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刘文典刘文典，安徽合肥人。原名文聪，字叔雅。1889年12月生。1906年入芜湖安徽公学学习，因聪明好学，积极上进，为该校教师陈独秀、刘师培的赏识,并受到他们反封建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和熏陶。1907年加入中国同盟会。　在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刘文典1909年赴日本留学。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青年时代的他怀着满腔激情，于1912年回国，在上海于佑任、邵力子等主办的《民立报》担任编辑，宣传民主革命思想。1913年再度赴日本，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并任孙中山秘书。　1916年，刘文典回国，在北京大学任教，研究诸子著作。1923年出版专著《淮南鸿烈集解》，受到学术界极大重视。继《淮南鸿烈集解》之后，刘文典又从事《庄子》、《说苑》等书的校勘，写了《三余札记》。这段时间是刘文典在学术上最有成就的时期。　“五四”期间,刘文典站在新文化运动的一边,曾在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编辑部担任英文编辑，翻译了《近世思想中之科学精神》、《叔本华自我意识说》、《佛兰克林自传》、《美国人之自由精神》等外国学术论著。　刘文典1927年任安徽大学校长。1929年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主任，同时在北大兼课。除从事教学工作外，还陆续校勘古籍。1939年，完成了《庄子补正》、《说苑斛补》等书的校勘编撰。著名学者陈寅恪为《庄子补正》作序。抗日战争爆发后，刘文典没有来得及与清华、北大等校撤离南下，滞留北平。期间，日本侵略者曾多次派人请他出来教学并在日伪政府做官，他都断然拒绝，表现了一个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　1938年刘文典先生逃离北平，辗转南下，历经磨难后到达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　1943年，刘文典被聘到云南大学任教，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聘请他在云大担任“龙氏讲座”，后一直担任文史系教授。在云南大学执教至新中国建立以后。　1949年末，昆明解放前夕，朋友曾动员他去美国，已替他找妥具体去所，并为他一家办好了入镜签证。在这关键时刻，刘文典谢绝了，他说“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　全国解放后，刘文典的生活和工作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决心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贡献力量。他在云南大学先后讲授“杜诗研究”、“温李诗”、“文选学”、“文赋研究”、“历代韵文选”以及顾炎武、夏完淳评介等课程，并着手撰写《杜甫年谱》。1956年刘文典被评为一级教授，被推选为全国政协第一、二届委员。正当他准备完成计划中的学术著作时，不幸于1958年7月15日病逝于昆明。其主要著作有：《淮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说苑斛补》、《三余札记》、《进化论讲话》、 《进化与人生》等。　刘文典先生学识渊博，学贯中西，通晓英、德、日多国文字。他讲授的课程，从先秦到两汉，从唐、宋、元、明、清到近现代，从希腊、印度、德国到日本，古今中外，无所不包。他先后讲授过“文选学”、“校勘学”、“先秦诸子研究”、“大唐西游记研究”、“庄子”、“淮南子研究”、“文心雕龙”、“史通”、“文赋”、“今古文研究”、“玄奘传校注”、“温庭筠李商隐诗”、“陶渊明”、“中国化的外国语”等课程，且有很多独到的见解。他专长校勘学，版本目录学，唐代文化史，是当代我国杰出的文史大师，校勘学大师和研究庄子的专家，是全国著名学者之一。他在学术上的地位和对我国教育事业的贡献，值得我们永远记念。

　　刘文典（1890-1958715），字叔雅，原名文骢，笔名刘天民。安徽合肥人。校勘学家。九三学社成员。

　　自幼入教会学校学习英语，1906年入芜湖安徽公学，受到老师陈独秀、刘师培的影响，积极参加反清活动，1907年加入同盟会。1909年东渡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其间积极参加革命活动，随章太炎学习《说文》。1912年回国，同于右任、邵力子等在上海办《民立报》，任编辑和翻译。1913年再度赴日，任孙中山秘书处秘书，并参加中华革命党，从事反对袁世凯复辟活动。1916年回国后，由陈独秀介绍到北京大学任教，发愤从事古籍校勘，经过数年努力，完成第一部学术著作《淮南鸿烈集解》，受到学术界好评，学术声誉由之大振。五四前后曾任《新青年》英文编辑。在北京大学期间，讲授《淮南子》研究、校勘学、先秦诸子研究等课程。1927年出任安徽大学文学院院长、兼预科主任、校长等职。1928年重回北京大学任教。1929年任清华大学国文系教授兼主任，同时兼任北大教授。1938年辗转至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大。1943年任云南大学文史系教授直至退休。曾当选全国政协第一、第二届委员。1958年去世。

　　刘文典一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在校勘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成就尤为突出。在高校开设过的课程有：《淮南子研究》、《庄子研究》、《先秦诸子研究》、《大唐西域记研究》、《论衡研究》、《杜甫研究》、《史通研究》、《校勘学》、《文选学》等，为培养从事传统文化研究的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著作有：《淮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说苑斠补》、《三余札记》、《群书校补》、《杜甫年谱》等。

　　自许

　　○刘文典对庄子研究颇深，每次登堂讲授《庄子》，开头第一句必是：“《庄子》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有人问刘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刘大发感慨道：“古今以来，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我刘文典，第二个是庄周，另外半个嘛……，还不晓得！”

　　○刘文典曾讲元好问、吴梅村诗，讲完称：“这两位诗人，尤其是梅村的诗，比我高不了几分。”

　　气节

　　○刘文典任安徽大学校长时，发生学生风潮。蒋介石来到安庆，召见刘文典。见面时，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蒋很是不满。蒋要刘交出在学生风潮中闹事的***员名单，并严惩罢课学生。刘当面顶撞说：“我不知道谁是***。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说到激烈处，两人互相拍桌大骂，一个骂“你是学阀”，一个骂“你是新军阀”。蒋介石恼羞成怒，当场打了刘文典两记耳光，并给他定了个“治学不严”的罪名，把他关进了监狱。

　　○据说，刘文典见蒋介石之前曾有豪言壮语：“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我师承章太炎、刘师培、陈独秀，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声讨过袁世凯，革命有功。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

　　○卢沟桥事变后，刘文典未能及时撤离北平。日本人通过周作人多次请刘出任伪职，均被他严词拒绝，因此惹怒了日本当局，其住宅连遭日军搜查，刘毫无惧色。先是，刘文典曾两度赴日留学，日语颇为流利，但在日寇面前，竟“以发夷声为耻”。他说：“国家民族是大节，马虎不得，读书人要懂得爱惜自己的羽毛”。

　　风采

　　○学生曾形容在大学任教时的刘文典：“记得那日国文班快要上课的时候，喜洋洋坐在三院七号教室里，满心想亲近这位渴慕多年的学术界名流的风采。可是铃声响后，走进来的却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头罩上寸把长的黑发，消瘦的脸孔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入；长头高举兮如望空之孤鹤；肌肤黄瘦兮似僻谷之老衲；中等的身材羸瘠得虽尚不至于骨子在身里边打架，但背上两块高耸着的肩骨却大有接触的可能。状貌如此，声音呢？天啊！不听时犹可，一听时真叫我连打几个冷噤。既尖锐兮又无力，初如饥鼠兮终类寒猿……”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讲《文选》课，不拘常规，别开生面。上课前，先由校役带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便一边吸旱烟，一边解说文章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时他是下午的课，一高兴讲到5点多钟才勉强结束。或称刘“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

　　○有一次，刘文典上了半小时的课便结束了上一讲的内容。学生以为他要开讲新课。这时，他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 原来，下个星期三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届时，校园里摆下一圈座位，刘文典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生动形象，见解精辟，让听者沉醉其中，不知往返。

　　○刘文典上课征引繁富，经常一堂课只讲一句话，故而讲《文选》，一个学期只能讲半篇《海赋》。后因吸食鸦片，有时上课中间瘾发便狂抽香烟，由于发音多通过鼻腔，故而发音混混不清，讲《文选》时，只能听到嗫嚅而言：“这文章好！这文章妙！”

　　妙论

　　○刘文典性滑稽，善谈笑，尝自称“狸豆鸟”；因“狸”、“刘”古读通；“叔”者豆子也；“鸟”则为“鸦”，乃“雅”之异体（刘文典字“叔雅”）。因刘喜自谑，与道貌岸然者有别，故“学生们就敢于跟他开点善意的玩笑”。

　　○西南联大时，刘文典教学生写文章，仅授以“观世音菩萨”五字，学生不明所指，刘解释说：“观，乃是多多观察生活；世，就是需要明白世故人情；音，就是文章要讲音韵；菩萨，就是救苦救难、关爱众生的菩萨心肠。”学生闻言，无不应声叫好。

　　○刘文典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红学家，持论多有“索隐派”的色彩。有一次，原定在西南联大一小教室中开讲《红楼梦》，后因听讲者太多，容纳不下，只好改在教室前的广场上去讲。届时早有一批学生席地而坐，等待开讲。其时天已近晚，讲台上已燃起烛光。不久，刘文典身着长衫，慢步登上讲台，缓缓坐下。一位女生站在桌边从热水瓶里为刘斟茶。刘从容饮尽一盏茶后，霍然站起，如唱“道情”一般，有板有眼地念出开场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然后拿起粉笔，转身在旁边架着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滁”四个大字，并解释说：“元春省亲大观园时，看到这幅题字，笑道：‘花滁’二字便好，何必蓼汀？花滁反切为薛，蓼汀反切为林，可见当时元春已然属意薛宝钗了。……”

　　臧否

　　○刘文典自称“十二万分”佩服陈寅恪，二人曾在西南联大共事。一日，刘跑警报时，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身体羸弱，视力不佳，行动更为不便。便匆匆率领几个学生赶赴陈的寓所，一同搀扶陈往城外躲避。同学要搀刘，刘不让，大声叫嚷：“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搀扶陈先走。

　　○刘文典一意钻研古典文学，很瞧不起搞新文学创作的人，认为“文学创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一日，有人偶尔问及当时以《激流三部曲》名噪一时的巴金。他沉思片刻后，喃喃地说：“我没有听说过他，我没有听说过他。”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当教授时，对讲授语体文写作的作家教师沈从文甚有偏见。当他获悉联大当局要提升沈为教授时，勃然大怒，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

　　○在讨论沈从文提升为正教授的教务会议上，大家都举手同意，惟有刘文典表示不满，他说：“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做教授，我岂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吗？”

　　○西南联大时，有一次跑警报，沈从文碰巧从刘文典身边擦肩而过。刘面露不悦之色，说：“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该死的，你干吗跑啊？”

　　交游

　　○刘文典在清华任教时，需要查阅某种佛经，闻北京西山香山寺有此佛经。该寺藏书有严格规定，非佛教人士，不准借阅，借阅必须在寺内念经堂正襟危坐，也不得以手指沾口水翻书页，必须用寺院制作的蔑子翻阅，违者受罚。寺中和尚深知刘文典是知名学者，特准他借阅，阅前详细介绍了阅读规则，刘先生当即承诺，严守规约。和尚去后，刘文典先生静坐读经，因车马劳顿，未看多久，便生困意。见室内有一空床，便趁机持书卧床阅读，不料竟然进入梦乡，手中佛经也掉在地上。不知过了多久，正在梦中的刘忽然听到骂声，头面受到扑打，睁眼看到老和尚边打边斥责“您言而无信，竟把佛经丢在地上！”，头面受到扑打。他睁眼一看，老和尚边打边斥责说：“你言而无信，竟把佛经丢在地上！”无奈，刘文典只好一面承认错误，一面“抱头鼠窜”（自称），佛堂是关闭的，既逃不出去，自己也不想逃出，因外面还有游人，出去难免丢人现眼！只有且喊且逃，苦苦求饶。和尚见刘先是狼狈不堪，后又甘心挨打，全无名教授的架子，竟然怒容一变，“噗哧”一声笑了，也便赦免了他。因这一打，刘竟和老和尚成为好友，还在清华园设素斋招待招待这位朋友。刘后来回忆此事说“我的脑袋虽然不太高贵，但也不是任何人可以打的。但这次挨打应该，君子不可失诺！”

　　○西南联大青年教师陶光是刘文典的得意门生，经常为学问之事登门请教。但有一段时间陶因课务繁忙，没有去看望恩师，心存愧疚。后专门抽出时间拜望恩师。不料，两人甫一见面，刘就劈头大骂陶，骂其是“懒虫”、“没出息”、“把老师的话当耳旁风”，等等。陶一时莫名其妙。他虽一向尊重恩师，但刘文典如此辱骂。他也忍无可忍，正要怒目反击时，忽见刘用力一拍桌子，更加大着声音说：“我就靠你成名成家，作为吹牛本钱，你不理解我的苦心，你忍心叫我绝望么？”刘的口气又由硬变软，从愤怒之声到可怜之语。陶光听到老师把自己当成“吹牛的本钱”，很受感动，于是该怒为笑，向恩师倒茶赔罪。自此以后，两人的师生情谊更见深笃。

　　新声

　　○建国后，李广田任云南大学校长，口口声声称刘文典为“老师”、“刘老”。开大会请刘老坐前排，开座谈会请刘老先发言。学校评职称，他被评为一级教授，并任全国政协委员。朋友们祝贺他“喜事重重，旧貌换新颜”。他说：“我热爱***，热爱社会主义，是早有思想基础的，我早年参加同盟会，跟随过孙中山，坚决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政策，那时已扎下了拥护共产主义的根，今天实现了我的夙愿。”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时染上了抽鸦片的恶习，还赞美“云土”为鸦片中上品，又因他喜云南火腿，故有“二云居士”、“二云先生”的称号。后深受其苦，不能解脱。谁知解放后，刘竟彻底戒掉鸦片，思想改造也顺利过瓜，逢人便称：“处于反动统治的旧社会，走投无路，逼我抽上了鸦片，解放后，在***领导下，社会主义国家蒸蒸日上，心情舒畅，活不够的好日子，谁愿吸毒自杀呢！”

　　http://cnzhanjunnet/articlephparticleid=61（刘文典近照）

　　http://wwwguoxuecom/master/liuwendian/lwd03htm（刘文典轶事）

刘文典，安徽合肥人。原名文聪，字叔雅。1889年12月生。1906年入芜湖安徽公学学习，因聪明好学，积极上进，为该校教师陈独秀、刘师培的赏识,并受到他们反封建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和熏陶。1907年加入中国同盟会。

在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刘文典1909年赴日本留学。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青年时代的他怀着满腔激情，于1912年回国，在上海于右任、邵力子等主办的《民立报》担任编辑，宣传民主革命思想。1913年再度赴日本，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并任孙中山秘书。 1916年，刘文典回国，在北京大学任教，研究诸子著作。1923年出版专著《淮南鸿烈集解》，受到学术界极大重视。继《淮南鸿烈集解》之后，刘文典又从事《庄子》、《说苑》等书的校勘，写了《三余札记》。这段时间是刘文典在学术上最有成就的时期。

刘文典1927年任国立安徽大学校长。1929年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主任，同时在北大兼课。除从事教学工作外，还陆续校勘古籍。1939年，完成了《庄子补正》、《说苑斛补》等书的校勘编撰。著名学者陈寅恪为《庄子补正》作序：“然则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供治庄子者必读而已哉。”1962年张德光教授为该书再版作《庄子补正跋》又曰：“补正乃校勘训诂专著；其兼综群言，发微补阙，实为精心刻意之作，足资治庄学者之借镜……先生勤搜前人微引，博采诸家校释。参稽互证，以为补正；其疏通疑滞，嫠定底本之功盖不可磨。”　《庄子补正》，共十卷，全书共收列庄子内、外，杂篇全部原文和郭象注，成玄英疏及陆德明经典释文之庄子音义，校以历代之庄子重要版本，并广泛征引著名学者王念孙，王引之等人的校勘成果，而将其补正之文分繁于各篇相关内容之下。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文典没有来得及与清华、北大等校撤离南下，滞留北平。期间，日本侵略者曾多次派人请他出来教学并在日伪政府做官，他都断然拒绝，表现了一个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

1938年刘文典先生逃离北平，辗转南下，历经磨难后到达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

1943年，刘文典被聘到云南大学任教，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聘请他在云大担任“龙氏讲座”，后一直担任文史系教授。在云南大学执教至新中国建立以后。

1949年末，昆明解放前夕，朋友曾动员他去美国，已替他找妥具体去所，并为他一家办好了入境签证。在这关键时刻，刘文典谢绝了，他说“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

全国解放后，刘文典的生活和工作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决心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贡献力量。他在云南大学先后讲授“杜诗研究”、“温李诗”、“文选学”、“文赋研究”、“历代韵文选”以及顾炎武、夏完淳评价等课程，并着手撰写《杜甫年谱》。1956年刘文典被评为一级教授，被推选为全国政协第一、二届委员。 其主要著作有：《淮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说苑斛补》、《三余札记》、《进化论讲话》、　《进化与人生》等。 刘文典先生学识渊博，学贯中西，通晓英、德、日多国文字。他讲授的课程，从先秦到两汉，从唐、宋、元、明、清到近现代，从希腊、印度、德国到日本，古今中外，无所不包。他先后讲授过“文选学”、“校勘学”、“先秦诸子研究”、“大唐西域记研究”、“庄子”、“淮南子研究”、“文心雕龙”、“史通”、“文赋”、“今古文研究”、“玄奘传校注”、“温庭筠李商隐诗”、“陶渊明”、“中国化的外国语”等课程，且有很多独到的见解。他专长校勘学，版本目录学，唐代文化史，是当代我国杰出的文史大师，校勘学大师和研究庄子的专家，是全国著名学者之一。他在学术上的地位和对我国教育事业的贡献，值得我们永远记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