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籍两字联起来并作为一种名称大概始于战国时期。《孟子·告子下》曰：“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左传·昭公十五年》曰：“昔尔高祖伯魇，司晋之典籍，以为大政，故曰籍氏。”这里的典籍，或指先祖法度，或指国家法则。典籍的合称仍然包括了“典”的含义，指记载法则、制度等重要的书籍。只是到了汉代以后，典籍才用作各种书籍的统称。《后汉书·崔宣传》称崔宴“少沈静，好典籍”。《三国志·蜀志·谯周传》记载谯周耽古好学，以读书为乐，“诵读典籍，欣然独笑，以忘寝食”。这里所说的“典籍”，便与当今泛指一切图书的意义相同了。

有关周王朝的都城，的确是一个很有趣的事，弄清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对以后东周与西周的理解。东周、西周是两个颇有岐义的历史概念，既表示不同的朝代，在春秋战国时期还是两个备受诸侯欺负的列国。

周族原来是活动在今中国西部陕西、甘肃一带的古老部落，前面说了后稷封邰、公刘居豳，至古公亶父到周原建国，共经历了十二代人的努力，才有了比较稳固的根据地。

一开始周国的地盘很小，充其量也就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小乡镇，方圆不过几十平方公里。其国都就在岐山下，称岐邑。后来为了东进中原，周文王迁丰，武王又迁镐，周王朝就定都于此，称镐京。丰邑在沣水以西，镐京在沣水以东，二城隔河相望，一桥相通，后世也将二城并称丰镐。由于丰镐一带本来就是周人的宗庙所在，所以称宗周，也有周朝根基所在、发祥地的意思。

武王灭商后，为巩固对东方的统治和控制，计划在伊、洛二水流域即今洛阳市区一带古夏人的故地新建都邑。可惜武王英年早逝，这个构想便暂时搁浅。周公辅政，在东征平叛后，又将这项事宜摆上日程，协助成王完成武王的夙愿。

据《尚书·洛诰》记载，周公准备营建东都，委托召公去看风水选地址，最后将洛邑选定在涧水以东至瀍水两岸的区域内。据有关资料记载，洛邑位于现在的河南省洛阳市王城公园一带。

新都建成后，成王莅临举行祀典，返回宗周时命周公留守洛邑。当时人们认为成周位于天下的中心，四方贡赋道里均等。周公又把曾反对周的殷商遗民迁到东郊，加以控制。

所以洛邑成包括隔河的两部分，东部为成周──所谓成周就是周国因此成就王业的意思，由殷遗民居住，殷八师驻守；西部为王城，是周天子巡幸至此的行宫，也是诸侯朝会天子的地方。洛邑城地处天下中心，是伊、洛、瀍、涧四水的流经之地，这里土地宽平肥沃，既是天然的粮仓，又是捍卫宗周镐京的东大门。成周洛邑作为与宗周并列的国都，在西周时期，兼具有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重要地位。

后来，与商纣王差不多著名的周幽王覆亡，诸侯遵奉其子即位，为周平王。平王见镐京残破，于是迁都洛邑，定都成周，成周便成了王城。后世就以此为界，前期史称西周，后期史称东周，这其实是以宗周(西)和成周(东)的地理方位命名的。

周王朝还在军事上作了相应的部署，扩大了中央常备军的力量。据《尚书·甘誓》载，早在公元前 21世纪，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产生，作为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军队同时产生，并且建立了战时军队编组与奖惩制度。夏王掌国家军政大权，主要政务官“六事之人”在战时便是统军将领。到了商朝，根据甲骨文记载，商王为最高军事统帅，以贵族大臣和方国首领为高级军事将领，商军还出现了“师”的编制单位，建立了“登人”、“登众”的兵役、动员制度和以射、御、田猎为内容形式的训练制度。商军分车兵和徒卒(就是步兵)，以车兵为主，主要装备是畜力驾挽的战车。

西周军制显然比夏、商二代又有了很大发展。由于王室强大，“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军权集中於周天子手中，其下有“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见《尚书·牧誓》)等官职，仍不分文武。各诸侯国和一些贵族大臣虽有少量军队，但要听从周王统一调遣。西周军队的士卒均由国人(都城及其周围的奴隶主和平民)充当，奴隶只能随军服杂役。

周王朝在灭商以后，将其常备军分为三部分：殷八师、成周八师和西六师，每师2,500人，共22个师55,000人。顾名思义，西六师西六师驻守西土，拱卫丰、镐宗周之地；成周八师驻守在雒邑，以保卫成周；殷八师驻在殷之故地朝歌，主要是对付殷人和东夷。金文中有“西六师”、“成周八师”、“殷八师”的记载(见《禹鼎》、《舀壶》)，表明西周军队的最大编制单位是师。

至于《周礼·夏官》称：“凡制军，万有二干五白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就是说西周天子辖六军，诸侯大者三军，小者一、二军，每军12,500人，都由重要卿士担任将军。但这种说法在金文和其他古籍中则未见有此类记载，也许是后来周礼进一步完善时制订的设想，但未能付诸实现。

据史料记载，西周军队的主要兵种是车兵，战车一般由4匹马驾挽，车上有甲士3人，随车一般有步兵12人，车驰卒奔，簇拥前进。兵器仍用青铜制造，但比商朝有较大发展，出现了兼备戈﹑矛功能的戟和可刺可斩，便於近战的短剑。甲胄﹑干盾用皮革制成，缀以青铜泡，更为轻便，并增强了防护力，战马也装备了护甲，还规定有战前检查武器装备的措施。战斗中已采用旌旗金鼓指挥，要求行列整齐，攻伐协调，进退一致。注意了不轻易杀降和掳掠。这些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不仅对西周建立强大军事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後世的军事制度也具有深远影响。西周晚期，王室衰微，遇有战事则往往倚重一些诸侯国和贵族大臣的军队。

西周王朝从公元前1027年(或者公元前1057年)武王灭商至公元前771年平王东迁，共经历了257年(或者287年)，出现了12位周天子，下面是西周时期的君王年表：

1、武王(姬发) ──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1043年，在位3年

2、成王(姬诵) ──公元前1042年～公元前1021年，在位21年

3、康王(姬钊) ──公元前1020年～公元前996年，在位24年

4、昭王(姬瑕) ──公元前995年～公元前976年，在位19年

5、穆王(姬满) ──公元前976年～公元前922年，在位54年

6、共王(姬伊扈) ──公元前922年～公元前900年，在位22年

7、懿王(姬囏) ──公元前899年～公元前892年，在位7年

8、孝王(姬辟方) ──公元前891年～公元前886年，在位5年

9、夷王(姬燮) ──公元前885年～公元前878年，在位7年

10、厉王(姬胡) ──公元前877年～公元前841年，在位36年

共和行政──公元前841年～公元前828年去位，历时13年

11、宣王(姬静) ──公元前827年～公元前782年，在位45年

12、幽王(姬宫湦) ──公元前781年～公元前771年，在位10年

“城市是乡村的高级表现形态，是社会发展枝条上的一枚必然果实”。

从现在看来，中国古代的民居管理制度从一开始便是服务于政治而非经济的，所以中国的民居管理制度从一开始便具有着鲜明的政治特性。

从西周古籍中我们可以得知，早期民居“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门户序列、院落深静”，可见早在中国西周时期，就对城市民居进行了规划管理，而这种城市被称之为“邑”或“闾”，其法理来源于《周礼》。又通过《尔雅》中的解释：“里，邑也”，为可以反向推出早在西周“里坊制”的雏形便已经建立，这在《考工记》中有着明确的记述。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太庙）右社（社稷），面朝后市，市朝一夫。

而后历朝历代，营建都城，莫不如是！《管子·度地》认为这样的制度有三个作用：一、安置百姓。二、拱卫君主。三、便于买卖交易。之后的秦汉两朝，皆是仿照周朝天子建城邑之状来管理民居，但有了些许区别，那就是采用了“双城制”的形态，即以宫庙为主的“宫城”和以平民居住区和商业区的“郭城”，也就是说，民居和市场都是开放型的。到了汉朝晚期，真正的“里坊”才开始孕育。

一、曹操营建的邺城开辟了民居制度管理新纪元，构建了“里居”的辉煌。

邺城初建于春秋时期，是中国传统历史名城之一，相传最早营建邺城的便是齐桓公。公元前439年魏文侯封邺，邺城之后便成为魏国陪都，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东汉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击败袁绍占据邺城，营建王都。

曹操在营建邺城时，开创了一种布局严整，功能区分明确的城市格局：城之外形趋向规整，宫室署衙位于城内北部中间，所余民居，被数条东西南北街道封划为若干封闭式“里居”。

曹操营建的邺城东西长约七里，南北宽约五里，采用传统的“两城制”，东西干道将全城分为南北两片区域，北面为贵族活动区域，宫城、官署及大臣居所大多在此处，包括曹操为大小乔所营建的铜雀台等高台，战时也可依靠高墙高台启动城防要塞功能。

干道之南为居民区，分为若干“里居”，三条南北走向的主道通向南方三个城门，中轴线大道直通宫城北门。城之东门外则是市贸之地，曹魏外交的迎宾馆也建设于此。西门外则是皇家园林及水域，可驻扎水军护卫，城内供水也在此地。

曹操营建的邺城秉承了战国以来以宫城为中心的规划思想外，同时也改进了长安宫城松散布局的状况，城市结构严谨，设宫城主干道直通城门，将中国古建筑群中轴线对称布局手法应用到整个城市，将“里居”的民居管理模式推向高潮。

二、由“里”到“坊”，北魏营建平城和洛阳，“里坊制”由发展到成熟。

1由“里”到“坊”，“里坊制”的发展。

道武皇帝拓跋珪在公元398年，将其都城从盛乐迁往平城（大同），主要是因为此地乃草原南下中原的缓冲地带，进可攻退可守，可回旋自如，于是在平城营建鲜卑王朝的新都城。

平城之都展示了少数民族全新的文化风貌，尽管拓跋珪崇拜三国曹操，但都城的营建并未照搬曹魏邺城的“里居制”，而是从实际出发别出心裁的在城内设置格局规整的里坊。早在天赐三年（公元406年），拓跋珪就拟定了“规立外城，分置市里”的城建计划，并从中原请来了对城郭建造有机巧的建筑大家孙题参与规划平城的营建。

“平城坊”的主要特色就是将不同民族的百姓安置在城郭“里坊”实行集中和程序化管理，每一里坊巷口，树以牌表坊记，“巷连街，坊套里，高墙四围，森严壁垒，一座里坊，就是一座城堡”，并设专门士兵官员管理。从规模体量、形制格局、功能体制到管理体系，一种以“里坊制”为新的民居管理制度已然形成发展，开始领衔扮演着中国古代城市发展走向的新角色。这种制度的意义在于：划片而居，分类安置，以晨钟暮鼓为号，定时开关坊门。

2北魏再次迁都，由“平城坊”到“洛阳坊”，“里坊制”的成熟。

争取洛阳石窟是云岗石窟之延续，“洛阳坊”的营建必然是“平城坊”模式的继承发展，北魏迁都洛阳后，以“平城坊”为范本，展开了更大规模的里坊建设，《洛阳伽蓝记》有详细记载。

京师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庙社宫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为一里，里开四门，门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门士八人，合有二百二十里。

整个洛阳城以里坊制度为布局与管理，在西门外建有大市，作为交易之地，占地八里（此里即里坊），东市则为仓储之地，占地二里，南市有调音、乐律二里，“里内之人，丝竹讴歌，天下妙伎出也”。景明二年（公元501年），“发畿内父五万人筑京师三百二十三坊”标志着里坊制的成熟。

里坊格局，更像中国象形汉字“田”，它在任何朝代都是立国之基，从商朝井田、王莽王田、曹魏屯田、北魏隋唐均田等等，正如田一样，里坊制成为鲜卑人的立国之基，其妙就妙在将游牧民族的草原部落成员编入汉人之中，汉化之后迅速由部落联盟迈入封建社会。后来在北魏的“太和改革”中，所颁布的“三长制”也是与里坊制相配套的，这一制度的推行更是强化了秦汉以来的郡县制，辐射到全国范围的时候，形成以村为单位的朝廷基层管理制度，为“均田制”的出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三、鼎盛于隋唐长安的里坊制，是中国古民居管理制度上的一笔浓彩颜色。

“里坊制”经过平城定型，逐渐演变升华为一种国家制度，经洛阳及北齐北周运行至隋唐，终于在唐朝的长安城登峰造极，古代的民居管理，从“里”到“坊”，再到“坊市”，完成了历史演变。

去年有部热剧《长安十二时辰》就是以大唐长安为背景的一部电视剧，中间多次提到了“平康坊”、“安乐坊”等牌坊名字，其实长安城的基础是隋朝大兴城之更名，早在隋朝开皇二年（公元582年），隋文帝杨坚就发布营建新都的诏书。

此城从汉，凋残日久，屡为战场，旧经丧乱……龙首山川原秀丽，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无穷之业在斯。

唐随隋制，唐皇在隋朝的大兴城的基础上扩建长安城里坊，在城市规划上可谓是整齐划一，有着“云开阖闾三千丈，雾暗楼台百万家”的景象，诸坊“棋布栉比，街衢绳直，自古帝京未之有也”。理学大家朱熹赞赏道：“居民在墙内，官街皆用墙，民出入处皆有坊门，坊中甚安”。

虽然里坊制给城中治安管理带来了便利，但给市民生产生活和人际交往带来了限制，“昏而闭，五更而启的宵禁”使偌大的长安城在入夜后呈现一种“六街鼓声行人绝，九衢茫茫行人绝”的寂静夜色。

无论什么样的制度，都抵不过经济发展规律。长安这种超级大城的商品经济疯狂发展后，唐代中期后长安城内的违章建筑屡有出现，欲禁难止。《唐史》记载，宪宗元和年间“长安坊中有夜拦街铺设祠乐者，迟明未已”，至文宗太和五年（公元827年），有不良帅奏呈长安坊门“或鼓未动即先开，或夜已深尤未闭”。

可见，在中唐之后伴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店铺已隐约冲破市之藩篱，闯入坊内。如记载中长兴坊的毕罗店，道政坊的酒店等等。到了唐末，长安的崇仁坊更是“一街辐辏，遂倾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之与比”。

无论是隋朝也好，唐朝也罢，其设计者都以鲜卑人所筑平城为模板，但隋唐的鲜明特色就是采用了“三城制”，即宫城、皇城、郭城组成，中轴线的对称手法在建筑群中运用得更为突出，皇城居于“三城”中心，其建筑风格对称之美、均衡之美透射出中国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更体现出中国传统社会的“重农抑商”的社会心理，沉重的闭塞感限制了城市基本功能的充分发挥。

在家天下的封建集权下，坊制逐步演化成一种普遍性的城市规划原则，使不同区域的城市趋于雷同，这也正是如今我们看到资料中历史名城只有大小之分，没有结构差异的重要原因。

随着唐末的五代十国乱象频出，到了宋太祖建立宋朝时，整个宋朝陷入到贸易狂潮中，以至于“八荒争凑，万国咸通”，繁荣的经济带来的是新的思潮，城市民居的里坊制也终于走到了尽头，这也正是我们在《清明上河图》中看不到里坊痕迹的原因。里坊制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产物，而商业的活力要求这种闭锁的制度实行自我突破，于是里坊制走向衰败。

唐朝“坊市”是中国里坊制发展的最鼎盛时期，它与远远的周朝“里居”制度相呼应，又是北魏平城坊和洛阳坊的继承发展，对后世有着重要的影响，比如说“街坊邻居”一词就源于此。

结语

“里”也好，“坊”也罢，“坊市”也罢，作为民居管理方式，说到底还是一种人类的聚集方式，生活模式，对封建社会的发展前行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既平衡着社会秩序的运转，同时也服务于封建王朝的统治。但始终不可否认里坊制在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数千年的稳定格局和生命力就可见一斑。

政治手段最终要屈服于经济发展，所以在商业异常繁荣的宋朝，里坊制这种放逐了城市自身合理性的制度，在实现了对百姓有效管控管理的基础上，同时也阻碍了经济活动的自然健康的发展。所以坊墙推倒，伴随的是对其实行收税管理，中国自西周以来的里居到坊市制度就此落幕，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目前熟悉的街巷制。

但是里坊制的民居管理制度远远不是对中国影响巨大那么简单。公元五世纪，高句丽借鉴中国这种管理模式修建平壤城；公元六世纪末，日本吸收中国里坊制的模式，修建了新都城藤原京，其大体规制与平城坊类似……

城市意义，在于突破农耕文化自给自足的方式，将社会成员集中起来为他们提供文化传播、商品贸易的场所，城市的开放性才是城市积极进步所在。故而长安城这种皇宫、坞堡加防御城墙的具有强烈政治因素的模式注定随着经济发展而逐渐衰落，这不仅是城市功能化的需求，更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也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需求。

书籍是记载和传播文化知识、供人们学习或查阅的工具。在我国悠久辉煌的古代文明中，书籍产生的时代很早，有漫长的发展历史。不同时期的书籍，由于所用材料及样式的不同，形成各异的书籍制度。概括而言，我国古代书籍制度主要分为三大类，即简牍制度、卷轴制度和册页（叶）制度。这三种书籍制度大体上代表不同的历史时期，但也有交叉。至于商周的甲骨刻辞、铜器铭文及后来的石刻碑文，虽然也有学者认为是古代的书籍，但甲骨和青铜器并非书籍的写刻材料，刻辞和铭文也并不以传播文化知识为目的，所以都不能算是书；碑石虽然有铭刻经典或微微的，微微不能像普通书籍那样流传，微微往往出于不同的动微微只能算是一种特殊的形式，所以也可略而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