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形成

中华民族的形成问题，是近几十年来的一个热门话题。如何看待中华民族的形成，这需要从地理、历史以及文化诸多方面来考察，才能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

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是逐渐形成的，它先有一个大致的中心，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中心不断扩大，到最后才形成了今天这样的局面。可以说，由小到大，不断融合，是中华民族从开始就有的特点。

这个中心大概在现在河南山西一带，那里居住着一个叫商的民族。比商早的朝代肯定还有，因为商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政体了，而国家的形成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所以它前面肯定还有别的政权形式，一般说是夏朝，那块地方后来就叫做华夏，也称中原。当然，那时中国大部分区域还不在华夏的范围内。随着商人的扩张，到了商朝后期，现在山东江苏安徽一带也纳入了商的版图。商朝大概延续了五百年。后来中国西部有一个叫周的民族强大起来，周民族来源很有可疑，不过后来它灭了商，入驻了中华，就成了中华民族的正宗。而且周的历史悠久，它从建立起到公元前256年被秦灭亡为止，几乎长达八百年，是我国历史上时间最久的朝代。随着周的加入，周的地域加上原来商的国土，华夏的疆域扩大了许多。但即使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华夏的区域也只包括现在中国中东部的十来个省份，不过这是一块最适宜人类居住和耕作的地方。

人类自从走出原始社会以后，就分成了两大种族：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农耕民族占据着一些水源充足土地肥沃的地方，从事着农业生产；而游牧民族则活动在广大的地势高寒草原区，进行放牧和狩猎。不同的生存环境造就了不同的性格，富足且安定的生活养成了农耕民族怯懦保守的个性，而严酷的生存环境倒反成就了游牧民族桀骜不驯的性格。因此，农耕民族虽然人口众多，但是力量薄弱。游牧民族虽然人口较少，却骠悍强横。在历史上，这两大种族之间劫掠与被劫掠的争斗一直不断。劫掠的一方往往是游牧民族，被劫掠的一方往往是农耕民族。这很有点像动物世界中的食肉动物和食草动物，游牧民族是食肉动物，而农耕民族则是食草动物。华夏文明大概从开始以来，就一直面临着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岂不日戒，猃狁之故”，诗经里的句子早就透露出了这方面的信息。南方也有许多不开化的蛮族，但相对于北方的游牧民族，南方蛮族对中原的威胁就要小得多。因为地球人还有一个特点，即北方的民族都要强过南方的民族。所以，历史上对华夏民族的威胁几乎都来自北方。

游牧民族不断地侵蚀农耕地区，掠夺人畜财富，西周就是被它灭亡的。继任的周平王只好东迁，这就是东周。而长江流域一带蛮人居住的地方，那里也产生了一个大国，就是楚。楚国在当时也只能算是蛮族，但它把触角伸到了华夏的版图中来了，要和中原那些传统的国家争霸，而且还真的争到了霸，不过从那时起，它也牢牢地把自己和中华民族捆绑在了一起。

后来也是处于西北的秦统一了中国。历史上中国的统一，大多来自北方，南方的北伐很少有成功的例子，这也是北强南弱的例证。但秦这个国家也有很多疑问。它居住的地方已接近游牧民族区，它的祖上因为替周天子养马有功，得了这块封地，它的居民中肯定混杂了不少游牧民族的成分。春秋战国时期，北方的诸侯国之间交战，不少国家就借用游牧民族的武力打败对方。后来秦统一了中国，也没有人说它不是华夏的正宗。但秦自己也不断遭到游牧民族的威胁，所以秦始皇就派了将军蒙恬率领三十万大军驻扎北方，防备匈奴。

为了抵御游牧民族的侵略，汉朝也经常与匈奴交战。一开始是匈奴占有优势，连汉高祖和他的妻子吕后都蒙受了羞辱，到了汉武帝时代才转守为攻。后来匈奴分裂了，汉朝也不复武帝时的强大，双方只好妥协和亲，保持和平。后来南匈奴归附了汉朝，汉朝允许他们进入汉人的地盘，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归化成了汉族，身份也慢慢由游牧民族变成农耕民族。

汉朝应该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王朝，一是它的时间久，二是它的恢弘强大，三是它建立了一套比较有效的行政体制。后来我们这个民族定名为汉，是很有道理的。汉朝成立了四百年，中间有过一次短暂的动乱，动乱结束后西汉就变成了东汉，各有两百年的历史。汉王朝不仅接受北方游牧民族的归顺，也不断开拓南方的边疆。但最强大的王朝也会崩溃，到了东汉末年，汉王朝的气数已尽，代之而起的是三国。但北方的游牧民族并没有停止对汉地的骚扰，相反中国的动乱成了它浑水摸鱼的好机会，他们不断地侵蚀汉人的地盘，掳掠汉地的居民特别是女人。蔡文姬就是其中的一个，后来曹操爱惜她的才华，把她从匈奴那里赎了回来。在兵荒马乱的时候，可能有许多汉人自动或者被动地进入了游牧地区，他们的后代也就成了游牧民族的成员。所以在北中国，民族间的交融是一个无法避免的现象。

西晋的局势很有点像罗马帝国的末期，先是北方的少数民族纷纷内附，终于爆发了一场五胡乱华，最后导致了西晋的崩溃，其原因当然统治阶级的腐败。但还有一个原因，在中国历史上，大凡不用战争方式扫平天下，而是靠巧取豪夺得来的王朝，要么寿命不长，要么不很强大。西晋就是如此，它的政权是从曹魏禅让而来，因此武力就不很强大，经不住严重的打击，后来的隋、宋等朝代都是如此，只有秦是例外。但说到底，少数民族的进入其实是生存权利的争夺。随着人口的增加以及自然环境的恶化，争夺生存权利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在新大陆发现之前，地球上只有两块好地方，一块是南欧，另一块就是东亚，即中国的东部。其余地方，不是燠热，就是严寒，再不就是沙漠，或者就是山地。西晋时期，随着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就爆发了汉人和游牧民族之间为争夺生存范围的斗争。汉民族抵挡不住游牧民族的武力，只好纷纷南迁，于是北中国成了少数民族的天下。在人类的历史上，落后的民族常常凭借强大的武力，屡屡征服懦弱但又发展了高度文明的民族。这种现象直到热兵器发明以后，才得到改变。热兵器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它使战争不再光凭膂力取胜，使落后的民族从此无法战胜先进的民族，从而极大地保卫了人类文明的成果。

那些入侵的游牧民族把汉人往南方赶，逼迫汉人去开发南方的土地。如果没有这个“动力”，恐怕汉人开发南方的劲头没有这么大，速度也没有这么快。南方是华夏民族的回旋之地，中华文明有好几次都依托南方这片土地得以保存下来，而两河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还有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等，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它们都没有这样的地理条件，因而他们的文明都过早地终结了。而那些胡人进入汉地时间一长，反被众多的汉人同化，南方的土地又被退却下来的汉人开拓。因此当重归统一的时候，华夏文明的范围又扩大了。

建立唐朝的李氏家族，他们的血统也不那么纯净。李氏家族中有很多少数民族的成分，这对长期居住在西北地区的李氏家族来说，并没有什么奇怪。我国的西北本来就是一个汉胡杂居的地方，你想在那里找到血统纯粹的汉人，比在大海里捞针还难，再说也没有这个必要。所以唐朝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朝代，很多少数民族人士都进入了高层领导，但没有人说唐朝不是一个华夏民族的国家。

唐以后，少数民族再一次大规模进入汉地，先是契丹，再是女真，然后是蒙古，先后在中国的北方驰骋纵横。宋朝是一个孱弱的王朝，其实那些游牧民族也好不到哪里去，同是血肉之躯，只不过所处的环境不同而已。如果处在同样的环境下，到底谁更糟糕一些也不可知。他们一个又一个地进入中国，而后一个又一个地腐败了。先是辽人，他们的末代皇帝和宋朝的皇帝一样，哭哭啼啼地成了俘虏。不久以后是金人，拷贝得一丝儿不走样。再后是蒙古人，他们的下场稍微好一些，主要是最后一个皇帝没有对朱元章抵抗到底，而是自己识相地跑掉了，所以被谥为顺帝。“顺”者，顺天应人之谓也。还有是他们遇到的不是残暴无比的民族，而是宽宏大量的汉人。所以，一个民族的个性，其实是由所处环境决定的。同样是辽人、金人和蒙古人，他们在草原上的时候骁勇无比，一旦进入温柔之乡，都无一例外地软化了。唯物主义主张物质决定意识，地理就是物质，历史只是意识，是地理条件决定了历史的走向。但可以肯定，随着元顺帝出逃的蒙古人不会很多，更多的是选择了留下，情愿同化为汉人，成为农耕民族的一员，也不愿再到茫茫的草原上去重过动荡不安的生活。那些草原上的民族就像流星，当他们一旦划过历史的天空，就再也没有重新发光的机会了。不少历史上曾经显赫一时的民族，有的到后来连影子也找不到了，他们隐藏到哪里去了呢？其实绝大多数都融入到汉民族里了，成了中华民族的成员。

所以，汉民族往南基本上是一个开拓的过程，而在北方往往是一个被侵蚀的过程。这样中华民族的成分就越来越复杂，版图也就越来越扩大。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三个王朝，元、明、清，三个朝代中有两个是由异族进入到中国建立的。在当时他们只能说是异族，不能说因为他们后来归属了中华民族，就把以前事实一概抹去。这就像一个女子后来成了你的妻子，但并不能说她一生下来就是你家里的人一样。中华民族是逐渐形成的，否则这个历史就不好说，许多人物的历史地位就不好定。蒙古人占领过好多地方，当他们衰败以后，也都融进了当地的种族，但也不能说他们一开始就是那里人，人家也没有这么说。其实，许多边缘民族的归属往往是很游离的，它既有可能归入这个国家，也有可能归入那个国家，有着很大的偶然性。元末明初，许多蒙古人已被同化，但作为一个民族还没有加入到中华民族里来，蒙古族加入中华民族是满州人进来后的事情。

满州人最早居住在黑龙江一带，后来逐渐往温暖的南方迁移，最后一直推进到中国的山海关外。在农业社会里，荒原、沙漠、极地、海陬都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地方，放弃也毫不可惜。他们留下的真空，后来就由俄罗斯人来填充。但是他们的人数并不多，据说到后来入关的时候，也不过二十来万。不过明朝也和宋朝一样，是一个糟糕的朝代。当满州人崛起的时候又正好是明朝的末世，这一老一少精神状态的差别实在太大了，所以这二十几万人就奇迹般地占据了汉人的地区，而这一进入同样使他们无法离开。设想一下，如果当年满州人不入关，现在的情形又会是怎样呢？现在东北恐怕多半是别一个国家，因为那时离开现代国家建立的时间已经不久了，中华民族来不及产生一个新的朝代去统一它。满人进入了中国，又笼络了蒙古人，使得蒙古也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这就是中国最后的格局。

中国文学的产生可以一直上溯到文学产生以前的远古时期。原始的神话传说和歌谣，在人们口头代代流传，经过漫长的时间，才用文字记下一鳞半爪。由于时间久远难以相传导致变异，后世见诸文字记载的原始文学很难说是其原貌。这些远古歌谣和神话，我们称之为传说时期的文学。

远古时期的歌谣和神话传说，在古籍中时有记载。据说是神农时代出现的《蜡辞》云：“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本，归其泽！”，这大约是一首农事祭歌。至于传说为尧舜时期的《击壤歌》、《康衢谣》、《卿云歌》、《尧戒》、《赓歌》、《南风歌》等，从其思想内容和语词来看，显然都是后人的伪托。倒是有些简单质朴的韵语，可能是原始歌谣的遗留。如《吴越春秋》卷九所载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宍古肉字）”反映的是原始人制造弹弓和狩猎的过程，语言古朴，但已经具有韵律，显然是一首十分古老的歌谣。《吕氏春秋·音初篇》所载禹时涂山氏之女所歌的“候人兮猗”，虽只有一句，却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比较可信的夏代诗歌的遗文。属于远古时期的神话传说，反映了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先民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后来的文字记录大多是片断零散的，有些已经被后人改造，中国神话的原始形态没有很好地保存下来。

文字产生以后，中国文学才脱离了传说时期。文字的出现，是社会文明的标志之一。汉字的起源，历来有若干推断，至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随着甲骨卜辞及殷商青铜器的不断出土，探讨上古文学有了可信的资料，为文学发展成为书面文学提供了条件，标志着中国书面文学的萌芽。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出现了一些较长的钟鼎铭文，这表明具有文学因素的文本出现了。从此，文学的各种形式在语言文字的不断成熟过程中分途发展。

诗歌是最古老的文学形式之一。中国最初的诗歌是和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的，这在我国古籍中有明确的记载。《吕氏春秋·古乐》云：“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万物之极。”“葛天氏”应是传说时期的一个部落酋长。这八阕可能是现在所知的最古的一套乐曲，有歌有舞，歌辞已经无可稽考，舞容极其简单。《尚书·益稷》记载帝舜时的乐曲《大韶》云：“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对其内容和意义的评论，认为此曲“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如天之无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据《论语·八佾》记载，孔子也曾称赞说：“《韶》，尽美矣，又尽善也。”孔颖达疏去：“乐之为乐，有歌有舞，歌以咏其辞，而声以播之，舞则动其容，而以曲随之。”这段话具体论述了《大韶》诗、乐、舞三者一体的盛大场面。《礼记·乐记》云：“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诗、乐、舞三者紧密结合，是中国诗歌发生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

诗歌和音乐、舞蹈相互结合的形式，在文字已经成熟并广泛用于文献记录以后，还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如《诗经》中的作品都是乐歌，而其中的颂诗，是祭祀时用的歌舞曲。约在春秋以后，诗歌从乐舞中逐步分化独立出来，专向文学意义和节奏韵律方向发展。

中华文明起源的特点就是以农耕文明为主体，以统一文化为主题，然后民族融合起源的，而且在中华文明起源的过程中，文字和文化渠道的非常尊重的承载作用。

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时间，西方学者根据他们的标准一直认为是3000年前，中国学者虽然存有异议，但一直无法证明这一观点的错误。贾湖文化的最新研究结果和关于文明标准的定义，可以证明中华文明起源于9000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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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中国历史大系表顺序和古籍记载，华夏文明经历了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炎帝）、黄帝（轩辕氏）、尧、舜、禹等时代。后来的炎帝和黄帝为共主，华夏先民在黄河流域留下众多的文化和文明遗址。

华夏文明以礼乐为制度、易经八卦、丹书朱文、上古汉语为源泉，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在历史上一脉相传。

以下来源 百度

图书的起源

一、汉字产生

汉字产生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汉字是怎样产生的，是什么人发明的？对于这个问题，历来有不同的说法，最为流行的是："仓颉"造字说。

（一）"仓颉"造字

关于"仓颉造字"的传说；早在战国时期已经广泛流传。《韩非子》、《淮南子》、《说文解字》等书中都认为仓颉创造了文字。司马迁、班固等史学家认为仓颉是黄帝的史官。还有的史籍，如《论衡》中说仓颉长着四只眼睛，"仰观奎星圆曲之势，府察龟纹鸟迹之象、博采众美，合而为文"。但是，对于一种独立发展又有相当久远历史的文字来讲，它是不可能由一个人在较短的时间内发明的。在原始社会，生产水平和文化水平都极为低下，文字的产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任何人都无法经历如此之长的过程，所以，仓颉造字之说是不可信的。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早期文字成于众人之手；而非一人独创。中国的早期文字，无论是甲骨文还是金文，都有许多异体字。也就是说，同一个字有几种甚至十几种不同的写法，如果是仓颉一个人发明，他为什么要给自己和别人制造这么多麻烦苟子就曾经认为，古时候，创造文字的人很多，文字是众人发明的，而仓颉的名字为什么单独流传下来呢因为他做了一些整理文字的工作。也就是说，在仓颌以前，文字已经产生，不过当时的文字还在初期阶段，殊体异形，没有定制，而仓颉的功劳正在于对这种形体不一的文字进行了整齐划一的工作，因此他的名字世代被人们称颂。

从"仓颉是黄帝的史官"这一说法，我们还可以分析出，文字记录与古代的史官关系密切。至于仓颉的活动范围，现在，在山东寿光，河南开封，河北南乐；陕西长安和白水等地都有仓颉墓、仓颉庙和仓颉造字台等遗迹。其中以陕西白水县的仓颉庙规模最大，长安县的仓颉造字台保存尚好。尽管这些古迹都是后人根据传说附会后造出来的，但是也从另一侧面说明，造字活动波及地域之广，以及人们对文字发明者的崇敬。

仓颉本人曾被人们神化。《论衡》说仓颉长四只眼睛，《淮南子》中说仓颉造字时天上下小米，夜里鬼哭泣。这种想象虽离奇荒诞，但其中却孕育着深刻的含义。人都只有两只眼睛，而仓颉却比普通人多生了一对眼睛，无怪乎他能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辨鸟兽之迹，见常人之所不见，造出文字来。仓颉造因文字后，人的能力空前提商。人们利用这位比常人多一双眼睛的仓颌的发明，不仅能看到千百里之外发生的事，而且能够看到千百年前发生的事。这岂不是给世人也多添了一对神奇的眼睛吗？至于"天雨粟，鬼夜哭"，则是对文字的威力的形象化的赞歌。文字的发明，使千百万人的经验得以流传，也使那些在黑暗中活动的魑魅魍魉无所逃其形，无处隐其身。在文书上，历史上，永远记录他们的劣迹、罪恶，鬼怎能不躲在黑暗的角落里流泪哭泣呢因此，我们既不能将仓颉作书当作史实，也不能把它当作迷信简单地完全摒弃，而应把它看作对现实事物所作的非现实的反映。这反映了人民对发明文字的祖先的无限景仰和钦佩，也表达了对文字产生及其价值的高度评价。把发明文字的功劳归于仓颉，正像说伏羲发明畜牧，后羿发明弓箭，神农后稷发明种植，夏禹的父亲鲧发明筑城一样、并不是在他们之前没有这些活动和成果，而是后人将祖先的创造力人格化，赋于一身，这些传奇才如此神奇动人，流传不断。

(二)文字产生的基础

我们认为文字的产生，首先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它必须有两个基础：即语言和实物。没有语言，便没有文字。文字依附于语言而存在，是记录和传播语言的工具，这早已成为众所周知的道理。

人们也曾用实物来传递信息、表达感情。这种方式的特点是直观，不用旁人多加解释。据古希腊历史学家记载，古代波斯人曾接到北方斯西德人的一封"信"，里面有一只鸟、一只老鼠、一只青蛙和五支箭，这封信表达的意思是；波斯人听着！你们能像鸟一样高飞，像老鼠一样在地下话动，像青蛙一样跳进池塘吗？如果不能，日你们就休想和我们打仗，当你们踏上我们国土时，我们就用箭射死你们！我国历史上也常常看到一些用实物传递信息的画面：吴王夫差赐伍子胥剑，是示意让他自刎。唐明皇赠杨贵纪细盒和金钗，是象征商人要永远厮守，不分离。送给流放者以"环"（还），表示结束放逐，允许回来。出示"玉玦"（决）示意永别或促使对方下决心…这些虽然是在有了文字以后的事，但也可看作是古代以实物传递信息的遗风。

时至今日，用插草标表示出卖；用烽火表示战争警号；信上插鸡毛表示十万火急等，在某些民族中依然存在，并得到社会的共同理想，约定俗成，无需解释。但是这类象征性的实物毕竟数量太少，而且范围也有限。复杂的大千世界以及人世间的种种情感、意念、行为、很多是难以用实物来表示的，而且这些记事也不易保存，这就促使人们进一步探索，于是便产生了后来的象形图画，并成为文字的源头。

(三)文字产生的过程

从语言、实物到文字，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为了帮助记忆，记录和传播知识信息，人们进行了多种尝试，结绳记事、契刻、图画和刻画符号是文字产生的重要步骤。

所谓结绳记事，是用绳子打结采帮助记忆。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曾利用过这种方法。我国的古书上就有许多"上古结绳而治"的记载。例如《庄子》中说："昔者……民结绳而用之。"直至现代，这种结绳记事的方法在我国边远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中还在使用个如云南的哈尼族、西藏的门巴族、台湾的高山族等。哈尼族买卖田地时，就用单股麻绳打结来标志田价，买卖双方各执-根，以为凭证。在国外，波斯人、墨西哥人、秘鲁人也都使用过结绳记事的方法。

刻契，是在竹、木等材料上刻上各种痕迹和记号，用以记事或帮助记忆。这也是古今中外曾广泛使用过的方法。古代双方订约时，将两块木片合拢起来，在上面划刻记号，双方各执一块，以帮助记忆，并有符信之意。《易经》、《北魏书》、《隋书》等古代史书中还记录了当时我国一些少数民族"无文字，刻木记契"的情况。直至近代，某些少数民族仍有采用此法的。云南省博物馆曾收藏有侗族的一根传代木刻，木头两侧刻有许多缺口，每一缺口代表着一件事情，以刻口的深浅表示事情的太小。据说每年在吃新米的时候，便拿出这块刻木，由一位长者叙述每一刻口代表的事件，人们借此得知本村的历史和其他各种事情。

契刻同结绳一样，留下的只是代表某件事情的符号，而不是语言符号。它只能唤起对某种事情的回忆或想象，而不能表达抽象的思想和概念，只能记事而不能达意。因此，它虽然有着帮助记忆的作用，但还不是知识的具体记录。

图画是文字发展的重要阶段。由于劳动和生活的需要，上古人常把所观察到的和自己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事物画在所居住洞穴的石壁上。起初，这些记事的图画是非常生动而逼真的，人们一看便知道画的是什么。如想要人知道所说的是鹿，就精心地画出一只鹿。有时还同时画几件东西来表示一件事情。但时间久了，当人们习惯了这种图画之后，就不再画得那么复杂、细致，只用几根线条勾勒个大概轮廓，把原来画的复杂图画，简化成一定的图案符号，人们见到这个符号，也就知道它所代表的是什么了。这样，图画就逐渐脱离了对具体事物的描绘，变为事物的一般意向的代表，可以拿它所代表的事物的名称来称呼它。于是，图画便和语言相结合而成为交流思想的工具了。这就形成了原始的图画文字或称图形文字。

刻画符号和刻画文字大约出现在原始公社的后期，即新石器时代的发达阶段。在公元前四千年的仰韶文化和其后的龙山文化遗址中，都曾发现了这种刻画符号和文字。在我国山东莒县陵阳河和大朱村出土的陶器上，发现刻画符号十八个，可以归纳为八种，我们举四个为例：不少学者认为它们就是文字，于省吾认为第一、二为"旦"字，第三为"锛"字，第四为"斧"字(于省吾《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载《文物》一九七三年第二期)。唐兰先生认为第一为"灵"字，第二为"炅"字的繁体，第三为"斤"字，第四为"戍"字和"戊"(古为一字) (《文物》一九七五年第七期)。也有的学者认为是"代表个人或氏族的形象化的图形标记"。它们属于山东大汶口文化晚期，约为公元前2800--前2500年。我们将其与更晚一些的甲骨文及金石铭文相对照，可以发现它们有许多相似之处，特别是有些刻画符号，与青铜器上表示族徽的文字就更为相似。从我国历史文化发展的过程来看，这种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和刻画文字与汉字的产生、发展是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的，它们是汉字的始祖，是我国文字的萌芽阶段。

二、图书起源

(一)"河图洛书"的传说

关于我国图书的产生，还有一个近似于神话的传说，即"河图洛书"中国最早的古籍《尚书》中也有同样的说法。有人进一步解释说："伏羲统治夫下时，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河图"；有神龟从洛水出现，背负"洛书"。伏羲根据这种"图"和"书"画成八封，就是后来《周易》的来源。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河图》、《洛书》，是由一系列的神秘符号所组成的数字方阵。它们是经过周、秦、汉几代儒生方士们之手加工后的形态，其原始面貌已无法知晓了。有人认为它是古代游牧民族所画的立体的天象图(《内蒙古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八九年第六期)；还有人认为它是由自然界的天然痕迹--龟甲发展而成的抽象符号，是中国第一部图书(《大学图书馆通讯》一九八八年第四期)，并认为《河图》与《洛书》在中华文明史上曾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华夏文化的源泉也可以说就是"河洛文化"，而《河图》《洛书》)则是河洛文化的初基。它所建立的辩证思维的模式，对后世的思想、哲学、文学和科学都有重要的影响。孔子曾说过："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史记·孔子世家》) 传说和神话并不是历史，但它是历史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为此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些启示：在文字发明以前，就先有了图画和一些简单的符号作为传播信息的工具。我国文明的最早发生之地是在黄河、洛水一带的中原地区。

(二)图书产生的时代

有了文字，就有了创造书籍的基本条件。当然并非从有文字开始就有了书籍。人们最初利用文字，不过是用来弥补生活劳动中语言的不足，促进思想感情的交流和信息的传递，借以唤起共同的行动。当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文字刻写在各式各样的材料上，借以记录经验，阐述思想，并使之传播久远的时候，书籍便开始出现了。

我国书籍最早出现于何时，现在很难作出校准确的结论。我们至今尚未发现夏朝的文字和文献实物，根据其它文献判断分析，很可能就是在夏这一历史时期--即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至十六世纪，完成了由文字到文献典籍这一历史性的转变。其论据有七条：1．《史记》和《竹书纪年》都载有夏代帝王的世系表，尽管两者不尽相同，但大同小异。这说明两者是以同一份原始文献记录为依据的。而且，在殷墟甲骨文发现后，王国维据卜辞中殷商的先公先王世系考证出《史记》中的《三代世表》是"信史"，因为夏代诸王与商先王刚好是同时代的人，都在距今四千年左右。2、我国现存最早的史书《尚书多士》中有这样一段话："唯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这是武王灭商后，周公对殷商贵族的训话，大意是：你们殷的先人，在推翻夏朝时，已有典籍，记载了这段史实。3．殷墟甲骨文是较为系统成熟的文字、其数量、规模及完备程度说明它已经不是历史悠久 一脉相承。

早期原始文字，一定是经过了若干年的发展。特别是一九八三年又在西安西郊的一个原始社会遗址，发掘出一批更早的甲骨文，时间是四千五百至五千年前。这批甲骨文字体细若蚊足，字形清晰，刚劲有力，结构严谨，更新了人们的传统观念。据考证，这批早期甲骨文比殷墟甲骨早一千二百年，比夏朝还要早五百年以上。4．夏代，人们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总结并掌握了一定的天文历法知识，以十二个月为一年，有大小月之分,大月三十天，小月二十九天，还懂得了十九年置七个闰年。夏代的历法称"夏历"和"夏小正"，夏历以寅月为岁首。春秋时，孔子曾主张"行夏之时"(《论语·卫灵公》)。5．在《竹书纪年》和《世本》等古书中，有"夏发七年，泰山振"，"夏桀十年，夜中星陨如雨"等记载，这也是世界上关于地震和陨石雨的最早文字记录，可作为夏代有文献记录的旁证。6。《吕氏春秋·先识览》载："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而泣之--乃出奔如商"。该书写成之后。曾公布于咸阳城门，声称能增删一字者，赏予干金。可见这段史料的来源大会毫无根据。7．《国语．晋语》载：晋文公时，阳人犹"有夏商之嗣典……樊仲之官守焉"。《国语》亦是一部严肃的史书。上述诸条虽为旁证，但足以说明夏代有典籍并非无稽之说。

三、掌书史官

分析图书起源这一问题，除上述的文字、图象符号和下一章展开叙述的物质载体及其形制以外，还需要一个重要的因素便是掌书之人。我国早期的文字和图书与史官的联系十分密切，这也是中国图书的一大特点。

我国古代把掌管文字记录的专职入员通称为"史"。"史"字象征右手持物，至于所持为何物，则有许多不同的解释。清代吴大澄说是简策；江永说是官府的书籍;王国维说是盛策之器;马叙伦说是笔；劳斡说是弓钻，这弓钻也是为钻灼卜骨之用。总之／这些解释尽管有异，但有一共同点，都与文字和图书有关。王国维说"史"是专门保管、研究及写作的官吏，它的另一个名称是"作册"，负责起草册命和记录宫廷中的重要事件、天子诸侯的言行和政府各机构的种种活动。很多金文和古籍中常有一个公式化的句子："王若曰--"，就是说，这些文件不是王自己写的，而是史官受命而作。

史官既要记录帝王言行和军国大事，又要负责管理政府的各种档案图籍，还要从事宗教事务，负责贞卜、祭祀等迷信活动。因此，他们身边积累了大量档案文书资料，他们是当时最博学的人，修史重任自然落在他们身上。

传说中造字的仓颉就是黄帝的史官，这也是历史的反映。三代之际，史官人数渐多，分工更加细密。我们可以从甲骨文、金文及早期典籍中找到众多的史官名称，如夏代的太史令，殷商的贞人、作册、史、太史、内史，周代的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这些史官各有所职，如"大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史通·史官建置》)。各诸侯国也设有史官，开始由周王室委派，所记材料也要送交王室保存；春秋战国时期堵侯崛起，王室衰微。各诸侯国自立史官，利用自己的纪年来记载历史，以示独尊。于是出现于鲁国的《春秋》、晋国的《乘》、郑国的《志》、楚国的《梼杌》等上百种文书。生逢其时的孔子曾派他的弟子"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公羊传疏》）。墨子也自称"吾见百国春秋"。可见当时各国富修史书之盛。

史官的职位是世袭的。世守其职的家族，通常有一个与书籍或记录保管相关的氏名。诸如简、籍、史、董等。《左传·昭公十五年》记载公元五二六年，晋国有一史官的后人名叫籍谈，虽然相承了祖先的姓氏，却不知自己家庭的历史，周景王讲述了其姓氏的来历届，讥讽其"数典而忘祖"。

我国早期文献还常常有史官逃往他国，并把图书典籍带走的记载。《吕氏春秋》记载了夏太史令终古在夏桀不听其哭谏后，携图法出奔如商。殷内史向挚，见封王迷乱，载其图法出亡之周。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自序》中也说他的祖先曾世袭掌管周室典籍。公元前七世纪中叶，"司马氏去周适晋"。这些历史记载由于出自史官之手，大都偏袒史官，而斥责统治者迷惑*乱。这种逃亡大都带有出卖情报的性质。在朝代交替之际；更显示出图书典籍在统治者争权夺位中的重要性，也说明图书档案保管者--史官举足轻重，他们带着重要的国家档案、地图等逃亡，有时促使旧王朝的削弱和倾覆。秦末汉初，刘邦攻入咸阳，众将争夺金银财宝，唯独萧何先入秦丞相府、御史府收集图籍文书而宝藏之。其后，汉王刘邦之所以对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间疾苦全都了解得清清楚楚，就是因为有萧何从秦丞相府和御史那里得到的地图和文书档案。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了图书的重要性。

历史悠久 一脉相承

秦汉之际，太史令实掌史职，秦有胡毋敬，汉有司马迁等。东汉又有兰台、东观之设。这两处既是中央的档案、图书馆，又是官修著述之所。明帝曾以班固为兰台令史，诏换国史。与《史记》、《汉书》并称为"三史"的《东观汉记》就是我国第一部由众多史官集体编修的史书。它开创了政府组织史官集体编史书的先例，为后世史馆的出现奠定基础。曹魏明帝太和年间，始置著作郎及佐郎，专掌国史。到北齐时，改称史阁，又称史馆--国家专门修史机构，后经唐代的发展完善，形成较为完善的史馆修史制度。宋代史馆分置有国史院。实录院、日历所、会要所等机构。史官有修撰、直馆、编修官、检讨官等名目。元、明、清三代，改置翰林院，史官则设修撰、编修、检讨等掌修国史。除常设机构外，还有临时性特开史馆，名目繁多。

我国古代形成了为前朝修史的传统，"国可亡，史不可亡"（《元史董文炳传》）历代统治者非常重视历史的连续性和继承性。各类史籍，品种繁多，体例多变。其中，以《史记》为首的纪传体正史绵延数千年、一部二十四史，篇帙长达三千二百五十九卷，上下五千年，是举世无双的一部通史百科全书。又如在编年体史书中，历代共修实录一百一十六部，仅《大清实录》一种，就有四千三百五十五卷。史官在我国一直受到极大的尊祟，常由皇帝挑选任命，有的皇帝如唐太宗、明太祖等还亲自拟定编修规则，参加修史活动。历代最高统治者为什么如此重视修史活动，并把它制度化呢其 原因有四：

一是为借鉴前期经验，以史为鉴，垂训后世，以达到继往开来的目的。

二是为前朝修史，证明新朝的合法地位，自圆其正统之说，以争取民心。

三是为点缀升平，铺张门面，笼络士人，特别是那些"不食周粟"的前朝遗老，消磨他们的敌对意识。他们在其他方面断然与新朝誓不两立，极难合作，唯独在编修故国之史这一点上，心情复杂，尚可通融，他们带着怀念、留恋、悲愤之情，投身其中，唯恐忠奸不分，是非颠倒，他们熟悉旧朝史事，多少可抑制新朝史官对前朝历史的歪曲贬低。

四是为控制褒贬大权，惩恶扬善，垄断舆论，为本朝统治者歌功颂德，树碑立传，以巩固王朝统治。历代相沿的修史制度，保证了我国史书上下衔接，绵延不断。这仅是我国图书的一个缩影。我国整个图书文化事业都称得上历史悠久，一脉相承，这一点，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比的。

摘自《中国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