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一、史前绘画

已知最古老的绘画位于法国肖维岩洞（Grotte Chauvet），部分历史学家认为它可以追溯至32000年前。那些画经由红赭石（red ochre）和黑色颜料作雕刻及绘画，主题有马、犀牛、狮子、水牛、猛犸象或是打猎归来的人类。

石洞壁画在世界各地均十分常见，例如法国、西班牙、葡萄牙、中国、澳大利亚及印度等。这些绘画的发现对其存在目的引起了众多不同的猜测，有些假设指出那些绘画是当时的人认为绘画可以捕捉动物的灵魂，令他们狩猎更为顺利。

一些假设则认为那是泛灵论的一种现象，表达他们对自然的尊敬；亦有另一假设指人类与生俱来已有自我表达的需要，而那些绘画正是其结果；此外亦有那是作为应用资讯的传播的观点。

二、东西方传统

西方文化主要是以油画及水彩画为主，在形式及主题上都有丰富的传统。东方主要是以墨及矿物颜料的画为主，在形式及主题上都有同様丰富的传统。

三、近代至今

摄影的发明对绘画有很大的冲击，第一张照片在1829年问世，在数十年后，摄影技术持续改进且广为使用，因此绘画原来用来记录真实世界的功能也受到挑战。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一连串艺术活动，包括印象派、后印象派、野兽派、表现主义、立体主义及达达主义，挑战文艺复兴时代对艺术的观点。不过东方艺术及非洲艺术仍维持以往的风格，未受到摄影的影响。

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的观点和传统艺术的历史价值及概念有不少差异。因此在1960年曾有人说严谨的绘画型式已死。不过这没有阻止大多数的画家继续以绘画作为其创作的部分或是全部。

二十一世纪绘画的活力及多变性盖过了之前曾有人提出严谨艺术已死的宣告。在以文化多元性为特点的时代，对于时代性的代表风格没有共识。艺术家继续以不同的风格及美学气质进行创作，而其成就则留待市场的评价。

在二十一世纪初，仍在继续的绘画派别有单色画、硬边绘画、几何抽象主义、挪用、超写真主义、照相写实主义、表现主义、极简主义、抒情抽象、普普艺术；

奥普艺术、抽象表现主义、色域绘画、新表现主义、珂拉琪、Intermedia绘画、集合艺术绘画、电脑艺术绘画、后现代绘画、新达达绘画、立体画布绘画、环境壁画、传统的人物画、风景画、肖像画及玻璃绘画动画。

扩展资料：

一、元素

1、亮度

亮度的意思就是色彩明暗的程度（深浅的程度）比较浅 就是明度高 比较深 就是明度低，绘画中的一个元素是亮度的感受及效果。空间中的每一个点都有不同的亮度，在绘画中可以用黑色、白色及中间各种的灰色表示。

在实务上，画家可以用并列不同亮度的点来表达物体的形状，相对的，若只用相同亮度的不同颜色，可能只能表示图像的形状而已。绘画的基本手法会包括几何图案、许多不同的观点及组织（透视法）及符号。

例如画家在看某一片特定的白墙时，因为阴影及周围物体反射的影响，每一个点都会有不同的亮度，但在理想上，即使在一个全黑无光的房间中，白墙仍然是白色的。因为即使房间中没有光，是黑暗的，物体依然存在，并没有消失不见，所以可证明其理论是正确的。

2、色彩和色调

色彩和色调是绘画的基础，正如音乐中的音高和节奏一様。颜色是高度主观的，但其带来的心理效果是可以观测的，只是其效果可能会随文化不同而不同，例如在西方文化中，黑色表示死亡及哀悼，但在东方文化中则是用白色表示 。

有些画家、理论家、作家及科学家（包括歌德、瓦西里·康丁斯基及牛顿）都提出了他们的色彩理论。而且其中的语言也只能表示一种抽象的颜色，例如红这个字可以表示可见光谱中在纯红光附近一个范围内的光。

像在音乐上，不同的音乐家对于中央C或是C♯4有共同的定义，但不同的画家对于颜色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对画家而言，颜色不止是分为基本色或衍生色（如红色、蓝色、绿色、咖啡色等）而已。

在绘画时，画家是用颜料上色，因此画家的“蓝色”可能是以下颜色中的一种：午夜蓝、靛色、钴蓝色、群青等。颜色在心理上及符号上的含意不一定和绘画上的手法有关。颜色可以增加一些潜在的、衍生的意义，因此对于一幅画的感觉是非常主观的。

这部分可以用音乐来类比．音乐中的音高（例如中央C）类似绘画中的光，阴影类似强弱，颜色则类似不同乐器的音色，虽然这些不一定可以形成旋律，但可以在音乐中加入一些不同的内容。

3、非传统元素

现代的画家已经将绘画加以延伸，例如由立体主义衍生的珂拉琪，严格来说不算是绘画。有些现代画家会因为材料的纹理而整合不同的材料，例如砂、水、稻草或是木材等。

像让·杜布菲及安塞尔姆·基弗的作品就属于这一类。也有越来越多的艺术家社群利用电脑及Adobe Photoshop或Corel Painter等软件将颜色画在数位的画布上，若有需要也可以印在真正的画布上。

4、节奏

绘画中的节奏和音乐中的节奏一样重要，若节奏定义为“结合到一个序列中的暂停”，则绘画中也有其节奏。这样的暂停可以让想像力参与在其中，产生新的创作，型式、旋律及上色等。

这些形式（或是任何种类资讯）的分布在艺术工作上相当重要，会直接影响作品的审美价值。在审美价值上，感知的自由流动即视为是美。不但在艺术或是科学中，能量的自由流动会提升其审美价值。

二、审美与理论

美学是有关艺术和美的研究，是康德或黑格尔等十八世纪及十九世纪的哲学家探讨的主题之一。像柏拉图及亚里斯多德等希腊哲学家也对艺术及绘画有特别的探讨。

在柏拉图的哲学系统中，画家和雕刻家的地位不高，他认为绘画无法描述真理，绘画只是复制实际事物，其中除了工艺，没有其他的成分在内，就像鞋匠及铸铁一様。

不过在达芬奇的时期，对绘画的认知和柏拉图的认知不同，当时认为“La Pittura è cosa mentale”（绘画是心灵的事物）。

康德区分美和壮美两种概念，分析两者的相同处及不同处。虽然他没有提到绘画，但像约瑟夫·玛罗德·威廉·透纳及卡斯帕·弗里德里希等画家将其概念延伸到绘画上。

黑格尔认为无法对美给予一个共通性的定义，在他的美学研究中认为绘画、诗歌和音乐是三项“浪漫”的艺术，其中有符号化，高度智力的目的。

三、绘画风格

绘画是一个捕捉、记录及表现不同创意目的的形式，它及其参与者的数量同样地为数众多。绘画的本质可以是自然及具像派的（如静物画（still life）或风景画）、影像绘画（photographic painting）、抽象画、有叙事性质的、象征主义、情感的或政治性质的。

历史上有一大部分的绘画被灵性主题及概念所主导，这些绘画形式由陶器上的神话角色到西丝汀教堂的内壁及天花板上的圣经故事场景都有，它们会透过人类身体本身去表达灵性的主题。

参考资料：

唐 吴道子•《送子天王图》日本大阪美术馆藏

唐 王维•《伏生受经图》日本大阪美术馆藏

唐 梁令瓉•《五星廿八宿图》日本大阪美术馆藏

唐 韩滉•《五牛图》《文苑图》故宫博物院藏

唐 卢棱咖•《 六尊者图册》故宫博物院藏

唐 孙位•《高逸图》上海博物馆藏

唐 阎立本•《历代帝王图》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步辇图》故宫博物院藏《贡职

图》《萧翼赚兰亭图》台北故宫藏

唐 周昉•《调琴啜茗图》美国纳尔逊•艾京斯美术馆藏《簮花仕女图》》辽宁省博物

馆 藏《挥扇仕女图》故宫博物院藏

唐 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辽宁省博物馆藏《 捣练图》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

唐 韩斡•《牧马图》台北故宫藏

唐 赵岩•《八达游春图》台北故宫藏

唐 李昭道•《明皇幸蜀图》台北故宫藏

唐 李思训•《江帆楼阁图》台北故宫藏

唐 陈闳 •《八公图》美国纳尔逊•艾京斯美术馆藏。

以上十四幅唐代时期的绘画作品，是目前已知作者名字的经典藏品。

《清明上河图》，是北宋画家张择端存世的仅见的一幅精品，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

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今山东诸城）人。早年游学汴京，后习绘画，宋徽宗赵佶（1101年—1124年在位）时期供职翰林图画院。专工中国画中以界笔、直尺划线的技法，用以表现宫室、楼台、屋宇等题材，尤擅绘舟车、市肆、桥梁、街道、城郭。他的画自成一家，别具一格。张择端的画作，大都散佚，只有《清明上河图》卷完好地保存下来了。这幅画高25厘米半，长525厘米。这幅画描绘的是汴京清明时节的繁荣景象，是汴京当年繁荣的见证，也是北宋城市经济情况的写照。通过这幅画，我们了解了北宋的城市面貌和当时各阶层人民的生活。总之，《清明上河图》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北宋年间的汴京极盛，城内四河流贯，陆路四达，为全国水陆交通中心，商业发达居全国之首，当时人口达100多万。汴京城中有许多热闹的街市，街市开设有各种店铺，甚至出现了夜市。逢年过节，京城更是热闹非凡。为了表现京城的繁荣昌盛，张择端选择了清明这个重要节日的景象进行59表现。《清明上河图》着重描绘了北宋首都水陆运输和市面繁忙的景象。

《清明上河图》的中心是由一座虹形大桥和桥头大街的街面组成。粗粗一看，人头攒动，杂乱无章；细细一瞧，这些人是不同行业的人，从事着各种活动。大桥西侧有一些摊贩和许多游客。货摊上摆有刀、剪、杂货。有卖茶水的，有看相算命的。许多游客凭着桥侧的栏杆，或指指点点，或在观看河中往来的船只。大桥中间的人行道上，是一条熙熙攘攘的人流；有坐轿的，有骑马的，有挑担的，有赶毛驴运货的，有推独轮车的……大桥南面和大街相连。街道两边是茶楼，酒馆，当铺，作坊。街道两旁的空地上还有不少张着大伞的小商贩。街道向东西两边延伸，一直延伸到城外较宁静的郊区，可是街上还是行人不断：有挑担赶路的，有驾牛车送货的，有赶着毛驴拉货车的，有驻足观赏汴河景色的。

汴河上来往船只很多，可谓千帆竞发，百舸争流。有的停泊在码头附近，有的正在河中行驶。有的大船由于负载过重，船主雇了很多纤夫在拉船行进。有只载货的大船已驶进大桥下面，很快就要穿过桥洞了。这时，这只大船上的船夫显得十分忙乱。有的站在船篷顶上，落下风帆；有的在船舷上使劲撑篙；有的用长篙顶住桥洞的洞顶，使船顺水势安全通过。这一紧张场面，引起了桥上游客和邻近船夫的关注，他们站在一旁呐喊助威。《清明上河图》将汴河上繁忙、紧张的运输场面，描绘得栩栩如生，更增添了画作的生活气息。

张择端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力，使《清明上河图》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清明上河图》丰富的内容，众多的人物，规模的宏大，都是空前的。《清明上河图》的画面疏密相间，有条不紊，从宁静的郊区一直画到热闹的城内街市，处处引人入胜。

北宋以前，我国的人物画主要是以宗教和贵族生活为题材。张择端虽然是在翰林图画院供职，创作的作品都称为“院体画”或“院画”，但他却把自己的画笔伸向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之中，创作出描写城乡生活的社会风俗画。《清明上河图》画了大量各式各样的人物。而且，张择端对每个人物的动作和神情，都刻画得非常逼真生动。这充分说明，张择端生活的积累非常丰厚，创作的技巧非常娴熟。

千古绝唱《清明上河图》

坐落在市府广场东南隅的辽宁省博物馆，将于11月中旬隆重开馆。届时，曾在沈阳“生活”了6年的国宝《清明上河图》，将回沈“省亲”。《清明上河图》问世近900年以来，经历了大起大落的颠沛流离，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扑朔迷离的谜团。9月13日，记者探询了《清明上河图》的身世，以及鲜为人知的经历———

千古绝唱《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作者张择端，北宋画家，字正道，东武（今山东诸城）人。他早年游学汴京（今河南开封），后习绘画。北宋徽宗时期，张择端供职翰林图画院，专工界画宫室，尤擅绘舟车、市肆、桥梁、街道、城郭。后来“以失位家居，卖画为生，写有《西湖争标图》、《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曾为北宋宣和内府所收藏，为绢本、淡设色，高248厘米，长5287厘米，原作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清明上河图》是《东京梦华录》、《圣畿赋》、《汴都赋》等著作的最佳图解，具有极大的考史价值，它继承发展了久已失传的中国古代风俗画，更继承了北宋前期历史风俗画的优良传统，以精致的工笔，记录了北宋末叶、徽宗时期，首都汴京（今开封）清明时节郊区、汴河两岸的自然风光，城内建筑和民生的繁华景象。

据齐藤谦《拙堂文话·卷八》统计，《清明上河图》共有各色人物1643人、动物208头（只），比《三国演义》的1191人、《红楼梦》的975人、《水浒传》的787人，都要多得多，堪称价值连城的国宝。颠沛流离《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流传后世后，以独具的艺术价值及史料价值，受到后人的关注。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逊位之后的11年中，受到“清室优待条件”庇护，仍在北京紫禁城里称孤道寡，并且监守自盗，乘机大肆窃取宫中珍藏多年的稀世文物，为数之多，竟有千余件之巨。借口赏赐盗国宝

溥仪12岁时，在张勋策动下，重登太和殿宝座，但没多久便再度逊位，处于“小朝廷”风雨飘摇之中。此刻，溥仪着手下一步打算：留学国外。

他们留学国外的第一步是筹备经费。于是，他便把宫廷内最值钱的字画和古籍运出宫外，存在天津英租界的房子里。运出的字画、古籍皆为出类拔萃的珍品，大约有1000多件手卷字画，200多种挂轴、册页，200种左右的宋板书。其中，便有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

尽管有“清室优待条件”作后盾，但溥仪还是不敢公然盗窃宫中宝物。他便以赏赐弟弟为名，行盗窃文物之实。1922年前后，北京局势动荡，他的父亲便在天津英租界十三号路，代溥仪买了一所楼房。从1922年起，他们就秘密地把宫内收藏的古版书籍、历朝名人字画等文物，以赏赐为名，分批盗运出宫。

溥仪正式“赏赐”弟弟们，从1922年、所谓“宣统十四年七月十三日”开始。溥仪利用两名弟弟每天上午“进宫”陪同溥仪读书的机会，将珍贵文物包裹在包袱里，由他的弟弟们每天下学时运出紫禁城。从开始“赏赐”起的两个多月中，有时是逐日“赏赐”，如1922年8月14日至26日，没有一天间断过。这些宫中文物积累到七八十口大木箱后，便运到天津英租界的楼房里存放。携带国宝投他国

直到1924年11月5日，当时的北京卫戍总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璧，率领20名短枪手突然闯进紫禁城，撵走了溥仪，拆散了“小朝廷”，溥仪窃取宫中所有文物的计划因此中断。

1924年11月5日，溥仪回到父亲的“醇亲王府”；11月29日，溥仪逃往日本兵营，要求“避难”，公然搬到日本公使馆居住，在日本军国主义卵翼下恢复“小朝廷”。1925年2月23日，在日本警察护卫下，溥仪潜逃到天津，在日本租界地张彪私宅“张园”中安顿下来。可是，当时的经济来源远远满足不了他那浩繁的开支，于是，他便打起了变卖宫中国宝的主意。国宝流落伪皇宫

通过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的阴谋策划、天津日军的密切配合，将溥仪乔装成日本军人，于1931年农历十月初一，乘小汽船偷渡白河，经大沽口，登上日本商船“淡路丸”，潜到营口，至鞍山汤岗子小住，然后前往旅顺口，进入日本殖民地。1932年4月，溥仪进入长春伪皇宫，登上了伪满洲国皇帝宝座。

溥仪从天津出逃，必须经过国民军的驻扎地区，所以他只能轻装简从，大批的宫中国宝，仍然存放在天津。

1932年至1934年间，由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中将参谋吉冈安直，将存放于天津静园的法书名画、宋元善本、珠宝玉翠等约70箱，运到长春伪皇宫内，将装有书画的木箱，存放在伪皇宫东院图书楼楼下东间，即“小白楼”；将装有古玩珠宝的金库，存放于“内廷”缉熙楼客厅。携逃国宝被俘获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伪满洲国汉奸们闻风丧胆，各奔生路。当时，一直由日本关东军担任警卫的长春伪皇宫，改换成伪满军队警卫。傀儡皇帝溥仪见大势已去，惶惶不可终日。他最为忧虑的，是不可能将存放在伪皇宫的所有国宝统统带走，而只能有选择地将晋、唐、宋、元的法书名画大批携逃。为了能够多带国宝，他把保护法书名画的楠木盒、花绫包袱皮等统统扔掉，将这些国宝硬塞进大木箱里。

1945年8月10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小田乙三宣布：伪满国都由长春迁到通化。同年8月13日，溥仪从长春逃到通化大栗子沟；8月17日，溥仪乘坐一架小型军用飞机企图逃往日本。当飞机经过沈阳时，溥仪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和苏联红军俘获。溥仪随身携逃的法书名画和一批珠宝玉翠，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缴获后，上缴东北人民银行代为保存。专家揭秘《清明上河图》

1949年7月7日，东北博物馆（现辽宁省博物馆）在沈阳成立并开馆，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开放的博物馆。东北博物馆的大部分展品，为东北人民银行拨交、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溥仪处缴获的名贵书画、珠宝翠玉饰品。独具慧眼鉴瑰宝

人民鉴赏家杨仁恺先生，是在溥仪携逃的众多法书名画中，独具慧眼发现了《清明上河图》。

历来，以张择端之名流传的《清明上河图》繁多，杨仁恺先生过目的就有10余件之多。1950年秋，从东北人民银行拨交来的一批《佚目》书画尚未整理，良莠杂存、玉石不分。当时，杨仁恺先生在东北博物馆临时库房里整理书画作品时发现，其中有3件同名为《清明上河图》的作品。杨仁恺先生当时以为，这些都是过去常见的“苏州画片”一类的东西，根本没想到会在此中出现奇迹。

然而，使杨仁恺先生大为出乎意料的是，数百年来始终埋没在传闻中的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真迹，会在这个偶然的时间、偶然的地点被意外发现！杨仁恺先生顿时“目之为明，惊喜若狂，得见庐山真面目，此种心情之激动，不可言状。”真本解开百年谜

杨仁恺先生当时的激动心情是有根据的：因为在此之前，专家学者们对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究竟是个什么面貌，一无所知。他们只能从经常接触到的许多苏州画片上，推断《清明上河图》与其大同小异，以为《清明上河图》原作大体是苏州画片的原始所本。《清明上河图》的本来面目，数百年来一直是个不解之谜。难怪杨仁恺先生看到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真本后，“目之为明、惊喜若狂”。

至此，杨仁恺先生才真正了解到，苏州画片的作者根本没有见到《清明上河图》原作，只是参照历来文字记载构图铺陈而成的。比如，《清明上河图》东水门前的虹桥为木结构，而苏州画片则为石头建筑；人物衣着、民房、铺面的形制等，也都与苏州画片大相径庭，尤其是船只写实描绘技巧生动自然，已达到出神入化境地。张择端能将北宋京城开封的复杂纷繁景象绘入画图，要比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叙述得更为概括、更为形象，难怪《清明上河图》历代以来一直脍炙人口、经久不衰。仇英临本辨真伪

3件《清明上河图》中既然已经发现了真迹，其余两件自然便是赝品。然而，另外一个奇迹又在杨仁恺先生面前出现了：两件中的一件作品，竟然是仇英的重彩工笔《清明上河图》，并具名款。该作品参照了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构图形式，但描绘的是苏州社会生活现实内容。从此，揭开了“苏州画片”的奥秘：明代苏州坊间所绘制的《清明上河图》，原来都出自仇英此图。由于历来的《清明上河图》赝品，均以仇英《清明上河图》临本为背景，于是，仇英临本也就成为衡量《清明上河图》真伪的一个条件。

1949年7月7日，东北博物馆（即现今的辽宁省博物馆）开馆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便始终珍藏在沈阳；1955年，被国家有关部门拨交到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

　　中国古代绘画

　　中国画简称“国画”，我国传统造型艺术之一。在世界美术领域中自成体系。大致可分为：人物、山水、界画、花卉、瓜果、翎毛、走兽、虫鱼等画科；有工笔、写意、钩勒、设色、水墨等技法形式，设色又可分为金碧、大小、青绿、没骨、泼彩、淡彩，浅降等几种。主要运用线条和墨色的变化，以钩、皴、点、染，浓、淡、干、湿，阴、阳、向、背、虚、实、疏、密和留白等表现手法，来描绘物象与经营位置；取景布局，视野宽广，不拘泥于焦点透视。有壁画、屏幛、卷轴、册页、扇面等画幅形式，辅以传统的装裱工艺装璜之。人物画从晚周至汉魏、六朝渐趋成熟。山水、花卉、鸟兽画等至隋唐之际始独立形成画科。五代、两宋流派竞出，水墨画代随之盛行，山水画蔚成大科。文人画在宋代已有发展，而至元代大兴，画风趋向写出意；明清和近代续有发展，日益侧重达意畅神。在魏晋、南北朝、唐代和明清等时期，先后受到佛教艺术和西方绘画艺术的影响。中国画强调“外师造化，中得心境，要求“意存笔先，画尽意在”，强调融化物我，创制意境，达到以形写神，形神兼务，气韵生动。由于书画同源，以及两者在达意抒情上都和骨法用笔、线条运行有着紧密的联结，因此绘画同书法、篆刻相互影响，形成了显著的艺术特征。作画之工具材料为我国特制的笔、墨、纸、砚和绢素。近现代的中国画在继承传统和吸收外来技法，有所突破和发展。

　　古代世界的三大艺术高峰，是非洲的埃及、欧洲的希腊和中国的盛唐。虽然地跨三大洲，艺术的表现形式不同，但三者有着共同的精神，都是面向现实生活，是从生活中走出来的艺术。自那以后，非洲艺术无太多的发展与变化，一直保持着原始朴实自然的风貌。欧洲艺术跨越希腊时代，受神学精神的桎梏，绘画曾一度走向死亡，但是文艺复兴的人文精神把绘画从死亡中拯救出来，使它从神坛回到人间，人性成为绘画的主题。中国唐代画师蔚起，焕然称盛，林风眠研究多年而在留学归来成文的《中国画新论》中称赞道：“这个时代的画风，因取材自然界的描写，作风纯系自由的、活泼的、含有个性的、人格化的表现。初期中，如顾恺之的风格，细致高雅的意味；吴道子的吴带当风，尤可想见其当时作风之超逸。”中国绘画走过盛唐，进入一个比较复杂的局面，山水花鸟和人物画的分离，有着峰回路转的迷离风光，但经五代、两宋及元、明，再经过清代的二百几十年，虽是画派纷呈，已如水流花谢，春事都休，连一点回光返照的影子都没有了。

　　如果分头而论，唐代的绘画同文学一样，一切都到了成熟阶段。唐初人物画，以立本、立德阎氏兄弟为代表。到开元之后，吴道玄的画派，风靡了整个画坛，后起画家如张萱、周昉，无不以他为宗师。特别是他们笔下的仕女，不论初唐崇尚削瘦，中唐以后追求肥壮的形态，但都是恢弘博大，显得气度高华，即使是面部、四肢与肌肉及服装这些难以传达的形态，都扼要而生动，有一种亲切的气氛，从他们的独到观察力来讨论，足见这是来自生活。到了宋代，一部分画家再往细微方面走，一部分一反旧习转到了豪放一路。走向细微的，写实的范围及动态表现都不及唐，气格显得小了；走向豪纵阔略的，虽清刚爽利，体态流动富于外向性，可传到明代好往粗鄙的路上狂奔，影响之大虽如洪水狂澜，但很快就结束了。明的后期及清代仕女，都是小鼻子小眼，完全脱离人的本性，只是从旧纸中寻生活了。

　　唐代山水有诸名大家，如大小李将军、吴道子、荆浩，但他们的画迹泯灭，无从评论，我们所能见到的古代山水车，在北方以范宽为最早，江南的以董源为最早。范宽笔力苍健，擅于写正面折落的山势，刻骨地表达了山的质的一面，气势雄峻，一种真实的感觉，好像那群峰壁列，真的如压在面前一般。董源的画派，没有险峻的山峦、奇巧的装点，多平稳的山势，高下连绵，映带无尽，林麓洲渚，是一片真实的江南景色。南宋山水画，转变了方向，对描绘对象，显得简略、空旷而单纯。元代继承了北宋的遗风，虽然黄公望对富春山水和虞山有过真实的体验，王蒙对泰山也作过实地描写，但泥古的心情远远超过了对真实的关怀，他们的笔墨很少从真实的境界中出来，只是一味地从前人的技法中寻找自己的生命。倪瓒表现的已是一种消极的风格，把真实的形象处于配角的地位，只是在表现那百读不厌的笔墨。这一风气，一直影响到明清两代，只是接受前人的技法，绘画的主旨反逐渐地遗落了。他们大多是剥皮主义，所谓新的风貌，也只是从剥皮中产生，并不知道真实。从明董其晶到清初“六家”，走的是同一条路，萎靡地拖延了五六百年。可是道济和尚石涛，没有接受定传染，对山水画的革新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表现了当时环境的独立精神。

　　花卉之初创，也是作为人物的配角而存在的，唐代开始，才逐渐独立发展起来。唐代的殷仲客的花鸟写真、吴道子的墨竹、李隆基及萧悦也都是花鸟专家，但没有作品流传于世。从唐末的黄筌、黄居采父了，南唐的徐熙、徐崇嗣祖孙，虽然画风不同，但都是崇尚真实的写生。自此以后，中国的花鸟画一直沿着写实的路子在发展，皇帝老儿中也不乏花鸟画高手，南唐后主李煜，创造了“金错刀”体势，宋代徽宗赵佶的工细双勾花鸟，领导着画院，从事写生的研究，特别是水墨花卉画家历代都有高手，无论工细的或豪放的，所追求的风格都是温静娴婉，笔墨情意，而且“人格化”了的。这又影响到山水和人物，形成了当时所谓“士大夫画”、“文人画”。历史的沧桑，朝代的更替，加上宋明理学的兴起，对故国的思念之情及神秘玄学的追求，绘画就渐渐地离开人间烟火，只是以笔情墨趣来表现空灵与超脱了，而遗忘了人类基本的生物情绪。画家只在传统成规中兜圈子，不像古人那样深入自然，虽然有着回归古人高贵神韵的愿望，但却少由自然唤起的基本生命感，画面必然越来越干枯、脆弱、空虚。

　　自明代以降，绘画中不乏革新之士，如明代的陈道复与徐渭。陈的精力所聚，在于秀媚的风姿与流宕的情趣，笔意清发，墨韵明净、粗中带细的描绘，创造了一种亲切的意境。徐和注意力，集中在情趣的散豁，水墨泛滥，舞秃笔如丈八蛇矛，使酒狂歌，放诞不羁，有令人震惊的气势。清初的朱耷与道济，他们都是明王朝的宗亲，明亡入清，朱耷运用秃笔，凝重圆润，显得朴苠酣畅，有特殊的含蓄情味，他笔下的鱼鸟，突出夸张的描绘。增强了奇特的灵动性、倔强性与创造性，不是一般寻常想象所能范围的。道济从山水到花卉，全面领导着革新运动。朱耷也道济就是一种新生命的诞生，是超前绝前代的创格。扬州八怪诸家，也试图在前人的基础上创新，而在前的是一条失败的道路。

　　从这一简单的历史叙述中可以看出。明代开始，有识之士就已经感到中国绘画在走向衰微，入清以后，这种衰微把中国画送上日暮途穷的绝路，虽有着矢志革新的人，但都无法力挽狂澜。

　　从宋代到元明清三代六百年，按林风眠的分期展示于过渡性的第三个时代，他在《中国画新论》中写道：“第三个时代有无结果尚未可知，唯在此长液漫漫的黑暗中，新旧思潮之直接而急迫澎湃争执，其结果如何，亦正未可说定。”

　　二十世纪初，中国处在一个优患重重、动荡不安的时代，也是一个创造机会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政治革命迈上一个新的里程，文化也遭到空前的冲击，社会在痛苦中起了变化。新旧交替的混乱局面，正宜突出天才的诞生。在文化上以白话文为主体的新文化运动，造就了不少新文学俊杰，中国画的革新运动更激发了第一流的绘画智慧，产生了许多承先启后的画家。赵之谦、虚谷、蒲华、任伯年、吴昌硕相继进入画坛，使得衰落时期的传统绘画爆发出耀眼的火花。但社会演变的缓慢制约了艺术的发展，他们虽有创造，只不过是文人画传统的延续，无法阻止中国画的继续衰微。黄宾虹“真山真水”，齐白石的“民间味”，虽然给中国画换了一点血液，使旧有的形式焕发新的光彩，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画走向衰微的命运。

　　中国画的革新要选择一条全新的道路，已是大势所趋了。

　　这样，我们就发现在寻求突破传统的道路上，与以上诸家举着不同旗帜的是借鉴西方绘画。以油画水彩作为表现工具，以新颖的技巧与中国绘画相结合，达到中国画的“现代化”。中国画向西方学习，走着一条迂回曲折的道路，最早是高剑父、陈师曾、李叔同等留学日本，从日本的绘画中学生西方绘画技术。因为日本比中国早接触西方，日本绘画也随之传到西方，致使西方人认为日本绘画代表了东方风格，或者说就是中国绘画，这是一种误解。虽然从康熙晚年到雍正乾隆三朝已有几位从欧洲来的画家任宫廷画师，如意大利人郎世宁，法国人王致诚、艾启蒙等，但他们的活动只限在宫廷，并没深入民间，因此对中国绘画没有发生多大影响。

　　辛亥革命后，由于共和政府的领导，开始注重吸收西方文化。艺术方面，幸而有蔡元培，他努力提倡新艺术思潮，鼓励并协助国人到欧洲留学。但民国初年，欧洲正处于第一次大战期间，赵欧大多数国家留学极不方便，即赴法留学。最早赴法留学学艺术的有李超士（1911年赴法，1919年回国）和方君璧（幼年即赴法留学），再就是林风眠、徐悲鸿和潘玉良了。再以后就是受林风眠和徐悲鸿影响的艺术家，大都是二十年代晚期到巴黎的，如汪日章（1926年赴法）、王临乙、刘开渠（均于1929年赴法）；还有周圭、唐蕴玉、庄子曼、陆传纹（均于1930年赴法），此外还有常书鸿、司徒乔、张荔英、陈士文、黄觉寺、滑田友、庞薰琹，都在这时赴巴黎留学。

　　历史已经证明，在众多留法学艺术的艺术家中，不少是人天才画家，画出一些在世界艺术史中占一定地位的作品。但带有明确宗旨，创立中国新的绘画艺术的，只有林风眠与徐悲鸿。他们又各自规定了所肩负的使命，林风眠是要使中西艺术融合，创造全新的艺术；徐悲鸿则是志在用西洋画的技巧来改造中国画，使之新生。

　　林风眠在留学期间形成“调和中西”的绘画主张，是因为他把中国传统绘画已经看透了，他认为：元明清三代六百年来绘画创造了什么？比起前代来实是一无所有。在绘画史上决算起来，不特毫无所得，实在是大大的亏了本。所得到的只是因袭前人之传统与摹仿之观念而已。这个从"黑暗时期"走过来而失去生命的绘画，光靠打强心针能把它改造出新的生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