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1日，邻国日本将公布新的年号，这个在历史文化上与我国息息相关的国家，过去从“大化”到“平成”，有出处可考的247个年号，全部引用自我国的古典著作，体现了古代中国在东亚地区深厚的文化影响力。那么就让民族文化为你介绍，2019日本新的年号是什么，平成之后的年号是什么。

2019日本新的年号是什么出自我国经典吗

2019年4月1日，日本政府公布新年号为“令和”，将从2019年5月1日起正式使用。现在的“平成”年号（1989年1月8日启用）将于4月30日停止使用。

新年号“令和”是首次出自日本古籍《万叶集》的年号，字面意思有“美好而和平”的意思，出自《万叶集》卷五《梅花歌序》：“于时初春令月，气淑风和，梅披镜前之粉，兰薰佩后之香。”

自645年日本启用首个年号“大化”以来，过去247个年号中辨明出处的均出自中国古籍，多数是《四书五经》等唐代之前的古典文献。比如“昭和”出自《尚书》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平成”出自《史记》的“内平外成”和《书经》的“地平天成”。因为此前负责选择年号的专家多由通晓中国古典文化的学者担任。

日本过去247个年号出自中国古籍

日本年号选定过程中非常重视汉字的出典。在日本从“大化”到“平成”的247个年号中，能够确认到出处的年号全部引用自中国的古典著作，共出自77部中国古代文献，这些文献半数以上是唐代之前的作品。

其中，有36个年号出自《尚书》，27个出自《易经》，25个出自《文选》，24个出自《后汉书》，21个出自《汉书》，出自《晋书》和《旧唐书》的年号各有16个之多。

比如，日本历史上非常著名的明治天皇的年号“明治”，就出自《易经·说卦传》中的“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

而日本现用的“平成”年号，典出《史记》和《尚书》，一为《史记·五帝本纪》中的“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二为《尚书·虞书·大禹谟》之中的“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功”，是取其“内外、天地能够和平”的意思。

截至目前的“平成”，日本从7世纪“大化”年号以来总计使用过247个年号，而这些年号中使用的汉字只有72个。

在这72个汉字中，使用频率最多的是“永”字，共使用过29次；其次是“天”和“元”，各使用过27次；接下来是“治”，21次；第五位是“应”，20次。而由这前5位汉字组成的年号共计115个，占全部年号的约466%。排名第6-10位的汉字是“正、文、和、长、安”。

包括排名前十汉字的年号共有176个，占全部的713%。而仅由前十名汉字组成的年号就有41个，其中包括“天应”、“文永”和“元治”等。

2019年4月1日，邻国日本公布了新年号“令和”，这一年号将自5月1日起正式启用，而现用年号“平成”则将在4月30日停用。自公元7世纪“大化”年号以来，日本历史上有据可考的247个年号全部出自我国古代经典，可见古代中国文化对该国的深厚影响。那么就让民族文化为你介绍，哪些日本年号来自我国古代典籍。

日本现新年号令和

当地时间4月1日上午，日本政府公布新年号为“令和”。5月1日开始，日本将从平成时代进入到令和时代。“令和”出自日本古籍《万叶集》诗句“于时初春令月，气淑风和，梅披镜前之粉，兰薰佩后之香。”是首次出自日本古籍的年号。

《万叶集》是日本最早的诗歌总集，相当于日本的《诗经》，所收诗歌主要为公元4世纪至8世纪中叶的长短和歌。一般认为《万叶集》经多年、多人编选传承，经数人校正审定才成今传版本。

这些日本年号来自我国古代典籍

迄今为止，日本共有247个年号，一直以中国古籍为依据来制定，除“天平感宝”、“神护景云”等奈良时代的5个例外，均由2个汉字组成，而且从未使用过平假名和片假名。

由于日本天皇在彰显自己权威和特色的同时也会加入迎来长久而美好时代的愿望，特定汉字被反复使用。其中次数最多的是“永”字，达29次。“元”和“天”字各27次，“治”为21次，“应”20次，“正”“长”“文”“和”各19次，“安”则使用过17次。

仅使用过1次的汉字有“吉”“胜”“泰”“白”“福”等30个。昭和的“昭”字也是其中之一。在决定昭和的时候，据称解释字义花了很多功夫。平成是第12次使用“平”字，“成”则是首度登场。

下面选取部分来自中国典籍的日本年号，以供参考：

养老：第44代天皇年号。出自《礼记》：“凡养老者，有虞氏以燕礼”；

嘉祥：第54代天皇年号。出自《汉书》：“是以百姓安，阴阳和，神灵应，而嘉祥见”；

延喜：第60代天皇年号。出自《尚书》：“延喜玉，王受德，天赐佩”；

长和：第67代天皇年号。出自《礼记》：“君臣正，父子亲，长幼和，而后礼义立”；

久安：第76代天皇年号。出自《晋书》：“建久安于万载，垂长世于无穷”；

承安：第80代天皇年号。出自《论衡》：“禹舜承安继治，任贤使能”；

安贞：第86代天皇年号。出自《易经》：“安贞之吉，应地无疆”；

德治：第94代天皇年号。出自《左传》：“德以治民，君请用之”；

平成：第125代天皇年号。出自《史记》和《尚书》，一为《史记·五帝本纪》：“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二为《尚书·虞书·大禹谟》：“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功。”

确实是第一次。

自2019年4月1日起，明仁主动退位，太子顺理成章地即位，年号也终于尘埃落定，采用“令和”，是日本第一位不从中国古代书籍中寻找年号的，可谓是开创首例了。

日本作为学习并实践中国年号制度的国家之一，而且是目前为止世界上唯一还在使用年号的国家，对于年号的变更，不仅仅是日本本国人民关注的焦点，更是全世界的话题。

中国封建统治者改年号主要原因是新帝即位。另外，遇到“天降祥瑞”的吉兆或遭受天灾人祸政治危机等厄运时封建统治者希望通过改元为自己歌功颂德，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历史上，日本天皇也出于同样的政治目的频繁改元(据统计，日本从645年至今，共使用过247个年号)。改元的具体原因主要是:

(1) 新天皇即位;

(2) 天象异变、疫病流行或发生天灾、战乱; 

(2)天降祥瑞。 

“令和”是“大化”以来的第248个年号，出自日本古典书籍《万叶集》。现在可以十分确定的“令和”成为历史上日本不借鉴中国书籍的年号，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但早在昭和末期，日本政府就有意自己“创新”，委托当时日本东京大学研究文学的著名教授考虑新年号，但没想到最终进入候选名单方案的三个年号，仍是出自中国古书。

事实上，虽然日本很多文化都源自中国汉唐文化、学习中国汉唐文化，但经过这么多年历史发展，日本早已形成了自己的“和风文化”。

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前夕，全中国有4747所图书馆，但是到了1943年，中国图书馆的数量下降到940所，五分之四的图书馆不是被毁坏，就是被抢空。在日本入侵期间，中国损失了图书馆藏书量的40%。

1905年，中国才开始建立现代图书馆体系。到1930年之前，中国所有的主要省市都建立了公共图书馆。这些图书馆中的大部分遭到日军洗劫。

根据日本和中国的文件记载，在南京 大屠 杀期间，日本军队对南京各类图书馆进行了系统地劫掠，掠夺图书总数达897，178册。

唐宋变革论 "的意义在于，中国文化从宋代开始进入现代，中国文化取得了空前的发展。同时，中国文化也进入了老年期，文化活力下降，不容易接受新事物。因此，中国文化在清代逐渐变得 "老朽"，呈现出 "保守 "的形象。因此，在内藤史学的语境中，中国的 "保守 "形象是由于中国从宋朝到清朝 "过早 "进入了现代，耗尽了活力，进入了老年，自然呈现出 "保守 "的氛围。

也就是说，"保守 "的中国形象是基于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 "唐宋革命论 "的延伸，而不是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黑格尔的 "中国停滞论"。虽然其外观相似，但其背景是二元的。因此，内藤在指出唐宋时期书法的变化后说。"书法虽是小道，但探究其兴衰原因后，不能不为之叹息"。侵华战争期间，日本为了保护记载中华文明史的古籍不被日军掠夺，手无缚鸡之力的教授们带着一个100万册的图书馆，从一个地方漂泊到大半个中国，途径上海、南京、长沙、重庆最后到达昆明国立联合大学，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将登记在册的一些珍本运到了美国。

在我们最大的图书馆的17万册图书中，我们只赶出了1万多册，其中一些被日本飞机炸毁。这就是为什么有无数珍贵的中国历朝历代的古籍堆积在日本，却在中国丢失的原因。不是我们不爱我们的民族文化，而是日本在我们贫病交加的时候与我们擦肩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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