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学生来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的最适合，因为在书的前面有黄霖和周兴陆的导读，对王国维的简历、学术思想、文艺观、《人间词话》的版本情况都有比较详细的介绍。

如果是想更加专业一些，则可以选择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的（最近有重印）。不过这个版本是繁体字，而且竖排。

词起源于唐，流行于中唐以后，到宋而达极盛。这阕《思帝乡》小令便是五代时期花间派代表词人韦庄的作品。韦庄，字端己，长安人，生活在唐朝由衰到灭亡，再到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混乱时期。花间词以描写古代贵族女性生活和爱情为主要内容，故后人皆称之为“艳词”。但韦庄的这首《思帝乡》却以一个普通女子游春时对一个风流多情男子的向往和期待为主题，词中语言清新，读起来独具美感。

开句“春日游”点明了时间、事件。试想：春日春意盎然，草木勃发，昆虫起蛰，一切的生命都表现出一种与往时不同的跃动。“游”字则说明了本词的女主人的心态：春日闲暇，而春心与草木皆动！接着“杏花吹满头”则进一步用杏花渲染气氛。“满”字既写出繁花簇锦的盛况，也写出女主人见花心头澎湃的情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女主人看见了“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一个“足”字充分体现出了女主人对“陌上年少”的一见钟情，从而也为下面抒发个人感情提高了足够的铺垫。

接着女主人大胆说出“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的心里话，这是一种期盼的理想，也是一种自甘奉献的矢志不移的真挚感情。“纵被无情弃，不能羞”则进一步说明自己为情甘愿殉身而无悔的思想，这是山盟海誓的最高境界！比“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来得更加大胆，更加强烈，更加义无返顾。

这阕小令先写景，后写人，再抒情，从春日杏花到陌上年少，再到将身嫁与，到弃不羞，事件层层递进，情感步步深入。全词仅34字，却生动深刻地勾画出一个女子对爱情的无限憧憬和对爱情的殉身精神，给读者一种深沉的感动和丰美的联想。

赏析二：

这是一首爱情词，词中通过描写一个天真浪漫的少女热情大胆地追求爱情的故事，表现了她爱情专一的优秀的品德，敢于反抗封建礼教的斗争精神。“春日游，杏花吹满头”，点明了季节。有一个如花似玉的少女，满面春风的漫步在花径中，微风吹来枝头落英缤纷，花雨飘洒在少女的头上。仅有八个字就勾勒出一幅春意盎然色彩绚丽的少女春游图。“陌上谁家少年，足风流”，是写少女所见，也是文中的又一主人公。这位少年公子也是在风和日丽的时刻，趁着大好时光，信步出来郊游的。他那风度翩翩的姿态，英俊潇洒的形象，使的少女一见钟情。“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这是写少女的心理活动。她打算嫁给少年终身和他相伴。并决定即使是被薄情抛弃，也不以为羞。这首词以真率的语言，描写内心的情感，着在当时以婉约含蓄为正宗的文艺领域里要算是别开生面，独放异彩。还有白描的使用作者用淡雅的语言，描写了少女的美丽形象和坦率的性格。把迷人的春天展现在读者的面前，真挚的情感引起读者的共鸣。其语言有浓厚的民歌风味，节奏上有一定的音乐性，长短错乱的句式，有利于表现突然发生的情感，声情激越，扣人心弦。最后用誓言似的短语作结，强烈的表示了女主人公的爱情的坚贞补不渝。

第一：如果要选择校勘精准的，数佛雏的本子最好，老先生功底扎实，出的时间比较早，名字叫《新订人间词话广人间词话》，华东师大出的；

第二：如果要研究，浙江古籍出的影印手稿；

第三：如果来点翻译的，施议版本的；

第四：如果从旁要多了点知识，建议看周锡山的三汇本，中华书局的疏证本也可以。

《人间词话》是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所著的一部文学批评著作。接受了西洋美学思想之洗礼后，以崭新的眼光对中国旧文学所作的评论。表面上看，《人间词话》与中国相袭已久之诗话，词话一类作品之体例，格式，并无显著的差别，实际上，它已初具理论体系，在旧日诗词论著中，称得上一部屈指可数的作品。甚至在以往词论界里，许多人把它奉为圭臬，把它的论点作为词学，美学的根据，影响很是深远。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晚清以来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

《人间词话》是王国维文学美学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其中之境界说则是王国维文学美学思想的核心与精髓。在王国维看来，以诗词为最高体现和代表的文学也有其本质之美，他将这种本质与理想之美名为“境界”。

“境界”既不是某种具体的情境和状态，也不是诗人和文学家在作品中创造出来的东西。“境界”是先验的、自在的，是独立于具体作品以外的本源的存在。“境界”又是抽象的，它没有明确具体的内涵，却又包容着丰富的内蕴和意义。它可以在具体作品中获得直接的实现和体现，但这种实现和体现又并非就是“境界”本身，而只是“境界”的现象和表象，或者说，是“境界”在具体作品上面的“分有”。因此，体现在具体作品中的“境界”是相对的、有限的，是可以直接感知和把握的，而作为本质与本体的“境界”则是绝对的、无限的，是不可直接感知与把握的。这就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境界”概念的基本含义，显然，它既同中国古典传统文学当中的“意境”概念没有直接的渊源，又不是一个实在的、具体的概念，而是王国维在融合中西方文学美学思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与独创的一个新的、特定的文学美学范畴，一个带有鲜明的哲学和形而上学色彩的抽象概念。上述观点在《人间词话》中的直接依据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王国维在《人间词话》的起首第一句便明确指出：“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在这段开宗明义的文字当中，王国维不仅明确指出了“境界”在诗词乃至整个文学当中的地位和意义，而且着重强调了“境界”作为衡量具体作品的最高标准的唯一性和绝对性，即只要有“境界”，则必然是好作品、好文学。那么，“境界”显然是一个具有本质和普遍意义，并且内含相当丰富的概念。

二、“境界”是《人间词话》及其境界说所讨论和涉及的核心概念，又是王国维首创的一个特定概念，但是对这个概念本身的确切含义，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却始终未置一词。这或许不应归于疏漏或其他原因，而很可能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和情形：即作为诗词乃至文学的最高本质与理想之美的“境界”，其内含本身就是抽象的、无限的，是无从把握和不可言说的，因此也就只可意会而无以言传了。

三、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两次涉及对境界说的自我评价，第一次是在《人间词话》的第九则中：“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第二次是在《人间词话》删稿第十三则中：“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神韵，末也。有境界二者随之矣。”在这两段文字中，王国维将传统文论当中的“兴趣”、“神韵”和“气质”三个概念与“境界”相比较对照，可见是把它们作为同一性质或范畴的概念来看待的。“兴趣”、“神韵”、“气质”等对于文学来说，无疑都是一些内涵抽象的概念，那么“境界”必然也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仅如此，“境界”还是一个比上述诸概念更抽象、更本质，含义更丰富、更广大的概念，因为前三者不仅都已经包含在“境界”当中，并且同“境界”相比，它们都只不过是“面目”和“末”，唯有“境界”才是真正的“本”。由此可见，“境界”确是一个非比一般、不同寻常的特殊概念，而王国维对于首创这一前无古人的新概念的自许与得意就不难理解了。

四、王国维在《人间词话》开篇提出“境界”概念之后，接着又建立起一系列与之相关的概念和范畴，其中包括：“造境”与“写境”、“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优美”与“宏壮”、“大境”与“小境”，以及后来在评论具体作家作品时涉及到的其他一些概念和范畴，如“隔”与“不隔”、“客观之诗人”与“主观之诗人”、“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等等，这些概念和范畴涉及词以至整个文学从内容到形式、从思想情感到艺术表现等各个方面，无疑是理解和把握境界说及其概念的又一关键问题。如前所述，“境界”作为词乃至文学的最高本质与理想之美，它本身虽然是抽象的、绝对的存在，是不可直观不可把握的，但它却可以在具体作品中获得直接的实现与体现，呈现为种种不同的、具体的“境界”现象，即表现为特定的“神韵”、“气质”、意境、情境、格调等等，构成具体的美词和美句。而这些现象则是具体的、直观的，是可把握和可言说的，是可以在具体作品中加以创造并达到的。王国维在提出“境界”概念之后建立起来一系列范畴，正是对这些不同的“境界”现象的梳理和归类，解说和界定。然后借此窥斑见豹，体象会神，从而揭示出“境界”的内蕴与真髓。（刘自匪）

王国维初名国桢，字静安，晚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是我国近、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杰出的古文字、古器物、古史地学家，诗人、文艺理论学、哲学家。他早年追求新学，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继而转攻词曲戏剧，后又治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在甲骨文、古器物、殷周史、汉晋木简、汉魏碑刻等诸多学科的研究中都作出了重大贡献，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不止如此，他平生学无专师，自辟门户，成就卓越，贡献突出，在所涉猎的各个方面均有极深造诣和独到创见，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

王国维21岁时，离开家乡海宁，来到上海谋生，在梁启超任主编的《时务报》报馆担任书记、校对。半年之后，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这家报纸被迫改刊。于是他离开报馆，来到罗振玉主办的上海东文学社，边工作边学习。罗振玉擅长考古，具有丰富的金石文字知识，家里藏有丰富的甲骨、金石等器物，在治学上也有一套办法。王国维的刻苦好学很快得到罗振玉的赏识，1901年秋，罗振玉推荐他到日本东京物理学校学习。回国后，王国维先后在江苏南通和苏州师范学堂教书，不久，罗振玉推荐他当了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在辛亥革命浪潮袭来之际，他追随罗振玉流亡到了日本，开始从事中国古代史料、古器物、古文字学的研究。

1923年，革命浪潮在全国日益高涨，王国维却以清朝遗老自居，在罗振玉的引荐下，出任清宫南书房行走，给废帝溥仪当先生。这时清华大学设立研究院，拟请王国维当院长，他以“时变方亟”婉言谢绝。后来，溥仪亲自劝他就任，他才接受聘请，作了教授。王国维在清华大学教书期间，以精深的学识、笃实的学风、科学的治学方法和朴素的生活影响了清华学人，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方面的专家学者，但他本人却始终置身于内心和时代潮流的极端矛盾之中。

1927年6月24日，王国维雇好洋车来到颐和园。他购票入园，步行到排云殿西的鱼藻轩前，面对着昆明湖水，若有所思。但态度异常镇定，还从怀里掏出烟盒，取纸烟一支，吸之将尽，便向湖内纵身一跃！园丁听见有人落水，便连忙跑去把他救了起来，但不到两分钟，一代国学大师已经气绝身死。王国维的自沉昆明湖给中国知识界留下了深深的战栗和遗憾，也给后人留下了难解之谜，其时，他年仅50岁。

王国维的死因众说纷纭，但很多人都同意陈寅恪先生的观点，认为他并非身殉清王朝，而是“殉一国之文化”，无法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凋零乃至断裂，于是举身赴水。不过，无论王国维的政治态度如何，他在学术上的卓越贡献却是不可磨灭的。他是真正苦读的大学者，不少经他手校手批的古籍还保存在北京图书馆（即国家图书馆），在每一本的眉端、行间、卷首、卷尾都留下了眉批、夹注、校语、跋语，丹黄灿然。在日本的时候，夫人要跟他商量点事情，王国维拿着书本只当听不见。年轻时，他最不喜欢读《十三经注疏》，但为了搞简牍学、经学、史学等方面的研究，却下定决心通读。他为罗振玉收藏的大批书籍、甲骨片、金文拓片、碑刻拓片、封泥等一一整理编次、考证。有时一天下来，只能弄十几个铭文，十几张纸，非常艰苦，而他却乐在其中。“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这是对王国维先生当之无愧的评价。

王国维先生撰写的《宋元戏曲考》（后改名《宋元戏曲史》），第一次对中国戏曲的发展过程做了系统性的研究，他对戏曲的艺术价值的认识和对一些作家作品的评价，和西方戏剧理论也有明显的关联。

《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前面大部分是影印版的王国维先生讲义手稿，后面附有一部分学生的听课笔记，对中国古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著名学者叶嘉莹所著《王国维及其文学评论》对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和《红楼梦评论》有深入细致的研究。叶嘉莹先生的学术文章，文字优美，不仅是优秀的学术著作，同时也是令人不忍释手的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