笔。钦宗名赵桓，故桓缺末笔。南宋高宗名赵构，沟与构同音，所以缺笔。南宋孝宗名赵眘，慎是眘的异体字，所以缺笔。南宋光宗赵惇，敦与惇同音，所以缺笔。从避讳字看，前五卷止于南宋孝宗，后五卷止于南宋光宗，据此可以约略推测出前五卷刻于南宋孝宗时，后五卷刻于南宋光宗时。又如，钱大昕《潜研堂文集》三十四《答卢学士书》：“读阁下所校《太玄经》云：‘向借得一旧本，似北宋刻，末署右迪功郎充两浙东路提举茶监司干办公事张寔校勘’。大昕案：宋时寄禄官分左右，唯东都元佑、南渡绍兴至乾道为然，盖以进士出身者为左，任子为右也。而建炎初，避思陵（引者按，思陵即宋高宗赵构）嫌名，始改勾当公事为干办公事，此结衔有‘干办’字，则是南宋刻，非北宋刻矣。《宋史》遇‘勾当’字多易为干当，此南渡史臣追改，非当时本文也”[6] (P591)。空字或用代称字词也是避讳的方法之一，代称字词在宋版书中用的比较多，一般用“御名”、“今上御名”或“太上御名”等字样代称。《四部丛刊》影印嘉兴沈氏所藏宋本豫章黄先生文集，其中在“构”字处注了“太上御名”，“构”是避宋高宗赵构的讳，“太上皇”是下一代皇帝对上一代皇帝避讳，由此可以推知它应该为宋孝宗赵眘时期的版本。

其二，通过对避讳（主要是避国讳）的考查可以鉴定古籍版本的真伪以及刊刻演变等情况。在古代，古籍版本的真伪问题普遍存在，对避讳（主要是避国讳）的考察是鉴别此问题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编珠》，旧题隋杜公瞻撰，首载大业七年公瞻自序。《四库提要》云：‘隋炀帝讳‘广’，故‘广川’改‘长河’，‘《广雅》’改‘《博雅》’。而此书《桂林水》条下引《广州山川记》，《治鸡水》条下引《广州记》，《柏心桂》条下引伏滔《北征记》称‘广陵县’，《城南门三条路》条下引班固《两都赋》‘披三条之广路’。隋高祖之父讳‘宗’，故《隋书》‘忠节’改‘诚节’。而此书《斩马剑》条下引《汉书》王莽斩董忠事。’又该书引及《乐府解题》，《乐府解题》宋《崇文总目》及郭茂倩《乐府诗集》始见记载，其书晚出，非公瞻所能得见。明《文渊阁书目》、《内阁书目》均不著录，《永乐大典》采摭极广，亦不见征引。”[5](P263)可见，此书为后人依托杜公瞻之名伪撰，非隋版书无疑。之所以推断《编珠》为伪固然以其书所引之文为作者身后之文且该书在后世大型书目中均未见记载为重要依据，但《编珠》在避讳上的漏洞也不失为有力的内证。又如《元经》，旧题隋王通撰，是部编年史，起自晋太熙元年，止于隋开皇九年。唐高祖李渊之父讳“虎”，因此《晋书》“神虎门”作“神兽门”，而《元经》也于宁康三年将“神虎门”写作“神兽门”；又隋文帝讳“坚”，《元经》于周大定元年不避“坚”讳，直书“杨坚辅政”。《四库提要》卷二十九史部三编年类云：“宁康三年书‘神虎门’为‘神兽门’，则显袭《晋书》，更无所置辨。且于周大定元年直书‘杨坚辅政’，通生隋世，虽妄以圣人自居，亦何敢于悖乱如是哉。”[7](P4)又何薳《春渚纪闻》、陈师道《后山丛谈》、邵博《闻见后录》均载有阮逸曾以《元经》书稿示苏洵一事。综考《元经》在避讳上的漏洞和宋人的记载，可断此书为阮逸伪撰。另外，通过对避讳的考查也可以鉴定古籍版本的刊刻演变。如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三《东家杂记》条：“卷中管勾之勾皆作勹，避思陵（宋高宗赵构）嫌名。间有不缺笔者，元初修改之叶，辨宋板者当以此决之。”[8] (P355)又卷十三《论语注疏正德本》条云：“首叶板心有正德某年刊字。但遇宋讳，旁加圈识之，疑本元人翻宋板。中有避讳不全之字，识出令其补完耳。若明刻前代书籍，则未见此式，必是修补元板也。[8] (P 340-341)

总的来说，避国讳于古籍版本的鉴定有重要的作用。收录并熟记周以来历代帝王，特别是宋、明、清三朝帝王帝号、名讳及相应的讳字、讳例对于古籍版本的鉴定大有裨益。当然，其它种类的避讳也很重要，如避家讳，即避家族内部祖上的讳。苏轼的祖父名序，苏洵苏轼自己写文章或

为人作序时从不用“序”字而改用“引”或“叙”，因此，当我们看到一些古文本应写成“序”的，却写成“引”或“叙”时，我们就可据此大致推断这可能是北宋时的版本。对于其它种类的避讳在版本鉴定中的作用，在此不再赘叙。

最后，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尽管查避讳是版本鉴定的重要依据；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古代避讳的情形是相当复杂的。如古避讳中有“翌代仍讳”，“数朝同讳”，“旧讳新讳”，“前史避讳之文后史沿袭未改”等情况，因此，在考定版本的成书年代时，就不能简单地根据讳字妄下断语。《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九《宋椠本》条云：“予向见宋椠本，有避‘亶’字，注‘从从旦’于下，未审其故。顷见岳倦翁《愧郯录》有一条云：‘绍兴文书令，庙讳、旧讳正字皆避之。故哲宗、孝宗之旧讳单字者三，哲宗初名佣。孝宗旧名瑗，又名玮。皆著令改避。唯钦宗旧讳二字，一则从亠从回从旦，一则从火从亘，今皆用之不疑。’乃知‘亶’字回避，由于钦宗旧讳。但倦翁著此书在嘉定甲寅，其时尚未避‘亶’、‘烜’二字也。”[8] (P507-508)唐人不避旧讳，宋人则有避有不避，故不能据此来断定版本的刊刻时代。另外，后世翻刻本照刻讳字，后世刊刻本仍避前朝以及书商在讳字上的作伪等情况也是存在的，所以在具体的版本鉴定过程中：一方面，要注意识辨，防止判断失误；另一方面，除了运用查避讳的方法以外，要尽量综合运用验牌记，考刻工，看版式，看纸张墨色，看字体，细读原书序跋等方法，以求最大限度地提高版本鉴定的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