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夏，闻一多从美国留学归国。走下海轮，诗人难以抑制心头的兴奋，把西服和领带扔进江中，急切地扑向祖国怀抱。

然而，等待他的，却是无边的黑暗和奇耻大辱……

放眼家国故园，山河破碎，风雨如磐，豺狼当道，列强横行，祖国母亲被瓜分割占……诗人悲愤地写下了诗歌《发现》，并旋即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著名的爱国诗篇《七子之歌》。

“七子”是指当时被列强霸占的七块土地，澳门只是“七子”之一。祖国母亲被掠去的七子分别是香港、澳门、台湾、九龙、威海卫、广州湾和旅大（旅顺大连）。

历史不会忘记1842年那个屈辱的8月，清政府官员卑躬屈膝，登上停泊在南京江面的英国军舰“康华丽”号，在荷枪实弹的英国士兵环视下签署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份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条约规定中国把香港岛割让给英国，列强瓜分中国的序幕从此拉开。

1860年，中英签署《北京条约》，英国割占九龙半岛南端；1898年，清政府被迫签署《展拓香港界址专条》，“香港的姐妹”九龙半岛其余部分划为“新界”，租给英国99年。

1887年，中葡签署《友好通商条约》，在明代中叶以“晾晒货物”为名获准在澳门居留的葡萄牙人从此强据了“莲花宝地”澳门。

1895年，中日签署《马关条约》，“东海的一串珍珠”宝岛台湾割让日本，与她同时被割让的还有渤海湾畔的“孪生兄弟”旅顺和大连。

1898年，中英签署订租威海卫专条，“防海的健将”威海卫租借英国25年。

1899年，中法签署广州湾租借专条，“神州后门上的一把铁锁”广州湾被租让给法国。

到1900年，帝国主义列强已在中国土地上强行开辟商埠上百处，在10多个城市划定租界20余处。“中华七子”在英、法、日、俄等帝国主义列强的*威下四散飘零。有一首诗代表了当时爱国志士们的心境：“沉沉酣睡我中华，哪知爱国即爱家，国民知醒宜今醒，莫待土分裂似瓜。”

七子尽泪下，诗人独悲歌。闻一多目睹“国疆崩丧，积日既久”，有感于神州故土“失养于祖国，受虐于异类”，“因择其中与中华关系最亲切者七地，为作歌各一章，以抒其孤苦亡告，眷怀祖国之哀忱，亦以励国人之奋兴云尔。”

激荡在诗行间的热爱祖国、热盼统一的浓烈情感立即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位姓吴的青年在给编辑部的信中写道：“余读《七子之歌》，信口悲鸣一阙复一阙，不知清泪之盈眶。读《出师表》、《陈情表》时，故未有如是之感动也。”

被列强掳去的“中华七子”，是民族罹难、国家浩劫的象征。它表明：“国弱民受辱”、“落后就要挨打”；它警示国人：“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10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为了国家富强、民族独立挺身而出，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上下求索，谱写了一首首恢弘壮丽的历史诗篇。

中国人民不屈不挠追求统一的意志汇成不可阻挡的洪流。1930年10月，中国收回威海卫；1945年，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10月25日，日本在台湾的最后一任总督安藤利吉在台北中山堂向中国政府递交投降书，台湾从此重归中国版图。与此同时，广州湾、旅顺和大连也相继回到祖国的怀抱。

祖国大地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闻一多之子说：“愿父亲九泉下有知，与我们同乐”

精诚所至，金石能开

诚如斯，“中华七子”之归来其在旦夕乎！

——闻一多《七子之歌·诗序》

“中华七子”命运的历史性转折发生在1949年金秋的北京。在这块曾被八国联军烧杀掳掠的土地上，毛泽东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彻底结束了中国近代史上一幕幕惨痛的悲剧。

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8年，中国宣布实行改革开放，国力蒸蒸日上。强盛的社会主义中国跃起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实现祖国统一的呼声响遏行云。

“不能将殖民主义的尾巴拖到下个世纪。”中国***人代表中华民族喊出了洗雪耻辱的最强音！

1982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撒切尔夫人时明确表示，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

邓小平指出：“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1997年6月30日午夜至7月1日凌晨，坐落在香港维多利亚海湾的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世瞩目的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隆重举行。6月30日23点59分，英国蓝底米字国旗和绘有皇冠狮子米字图案的英治港旗缓缓降落，一个半世纪的英国殖民统治宣告结束；7月1日零时零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盛开着紫荆花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徐徐升起，中国从此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

交接仪式后，查尔斯王子和刚刚去职的末代港督彭定康，在茫茫夜色中，登上即将退役的“不列颠尼亚号”皇家游轮，驶离香港。轮船起锚处，正是154年前第一任港督璞鼎查登陆香港的地点。

两年之后，中华民族以又一个洗雪耻辱的时刻迎接新世纪的到来。1999年12月19日夜，澳门文化中心花园馆内灯火通明。23时58分，绿色的葡萄牙国旗和澳门市政厅旗像帆一样滑落，20日零时零分，五星红旗和绿色带有莲花图案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准时升起。中葡两国政府在这一刻完成了澳门政权的交接。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在澳门回归之夜，闻一多先生的子孙四代共20多人团聚在北京门头沟的家中，举行家祭，庆贺澳门回归祖国。家中对联高悬：“百年诞辰红烛燃遍举酒慰英灵，九九归一死水微澜昂首新世纪”，横批“澳门回家”。

闻一多之子闻立雕说：“父亲期盼骨肉团聚的夙愿终于实现了。愿父亲九泉下有知，与我们同乐。”

新世纪梦想：祖国的完全统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华七子’之归来其在旦夕乎！”

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

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

说不定是突然着了魔，

突然青天里一个霹雳

爆一声：

“咱们的中国！”

——闻一多《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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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1899～1946)

中国诗人，文史学者。名亦多，字友三，亦字友山，家族排行叫家骅 。后改名多，又改名一多 。生于湖北浠水。1912年考取北京清华学校，曾任《清华周报》编辑、《清华学报》学生部编辑，发表旧体诗文多篇。1920年7月，第一首新诗《西岸》发表，以后连续发表新诗。早期的诗，形式多为自由体，较为突出地表现了唯美的倾向和秾丽的风格。1921年11月，清华文学社成立，为其重要成员。同年12月，在清华文学社作《诗的格律研究》 的学术演讲，次年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进行系统的新诗格律化的理论研究。1922年去美国留学，学习绘画，进修文学，研究中国古典诗歌和英国近代诗歌。其间创作、发表了《太阳吟》、《孤雁》等诗，表达对祖国的思念。还在《创造周报》上发表《〈女神〉之时代精神》等有影响的新诗评论。1923年印行第一本新诗集《红烛》后，开始致力于新诗创作。1925年自美回国，在北京艺术专科学校任教，并成为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诗镌》的主要撰稿人。1926年发表论文《诗的格律》，提出新诗要具有“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开创了格律体的新诗流派，影响了不少后起诗人。

1928年，第二本诗集《死水》出版 ，收1925年以后的诗作28首，作品内容更为充实，形式整齐，语言凝练，形成了独具的沉郁奇丽的艺术风格 。同年3月，《新月》杂志创刊，列名编辑，在该刊上发表少量译著。秋后，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从此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1930年转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长兼国文系主任。1932年定居北京，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在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任教。1938年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此时，他广泛地研究了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由唐诗研究开始，上溯先秦汉魏六朝，乃至于古代神话、甲骨文和钟鼎文，以文学为中心，旁涉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形成一个完整的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体系。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研究的学术贡献尤大，著有《神话与诗》、《唐诗杂论》、《古典新义》等专著。1942年出版《楚辞校补》，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赞誉。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出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云南总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成为积极的民主斗士。1946年7月15日在云南大学举行的李公朴追悼大会上讲演，抨击国民党，当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1948年开明书店出版了《闻一多全集》。

著作书目：

《冬夜草儿评论》与梁实秋合著，1922，清华文学社

《红烛》(诗集)1923，泰东；1981，人文

《死水》(诗集)1928，新月；1980，人文

《闻一多全集》(1一4册)1948，开明；1982，三联

《闻一多选集》1951，开明

《闻一多诗文选集》1955，人文

《闻一多青少年时代诗文集》1983，云南人民

《闻一多论新诗》(评论)1985，武汉大学出版社

《楚辞补校》(古典文学研究)1942，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

《神话与诗》(古典文学研究)1956，古籍

《古典新义》(上下册，古典文学研究)1956，古籍

《唐诗杂论》(古典文学研究)1956，古籍

《闻一多论古典文学》1984，重庆出版社

《离骚解诂》(古典文学研究)1985，上海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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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

臧克家

这篇文章记叙了闻一多先生的主要事迹，表现了他的崇高品格和精神。熟读课文，想一想，我们应该学习闻一多先生的什么精神作者是从怎样的角度选取材料和确定记叙重点的

“人家说了再做，我是做了再说。”

“人家说了也不一定做，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说。”

作为学者和诗人的闻一多先生，在30年代国立青岛大学的两年时间，我对他是有着深刻印象的。那时候，他已经诗兴不作而研究志趣正浓。他正向古代典籍钻探，有如向地壳寻求宝藏。仰之弥高，越高，攀得越起劲；钻之弥坚，越坚，钻得越锲而不舍。他想吃尽、消化尽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化史，炯炯目光，一直远射到有史以前。他要给我们衰微的民族开一剂救济的文化药方。1930年到1932年，“望闻问切”也还只是在“望”的初级阶段。他从唐诗下手，目不窥园，足不下楼，兀兀穷年，沥尽心血。杜甫晚年，疏懒得“一月不梳头”。闻先生也总是头发零乱，他是无暇及此的。饭，几乎忘记了吃，他贪的是精神食粮；夜间睡得很少，为了研究，他惜寸阴、分阴。深宵灯火是他的伴侣，因它大开光明之路，“漂白了的四壁”。

不动不响，无声无闻。一个又一个大的四方竹纸本子，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楷，如群蚁排衙。几年辛苦，凝结而成《唐诗杂论》的硕果。

他并没有先“说”，但他“做”了。作出了卓越的成绩。

“做”了，他自己也没有“说”。他又由唐诗转到楚辞。十年艰辛，一部“校补”赫然而出。别人在赞美，在惊叹，而闻一多先生个人呢，也没有“说”。他又向“古典新义”迈进了。他潜心贯注，心会神凝，成了“何妨一下楼”的主人。

做了再说，做了不说，这仅是闻一多先生的一个方面，作为学者的方面。

闻一多先生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作为革命家的方面。

这个方面，情况就迥乎不同，而且一反既往了。

作为争取民主的战士，青年运动的***，闻一多先生“说”了。起先，小声说，只有昆明的青年听得到；后来，声音越来越大，他向全国人民呼喊，叫人民起来，反对独裁，争取民主!

他在给我的信上说：“此身别无长处，既然有一颗心，有一张嘴，讲话定要讲个痛快!”

他“说”了，跟着的是“做”。这不再是“做了再说”或“做了也不一定说”了。现在，他“说”了就“做”。言论与行动完全一致，这是人格的写照，而且是以生命作为代价的。

1944年10月12日，他给了我一封信，最后一行说：“另函寄上油印物二张，代表我最近的工作之一，请传观。”

这是为争取民主，反对独裁，他起稿的一张政治传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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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红烛>>赏析

烧罢！烧罢！

烧破世人的梦，

烧沸世人的血——

也救出他们的灵魂，

也捣破他们的监狱

这首诗写于1923年。诗人准备出版自己的第一部诗集，在回顾自己数年来的理想探索历程和诗作成就时，就写下了这首名诗《红烛》，将它作为同名诗集《红烛》的序诗。

诗的开始就突出红烛的意象，红红的，如同赤子的心。闻一多要问诗人们，你们的心可有这样的赤诚和热情，你们可有勇气吐出你的真心和这红烛相比。一个“吐”字，生动形象，将诗人的奉献精神和赤诚表现得一览无余。

诗人接着问红烛，问它的身躯从何处来，问它的灵魂从何处来。这样的身躯、这样的灵魂为何要燃烧，要在火光中毁灭自己的身躯？诗人迷茫了，如同在生活中的迷茫，找不到方向和思考不透很多问题。矛盾！冲突！在曾有的矛盾冲突中诗人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因为，诗人坚定地说：“不误！不误”。诗人已经找到了生活的方向，准备朝着理想中的光明之路迈进，即使自己被烧成灰也在所不惜。

诗歌从第四节开始，一直歌颂红烛，写出了红烛的责任和生活中的困顿、失望。红烛要烧，烧破世人的空想，烧掉残酷的监狱，靠自己的燃烧救出一个个活着但不自由的灵魂。红烛的燃烧受到风的阻挠，它流着泪也要燃烧。那泪，是红烛的心在着急，为不能最快实现自己的理想而着急，流泪。诗人要歌颂这红烛，歌颂这奉献的精神，歌颂这来之不易的光明。在这样的歌颂中，诗人和红烛在交流。诗人在红烛身上找到了生活方向：实干，探索，坚毅地为自己的理想努力，不计较结果。诗人说：“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这首诗有浓重的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色彩。诗歌在表现手法上重幻想和主观情绪的渲染，大量使用了抒情的感叹词，以优美的语言强烈地表达了心中的情感。在诗歌形式上，诗人极力注意诗歌的形式美和诗歌的节奏，以和诗中要表达的情感相一致，如：重复句的使用、一定程度上采用中国传统诗歌的押韵形式、前后照应和每节中诗句相对的齐整等等。诗人所倡导的中国新诗的格律化、音乐性的主张在这首诗中有一定的体现。可以说，闻一多融汇古今、化和中外的诗歌形式，以强烈的情感表达和追求精神开辟了中国一代诗风，激励着一代代的中国诗人去耕耘和探索。

参考资料：

古籍善本是：中国古代书籍的简称，以纸本为载体抄写或者印刷的文本。 一般指在1912年以前具有中国装帧形式的书籍 文物古籍属于商品商品的定义在于一切又市场价值的事物 可以上拍，如果是有拍卖意向的话 在拍卖中，古籍善本属于杂项类 经文物局。工商局申报审批可以进行拍卖程序 刘瑞~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是我国近代享有国际盛誉的著名学者。1903年起，任通州、苏州等地师范学堂教习，讲授哲学、心理学、逻辑学，著有《静安文集》。1907年起，任学部图书局编辑，从事中国戏曲史和词曲的研究，著有《曲录》、《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等，重视小说戏曲在文学上的地位，开创了研究戏曲史的风气，对当时文艺界颇有影响，辛亥革命后以清室遗老自居。至老，王国维也没有剪掉作为时代象征的辫子。1913年起转治经史之学，专攻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古史地学，先后致力于历代古器物、甲骨金文、齐鲁封泥、汉魏碑刻、汉晋简牍、敦煌唐写经、西北地理、殷周秦汉古史和蒙古史等等的考释研究，还做了很多古籍的校勘注疏工作。他治史严谨，考证精湛，信而有征，不囿成见，主张以地下史料参订文献史料，多能发前人所未发，对史学界有开一代学风的影响。1923年春，当时溥仪小朝廷要选海内硕学之士，王国维经升允推荐，到北京充任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五品）。次年冬天，冯玉祥“逼宫”事件发生，王国维结束了“南书房行走”的工作。胡适、顾颉刚等人邀约他出任新成立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王国维推而不就，仅任教授；以其精深的学识、笃实的学风、科学的治学方法和朴素的生活影响了清华学人，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方面的专家学者。时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导师“教授的教授”。1927年在北京颐和园投水自尽，给中国知识界留下了深深的颤栗和遗憾，也给后人留下了难解之谜。当时的一些清朝遗老把王国维比作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清史稿》还为他立了个“忠义传”。一向苛以誉人的鲁迅先生认为“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热风·不懂的音译》）。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

鲁迅，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原名周树人，号豫才。浙江绍兴人。七岁开始读书，十二岁从寿镜吾老先生就读于三味书屋。十三岁那年家里发生一场很大的变故，经济状况渐入困顿，接着父亲一病不起，使他饱尝了冷眼和侮蔑的滋味，“看见世人的真面目”。1898年离开故乡考进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后又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1902年初毕业后被选派赴日留学，先是学医，后为改变国民精神，弃医从文。1909年8月回国。辛亥革命后应蔡元培之邀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供职，后又随部迁住到北平。1918年在《新青年》上发表新文学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正式开始了辉煌的创作生涯，至1926年，又相继出版短篇小说集《呐喊》和《彷徨》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其思想产生了飞跃，由此进化论思想为主导，转向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思想为主导。1930年3月“左联”成立时，被推荐为常委，成为中国***领导下的左翼文化运动的主将。后十年的杂文，更加深刻、犀利，有如匕首、投枪，充满了唯物辨证的精神。这些作品收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等专集中。1936年10月19日病逝于上海。毛泽东认为：鲁迅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是“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笔名主要有过哀时客、饮冰子、饮冰室主人、新民子、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曼殊室主人、少年中国之少年等。广东新会人。他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他的一生，经历了晚清与民国两个时期；他的业绩，并包了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

梁启超出生于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自幼聪颖，四岁开始学习四书五经，九岁即能写出上千言的八股文章，十二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1890年，他十七岁时拜康有为为师，从康学习四年，受康有为的影响，开始探索挽救祖国危亡的变法维新之术。1894年6月，他随康有为入京参加会试。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次年中国战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梁启超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上书皇帝，要求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这年七月，宣传变法维新的第一个刊物《中外纪闻》在京创刊，梁启超是主要撰稿人。八月，维新团体“强学会”成立，梁任书记，成为康有为进行维新活动的得力助手。

梁启超的后半生与图书馆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1916年，反对袁士凯称帝的蔡锷（字松坡）将军病逝，梁启超上书大总统黎元洪《接受快雪堂设立松坡图书馆呈》，请拨北海快雪堂设立图书馆。此议得到批准。1923年松坡图书馆成立，后庑奉祀蔡锷及护国战争死难烈士，前楹设图书馆。为此，梁启超作《松坡图书馆记》及《松坡图书馆劝捐启》，号召社会各界关心该馆藏书建设及资金筹备，"庶仗群力，共襄阙成"。短短时间内，松坡图书馆已经办的颇有起色。

1925年5月，中华图书馆协会在北京成立，梁启超出席并在会上作《演说辞》，备述"建设中国图书馆学"和"养成管理图书馆人才"的重要性，提出了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具体任务：（一）、"把分类、编目两专门组切实组织，……制成极绵密极利便的目录，务使这种目录不惟可以适用于全国，并可以适用于外国图书馆内中国书之部分。"（二）、"择一个适当都市，建设一个大规模的图书馆，全国图书馆学者都借他作研究中心。"这是因为"一则财力不逮，二则人才不彀，与其贪多鹜广，闹得量多而质坏，不如聚精会神，不如将'一个'模范馆先行办好，不愁将来不会分枝发展。"(三)、"在这个模范图书馆内设一个图书馆专门学校，除教授现代图书馆学外，尤注重于'中国的图书馆学'之建设。"（四）、与私人藏书楼不同，这个图书馆"提倡不收费"，"许借书出外"。（五）、"另筹基金，编纂类书"。在本次会上，中华图书馆协会举行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公选梁启超为董事长。

1925年梁启超兼任国立京师图书馆（馆址在方家胡同）馆长和北京图书馆（馆址在北海庆霄楼）馆长，至1927年6月卸任，秉馆长职一年有余。

从1925年起到1929年梁启超病逝前，梁启超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做了大量实际工作，其中重点还在于"建设中国图书馆学"和"养成管理图书馆人才"两件事项上。1925年12月20日梁启超在至副馆长李四光、图书部长袁同礼的信中说："购书事日本方面不可忽略，……最要者为几种专门杂志，最好能自第一号搜起，购一全份，例如《史学杂志》、《史林》、《支那学》、《佛教研究》、《宗教研究》、《佛教学杂志》、《东洋学艺》、《外交时报》等。"1926年4月14日至张元济的信说："闻东方图书馆购取孟苹蒋氏密韵楼之藏，神往无已。……其中倘有副本，而可以见让者，愿为北京图书馆求分一脔，则南北学者，胥渥嘉惠，宁非盛事。"

在争取图书馆办公和购书经费方面，更让梁启超费尽精力。1926年7月5日，梁启超致信李四光、袁同礼："颇闻日人之东方文化会眈眈于方家旧籍，吾馆似不能不乘此时急起直追……。"在至任志清等人信中又云:"馆中国宝甚多，仆尸馆长之名，而未举其实，万一有疏虞，责将谁卸？半年以来为兹事寝不安席。"1926年10月15日又致张东荪信云："此馆诚为美庚款所办，但款极有限，开办费仅一百万元，建筑及购书在内（现所划建筑费仅六十万元，实不成门面，余三十五万供购书费），无法敷分配，每月经常费仅三千耳。"甚至在不得已之中，将自己十余年来在永年保险公司所买保险单向北京通易信托公司押款，用以支撑经费周转，半年之间，共垫出九千七百五十元。

1927年梁启超因身体状况，辞去馆长职务。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

康有为(1858～1927)清末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后为保皇派首领。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进士。初年从简凤仪受传统儒学。继从朱次琦学，朱主“济人经世，不为无用之空谈高论”,力除汉、宋门户之见,而归宗于孔子。康有为受其影响，始觉“日埋古纸堆中,汨其灵明,因弃之”,“静坐养心”。国家的危亡,现实的刺激，使他对旧学发生怀疑。1879年,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和当时的改良思潮。后游香港,以为“西人治国有法度”。1882年,过上海,购读各种西书译本和报刊，开始向西方寻找真理。1885年，撰《康子内外篇》和《实理公法全书》，想往“平等公同”。1886年撰《教学通议》，主张“言教通治”、“言古切今”、尊周公、崇《周礼》，企图揉合古今中西之学，改良政治。1888年10月,鉴于中法战争后“国势日蹙”,形势险恶,第一次上书光绪帝，指出日本“伺吉林于东，英启藏卫而窥川滇于西，俄筑铁路于北而迫盛京。法煽乱民于南以取滇粤”，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事。返粤后，受今文经学家廖平启示，“明今学之正”。1890～1893年，在广州、桂林聚徒讲学,著有《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主张“勉强为学，务在逆乎常纬。”运用今文经学讲求变革，将《公羊传》的“三统”说阐发为“改制”、“因革”的理论，“三世”说推演为“乱世”、“升平世”（“小康”）、“太平世”(“大同”)的社会历史的演变程序，认为只有变法，才能使中国富强，最后达到“大同”的境界。1891年，刊印《新学伪经考》，谓东汉以来经学，多出刘歆伪造，是新莽一朝之学，“非孔子之经”（见经今古文学）。用以推翻古文经学“述而不作”的旧说，打击封建顽固派的“恪守祖训”，为扫除变法维新的障碍准备理论条件。继又编纂《孔子改制考》，尊孔子为教主，用孔教名义，提出变法要求。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次年，《马关条约》签订时，他正在北京应会试。听到与日本议和，割让奉天沿边及台湾一省的消息，震惊愤慨，于5月2日联合在北京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余人发动“公车上书”,极陈时局忧危,请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并在政治、经济、文教等各个方面,提出了具体改革措施，初步形成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变法纲领。会试榜发,康得中进士,授工部主事。5月29日,在《上清帝第三书》中,再次阐述变法的理由和步骤,提出富国、养民、养士、练兵的自强雪耻之策。接着，又上“第四书”,正式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8月17日,创《万国公报》,宣传“新法之益”。11月中旬（一说为八月），与帝党开明官僚文廷式、陈炽等创立强学会，改《万国公报》为《中外纪闻》。随后赴上海设强学会,创《强学报》,推动各地设立学会、报馆、鼓吹变法维新。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康又赶赴北京，上书光绪帝，要求“采法俄、日以定国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听任疆臣各自变法”，还向光绪帝提出不变法即将亡国的严重警告。1898年1月24日,光绪帝命王、大臣传康有为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问话。康批驳了荣禄“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顽固思想与李鸿章维持现状的保守思想，讲述了变法的必要性和具体措施。经翁同□奏报推荐，康有为上书统筹全局,请誓群臣以定国是,设制度局以行新制。4月,于北京成立保国会,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根据翁同□、徐致靖、杨深秀等人建议,光绪帝于6月11日下诏明定国是，宣布变法。康有为亦于6月16日被光绪帝召见，深得倚重。康又将所撰《俄大彼得变法考》、《日本变政考》等进呈。在维新变法期间，康有为迭上奏折，起草诏令，对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方面提出改革建议，与谭嗣同等全力策划新政，期望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模式改变中国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挽救民族危亡（见戊戌变法）。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在光绪帝支持下，联合一部分帝党官僚，虽然力排旧议，锐意维新，但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势力的极力反对，时时准备扑灭新政。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以“结党营私，莠言乱政”为名,将康通缉。康有为由北京逃沪转港,又离港赴日,旋抵加拿大，越大西洋赴英国，再返加拿大。1899年7月20日，与李福基等创设保皇会，以保救光绪帝，排除慈禧太后、荣禄、刚毅等顽固势力为宗旨,成为保皇派首领。次年,义和团运动发生,他主张“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策动唐才常等人主持的自立军“勤王”,虽言定在海外筹办经费,却迟迟不寄。自立军因宗旨模糊,经费无着,旋即失败。康亦再无作为。1901～1903年间,他在印度撰《大同书》、《中庸注》、《论语注》、《春秋笔削微言大义考》诸书，阐述“循序渐进”、“不能躐等”的改制说，反对资产阶级革命运动。1907年，改保皇会为国民宪政会（后正式定为“帝国宪政会”），成为推动清政府实施宪政的政治团体。辛亥革命成功后，康仍以为“共和政体不能行于中国”，鼓吹“虚君共和”。1913年返国，在上海主编《不忍》杂志，发表反对共和、保存国粹的言论，并任孔教会会长。1917年和张勋策划溥仪复辟（见张勋复辟）,迅告失败。晚年在上海办天游学院,讲授国学。康生平著作甚丰,有人统计,达一百三十九种。台湾蒋贵麟辑成《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万木草堂遗稿》、《万木草堂遗稿外编》等。

章太炎（1869—1936）：原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炳麟，号太炎，浙江余杭人。少从俞樾学经史，1897年任《时务报》撰述和《经世报》编辑，因参加维新运动被通缉，1898年避往台湾，任《台北日报》记者。1899年东渡日本，结识孙中山。1902年在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号召推翻满清政府。旋回国与蔡元培等共组中国教育会，设立爱国学社。1903年在《苏报》上发表革命排满文章，被捕入狱。1906年出狱后东渡日本，参加中国同盟会，主编《民报》。后与陶成章等重组光复会，任会长。辛亥革命上海光复后回国，宣传“革命军兴，革命党消”。宋教仁被刺后，参与反袁斗争。1917年7月任广州大元帅府秘书长。1922年在上海组织联省自治促进会，1924年脱离孙中山改组的国民党，在苏州设立章氏国学讲习会。1936年病逝于苏州。

严复（1853——1921），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人。少年时期，严复考入了家乡的船政学堂，接受了广泛的自然科学的教育。1877年到1879年，严复等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普茨毛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留学期间，严复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并且尤为赞赏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回国后，严复从海军界转入思想界，积极倡导西学的启蒙教育，完成了著名的《天演论》的翻译工作。 他的译著既区别与赫胥黎的原著，又不同于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观。在《天演论》中，严复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阐发其救亡图存的观点，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自强自立、“与天交胜”在当时的知识界广为流传。他的著名译著还有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他第一次把西方的古典经济学、政治学理论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理论较为系统地引入中国，启蒙与教育了一代国人。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1912年严复受袁世凯命担任北大校长之职，这也说明严复在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令人信服的显赫地位。此时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观走向成熟，开始进入自身反省阶段，趋向对传统文化的复归。他担忧中国丧失本民族的“国种特性”会“如鱼之离水而处空，如蹩跛者之挟拐以行，如短于精神者之恃鸦片为发越，此谓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出于这样一种对中华民族前途与命运的更深一层的忧虑，严复曾经试图将北京大学的文科与经学合而为一，完全用来治旧学，“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这一行为在当时称得上用心良苦，但也因其逆潮流而为多受世人的指责。

郑观应(1842724—19225)，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慕雍山人、待鹤山人。广东香山（今中山）人。父亲郑文瑞是一个无功名的读书人，在家乡设帐授徒，并督促郑观应习帖括之学。咸丰八年（1858年），应童子试未中，即奉父命远游上海，弃学从商，在任上海新德洋行买办的叔父郑廷江处“供走奔之劳”。次年，由亲友介绍进入上海一流的英商宝顺洋行任职。同年冬，被派赴天津考察商务。十年（1860年）返回上海后掌管洋行的丝楼，并兼管轮船揽载事项。同时进入英国人傅兰雅所办的英华书馆夜校学习英语，并对西方政治、经济方面的知识产生了浓厚兴趣。同治七年（1868年），宝顺洋行停业，郑观应转任生祥茶栈的通事，并出资合伙经营公正轮船公司。十二年（1873年），参与创办太古轮船公司。次年，受聘为该公司总理之职并兼管帐房、栈房等事，郑观应着手在长江各主要口岸开设了商务机构和金融机构，太古船运生意颇为红火。郑观应同时还投资于实业，先后参股于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造纸公司、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企业，并纳资捐得郎中、道员衔，与李鸿章等洋务派大员也交纳日深。光绪六年（1880年），编定刊行反映他改良主义思想的《易言》一书，书中提出了一系列以国富为中心的内政改革措施，主张向西方学习，组织人员将西方国富强兵的书籍翻译过来，广泛传播于天下，使人人得而学之。并主张采用机器生产，加快工商业发展，鼓励商民投资实业，鼓励民办开矿、造船、铁路。对华洋商税赋不平等的关税政策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主张“我国所有者轻税以广去路，我国所无者重税以遏来源”的保护性关税政策。郑观应在《易言》中还大力宣扬了西方议会制度，力主中国应实行政治制度的变革，实行君主立宪制。光绪四年（1878年），直隶总督李鸿章札委郑观应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六年（1880年），正式委派郑观应为织布局总办，旋又委郑观应为上海电报局总办。八年（1882年），郑观应与太古洋行聘期届满以后，正式脱离太古，接收李鸿章之聘，出任当时几至不能维持的轮船招商局帮办。上任伊始，即拟“救弊大纲”十六条上呈李鸿章，从得人用人、职责相符、赏罚分明、增加盈利、降低消耗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并付诸实施。对外为制止太古、怡和洋行的削价竞争，郑观应亲与二洋行交涉签订了齐价合同。由于他的内外治理，轮船招商局的营业额和股票市值大幅提高。九年（1883年）十月，李鸿章擢升郑观应为轮船招商局总办。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郑观应自荐并经王之春推荐，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调郑观应前往广东，总办湘军营务处事宜。彭玉麟与两广总督张之洞筹划袭击法军粮草储存地西贡，派郑观应潜往越南西贡、柬埔寨金边等地侦察敌情，并谋联络南洋各地人士袭击法军。回到广州后不久，法国舰队进攻台湾，郑观应建议与法军决战，并条陈作战建议七条。旋被委任办理援台事宜，郑观应随即去香港租船，向台湾运送军队和粮草弹药。于此同时，郑观应被织布局案和太古轮船公司追赔案所缠绕。前一案是由于中法战争期间上海市面银根抽紧，股票大跌，使织布局外放之款收不回而出现亏损，经元善等受清政府委派来清理局务，发现总办龚寿图有挪用公款的行为，而龚寿图却攀诬郑观应经营不善，郑观应只得垫出两万金了结此案。后一案由于郑观应离开太古时所推荐的继任者杨桂轩经营不善，挪用公司款项，致使太古公司损失十万余元，太古援引保人亏欠有偿还义务的法律，将郑观应扣留于香港追索赔款。经过这两件案子，郑观应已是心力交瘁。光绪十年（1884年）十月十三日，他在给盛宣怀的信中感慨道：“年来命运坎坷，事多拂逆。以致上司朋友责于外，父兄妻子怨于内，进退维谷，申诉无门。惟今身败名裂，不足取信于人，虽到处乞怜，终难应手。”于是退隐澳门，寄情山水，将全幅精力用于修订重写《易言》，直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一部体现他成熟而完整维新体系的《盛世危言》终于杀青。《盛世危言》贯穿着“富强救国”的主题，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给甲午战败以后沮丧、迷茫的晚清末世开出了一帖拯危于安的良药。洋务干将张之洞读了《盛世危言》以后评点道：“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上而以此辅世，可谓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盛世危言》在政治方面超越同时代其他思想家的是，提出了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议会政治；这一思想早在《易言》中已经表露，在《盛世危言》中更是张大之。他认为“专制政体利于官，利于外人耳。利于官者，借压力以剥削百姓；利于外人者，借官力以压迫百姓。”竭力主张速行君主立宪，针对清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顽固和强硬态度，以及英国、日本实行君主立宪后的成效，郑观应愤愤说“犹谓议院不可行哉？而犹谓中国尚不亟行哉？噫！傎奕！”并主张赋予议会以“揽庶政之纲领”之权。为了君主立宪能顺利推行，郑观应还提出了一系列与之配套的内政改革，主张广办报纸，以使下隐可以上达，并对大小官员起舆论监督作用，以劝善惩恶，兴利除弊。主张改革官员选拔制度，官吏应由民选产生，淘汰冗员和年老让贤。“延聘名师，广开艺院”。认为要国强必须重视西学，发展教育，注重掌握西方天文、地理、人学的新式人才的培养，他说按古今中外各国立教养之规，奏富强之效，厚本首在学校，“艺院日多，书物日备，制造日广，国势日强”。主张大力翻译西方书籍，改革科举考试，增设格致、电子、医学等新科目，录用精通西学的人才。在经济方面，郑观应提出了著名的“商战”理论。他认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取材之地、牟利之场”，遂采用“兵战”和“商战”的手段来对付中国，而商战比兵战的手法更为隐密，危害更大，所谓“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捭可敝国无形”。主张“西人以商为战，……彼既以商来，我亦当以商往”。既然“我之商一日不兴，由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只有以商立国，以工翼商，“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该书一出，朝野震动，各界人士纷纷争阅，求书者络绎不绝，以致一印再印仍不敷需求，甚至科场考试也常以书中所谈时务为题目。礼部尚书孙家鼐将该书推荐给光绪皇帝，光绪读毕嘉叹不已，诏命分发大臣阅读。该书思想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思想界，而且惠及后世，如康有为、孙中山即颇受该书影响，毛泽东年轻时也经常阅读《盛世危言》。光绪十七年（1891年）三月，郑观应蛰久思动，自请盛宣怀举荐，由李鸿章委任为开平煤矿粤局总办，负责购地建厂，填筑码头。第二年李鸿章再度委任其为招商局帮办，整顿经营不景气的招商局，入局伊始，郑观应即与最大竞争对手太古、怡和洋行再签齐价合同。并拟出《整顿招商局十条》，旋又作《上北洋大臣李傅相禀陈招商局情形并整顿条陈》十四条，内容涉及到开源节流及具体经营方略。十九年（1893年），郑观应微服寻视长江各口，了解各分局利弊情形，调查怡和、太古在各地的经营情况，后又巡视汕头、厦门、福州、浙江、天津各分局。中日甲午战争前夕，郑观应上书清廷说日本人将偷袭清军，开战后，又多次上书提请防备日本奸细、采取不准日本人使用电报密码等措施，报告日军运送军械的情况，决定将招商局部分船只拨作军用以运送人员军械。日军攻占东北后，郑观应等将招商局轮船20艘“明卖暗托”于德、英等国洋行，挂外国旗照常行驶，并上《条陈中日战事》，反对向日本乞和。战争结束后，郑观应将轮船全部收回，并坚决反对《马关条约》。二十二年（1896年）五月，张之洞委任郑观应为汉阳铁厂总办。次年元月，兼任粤汉铁路总董。五月，由轮船招商局帮办改称为会同办理。二十五年（1899年）十月，又兼任吉林矿务公司驻沪总董，广招股份。李鸿章死后，继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将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夺为己有。郑观应离开招商局，应广西巡抚王之春之邀去桂，署理左江道，同时兼办粤汉铁路工程局务并粤汉铁路购地局总办，旋因王之春被革职而去职赴粤，参与收回粤汉铁路路权的活动。任广州商务总会协理。三十二年（1906年）三月，被广东商民推举为广东商办粤汉铁路有限公司总办，主持募股集资工作，旋因“守制”去职。宣统元年（1909年），三入招商局任董事，负责招商局商办去商部注册之事。次年，盛宣怀任命郑观应为会办，全权委托郑观应整顿商办以后的轮船招商局，再度出巡长江各口岸局务。武昌起义爆发后，郑观应自川回沪。民国以后，郑观应倾主要精力办教育，并兼招商局公学住校董事、主任、上海商务中学名誉董事等职。十年（1921年）四月，郑观应致书招商局董事会，请求辞职退休。一年后，病逝于上海提篮桥招商公学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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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秋雨称他为“国际瞩目的汉学泰斗”、“整个亚洲文化的骄傲”;还断言：只要香港有饶公，就不能算文化沙漠。 这位饶公，就是著名的国学大师饶宗颐。大家平时会看吗关于你又知道多少呢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家学启蒙 大病引斯入“国”门

白发，白眉，清瘦。最近一次见饶公是在几天前，85岁的他刚落座就轻声说道：“先得纠正一个重要偏误，我不像有些文章说的那样‘连小学也没上过，完全是无师自通’，我上过正规的初中，而且我学每样东西都有老师的，我的老师很多。”与纠正许多历史学方面的偏误一样，饶公对自己也是一丝不茍。

他说，我的祖父、父亲都是做生意的，我的家是当时广东潮州地方的首富。所不同的是，我的父亲一面做生意，一面也读书做学问。因此我家里有很多的书，大概有几万本。我小时候就在这些书里，很早就念了很多书。到了十几岁，父亲就过世了，我接下了他的两副担子，既要管生意，还要继续做他没做完的学问。后来，我对钱越来越没兴趣，父亲的钱到我手里变得越来越少。看来，我只能做好一件事，就是把他的学术研究继续下来。我后来就变为纯粹向学术方向发展了。可以说是家庭教育，是家学，使我走上这条路的。

少年早慧的饶宗颐，20岁出头因整理发表了父亲的遗著《潮州艺文志》而文名大噪，旋即被聘为中山大学的研究员。当时，日军已经南侵，中大迁往云南。在赴聘途中，饶宗颐大病一场，滞留在香港。没想到，这场大病，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在香港，他有机会结识了后来对他影响深远的学者王云五和叶恭绰，从而正式步入国学研究的大门。

　　而这场大病，是饶公此生唯一害过的一场大病。因此，对佛、道都深有研究的他认为，这是一种缘分。

饶宗颐对“缘”的解释不是完全被动的：缘是外面的条件，你自己有某种内在的条件可以同外缘结合，能够配得上的就会能够搭得上，要不然也搭不上，因为你的条件和它的条件不合，它没有需要你，所以说缘要内外两方面的结合。我碰上很多缘，自己也不大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子。

：文气“熏蒸” 书海翻波广寻知

饶宗颐治学，涉猎领域很广。季羡林先生曾将饶氏的学问分归八个门类，后来郑炜明先生更是新增补充，细分为十五类。

儒学、道学、佛学，诗、词、文、史，目录、考古、敦煌学，音律、书法、绘画、甲骨文，饶公样样都有研究;时间跨度更是惊人，从上古到明清，几乎每个朝代都有涉猎。哪来的这么广泛的兴趣、这么旺盛的精力

饶宗颐的回答是：得益于从小文化空气的“熏蒸”，正如林语堂所言;学问是像薰火腿一样“薰”出来的。我小的时候，上正规的学校成了“副业”，我自己还有一个很大很广的阅读范围。我有两个基本的知识基础，第一个是中文基础，写作的基础。家里从小就训练我写诗、填词，还有写骈文，写散文。我是跟父亲、跟家里的老师学习的。年龄很小时，我就懂得怎样把文章写得舒畅些、雅一点，也知道该用哪种文体写哪类文章。这一点在今天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很多大学中文系都没有这种训练，但我是很小就经过了这样的训练。这是一个基础条件。第二个是不受限制地读书，广泛积累的基础。我家里有那么多书，我整天在看，把读书当成了玩耍，用的时间比在学校上课的还多。在那个小图书馆里，我可以一边享受，一面玩，懂不懂就在那里面逛。因此，中国书的基本种类，我老早就了解了。对历史更是早就烂熟于胸。我早年念《史记》，背《史记》，有好几篇我今天还能背出来，像《秦始皇本纪》那么长，我当年也是背的。《资治通鉴》，因为年龄太小还看不懂，我就看《纲鉴》。整个中国历史的编年，我都能够知道，先后不会搞乱，这个史学基础，我很早就打实了。

饶公说，还有个义理的问题。中国人常讲的义理，就是基本的思想逻辑和它的演变的轨辙，在无拘无束的学习环境下，我从小就养成了独特的学习习惯和方法，以后我会“唤”出来用于做各方面的学问。

几十年中，谁对您做学问的影响最大呢饶公不假思索地说：“一位印度人。他是一个律师，一个大大的学者。印度话的‘大’是‘马哈’，他是‘马哈马哈’学者。他写了两套书，其中一套是印度的文化史。不像一般的文化史只是罗列事情，他把每个概念都穷追到底，追到源头，给人非常透彻的感觉，不是浅尝辄止、半通不通。几十年前，我见他时，他已经90岁了。他的治学精神和方法，令我震动，以后我也是这样‘朔源’不已，然后再‘缘流’而下。”

：求“阙”穷追 甘以有限探无涯

治学的博与专，是一对矛盾，很难兼得，但饶公做到了。在一些领域，他占据了开路人的地位。例如，他的《殷代贞卜人物通考》，震惊了国际学界;他的《梵学集》，也开辟了该领域中国学术研究的新天地。为了达到“专”，饶公不顾一切地“往里钻”。像梵学，为了品到“原汁原味”，他硬是从40多岁开始埋头学习梵文，一学几十年，可以朗朗而读。饶公说，我的梵文是与一位印度学者“换”来的。50年代末，那位在内地留学过的学者提出向我学《说文解字》。我正好想用功学学梵文，于是与他讲了条件：用《说文解字》交换梵文。此后几年间，我们互为老师，都学到了想学的东西。

对不求甚解，饶公一向非常反感，他忿忿地说：有些事真让人不可想象、不可理解!比如，中国人接受印度的文化，倘若以佛教传入为起点，有两千来年了，可到现在还没有有关印度最基本文法、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文法专著的中文全译本!德文、日文的都有，就是没有中文的。这是为什么呢研究印度，连起码的工具都没有，怎么可能“深山探宝”呢饶公在《梵学集》里专门对这一历史性缺失问题做了研究和论述，认为与玄奘对该书作者巴尼尼的偏见有关，而唐以后，人们就因为玄奘骂过巴尼尼，连他的著作也不愿碰了。

支撑饶宗颐在学术方面锲而不舍深钻的，是一种“求阙”精神。饶公说，“求阙”是曾国藩的话。他认为做人、做学问，都要“求阙”。“阙”同现在的“缺”，就是要不知足的意思。实际上，天下万物都是有“缺”的，追求把“缺”的补齐，可事实上永远也补不齐，这样就会永远不知足地追求下去。

饶公是史学家，他说，最令我兴奋的是今天中国不断地有很多新东西出土文物从地下冒出来了。而这些东西又带出了许多新问题，需要解答。比如，遇见冒出来的东西以后，发现有的文字与我们今天看到的本子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你就要解答了，我是研究这方面的，我有找出答案的责任，我要研究。我不能不研究，别人有没有兴趣，我不管;别人说，这个毫无用处，没有意思。我不理，我对它有兴趣，我就要研究。价值这个东西很难讲，我看有价值，别人看毫无价值。在学术上，越有争执的东西，越需要讲出一个道理来。我就是要找出这个“道理”来。

了解饶公的人说，别看他是国学大师，但他一点也不迂腐、守旧，开拓精神极强。他周游世界，精通英、法、德、日文。他研究国学，不仅从中国古籍中找材料，还密切关注著考古的新发现。例如，他用四川三星堆考古成果，印证以往古文献资料的研究结论，并进一步取得新的重要发现。他借鉴西方汉学家研究方法，从印度和西域文字典籍入手，拓展汉学研究的视野。他还利用敦煌写卷的新资料，深入研讨诸多史学之谜;通过“比较古文字学”，探索远古中外文化交流问题。难怪季羡林教授称其在掌握材料、运用材料上“令人有化腐朽为神奇之感”。

以有限的生命探求无涯的学问，于是饶宗颐做到了既博又专。

“跑”遍天下 气净心定苦耕耘

可别以为饶宗颐是个只钻故纸堆的“书蠹”，这位从里到外都“很传统”的国学大师还是个足迹遍天下的旅行家哩，除南美洲外，世界上的其它几大洲他都去过了。85岁的饶公壮心不已地说：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去南美洲跑一跑。

有人问：您实践了古人所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行”的过程中，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最大的乐趣是什么

饶宗颐不假思索地答道：最大的乐趣，就是我从书本上得知的东西，在所到的那个地方做了亲自的验证。我会满意地说，原来如此;或者是又受到新的启发，产生了新的疑问。回来后，就继续查书、研究，追寻问题的结论。可能因为我的求知欲太强了，经常忘我地“走”、忘我地想、忘我地读、忘我地追寻，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极大的乐趣。

饶公向我讲了关于《想尔》的故事。道教早期重要典籍《想尔》在史书中虽有记载，但隋代以前已经佚失。清末敦煌莫高窟所发现的六朝写本《老子道经想尔注》残卷，使其重现于世。但原件为英国人掠走，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饶宗颐缘著线索，穷追不舍，终于想方设法找到敦煌残卷，将正文与注释分别录出，并按《老君道德经河上公章句》的次第，分别章次，进行考证、注释，写出了《老子想尔注校证》，补上了中国道教史的一段重要缺空。这部著作从30多年前首次问世，已经再版多次了。

饶公是书法大家，在香港许多文化殿堂，可以看到他题写的匾额。他说，做学问与写字做画一样，都很讲究一个“气”字。因为气不贯，就好象一个人没有生命。写字、做学问，实际上是把一个人的生命都摆在里面，有“气”、有生命，才会缘缘不绝。而“气贯”就能神“定”，不受外界的干扰。

饶宗颐又讲佛理了，他说，佛教讲这个“定”。就是提倡心力的高度集中，培养定力。外出闲云野鹤，返家静如处子。多年来，我养成了一个宁静的心态，排除掉各种烦恼，养成自己心里头的干净，心里头的安定，所以才能“定”在做学问上。

很多学者本身就是文化的载体，像饶宗颐更是满腹经纶，而且许多堪称“绝学”。他们会有后继人吗

饶宗颐说：我也很担心这个。连一些专家都认为我“钻”的是“无聊的事情”，也没有钱赚，太傻。以后，谁还会像我这么傻地去研究呢但我的兴趣就在这里，我就愿意追寻莫名其妙的那些问题，而且每个问题都要“打破沙锅纹问到底”。是兴趣，推着我去搞那么多的不同语言，不同门类的学问。尽管有些事情最终也不能弄得太明白，但是研究的过程本身就是很有趣味的，令我欲罢而不能。当然，从长远讲，我也很乐观，因为人类的学问是不会中断的，而且会越来越壮大。

童心不泯 创新方可树常青

禅机，让人感到无限深邃、苍老。可饶公谈“禅”，经常活泼得像个小孩子。

在一次饶公的画展上，有人看着一幅他在香港大屿山盘腿打坐的照片，露出将信将疑的神情。没想到，饶公竟出人意料地当场在座椅上表演起来，他轻而易举地把双脚盘在了大腿上，脚心向上，连皮鞋都没脱。“这不是计算机合成的。”饶公指着相片对怀疑者说。还有一次，笔者与饶公谈到印度的瑜珈功。老爷子说到兴奋处，竟也来了一次现场表演，在小小的直背餐椅上双脚上翻地打起坐来。我担心饶公扭伤了腿脚，请他赶快复原。他却笑着说：“六七十年的功夫了，没问题。20多岁在印度时就让当地人惊奇了。”

“我自己也奇怪，85岁了，但是我的心态还是十几岁那个年龄的孩子的心态，还不停地干著那个年龄时有兴趣的事。为什么会这样大概因为我对很多事情看得比较透吧，无常的事情令我看富贵、贫贱，有钱没钱，都差不多。我都不怎么在乎，不当回事，认为变化是一定的，是自然的，因此都不动摇我的心。”饶公这样解释他“几十年心态的不变”，而对学问、艺术，他又主张不断求变、创新。

身兼书画史家、理论家又是实践家的饶宗颐，对中国书画的发展有独到的思考。说起有人担忧中国书画的前途，他说：“这是很多余的。担心自己的艺术没有前途，那是对自己的东西认识不够;同时也是对别人的东西认识不透。我年轻时到欧洲看毕加索等西方大家的作品觉得了不起。现在再去看，不是觉得不好了，而是看得出他们出'巧'的方法了。其实大师们也不是张张作品都成功，也有许多较生硬，拼凑的。一张作品成功，其它什么都有道理了，艺术评论往往有误于此。”他认为，艺术生命在于无穷的追求，但创新总是有来源的，或者来自传统，或者借鉴别人，绝无“横空出世”的神话。他说，一些本来很有前途的画家创出了一个被别人承认的面目后，就不断重复，以应付市场的需要，“这样就沦为‘匠’了。”

“您也画了、写了几十年了……”“是不是担心我也变成‘匠’啦”大笑之后饶公说：“我力争不变为‘匠’，不断求变求新，窍门就是我尽量保持童心不泯。”

面对种种赞誉，这位著书近百种的大紫荆勋章获得者始终淡然处之。他静静地说：“如果像人们说的那样，香港是一个文化沙漠，那我只是这个沙漠中的一颗沙子。我不像别人说得那么重要，那么好。我还有‘阕’，还在继续‘薰’嘛。”

香港以前叫北围、吉庆围、香江。

香港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东汉。1955年发现的李郑屋古墓，可以证明早在两千多年前，香港便已有人居住。

唐朝时候，青山（屯门）一带，已有很多中国人居住，当时的青山，是一处颇为繁盛的港埠。并有唐朝驻军，保卫珠江的入口，外国来的船只，必须经过青山，才可转去广州。

宋朝时，一位官员邓符协被派到广东做官，经过青山，很喜欢此地，于是，在任满后，和家属定居于锦田山谷，建立了一个村落，称为“北围”。他的子孙后来又建立了“吉庆围”。

清朝时候，清兵于1662 年派兵到现在的新界，并命令乡民留辫。香港在清朝时，一直在对外通商中扮演重要角色，因为，香港在地理上与广州唇齿相依，而广州是清朝对外开放的唯一商埠。

扩展资料：

香港地区处于潮湿的亚热带环境，泾流丰富，地表水系发达。但水系作用范围有限，无大河流。

除作为香港与深圳界河的深圳河外，主要有城门河、梧桐河、林村河、元朗河和锦田河等，绝大多数河流长度均不超过5英里，流速及流量与季节性降雨量密切相关，年中极不稳定。

旱季难以维持水流或断流，河床毕露或部分露出，湿季则极易达到满岸水位，泛滥成灾。深圳河发源于梧桐山牛尾岭，自东北向西南流入深圳湾，出伶仃洋。

全长37公里，流域面积3125㎞²，其中深圳一侧为1875㎞²，香港一侧为125㎞²。香港境内的梧桐河是深圳河的主要支流。

-香港

人民网-走近香港：历史遗迹“活化”的大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