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1日由中华中医药学会主办，中华中医药学会心身医学分会、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王永炎名医传承工作站承办的中华中医药学会心身医学分会2019年学术年会在北京中国科技会堂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广东、湖南等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中医药院校、医院、科研院所等共计600余名代表，围绕着中医学「 ”形神一体”、「 ”心身并调”的整体观主题，对中医心身医学的原创理论和新进展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 学术会议开幕式由主任委员郭蓉娟教授主持，中华中医药学会副会长李俊德教授、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校长翟双庆教授、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院长刘金民教授、分会名誉主任委员王永炎院士的弟子王玉来教授分别致辞。 学术交流环节以特邀主题报告、学术报告及与会代表讨论等形式，就中医心身医学的传统理论、现代新医学模式、临床相关疾病及其现代化研究所关注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在上午的特邀主题报告中，在刘金民教授、王显教授、张允岭教授、杨明会教授的主持下，国医大师王琦教授从中医形神一体生命观的角度论述了心身医学与中医学、中医体质学的关系，并通过临床验案、现代研究等肯定了中医药在指导治疗心身疾病中的主体作用。中国工程院院士俞梦孙教授重点论述「 ”有序性环境因子快速增强健康计划”，及与之相应的SIR健康新医学模式，以形成规模化中医现代化方案，用以提升健康人及各类慢性患者的功能态水平，为未来医学提供了新的模型。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胡大一教授以「 ”新时代，新征程”为主题，从慢病防治的背景、严峻性、发展模式等方面指出了双心医学在治疗慢性心脏疾病中的重要意义。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从中医五神学说的角度出发，引经据典将五脏与五神相关联，并通过实例来论证心为五神与五脏之中心。四位中西医大家的专题报告，既包括中医学原创性理论，又涵盖现代医学之新医学模式，深入浅出，融贯中西，给参会代表带来了一场国内最高水平的学术盛宴。 下午分别组织了失眠抑郁、双心和肿瘤心身三个分论坛进行分组讨论，20余位专家在分论坛进行学术报告交流。失眠抑郁论坛由中国中医科学院杨秋莉教授担任主席，张捷教授、庞铁良教授、姜荣环教授、张伯华教授、李秀玉教授、陈剑华教授、孔军辉教授、纳贡毕力格教授担任主持人。蔡焯基教授着重讲述了抑郁症治疗的规范化治疗及量化治疗，其中关于难治抑郁症的讲解也使与会者对抑郁症的生理、病理及治疗最新进展有了深入的了解。郝万山教授将少阳生发之气与抑郁症的关系娓娓道来，并分析其临证医案，使得对于阳不足导致抑郁等病机有了更加直观的了解。何裕民教授从中国古籍及传统文化的心理资源出发，探讨了心理咨询的本土化问题，认为因人而异的中医「 ”心疗”将会在临床中大有可为。王新志教授从《素问·逆调论》中「 ”胃不和则卧不安”出发，讲述了脾胃与睡眠障碍及多种疾病的密切关系。王广海博士根据他多年儿童睡眠障碍研究积累，展示了睡眠问题与儿童认知、智力、情绪发展的关系，为儿童心身健康相关研究的应用提供了新视角。何丽云教授团队在中医临床辨证论治失眠疗效评价研究工作中的先进试验设计理念，为我们的科研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杨秋莉教授介绍了其团队在叙事医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她将中医学与叙事医学结合的最新研究展示给听众，强调了共情与反思在心身医学诊疗中的重要性。郭蓉娟教授为我们展示了其团队通过动物实验探索醒脾解郁方治疗抑郁症的效应机理的研究成果，提出线粒体能量代谢障碍是抑郁症发生发展的重要病理机制这一创新性假说，为中医治疗抑郁症的有效性及作用靶点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中西医结合双心分论坛由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王显院长担任论坛主席，心血管内科张立晶主任担任执行主席，李瑞杰教授、薛梅教授、张立晶教授、刘洪旭教授、秘书长赵鹏博士共同主持。郭维琴教授带来《心主血脉心主神明与养心益智操》以及开创的养心益智操教学视频；姜红岩主任讲述《冠心病PCI术患者的精神心理评估及中西医结合治疗策略》等前沿知识，赵明镜教授讲授《心衰后认知功能障碍的评价和机制研究》；霍艳明教授分享了《中医情志疗法在心脏康复中的应用》。 肿瘤心身分论坛由湖南中医药大学黄立中教授担任论坛主席。李顺民教授、彭宏顺教授、刘华教授、邓天好教授、陈小中教授、石青教授、王昊教授、阳军教授、颜艳阳教授、詹行闻教授担任主持人。论坛伊始，黄立中教授与大家分享了心身医学分会前任主任委员赵志付教授刚柔辨证学术思想及对中医心身医学的贡献。田雪飞教授解读经典方治疗心身疾病的理论基础和临床应用效果。王清贤教授从医院肿瘤科患者常见心理疾病和状态，提出整合医院治疗的理念。李东芳教授从肿瘤患者及家属常见心理提出杂合而治，并分享医院临终关怀等经验。王院春教授总结分享导师王希胜教授治疗心身疾病的处方用药，具有较强临床指导意义。梁慧教授从乳腺癌患者常见心理疾病或状态出发，分享治疗方案。周旭辉教授是心理专业教授，从心理专业角度分析，常见心身疾病的处理方案。肖长江教授重视双心医学，分享了中国传统文化、养心与心血管疾病相关性。曾普华教授分享了从基础实验、临床研究到肿瘤临床真实世界大数据库的三个角度研究中药对肝癌的疗效。邓奕辉教授介绍了与心理情绪症状密切相关的甲亢治疗新模式。 本次年会虽然只有一天的时间，但节奏紧凑，内容丰富，既有全国中西医届的名老专家不顾年高前来指导后学；更有中青年学者饱含对中医心身医学的热情和执着前来学习和交流。大会学术气氛热烈，会后参会代表纷纷表示此次学术年会对其自身学术水平的提高起到了很大的促进和提高作用，为今后中医心身医学的发展和创新起到示范引领作用，并注入了新的动力。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中国古籍对翻译活动的直接叙述稀少，可能受以下因素影响：

1 中国古代的王朝一直认为自己是天朝上国，不重视与外国平等友好的交往关系。

2 在古代中国的文化、技术、生产技能、科学等领域，较之于外国更为先进，因而没有必要翻译外国文化，这方面的记录自然也很少。

经过九年义务教育，大家应该都懂学习文言文的苦，一篇《出师表》为难过多少求学道路上的芊芊学子。

再看看我国经典四大名著，乃至如今我们能看到的所有古籍，基本上全部都是文言文。如果不是对文言文足够了解，哪怕（fan）优（zi）秀(dian）如我读起来也是磕磕盼盼，很难理解其中的意思。

每每此时都忍不住佩服古人，毕竟日常如此沟通需要的不是一般的理解能力。

不过，文言文真的是古人正常的说话方式吗？人人见面打招呼出口都是“之乎者也”吗？非也~非也~如果古代一个正常人没事就讲文言文，是会被人笑话的。

古人平时都怎么说话的？

还记得鲁迅先生笔下的灵魂人物孔乙己吗？小说《孔乙己》中，最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就是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叫人半懂不懂的。

可是，孔乙己生活的年代，正是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过渡时期，为什么会让人半懂不懂，甚至惹人嘲笑呢？

这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正常人都不这么说话。古人说话，其实也是讲白话文。

这一点用历代皇帝的白话文圣旨举例子再合适不过了。

朱元璋时期，某群岛有倭寇来犯，地方官吏吓个半死不知所措，这时朱元璋一道圣旨下来：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告诉百姓每（们），准备好刀子，这帮家伙来了，杀了再说。钦此。”

除了熟悉的首位固定格式，中间的内容实在熟悉又亲切，跟现代的语言一般无二。

有了朱元璋这个先例，明朝后面的皇帝也都喜欢用白话文宣旨，比如朱元璋的儿子朱棣也有一道圣旨：

“那军家每年街市开张铺面，做买卖，官府要些物件，他怎么不肯买办？你部里行文书，着应天府知道：今后若有买办，但是开铺面之家，不分军民人家一体着他买办。敢有违了的，拿来不饶。钦此。

如果说明朝皇帝的圣旨已经足够通俗，那大西政权的建立者张献忠的圣旨，则是十足的接地气：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咱老子叫你不要往汉中去，你强要往汉中去，如今果然折了许多兵马。驴球子，入你妈妈的毛!钦哉。”（《明季南略》）

另一位明确喜欢用白话文的还有咱们的网红皇帝雍正，他在大臣的奏折中批注：

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尔等大臣若不负朕，朕再不负尔等也，勉之。

年羹尧出征西北，上折子讲到西宁战事紧张，他已经有十一天脑袋没挨着枕头了。雍正在奏折中批复道：

好心疼，好心疼，好心疼！

这还不够，雍正二年(1724年)年羹尧率部平定青海叛乱后，雍正又在奏折中批复：

朕实在不知怎么疼你，才能够上对天地神明。——《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

除了朝代较近的明清皇帝，就连北宋著名诗人苏轼也在他的作品中，暴露了他的白话文习惯：

连皇帝和知名才子都说大白话，老百姓们就更不用说了。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大家都说的是白话，可为什么古籍中的语言都是文言文呢？

这是因为，古代其实有两套语言，说话用白话，写文章都用文言文。用专业术语来说，这个现象叫做“言文分离”。

为什么使用文言文写作？

说话和写作还要分两套语言？这样不是太麻烦了吗？为何不直接统一用白话，或者统一用文言文？其实这也是有考究的。

首先，古时候为什么会出现文言文？

其实文言文就是白话文的一种精简用语，为的就是节约书写成本。你想想看，先秦时期还没有纸，记录文字的工具是用竹简，更早的春秋战国时期也是用刀刻竹简，往上追溯还有用纺织物、石碑和青铜器来记录文字 这样一来，记录成本太高了。为了用最精简的文字表达最多的意思，于是就出现了文言文。（这有点类似于早前的电报。）

刘知几在史书编纂之法《史通》里说：又叙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

据说，先秦时期，还是言文合一的，那时人们说的也是文言文。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为了 方便交流，人们在交流中逐渐将言语简化，到了汉代，普通人读文言文一般都要经过注疏才能看懂。而此时仅距离秦代才仅仅百年。

那这个时候为什么不直接将文言文的书写方式改成白话文呢？这就体现古人的智慧了！

古人之所以持续沿用文言文的书写方式，是因为古人发现，白话的口语变化真的好快啊！而且不同地区的口语差别太大了！可谓“三里不同音，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如果当时用白话写下文章，可能过个几十年后人就看不懂了，甚至换个地方就读不懂了。

有什么办法能够规避地域和文化代沟，实现人类的跨时空交流呢？

当然是定下一套固定不变，贯通古今的语言，专门用来写作！这样一来，后世子孙只需要加以学习，就能够畅读祖先的文章，通晓其意，实现跨越千年的沟通！

这套语言，便是文言文。

所以，即便2000年过去了，我们依旧能读懂《史记》，能有幸领略中华文明的辉煌历史！

试想一下，如果司马迁用当时的方言撰写《史记》，如果古人都用如今看不懂的白话记录珍贵的文学古籍和名著，将是中国历史文明一笔不可估量的损失。

其实看到这里很多人也会发现，古代“言文分离”的做法，在现代也是普遍存在的。

我们在书写的时候用的是标准的汉语语言，但到了日常交流，还是会保留各地方言。虽然时间和地域的不同，造就了不同的方言。但无论何时何地何肤色国籍，只要使用汉字，只要切换标准普通话，就能实现零障碍交流，这便是古今人类文明与智慧的结晶。

越了解历史，越为我们祖先的智慧而骄傲，也越爱我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