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书收藏知识
从总体看来,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分为抄写本、刻印本两类,抄写本即人工抄写的图书,那古书的收藏知识是什么呢下面是我为你整理的古书收藏知识,希望对您有用。
古书收藏知识
古籍的装帧
在印刷术发明以前,图书是抄写的缣帛和纸张上,采用长卷形式,阅读时展开,平时卷起。这一时期的图书只能是卷轴装。韩愈《送诸葛亮觉往随州读书》诗称:"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欧阳修《归田录》也说:"唐人藏书皆作卷轴。"雕版印刷普及以后,由于书版各自成块,卷轴装已不适用,古籍装帧改进为册页形式,先后出现旋风装、经折装、包背装、线装几种形式。线装的形式一直沿用至今。
卷轴装 又称卷子装,早期的图书装帧形式。与装裱好的书画相似。在长卷帛书、纸书的左端安装木轴,旋转卷起(图1)。敦煌石室中发现的大批唐五代写本图书,都采用这一方式。据记载,古代宫廷收藏的卷轴装图书十分考究,《隋唐经籍志》描述秘阁藏书:"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唐六典》描述内府藏书:"其经库书,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绿牙轴,朱带白牙筌。"进入版刻时代,图书改为册页形式,仍有一些采用卷轴装,如《开宝藏》、《赵城金藏》等。
旋风装 在一素纸长卷上面依次粘贴书页,每页正反两面书写文字,展开长卷可翻页阅读。守张邦基《墨庄漫录》形容其"逐叶翻飞,展卷至末,仍合为一卷。"这种装订特点是外表仍为长卷,里面却是错落有致的书页,实为介于卷轴装和经折装之间的一种装订形式。大约盛行于唐代。故宫博物院藏有唐写本《刊谬补缺切韵》五卷,即是采用这种旋风装。
经折装 又叫梵夹装、折子装。将图书长卷按一定宽度左右折叠起来,加上书衣,使之成为可以随时展读的册子。历代刊刻佛经道藏,多采用这种装订形式。古代奏折、书简也常采用这一形式。
蝴蝶装 将每页书在版心处对折,有文字的一面向里,再将若干折好的书页对齐,粘贴成册。采用这种装订形式,外表与现在的平装书相似,展开阅读时,书页犹如蝴蝶两翼飞舞,故称为蝴蝶装。蝴蝶装是宋元版书的主要形式,它改变了沿袭千年的卷轴形式,适应了雕版印刷的一页一版的特点,是一重大进步。《明史艺文志》序称秘阁书籍皆宋元所遗,无不精美。装用倒折,四周外向,虫鼠不能损。"但这种版心内向的装订形式,人们翻阅时会遇到无字页面,同时版心易于脱落,造成掉页,所以逐渐又为包背装取代。
包背装 将印好的书页版心向外对折,书口向外,然后用纸捻装订成册,再装上书衣,由于全书包上厚纸作皮,不见线眼,故称凶背装。包背装出现于南宋,盛行于元代及明中期以前。清代宫廷图书如历朝实录、《四库全书》也采用这种装订方式。包背装改变了蝴蝶版心向内的形式,不再出现无字页面,但未解决易散脱页的缺点,所以后来又发展为线装形式。
线装 线装书是传世古籍最常用的装订方式。它与包背装的区别是,不用整幅书页包背,而是前后各用一页书衣,打孔穿线,装订成册。这种装订形式可能在南宋已出现,但明嘉靖以后才流行起来,清代基本采用这种装订方式。其特点是解决了蝴蝶装,包背装易于脱页的问题,同时便于修补重订。
从以上可以看出,古籍的装订有一个发展演进过程。不同时期流行不同的形式,了解这一进程,对古籍的年代鉴定十分重要。传世宋版书多经过后人重新装修,或改为包背装,或改成线装,但仔细观察,仍能在版心处发现粘贴痕迹,书页外沿则有磨损痕迹。
几部古籍版本著作比较谈
版本学的研究与探讨源于宋代。汉、唐虽经过几次大规模的古书校勘、注释、编目,但印刷业尚未形成,零星的版本记载仅限于正经正史的修订。南宋尤袤著《遂初堂书目》开创了一书兼载数种版本的先例;(宋)岳珂著《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被后世称为第一部系统记录版本知识的著作。明代视宋版为珍稀之物,藏书家、校勘家逐步摸索各种版本的特征、优劣,可惜这些版本学史料只散见于笔记、杂记中。清代学者开始罗列诸本、考证源流、登录刻工、详论纸墨。钱曾著《读书敏求记》奠定了古籍版本鉴定的基本原则。《天禄琳琅书目》及它的《后目》已把版本学的核心——善本书的收藏与鉴定推到了极致。清代学者对版本学贡献最大的当属专门记载版本状况的各种题跋记,尤以“顾批黄跋”为最。后人汇集成书的有为顾千里著的《思适斋书跋·书跋辑存》,为黄丕烈著的《士礼居藏书题跋》、《续记》、《再续记》,《荛圃藏书题识》等。
近现代是版本学集大成的时代。叶德辉著《书林清话·书林余话》是古籍版本学第一部专门著作;张元济著《中国版本学》(1916年)与孙毓修著《中国雕板源流考》(1918年)把版本学从史学中独立出来;钱基博著《版本通义》总结了前人的成就,把版本学列入学术研究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介绍版本知识的书,有毛春翔的《古书版本常谈》(1965年初版,1977年再版)。此书已是收藏品,配有插图,通俗易懂,可惜明代部分较凌乱,清代部分过于简单;陈国庆著《古籍版本浅谈》于版本学名词解释简明扼要,但不全面,适于入门者;魏隐儒著《古书版本鉴定丛谈》(1984年初版),体例较完备,也有实际经验的总结,只是不谈价格,宜专业人员参考;李致忠著《古书版本学概论》、《中国古代书籍史》,刘国钧著《中国书史简编》,曹之著《中国古籍版本学》,张绍勋著《中国印刷史话》等,都是从史的角度论述版本学、目录学、内容系统可靠,又有最新史学发现佐证,惟厚古薄今,实用性差些。
在谈到版本学专门著作时,不能不谈到两部流传稀少的油印品:一是北京大学陈宏天教授的《古籍版本概要》(1987年讲义稿),其特点是专业性、系统性强,表列详尽,论断精到,清代部分尤为各书所不及;可惜重学术、轻市场,非专业人员不感兴趣。二是北京中国书店编《古籍版本知识》(上、下),1980年油印本。书出于古籍鉴定大师雷梦水、张宗序手笔,在内部流传。笔者珍藏此书初版本,且有雷梦水先生签名,捧读二十年,收益最大。该书列举资料极为丰富,如清代武英殿刻书、官书局刻书、民国精刻本等都是各书所论不及的。关于版本鉴定方面,该书也极富特色,真假俱呈,详辨优劣,特别是从价格上来判断版本取舍,“实战”性极强;当然系统性、条理性就不够了。从价值、价格上判断版本的著作,最具参考性,爱好者也颇关心,但学者们却言之甚少。笔者醉心古籍收藏多年,有几本书在论及版本价格方面很实用,也很具史料价值,一并开列出来,供书友参考: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1983年商务初版,详列1912年至1947年古籍善本收集价格及善本影印、复制印刷史话;
《艺风堂友朋书札》(上、下),1980年上海古籍初版(中华文史论丛增刊本),详载缪荃孙先生等七十人清末民初收售善本价格及藏书聚散史话;
《弢翁藏书年谱》,李国庆编,2000年黄山书社出版,详载藏书家周叔弢先生六十年购书、访书、藏书史料,价格精准,详备。
目前北京中国书店联合中国嘉德、北京翰海、上海国拍、上海朵云轩、上海敬花等各大拍卖公司合作整理出版九年来《中国拍卖古籍文献目录》(2002年1月上海书店出版)及《续集》(2002年8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详载百余场(2000年底前)拍卖实况,极具市场参考价值。书中对拍品的断代、提要、说明等都经专家审核、把关,恐怕这就是最新的版本学参考资料了。
版本目录与鉴定古籍
我国古代,虽自图书诞生之日起,藏书管理者就开始编制图书目录,但是直到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人们才真正开始重视编制藏书的版本目录。
所谓版本目录,就是指著录图书的篇目和主要内容,并详细著录图书的作者或编者,以及出版者、出版年代等情况的书籍,是著录和记载版本简况的专用工具书。南宋初年尤袤编制的《遂初堂书目》,被公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版本目录。
明清时期,是著述版本目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公私藏书版本目录,对版本的著述更加详细,不仅记载了图书的篇目、主旨、作者、出版者,还简略记述了版本的特征、源流等情况。但明代的版本目录学术价值不大,而清代的则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参考价值。如钱曾的《读书敏求记》、于敏中等的《天禄琳琅书目》、纪昀等的《四库全书总目》等,著录古籍版本最为翔实,在藏书界影响很大,是权威性很高的版本目录书。
民国以后,著名版本学家孙殿起所著的版本目录《贩书偶记》及《贩书偶记续编》,是近一内蒙最实用和常用的版本目录工具书。新中国建立后,国家专业古籍出版社陆续编辑和出版了《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上海图书馆善本书目》、《中国古籍善本书提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重要版本目录工具书,成为当代图书馆、藏书家及古籍藏书爱好者最好的参考书。
古籍版本目录的编制,按不同标准有如下分类:一是按国家目录、私人目录、史志目录3种;二是按学术内容分类,有综合性目录和专科目录2种;三是按编篡目的分类,有举要目录、缺书目录、辨伪目录3种;四是按收录范围分类,有丛书目录、地方目录、个人著述目录、善本目录、知见目录等。
版本目录与古籍鉴定紧密联系。因为从古至今的版本目录,系统揭示了各个时代古籍图书的存佚状况,著录了历代古籍不同版本的源流、特征及概况,成为鉴定古籍版本真伪及其价值的重要依据。具体来说,版本目录对于古籍鉴定有如下几个方面的作用:
第一,帮助了解古籍概况。我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这些典籍分别著录在历代正史艺文志、经籍志、官修书目、私藏书目等目录中。阅览这些目录,能使我们较清楚地了解到各个朝代古籍的刊流、流通、收藏及存佚概况,从而便于比较、鉴定新近发现和收藏到的古籍。如果你看到一部古籍实物,可先对其外观、纸张等等进行初步鉴定,然后再与相应年代的版本目录进行对照。如果古籍实物与版本目录著述相符,即可做出鉴定结果;如果实物与著录不符,则要进一步查找资料,弄清是非,不能轻易下结论。
第二,便于识别版本真伪。凡对版本目录了若指掌的人,都能详细了解古籍的书名、篇卷、作者、版刻、函册、提要的等情况,从而可以具体考证和辨别古籍的真伪。如汉代刘向父子所著《七略》,在《隋书经籍志》与《新唐书艺文志》两部目录书中均有著录,而在《宋史!艺文志》中却不见著录,说明《七略》一书在唐宋间已经失传。如果在宋代以后发现署名《七略》的古籍,除辑佚本外,其余可判定为伪本。
第三,公正审定版本价值。当你发现收集到一部古籍时,可通过查阅《四库全书总目》、《贩书偶记》等版本目录,了解该书的递藏、传承等情况,从而可以正确判定其收藏价值;如果该书在以上版本目录中没有著录,则会有两种可能:一是伪书,二是海内孤本。到底属于哪种情况,则需进一步查阅其他古籍鉴定工具书,或请教有经验的鉴定人员协助鉴定。运用各种方法验明其正身后,就可以准确判定其价值。
历代古籍版本目录有时也难免出现一些讹误。所以,利用版本目录鉴定古籍,还要有清醒的头脑和主见,不可盲从,以免出现错误。
古籍的收藏与辨伪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藏书的传统,在书房内放大镜置几册古书,既能显示出儒雅的生活情趣,又能体现出藏书者的文化修养。如今太平盛世,收藏风日渐趋浓,继字画、瓷器等收藏品之后,古籍又成为收藏者收藏投资的一个新热点。尤其是在拍卖会上,线装古籍连连拍出令人吃惊的高价后,更是激发了人们对古籍收藏的兴趣,同时,引得深藏民间的古籍纷纷浮出水面。近日,记者就古籍的收藏采访了南昌的古籍收藏家王令策和周海鹰先生。
哪些古书具有收藏价值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古籍拍卖会场场火爆,且价格越拍越高。书价大幅提升是否等于所有古籍都能升值王令策认为,善本古籍和版画古籍的增值潜能较大。
善本古籍主要指具有历史文物、学术资料和版本艺术价值的版本书。它包括内府刊刻的殿版书,海内外绝无仅有的孤本,内容好、书法精的明清抄本,以及清初以前的精美刻本。年代越久远,书品就越珍贵。往往衡量私人藏书是否达到藏书家水平,也经常以收藏多少善本书为标准。
宋版书一向被认为善本书之佼佼者,有“一页宋版,一两黄金”之说。由于宋版书弥足珍贵,有宋版书的人大都不愿意轻易出手,特别是收藏家手里的宋版书,别说让他出让,甚至从不示人。所以,一旦有缘与宋版书相遇,只要财力允许,下决心买下定是一条增值财路。元版书虽不能同宋版书相提并论,但收藏界一向认为,宋元本同属珍稀善本,爱好者值得关注。现在随着时光的流逝,许多年代较近的古书便自然升华,明版乃至清初版本,凡是具有文献价值和刻印精美的古籍,也已步入善本行列。王令策说,目前明清善本尚不难寻,价格也不算太高,但增值潜力颇大,收藏者值得关注。
王令策告诉记者,善本的古籍有以下9种代表性:
①元及元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②明刻本和明抄本(刻印模糊和流传较多的除外);
③清代乾隆以前的流传较少的刻本和抄本;④太平天国及历年农民政权所刻印的图书;⑤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⑥辛亥革命以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⑦有名人学者亲笔批校、题跋、评论的刻本;⑧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古代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⑨明代的印谱、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印谱(有特色又系足本或有亲笔题记)。
版画古籍
在收藏者关注善本古籍的同时,也越来越重视版画古籍的收藏了。王令策说,从历次书刊拍卖会的图录看,无不将漂亮的版画画面精印拍卖图册中,哪怕书中只有一幅也从不放弃。我国版画古籍很多,诸如《芥子园画谱》、《芥子园画传》、《晚笑堂画传》、《百孝图说》、《红楼图咏》、《唐诗画谱》、《鸿雪因缘图记》、《三才图绘》、《孔子圣迹图》、《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诗》以及《耕织图》、《棉花图》和《蝴蝶秋斋所藏画册》等。最为精美的要属明末画家胡正言的版画力作《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这两套版画古籍不仅在于艺术上的卓越成就,而且还开创了木版水印先河,解放初年,一部明版装裱成册的《十竹斋书画谱》仅售10元,如今它的价值已经超过10万,可见版本好,刻印精美,书品完整的版画古籍,都值得投资收藏。
古书收藏方法古书有“科学价值、历史价值、艺术(经济)价值”,但不是所有的古书都“值大钱”。李洪啸总结说,总的来说所有藏品的通则是讲究“真、精、新”。因为自古以来,好东西会被精心爱护,很多好的古玩,看起来就像新的一样。除此以外,还有古书收藏的特有原则:
年代是古书收藏的重要因素,现在宋版书论页拍卖,明版书论册拍卖。明版书普遍刻印较精美,万历前的书少而更珍贵。清光绪之后的受西方印刷技术冲击,书普遍质量下降。带画的书比纯文字的好,多色印的比黑的好。
同一时代版本的看内容,古书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除了佛教道教带图的经书外,儒家的经类不值钱。“史”多是“够古不够玩”,价值居中。而“子”和“集”中,则不乏珍贵之物。越是冷门,生僻,少见的越珍贵。
同内容的看印刷,在版本上,初印本最珍贵,一般只有几本,是红色印刷,用来校对和主人自留。其次是蓝本,一般也就10来本,送朋友。最后才是大批量印刷的黑本。黑本里,字迹清晰的版本较好。印刷到最后,版已被磨损,甚至断裂,此时书籍印刷模糊,价值较低。
此外,特殊内容(如禁书)、知名度高的书的早期印本、精印本及殿刻本、官刻本、名家刻本等较珍贵。名家批校本或收藏本价值高。白纸比黄纸价值高。
类编在明清时运用较少,但在唐宋时期,却是诗歌结集的一种重要方式。袭《文选》余风,初唐的诗歌总集,差不多都是类编的,如刘孝孙《古今类聚诗苑》和僧慧净《续古今诗苑英华》。《玉海》卷五四引《中兴馆阁书目》谓慧净书乃续刘书所成。慧净撰书事见《续高僧传》卷三:“净以人之作者差非奇挺,乃搜采近代藻锐者,撰《诗英华》一帙十卷。”并录刘孝孙所作序。可见此二书关系密切,体例也应相同。《大唐新语》卷九云:“(时)有诗篇十卷,与《英华》相似,起自梁代,迄于今朝,以类相从,多于慧净所集,而不题撰集人名氏。”此部佚名编选的诗集编排方法为“以类相从”,且与《续古今诗苑英华》面貌相近,据此可知《古今类聚诗苑》、《续古今诗苑英华》二书确为类编诗集。
中唐时期的类编诗集有李吉甫所编的《丽则集》。《郡斋读书志》卷二○论此书曰:“集《文选》以后至唐开元词人诗,凡三百二十首,分门编类。贞元中,郑余庆为序。”④晚唐时期出现了一部规模极大的唐人选唐诗,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尊杜选本,即顾陶编选的《唐诗类选》。《唐诗类选序》中谈到了全书的收录范围与编撰体例:“始自有唐,迄于近末,凡一千二百三十二首,分为二十卷,命曰《唐诗类选》。篇题属兴,类之为伍,而条贯不以名位毕崇、年代远近为意。骚雅绮丽,区别有观。”⑤全书以类相编,各类之中也不以年代先后为序。
北宋时编撰的类编诗集依然不少,如《郡斋读书志》卷二○云:“《唐宋类诗》二十卷。皇朝僧仁赞序称罗、唐两士所编,而不详其名字。分类编次唐及本朝祥符以前名人诗。”南宋时期类编诗集大盛,出现了题为刘克庄编选的《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是最早的一种《千家诗》。还有赵孟奎所编的《分门纂类唐歌诗》和宋末元初方回编选的《瀛奎律髓》。
普通类编诗集包纳各种题材,但若将某种特定题材的诗歌再进行类编而成集,即是类编专集。如北宋宋绶的《岁时杂咏》及南宋初年蒲积中的《古今岁时杂咏》。《岁时杂咏》在《郡斋读书志》中著录为二十卷,录诗一千五百零六首。《古今岁时杂咏》按一年四季节气时令编排,如元日、春分、清明、立夏、端午、中秋、重阳、冬至、岁暮等,选录汉魏至宋时诗歌二千七百零九首⑥,《四库提要》云:“古来时令之诗,摘录编类,莫备于此。”⑦全书前有绍兴年间蒲积中所作序,称此书与《岁时杂咏》的关系是“取其卷目,而择今世之诗以附之”。二书体例相同。类编专集也有可能以别集的形式出现,如刘辰翁的《须溪四景诗集》,全书分春夏秋冬四门,多以古人四时写景诗句为题,是为教授其子学诗之需而作的范本。宋代另一部重要的类编专集是南宋孙绍远所编题画诗集《声画集》,《四库提要》云:“所录皆唐宋人题画之句”,“分作二十六门”。清康熙时编大型题画诗总集《历代题画诗》,就沿用了这种方式。地方专集有孔延之编的《会稽掇英总集》。全书将歌咏会稽山水人物的诗文编为二十卷,前十五卷为诗,依题材分为州宅、西园、贺监、山水、寺观、送别、寄赠、感兴、唱和九类,每类又先列律体再列古体,后五卷为文,按文体编排。自《文选》起,类编诗文集都多是诗赋类编而文分体,因为文的外在形态差别较为明显,实用性也极强,按照用途自然地形成了诸多文体,不需要借助题材分类就可以达到区分的目的。但《文苑英华》因选录文的数量太多,各体之下又依题材分为若干子类,是个例外⑧。
唐宋时期的诗歌别集也有一些采用了类编方式⑨,最早为李峤《杂咏》,分乾象、坤仪、芳草、嘉树、灵禽、祥兽、居处、服玩、文物、武器、音乐、玉帛十二部,每部十首诗。另如樊晃在大历五年至七年间所编的《杜工部小集》,其序云:“文集六十卷,所于江汉之南……今采其遗文,凡二百九十篇,各以事类,分为六卷。”⑩白居易在江州时,自编诗集共分四类,收讽谕诗一百五十首,闲适诗一百首,感伤诗一百首,杂律诗四百余首,计八百首左右,编为十五卷,其时在元和十年(815)。这是白诗第一次结集,采用了体裁、题材并行的分类法。
宋人对自己和时人的诗文集较少类编。哲宗元符时宋绩臣走访宣城梅家,从梅尧臣后人手中得到家藏的《梅尧臣全集》,该全集就是按题材而非古律体编排的,然而这种情况极少(11)。但宋人喜好将唐集重新编类,较早者如宋敏求编《李太白集》与《孟东野集》,王钦臣编《韦苏州集》。《蔡宽夫诗话》云:“景祐、庆历后,天下知尚古文,于是李太白、韦苏州诸人始杂见于世。”(12)宋王二人的编集正符合了时代的需要。《李太白集》先以歌诗、古赋、表、序等分体,诗又分为古风、乐府、歌咏、赠、寄、别、送、酬答、游宴、登览、行役、怀古、闲适、怀思、感遇、写怀、咏物、题咏、杂咏、闺情、哀伤诸类。《韦苏州集》分类较为简单,仅赋、杂拟、燕集、寄赠、送别、酬答、逢遇、怀思、行旅、感叹、登眺、游览、杂兴、歌行十四类。杜诗在宋代受到了极高尊崇,宋人用力最勤的唐集当然是杜甫集,以《分门集注杜工部诗》为例,全书分月、星、河、雨雪至花、草、竹、木七十二门,“居室”、“纪行”、“述怀”、“时事”、“送别”、“简寄”各门内容较多,又分上下或上中下。类编杜诗在宋代颇为风行,宋元以后就不多见,明代著名藏书家徐跋《分类杜诗》即云;“世传杜诗不下数百本,笺注者十之七,编年者十之二,分类者十之一。”(13)
南宋人也将北宋的一些名家诗集重新以类编次。最著名的即是王注苏诗,书名《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旧题王十朋撰,分七十八类。而宋麻沙本《类编增广颍滨先生大全文集》即苏辙诗文集,前六十卷为诗,分目几近百类,其“四时”类下复分“春”、“夏”、“秋”三子类,“庶官”类下复分“省掖”、“奉使”、“将帅”等九小类,颇为繁复。《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中的诗歌分类更是多至一百零四门。有时这种分类实在没有必要,如《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八卷,前两卷录古律诗仅四十二首,却分成了十九门,每门平均还不到三首。
二
从文献编撰的历史来看,类编诗文集的产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古代别集的出现早于总集,《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著录的《屈原赋二十五篇》、《宋玉赋十六篇》、《枚乘赋九篇》等,即可视之为别集。这些别集虽经刘向等人加工成为定本,但它们应早就编辑成书而不是单篇流传。《汉书·艺文志》所录者均为专体别集,或者收诗,或者收赋,作品数量相对较少,内容也较为单一。包括诸多文体的别集出现于东汉,《隋书·经籍志》云:“别集之名,盖汉东京所创也。自灵均以降,属文之志众矣,然其志尚不同,风流殊别。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东汉时期,将一位作家各种文体的作品汇聚成集已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如《后汉书·列女传》云:“(班昭)所著赋、颂、铭、诔、问、哀辞、书、论、上疏、遗令,凡十六篇。子妇丁氏为撰集之。”据《文选·东征赋》注可知此书被称为《曹大家集》(14)。这些别集自然不会采用类编的形式。
当别集达到一定数量之后,编纂总集才成为必要和可能。《隋书·经籍志》云:“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而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之《流别》。”从《文章流别集》残存的文字对于诗、赋、七、箴、铭、诔、哀辞、墓志等文体所作的论述分析可知这是一部分体的文章总集,但是否类编已不可考。倒是此后梁僧祜所编的《弘明集》采取了近于类编的体例,《弘明集序》云:
撰古今之明篇,总道俗之雅论,其有刻意剪邪,建言卫法,制无大小,莫不毕采。又前代胜士,书记文述,有益三宝,亦皆编录,类聚区分,列为十四卷。
全书既非按文体编排,亦非依作者排序,而是根据论辩主题分类。如卷四录何承天与颜延之围绕神灭与不灭而写的论辩文章六篇,卷七收录四人批驳顾道士“夷夏论”的文章四篇。《弘明集》与《文选》产生的时代大致相同,二书的编选也都经历了一个过程,分类方法的形成又非朝夕之事,所以很难说二者是否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但佛教文献《弘明集》的分类方式和对象都显得极为特殊,因此真正对后世类编诗文集体例产生重大影响的只能是《文选》。
类编诗文集与类书最大的相通之处是它们都采用了内容分类这种编排方式。分类思想的演进,从侧面反映出民族认识水平的发展过程。《周易》中已将事物分门别类,构建起一个有序的宇宙体系。但最早对事物作出具体划分的则是字书《尔雅》。《尔雅》全书除前四篇所释较为抽象之外,余十五篇均释实物名称,有宫、器、乐、天、地、丘、山、水、草、木、虫、鱼、鸟、兽、畜等类。后来类书所用分类体系就是《尔雅》分类方法的延伸和发展,该分类体系又进一步地影响到了类编诗文集。
类书与类编总集起初在选材方面相差甚远,前者分门录事,后者则是分类录诗文。但类书的出现比类编诗文集要早,二者也存在着一定联系。汉魏六朝是赋的兴盛期,写赋需广征博采事实典故,赋可谓类书之前身(15),六朝人编撰类书时自然会到赋中找寻材料。赋的创作程式性极强,同题之作内容相像。依题逐篇抄录典故字句成为类书,照录全篇就是类编赋集了。诗的情况亦与此类似。到初唐欧阳询的《艺文类聚》,就将这二者结合起来,既抄撮故实,又选录诗文。《艺文类聚序》云:
前辈缀集,各杼其意。《流别》、《文选》,专取其文,《皇览》、《遍略》,直书其事。文义既殊,寻检难一。爰诏撰其事且文,弃其浮杂,删其冗长,金箱玉印,比类相从,号曰《艺文类聚》,凡一百卷。其有事出于文者,便不破之为事。故事居于前,文列于后。俾夫览者易为功,作者资其用。(16)
先事后文,这是类书编撰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传统类书如《皇览》是“事出于文”,“破之为事”,这里却将成篇的“文”(文章)附于单行的“事”(语汇)之后,相当于传统类书与类编诗文集的合一。闻一多先生对此有极好的论述:
《文选注》,《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初唐某家诗集。
我们便看出了一首初唐诗在构成程序中的几个阶段……(《初学记》)每一项题目之下,最初是“叙事”,其次“事对”,最后便是成篇的诗赋或文。其实这三项中减去“事对”,就等于《艺文类聚》,再减去诗赋文便等于《北堂书钞》。所以我们由《书钞》看到《初学记》,便看出了一部类书的类化史。(17)
闻先生所说的“初唐某家诗集”,最妥切的例子莫过于李峤的《杂咏》了。这是类书发展的高级阶段,即作者不再是编撰而是直接创作出一部示范性的诗体类书,同时也是一部类编诗集。将《杂咏》与《艺文类聚》、《初学记》的典故和类目作一对比,就可以充分证实这一结论(18)。
除却面貌的相似之外,类书与类编诗文总集往往出现于同样的文化背景之下,都是封建帝王宣扬文治,“盛世修典”的重要方式,编撰人员也时常一身二任,因此二者经常是伴生的关系,也经常会对当时的文学风气产生重要影响。如唐龙朔年间,类编总集有许敬宗等《文馆词林》,类书有许敬宗《累璧》,许敬宗、上官仪等《瑶山玉彩》,秀句集有元兢等《古今诗人秀句》,诗格有上官仪《笔札华梁》、元兢《诗髓脑》。以类书为资料汇编,以类编诗集与秀句集为创作典范,以诗格为理论指导,创作出的成品即是“糅之以金玉龙凤,乱之以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的上官体(19)。
宋初也有一次大型修撰类书的活动。宋初四大书中,《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编撰在先,与《文苑英华》修书人员,时间互有交叉,其编撰体例也影响到了《文苑英华》。《文苑英华》与《太平御览》的分类体系大致相同,而且其编撰程序是“阅前代文集,撮其精要,以类分之”(20),这个“类”在“阅前代文集”之前就应该明确下来,否则编书就会变得难以操作,应该也参考了《太平御览》的分类方法。
正因为面貌相近,背景相同,作用相当,大型类编诗文总集常被人误认为类书。尤袤《遂初堂书目》将《文馆词林》、《文苑英华》既列为类书,又归于总集。胡应麟也将《文苑英华》与《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并视为类书(21)。而《艺文类聚》等类书却反被认为是总集: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九:“(类书)有数种,如《初学》、《艺文》兼载诗词,则近于集。”
祁承《澹生堂藏书约·藏书训略·购书》:“《艺文类聚》之备载词赋,《合璧事类》之详引诗文,是皆类而集矣。”
章学诚《校雠通义》二之五:“《艺文类聚》之类,当附集部总集之后。”
其实二者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文选》、《文苑英华》这种严格意义上的类编总集只录全篇诗文,原则上不录散句断篇,更不录字词典故。而类书的范围却广泛得多,既可以收录典故,也可以节录或全录诗文。
三
由于体例有相通之处,类书与类编诗文集在编撰时经常互有取资。类书取材于类编诗文集的情况较为普遍,类编诗文集取材于类书的情况则较少,可见者如题为刘克庄的《分门编类唐宋名贤千家诗》实系南宋书贾令人所为,书中袭录了类书《锦绣万花谷》(22)。除却互相取资之外,类编诗文集也时常被改编成各种类书。唐宋时期,《文选》是世人学习的诗文典范,备受关注。唐代除注本外,也出现了一些续书、拟书,如孟利贞《续文选》、卜长福《续文选》、卜隐之《拟文选》。宋人则喜好将《文选》改编成类书。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曰:“国初尚《文选》,当时文人专意此书,故草必称王孙,梅必称驿使,月必称望舒,山水必称清晖。”《文选》中此类代称颇多,如日曰“曜灵”、“灵晖”、“悬影”、“飞辔”、“阳乌”,月曰“素娥”、“望舒”、“玄兔”、“蟾魄”(23),一一去记势必费时费力,于是产生了专门汇聚《文选》双字的类书,苏易简的《文选双字类要》。《四库提要》云:“是编选《文选》丽藻之语,分类纂辑,其中语出经史偶为汉以来辞赋采用者,亦即以采用,注为出典。”似乎又回到了“事出于文”、“破之为事”的老路,然而却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复归。又如王若虚《选腴》“以五声韵编辑《文选》中字”(24),显然是为了押韵的方便。
比摘取字词更进一步的是摘句,可见文士们竭力从语言的各个层面——字、词、句、篇全方位地学习《文选》。该类著作以刘攽的《文选类林》最为典型,《四库提要》论之曰:“编取《文选》字句可供词赋之用者,分门标目共五百四十九类。”(25)《文苑英华》在宋人心目中是《文选》的续书,一部分量更大、时代更近的《文选》,真宗景德四年(1007)就曾下诏同时校刻《文选》与《文苑英华》(26)。基于此种认识,高似孙也用编撰《文选句图》的方法编撰了《文苑英华纂要》。据其序,该书编成于嘉定十六年(1223),此书有宋刊本,见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称其为“宋高似孙钞”,价值在于“撮取《英华》中丽句,可供渔猎者编之”(27)。元人赵彣对其颇为推许:“凡古今名贤,诸作有一联一句至妙者,必博采无遗,予读之神弛心醉。”(28)可见宋元文士们对此类书籍的偏好。
与《文选》同样被宋人推尊的还有杜诗,它也被改编成各种类书。《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四云:“《杜诗六帖》十八卷,建安陈应行季陵撰,用白氏门类,编类杜诗语。”即依《白氏六帖》的类目摘录杜诗字词。同类的书还有《八诗六帖》,《四库提要》云:“《八诗六帖》二十九卷,旧本题宋王状元撰,而不著其名,盖坊贾所为之赝本。八诗者,李杜韩柳欧王苏黄之诗。六帖者,窃白居易之名也。分类猥琐,摘句割裂。全书托名王十朋,亦应宋人所为。”
类书最基本的编撰体例有二,即分类与分韵(29)。杜诗被宋人视为用韵的典范,郑卬《杜少陵诗音义序》云:“国家追复祖宗成宪,学者以声律相饬,少陵矩范,尤为时尚。”蔡梦弼《草堂诗笺跋》亦云:“设科取士,词赋之余,继之以诗,诗之命题,主司多取是诗。”(30)与类编杜诗和《杜诗六帖》的情况相似,宋代也出现了韵编杜诗及韵编杜诗类书。韵编杜诗如陈造《韵类诗史》,其自序云:“予读子美诗能上口,来房州多暇,创以韵类之,庶便歌诵成书矣。”陈造认为,诗歌创作要想取得高度成就的话,就必须对前人的经典著作熟悉到能够随口背诵的程度,他举例说:
昔庞佑甫问诗法于东莱,东莱问之曰:“子读子美诗乎?能暗诵矣乎?”“未也。”授以善本。“余方他之,反将语子,请诵此。”既还,则皆上口。东莱遣之,曰:“子自有师矣。”庞自是以诗名。
除了杜诗外,他还精熟宋代优秀诗人的著作,“本朝东坡、黄、陈其正派,予亦韵类坡诗千三百篇,并黄陈诗皆能暗诵”,可惜效果并不明显,“然诗学终愧古人,又何也?”(31)陈造显然是走入了学诗的误区。而韵编这种诗集编撰方式也运用得极少,远无法与分体、类编、系年三者相比。
韵编类书在宋代并不少见,《郡斋读书志》卷一四就记载了这样两部著作:
《押韵》五卷。右皇朝张孟撰。辑六艺、诸子、三史句语,依韵编入。以备举子试诗赋之用。
《歌诗押韵》五卷。右皇朝杨咨编古今诗人警句,附于韵之下,以备押强韵。
宋人也用同样方法将杜诗改编为韵编类书,书名《诗史字韵》。魏了翁《古郫徐君诗史字韵序》云:“徐君乃取《杜少陵诗史》分韵摘句为《字韵》四十卷,其于唱酬,似不为无助矣。”全书摘录杜诗诗句,以韵相编,以资作诗之用,理学家魏了翁虽受人请托作序,但对此并无好感,“余犹愿徐君玩心于六经,如其所笃意于《诗史》,则沉潜乎义理,奋发乎文章,盖不得如目今所见而已也”(32)。
同类著作影响较大的是《杜诗押韵》,有域外翻刻本。《杜诗押韵》,原名《李杜韩柳押韵》,李吕编,孙觌序,坊刻本称之为孙觌《杜诗押韵》。此书成于南宋初年,为杜诗韵编类书之最早者,孙觌《押韵序》云:“李师武得官建康,家居待选次,悉取杜工部、李翰林、韩吏部、柳仪曹四家诗,以《礼部》四声之次,集而录之,以类相从,号《李杜韩柳押韵》,凡二十四卷。”李吕也是一位背诵杜诗的专家,“读杜子美古律诗十八卷,通念不遗一字”(33)。比《杜诗押韵》体例更为完备的是《诗宗集韵》,宋裴良甫撰。此书又称《十二先生诗宗集韵》,录杜甫、李白、高适、韩愈、柳宗元、孟郊、欧阳修、曾巩、苏轼、王安石、黄庭坚、陈师道十二人之诗,唐代宋代各六家,并尊唐宋的意味甚为明显。全书按《广韵》韵目排列,先注出韵字的反切,再举诸家诗句为例。如此字过于生僻,则仅注音释义而已。
类书与类编诗集的界限本该较为清楚,可实际情形并不是这样,更况二者间还有一种过渡类型秀句集。如《瑶山玉彩》是许敬宗、上官仪等人“博采古今文集,摘其英词丽句,以类相从”所成(34),应归于类书之列。元兢的《古今诗人秀句》与之性质相像,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一却将它列入唐人选集。由于将诗集类编和将诗集改编为类书的作法相近,有时甚至出现二者的复合体,如宋代萧元登的《古今诗材》,《四库全书》列入类书类,《四库提要》云:“是书取唐宋人诗分类编辑,或录全篇,或割取一二联及数句,惟绝句则多全载。有评注,皆杂取诸家诗话,而稍参以己意。”录全篇诗歌似类编诗集,摘取一联或数句又有些像秀句集或句图;采诸家诗话并加入个人之见,则多少又近于类编诗话,如阮阅《诗话总龟》一类。同样的例子还有《全芳备祖》,每一种花名之下先是“事实祖”抄录典故,再是“赋咏祖”依诗体收录诗歌全篇及散句、散联,最后是“乐府祖”收录词。全书仿佛类书、类编诗集、类编诗歌秀句集、类编词集四者的统一体。由此可见类编书籍的各种形式的内在相通之处。
从文献保存的角度来讲,类编并不是一种好的方式。面对丰富多彩的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无论多么完备的分类都有削足适履之弊,而且分类本身也会变得繁琐不堪。但就诗歌学习或者说模仿的实用角度而言,类编诗文集查找方便,易于检寻,又自有它存在的合理性。从某种意义上说,类编诗文集是类书与普通诗文集之间的一种过渡形态,它仍然是诗文集,却在一定程度上起着类书的作用。而当类编诗文集还不能满足学习需要的时候,人们又会将其进一步地改编成各种类书。
类编诗文集对于文学创作的作用不仅限于简单地提供材料和范本。作为古人对于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进行主题学研究的初步成果,将相同题材的诗作依次排列,有助于学诗者辨析异同(35),更好地了解诗歌的深层意蕴与演变规律,明了作者为文之用心(36),从而“以故为新”甚至推陈出新。《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六中载:“子美《九日蓝田崔氏庄》云:‘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王摩诘《九日忆东山兄弟》云:‘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朱放《九日与杨凝崔淑期登江上山有故不往》云:‘那得更将头上发,学他年少插茱萸。’此三人,类各有所感而作,用事则一,命意不同。后人用此为九日诗,自当随事分别用之,方得为善用故实也。”胡仔所言三诗俱可见于《古今岁时杂咏》“重阳”一门中,学诗者倘熟悉此类书籍自然对“善用故实”大有裨益。可见诗集依题材分类的编撰方法与宋人所言的“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的诗歌创作方法有着一定的内在相通之处,都是继承前代诗歌遗产的一种积极手段。宋代类编诗文集的繁盛,与宋代诗学观念之间存在着某种深层联系。
注释:
①关于《文选》文体分类的多少,有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种三说,详见穆克宏《〈昭明文选〉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3-107页。此据傅刚所论三十九种之说,见其《〈昭明文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5-192页。
②据曹道衡《试论〈文选〉对作家顺序的编排》,《文学遗产》2003年第2期。
③据徐规《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93-194页。
④《郡斋读书志校证》,宋晁公武撰,孙猛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⑤《文苑英华》卷七一四,宋李昉等编,中华书局1966年版。
⑥《古今岁时杂咏》,宋蒲积中编,徐敏霞校点,新世纪万有文库本,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这个数字是校点者以四库本和明抄本合并后去其重复统计的,见书中的《本书说明》。
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清纪昀等编,中华书局1965年版。下引此书均简称《四库提要》。
⑧另一个例外是《类编增广颍滨先生大全文集》,“诗文皆以类分”,见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一三。
⑨万曼《唐集叙录·韦苏州集》云:“大抵唐人诗集率不分体,也不分类。”(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87页)万曼先生是著名的唐集版本专家,《唐集叙录》一书考订颇精,但这个结论是片面的。
⑩引自《杜诗详注·附编》,《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237页。
(11)参看王岚《宋人文集编刻流传丛考》,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61页。
(12)引自《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45页。
(13)《红雨楼序跋》卷一,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
(14)此段论述参看徐有富《先唐别集考述》,《文学遗产》2003年第4期。
(15)《随园诗话》卷一云:“古无类书,无志书,又无字汇,故《三都》、《两京》赋,言木则若干,言鸟则若干,必待搜辑群书,广采风土,然后成文。果能才藻富艳,便倾动一时。洛阳所以纸贵者,直是家置一本,当类书、郡志读耳。”(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16)《艺文类聚》,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版。
(17)闻一多《类书与诗》,《唐诗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5页。
(18)葛晓音《创作范式的提倡和初盛唐诗的普及——从〈李峤百咏〉谈起》(《文学遗产》1995年第6期)一文从“编排”、“用典”两个方面证明李峤《杂咏》是“一部以诗体撰写的‘作诗入门’的类书”,所论极是。
(19)唐杨炯《王勃集序》,《杨盈川集》卷三,四部丛刊本。
特点:
1、纸色苍润,质地坚良,洁白厚实。笺则古香古色,柔韧而极薄,防霉防蛀。
2、墨色香淡,纸上墨色青纯,笺上墨色光泽如漆,虽水润而绝无漂迹。
3、字势生动,字画刻写古雅苍劲,宋刻字体有肥瘦两种。
4、早期宋版大多为白口,墨栏单边,其后双边渐多,分四周双边和左右双边。版心上记载字数、书名、卷第、刊工姓名,书名通常在鱼尾下。行宽字疏,行格多用乌丝栏,行字不等。
5、书中文字大多避皇帝讳,尤其是内府和官府。
1孤本:某书的某一刻本或手稿。拓本在世间只有一份流传的为孤本。
2珍本:珍贵的书本或资料。凡不常见和难得的文献以及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古旧图书,都称为珍本。
3善本:是指那些具有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或在某一方面有特殊价值的书本。一般来说,刊刻年代较早或经过精心校勘而错误较少的版本可以称为善本。
4禁书本:明令禁止流通和收藏之书。如清高宗借修《四库全书》之机,采取“寓禁于征”的政策,强命各省督抚,查抄所谓“违碍”统治之书,均令解京销毁。所以,被禁之书能流传下来的,自然值得珍惜。
5进呈本:民间向朝廷敬献之本。
6底本:指著作的稿本,亦指抄本或刊印时所依据之原本。
7巾箱本:指古时开本极小可以装在巾箱里的书本。巾箱是古人装头巾用的小箧。
8初印本:一书初印,版面清晰,人以为贵。
9通行本:民间流行甚多而刻印平常的本子。
10足本:即全本。
11节本:对原书经删节后而印行的本子。故有“洁本”之称。如洁本《水浒》四十八回本。
12选本:因原本浩繁,选其精粹而成本着。如《唐诗三百首》、《宋词选》。
13配本:因本残缺,用同种本的其他版本配成全本者。以抄写补残者曰抄配本。
14百衲本: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片拼印或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拼配起来的书本。这是个借喻性的版本称谓。衲,原意补缀。百衲,指用零星材料集成的一个完整的东西。百衲本书始出于清初的宋荦,他用两种宋本,三种元本,配置成一部《史记》八十卷,称为百衲本《史记》。傅增湘用几种宋本拼配了一部《资治通鉴》,称为百衲本《资治通鉴》。商务印书馆曾汇集不同版本的史书,拼配影印了一部《二十四史》,称为百衲本《二十四史》。
15丛书本:专指丛书中之零种,称某某丛书本。
16单行本:从丛书、全集中,或一书中能独立成篇的抽出付印的本子。
17三朝本:南宋官刻的各书书版,元时入西湖书院,明又转南京国子监,历经三朝,故称三朝本。
18邋遢本:宋刊九行本《七史》,版经三朝,累次修补印刷,所以版印模糊不清,时称邋遢本。
19赝本:书贾作伪假冒之本。采取挖改、染纸、伪造等手法,以假充真。但赝本并不等于劣本。
20秘本:私人收藏者秘藏于家室,置之高阁,不准许外人见阅的版本。
21禁毁本:前代或当世之因遭禁被毁,侥幸私存下来的版本为禁毁本。在古代,保存这种禁毁本十分危险,一旦被当局发现,必遭杀身之祸,因而其流传极其艰难,弥足珍贵。
22绣像本:书中间有插图的版本为绣像本。这类绣像本书因其生动的表现形式而备受欢迎,但因绘刻工艺复杂,价格昂贵而成品较少,因而现存的十分珍稀。
23石印本:精选坚硬宽大而表面平滑的石头经过打磨、雕刻制成石版,再用药墨将文字写在特制药纸上,将药纸上的字迹移置到石版上,然后滚刷油墨印成的书为石印本。
24手抄本:根据底本抄写而成的书本。其中有一种影抄本,是把透明纸覆在底本上面,按其原有字体、行款照样摹写的书本。
25补本:对前代前人的著作内容继续的描写,以延续原著的意思为主旨。
26保留本:因为某种私人目的而专门保留起来的书,一般是私家世代收藏保留,视为至宝。
本文2023-08-04 19:11:37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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