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一般都是从立春开始，那么那个时候开的花有以下几种：（一）二十四番花信风花信风，即应花期而来之风。自小寒至越年谷雨（立夏前）计四个月。《玉海》：“五日为一候，三候为一气。”四个月共八个节气，二十四节候，一百二十天。每五天一候一番风信；二十四候即有二十四种花应风信而开，故称“二十四番花信风”。小寒节气始于阳历1月6日或7日；谷雨则为4月20日或21日，谷雨节气十五天，结束在立夏前一日，为阳历5月5日或6日。《荆楚岁时记》云：“江南自初春（按，应是寒冬）至初夏，五日一番风候，谓之花信风。梅花风最先，楝花风最后，凡二十四番，以为寒绝。” 据《焦氏笔乘》载：“小寒，一候梅花，二候山茶，三候水仙。大寒，一候瑞香，二候兰花，三候山矾。立春，一候迎春，二候樱桃，三候望春。雨水，一候菜花，二候杏花，三候李花。惊蛰，一候桃花，二候棣棠，三候蔷薇。春分，一候海棠，二候梨花，三候木兰。清明，一候桐花，二候麦花，三候柳花。谷雨，一候牡丹，二候荼，三候楝花。花竞则立夏矣。” 如今，小寒三候已过，大寒亦即将过去。2月4日立春，立春三候十五日，有迎春、樱桃、望春（辛夷）三花应三番风信而开。（二）冲寒带雪迎春花迎春花，落叶小灌木，高三四尺，枝条细长下垂成拱形，似蔓状；对节生小枝，一枝三叶；花**，首春先叶而开。《草花谱》：“春首开花，故名。”《广群芳谱》云：“虽草花，最先点缀春色。”宋晏殊有《迎春花》诗：“偏凌早春发，应诮众芳迟。”赵师侠《清平乐》词：“纤柔娇小争春早”，“殷勤先去迎春”。皆咏其首春开花的花候特征。古人咏迎春，借花言志的诗当推北宋韩琦。韩曾任陕西经略使，与副使范仲淹率兵驻守延安府，遏止西夏元昊的入侵。时边地有歌谣云：“军中有一韩，西夏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夏闻之惊破胆。”韩琦甚为宋仁宗所倚重。嘉三年入中书为宰相。人或忌之，韩于中书堂东厅见迎春花开，作《中书东厅迎春》诗云：“覆栏纤弱绿条长，带雪冲寒拆嫩黄；迎得春来非自足，百花千卉任芬芳。”诗句托喻自己当宰相本非为“自足”，实在是为百花千卉任得芬芳怒放。“百花”当比百官，“千卉”则喻指千家万户之百姓，寄托自深，实是咏迎春之佳作。陆游《卜算子·咏梅》云：“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虽亦借花言志，毕竟带几分孤芳自赏，不及韩琦咏迎春格调之高。然迎春毕竟是草花。《本草》说“人家处处栽种之”，《群芳谱》亦云“人家园圃多种之”。可见迎春花仅得丘园花圃栽种，难得入盆，亦少有人观赏。刘敞，宋仁宗时曾任知制诰（翰林院高级秘书，负责起草皇帝圣旨），亦可算迎得“春”来。可不久即下放扬州知府。刘敞借迎春抒怀云：“黄花翠蔓无人顾，浪得迎春世上名。” （三）樱桃如珠花如雪立春第二个五日为樱桃花候。樱桃，落叶乔木，又名莺桃，含桃。《吕氏春秋》：“樱桃，为莺鸟所含，故又名含桃。”《本草纲目》：“樱桃树不甚高，春初开白花，繁英如雪。叶团，有尖及细齿，结子一枝数十颗。” 樱桃花，立春后五日先叶而开，色白如雪。若园中千树齐开，胜似大雪缤纷。唐刘禹锡《和乐天赏樱桃花》云：“樱桃千万枝，照耀如雪天。”韦庄《樱桃树》：“记得初开（生）雪满枝，和蜂和蝶带花移。”元人郭翼《阳春曲》亦云：“柳色青堪把，樱花雪未干。”明代吴国伦《樱桃花》：“御苑含桃树，花开作雪看。”而樱桃果实农历三月始熟，色朱红或深紫。梁宣帝《樱桃赋》称为“红颜之实”，梁简文帝诗云“点露擎朱实”；唐王维诗“紫禁朱樱出上阑”，杜甫诗“西蜀樱桃也自红”；宋代文同诗“翡翠一盘红”（即红玛瑙），戴复古诗“猩血和琼液”，皆美其果实之如“红颜”。少数樱桃果实亦有色白者。李白《白樱桃》云：“红罗袖里分明见，白玉盘中看却无。”韦庄《白樱桃》：“王母阶前种几株，水晶帘外看如无。”言白玉盘、水晶帘与白樱桃色浑白，故乍看而似未见。樱桃自古得帝王、文人雅士之青睐。《礼记·月令》：“羞以含桃，先荐寝庙。”羞，进食；言以樱桃飨祭祖宗，须先献正殿。西汉惠帝即以樱桃敬献宗庙（《史记·叔孙通传》）。东汉明帝月夜宴群臣于昭园，以赤玉盘盛樱桃，月下视之，盘与桃一色，群臣皆笑，云是空盘（《东观汉记》）。唐中宗游芳林园，五品以上朝官，骑马背上，以口摘樱桃为乐（《旧唐书·中宗本纪》）。唐代新科进士，天子例于曲江池苑设盛宴。僖宗乾符四年，刘覃进士及第，遣人购数十树樱桃置宴席，大会公卿，人食数升，连驾车之马夫皆得沾足（《唐摭言》）。自此直至清代，进士及第者特重樱桃宴。元贡师泰诗：“侍臣侍罢樱桃宴，更遣黄门送两笼。”清袁枚《随园诗话》：“溧阳相公，康熙前庚辰进士也，重赴樱桃之宴。”后樱桃宴亦指文士雅集。如龚自珍《点绛唇》词：“高楼特启樱桃宴。” （四）梦笔生花辛夷开立春第三候花信为望春。望春又名辛夷、木笔。落叶乔木，高数丈。花初出枝头，色白带紫（也有桃红和紫色），苞长半寸而尖锐如笔头，故又称木笔花。《本草纲目》引陈藏器曰：“初发如笔头，北人呼为木笔，南人呼为迎春。”按，当为望春。迎春花色如雪，立春首候；望春白中带紫，立春第三候，迟十日开。故宋人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云：“木笔（望春）、迎春自是两种。”《花镜》则明确指言：“辛夷，一名木笔，一名望春。” 诗人咏辛夷，多自其花形如笔着墨。后蜀欧阳炯《辛夷花》云：“含锋新吐嫩红芽，势欲书空映早霞；应是玉皇曾投笔，落来地上长成花。”言其花含笔锋，其势似将天空为纸（势欲书空）；并拟想其为玉皇投笔而成之花。明人陈继儒、张新咏辛夷，更将辛夷木笔，揉入江淹梦笔生花的故事。陈之诗云：“春雨湿窗纱，辛夷弄影斜；曾窥江梦笔，笔笔忽生花。”张之诗云：“梦中曾见笔生花，锦字还将气象夸；谁信花中原有笔，毫端方欲吐春霞。”据《南史》、《粱书》记载：江淹有五彩之笔，故善为诗文。一日梦郭璞曰：“我有笔在卿处多年，可以见还。”江淹探怀中，将无色笔还郭。从此以后写诗为文，绝无美句佳作，时人谓之“江郎才尽”。此后五色笔常以比文才华美。李商隐诗：“若无江氏五色笔，怎奈河阳一县花！”《宋史·范质传》载：“（范）质生之夕，母梦神人授以五色笔，九岁能属文。” 2月4日立春，4至8日五天为迎春花候；9至13日五天为樱桃（含桃）花候；14至18日（正月初一）五天为望春（辛夷、木笔）花候。因闲说二十四番花信风而作《立春风信三花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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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总是难以预料，如同《哈利波特》里的怪味豆，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会是什么味道。在寻找宝物的过程中，我们很难猜到真正的宝物到底是哪一个。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惊喜总会在不经意间发生，比如一些沉淀在历史中的国宝，他们因为某个小小的意外遗落民间，被不识真面目者拿去做了制造者从未想过的事，比如忽必烈的大玉海就被拿去腌了咸菜。

虽说腌咸菜实在委屈了那件国宝，但好歹在乾隆年间就被人识破，最终让这件大玉海重回荣光。

可今天要介绍的这件“憋屈”的国宝，却是被老师“敲打”了整整30年。

关于它的30年是怎么过的？更是让人胆战心惊，因为一个不小心这件国宝可就要失传了。

云板

《再生缘》第四一回写道:“须时已到亲王府，云板三声报内闻”，可见云板的作用在于召人听闻。在汉字典中的解释为报事之器，用作传令或集众之用。

这样一个物件在古代可不算少见。一些权贵家族都会用到云板报时，可彰显身份尊贵。

然而在军事上云板用处更多。众人皆知，古时有“烽火传令”一说，然而丘陵地带进行作战时，声音的传递往往要比视觉传递更加有效。

故而努尔哈赤时期，在进行丘陵作战时，经常会用到云板当作报警装置。如此说来，云板所发出的声响跟现代的防空警报有很大的相似性。

云板除了在军事以及日常通讯方面的作用，在历史典故中云板甚至可追溯到佛陀时代，在当代佛教典籍中，云板更是被归属为佛教法器。

据历史记载，在唐代及更早的时候，云板已被使用，且使用领域众多，戏曲中云板被当作乐器使用，在佛教中则被用作召集群众听讲使用。

尤其是在佛教中，随着后世发展云板又有了其他用途，总结起来主要有两个用法:

一为开静。寺院到凌晨三点需要鸣钟、击鼓，随后敲击云板，称作“小开静”，听到声音香灯和大寮行者需起床。

之后云板与诸堂板一起敲响，此为“大开静”。到这个点全寺院僧众都需起床开始一天的修行。

二为斋时。寺院中云板挂于斋堂前，早饭和午饭前需要敲打36次，被称作长板。云板造型雅致，每个地方的纹饰各有特点，文化价值非凡。

然而这样一个常在古籍中出现的事物，自建国以来却很少有发掘到。已知的云板是位于台湾的基隆市法王寺和灵泉禅寺的云板，被当地政府公告为台湾文化资产，而中国内地少有出土。

至1996年出土铁云板一件，时间可追溯到明代万历年间。如今在沈阳故宫博物馆内，有一个不起眼的铁片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此物便是云板。

这块云板来历非凡，然而发现的经历却让人生出无限感慨与后怕。

云板“课铃”

内蒙古边界有一个不起眼的小山村，虽然当地已经通电还是非常落后，是一个很常见的“空巢”村落，年轻人大多不在村里，只有年幼的幼童在村里唯一一个小学上课。

这所小学学校设施极其落后，甚至连上课铃都还要人工操作。这一天走访的专家来到这个小学，之所以会走访，因为内蒙古边界的特殊性导致往往会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来到学校的专家，一开始并没有注意到这件特殊的上课铃，因为在过去用铁片发出声音来召集学生群众是很常见的。然而在听到学校上课铃发出的声音的时候，专家震惊了。

专家靠近这块特殊的铁片，发现上课铃体型巨大，且颇有古感，声音绵长清脆，跟古籍中所记载的云板非常相似。

之后专家将此上课铃带了回去，邀请清史专家一同讨论研究、最后认定这一块被敲打30年的“上课铃”，便是清史中记载的云板。

在此之前，我国收藏的云板还未出现过如此形制巨大的藏品，且收藏量极少。至于原因则是多方面的，一来云板不适合收藏。

二来在曾经那个黑暗的历史年代，很多文物被文物贩子顺走，云板首当其冲遗失在了那段特殊时期。

结语

大玉海被拿去腌咸菜，这件“憋屈”的国宝，却被老师“敲”了30年，堪称最“憋屈”的两件国宝。

很难想象在这块云板被当做上课铃使用时的那些时间里，如果一不小心失手了导致云板毁坏，这将会是多么大的损失。

如今，这块云板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珍藏于故宫博物馆中，永久珍藏起来。

玉海楼被称为玉海缥缃。玉海楼坐落在浙江省瑞安古城东北隅，是中国东南的著名藏书楼之一。玉海楼含孙诒让故居和百晋斋，原占地面积约8000平方米，其三面环水，前后两进。此楼是清光绪十四年，由孙衣言、孙诒让父子所建。玉海楼1996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被命名为浙江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玉海楼：

玉海楼左临湖滨公园，与绿荫蔽天的古榕遥相辉映；三面环以池塘，前后凡两进，面阔各五间，楼有廊，前后相通。大门有清李文田书玉海书藏匾，左右嵌以郭沫若书的玉成桃李海涌波澜青石联；前后厅堂分别悬以郭沫若和潘祖荫书的玉海楼匾额。楼西首有园厅名恰受航，取杜甫小航恰受两三人诗意；又称百晋陶斋，厅前有园曰颐园，相传毁，园有荷花池，年年盛开。玉海楼原有图书八、九万卷，均系孙氏父子恣意搜求所得，其中多乡帮文献、珍籍善本。孙诒让卒后，善本图书多归杭大收藏。建国以来，玉海楼经多次整修，已渐复旧观。自从文物馆驻内办公以后，栽松莳花，美化了环境，并征集到大批古籍、字画和文物，经常举办各种展览，供人观赏。

在十世纪，在军阀混战的战场上已出现了使用火药代替易燃物质的火药箭和火药炮。《宋史·兵志》记载：宋太祖开宝三年，兵部令史冯继升等进火箭法。宋人王应麟的《玉海》也提到冯继升、岳义方进火箭法。以后火药武器有了发展，记载也较详细。《宋史·兵志》记载：“咸平三年八月，神卫水军队长唐福献所制火箭、火球、火蒺藜”…各赐缗钱。”《续资治通鉴长篇》和《通雅》记载：“宋咸平五年冀州团练史石普，也能制造火毯、火箭。宋真宗把他召来，和大臣一起在便殿看他实验一番。”这些记载确凿无疑地证明发明火药已通过应用阶段，火药武器已开始被采用，并得到很快发展。

《玉海》是一部规模宏大的类书，编撰者是南宋的王应麟，《玉海》，200卷。南宋王应麟私撰。分天文、地理、官制、食货等21门。该书对宋代史事大多采用“实录”和“国史日历”，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卷末还附有《辞学指南》四卷，并有辑者所作《诗考》及《诗地理考》等13种。《四库提要》卷一三五说：“是书分天文、律宪、地理、帝学、圣制、艺文、诏令、礼仪、车服、器用、郊祀、音乐、学校、选举、官制、兵制、、朝贡、宫室、食货、兵捷、祥瑞二十一门，每门各分子目，凡二百四十余类。……其作此书，即为词科应用而设。故胪列条目，率钜典鸿章。其采录故实，亦皆吉祥善事，与他类书体例迥殊。然所引自经史子集，百家传记，无不赅具。而宋一代之掌故，率本诸实录、国史、日历，尤多后来史志所未详。其贯串奥博，唐宋诸大类书未有能过之者。”在《玉海》的各个类目当中，不仅提供了历史文献资料，还提供了代表这些文献来源的图书目录，有别于一般的类书。

古籍的流传形式古今很不相同，简策时代的古籍是以单篇流传;纸普遍使用之后，由于书写工具的改进，古籍开始以“集”的形式流传;雕版印刷盛行之后，古籍便以整部的批量流行了。

简策时代的古籍所以是单篇流行，主要是因为文字的载体──竹简太笨重。从出土的秦汉竹简看，通常每枚竹简只容纳三十或四十个字左右。即以四十个字算吧，一篇一万字的文章就需要二百五十枚竹简，这就是说，一部五十万字的书，就需要一万二千五百枚竹简，这无论从体积上说还是从重量上说，都是十分可观的。这就决定了当时的书籍，只能是以一篇为单位流传。例如大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说：“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他在同书《老子韩非列传》亦说，韩非“故作《孤愤》、《王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我们不难看出，司马迁所列举的，都分别是今天《管子》、《韩非子》两书中的篇名，很可说明当时的书籍的单篇流行的事实。古籍的单篇流行，带来了下列后果：①一个作者的书，读者所得篇章有多有寡，不相统一;②一部完整的书，由于单篇流传而容易散佚，而且大都是整篇整篇的散佚。如《史记》一百三十篇，从司马迁写成，到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时，就已有“十篇有录无书”，即是典型的事例。

魏晋之时，纸作为一种轻便的书写工具，已逐渐普遍使用。

晋人传咸称纸“含章蕴藻，实好期文”。并说纸有“揽之则舒，舍之则卷，可屈可伸，能幽能显”的优点(以上引文均见《纸赋》)。这样，古籍就改变了过去单篇流行的形式，而以多篇集在一起，即“集”的形式流传了。《四库总目》“别集类”的上序说：集……其自制名者，则始张融《玉海集》，其区分部帙，则江淹有前集，有后集;梁武帝有诗赋集，有文集，有别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谢有集，有逸集;与王筠之一官一集，沈约之正集百卷，又别选集略三十卷者，其体例均始于齐梁。盖集之盛，自是始也。(卷一四八、集部、别集类)

“集”的流传形式，大体有下列特点：①一个人的著述较为集中，为研读一个人或一个学派的著述提供了方便;②文集或诗集大都由作者或作者的亲属、门弟子编定、较为可靠;③由于“集”的容纳量视简策的单篇大大加大，钞写并不容易，故书籍很受人珍视，往往一书而几代相传，反复校勘，绝少讹误，精本较多。

自唐以后，雕版印刷盛行，书籍不仅一改而为批量流行，而且，它还作为商品进入了交易市场。这种情况带来的结果是：①书籍很容易得到;②刻版尚有讹误，则广为扩散，甚至以讹传讹;③由于商人刻书以盈利为目的，粗制乱造者往往有之。鉴于这种情况专门研究和品评版本优劣的版本学便应运而生;同时，校订文字讹误的校勘学也得到了极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